法律机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20:14:19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律机制；构建
一、前言
乍看“非典”时期中国电子商务的表现，不禁令世人瞩目。一夜之间，电子商务的概念深入至人民大众之中，各年龄阶段、各层次的人们几乎零距离地感受了电子商务对工作、学习、生活、娱乐等带来的便利，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实现购物、上学、娱乐、甚至在家办公已成为21世纪人类新生活。在这信息化的21世纪人类新生活里，电子商务作为连接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在为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创新发展的大好机遇。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网络的普遍，电子商务行业竞争不断，愈发激烈，虚假广告、税收“漏斗”、交易脱节、网络诈骗、权属纠纷……泛滥成灾，亟待解决。而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电子商务必将扰乱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目前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特别是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更是少之又少，旧的法律已不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新的法律未出台前容易造成混乱。因此，此形势下，构建相应的法律机制甚为重要，我们要下大力气争取制定更加完善的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框架，进一步建立切合实际而有效的电子商务信用机制、合同管理机制、法律监督机制及相关的配套机制，综合运用，逐步组建统一完整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为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电子商务发展的优势及存在的弊端
电子商务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商务活动，它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中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所有活动电子信息化处理。通过Internet进行的交易和商务活动，通过增值网络(Value-addednetwork)进行的电子交易和服务，通过连接企业或机构的计算机网络发生的交易和服务，都是电子商务活动的运行方式①。现阶段，发展电子商务，有利也有弊。
（一）电子商务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及优势
众所周知，随着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在加速经济发展步伐、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高效化、节约化和协调化、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对企业来说，电子商务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中间层，缩短了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时间滞差,加快了经济主体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使信息传递效率明显提高，市场竞争力随之显著增强。对于个体消费者来说，在电子商务模式下，人们的工作时间更具弹性，工作场合不受限制，学习和生活可以通过网上完成一系列的学习任务和购物、获取咨询信息，提高生活质数。具体来说，电子商务具有下列优势②[2]：
1.电子商务面向大量交易处理业务，极度节约商务成本，尤其节约商务沟通和非实物交易的成本；可以创造丰富的、多种形式的的附加收入。
2.电子商务能够使商家和企业既有效又经济地面向全世界的新市场，使商家和企业通过网上销售“卖”向全世界，能够使顾客和消费者足不出户“买”遍全世界。
3.电子商务能够使商家和企业为不同的顾客群提供多层的目录搜索能力，提供丰富的产品特性说明和描述，使顾客方便、快捷地查找到所需商品。
4.电子商务可以提供在线客户服务，实现在线销售，在线购物和在线支付，创建新型的购销关系。
5.通过电子商务商家和企业在网络上可以广泛传播自己公司的独特形象，在因特网上展示自己商家和企业的形象，创建品牌。
6.在电子商务活动中，采用功能强大、管理方便容易的电子商务技术，可以创建多种形式的虚拟超市、虚拟商店、虚拟交易柜台和虚拟商品货架。
7.通过电子商务，能够与业务伙伴保持密切联系。通过改善合作关系，提高商务效率，企业竞争力自然得到提高。
8.通过电子商务，可以在因特网上重新部署业务和开展服务，从而能够更好地向顾客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顾客可以随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而商家和企业可以节省大量应答的服务费用，大幅度降低服务成本。
9.通过电子商务，可以促进商家和企业内部之间的信息交流、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交流、促进商家和企业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的协同工作等，及时得到各种信息，保证商家和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及时性。
10.通过电子商务，实现网上支付，为购物付款节省时间和精力。
11.通过电子商务，可以实现网上贸易和网上销售，对有关各种电子产品、软件商品，可以实现网上交货等。
12.通过电子商务，可带动一大批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和教育事业等；有利于国家对各产业实行宏观调控。
（二）电子商务存在的弊端和阻碍
传统的商业模式虽不及电子商务所具的优势，但并不代表电子商务的存在是完美无瑕的，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弊端，发展过程中也遇到种种阻碍。例如，国内网络银行业曾经昙花一现，后却步入长时间的低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客户、特别是优质客户并不充分具备网络业务知识，而且相当多的客户对于电子商务的安全性存在担忧[2]，毕竟电子商务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在交易安全上难于认定，政策与法律环境不够理想。当前从法律、经济的角度上来分析，电子商务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弊端和阻碍：
1.电子商务安全信用系统存在缺陷。由于电子数据具有无形化的特征，电子商务的运作，涉及多方面的安全问题，如资金安全、信息安全、货物安全、商业秘密等,这就要求电子商务比传统的有纸贸易更安全、更可靠。而目前，网上安全技术及其认证机制均不完善，如电子商务合同的应用和有效性认证、交付商品的质量保证、网上支付的安全认证体系还不够完善，特别是缺少一定的法律约束，以至于普通消费者对电子商务持观望态度。
2.超越现实太多，在没有效益产出的广告上投钱太多。传统的商城是空间存在的，其初期巨额建设投入可能只是资金的转移，并随商城的地理位置和经营状况而增值，因此，传统商场的市场推广即广告投入在其运营成本中实际是很低的。而电子商务网站的广告费用可确实是现金损失，如果花了几千万元但没有效果的话，这些资金可就真的打了水漂了。这对于广告费用的投入者来说，其利益无疑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为商家获取暴利，从而容易引致显失公平。
3.网络运行质量差，技术还有待改进。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内容、技术标准、安全和保密等各方面建设均与电子商务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信息的普及和应用，在运行质量上自然得不到保证。
4.观念问题。许多企业面对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仍持观望态度，只想做信息的使用者，而非提供者，对电子商务的概念、范围和实现方式等不甚明确；消费者却受制于传统消费观念的约束，对网上销售的商品没有更深的认识，甚至不予接受。
5.法律规范不健全。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屡次发生，甚至演变为网络犯罪
6.电子商务活动中涉及最多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在网络传输的电子商务中，已涉及版权产品的无形销售，产生了版权保护的新问题；特别是已经产生了，在网上的商标及其商业标识保护、商誉保护、商品化形象保护等与传统保护根本不同的新问题[3]。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数字化、作品的网络传播都没有作出相应的法律规定，使得在网络环境下对作品的主体和客体的认定发生了变化，容易引发纠纷，即使发生纠纷，也没有有效的法律规范加入调整和解决，因此，总体上说，法律对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够。
7.专业立法不完善。对产品的性质、服务的定性缺少专门的立法予以规范，以至于认定模糊，容易引起争端。
8.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致使税务管理部门来不及研究相应的征管对策，更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电子商务行为，出现了税收管理真空和缺位，导致应征的税款白白流失。从理论上分析，从互联网上流失电子商务的税收主要有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电子商务影响征税有如下特点：消费者可以匿名；制造商很容易隐匿其居住地；电子消费行为很容易隐蔽；税务当局无法判定电子商务情况[4]。因此由于电子商务可以规避税收义务，大大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因此，一些企业纷纷通过上网规避税收，牟取暴利，在逃避大量税收的同时，不但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损失。
综上所述，电子商务对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确实起着不可否认的作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日常运行带来了机遇和创收。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而亟待解决。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及法律手段已逐步为我们所采用，由于电子商务所演变出来的法律问题甚为繁杂、明显，特别是网络侵权愈发严重，使得法律手段的普及运用迫在眉睫。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构建完善而系统的法律机制势在必行。
三、电子商务立法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的主要内容，网络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当前，构建完善的电子商务法律机制，务必抓好立法工作，这既是前提，也是关键。所以，发展电子商务，除了需要解决技术层面上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规范与商务活动有关的法律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至少有40多个国家与地区已经制定、颁布了实质意义上电子商务法。而电子商务在我国尚处于发展初期，不具备制定一部完整全面的《电子商务法》的成熟条件，前段时间新出台的《电子签名法》，虽然在规范电子商务的交易认证中，起了一定的调整、规范、保障作用，但尚不能完全满足其他各方面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毫无作为。我们可以首先开展立法的各项准备工作，循序渐进、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单项后综合，先行动起来，在实践中摸索，在发展中完善，针对不同的法律问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备具制定法律法规要求的，可以先制定“条例”“细则”“补充意见”等具实质性意义或建议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逐步强化电子商务立法[5]。
为更好地开展电子商务立法工作，首先，在立法过程中须遵循以下四个立法原则：
1.务实原则。务实即务必实事求是、切合实际。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因涉及部门和领域繁多，诸如经贸、工商管理、税务、银行、信息技术、文化产业、医疗卫生等，无一不与电子商务紧密关连，倘若不能对涉及的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很好的协调和处理，必须呈现出诸多的法律问题和纠纷。因此，建议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探讨，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法制建设，并做到务实立法、执法、以防患于未然。
2.保护原则。法律的作用首先在于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不受侵犯，同理，电子商务立法也应注意合理保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体包括：（1）现实利益的保护；（2）潜在利益的保护；（3）强调保护合法权益的同时，应重视对法律责任的追究。
3.安全原则。电子商务以其高效、快捷的特性，在各种商事交易形式中脱颖而出，必须以安全为其前提，它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安全措施，同时，也离不开法律上的安全规范。我们最为熟悉的网上支付，虽在网络交易中普遍应用，但真正使用这一服务的消费者还是极少数的，这可以归于电子认证、签名的安全保障问题[6]。我们主张从法律上明确对数据电讯效力予以承认，以消除电子商务运行方式的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以至到根据电子商务活动中现代电子技术方案应用的成熟经验，而建立起反映其特点的操作性规范，其中都贯穿了安全原则和理念。
4.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原则。在商务交易中，向来主张交易自由。那么，在电子商务法的立法中，在注重法律规范强制性作用的同时，也要以自治原则为指导，为当事人全面表达与实现自己的意愿，预留充分的空间，并提供确实的保障。譬如以《示范法》第四条为例，就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的条款。其内在含义是：除了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外，其余条款均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制定③。其实，《示范法》中的强行规范不仅数量上很少，仅四条之多，而且其目的也仅在于消除传统法律为电子商务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为当事人在电子商务领域里充分行使其意思自治而创造条件。换言之，《示范法》的任意性条款，从正面确定权利，以鼓励其意思自治，而强制性条款，则从反面摧毁传统法律羁绊，使法律适应电子商务活动的特征，更好的保障其自治意思的实现。
其次，进行电子商务立法，除了要遵循以上原则外，还须对立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一一提出和加以解决，探究整个立法过程，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防止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际脱轨，流于形式；
(2)防止过于条条框框、条文不清，法律调整不具可行性；
(3)防止权衡不均，过分保护一方利益而忽视另一方的利益；
(4)注重法律保障作用，建立相应的监管保障体系；
(5)防止实施过程中准备工作和配合措施不足。
那么，该如何来更有效地完善该领域的立法方法程序和立法内容呢？对此，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尽快组织力量，结合电子商务的客观需要，抓重点，对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因目前与电子商务相关的有《刑法》、《合同法》、《著作权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缺少对电子合同形式和效力的有效认定，缺少对网络违法行为的有效规范和网络广告的正确规范，故可以适当增加对电子商务合同的解释条款、对网络犯罪处罚的条款，增加对网络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条款；在数字签名、身份认证及网络竞争内容加适当以补充、完善。
2.由于电子商务发展中往往出现如数字签名、电子支付、税收管理、安全认证、网络与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亟需解决的有关问题，在没有相应法律法规予以规范时，可考虑制定新法或部门规章等。
3.电子商务立法要立足中国国情，并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要注意和国际接轨。
4.摆脱传统观念，注意新事物的发展趋势，适时作出变通。
2000年9月公布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经营性网站备案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正是通过专门立法来规范信息网络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网络上的不正当行为。实践证明，先着手于从立法上构建电子商务法律机制，能切实有效地实现以法治“网”。
四、电子商务主要法律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一）电子商务信用机制的法律构建
基于传统的消费观念，人们对电子商务始终抱有一线观望。首先，对网上营销的产品缺少直接的接触和了解，无法亲身体验商品的性能、效应，顾客往往在买与不买之间难于取舍，以至于在此心理状态下达成的交易很可能因顾客在实际取得产品后不满而取消交易；其次，经营者为了获取利润，处心积虑，不排除通过夸大、虚假的广告宣传自己的商品，造成消费者的误解而订购，从而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再次，交易过程中双方的沟通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话、或传真方式进行，没有传统营销的直接面对面，由于信息本身存在的虚拟性，在此基础上达成的关于商品的交流信息并不可靠，可以基于一方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使整个交易脱节；第四，电子商务中物流配送一般通过第三方来完成，买卖双方对第三方的责任往往难于确定，而无从追究责任。第五，因时间上，造成商品的价格差异，经营者因不愿亏损，而不履行交易；最后，在众多的商事交易活动中，人们在享受网上购物方便的同时，交易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屡见不鲜，而对相应的不诚实交易行为的惩戒力度又相对不够，直至演变为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事件也不时发生。
剖析以上现象，最终权衡的因素在于电子商务中的信用弊病，也就是交易安全系数偏低，当然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技术问题；搁置技术上存在的不利因素，苟且从法律上、市场经济调控上对市场主体的权益保护及交易的促成来看，建立以市场主体为基础和核心的信誉机制绝非偶然。从这个角度上，电子商务企业作为市场主题和信誉载体，构建信用机制是势在必行的了。
目前我们的电子商务信用机制还不完善，处于一个刚刚起步的阶段，法律上对此的立法少之又少，且规范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矛盾，各种制约法规过于分散，缺少一部完整的法规或条例加以规范；在技术上，技术保障体系尚未真正构建起来，交易的安全和自由未得到更为有效的保证，再加上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决定了信用机制的构建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秉承“前瞻、谨慎、奏效”的信念和方向，本着“安全认证、诚实信用、实际履行”的原则，从下列几个方面来构建：
1.加强信用法制建设
当前人们对网络交易之所以抱有观望和担扰态度，是因为信用本身没有足够的基础和后盾予以保障，只有通过法律途径，进一步加强信用法制建设，信用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人们的担忧才得以消除。所以关于《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市场法，都要执行好，同时强化个案信用保护。例如，消费者在通过一商务网站订购所需商品，首先对商品的质量是否合格，难免过于担扰，因此，若能在交易过程中以《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由商家加以承诺或声明，那么消费者的权益将得到更好的保障，在此基础上达成的交易机率自然提高。
2.建设信用保证系统
据了解，在BtoB的电子商务环境中，交易双方从信息、交易确认到生产交付、货物验收都可能在异地进行，没有第三方的信用保证，几乎不可想象能完成交易。它需要银行、商检和商务认证中心的联合工作，才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信用体系[7]。必须有第三方的参与才能建立起相应的信用体系，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为交易双方提供信用保证，监督交易的执行。银行和商检是已经存在的职能机构，而商务认证中心是因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无论是建立国家的职能机构，还是产生公证机构来扮演这个角色，都需要从理论上多加探讨。当然，建立电子商务的信用体系也离不开应用一切可能的先进技术，因此技术上的保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3.建立完善的电子认证体系
电子认证（ElectronicAuthentication）被认为是具有技术性的监管方式。加强和完善电子认证，有助于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我国在电子认证方面的立法上应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监管等方面，强化安全认证上的管理。同时注意与国家密码管理法律法规的协调。这似乎倾向于追求实现经济民主，以经济法手段来管理和调整商法问题，有违私法自治的原则；但实际上，立法上作这样的规定和目标追求完全是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乃是遵从商法保障交易安全的基本原则。此外，强化电子签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就电子签名行为的规范、法律效力的确立作了明确规定，其中第三章关于电子签名进行了有效的认证，对电子商务行业来说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里程碑④。
（二）电子商务合同管理机制的法律构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合同是指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合作领域。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签订合同也普遍成为了电子商务交易中最常用的交易形式，横向方面有经营者之间协定合作协议、联合协议、商务开发合同等，纵向方面有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购销合同、买卖合同等，然而由于电子商务本身存在的空间虚拟性决定了合同的管理显得非常艰难，从合同的生成到履行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和争议，使得合同的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进一步从法律上来构建电子商务的合同管理机制。针对目前电子商务合同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苟且，将《合同法》中认定的合同生效条件套现到电子商务中，每一个条件足以引发思考和探索，现就此深入研究并提出几点意见：
1.从合同的订立上强化机制建设
合同的订立分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在电子商务中，合同成立同样要经过这两个环节，在对要约和承诺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认定上，是否与通常意义上的合同有着相同的认定标准呢？在通过网络所进行的交易中商家登载于互联网上的广告到底应视为要约还是要约邀请？这还是一个个十分重要又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而法律对此却没有明确的政策框架加以认定和区分，以至于萌发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使纠纷难于解决。我们主张，为了避免商家或消费者因对术语的认识不同而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和争议，可以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进一步制定实施办法或司法解释，统一衡量标准，使法律界定的概念潜移默化中为人们所接受，形成较高的法律意识，从而在电子商务合同的订立过程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履行。
2.从合同形式的有效性认定上强化机制建设
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由于网络中使用的数据电文与传统的书面文件差异很大，数据电文能否被视为书面文件，以数据电文的形式订立的合同是否可被视为书面合同，这不仅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同时也是对传统观念的重大挑战。如果能切实通过法律条文对电子合同的形式加以规定，明确合同形式的种类和有效性。我认为在合同的形式问题上，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商家、企业均可以结合自身经营范围和商品的性质、消费群体的需求，实行合同模版管理。譬如，网上书店与订户的交易可以统一采用一种格式合同，当然在格式条款的定义还须依据《合同法》进行解释和认定。
3.从合同的效力的准定性强化机制建设
（1）生效时间的确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承诺生效时电子商务合同成立。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信息形式签订电子商务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信息的，该数据信息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信息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同理，采用数据信息形式签订电子商务合同，承诺到达的时间与此相同。
（2）签名认证：在传统合同中，手签名或加盖公章的行为有二种功能：一是表明合同各方的身份；二是表明受合法约束的意愿。但在电子商务中，传统的签名方式很难应用于这种电子交易方式。因此，人们开始采用电子签名机制来相互证明身份。那么电子签名认证如何来确定其有效性，可根据新出台的《电子签名法》加以认定。
（3）必要时可以要求对合同等文件附加公证条件，通过公证程序，交易更具保障。
4.有效解决合同纠纷，完善合同管理机制
对因电子商务合同引起非涉及刑事方面纠纷我们提倡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或诉诸法院，也可仲裁解决。但是在纠纷中，关于举证必须处理好，证据不好保存，也不便提取，所以也涉及到证据的审查效力。
（三）电子商务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构建
电子商务涉及到数字化的管理，随着电子化水平的提高，诸多交易的无纸化必然给各项监管工作带来阻碍。如：企业不愿意自揭其短，内部缺少应有的协调和自我监管；网上银行的出现，在电子商务领域介入的时间短，使得对金融信用记录进行有效的监管显得相当重要；另外，电子商务活动中税收体系现正面临着挑战和冲击，是当前缺少必要监管的必然局势。为了充分缓和各方面的矛盾，对电子商务可实行“政府发起、统一管理、部门协调、自我监督、逐步社会化”的法律监督机制。
1．应对监督主体进行界定。具体包括政府对整个电子商务过程的规划和指导，商家企业的内部监管和互相制约，个体的自我监督及对相对人的监督，最终，实行全社会的普遍监督。
2．对税收的监督。电子商务发展至今，税收“漏斗”问题日益严重，避税、漏税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所得税、增值税方面的征收管理工作由于电子化交易存在着空间的虚拟性而难于有效开展，导致税收制度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目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电子商务的征税制度各不相同。美国对电子商务实行全面免税制度：禁止联邦和州政府对Internet访问征新税，对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暂缓征税，对任何形式的电子商务不再增加新税。欧盟则采用“清晰与中性的税收”制度，对在Internet上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征收增值税，不征额外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对电子商务的涉税问题没有明确的政策。我国应对电子商务的税制建设持积极主动态度。国家税务局提出的电子商务税制“六原则”应是大体适应近中期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要求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利益的税制框架[8]。现在需要加紧做的，是按照这一框架要求制定出具体独立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和实施细则。
3．从法律上对技术加以监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模式的不断更新，建立完善的电子技术监督法律机制势在必行，技术监督部门在行使监管职能的过程中，应定期对新技术开展试点运行，确保可行性。另外，通过制定有关技术方面的法律规范，使更有效地对电子技术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按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五、各种机制的综合运用
了解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客观认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对策，而提出各种相应的法律机制，并不意味着他们独立发挥作用，而应强调综合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合同机制、信用机制、监督机制都应以法律的调整为核心，从法律的角度加以有效配合，才能有的放矢，目的都是为了从总体上全方位规范电子商务的发展，统一管理，分级、分类进行个案处理，应对问题的挑战提出对策，综合协调。另一方面，各种机制之间又是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一定的合同机制的构建、应以信用机制、监督机制加以保障，合同的管理才能得以更有效、更自觉地进行。
同时我们不排除其他行业在介入电子商务领域中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调整、权衡利弊，所以，在构建和完善以上主要机制的基础上，也有必要创造出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其他相关配套机制。首次，加快建设适应在传统产业和产品交易中进行电子商务活动的物流体系要充分考虑电子商务发展对传统经济运行方式和商品交易、流通模式带来的革命性改变趋势，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新的物流体系；其次，发展国际经贸合作，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在配备科学立法的基础上，使我国的电子的商务与国际接轨，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
总而言之，电子商务发展的明朗前景有赖于构建一套统一的、完整的、配套的法律机制，并逐步完善起来。
注释：
①佚名：《电子商务教程》[EB/OL]，建筑网络世界网，/maindoc/new/commerce/pxyd/
dzswpx/index1.htm，第一章第1页.
②佚名：《电子商务的优势》[EB/OL]，中国营销在线—营销文坛，/happy/jianwang
010.htm，2004年9月4日访问.
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Z]，199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85次全体大会以51/162号决议通过，第四条.
④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Z]，北京：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2004-8-28，第三章.
参考文献：
[1]佚名：，《电子商务的优势》[EB/OL]，中国营销在线—营销文坛.
[2]张鹏、邓攀：《“流程再造”的挑战》[EB/OL]，千龙财经，/26/2004/05/28/
1100@2078909.htm，
[3]佚名：《分析电子商务下的知识产权保护》[J]，互联网周刊，199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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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季金奎：《电子商务立法的若干问题》[EB/OL]，中国国家企业网，/yljc/view.asp?
newsid=200447104717974&classid=110.
[6]刘大洪：《论高科技时代民商法的创新》[J]，佛山：《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3Vol.21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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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育林李永江：《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对策建议》[EB/OL]，中国制造业信息化门户网，www.e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与时俱进，建立严打经常性工作机制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是永葆党的生气与活力的要害所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能够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在回答时代课题、推动历史前进、吸纳人类文明成果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又随着实践的推进不断丰富和发展先进的理论。同志提出四个创新，不仅仅是对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而且是对我们全面的改革工作，非凡具体到法制建设方面，是对法制建设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我们要与时俱进，勇于进行创新，开创工作新局面，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不断理解创新的内涵，体现创新的要求，提高创新的勇气，投身创新的实践。
作为政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打斗争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科学回答新的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实践的发展。
1983年党中心决定开展为期三年的严打斗争，使刑事犯罪快速上升的形势得到了控制。但在严打结束后，犯罪发生率出现反弹，在1996年、2001年我们又分别开展了两次严打，各种形式的专项整治、专项斗争一个接一个，在我们的法律越来越完备的情况下，社会犯罪率却一直居高不下，并较以前增加了许多新的犯罪类型。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由人治向法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行之有效的治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的脉搏而作相应改变。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只有置于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我们才能准确熟悉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确立的标志就是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与价值规范体系的建立，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由于既有结构秩序的打破必然会出现某种无序，必须实现社会结构的重构，所以，现代化的过程就应是克服社会无序现象，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的过程，在回应挑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文明结构的转型。现在存在的犯罪率上升的现象，既是新旧两种生活秩序转换中的必然，又是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克服现存的社会无序现象，固然是一系统工程，需社会诸领域的协同作用，然而，加强制度的有效则是其关鍵，旧的生活秩序被打破，新的生活秩序有待建设与完善，新生活秩序稳固确立的基本标志，是新的交往关系、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当代中国社会无序现象的普遍存在是缘于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克服社会无序现象的基本路径是加强社会制度有效供给，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十五大第一次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提到了建设政治文明的战略高度。法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小康社会应该是崇尚法治的社会。
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普遍性原则，法律是一种包含着普遍性的答应、命令或禁止非特定的人们如何行为的规则或标准。法律在它所涉及的那些领域内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适用于一般的、抽象的人，而非特定的、具体的人，尽管法律的毎一条通例规则不可能精确而且完全毫无遗漏地制定出来，因为用一般性陈述表达的这些规则不能完全概括人们的千差万别的行为和社会事态，但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可以有效地防止公民、尤其是政府和司法的随意性、擅断性，使法治过程具有连贯性、一致的公正性质。法律的普遍适用性还包含着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和反复适用的准则。此外，通过公开的一般准则，人们可以猜测自己未来行为的方向、界限及其法律后果，以合法地选择和安排这种行为，政府也可以把握其行为目的与方式，并把自身的行为纳入法律铺设的道路，以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假如缺乏应有的普遍性，那么无论是个别的法律规则还是整个的法律体系，都难以实现各种价值目标，自然也无从产生法治效应。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的统一和尊严”。所谓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正确处理案件，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即<<刑法>>第五条规定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中国古代有刑罚“以时而定”、“世轻世重”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治乱邦，用重典”、“治安邦，用轻典”，但我们注重到，所谓的乱邦、安邦都是特指一定的历史时期，或在王朝更替之时、或在社会动荡之时，而且所针对的是所有的犯罪，而不是在某个时段打击某些或某类犯罪。假如治安情况不好时，片面强调“治乱邦，用重典”，轻罪重刑，就会增加犯罪分子的抗拒情绪，妨碍他真正从思想上认罪服法，悔过自新。释放后，由于其思想未得到真正改造，难免不再重新犯罪。假如在治安情况良好时，片面强调“治安邦，用轻典”，重罪轻判，无异于鼓励犯罪，也会使人民群众对我国法制发生怀疑，挫伤他们揭发犯罪、预防犯罪的积极性。大量个案的负面影响的长期积聚，势必形成危及社会长治久安的隐患。
我们的严打斗争应改变运动式、阶段性的方式，避免此轻彼重、时轻时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形象的情况发生，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方针指引下，按照法治原则，改变重打轻防、重刑轻治、重结果轻成因、重重刑轻适度等传统观念，树立合理的价值取向，把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获取最大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坚持依法严打，把运动式的严打模式引导到合法、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来，使严打严之有理，严之有据，严之有方，严之有效，严之适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建立起严打经常性的工作机制，使严打斗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保证法律的严厉性、延续性、稳定性、长期性。
二、开拓创新，建立以控为主的严打新工作机制
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政法机关为发展服务，首要的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发展经济一定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包括打击和保护两个方面，打击与保护似乎是一对矛盾，实则不然，打击犯罪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打击犯罪是政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但刑罚只是社会治安防范机制中的最后屏障，具有被动性，即使是一起查办非常成功的案件，办案既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罪犯的改造也耗费国家资源，还不一定能达到刑罚非凡预防的目的，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反过严过频的刑罚还有可能使少数犯罪者产生敌对情绪走上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到了需要政法机关予以严厉打击的时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受到了损失，而假如案件再不能侦破，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就不是金钱所能计算的。假如我们能通过充分调动和发挥我国司法机关和党政治理部门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以最小的耗费或代价控制犯罪，将获得最佳的法制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以毎名罪犯改造费用5000元毎年计算，假如能通过社会预防每年减少10万人犯罪，可节约5亿元人民币，解决一百万中小学生教育经费。
九八年洪水中官兵奋勇堵决口的悲壮一幕仍历历在目，鲧、大禹父子治水宜疏不宜堵的教训言犹在耳，所幸我们终于熟悉到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采取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我们的严打方针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83年严打是群众性的拉网式的人海战术，在1991年1月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出台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同志在党的十五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治理，落实责任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确定了打防的互补关系和主次关系，在实行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中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策略原则。犯罪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不能期望彻底消灭犯罪，只能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因而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以防为主，政法机关就应以控为主，假如把严打比做是治水的话，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是堵决口，各部门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那么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就是查漏，严厉打击是治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治本，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是控制和预防。我们应建立起以人民调解制止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转化，基层公安机关把握情报、快速出击、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的快速反应能力的控制机制为主，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的严打新的工作机制。但现在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回归社会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工作的开展。
目前基层公安机关经常参与的非警务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帮政府部门征收税费、催粮要款、计划生育、农田基建、道路拓宽等；二是在城镇，主要是配合政府部门房屋拆迁、市容整顿以及配合工商、烟草、医药等部门执法，还有受命插手经济纠纷、采取强制手段替单位或私人催款追债等。110的设立初衷主要是提高公安公安机关打击现行违法犯罪活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为群众提供快捷、有效的“急、难、险”综合服务，但现在误打和滋扰的电话占到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在全国110报警服务台接到的电话中，属求质的非警务报警大约占六七成，而在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每年近200万件的报警电话中，只有10%属于警情报警。过多的话务量已使有些地方的110报警电话经常发生排队等候的现象。面对我国加入WTO后，各行业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公安机关还面临着警力不足并且短期内无法改变以及非警务活动过多占用大量警力的双重压力，长期困扰警方的消极因素仍然依旧，体制不顺，警令不畅，经费不足，素质不高、治理不善，形象不佳，而与此同时，智能犯罪、黑客犯罪、高科技犯罪等却让警方疲于应付。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应减少非警务活动，依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按现代法治原则对公安工作的职责和权力重新界定，提高警察的职业化水平，增强基层警力，强化情报信息搜集，从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难点入手，排查犯罪线索，获取深层次情报信息，提高警察的第一反应能力，力求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备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赋予了人民调解极高的法律地位，但是人民调解虽然具有网络分布广泛、调解员来自基层一线，了解把握情况等优势，但是不可否认，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存在一些问题，如基层调解组织不够健全、覆盖面不广，一些调解组织人员素质不高，没有完善的调解工作负责制，许多矛盾被基层上交组织等。更重要的是，人民调解虽说是依法调解，但原来的基层人民调解员来自于各行各业，大多是一些老头老太太，法律水平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只能说是只有一般的法律常识，谈不上有很高的法律素养，更不用说向法官看齐，只是由于人民调解员大多数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群众基于对调解员的熟悉和信任，更多的是以情调解，在工作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现在政府面向下岗职工招聘了一批社区服务人员，相应的调解人员结构也有所优化，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较亲密的邻里关系已被逐渐瓦解，而原来的人民调解员在居民中长期建立起来的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关系被招聘的人员与社区的没有关系所取代。在现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调解协议，要求调解员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水平，否则可能出现虽然合情合理但不合法的调解协议，而不被法院认可，同时也损害司法行政和人民调解的形象与声誉。这就要求人民调解员具备很高的法律素养，虽然通过集中培训、学习能够使人民调解员的法律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通过短期的、非系统的学习，使未受过专门法律练习的人民调解员能把握专业的法律知识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为适应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工作，有必要对现行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一定的改革，鉴于司法行政职能较弱、人员较多、素质较高的情况，可在参考仲裁委员会的组成、结构工作方式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改革，以一定区域为基础设立中心调解委员会或中心调解庭，调委会主任(首席调解员)由具备一定法律水平的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担任，改革人民调解员的组成结构，仿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的组成，聘请退休的政法部门工作人员担任调解员，设立调解员名册，由当事人自己挑选调解员组成调解庭。取得法院的支持，对社区居民发生的民事矛盾纠纷，先由人民调解员组织调解，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实行人民调解员协办公证，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经过公证依法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权力，债务人拒不自动履行协议的，只要债权人提出申请，直接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完善的现代法律援助法律体系。因此，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健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法律制度十分重要，文章正是以此为切入点，来探讨建立与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相关对策的。
一、法律援助制度产生与发展历史
法律援助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要建立与完善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简略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历史，以古鉴今，对于建立和完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极为必要。
中国真正意义的法律援助制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自建国至1997年，我国法律援助虽然没有作为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建立，但有关法律援助的一些基本内容在有关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1994年1月3日，当时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肖扬同志在一份律师工作的材料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1995年2月28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获批准成立，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法律援助机构。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框架。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框架。1997年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正式实施，确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法律地位，标志着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建立。国务院在颁布并于20__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这些举措表明我国现代法律援助制度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二、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剖析
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在维护贫弱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我国诉讼制度的顺利实施、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法律援助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1、法律援助立法滞后，法律保障缺乏。现阶段我国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依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1998年10月5日签署参加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二是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公诉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它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其三是《律师法》第六章第41条的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其四是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法律援助的全国性立法,但它作为政府规章具有一定局限性,难以协调各部门的关系。这种立法现状很难真正满足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要建立与完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立法任重道远。
2、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物质保障不到位。根据司法部的有关文件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和行业奉献。有资料表明，国家给法律援助的经费拨款平均一个人不到6分钱。法律援助经费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由于受到经费问题的困扰,很多地方甚至不敢向群众宣传法律援助制度,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仅限于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案件和经济特别困难的当事人寻求法律帮助的案件,对其他许多依法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的事项无法提供帮助。部分法律援助机构为了维持运转,违规从事有偿服务,严重违背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宗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法律援助经费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制约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瓶颈问题。
3、法律援助人力资源短缺、素质参差不齐。随着人民群众法制观念的增强，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不断扩大。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越来越多，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的事项也逐渐呈现出应接不暇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约有74万件，而实际能够得到法律援助的案件只有19万件，仅占四分之一。中国现有律师约13万人，其中从事专职法律援助的律师约4500人，但仅依靠人数很少的专职律师是难以胜任庞大的受援需求的。社会律师虽然人数较多，但即使按照每个律师一年承办一至三件法律援助计算，最多也只能满足50%的受援需求，其他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还包括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这些人员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人力资源的短缺也是制约法律援助制度完善的重要因素。
三、进一 步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若干思考
任何国家法律援助制度从建立到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起步晚、时间短，要达到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要建设和谐社会，真正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还任重道远。具体来说主要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立法，为法律援助提供法律依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依据现实国情制定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援助法》，构建以宪法为依据，以法律援助法为主体，以其他法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非常必要。为了适应法律援助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我国还应适时参加、缔结与法律援助有关的国际条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援助立法滞后的现状。
2、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为法律援助提供物质保障。法律援助的经费来源是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命之泉,没有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制度很难真正落到实处，构建经费充足、稳定的保障机制是发展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质基础。法律援助资金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落实：首先要明确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法律援助资金理应主要由政府财政负担,必须将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各级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其次是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法,拓宽资金的来源,建立法律援助基金会。其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财政,部分来源于社会集资或捐赠,还可以从律师管理费中提成一部分。再次民间捐赠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之一,《法律援助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只有加强了物资保障，才能使法律援助制度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基本原则。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4篇
（一）乱征、滥征农村土地，农民生存权益受到威胁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是农民生存发展权的基本保障。一些地方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圈占农村土地兴办工业园区、扩大城市建设，不仅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土地利益，更威胁着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益。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农民在国家征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既无权决定自己的土地是否被征用、征收，也无权对被征用、征收土地的补偿价格和标准进行干预。并且，农民的土地一旦被征用、征收，就与该土地完全脱离了关系，不但无法分享国家将被征用的土地出让后所取得的增值收益，也难以获得地方政府的额外关怀，生存发展权益受到极大侵害。
（二）农村社会分层严重，农民内部贫富差距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思想的鼓舞下，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的农村社会至少可划分为8个阶层：（1）全部或大部分收入依靠承包集体耕地，从事基础农业的农业劳动者阶层；（2）在乡村集体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中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民工阶层；（3）受雇于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的农民雇工阶层；（4）拥有生产资料，从事某项专业劳动和自主经营小规模的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等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5）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由营利性经济组织组成的私营企业主阶层；（6）长期生活在乡村，具有一定专门技能，从事乡村智力型职业的知识型劳动者阶层；（7）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8）农村基层干部组成的乡村社会管理者阶层。这种急剧的社会分层，不仅使得因财富差异而导致的话语权问题日益凸显，而且正在成为农村不稳定因素的重要诱因。尽快解决农村社会的阶层分裂，既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制度初衷，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
（三）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差距越来越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曾说过：“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的方面。”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仅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悬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城镇保障标准也相差甚远。身份差别导致的权利不平等，既引起了城乡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更严重影响到农民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未来发展。农民经济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差距日趋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将严重影响农村地区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乡村政权机构职能不清，村民自治权益遭受损害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权力主要通过指导、协商、合作等行政措施来实现。但乡镇党委、人大、政府“三位一体”的治理结构和“七所八站”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却使得乡村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官民共治”的混合性质，不仅“乡政”中包含有“村政”的内容，而且“村政”中也渗透着“乡政”的要素，乡镇政权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冲突、矛盾，严重损害了村民的自治权益。如何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既保持和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又避免“以党代政”的管理弊端，已成为我国村政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欠缺
在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下，我国的乡村公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总体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更深刻影响着农民分享现代文明的权利的实现。以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建设为例，虽然农民的就医环境有了一定的改观，但医疗设备和医技人才配备严重滞后于农村地区的发展需求这一现状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大部分乡镇卫生院的人员编制、医疗设备、医疗技术、住院床位、业务用房等依旧难以满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需要。同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窄、标准低等问题也昭示着农村社会保障的欠缺。至于质量监督、卫生防疫、消防、环保、公安联防、民事纠纷调解等公共服务在农村地区更属“稀缺资源”。农村依旧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六）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农民维护权益的成本太高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但受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维权成本过高、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等因素的制约，农民权益并未得到充分保障。譬如，《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第7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对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法批准征收、使用土地，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透过上述法律规定，农民权益似乎得到了全面而切实的保护，可这些原则性的法律条文根本就未给予农民任何明确的救济渠道，这就使得农民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根本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救济，更遑论对政府不当行为的监督。
二、农民权益保障不力的原因分析
“现代化实际上是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农村地区的社会问题实质是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三农”政策不落实、农民法治意识淡薄、组织化程度过低等原因所致。因此，关注农民的整体利益，通过构建“依法保障、受害保护、受损补偿”三位一体的农民权益保障法律机制来推动建立农民权益立体综合保障机制已刻不容缓。
（一）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导致农民根本利益无保障
土地产权作为土地使用权、地上权、地役权、抵押权、典权和租赁权等诸多权利的总和，是征地补偿等土地经济关系的基础。我国目前的土地产权所存在的所有权主体不明、所有权主体虚置、合理利用权界定不清等诸多弊端，严重妨害了农民的自主经营和征地补偿，损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
（二）现行的“三农”政策与农民阶层分化层次不相适应
在农民阶层迅速分化的形势下，现行的“三农”政策正面临不适应农村发展步伐的困窘。一方面，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民整体素质偏低和劳动力减少，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增加了农村的贫困人口，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广大进城务工的农民则因为就业信息不足、职业培训太少而无法在城市充分就业，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严重影响了城乡互补互惠。整合城乡社会资源，促进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切实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已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当然选择。
（三）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乡村政权的职责要求不相适应
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后，广大农民缺乏有组织的社会联系，从而失却了与其他利益群体平等对话的地位，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除村干部经常利用村级管理的制度漏洞、中饱私囊，任意挥霍集体资财外，个别农民也利用干群矛盾，组织煽动农民群众上访告状，严重破坏了农村正常的治理秩序，损害着农民的根本权益。建立一套与乡村政权的职责要求相适应的、能够真正代表农民说话的基层组织已经迫在眉睫。
（四）乡村经济落后，无法为农村公共服务提供强力支撑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我国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职能严重缺位，文化教育等乡村文明建设事业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为农民的精神生活提供强力支撑。
（五）农民的权益保障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还有待加强
虽然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依然不能适应和谐乡村建设的要求，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小农意识、封建习俗和淡薄的法律意识等严重阻碍着农民素质的全面提升，农村社会的矛盾有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对各类涉农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透、不明白而引起的。加大法制宣传和法律教育力度，增强农民的权益保障意识和依法维权意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构建完善的农民权益保障的法律机制
在法治社会，一切问题最终都要上升为法律问题，对农民权益的保障也不例外。要真正保护好农民的权益，必须走“依法治农”的道路。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文本来对农民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确认和保障，关于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仅零星地散见于各种与农业发展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权益保障的实际效果。立足城乡统筹的时代背景，合理界定农民权益的类型，围绕土地流转与产权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核心内容，积极开展农民权益保障法律机制建设，有助于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地位，让农民平等共享发展成果。
（一）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
土地作为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社会保障载体。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必须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具有物权性质。要把农民对土地的“长久”占有权与“有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统一起来，为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实现创造条件，把土地使用权集中流转和农民收益权保障动态挂钩，高度重视法律机制对“三农”政策落实的保障作用，以切实的理念创新引导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突破，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切实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利。
（二）理顺乡村政权职能分工，推进村民自治建设
村民自治是村民自发性的民主要求与国家有意识的推动和介入相结合的产物，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必须尽快理顺乡村政权职能分工，推进村民自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护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与监督权，为农民的利益表达提供途径，减少和防止不必要的冲突和上访事件。要把村民议事制度落到实处，坚持重大事项由全体村民决定。要坚决杜绝乡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损害农民权益的行为，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坚强核心。
（三）加强法律教育，增强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
2002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专门新增第九章“农民权益保护”，为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提供了法律依据，开创了农民权益保护专门立法的先例。农村基层组织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机制在农民权益保障中的重要作用，要采取多种形式把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到位，把一切关系到维护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普及到位，努力增强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农民在利益受到损害时能正确地维权。
（四）建立农民合作组织，完善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为自身权利的需求呼吁呐喊。”2006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出台，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促进了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今后，要进一步促进非经济合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发展，并将主动维护农民权益纳入到这些农民参与、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职责中，从制度和法律上清晰界定农民组织的性质、参与主体、职能、权利、责任等，切实维护好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必须通过派任律师制、司法救助机制、设立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仲裁机构等机制创新，建立起完善的农民权益诉讼保障体系，保证农民的程序参与，从而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提供司法救济。
（五）改革农村公共服务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的公共服务水平直接关系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程度，关系着农村幸福指数的高低。必须进一步通过法律机制来推动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加快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实现应保尽保，维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防止管理漏洞，提高管理效率，还应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监督管理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的政权、财权和事权相分离，消除各职能部门管理混乱的局面，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工程
农村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是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有序发展的基础，新农村建设必须把“落实惠农、强农政策，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通过完善的法律机制来推进乡村综合治理工程，保障农民各项权益的实现。要着力做强劳务经济，全面实施劳动合同法，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就业管理、社会保障、户籍管理等制度；扩大工伤和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建立维权联动机制，形成有效的维权救助网络；乡村基层政权组织要强化组织领导，构建联动机制，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指导推进民生工程，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效整合涉农项目资金等各类资源，真正维护农民的根本权益，确保新农村建设的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5篇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理论在矿产资源领域的具体运用，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本文所讲的生态补偿主要是对环境自身的补偿，根据生态修复治理成本确定的补偿标准相对明确，可操作性强，也是修复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广义的生态补偿是对环境的理论价值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涉及的范围太广泛，责任主体所跨区域较广，总的来说可操作性较小，也并非一时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探究的是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的狭义层面。
二、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的立法不足
以矿产资源的经济补偿代替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在我国的立法当中规定的矿产资源的补偿，大都是经济性的补偿。例如《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9条分别规定，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都是由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利人根据其申请得到的矿区范围的面积按照一定的标准逐年缴纳的。由此可见，补偿只是限于使用费，而使用费的用途是用来弥补国家矿产资源的损失和消耗，并未对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环给予补偿，甚至只是象征性的补偿。生态补偿责任主体范围狭窄。《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保护法》规定对于开采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生态破坏的应按照刑法有关罪名的规定定罪处罚。一般都是对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通常也就是采矿者。这种补偿的范围通常较窄，补偿主体的能力也有限。由于补偿主体的单一性，对矿产资源城市的开采和生产往往会产生消极影响。并且法律通常以罚款或者吊销许可证等处罚方式。罚款的金额较小，对开发者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因为开发者获利远高于罚款金额。
三、构建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
立法明确补偿主体和对象。从立法上明确矿产资源的生态补偿主体不仅仅限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者,还应该包括政府和社会。补偿的对象应该是对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破坏给予治理和恢复的环境建设者和利益受损者。一方面，如果仅仅让采矿者承担补偿责任，那么其投入的补偿成本会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打击采矿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矿山区的城市的生态环境成本太大，影响后续的发展，这不是采矿者所能补偿的。而受益者作为一个群体和矿产资源的最终受益方是有必要向矿业城市给予补偿的。“开采的生态完好性”认证制度。生态产品认证计划。欧盟生态标签制度，生态产品认证或生态标记计划，即消费者可以通过选择，为经由独立的第三方根据标准认证的生态友好型产品提供补偿的计划。它实际上是对生态环境服务的间接支付方式。欧盟生态标签制度就是这类生态补偿。从这一认证计划中，我们可以借鉴它的核心内核。例如，我们可以实行“开采的生态完好性”认证制度，设立专门的监查检测部门，在开发者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过程中，监查开采者开采矿产是否保护了生态环境，是否在开采后为生态的修复做出了积极的补偿。检测矿产资源开发者是否在加工的过程中实行清洁生产和有效利用。然后根据监查检测的结果，开据证明，若没有证明则要求其矿产资源产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那么消费者从经济性角度出发，则会考虑拥有此项证明单据的企业或开发商。这样就能通过市场手段要求开发者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过程中担起自己的生态保护责任和提高自己的责任意识。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采矿活动前，对该活动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且提出相应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措施和对策。适用《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条的相关规定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化的规定。最后根据受偿主体需要，结合不同种类补偿方式的特点，审慎确定补偿方式。
四、结语
矿产资源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特点。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我国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开采率低、资源浪费严重,以至于造成了矿产资源的破坏和矿区环境的污染的不良后果。所以，需要国家社会和我们个人的重视。我们要加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循环利用能力，节约矿产资源，为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基础。要建立起健全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从而有助于我国矿产业有序、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提要:据调查显示，我国监狱在押犯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在押犯的假释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量罪犯滞留在监狱内部，然而监狱现有的机构人员设置及经费却无太大改观，监狱的负担在加重。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假释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管，我国假释监管体系存在机构设置失当和衔接机制缺失等弊端，必须在尊重刑事执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监狱大多建于山区或城市的远郊，交通不便且相对封闭，因此监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正常运作需要诸多资源的支撑，当前监狱的运营经费大多源于自身创收，在押犯人数的激增加重了监狱负担，老弱病残罪犯医疗费用及普通罪犯基本饮食费用的超支加剧了监狱财政紧张的现状，使得监狱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改造相关场所和设施，其改造罪犯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对罪犯进行思想改造，使其重返社会，是监禁刑的最终目标，然这一目标非监狱以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监狱仅在其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监狱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承担改造罪犯、使其重返社会的全部责任。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监狱在押人数从1979年的62万人增至2002年的154万余人，[1]20年间增长了25倍之多。从假释情况来看，在押犯的假释比例非常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在押犯假释的比例，1984年至1991年为0.55％至1.62%;1992年至1997年为2.27％至2.9%。
2001年“严打”前后，假释率又有所下降，2000年假释率仅为1.63%。[2]笔者在四川省某监狱调研时发现，该监狱2004年在押犯为1573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3人，假释率为0.19%;2005年在押犯为1541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2人，假释率仅为0.12%;2006年在押犯为1567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6人，假释率仅0.38%，该监狱为四川省重刑犯监狱，其在押犯的刑期大多在10年以上，如此低的假释率使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极大的加重了监狱的负担。
实践中假释适用率如此之低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对假释制度缺乏深刻认识。假释制度的鲜明特点是倡导教育刑而反对报应刑，其目的是通过社会化的行刑手段来教育犯罪人，鼓励罪犯主动进行改造，及早回归社会。假释制度的优点是在没有触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对刑罚执行方法的变更，本质上属于刑事执行的一种灵活性措施，这种措施既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又有利于国家降低执行成本，在法律层面也没有对刑事判决的既判力造成冲击。但是，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对假释的这种片面认识，导致只求对假释有所体现，并不追求努力运用和发挥这一制度优越的行刑效果。
从立法层面上看，刑法针对假释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量化，特别是“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是要求执法者对罪犯假释后的行为做出预断，且预断的基础是罪犯狱内的日常表现行为，该行为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此超前的判断方式存在诸多风险，使监狱部门和人民法院在适用假释时十分谨慎。
在操作层面上，罪犯假释后，通常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由公安机关交给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进行监督考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性空前增大，治安形势严峻，警力普遍不足，公安机关无暇顾及对假释犯的监督管理。同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若干年来呈弱化趋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普遍建立和发挥作用，加以就业安置的困难较多等因素，导致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十分不力，假释罪犯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加之相关部门将假释人员的再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改造绩效的重要指标，使得监狱部门不敢轻易适用假释。上述事实清晰的传递一个信息，即假释罪犯出狱后的表现优劣是衡量能否扩大适用假释的重要砝码，假释罪犯出狱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化改造，如若监管体系不健全，就会导致撤销假释，重新收监的恶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讲，假释裁定生效确定之后，繁重的考察监督工作才开始。台湾刑法学家林纪东先生认为，要把假释制度运用好，有赖于事前精密的审查和事后适当的管束。[3]因此，完善假释制度，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不仅仅在监狱内，更重要是在社会中，构建行之有效的假释监管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假释监管体系的运行
根据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假释考察机关是公安机关。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遵守下列规定：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县、市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这些规定既是假释犯在考察期间内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公安机关对其监督考察的法律依据。原则上，罪犯在假释后需接受公安机关的有效监督和社会的良性改造，但目前针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却事与愿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机构设置失当，监管缺位
从近年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假释的监管机构定位为公安机关有失当之嫌，这也是我国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弊端。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在治安繁重的地区，警力不足成为普遍的现象，其已无足够的精力对假释人员进行监管，况且对假释罪犯的监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公安机关对此相对陌生，在技术层面也难以胜任。我国地域辽阔，公安机关是按行政区域分级设置，一个派出所管辖地域很大，人口相对较多，加之警力的不足，不可能安排具体人员对假释犯进行监管，有些假释罪犯甚至在出狱后便下落不明，假释演变为“真释”，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有些罪犯所在的地区交通不便，公安机关不可能随时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假释罪犯无人监管的现象己属司空见惯。
（二）衔接机制缺失，帮教不力
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罪犯假释后，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由公安机关交给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进行监督考察，也就是说，有关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具有协助义务。在假释罪犯出狱接受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衔接环节：首先是法院与假释罪犯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的衔接；其次是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单位、社区矫正组织或农村基层组织的衔接。其中任何环节衔接松懈都可能造成假释罪犯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笔者在对开展社区矫正试点街道调研时发现，有些假释罪犯从被宣告假释之日起到社区正式接收之时，其间己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还有些假释罪犯完全和社区矫正管理部门失去了联系，这反映了交接制度上的不健全，法院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工作衔接上不到位，在平时的管理上出现空档，衔接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对假释罪犯的监督和改造。
衔接机制缺失的另一表现是有关假释罪犯接受的配套措施不健全。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假释罪犯主要着力于规范其行为，防止其重新犯罪，对于假释罪犯再社会化的问题考虑较少，且缺乏具体的应对措施。实践中有些精神病、老弱病残假释罪犯无人接收，原因各异。有些老弱病残假释罪犯因没有家属，出狱后生活无着落；有些老弱病残犯人虽有家属，但家属或因不愿承担医疗费用或因犯人所犯罪行恶劣而不愿接收；还有些家属将自己家人的身体疾病归责于监狱部门，更有甚者通过上访等途径请求国家赔偿，此类型假释罪犯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社会影响较差，严重损害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给假释罪犯的监管带来很多困难。司法实务界的相关人员指出，社会保障的机制的不健全是出现上述情形的根源之一，应对措施的出台有赖于民政、司法、公安、劳动保障各部门的通力配合。
由于假释罪犯长期与社会脱离，心理上与社会产生了疏远感，加之缺乏必要的社会帮助和心理干预而难以适应社会，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帮教组织协助假释罪犯进行就业安置。而罪犯所在单位（或原单位）、社区、街道的基层组织等，尚未普遍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机构。少数地方虽然建立了社区矫正组织之类的机构，但对于开展对假释罪犯的安置帮教工作却不甚重视，假释罪犯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加之自身仍在服刑期内，犯罪标签化比较明显，这些都给帮教工作带来困难。
三、假释监管不力的深层原因
假释监管体系运行不畅，监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
（一）多元刑事执行主体弱化了监管职能的行使
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理应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事执行法，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刑法以修正案的方式去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刑事诉讼法为了全面修订而显得炙手可热，唯独刑事执行方面既没有出现统一的法典，也没有形成热议的局面。刑事执行包括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我国于1994年制订了《监狱法》，该法对监禁刑的执行进行了初步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刑事执行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分散而粗略，且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律出多门导致我国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刑事执行主体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监禁刑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非监禁刑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徒刑缓刑以及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等，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人民法院执行。同为刑事执行，却由具有不同职责和特质的国家机关去履行，这在本质上是混淆了矛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必然会造成职能的弱化和效率的低下。
监禁刑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而同为监禁刑执行变更的假释却由公安机关执行，姑且不论公安机关是否有足够的警力去履行这项职责，单从职责分工的角度分析，就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如上文所交代的，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暴露了公安机关在假释罪犯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试想如若履行一项国家职能的主体都存在适格的问题，更何谈其他诸方面（罪犯原所在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的配合与协助。刑事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割裂了同类事物的内部联系，使得假释工作环节增加，衔接出现了较大的疏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假释罪犯监管职能的行使。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变更措施，虽然与监禁刑的执行在场所与方式上略有不同，但联系相当紧密，从对象上看，监禁刑和假释的对象都是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其心理特征具有相似性，且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局具有丰富的监管与改造罪犯的经验，某些监狱的技术性劳作能培养罪犯的再就业技能，这些对于假释罪犯的监管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
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是导致假释罪犯监管不力的另一深层原因。犯罪标签理论，又名标签论，是西方犯罪学的一种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越轨并不是个人行为的固有性质，是他人运用法律规则惩罚“犯规者”的结果，而所谓越轨者只是一个被贴上犯罪标签的人，越轨行为只不过是被人如此标定的行为。[4]对标签理论做出第一次系统论述的HowardS.Becker对此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社会群体通过制定法规用在那些与该法规发生摩擦或相背离的具体人身上，并称他们为“局外人”[5]，也就是说“罪犯”或“越轨者”所以具有的这种“身份”，并不是由其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决定的。由此可见，犯罪标签是社会大众将对于一种行为的评价外化于某些群体之上而形成的，这种评价本身就包含着隔离和排斥的情绪。
对于假释人员来说，“假释罪犯”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标签，假释罪犯仍在服刑期内，加之社会大众并不了解罪犯被假释的前提，所以犯罪标签的效应就愈加明显。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犯罪标签所具有的约束与预防的正面效应，但其负面效应却给假释罪犯的监管带来很大的困难。首先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人们习惯于将假释罪犯曾经的犯罪行为归结于其恶劣的品行和道德，虽然他们己受到了惩罚，但是人们却不容易接纳他们，社会对假释罪犯的歧视心理仍大量存在，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假释罪犯的安置帮教工作，安置帮教群体不稳定且文化水平不高，薪水偏低，大多数假释罪犯又无一技之长，诸多因素使得假释罪犯很难重新就业，没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来源，致使一些假释犯重新犯罪。其次从假释罪犯自身的角度分析，当假释罪犯被贴上含有负面印象的标签后，假释罪犯会逐渐产生对标签的认同，会产生标签所包含的负面印象的自我图像。被标签者成了被他人描述的那样，或者说标签强化了假释罪犯的负面自我印象。社会中，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及其所采取行动的态度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他人，通过“镜中我”，即从他人眼中看到自我，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就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及自己的行动。假释罪犯通常是在其原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接受监督改造，熟人社会的这种排斥和抵触情绪使得假释罪犯产生自暴自弃之感，不仅给监管工作带来压力更有甚者会导致假释罪犯重新犯罪。
四、假释监管体系的重构
笔者基于对我国假释监管现状的考察，遵循刑事执行的规律，尝试着对我国假释监管体系进行重构，下文主要从两部分对其进行重构，即假释监管机构、人员以及具体的监管措施。
（一）假释监管机构和人员
关于假释监管机构的设置，我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执行比较合理。理由是现行刑法的规定和1997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始大力推行的社区警务改革思路相一致，即派出所社区民警的工作重点由打击和处理向防范和管理上转移，派出所不再承担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打击、处理的考核指标，这样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做好本职的防范和管理工作，包括对缓刑犯、假释犯、管制犯等非监禁刑的考察监督。[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应当彻底改变现行的刑事执行主体配置，如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的执行。[7]
笔者对上述两种观点不敢苟同。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犯罪呈高发态势，社区建设还很不完善，社区矫正组织的发展存在资金短缺和运作不畅等诸多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上海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社区中的社工队伍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一名社工要帮教100个人，且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没有形成稳定的队伍，由此可见，社区及其矫正组织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应有的功效，而新设的假释监督机构需要长时期的磨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监管和改造之功效，如若在此阶段让公安机关完全退出假释的监管体系，将会使监管的强制力大大减弱，这样很可能出现部分假释罪犯抗拒监管、拒绝改造的情况。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对假释监管机构改革应遵循“专门机构领导，社会力量配合，公安机关辅助”的原则进行。具体建议如下：
1、设立假释监管的三级管理机构
即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中设假释管理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的监狱局中设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市、县司法局中设司法执行处（科）及司法执行员。假释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指导、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假释监管工作的实施，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其组成人员应为司法行政机关有关领导和监狱管理部门的有关领导。在假释罪犯原来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具体的监督组织，制定相关监督考察制度，明确责任，把假释罪犯的监督改造工作落到实处。
司法部的假释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假释监管领导和协调工作；各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从总体上负责该区域内假释监管工作，制订本区域内的总体监管计划，对基层假释监管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市、县司法局的司法执行处（科）及司法执行员是假释监管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其职责是接受假释罪犯的报告和汇报，对假释罪犯进行说服和教育工作，协助其解决工作、生活和其它方面遇到的困难等，遇有重大情况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向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汇报。在各市、县司法局内设司法执行员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据司法部统计，截止2005年，我国司法所工作人员发展到99800人，比2004年增加3850人，平均每所2.4人，司法所队伍的学历构成也有明显改善，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6万人，占队伍总数的66.3%。[8]从如此丰富的司法资源中，选聘一批业务素质高且具有丰富基层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司法执行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地利和人和优势，完全能够做好假释监管工作。
2、完善社区矫正组织，建立一支多方参与的社区矫正队伍
我国的社区矫正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对假释罪犯再社会化的改造功能尚未真正发挥出来，在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配置上，没有广泛利用社会力量，没有把志愿人员、刑释等人员纳入进来，对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力量还没有挖掘。
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分类与分层管理，采取形式多样的矫正手段。由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经历、犯罪经历、家庭状况、性格特征、所犯罪行各不相同，因而，每个被矫正对象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一样，要因人制宜地进行分类指导教育、矫治，针对不同的犯罪人群、犯罪类型、犯罪的危害程度采用不同的社区矫正方法。对被矫正对象分别进行个别辅导，以解决被矫正的精神、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问题，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但在实践中要处理好社区矫正组织和假释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在社区矫正组织的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假释犯罪的改造援助工作应由假释委员会负责。而在社区矫正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对假释犯的改造援助工作应主要由社区矫正组织和相关社会团体负责，假释管理委员会指导协助。如向社区矫正组织提供假释犯的相关资料和信息等，假释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则放在对假释犯的监管上面。由此，社区矫正组织和假释管理委员会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假释犯再社会化的工作。
3、建立和公安派出所的横向联系
各市、县的司法执行员和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员建立良性沟通机制，如可以将本辖区假释罪犯的日常活动在同级公安机关备案，遇有假释罪犯抗拒监管和拒绝改造的情形，公安机关适时介入，对其加以强制性约束和指导，这样可以对假释罪犯形成一种软性约束，使其安心接受监管和改造。
（二）假释监管的具体措施
1、细化对假释罪犯的监督条件
将假释监管条件分为一般条件和特别条件。一般条件是对所有的假释犯都一体适用的条件，特别条件也是选择性条件，由假释委员会根据罪犯的个别情况选择适用。综合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我国假释罪犯监督措施的设定应在立法中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假释监督的一般性条件应当包括：不得从事犯罪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汇报；迁居或暂时离开居住地应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批准；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和相关人员的监管：从事正当、合法职业；不得吸食和使用，不得：按规定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有能力的，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假释监督的特别条件可以包括：不得出入某些特定场所如娱乐场所、竞技场所等；不得过量饮用酒精饮料；不得服用和其它易使人形成瘾癖的物品，如海洛因、大麻等；尽量避免与有犯罪记录的人交往，与共同犯罪中其它成员接触应得到假释监管机关的批准。
2、增设对假释罪犯帮教方面的规定
对假释罪犯的帮教，在他们重返社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假释出狱者重新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狱初期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但又得不到合适的帮助，于是铤而走险，重新犯罪。关于对假释罪犯帮教的内容，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帮助无家可归者寻找栖身之所，或在一定时期内向其提供居住场所；(2)协助假释罪犯寻找一份正当合法的工作：(3)向假释罪犯提供职业、技能方面的训练；(4)为假释罪犯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5)向暂时没有工作而又无其它生活来源的假释罪犯提供一定的生活救济；(6)协助假释罪犯解决在重新适应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其它一些问题。
假释监管体系是假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的构建及良性运作是假释制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员纳入社会化的监管体系，不仅减轻了监狱部门的负担，也迎合了全球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我国假释监管体系还存在非常大的缺陷，其完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罪犯在相对人性化的环境中接受改造，使其尽快的回归社会，是刑罚执行应坚持的方向。
注释:
[1]参见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社区矫正工作课题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1期。
[2]参见郭建安：《社区矫正制度：改革与完善》，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3]参见林纪东著：《监狱学》，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89页。
[4]参见谢勇著：《犯罪学研究导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5]HowardS.Becker，outsiders:“studiesinthesociologyofDeviance”，NewYork:TheFreepress.1963.p9.
[6]参见黄河：《关于缓刑制度的两个问题》，载《山东省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
[7]参见袁登明、黎长志：《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载《法学家》1998年第6期。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7篇
【英文摘要】Asthenewmodelofeconomicdevelopmentforfutureofmankind,〝Lowcarboneconomy〞needslegislationtoproviderelevantprotectionmechanism.Thispaperarguesthatthelawshouldprovidelegalprotectiontotheindustrialchainlinkssuchastheadjustmentofenergystructure,cleanproductionmechanism,"lowcarbon"oftheindustrializationandmarketization.Thepaperalsopointesoutthattheadjustmentofmacro-environmentalpolicy,environmentallawandrelatedlaws,thechangetothemanagementmodelof"lowcarbon"economyshouldberealizedsoastodevelopea"low-carboneconomy"protectionmechanism.
【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结构；清洁生产；产业化；环境法制
【英文关键词】〝Lowcarboneconomy；EnergyStructure；CleanProductionIndustrialization；EnvironmentalLegalSystem
【正文】
作为全球性的话题之一，气候、能源备受全人类关注。且看2009年10月19日在马尔代夫举行的“海底会议”和12月4日在尼泊尔举行的“雪山内阁会议”，道出了人类共同关注气候问题的心声。此后不久，12月7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与会人员为主题呼喊奔跑，民众瞬间组成各种名义的环保卫士，踊跃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来。在会议中，马尔代夫的呼声很高，这个海平面只有1.5米的国家，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变暖已经让它处于危机状态。会议召开期间，相关媒体重提“低碳经济”，让这个由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所达成的共识重新在会议上体现。但是，受制于诸多因素，会议最终未能形成对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
经济发展不能片面追求量的提高，而应于质上改善，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因而，对“质”的追求不会因一次会议的失败而破灭。当环保、低碳主题在2010年相对冷却之际，低碳产品亮相第15届中国住博会的消息又让人重拾这一话题：低碳经济是否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倘若是，我辈又如何为低碳经济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把握
“低碳经济”至今实则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性，按照通说，主要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获得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进产业结构和制度的创新以改实现绿色GDP，最终改变人类发展的模式。在特征上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低碳经济是当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该发展模式主张“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指标，与3R理念[1]相一致。随着全球变暖问题引发的各种环境与生态问题，能源的无污染性成为经济发展应予考虑的因素。“低碳”模式的受认可度因此得到提升，与之结合的低碳经济必然成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选择。
2．“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的支撑，“低碳观念”是“低碳经济”的行动指针。其中，低碳技术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2]。而低碳观念则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理念当前已经突破横向关系之间的平衡，而在纵向上提出要求，即要求实现代际平衡。
3．低碳经济注重经济的整个过程，从生产到消费的基本环节上都注重CO2等的低排放，实现产业的整体优化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历史溯源及法价值审视
如果探寻“低碳经济”的源，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2007年美国参议院提出的《低碳经济法案》，将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纳入国家未来重要的战略选择。同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2009年前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举行谈判，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岛路线图”。其中明确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减排25%至40%，为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2008年“世界环境日”（6月5日）的主题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在2008年7月举行的G8峰会上，八国表示将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其他签约方一道共同达成到2050年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的长期目标[3]。
综观这一简短的历史，低碳经济在最近三年受到关注的程度有明显提高，这表明该理念在当前日趋成熟并得到多方认可。然而，从2003年到2009年底七年左右的时间里，“低碳”前进的步伐是缓慢的。
原因有多方面，其一，该理念带给现实的改革成本之高昂，致使人们对该方案的可行性存有不少疑问。其二，各国尤其是大国在“软法”[4]性质的国际条约中的承诺并未明显带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其三，各国并未制定关于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虽然美国在这方面牵了头，但是其执行效果不容乐观。
那么到了2009年，两次特殊的会议即马尔代夫举行的“海底会议”和尼泊尔举行的“雪山内阁会议”，将这一问题再次拿到全球谈判的桌面上来。这不禁带给全球新的危机感：如果片面地指责低碳模式成本高昂而一意孤行的话，电影《2012》、《当地球停止转动》带给我们的视觉恐慌则可能演绎为事实。
在法律价值上，人身权高于财产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终极意义上追求以人为本，具有较强的人权意识和社会意义。因而，力促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应成为我辈孜孜追求的目标。从法律保障机制的角度考虑，宜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切入，即在微观上注重低碳经济于产业链上的运行，在宏观上有政策等外部性因素对低碳经济的积极引导。
三、于产业链的主要环节构筑低碳经济的法律保障机制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其核心的转变在产业链。因而，从微观上对低碳经济做一产业链的审视，构筑主要环节上的法律保障措施很有必要。
（一）能源法规对能源结构作出调整
“低碳”本身是对能源利用结构的质问。煤炭、石油等能够产生二氧化碳的传统能源带给我们的是温室效应，典型地表现在全球变暖，南极冰雪融化和海平面上升。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能源结构方面作出大的改观。
当前我国的能源法主要是经过1996年颁行的《能源法》、《电力法》和《煤炭法》，2007年修正过的《节约能源法》，2005年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这几部法律。这些法律的出台在能源使用尤其是后两部法在改善能源结构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调整，应当说其意义重大。但是，随着人们能源观念新的变化，低碳经济是否能够纳入这些法律规制的视野中呢？至今仍然是个问题。
细看这些法律的具体规定，它们并没有把“能源结构的调整”作为立法的主导思想，因而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低碳能源应当成为法律必然涉足的内容。在立法修改上，2009年8月25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5]。笔者认为，在该法修订中应该认真思考并准确定位低碳能源这一关系人类发展的模式，把低碳能源的结构调整作为法律应有的主导思想。与此同时，在具体规定上不再是简单的“软性”规定，有必要突出“经济刺激措施”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能够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念，并发挥其正向效应。另一方面，该法也需完善“法律责任”项的规定。未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在立法定位上主要强调政府机关部门的责任，但是几年后社会面貌发生改观，尤其是将该法放入市场背景下重新考察，将责任主体扩展至参与到可再生能源（包括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的主体，并融入“公众参与”的理念，实现可再生能源的有效运作。
再则，备受海内外关注的能源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小宪法”即新《能源法》[6]，经过向社会征求意见稿，已于2009年2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议。作为能源方面的基础性法律，是否可以在法律规定上倾斜低碳能源，从而为整个能源法规体系奠定一个新的基调。
（二）清洁生产法规形成的调整机制
改观能源结构是低碳在产业链上的第一环节，清洁生产机制则关注“能源”在进入生产领域后如何清洁生产的问题。作为我国环境法学第一位博士的王明远老师对此很有见解，他认为清洁生产机制改变传统的末端处理，关注从源头和过程上对污染等处理进行分流和有效地疏导[7]。笔者认为，该机制带给我们生产模式是新一轮的革命。当能源上的调整并未把其他碳能源排除出能源结构时，传统的煤炭、石油等产碳能源的继续使用必然需要在生产结构上作出调整。因而清洁生产机制成了第二环节上的必然选择。
至今，我国已经于2002年出台了一部《清洁生产促进法》，该法的出台对我们规范生产机制有重要作用。结合王老师的观点，在清洁生产机制上我们需要注重四种调控制度：（1）经济调节，改变传统的“命令——控制”措施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强调运用费、税、许可证等限制性经济手段和财政扶持、采购优先等利导性经济手段来实现生产机制的转变。（2）环境信息公开，一则是灰名单、黑名单制，将构成环境损害和不符合清洁生产最低指标的企业公布，将之放入大众视野；另一方面，将环境法规、许可证审批规定公诸于众，充分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3）行政指导和自愿参与，在此处主要是国家环保局及其各级机关在环境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行政指导，在自愿情形下订立行政合同，让企业参与到这一机制中来。（4）行政强制，该手段作为最后的保障措施，为强制性削减污染物排放起着强有力的作用[8]。
作为对“低碳”的回应，笔者认为这四项措施足以改进我国的生产结构。当然，在具体的清洁生产法律中，尤其是地方性法规应当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清洁生产具体应对的法律措施，形成特色的地方清洁生产法制。
（三）低碳经济的市场化、产业化运作
当人类面临温室效应时，很多人的呼声是要限制碳能源，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悲观的。有一句话耳熟能详的话说得好：“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那么至今仍为诸多人所依赖的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否就是尚未被人开发的资源呢？至今，全球已有50多家金融机构投资13亿美元进行低碳技术开发，以期在低碳经济上占领技术制高点，这些低碳技术广泛涉及石油、化工、电力、交通、建筑、冶金等多个领域，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高附加值转化、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传统技术的节能改造、CO2捕集和封存等[9]。这一新近的发展状况带给我们另类的思考：低碳的市场化乃至产业化运作。
在金涌等人共着的文章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篇幅来讲述利用科技创新达到“碳”的再利用。主要有“4.4开发CO2的捕集技术以进行利用和埋藏”和“4.5通过发展CO2利用技术推进低碳经济”[10]，因而该技术经过理论的论证是可行的。那么法律又将如何作出有效引导和必要的调整呢？
张璐博士的论文为笔者打开了思路。“环境产业”这个听起来仍崭新的字眼带给我们无尽思考的空间。作者认为，环境产业是一新兴的朝阳产业，包括污染治理产业和资源建设产业[11]。那么对于本文所提及的低碳经济而言，低碳既可以从治理模式上进行也可从资源建设方面拓展。当前我国并未制定类似《环境产业法》的法规，倘若从立法的层面上考虑，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考证当前技术能力成熟度的基础上，依循张博士文章中所指出的“利益增进”的模式，利用行政强制机制、经济刺激机制和行政指导机制构成的“混合调整机制”[12]对低碳产业的发展做出有效地引导。
（四）低碳与循环模式的对接
如果说低碳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循环经济在“能源”上的另类思考。因而，发展低碳经济最终要想循环性经济目标靠拢。
“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这个名词在大多数人看来并不陌生，它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13]。
依循循环经济的理念，低碳经济的发展应注重三个方面关系的处理：产品的低碳生产，产品的低碳消费乃至产品的可回收性。
在产品的低碳生产上，应当予以把握的是清洁生产的扩面，这是在清洁生产机制上考虑的问题，前面已经述及，不再赘述。
在产品的低碳消费上，人们生活居住的建筑节能和采暖技术应予推广，汽车等交通方式的改观（如最近提倡的扩建交通线路、改乘公交等现象），生活食物消费中肉类食物的适度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推进消费的低碳控制。
在产品的可回收性上，则强调的是一种“反生产”理念[14]。不仅要将CO2回收利用，而且要将能释放CO2的产品也回收改造。
四、以外部性机制的构建促成低碳经济的发展
低碳经济要顺利展开，并非只健全自身的机制便可，外部性的积极引导是其顺利进行的动力。如何为低碳经济寻求完善的政策导向机制和“硬法”的有效规制则是关键。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政策法规乃至理念上的转型，力求推进经济刺激手段
传统的行政模式强调利用管制的方法来管理市场主体并强行地推行其经济政策。但是这个市场本身的理念决定了它必然与政府的做法相冲突，造成政府在行政上的成本大而效果差。
当前，经济利导性的做法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它主要是让政府置于市场之中，一方面强调与市场参与者的合作，达成行政合同，共同推进经济政策的实行。其中，必然有政策上的诱导，如财政支持、鼓励，税收优惠等正向规定，当然也不排除排污收费、环境税、许可证等限制性的举措。因而，在低碳经济推行的过程中。政府能否营造一个低碳市场，是至关重要的。
（二）环境法制体系的健全，并在“治”上下功夫
环境法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本人认为环境法制是“经营之法”。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经济刺激手段之时，政府的“经济理性人”决策观念也应被我们所接受，那么它的决策必然是为了市场的良性运行抑或说是经营“市场”。按照这样的思路，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制需要做什么？
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实现环境法制理念的革新。以“经营之法”的理念来完善当前法规的不足。另一方面，对于低碳经济新概念的提出，要及时作出法规的应对，同时修改相关的法规，在必要时制定专门的“低碳”法规。
（三）配套法规的完善
除了环境法制的转变，相关部门的法规也有必要及时作出修改。主要体现于民商事、经济法的修改。
在民商事法上，主要考虑如何将碳交易纳入民事物权、民事合同等相关制度的调整范围，使碳排量产权化，从而引导企业等民事主体对碳排放作出自我约束，便于政府治理和监管。
在经济法领域，主要思考如何对低碳经济作出有效地经济刺激，采取技术性规定如《循环经济刺激法》等法律对之形成正向的引导。此外，在碳交易方面，为确保碳交易的安全，有必要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
【注释】
[1]即：reduce（减量化）、reuse（再利用）和recycle（可循环）
[2]王达水：《低碳经济的基本特点》，/u/6716/archives/2009/89579.html，2009年12月18日访问。
[3]参见百度百科：低碳经济，/view/1494637.htm?fr=ala0，2009年12月18日访问。
[4]“软法”是指一些仅列出条款却未指出如何实施的法律法规。例如：虽有禁止性条款，却没有违反该条款后的责任规定；有授权性条款，却没有行使权利所需要的程序性规定。也指一些不具有法律规范应有的假定、处理、法律后果3个基本要素的法律条文。于是这种法律被形象性地称作“软法”，在实践中屡屡被随意违反。
[5]唐志强编辑：《修改可再生能源法意义重大——分组审议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草案发言摘登（一）》，中国人大网，2009年12月19日访问。
[6]国家能源办网站：/society/2007-12/04/content_7196929.htm，征求意见稿：/society/2007-12/04/content_7196929.htm，2009年12月19日访问。
[7]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处观点为本人理解，特此说明。
[8]参见王明远：《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七章“部分国家的清洁生产法制要览”，第166-214页。
[9]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9期。
[10]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9期。
[11]张璐：《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张璐：《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3]百度百科：循环经济，/view/61554.htm?fr=ala0_1_1，2009年12月19日访问。
[14]此概念由日本企业家常盘文克提出，转引自林丕：《把环保产业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论环保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前线》1999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王明远著：《清洁生产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璐著：《环境产业的法律调整——市场化渐进与环境资源法转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朱伯玉著：《循环经济法制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贾引狮，宋志国著：《环境资源法学的法经济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5]金涌，王垚，胡山鹰，朱兵：《低碳经济：理念·实践·创新》，《中国工程科学》2008年第10卷第9期。
[6]林丕：《把环保产业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论环保产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前线》1999年第2期。
[7]丁丁、周冏：《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实现途径和政策建议》，《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08年第3期。
[8]辛章平，张银太：《低碳经济与低碳城市》，《城市发展研究》15卷2008年4期。
[9]孙佑海，丁敏：《依法促进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环境》2008年第2期。
[10]赵娜等编译：《英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一个低碳经济体》，《现代电力》2005年第4期。
[11]龙惟定，白玮，范蕊：《低碳经济与建筑节能发展》，《建设科技》2008年第24期。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8篇
本文作者：袁翠清杨兴香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
非婚同居现象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为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也带来了婚姻家庭制度特别是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一方面，世界各国已经建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的婚姻制度。文明、健康、民主的婚姻家庭制度成为发展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对婚姻的个性化理解、个人主义的膨胀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都对现存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未婚先孕、非婚同居、离婚率大幅上涨、人工生育子女的地位、空巢家庭……凡此种种，都是人类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建立以后，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婚姻家庭领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传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自由化、个性化影响下产生的种种新的婚姻家庭观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婚同居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及社会的不断发展，非婚同居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于青年人及老年人中，成为游离于法定婚姻之外的一种两性结合方式。非婚同居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同居生活，它包括了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行之后，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如果没有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则不再承认其婚姻的效力，因此，将1994年2月1日以后出现的无配偶男女同居，称为非婚同居，不再使用“事实婚姻”一词。非婚同居关系的构成要件有三:(1)欠缺结婚法定形式要件。(2)同居关系的男女或者以夫妻名义，或者不以夫妻名义。(3)男女双方公开同居生活。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正面临着挑战，非婚同居作为一种新的婚姻及家庭形式正朝着蔓延的趋势发展，而我国现行法律在调整此种新现象时的欠缺，带来了许多社会及法律问题。第一，非婚同居现象大量增加的趋势，使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做法，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上的调整。而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解释非婚同居关系，也未界定其内涵与外延。第二，非婚同居者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我国法律没有相关制度调节非婚生子女同其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样极大地危害了非婚生子女的人身及财产利益。第三，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的效力不完全相同，婚姻关系的效力不仅包括夫妻间的各种财产关系，而且还包括夫妻间的各种人身关系，而非婚同居配偶间的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双方几乎不享有人身方面的权益，但我国法律未规定非婚配偶双方的个人利益和财产利益及相互关系的问题，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纠纷。第四，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不同，其间接效力指非婚同居作为一个稳定的生活共同体，基于一定事由的发生而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三人剥夺非婚同居配偶的生命时，另一方如何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等问题，给实践司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在非婚同居日益被人们自愿选择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纠纷发生在同居当事人之间，如不及时加以解决，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消极因素，因此，我国法律有必要借鉴两大法系国家关于非婚同居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
设立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之法理学探讨
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是家庭的个人，从属于家庭的地位，而现代社会经济及制度的发展将个人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个人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和选择。因此家庭不再拥有独立的资源和发展机会，并丧失了曾经拥有的自治、自给、自足及协调能力。家庭传统功能及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个人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于此同时，国家取代了家庭的地位，即通过对一切资源、生存及发展机会和信息的控制，通过分配上述资源、机会及信息来控制每一个人，进而控制每一个家庭。当代中国法律应是一种个体与秩序平衡价值观的体现，与此相适应，法律以个体的身份及国家的秩序职责为内容，法律作为统治和治理手段，在维护个体身份利益的同时，时时不忘对社会秩序利益的追求。非婚同居虽然是个体追求性利益的私事，但基于当代中国个体与国家的特定关系，这种“私事”必须服从国家对秩序利益的维护。我国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除进行自身立法活动外，自然会受到西方法律制度及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引进、移植或借鉴一些西方法律制度。例如，大部分西方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公民依自身意志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利益，不受国家及他人的干涉（有些学者将其称为私生活权）。在这种立法理念背景下，家庭生活是私生活，与别人及国家无关。导致家庭法成为完全性的私法，国家不可对这种私法给予任何的干涉，否则就是违法。因此在西方国家，当事人利用上述“私生活权”规避社会道德及法律的现象普遍存在。由此可见，法律想要将一种社会行为进行合理的规范，就必须首先有明确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须根据特定经济基础的特征及发展水平来确定，否则此法律在现实中行不通。我国法律欲将非婚同居进行合理规范，达到维护社会整体秩序的目的，应理性地引进西方国家的制度，即引进的法律制度必须与中国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否则这种引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中国也可以制定自己独特的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但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法律价值取向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种符合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并能促进经济基础发展的全新的法律制度。综上所述，结婚自由、非婚同居作为权利，在给权利主体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接受法律控制和调整利益的功能，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使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趋向平衡与稳定，实现法律的正义价值功能。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采购法律制度竞争市场
政府采购是政府影响国民经济的一种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建立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我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并根据国际惯例，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
一、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亟待建立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由于缺乏统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世界各国管理公共支出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机关使用纳税人税款和其它公共专项投资签订的买卖合同。在采购中必须对纳税人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因此。要求政府采购依据的法律、政策、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预审和评价投标的标准等都必须对社会公开，以便公众和检察、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监督。
效率原则也是各国常见的采购原则。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大幅度的节约开支，强化预算约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市场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
三、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功效
政府采购是政府与供应商之间进行的交易。由于政府是市场中的最大消费者。而且政府采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竞标过程中执行严密、透明的“优胜劣汰”机制。所有这些都会调动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的积极性，而且能够促使供应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改善售后服务。以使自己能够赢得政府这一最大的消费者。所以，供应商竞争能力的提高叉能够带动整个国内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
四、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作用
1.提高供应商的竞争能力
政府采购的方式很多，有公开招标、两阶段招标、寻价采购、单一来源采购等多种方式，其中公开招标是运用最多的一种方式。但不论是采取哪种方式，在政府采购的过程中都要遵循竞争性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政府可以邀请到很多的供应商、承包商或劳务供应者来竞标，形成一种有利于政府的买方市场，从而使政府能够获得比较价格利益和更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因此。各供应商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而在众多的供应商中崭露头角，被政府“相中”。
2.给整个市场经济注入活力
政府采购必须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这三条原则可以维护供应商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供应商的参与热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并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繁荣。
首先，政府采购遵循公平原则。具体来说，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竞争主体准人的公平性，即允许所有有兴趣的供应商均可参加投标；二是竞争规则的公平性，即资格预审和评标的标准要一致；三是供应商获取信息的公平性，即所有参与投标的供应商都应平等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完全信息。
其次，政府采购遵循公开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通过严密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来体现的。由于政府采购的批量大，对经济的影响也大，所以采购活动的程序、过程一定要体现透明、公平的原则。公开的采购程序一方面具有可预测性，使投标供应商可以计算出他们参加采购活动的代价和风险。从而提出最有利的竞争价格：另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内部交易”或“黑箱操作”，从而增强潜在投标商参与采购并中标的信心。
再次，政府采购遵循公正原则。其核心是“标准的统一”。该原则要求采购部门给予所有的供应商相同的待遇。而不应该存在歧视性。它是提高供应商广泛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有效保证。
3.有助于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是由于国内政府采购市场的不断完善，调动了国内供应商的参与积极性，并促进其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竞争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供应商步人国际市场；二是从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对等性来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双边或多边条约的优惠待遇参与国际竞争，使供应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多锤炼的机会，提高国际竞争实力。
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政府采购市场的开放也是必然趋势。虽然我国没有正式声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实际上国外供应商早已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我国政府机关采购商品或服务的领域也早已延伸到国外。
4.有效防治腐败
首先，政府采购制度，能克服以往分散购买的弊端。可有效地防范公共采购领域的腐败。政府采购，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而且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种支出纳入统一账户，受到财政部门全方位监督。它的主要实现形式是招标。这一方式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基础，通过招标广告，公开采购信息，使有能力的企业，都有机会参与竞争。
其次，统一的政府采购，特别是公共招标方式，可以依托于法制而明显地提高政府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严密性，减少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径的土壤。
政府采购是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管理是强化公共支出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公共支出管理被看做是一个长的价值链。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向人们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核心问题之一是加强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因此，作为公共支出管理的政府采购，是保证实现公共资金合理有效使用的重要环节。
法律机制论文范文第10篇
第一，对象特定。该保障机制仅为生产规模较小、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较少的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不包括中型企业或大型企业的人才。第二，内容特定。一是该保障机制仅为中小微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保障，而不包括该类企业的其他经营活动。二是该保障机制仅为该类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进行保障，而不包括资金保障等。三是该保障机制提供的是法律保障，而非政策等保障。中小微企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者较多的是在某一领域有一定专长的技术人才，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小微企业所拥有的创新型高科技人才并不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技术创新的根本要素。因此，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是为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是保证中小微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前提。一个企业要得到长足的发展，需要脚踏实地的开拓进取，中小微企业也不例外。要开拓进取、使企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就要能创造出给社会带来价值的产品，要创造出有价值的新技术、新产品必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创新人才不断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以保证中小微企业的事业发展。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能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一)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正在初步形成。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是我国首次专门为中小企业立法，该法第四章专章规定了“技术创新”这一重要内容，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开展技术合作、开发与交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这是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法律保障。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包含了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保障，该法第五章“科学技术人员”明确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第24条明确规定:“实施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以小型微型企业为重点，每年培训50万名经营管理人员和创业者。指导小型微型企业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等重大人才工程要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第25条明确规定:“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并组织开展岗前培训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费补贴，”“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执行期限截至2014年底。”2007年，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科技部、财政部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要“大力开展对中小企业各类人员的培训。2007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提升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制定了《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若干政策》。该政策明确规定了支持建立研发机构、鼓励发明创造对技术人员进行资助、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中小企业人才保障措施。其他立法如《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也规定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内容。这些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对规范和保障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国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初步形成。
(二)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面临的困境
一系列中小微企人才保障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我国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但是，我国中小微企业人才法律保障机制并不健全。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机制面临诸多困境。
1.缺乏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的关于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护的法律法规分散于各类法律法规或者政策之中，政策占着较大比例，没有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法律。各类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主体并不完全相同，容易导致有关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规定出现相互冲突或者衔接不上的状况。由于中小微企业本身就没有强大的财力、灵通的信息等实力的支持，没有统一的关于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规定，中小微企业的人才的保障机制难以落到实处，这就使得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在其具备一定能力之后就转而投奔其他大中型企业，致使中小微企业难以留住创新科技人才。
2.创新科技立法的位阶不高
到目前为止，我国涉及创新科技立法位阶最高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我国现行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通过，2007年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通过的。大部分创新科技立法是行政法规、规章甚至政策文件，其法律位阶不高，无法有效的建立起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保障机制。
3.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缺乏救济途径
我国现阶段虽然制定了一些关于中小微企业人才保障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化、笼统化，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违反之后也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因而难以实现其威慑力和约束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例，该法第五章“科学技术人员”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该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科学技术人员应享有的权利和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这就使得执法机关在执行该法律时只能够以鼓励和倡导的方式执行，而对于违反该法律的行为，则无所适从，只能听之任之。此外，从法理学上看，每一法律规则都应有法律后果，如果没有法律后果，那么该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不完整的，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规。
4.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
研究开发新成果、新产品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充足的物质投入。中小微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人才和科研经费保障，对创新人才进行奖励，是激发其创新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国虽然有科技奖励制度，但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进行奖励的制度并没有，加上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点、面、覆盖范围和幅度的局限性，使得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很难得到奖励，从而难以激发其创新热情。5.现有的法律实施不到位由于我国科技法律未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以及科技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导致了现有法律难以实施到位。例如我国《知识产权法》不但制定较晚，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当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其合法权益很难维护。中小微企业与中型、大型企业在管理结构的设置上也有不同，中小微企业的机构设置一般较为简单，一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咨询机构，这就无法保证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人才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后应得的福利，容易导致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受挫，不利于发挥其创造性。此外，在科技法律的实施方面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三、域外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启示
美国政府对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保障提供了大量的立法支持，如:1980年制定了《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4年了《商品澄清法》，1986年了《联邦技术转让法》，1988年通过了《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等。其目的是使政府有计划地在大学建立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以高校为依托，组建了多学科的工程研究中心，提高大学的创新能力，培养出优秀的工程师，帮助企业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美国宪法也为科技创新立法起到坚强后盾保障，1787年颁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保障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于限定期间内的专有权，以奖励科学及实用技艺的进步”。此外，1980年国会通过的《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修正案》(即《拜—杜法》)，1989年《国家竞争技术转让法》，都强调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1986年美国制定的“国内税收法”规定凡是出现研发经费较上一年有所增加的商业性公司和机构，都可获得相当于新增值20%的退税，以用于对高科技人才的补贴。而针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美国出台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一部保障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基本法，也是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法律。根据《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实施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奖励计划(SBIR)，它鼓励中小企业利用自身技术潜力实现其创新市场化，推进了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形成，收效显著。在法律执行中，美国政府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对法律进行废、改、立。以色列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法律保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资助研发活动，以色列于1984年颁布《鼓励工业研究和发展法》，该法确定政府平均每年投入4亿美元支持研发项目。二是设立孵化器向处于高技术早期发展阶段的发明者、创业者提供为期两年的经营场所、资金、经营管理、业务开拓、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加强国际合作，签订双边研发协议。给创新人才制造出国深造的机会。
在德国，实施政府资助，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训。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体现在对职工技术教育方面的帮助，各地都有政府部门开办的为当地中小企业培训学徒工、对中小企业职工进行知识更新改行培训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经费由政府拨款。政府也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就近到有条件的大企业培训职工，甚至在必要时提供资助。德国政府还规定企业必须从销售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经费用于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和后续教育。职工就业前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一定的职业技能认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这种政府资助有力的保证了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力量的储备。日本政府为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等法律，从公平竞争、资金保证、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保障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根据《日本中小企业事业团法》，日本成立了中小企业事业团，为中小企业人才培训、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根据《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成立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它是日本科技信息的中枢机构，它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些科技服务机构在承担政府指定的服务时，其经费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在立法体系中，日本没有一部反映中小企业科技服务的通法，但日本每设立一个科技服务机构其背后都有一部法律作支持。英国政府自80年代开始，陆续出台了80多部法律以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设立了各种专门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管理和扶持。在大学设立“中小企业人员培训中心”，按企业性质划分制订各行业的培训大纲。此外，全英各地成立相应的中小企业管理和咨询机构，组织数以万计的由政府支薪的退休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为中小企业服务。在创新科技人员的激励方面，设置了多种奖项，例如出口奖，授予职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微公司;克罗伯奖，授予对技术创新做出卓越成绩的人。从以上对域外各国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考察可知，域外各国普遍比较重视科技立法，建立了完备的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各类机构和组织的设立、工作范围和服务功能都有立法作为依据，而且立法的覆盖面广，具体明确。
四、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措施
(一)清理和整合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
清理和整合现有的有关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的法律法规，对于相互冲突，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形势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要及时清理。美国之所以能够为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法律的执行中，美国政府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立、改、废。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吸收借鉴，对现有的中央和地方科技法律法规逐一加以审查、甄别和归类，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精简重复的法律法规，清除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内容和谐统一、符合当前实际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体系。从而为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人才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氛围，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使现有法律法规得到落实。
(二)制定颁布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法
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创制有关中小微企业人才保障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创制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法，明确规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统一创新科技人才的各项保护机制，从而改变由各机关自行制定中小微企业科技法律法规，致使各科技法律法规相互重复、相互冲突的局面。明确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法律后果，增设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使中小微企业人才保障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对于侵犯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法定权益的现象，应规定具体明确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而不是像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一样，只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却没有明确规定科学技术人员未获得应有权利时的救济途径，仅仅只是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强调要保障创新科技人才的合法权益，却又没规定到保障的途径。
(三)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完善中小微企业科研奖励、科研经费保障机制，激发中小微企业人才科研创新的积极性。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都设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美国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保障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于限定期间内的专有权，以奖励科学及实用技艺的进步”。英国设立出口奖，授予职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微公司;克罗伯奖，授予对技术创新做出卓越成绩的人。我国可以仿效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在法律中明确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成果的肯定，可以采取对成果杰出的科技人才进行股权奖励等方式，在中小微企业科技人才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该奖励措施，激发其作为企业主人的热情，以更好的服务于中小微企业。
(四)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
重视科技立法，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使各类中小微企业的服务机构和组织的设立、工作范围和服务功能都有立法作为依据，立法要注重覆盖面广，具体明确，使各服务机构的运转都有法可依。中小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存在信息灵通度不够，研发资金难以及时到位，科研人员数量或质量不高等困难，建立以法律为依据的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一方面可以规范各类中小微企业服务机构的行为，另一方面也保障了这些中小微企业能得到充足的信息、人才培养、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使各类中小微企业的服务机构和组织平稳有序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