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传播学范文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1篇

商务传播学是一个古老却又年轻的学科。称其古老，原因在于人类的第一次商业交换，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就离不开沟通与交流。有学者还指出，人类最早的媒介工具文字是由于交易记账的商务需要而产生的。在古今中外的商务实践中，传播一直伴随其间。称其年轻，是指由于商务活动在新技术、新媒体的推动下，呈现出全新的业态与格局，改变着传统的商业传播环境。美国商务传播学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相对于我国有较为成熟的系统。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商务传播学发展概况及趋势进行的研究，为我国商务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研究性组织

美国商务传播学的建立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立之初，商务传播学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写作。例如，1936年正式成立的学会组织被命名为“商业写作大学教师协会”（AssociationofCollegeTeachersofBusinessWriting，ACTBW），以伊利诺伊州大学为大本营，共有会员七十二名，除了一位来自加拿大，其他全部是美国人。次年改称为“美国商业写作协会”（AmericanBusinessWritingAssociation，ABWA）。随着时代变化与知识更新，商务传播的研究性组织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演变。第一次是1969年更名为“美国商务传播协会”（AmericanBusinessCommunicationAssociation，ABCA），其原因是60年代之后，人们对商务传播学的研究兴趣迅速扩大，超出了单纯的商业写作的范围，朝着口头演讲、商业谈判、非语言传播等方面发展。第二次是1985年确定为“商务传播协会”（AssociationforBusinessCommunication，简称ABC），其原因是协会成员越来越国际化，并且随着跨文化传播与跨国商业活动的兴起，协会原有的“美国”不再适合商务传播研究的趋势。现如今，ABC演变成为致力于推进商务传播的研究、教育与实践的国际性组织。据1995年的统计，ABC的会员达到一千三百个，遍布世界各地。会员构成在ABC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1968年，此时的会员平均年龄四十八岁，主要是有英语教育背景的写作人员，和擅长于英语写作的商务咨询人员、商务工作人员。第二阶段始于1985年，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会员成员中来自实践领域的商务工作人员人数激剧下降，取而代之是受过学术训练的高校教学人员，他们具有较强的学术写作与研究能力，并且定期发表学术类论文。ABC会把这两个阶段的交替称为“业者向学者的转变”（fromapractitioner／consultant／instructormodelintotheacademicmainstream）。第三阶段始于1993年，ABC越来越倾向于吸收具有博士学位的会员，希望借助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升商务传播学的学术地位与学科价值。可以说，ABC追求学术性研究方向更加明确。第四阶段即进入2008年后，虽然美国商务传播学80％设在商学院，但具有博士学位的会员98％的专业背景主要是英语、传播学、大众传播、新闻，传播学对商务传播学学科建设影响力上升。现在商务传播协会下面有两个学术期刊《商务传播季刊》（BusinessCommunicationQuarterly，BCQ）与《商务传播》（JournalofBusinessCommunication，JBC）。

BCQ创办于1937年。早期BCQ作为ABCA的新闻公告（Bulletin）出现，直到1994年才更名为BCQ。BCQ的宗旨是“致力于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商务传播学的教学工作”，主要讨论课程设置、课时计划、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经验总结、教材编写等。JBC创办于1963年，其初衷是对BCQ的补充，将研究的视野扩充到商业写作、写作技巧之外，提高商务传播研究的学术性与理论水平。正如ABC网站上对JBC的定位所言，“JBC将通过行政学、管理学、人文艺术学与社会学等路径促进商务传播学变成一种独立的、有特色的、多层次的学科。”ABC作为一个学会组织，较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商务传播学的实际水平与整体状况。它是美国商务传播学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推动者与保护者，是美国商务传播学生存与壮大的核心阵地。具体而言，ABC主要在七个方面发挥其影响力：培训教师；制定课程、教学计划，以及申报博士学位；推动商务传播学的国际交流；提供商务传播的实践机会；发出本行业的专业声音；一个学术研究的家园；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ABC通过学术会议、会员网络、专业期刊、出版物等多种形式使商务传播学获得学科身份，并保持一定的学科独立性。与此同时，ABC作为研究性组织长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提高商务传播学学科的研究能力，因为自从正式确定为ABC之后历任学会会长达成共识：研究是学科成熟的关键之路（Researchisthekeytomaturingasadiscipline）。

二、大学课程设置

商务传播学作为一门正规的大学课程诞生于美国，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形成高效灵活的传播与沟通能力。商务传播学早期的形成根植于商业信函、备忘录、报告的写作技巧与修辞手法的训练之中，重点强调商业领域中各种文书的语言、文字、格式等问题，所开设的课程一般隶属于英语学系。美国商务传播学界一般称这个时间段为“规范期”（formativeperiod）。随着商业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变，仅局限于商务英语写作的商务传播学课程显得过于单薄狭窄。为了适应新兴的商务实践，商务传播学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充，内容涉及到经济、文化、伦理、法律、传播、媒体技术等各个相关的领域。现在美国商务传播学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需要通过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定位，教授学生适应日益复杂多元与全球化的商业交流环境，主要包括学会使用新技术与新媒体，此外是学会与不同语言、文化与情境的人进行互动。目前，商务传播学所开课程与教师的60％在商学院，16％在英语系，11％在传播系。虽然美国院校对于商务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各不相同，各有重点，但课程内容大致可由五个部分组成。#p#分页标题#e#

第一部分，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该部分对传播进行定义，将传播学理论应用到商务活动之中，指出商务传播的模型、特点、层面与流向。

第二部分，传统商务传播。语言与文字是人类使用最为悠久的媒介工具。该部分主要分析如何在商务环境下进行有效的口语传播与文字传播，强调团队沟通、商务演讲、商务信函、报告写作、面试求职等，保证商务活动的正常运行。

第三部分，新媒体技术条件下的商务传播。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将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运用到了商务活动之中。电子邮件、视频会议、多媒体演示等在商务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第四部分，大众媒体与商务传播。该部分主要是分析如何通过大众传播的方式进行商务营销、广告、市场推广、公关活动、客户维护等，属于一种劝服式的、组织外部的传播。第五部分，多样化、跨文化与商务传播。随着科技的发展，商务传播面临着来自全球化、跨文化、法律、伦理等各种领域的挑战，商务人员将在更为开放、多样、变化的环境中进行沟通与传播。美国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University）商学院传播学专业的拉斯（TravisL．Russ）副教授在2008年对商务传播学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最受欢迎的课程内容是书面传播（writtencommunication），包括好消息与坏消息的写作、商务文件的格式、语法与句式结构；其次是公共演讲，包括个人演示、设计与使用视频文件、团队演示。这些被称作为商务传播的核心课程内容。劝服式传播与传播中的伦理也是较为重要的课程内容，还有电子邮件、简历的写作等。最不受欢迎的课程内容是传播学理论、商务谈判。

除了上述的五类分法设置课程之外，美国商学院学生促进协会AACSB（AssociationtoAdvance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提出一个基于学科背景的三分类，即商学、英语语言、传播学，以此开设商务传播学的课程，具体课程内容可参见表1。从课表上看，传播学的课程在美国商务传播学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中占据着最高随着Web2．0，Web3．0时代网络媒体新应用的出现，美国商务传播学课程也在不断地创新，甚至提出一个口号“向学生学习”（LearnfromStudents），促进教学创新与师生互动。比如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MichaelJ．Meredith教授正在为MBA学生开设一门新课程“战略传播与社交媒体”，以课堂讨论与问题导向为授课形式，带领学生以商务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如何将社交媒体作为一种企业与市场建立有效沟通的全媒体渠道，与网络消费者保持动态联系与积极互动，构建企业管理战略实施的新平台，并且由此产生一种新的职业名称：社交媒体经理（socialmediadirector）。

三、学科合法性

美国商务传播学为了应对新技术、新经济做出了积极主动的调整，广泛吸纳了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知识，为商务传播学注入丰厚的养分。正如美国商务传播协会在官方网站上所述的———商务传播学是一种交叉性学科，涉及管理学、修辞学、组织行为学、写作、演讲、大众传播、心理学、语言学、倾听技巧、信息技术、教育学与历史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然而，在一派繁荣的背后，有学者频频对商务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提出质疑，其认为商务传播学的学科边界越来越模糊，套用一句话，“如果传播学无所不包，那么它将什么都不是”（Ifcommunicationiseverything，thenitisnothing．）。所谓学科合法性，本质上是一种学科身份的认同。根据经典心理学的定义，所谓“身份认同”是一种有效的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的基础，并以强烈归属感的自信与乐观的姿态赢得同行的认可与审视。有学者如DaleCyphert教授认为商务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准确地说是一个“青春期问题”（adolescence），而不是一个“中年危机”（mid－lifecrisis），而青春期问题似乎比中年危机听上去更让人愉快，说明商务传播学正在活力充沛地成长，而不是到了失去方向的迷茫中年期。之所以造成身份认同危机，主要是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过于平行发展，缺乏一个学科的核心主干部分（corestrengths）进行强势聚焦，从而导致商务传播学研究者处于一个多元性的人格失序状态之中（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

为了回应学科合法性的质疑，首先需要对“商务传播”这个概念给出明确的界定。例如，JBC主编Reinsch先后给出了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从人类符号学的角度认为，商业传播学专门研究为了满足人类需要，在提供物品与服务并以获利为目的的商业过程中，如何对语言、符号、标识进行使用、编改与创作；第二个定义则从刺激－反应的传播学理论出发，认为商务传播学研究各种生物或非生物对于外界的刺激而作出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上的反应。Wikipedia（维基百科）给出了一个较为通俗简易的定义：商务传播学是指通过使用传播的手段促进生产、服务与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传播各种商务信息，沟通商务活动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交叉性的学科，由商业（business）和传播（communication）两个领域所合成，事实上很难给商务传播划定清晰的边线。因此，最后JBC主编Reinsch先生无奈地认为商务传播的确有一种在商业与传播两个领域来回游摆的学术境地，即没有主次，又缺乏边界（boundaries）。但他又指出，虽然商务传播学边界模糊，却不能放弃商务传播学七十余年来已经开创出的专业地位，更不能简单地与其他有关联学科等同起来，而是强调本学科的差异性与核心专业，坚定地树起一面旗帜（Banners），呐喊飘扬，吸引更多的学者投身到商务传播学的研究之中。化解学科合法性质疑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商务传播（businesscommunication）、组织传播（organizationcommunication）、管理传播（managementcommunication）的区分与辨析，从而确保商务传播占有一席之地。三者之间有一定重叠，都是针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而展开，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商务传播强调传播的技巧性、操作性与实务性，旨在完成商业目标，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组织传播强调传播的理论性、抽象性与规律性，旨在宏观地调整、完善、修复组织架构，利于组织的高效健康的运转；管理传播强调传播的信息性、参考性与决策性，旨在保障管理者各项决策的科学准确。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将商务传播学与其他学科进行细致区分是应对学科合法性质疑的有效措施，但也有学者指出商务传播学的非排它性与可杂交性，认为强制性区分没有必要，只有开放式的姿态才能更有助于学科合法性的建立。#p#分页标题#e#

四、未来趋势

美国商务传播学一直随着时代脉搏而变化。20世纪30年代美国商务传播学诞生之初，美国商务传播学主要从传统书面沟通的角度，训练学生的商务信函、文件的写作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50年代之后，美国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为商务传播学提供了系统的传播学理论基础。60年代，符号学、语意学成为传播学关注的新领域，同样影响到商务传播学的知识内容，强调商业符号的创意性、可读性。70年代，美国商务传播学主要关注商务传播如何解决经营管理问题，训练口头表达、视觉演示、人际传播、非语言交流的应用。80—90年代，危机传播、企业文化、国际传播、团队合作等成为商务传播学研究的新课题。现在，传播学理论、新媒体技术、全球化进程，这些使得商务传播学这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时刻处于一种更新、补充、转变的状态之中。美国商务传播学在未来将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媒介技术与商务传播新媒体技术对商务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组织内传播与组织外传播。“组织内传播”是指通过运用新媒体技术提高内部行政管理水平、各部门的协调合作、企业文化建设等，如电子邮件、视频会议、语音信箱、短信、内部定期出版物等，为组织传播、团体传播与人际传播带来新的内容。“组织外传播”主要是研究如何通过新的媒介手段进行商业营销活动、公关活动、客户管理等，开拓新的赢利模式与商业模式，如电子商务、网络营销、E－mail营销、手机短信营销等。在媒体技术、用户需求和企业商业利益诉求三方面因素推动下，商务传播关注新的传播形态与传播价值。

（二）跨文化合作与商务传播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合作与竞争是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由于不同民族背景、文化背景的员工大量加入同一个企业，跨文化管理的障碍日益明显，造成管理效率低下，竞争力下降。面临国际商务中的跨文化管理问题，美国商务传播学最新致力于训练学生应对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传播能力，重视对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敏感性，进行各种商务情景下的会话训练等。此外，美国商务传播学还研究不同语言、文化、思维的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模式，通过培训、交流、互动和本土化策略排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障碍，减少文化冲突，实行有效的跨文化管理。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2篇

>> 关于《人肉搜索公约1．0beta版》的传播学思考 传播学视角下的“人肉搜索”现象 网络“人肉搜索”事件的传播学研究 关于电报的传播学意义 关于公信力的传播学探源 从传播学角度看“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公约 论关于人肉搜索的侵权责任 关于中国传播学教育的几个问题 关于网络新闻评论的传播学解读 关于人肉搜索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的爱与恨 人肉搜索的?罪与罚 “人肉搜索”的度 “人肉搜索”的思考 人肉搜索的法律思考 “人肉搜索”的法律思考 传播社会学视域中的“人肉搜索”现象 读新闻传播学书（1） “人肉搜索”与网络传播的责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③匡文波著：《网络传播理论与技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P101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附：人肉搜索公约1.0beta版

为了加强网络公民的网络道德意识，加深人们对人肉搜索正确定义的理解，使人肉搜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不断服务大众，特制定本公约。

一、热爱祖国，热爱党，遵纪守法，互助友爱，维护网络和谐；

二、人肉搜索时做到以诚信、安全、公开、公平、公正、互助的原则，多进行利他性的知识性人肉搜索；

三、以网络道德为准绳，尽量不参与搜索他人隐私；

四、对他人暴露隐私尽力保护，保证不在公共场所公布他人隐私；

五、对于涉及“贪污、腐败”、“惩恶扬善” 可以不受第三条、第四条的约束；

六、人肉搜索要提供真实可信的内容，提供信息者对信息真实性负责；

七、文明用语，对于恶意人肉搜索行为做到不起哄，不传播；有条件的情况下告知当事人以及相关网站负责人；

八、通过不断努力提高人们对于人肉搜索的正确认识。

本公约于2008年末，经各网站网民讨论修订而成，凡在此网站活动的网民应该自己遵守。

人肉搜索非组织性联盟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3篇

一､“自然权利”――自由主义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汇或权利概念，新闻自由是在20世纪中后期明确提出来的。而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之链上，洛克的历史地位已为学界所公认。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法国的自由思想时指出，法国革命时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洛克也因为其自由主义思想始祖的地位而载入史册。

洛克在其政治哲学著作《政府论》中的自由思想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把自由放到至高的地位。自由在洛克看来具有至上的价值，无论是在自然状态下还是在政治社会中，自由都是不容侵犯的。洛克认为，自由权是人们享有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是自然权利中最本质的内容，是人类追求的首要价值，保护和扩大自由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权利的提出为日后悄然崛起的新闻业注入活力，同时也为其艰难的步履增添了前进的勇气。自二十世纪新闻自由被鲜明地提出以来，世界新闻传播界为新闻自由的振臂高呼､摇旗呐喊一直在进行中。二是强调自由必须以守法为前提。洛克认为，人虽然生而享有自由的天然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很不稳定，必须以国家的名誉制定法律，把自然的自由变为社会的自由，把自然权利变为有明文规定的法律权利。

透过新闻自由发展的阶段可以看到，新闻媒介､公民和政府三方共同需要新闻自由，但新闻自由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现实中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危害新闻自由，因此，只有通过法律的制约和协调，才能使新闻自由得以实现。那么，洛克这个观点对之后新闻自由立法做了理论支撑。伴随新闻业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和深入，新闻自由概念的含混和不规范操作引发了诸多争论和弊端，为避免扼杀新闻自由和滥用自由两者间的恶性循环，世界各国普遍开始重视新闻自由的立法问题。

二､“交流”――人际间的传播

传播学中所使用的“传播”一词，是英语“communication”的对译词。现代英语“communication”新的含义，主要是在17世纪兴起的。洛克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交流”一词的首创者，他用这个词来描绘人们思想的共享。这是他的创新。洛克宣告，“语词”必须“服从交流的目的……这是话语和语言的目的”。在这里，他发明了“交流”一词，这是表达许多词义的一个新词。他的“交流”思想即使并非总是后继者的源泉，至少也成为许多后继者观念的典范。在他之后，贝克莱､休谟､梅斯梅尔､黑格尔､马克思等人对交流的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和发展。

洛克的“交流”的观念融入了传播思想的历史中，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传播学的主要类型多达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五种，在这些传播类型中，无不渗透着“交流”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是所有传播发生的主要条件和目的。在传播学空前繁荣的今天，每当我们准备思考或谈论“交流”这个观念时，我们总会想起并提到洛克，因为他是“交流”一词的首创者。

三､语言符号――人类传播的工具

人类传播是一种交流和交换信息的行为，信息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而意义则是信息的精神内容。在社会传播中，任何信息都携带着意义，而任何信息也都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表达和传递。从广义上讲，语言､姿势､表情､服饰､表演和舞蹈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因为是一种媒介都通过一条信道或各种信道传送符码。

从17世纪哲学的发展与转向来看，哲学之所以越来越关注语言问题，是因为任何思想都要用语言来表达，能否让语言有效地服务于认识论，是洛克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时期，对语言作出系统分析的哲学家当首推洛克。

1.语言――“知识的外壳”

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中探求明白的､确定的知识，依靠对理性或观念的考察是不能获得的，还要转向对思想的外壳――语言的探讨。洛克把语言问题提高到了哲学高度，并与认识论的研究自觉地结合起来，为哲学认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在洛克看来，语词代表赋予其意义的观念，而不是世界上的事物。他认为知识受到含混的､无意义的语言形式的妨碍，这些词语给深入研究和高层思辨带来错误。可见，洛克认识到含糊混淆的语言是知识一大障碍。

在今天的信息传播中，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符号体系，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基本要素，在整个社会传播系统中起着工具､桥梁的作用。尤其是大众传播时代，包括声音､语言和文字在内的语言符号体系，是传播媒介――报刊､电视､书籍､网络等的实质形式。通过语言符号，大众传播的信息才能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达到社会信息的共享，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2.“伟大的渠道”――语言的功能

语言功能观在语言研究中非常重要，在传播学中的意义同样重大，因为我们可将语言基本上当做一种表达真假陈述的方法，即所指功能;或是作为一种用于传播思想的工具､传达信息的手段，即语言的观念功能。这两个功能在新闻报道､科学写作､法庭作证等方面非常重要。

语言不是诱惑的艺术，而是传送观念的手段。洛克强调，语言的认知功能比诗意功能和寒暄功能重要。成功的传送是洛克衡量语言功能的标准。“一个人说话时，他可能会让人听懂;说话的目的是让那些作为符号的声音把他的观念说清楚，让听话人听懂他的意思。”这个观点把语词当做意义的容器，就像身体是灵魂的容器一样，它使传播成为一个运输精神货物的渠道。实际上，洛克把语言叫做“伟大的渠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洛克时代，他已经认识到语言的功能，认为语言是使人类这种自然的社会动物之间的交流变得便利的一种工具。

人类传播学伴随着人类社会学､哲学的浩瀚江海而诞生､发展，而在这历史长河中，传播思想却从源头闪耀星光直至传播学空前繁荣的今天。其中，洛克的哲学思想不仅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中蕴含的极具价值的原初形态的传播思想，给后世传播学者创立和发展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料和思想启发，在世界传播思想史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和重要影响。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学院05级研究生)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播学　专业英语　教学探索

研究背景

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传播学专业也已经列入高校本科生专业目录，成为国内多所大学的新办专业。目前。中国高校本科生传播学专业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大多平衡和兼顾了学术界与业界两个方面，力图为社会培养两类毕业生：第一类是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使未来的从业人员在当代传媒中有效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理解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以及大众传媒和社会、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能够以战略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方式思考和解决专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应对专业领域中的变化；第二类是科研人员：要让未来的科研人员在大学就读期间，从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得到熏陶，毕业后能够致力于对媒体内容、表现和受众方面的批判性分析，增加这个领域中的基础和应用知识，使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规范性的分析角度，在学界和业界都能出类拔萃，在国内外担任领军人物。

经调查分析，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与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教育相仿。因此，课程设置要考虑到大众传播学专业的特点，增加学生对大众传媒的认知，注重传媒实践，同时提高传播学理论素养。传播学专业英语正是适应上述人才培养目标而设立的本科生课程，理论与实践并重。

概念界定

在探讨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之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传播学专业英语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专业英语，但与新闻专业英语存在着部分交叉。传播学专业英语应界定为“以英语为唯一的语言载体，既涵盖英语传媒实践，即英语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等业务技能，又包括大众传媒历史与现实方面的专业术语、传播学经典著作赏析及前沿思潮研读的专业知识体系”。

基于上述概念。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应该包括两大类课程：以英语新闻实践为内容的课程，是通过对英美电视新闻的分析，让学生了解英语电视新闻主持人、记者、编辑和技术人员的工作方法和特点，掌握英语电视新闻文本的结构、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特色，掌握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体育和健康等方面的英语新闻术语。而以传播学专业文章为核心内容的课程，则是通过阅读英语专业论文和著作，在了解传播学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为学生独立阅读专业英文著作、撰写英文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色探索

根据传播学专业英语本科生的教学实践，笔者对传播学专业英语在教学内容构成和教学方法层面的一些特点予以探究。《新闻英语视听说》和《传媒专业英语》两门课程共同构成传播学专业英语课程。借鉴美国大学的做法，前者是后者的预备课程，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上的高级课程。第一门课程在二年级下半学期开设，第二门课程贯穿于三年级整个学年。

《新闻英语视听说》。《新闻英语视听说》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接触美、英和中国知名媒体的经典新闻作品或最新要闻；鼓励学生分析和借鉴美英电视新闻在采访、写作、摄影、播报等新闻业务中体现的特点，初步培养传媒职业精神和跨文化传播的视野；通过生动直观的案例赏析和专业知识讲解，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必备的电视新闻学术语，如新闻价值、电视文稿、主持人、标题、导人等，同时培养良好的英语新闻语感以及扩大新闻英语词汇量。另一方面。精要、简洁、辩证地指出中西方新闻媒体在议程设置、平衡报道、新闻与宣传、新闻与法律等方面的异同。

教学内容。课堂教学以CNN、NBC、CBS和BBC的新闻作品为主要视听材料。课后，学生阅读英文报纸，收听英文广播，收看英语节目，登录知名媒体的英文网站进行在线学习。熟悉主要新闻事件，了解其背景和最新进展。

《新闻英语视听说》包含英语和新闻视听说，其中英语是“外壳”，新闻视听说是“内核”。从“外壳”进人“内核”务必首先突破“外壳”。因此，课堂教学应引人视听跟读播报的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知识和技巧包括：练习跟读和复述，了解英语电视新闻结构，识记专有名词，听记数字，辨析和熟悉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的发音特点，提高辨识新词的能力，领悟新闻导人部分的核心作用，利用句型结构理解大意，学习并掌握英语速记法等。

教学方法。《新闻英语视听说》课程为全英文教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综合要求较高。而且，二年级本科生的英语水平大多为公共英语四级，建议采取以下教学方法：

课前问卷调查，了解学生需求。正式授课前的课堂调查，让学生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对听说水平作出自我评价，提出对课程的期望。设立学习目标。教师可根据学生的总体水平，控制课程难度和进度，也可依据学生各自的特点，因材施教。

课上精心引导，消除焦虑情绪。初次接触本课程的学生因听不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和紧张。因此，教师应耐心引导学生放松心情，介绍英语电视新闻结构和听力技巧，鼓励他们进行跟读练习，模仿纯正的发音；了解英美新闻播报时的弱读、连读等语音习惯，熟悉不同民族和种族人士的口音，做到泛听与精听相结合；通过模仿正确发音，学生逐渐培养起对原汁原味英语的敏感和适应；针对新闻作品中涉及的专业话题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从中借鉴其独特的采、写、编、评、摄等技巧。每课练习前介绍相关的新闻背景和新闻人物，帮助学生迅速增加新闻知识，消除在理解时的不确定性。

互动式教学，个性化辅导。在教学中，努力向互动式教学和个别化学习模式转变，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以学生的新闻实践作为传播学专业英语的“模拟演练”。

如每课开始时，学生播报英语新闻，以求掌握并应用英语新闻中的常见词汇。随后，教师会对每名学生的语音、语调、非语言交流等方面予以个性化的即兴点评和指导。

在此基础上，教师“模拟”英语电视新闻策划、采集、编辑、制作和播出的全过程。学生自愿分组，召开选题策划讨论会，实施采访，制作英语新闻。此教学实践强调原创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学生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确定分工。教师不断关注学生的作业进展，按专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建议。最终对学生的作品依次给予个性化的指导，巧妙地把新闻价值、倒金字塔结构、平衡报道等内容融入练习。

通过学习，学生既可系统地掌握热点新闻及其新闻背景和发展趋势，也可熟悉英语新闻的词汇、语法和文体特色，并逐渐适应电视英语新闻的语音语调、语速和语气，最终理论联系实际，合作完成电视英语新闻作品，全面提升对英语新闻的理解力和掌控力。学生树立了自信心，发挥

了最大潜能，沉着应对社会现实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

《传媒专业英语》。《传媒专业英语》课程跨越一个学年，分成Ⅰ和Ⅱ两个梯度。教学目的在于：满足全球化对英语教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要求，引导传播学专业的高年级本科学生直接阅读专业原著，在专业学习中巩固和提高英语水平，在英语学习中了解和研究专业知识。

教学内容。课程内容大致涵盖各类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学的主要领域，点面结合，深浅有致。形成梯次。每个单元一般包括综述文章、个案研究和著名学者关于该主题的经典论述。教师根据难易程度，灵活选取精讲和泛读的文章。

第一学期，课程以新闻学和传播学教育开篇。导论中首先界定“传播”的概念。随后，以大众传媒出现的先后为序，选取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和新媒体的相关文章。第二学期，学习内容更加倾向于学术性较强的文章，其中涉及广告、公共关系、传媒经济、文化产业与文化研究、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法律与道德等方面。

教学方法。《传媒专业英语》课程是重要的高年级专业课程之一，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由于该课程的讲授跨越一个学年，教师在教学中体现的侧重点也不同：第一学期强调听力、口语、阅读和翻译训练，第二学期则突出概括文章大意、收集素材、撰写学术文章的练习。具体采取的是以下三种教学方法：

研讨式教学。课前，学生预习指定文章，查阅相关材料，大胆提出疑问。课上，通过学生口译与教师点评相结合、对文章重点和难点的师生互动分组研讨、相关纪录片的播放等方式，着重培养学生对文章的精准理解、准确翻译、正确归纳作者观点的能力。在翻译和讨论时，鼓励学生大胆提出独到见解，敢于挑战学术权威。教师保持开放的、学习的心态，与学生平等、自由地研讨。课后，教师向学生推荐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鼓励他们继续深入研究。

研讨式教学不仅切实提高了学生阅读理解和翻译英文专业文章的能力，而且着重培养了学生探索新知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为撰写专业论文奠定了基础。

课堂演讲。无论学生日后是从事传媒实践，还是学术研究，他们都应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因此，第一学期教师建议学生从大众传播中选择某一感兴趣的领域，以课堂演讲形式介绍该领域并陈述自己的观点。演讲后的问答环节培养了学生的应变能力。教师根据演讲内容，结合学生未来的传媒实践和研究的需要，补充实用性强的传播学专业术语，播放相关视频，介绍相关传媒机构，拓宽就业渠道。

因此，课堂演讲的内容大于形式，切实有效地帮助学生灵活掌握传媒专业术语、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专业英语的听说能力，为日后就业拓宽思路、夯实基础。

科研课题。在听、说、译三种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撰写英文科研论文。论文撰写严格按照开题、撰写、修改、定稿的流程执行。

教师将论文开题移至课堂进行，既兼顾整体，又注重个体。论文写作中，教师不断激发学生的潜能，培育原创精神，鼓励他们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在思维和行文方面，学生要借鉴所学文章，体会东西方跨文化差异，运用正确的术语、英文表达和论述方式。教师借助电子邮件对学生的论文提出指导意见。虽然教师的工作量增大了，但学生常常被教师严谨治学的精神所感染，并在科研实践中激发和培养出强烈的成就感。

上述教学方法营造了张弛有度的课堂氛围，利于学生树立创新意识，提高其口头和笔头的专业交流能力。

结语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媒体；研究方法；文本分析；内容分析

一、新媒介技术给新闻传播带来的变化

新媒介技术的平台性特征本身就打破了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地位不平等的局面，新媒体传播过程的互动性更使得信息的交流变得极其便利，这种技术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是新技术给新闻传播学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一）单一的线性传播转变为交互性的传播

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传播特点是点对点的线性传播，传统的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信息通常被认为是满足大部分受众需求的。这种单向性的传播模式往往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它把传者和受者剥离开来进行研究。但是新媒体却打破了这种传播模式，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不仅拓宽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传播海量信息的同时，使得传播过程具有交互性的特征。信息传播呈现出小众化、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趋势，进而做到个性化的传播。

（二）媒介控制的力量发生变化

“媒介控制”研究是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传统的把关理论认为对传媒的控制主要来自于两种力量：一种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的技术、法律、政治等力量的控制；二是媒介内部对信息加工、生产的控制。新媒介技术下，网络传播的独特性决定了这两种控制力量被极大的弱化。首先，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使得信息和思想能够得到自由的传播；其次，在个性化社会使得个体都有自主的选择性，人际传播的强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弱化使得法律、政治、技术这些硬性的控制力量被极大的弱化。

（三）传受关系的变化

传统大众传播中传者和受者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而传统的受众研究也将受众看成孤立的、分散的个体，传播者在整个传播的过程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潘知常和林玮在《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一书中，用它来表示“受众在网络时展出的一种特殊形式”。［1］此外，有很多人用“网民”这个词来表现新媒体对传受关系的影响，网络中的传播过程体现出一种更加自由平等的社会交往特征。

（四）从单一传播到大传播

新媒介技术使我们进入了“多媒体”时代，这个“多”不是单指新媒介的数量，也不是指单一字符向多功能界面转变的“多”，而是指新媒介所具有的多种媒介功能融合意义上的“多”。以上这些新变化都是新媒介技术的运用所带的，他们代表着未来传媒发展的趋势，准确地认知这些变化，新媒介对传播学宏观研究的模式和观念层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微观的、具体的操作层面也带来了新媒介时代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变革。

（五）媒介属性的变化

传统大众传播机构是高度专业化的传播组织，这种组织对信息高度垄断，而这种垄断性也反映出一系列的不平等，传者与受众，传播与反馈，文化精英与底层民众等。而在这些关系中，两者地位是不对等的，后者基本上总是处于劣势。但是在新媒体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媒体的平台性特征，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极其便利，传播过程更加具有交互性，媒介的属性在新媒体那里出现了新的特点。

二、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

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分为实证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经验主义研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把媒介作为“工具”，作为没有任何价值与意识倾向的客观存在来对待，用一系列“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数据来认识社会传播现象。［2］经验主义研究抑或称之为定量研究，首先，就传播模式而言，以往的线性传播方法必须作出调整，要将传统媒介一对多的传播研究转向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研究，由同步及异步传播的分类研究，转变为以交互性研究为主的新方法。其次，就媒介控制而言，外界政治、法律和技术等控制力量被弱化，媒介的议程开始注重“引导”，不仅仅是先前高高在上的“设置”。此外，网民的自我控制也显得尤为重要，传统媒介控制的研究方法就要作出调整。再次，就传受关系而言，传统的以传者为主导地位的传受关系已经被更加平等的传受关系所取代，因此这种网络用户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主动性使得传统的受众研究的方法必须作出调整。最后，就媒体传播形态而言，单一的媒体传播已经被“多媒体”和“多文本”所取代了，这就使得媒体形态的研究变得更加的复杂。关于批判性研究，正如拉扎斯菲尔德所言，保护和尊重人的尊严与自由，探讨恢复人的基本价值的方法和途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者的研究特点。［2］事实上，这种研究特点也是整个传播学批判主义研究的传统和习惯。“根植于精神—价值—人性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3］成为批判学派的精神轨迹，人本主义和终极价值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对象和思想根基。新媒介作为一种新工具，它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是否也存在着社会权利系统、意识形态系统对人自由的钳制？例如，网络虚拟空间的狂欢文化对人精神追求和理想的消解，网络世界成为裸的、个人主义的生理欲望表现。所以对网络文化的批判认识，尤其是对其颠覆重于建构的倾向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的研究方法。新媒体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局限于定量研究或者是定性研究而是质化和量化研究的结合，因为两者并非是互相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例如，对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借助于数据的精确分析能够使得研究更加具有说服性；再如在生物学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在非量化的自然条件下观察物种间的差别，搜集到了丰富的生物材料，继而在实验室进行高度数量化的物种基因研究从而著成巨著《物种起源》。这是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的最佳状态。

作者:郭艳军 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23.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02.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研究课题研究特点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报刊学者》(Gazette)

《亚洲广告与营销》(AsianAdvertisingandMarketing)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7篇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Abstract:Thisthesisprovidesananalysisonthestatusquoandthefuture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ByusingLikertscales,interviewsandmeasuringexpertadvice,theauthortriestoevaluatetowhatextenttheoperatingsystemisacceptedbytheeducationsectorandthentodiscus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22givenpropositionsandthepossiblepathofeducationalrenovation.Surveyinganddiscussioncometotheconclusionthatthereisahugesystematiccrisisin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tainingmaterialconditions,teachingphilosophyandteachingmethods.Meanwhile,somesystematicimprovementisalsopossible.Thedilemmaofeducationrootsintheoutdatedmanagingphilosophyandtheconfusionofinternalboundarieswithinthediscipline.Therefore,thisthesisdetailedlydifferentiatemultifarioustasks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Andconcerningthedivisionandfunctionsoffirst,secondandthirddisciplines,italsoprovidesstrategyandresolutionbasedontheforegoingconclusion.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Education,AdviceSurveying,PathofRenovation

（接上）

五、关于其他议题的讨论

本测量的主题大多针对本科教育现状而设，但众所周知，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和缺陷在硕士教育层面也同样存在；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流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硕士培养是为学术的、还是为实践的？更准确的说，对于这个疑问，新闻传播学教育界要么始终莫衷一是，要么始终有思考而无改革行动。

本研究部分地涉及到研究生培养议题。“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建议，其来源是海外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陈婉莹（2006）曾以美国最具地位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如西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密苏里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柏克莱大学、奥斯丁德克萨斯大学等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学生来源、教学评估和研究方向，分析表明，它们在硕士学位的设置上均有专业型和研究型之分；至于科系的设置，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既有界线分明的专业型学系和研究型学系，又有处于两者之间既重视研究又注重专业能力培养的混合型学系。由此，她建议中国的新闻教育应明确分为研究与专业两种,培养专业硕士与研究硕士的方案也应有区别和联系。

对此，专家们的态度则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共有16位、超过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举措，态度值为7，同时也有少数专家表示不同意这一举措，甚至罕有地出现有两位专家明确表示“极为不同意”，态度值为1。而从整体上看来，专家们还是持赞同意见的为多，并且赞同者的认同度一般都很高，整体平均值接近6.0。由此看来，“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这一目前仍存争议的改革建议，值得教育界考虑，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此外，作为研究者，我假设了这样一种立场：新闻传播教育界与实务界之间，不仅是互为借鉴、互相合作的，而且应该是互相对话、互相批评的。在态度测量中，对于“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这一观点，大多数的专家表示了赞同，整体平均值为5.9，显示出较高的认同度；其中更有14位接近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表现出教育界仍希望保持作为职业知识分子的一贯的独立与批判的立场。

至于对“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这一观点，专家们的认同度则更高，整体平均值高达6.2。其中一半的专家表示极为赞同这一观点，态度值为7，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位专家对此表示反对。的确，就当下知识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而言，新闻传播学界比之于其他学科还有不少差距，而这一点，显然是与本学科的属性不相称的。

就测量结果来看，新闻传播学者应该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彰显学术的公共性，基本上已成为了专家们的普遍共识。

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问题。王全林（2005）曾对西方在中世纪近代大学基础上所衍生出来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做过历时性的考察，并将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归纳为四种：1．科研型——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学生主要充当的是教授与导师的助教或科研助手，在导师的亲自指导下独立开展研究活动；2．教学科研型——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既以理论性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为目标，也以应用性和功利性去满足宽泛的社会需要为基础和培养目标；3．教学科研生产型——协作式研究生培养模式：造就应用型与开发型研究人才，要求研究生既具有较宽厚的基础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与应用开发能力；4．教学型——教学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实际工作者为培养对象，主要服务于综合的技术和管理岗位。而反观我们当前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却普遍存在着莫衷一是、各行其是的现象。不仅仅在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界，甚至在一个新闻院系，模式不清（并非模式多元），已经在事实和效果上凸显了研究生教学管理的散漫和无序。

六、关于学科分界的提案

本研究就议题设置而言，有关新闻传播教育现状与发展方向的22个假设性判断，形成了总体评价、教学资源评价、体系变革、其他相关问题讨论等若干主要路径分析，而它们同时又都指向一个本源性的路径，即“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内外部分界”问题。这个思考路径至少蕴含着以下三个子命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学体系是否应有明确的分界？应该如何分界？分界所蕴含的学科规划与教育规划是什么？这个被悬置的问题，才是解决大量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争议的钥匙。委员G在谈话中说：“由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内涵界定不清，所以，作为教育者来说，不管有多智慧也很难解脱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

在美国，具有新闻实践经验的新闻学教授与普遍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之间，曾经为争夺新闻传播教育主导权而爆发著名的“绿眼罩”(Green-Eyeshades)与“凯平方”(Chi-Squares)之争。在中国，这类争议虽未掀起过轩然大波，但在学科评估的导向作用下，在学术界西风东渐的日益频繁的影响下，学术化倾向的“凯平方”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权重正日益增加。特别要提及的是，这种增加不是被动的选择和学科间的攻伐，而是出自教育界的公益心和探索精神。中国的新闻教育界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的学理化特征和普适性功用对于传统新闻教学的改革意义，如李良荣等所说：“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李良荣、李晓林，1998）这不单单是因为传播学可以“能改变新闻教育无学可教的状况”，（吴廷俊，2002）也是由于新闻人才在新竞争形势下必须跨越狭隘学科视野的压力使然。不过，与此同时，从纯粹的新闻人才培养的视角看，类似李希光（2001）这样的诘问也同样显得同样有力：“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以下结论：1、从学科发展角度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借鉴是必须的；2、从当前教育市场的需求看，大传播导向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助于学生求职和服务社会；3、与此同时，新闻学的培养规模必须适当精简、培养体系必须大力改善，以此确保新闻专业教育在市场饱和形势下的生存及未来一代新闻人应有的文化精英地位；[5]4、从教学运作角度看，对传播学和新闻学人才培养实行合中有分，是西方的成功路径。

就后一个结论而言，在中国的许多新闻传播院系，这两个专业的教学系统之间的差别却并不明显，甚至，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教材、师资都是重叠的，而就业方向也非常趋同。毫无疑问，这种模糊化的学科发展策略，已经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我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除了“新闻，还是传播？”的传统争议之外，还有教育界是想要建设“新闻传播系”还是建设“新闻传播学系”的本质困惑（其根源则是国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的模糊）。事实上，这两个争议和差别，已经纠结成为一个两维的路径博弈：

表一、学科与院系教育发展策略的路径博弈

新闻业务主导新闻学研究主导

传播业务主导传播学研究主导

我以为，如果对此别无良策，那么，陈婉莹（2006）对西方新闻传播教育经验的简洁抽象是值得汲取的（尽管作者针对的只是研究生教育）：“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均有专业型及研究型之分。就专业型而言，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注重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表演能力；新闻学侧重于培养职业新闻记者，其内容包括采访、编辑等等。对于研究型研究生，传播学主要研究沟通及交流方面的问题，研究媒体、组织或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闻学则主要研究新闻媒体及媒体工作者的问题，以培养传媒批评者与分析者为目的。”

如果要进一步地讨论新闻与传播的教育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区分，那就必须提及赵心树（2007）的论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我以为，就学科的分界这一议题来看，这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一篇参考文献。作者鉴于目前“新闻学”、“传播学”名称中的歧义与重名给学科研究造成了类似“二名三意”的混乱，阻滞了学科发展，由此通过对概念、教育传统、教学内涵的分析，重新为这两个学科作了正名工作。其中的大多数命题，都颇具说服力和指导性；限于本文的主题，我只就该文中有关学科命名部分的观点作一评述，并着重提出一些修正性的意见，以就正于作者、教育界同行和诸位方家。

图一、赵心树对新闻与传播学科所作的正名

赵心树用一系列独具匠心的图表来表述了他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界意见和冠名建议（以下简称“赵提案”），从学科间的理论关系到教育实践的本质内涵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理由，元素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亦详尽周到。但我以为，其间尚有一些疑问：

其一、赵提案在其“图三”中将传播学分为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对新闻学则没有此种类分。这似乎是在暗示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缺少理论研究。固然，狭义的新闻学迄今为止在基础理论上的建构不多（譬如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新闻伦理理论），体系不大，学科发展不充分，但若要说该研究不重要，或取消新闻学在基础层面上的理论研究的地位，恐怕于情于理不合，也不利于学科的生长。更何况从广义的学科交叉来看，类似于新闻史学、新闻修辞学、新闻哲学之类学科建构，事实上是更亲近新闻学而无法直接纳入到传播学范畴的。如此，为何不能有基础理论新闻学的生长空间和命名呢？

其二、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新闻理论”作为四级学科划入“新闻学”，而又统摄于二级学科“应用传播学”，似乎逻辑上尚欠合理：

1、即使新闻学只有应用新闻理论，该“理论”的属性也是人文学科属性，而赵提案将其并列的另外两类理论，分别是“广告理论”、“公关理论”，事实上属于社会科学，而究其职业属性，甚至更接近于商学。新闻理论与它们的相并列未免令人有风马牛之感——尽管论者可以用Communication一词的无所不包的属性来说明它们长得很像、应该属于一家人，但长得很像未必就是亲兄弟，譬如教育学也像是从事Communication的职业，但是没有人把教育学也划为传播学的子学科。而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如广告、公关以及诸如此类的表兄弟）在学统上是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器为自我认同的。往深处说，近现代新闻学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培养西方所谓“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意义上的文化创造阶层和文化传播阶层，其阶级属性是超越的，[6]而其它应用传播学教育的理想则不是。

2、如前所述，新闻学不是只有应用新闻理论。

其三、赵提案在其“图四”中将一些杂糅的无法归类的子学科归类为“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与新闻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并列，此举似亦不妥。看看这第四支里面都有些什么：传播法律，传播伦理，媒介管理，网络传播。其中，法律与伦理学科属性近似，而媒介管理所要求的学科素养就与法律伦理相去甚远了。至于网络传播也忝列其中，则更可争议：

1、从寻常的字面意义上来推断，它的定义模板为“X媒介的传播研究”，如果举例子，相当于“电视传播”，而我们不会把“电视传播”与法律、伦理、管理之类的子学科并列的，不是吗？

2、严格来说，网络传播还不仅仅是“X媒介的传播研究”，不管它被称为CMCStudy，还是NewMediaStudy，它的研究对象的能指和所指都不是什么单一媒介，而是一个媒介平台——按照拙作的定义则可称为“泛媒介”（pan-media）（杜骏飞，2001）。这个媒介平台，显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单一的学科导向（它甚至包括了新闻、广告、公共关系）；而把它与媒介法律、伦理、管理之类并列也不太实际。因此，赵提案中这个“应用传播学”的第四支是个子学科拼盘，与其他分支相比较，逻辑分类上不够一致，而分类最看重的“类与种差”分隔的严密性。

无疑，新媒体个发展及其衍生的网络新闻、网络传播等学科极为重要。对此，很多专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委员G在谈话中说：“不管如何高度评价互联网对国家的重要性、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委员J说：“某报业集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其原因实际上是比竞争对手更早接触理解、更多重视新媒体的经验和新媒体人才的应用……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跨媒体研究所来帮助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按照我的理解，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的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传播的“应用”，而在于对传统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的革命，把它放入基础传播理论研究固然可行，但考虑到要为其在学科革命意义上留出发展空间，以及其自身强烈的跨学科属性（不仅跨新闻学与传播学内部的各子学科，而且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因此，单独列为一类理论研究似更为积极、也更有学科规划的远见。而就网络新闻而言，情况正相反，其学科价值，不主要在于发展理论，而在于新闻的“应用”。

本此，我不揣鄙陋，陈述以下观点及设想：

1、新闻学的学科内涵偏窄，因此，以它来涵盖传播学，不很恰当；而传播学在学科属性上偏向于社会科学，亦不能从学科理念上指代新闻学。

2、鉴于在狭义的传媒业，作为人文的新闻业务（例如新闻采编）与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业务（例如广告），紧密交融、互为支撑；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事广义的传播业（例如广告、公共关系）不可能拒绝新闻学的基本规律。因此，把新闻学与传播学包括在一个大学科中还是有充分理由的。

3、无论是在新闻学还是在传播学中，都有着理论（学术）导向与应用（职业）导向之别，由此，不同导向的专业对师资的要求应该是不同的。理论（学术）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学术训练的程度、学术研究的深度，而应用（职业）导向的师资应该强调职业技能的熟练度、职业声望的高度。

4、应用新闻学的类型应该按照媒介属性的差别（例如平面媒体、电子媒体、新媒体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类型之间不可以相互打通；应用传播学的类型应该按照服务领域的差别（例如广告、公共关系、出版、媒介经济管理等）来划分，当然，这不意味着对这些领域技能的学习不可以同时放在别的一级学科（例如商学、艺术学等）。

5、从学理的系统性和成熟度来看，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然高于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若要促进学科的生长，的确不能忽视对传播学思想的引进，但这不意味着新闻学只能将传播学作为学统的母本、忽视了对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营养的不断引入，更不意味着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的学科成长空间。简言之，作为学科的新闻学，它的不系统不意味着不存在，更不意味着不发展。

6、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是典型的高开放度学科方向：它们向彼此开放；它们向其他学科开放；更值得一提的也许是——它们向各自的所有应用领域开放（这或许就是任何新闻传播教育不可能放弃理论教学与科研的最重要的理由）。

7、如前述各位专家所说，新媒体因素对于本学科的发展意义极为重大。而新媒体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子学科而言，其教学科研的意义与价值又是不同的。结合对当下学科发展动向和媒体发展趋向的评估，应该在“应用新闻学”中单独设置“网络新闻”或“新媒体新闻”或“融合媒介（泛媒介）新闻”，而在“理论传播学”中单独设置“网络传播理论”或“新媒体传播理论”。

我把以上浅见概括为【表二】，并作为新提案以附赵提案之骥尾。我深信这类讨论，对于有效地厘清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性，对于有效的教学运行、科学的教育资源管理、学术管理的变革，必定是有助益的：

表二：本文对新闻传播学教育任务的多重属性辨析及分界提案

七、结语

纵观本次测量的结果，专家们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的评估很不乐观。多位专家甚至建议，要进行一次全国现状调查（这一调查目前已在计划进行之中）。从全国的形势看，愈演愈烈的低水平竞争、教学规模的盲目扩张，必然会导致新闻传播教育领域资源、规划、规范的欠缺，并且进而妨害整个教育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有余。与此同时，我们的师资建设、专业建设能力并不可能提升这么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情况：很多后发展的学校开设了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等专业，并且按照先发展的学校专业培养模式试图与一流院系一较长短，其结果可想而知。关于解决之道，国家或可根据目前新闻与传播各专业市场竞争力的实际情况，明确不同层次院系的专业设置、教学培养规格和就业目标，力争在本专业领域实现：科学规划，区隔竞争，良性发展。对此，何梓华（2005）曾提出过的建言引人深思：“历史悠久、办学经验丰富、师资力量强的新闻院系，可考虑调整培养目标，转向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为国家多输送高层次、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从本研究对22个观点的测量结果看来，专家们认同度最高的分别是（从高到低）：“应加强学生专业伦理的教育”、“学术界应更多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意见”、“可将硕士教育分为业务、学术两个类型”、“应加大学生实习及实践性教学强度”、“教育界仍然应保持对业界的批评立场”、“实务型师资严重匮乏”、“缺乏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界的交流”等几项，可以说是基本达成了共识。

而在“与国际接轨是教学改革的方向”、“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大多数教材内容缺乏先进性”、“应以‘大传播’为教学改革方向”等问题和假设上，专家们的意见仍存在分歧。

或许，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尚未有结论、本文尚未展开论述的议题。譬如意识形态的制约问题、教育管理水平的滞后问题、对学科发展水平的科学评估的标准问题、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不同层次院系的区隔定位问题、教师的教学伦理问题、研究生招考制度问题……诸如此类[7]。几乎在每一个我们正在谈论和将要谈论的话题的背后，都映现出整个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的困境与缺陷。我们可以把这个新闻教育的“系统”的结构定义为落后的教育体制和大学管理体制，也可以把它定义为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甚至，是这四者的结合体。

一方面，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另一方面，其病灶在于学科内部分界管理的混乱。本此，本文在第六部分已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一些初步辨析，就目前这个策略提案来看，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与本文全部讨论的结果是相洽的。

自然，研究者也希望，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研讨，能够从本源上厘清新闻传播学科系统和教育管理系统的层次；但更大的希望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与行动并重，而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姿态上。否则，再过若干年，我们仍然在众说纷纭、原地不动，把困境和负担原封不动地传给后来人。

8年前，俞旭、朱立（2001）曾基于系统论原理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下过如下总体判断：总的来说，大陆新闻教育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教育体制改革落后，学术理论保守，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陈旧，教育岗位呈“逆向淘汰”，与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等待与努力，这些弊端是否已然改进了呢？看来答案仍不太乐观。追根溯源，新闻传播教育界的问题乃是中国教育管理的共性问题，这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的大学管理政策的僵化和异化。专家C在来信中尖锐地指出：“学科建设，应该基本是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活动，现在被列入了类似1950年代计划经济的那种模式和思维中。这种计划有多大的意义？学科的经常调整应当是常态，但是很多情况无权调整、无法调整，如此，简直无法侈谈改革。”

今天，我们无疑是处在更为严峻的形势之中。时代的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更新、更复杂、更锐利的要求，身处转型期中国、生逢网络时代激烈的媒体变革，我们已经感觉到了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教育已面临重大危机的基本共识之下，我们是否能够知耻近勇、发奋图强，化危机为变革，促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进化？答案或许可以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意愿之中。

意愿可以提供信念之力，实现重大的变革尚需持久而有形的奋争。固然，一举改变“系统”的特征是不现实的梦想，但是，同样按照系统论的思想，系统也是由元素构成的，元素的变迁同样也导致结构与功能的改变。身为知识分子，我们言说的前提，始终应该是如下的哲学判断：“我们感悟到：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约翰•布里格斯、F.戴维•皮特，2001）本次的测量和讨论的议题，其中有经济学所称的“不可控制因素”[8]和宏大的理念问题，但更多的是在中观和微观上可以操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不完全取决于抽象的“国家”，而依赖于无数生动可感、可以汇聚力量的“个人”、“单位”和“社团组织”。我想：一点一滴的改进，虽不能变革形势，但足以变革人心；锱铢累积的行动，如若无愧于职责与良知，则必有益于社会和历史。

[注释]

[1]参见下文中相关文献、数据和谈话内容。

[2]本文中，专家在问卷调查中对其观点的书面补充意见，按照统计序号，陈述为“X号专家认为……”的句式，专家的谈话、发言、来信内容，按照其访谈顺序或姓名拼音，陈述为“专家X在谈话（来信）中说……”的句式。

[3]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间的新闻人才市场竞争，更能反映出新闻教育的危机。有研究表明，2000年以前大约50万新闻从业人员中,只有3万人员来自新闻专业,也就是说,95%的从业人员来自其他专业。参见陈昌凤（2004）。此外，作为印证，委员G在谈话中说：“三年来在X大，新闻本科毕业生只有不到36%进入新闻业；《北京日报》去年招收了36位新记者，只有2人来自新闻院系”。

[4]委员Z2来信指出：“事实上，大量的地方性院校是靠新闻学本科专业赚钱的，一个新闻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6000元，广播电视编导艺术专业9000元，广告学专业8000元。而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一年学费只有3500元，这笔帐，哪个校长、招生处长都会算。”

[5]这里的潜台词是：我们目前的新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非精英的，而且是底层的。委员L1在谈话中说：“看看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待遇、工作处境，他们面有菜色！我们不是在培养无冕之王的记者，我们是在培养廉价的新闻农民工”。

[6]曼海姆（KarlMannheim）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它们是"自由飘浮的、非依附性的"（free-floating,unattached）。参见卡尔•曼海姆（1999）。利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认为:“大多数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析性文献都强调了他们那种看来像是与生俱来的批判现状的倾向，而这种批判则是从一种自命高明的，以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理想观念出发的。”参见利普塞特、巴苏：“关于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政治角色”，载梁从诫（1989）。

[7]限于篇幅，研究者对这些议题的相关讨论只能另文呈现。

[8]这些不可控制因素当然也包括着上文所说的不当的行政干预。

[参考文献]

方汉奇、张之华（1995）。《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王全林（2005）。<国外四种研究生培养模式之比较及其启示>。《大学教育科学》，第1期，页82-85。

卡尔．曼海姆（1999）。《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原书KarlMannheim.[1936].IdeologyandUtopia.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

安吉娜．菲利浦斯、彭琳（2007）。<新闻教育应该培养恪守职业道德的人>。《新闻记者》，第6期，页52-53。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高等学校增设本科专业论证申报工作的通知〉（苏教高[2008]26号文件）（页3－4）。

何梓华（2005）。<新闻教育的四大问题及对策>。《中国记者》，第6期，页22-23。

吴廷俊（2002）。<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新闻大学》，第1期，页25-28。

李希光（2001）。<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学教育思考>。《新闻记者》，第1期，页24-27。

李良荣、李晓林（1998）。<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新闻大学》，1998年第3期，页7－8。

杜骏飞（2001）。<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新闻与传播研究》，页3。

肖燕雄（2005）。<论新闻底线道德的法律运作>。《时代法学》，第2期，页47-52。

阮志孝（2006年4月1日）。<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上网日期：2007年8月6日，取自个人博客，/u/1225298787。

周凯、张琦（2007年8月1日）。<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中国青年报》，第6版。

俞旭、朱立（2001）。<改革的困局：中国大陆新闻教育变革探讨（1976-2000）>。《新闻学研究》，第68期，页25-52。

约翰．布里格斯、F.戴维．皮特（2001）。《混沌七鉴》（、金纬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原书：Briggs,J.&Peat,F.D.[1999].SevenLifeLessonsofChaos:TimelessWisdomfromtheScienceofChange.NewYork:HarperCollinsPublishers.）。转引自汤一介（2005年2月4日）。<反思中的西方学者看中国传统文化>。《人民日报》，第15版。

凌菁（2007年8月6日）。<网络时代我国新闻教育的困境>。取自中国新闻学传播学评论（CJR），/05cjr/system/2007/08/03/008667059.shtml。

梁从诫（编）（1989）。《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曹鹏（2007年11月13日）。<正视新闻教育的繁荣与危机>。取自中国新闻学传播学评论（CJR），/05cjr/system/2007/11/13/008966009.shtml。

郭可、钱进（2006）。<美国新闻教育评估体系对我国的启示及建议>。《国际新闻界》，第12期，页26-30。

陈昌凤（2003）。<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汇流：世界新闻传播教育走向研究>。「北大论坛论文集编委会（2003），《走向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页247–26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昌凤(2004)。<中国新闻专业教育方式面临转变>。《新闻知识》，第2期，页12。

陈婉莹（2006年8月21日）。<国际新闻研究生教育模式>。上网日期：2008年9月6日，取自个人博客：/logs/3102799.html。

陆晔、俞卫东（2003）。<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四>。《新闻记者》，第4期，页46-49。

喻国明（1998）。<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调查报告>。《民主与科学》，第3期，页10-17。

童兵（2003）。<新闻改革新思路和新闻教育新突破>。《中国传媒报告》，第4期，页4-9。

黄鹂（2003）。<美国新闻教育研究现状>。《当代传播》，第6期，页50-52。

熊忠辉、王晓梅（2006年9月5日）。<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问题与趋势>。取自人民网，/GB/40628/4782971.html。

赵心树（2007）。<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页100-119。

刘卫东（1999）。<薪传火继着华章――新中国新闻教育50年>。《新闻战线》，第10期，页41-43。

刘卫东（2000）。<新中国新闻教育五十年>。《中国新闻年鉴》2000年版，页58-59。

蔡雯（2005）。<对美国新闻教育改革的调查及思考>。《中国记者》，第8期，页63-64。

郑保卫、陈绚（2004）。<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页20-22。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8篇

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理论基础的支持。农业传播学是学科融合的产物，它与许多学科密切相关，但农业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的是农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因此，农业传播学的理论基础应是传播学、信息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理念。

传播学是一门探索人类传播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传播过程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传播学通过对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信息系统及其各部分的结构功能过程以及互动关系的考察，从人类传播的内存机制和外在联系以及各种传播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探索发现和克服传播障碍和传播隔阂的科学方法，找到社会信息系统良性循环的机制，揭示人类传播的本质和规律。从学术渊源上看，传播学是在宣传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跑马圈地”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它在建立和发展中，不断吸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丰富营养，其跨学科的特征非常明显。传播学大师施拉姆1982年在北京讲学期间就做过大胆的预测：在未来的100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学科里面的基础。今天，传播学已向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学、推广学等不断渗透。当人类的祖先第一次向同伴发出一个信息时，“传播”就发生了。农业传播也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传播是人类一个重要的传播行为，具有传播学意义上的一般特征，农业传播学是运用传播学的一般观点、理论和方法，结合农业自身的特点，研究和探讨涉农信息传播现象、规律的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农业传播学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信息学是研究信息的获取、处理、传递和利用的规律性的一门学科。信息学的研究涵盖面广，面向的层次多，任何行业和组织，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世界，都需要建立信息系统和资源管理系统，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变化。从人类信息活动的起源看，信息活动和生产活动一样，是人类所从事的一种最基本的活动，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是与农业生产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人类最初的信息活动也是从农业信息开始的，农业活动与信息活动密不可分，需要运用信息学的理论、技术、方法，研究和探讨农业信息和农业信息活动的有关问题。当然，现代信息科学是关于一切信息现象的概括性科学，包括对非生物、人类之外的生物、人造机器系统、人类社会以及人体本身关于信息的一切过程、一切表现、一切特性、一切机制的研究。农业传播学研究的涉农信息不是自然信息，而是社会信息，研究的是农业内部信息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外部信息传播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供农业传播学借鉴的信息学基础性内容主要包括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信息的类型与表现、信息的采集与加工、信息开发的方式与方法、信息量、信息符号等。

农业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新兴学科，它是传播学在农业领域里延伸、渗透和结合的结果。它通过对农业信息传播活动的现象与问题、过程与状态、结构与功能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探索和揭示农业传播规律。作为一门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新兴分支学科，农业传播学尚未形成自己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但是，农业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传播学走向专业化的必然产物，既遵循传播学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有自己的独立特点，其研究范围包括以下内容：

农业传播的源流研究。即以历史研究的方法，研究农业传播历史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作为一门学科，农业传播学无疑要通过对农业传播历史变迁的科学透视来分析和认识农业传播的基本历史态势、农业传播发展的社会因素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这部分内容包括农业传播的历史变迁、农业传播思想的演进、农业传播事业的发展、农业传播发展的社会条件、农业传播技术与手段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

农业传播的类型研究。类型是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所形成的种类，农业传播学研究的是人类涉农信息的传播，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说：“我们在研究传播时，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就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联系的。”借鉴传播学的基本类型，农业传播学的主要类型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在农业传播中，以面对面传播为主要形式的人际传播占有重要地位，是主要的农业传播类型，一度在交流涉农信息、整合农业力量、培养农业意见领袖、形成农业舆论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农业传播的过程与模式研究。通过传播过程考察传播现象，是传播学研究的发展飞跃。从这一视角看，传播是由多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流动过程。农业传播过程是农业传播现象的结构、要素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农业传播者、受传者与涉农信息诸要素密切交织、相互关联的整体过程。农业传播模式是对农业传播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揭示了农业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受传者与涉农信息各要素之间的主要关联。不同的传播类型之间，其结构、要素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这就形成了不同的农业传播模式。

农业传播的要素研究。农业传播的要素研究包括农业传播的传者研究、农业传播的受众研究、农业传播的信息研究、农业传播的媒介研究、农业传播的效果研究五个方面。农业传播的传者是指传递涉农信息的人，他们成分广泛、种类繁多，具有一般传者不同的职业特征和素质要求。农业传播的受众是指涉农信息的接收者，是农业传者的传播对象。农业传播的受众既包括小范围信息交流的个体，也包括大众传播的信息接收群体；既包括从事农业活动的群体，也包括事关农业活动的群体；既可以是生活在农村的人，也可以是生活在城市的人；既可以是社会上层精英，也可以是社会基层群众。在农业传播活动中，农业受众接收农业传播信息，并对农业传播信息进行译码，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结构。农业传播的信息指的是农业传播的传者通过农业传播活动向农业传播的受众传达的农业传播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农业生产管理信息、农业科技信息、农业市场经济信息、农业政策与法规信息、农业教育信息、农业服务信息等。传播媒介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与人类传播相适应，农业传播也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四个阶段，农业传播媒介也有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从最初开展人际传播的空间媒体，到日益壮大的大众媒体，乃至如今种类繁多的小众媒体与新媒体，农业传播媒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越来越明显。农业传播媒介的研究，既离不开对农业传播媒介的评价、选择，也离不开对从事涉农信息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或机构的研究。传播效果研究是传播学研究领域最为丰富的研究内容，具体指受传者接收信息后，在知识、情感、态度、行为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因此，农业传播效果实际上意味着农业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农业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它直接决定了农业传播活动的价值，既是农业传播活动的归宿，也是农业传播活动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

农业传播的管理研究。同其他任何传播活动一样，农业传播也是一项需要管理的活动。这不仅是农业传播学的传播学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农业传播所面对的农业产业这一产业的特殊性质所使然的。农业传播的管理研究，既包括农业传播的法律法规研究，也包括农业传播的执行、运行研究，还包括农业传播的监督研究。

参考文献：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2]赵晓春，董成双，徐鹏民.农业传播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谢咏才,李红艳.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5]同春芬.农村社会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新闻传播系）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9篇

[摘要]：本文对2009年 中国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和 网络 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

2009年国内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 历史 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 经济 的时代。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 企业 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日报》以及深圳蛇口 工业 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 政治 文明建设的 发展 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 现代 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 总结 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 法律 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 论文 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 中国 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 教育 迅速 发展 。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 论文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 政治 经济 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 工业 ”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 网络 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 现代 电子 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 参考 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 自然 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 艺术 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 历史 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注释]

[1]陈力丹/王晶《谈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学习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致辞》，《青年记者》2009年11期上。

[2]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青年记者》，2009年9期上“60年关键词”专栏。

[3]田秋生《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4]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播》，《新闻大学》2009年秋季号。

[5]靖鸣《试析我国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实践及其效果》，《新闻记者》2009年11期。

法律传播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学科交叉课程 内容体系 构建原则 灾害信息传播学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院校为了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在课程设置上不断进行革新，根据社会需求开设学科交叉课程。笔者所在的防灾科技学院就开设了《灾害经济学》、《灾害心理学》、《灾害信息传播学》等课程，学科交叉课程往往缺乏现成的内容体系，需要开设课程的教师结合课程所涉及的学科体系进行自行设计。本文以《灾害信息传播学》为例，认为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构建需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完整原则、融合原则、主次原则。

一、完整原则

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首先要坚持完整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至于什么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取决于课程的属性。在《灾害信息传播学》的内容体系中，充分借鉴了新闻传播学各种教材的编写体例，最终确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1.概说部分

这一部分分为三节，分别论述灾害信息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灾害信息传播的概念，灾害信息传播学的理论基础。这三个部分属于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的基础内容，决定着整个课程的方法和内容。

2.简史部分

在《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体系中，专门有一章的内容是研究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的。历史的梳理有助于学生理解灾害信息传播的发展演变过程，通过对原始传播时代、传统媒体传播时代中灾害信息传播形态和特征的了解，加深对当前新媒体时代灾害信息传播现象的理解。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站在一个宏观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灾害信息传播实际进行了简述，对整个课程内容体系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要素部分

《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内容体系的主体部分就是灾害信息传播要素，在全部的十章内容中此部分占到了四章（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灾害讯息、灾害信息传播受众），几乎占到了全部章节的一半。这一部分详细地分析了各要素在灾害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地位、特点、作用、表现形态，为灾害信息传播的整体认知服务。

4.机制和效果部分

这一部分包括两章内容，即灾害信息传播机制和灾害信息传播效果，传播机制部分分别从行业机制、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传播效果则从积极效果的建立和消极效果的消除正反两方面论述。

5.案例部分

为了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和应用理论知识，在课程教学中专门设立一章案例分析，选取了近年来发生的几起灾害事件，包括2008年的南方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山西运城地震、甲型H1N1流感疫情报道，分析了这几起灾害事件中信息传播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升信息传播效度的对策等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于学生直观地了解灾害信息传播理论研究大有帮助。

6.研究现状部分

作为一门课程，需要向学生传播这个研究领域最前沿的知识。《灾害信息传播学》专门设置一章的内容讲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学术素养训练，指导学生如何在这个研究领域寻找研究选题和进行学术研究。

对于《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来说，以上的内容体系基本上体现了完整原则。不同的学科交叉课程应该有不同的内容体系，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内容体系，都应该设计完整，让学生对这一领域的知识有全面的认识。

二、融合原则

学科交叉课程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有些课程涉及到的学科比较接近，比如《新闻传播学》涉及到的是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同属新闻传播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还有一些课程涉及的学科比较远，比如上面提及的《灾害心理学》等课程。无论什么样的学科交叉课程，既然是交叉，也就是说必须解决好学科融合的问题。《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的学科知识包括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这就需要寻找以上学科的交叉部分，在整个课程内容体系中有所体现。

学科交叉课程融合要实现各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灾害学属于自然科学，二者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学科交叉课程因为涉及到以上不同学科，所以《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进行融合。在本课程的概说部分专门有研究方法的论述，指出了该课程的研究方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法、田野调查法、文化分析方法。其中，定性研究、田野调查和文化分析方法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而定量研究则更多地用于自然科学，灾害信息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但是在研究传播效果时，又常常会考虑到“灾害信息”这一特定的传播内容，经常会用到定量的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融合。

学科交叉课程融合要实现各学科内容的融合。之所以开设学科交叉课程，就是因为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知识才能解决问题，因此，学科交叉课程需要将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融合到一起。《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因此在涉及课程内容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到内容融合。整个内容体系都是紧密围绕灾害信息传播设计的，如在《灾害信息传播媒介》一章中，针对灾害事件的特点，专门论述了各种媒体的物质依赖性及其应灾能力，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发挥着生命线作用。在《灾害信息传播机制》一章中，其中的行业机制、道德机制和法律机制等内容，就要涉及到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只有将这几个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才能构建具有学科交叉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

三、主次原则

构建学科交叉课程的内容体系并不是要将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平均使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坚持主次原则，也就是说，要分清主干学科和一般学科，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它们在学科交叉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灾害信息传播学》涉及到传播学、新闻学、灾害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交叉，在这四个学科中，传播学是主干学科，灾害学是一般学科，而新闻学和管理学只是在某些章节中体现，并不贯穿所有内容，所以在课程体系构建中就明确了以传播学为主，灾害学为副，新闻学和管理学为辅的地位。

首先，以主干学科构建内容框架。《灾害信息传播学》尽管属于学科交叉课程，但是归根结底仍然属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课程组在构建课程内容体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认为仍需参考传播学课程体系。在参考了国内外传播学教材体系的基础上，几经协商，最终确定了《灾害信息传播学》的课程体系：灾害信息传播概说、灾害信息传播简史、灾害信息传播者、灾害信息传播媒介、灾害讯息、灾害信息传播受众、灾害信息传播机制、灾害信息传播效果、灾害信息传播案例、灾害信息传播研究现状。

其次，以一般学科凸显特色。《灾害信息传播学》课程毕竟不等同于《传播学概论》课程，它是一门具有鲜明防灾减灾特色的课程，那么就需要在课程建设中体现这种特色，这就需要在课程体系的微观层面紧紧扣住灾害学学科知识。无论是简史，还是要素和效果，甚至案例分析，课程内容的前提都是灾害事件背景下的信息传播。比如对业余传播者作用的重新认识、对灾区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的研究、对广播媒介在灾害救助中的生命线作用的论述、对各种灾害事件中的信息传播进行的案例分析，都具有鲜明的特色。除此之外，在具体的章节中会涉及到新闻学和管理学的相关内容，这些学科知识只是对课程体系的进一步充实，以使得整个课程体系更具科学性，更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学科交叉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既要面向市场，也要充分考虑教育者和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反馈，才能打造出体系完整、知识融合、主次分明的课程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1] 何高奇、张启兵、李建华等，《多学科交叉课程软件知识产权管理的教学实践》[J]，《计算机教育》，2010（16）

[2] 陈海平，《动漫周边产品设计――动漫专业与工业设计学科交叉与整合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9）

[3] 杨晓波，《财经类院校学科交叉培养模式的研究》[J]，《科技资讯》，2010（8）

基金项目：防灾科技学院2011年度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201127）。

作者简介：

徐占品（1983― ），男，河北省南和县人，防灾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和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