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论文范文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端木蕻良之所以能将草原文学率先引入现代文学与其长期受科尔沁草原文化的浸染，从而形成了具有草原文化特点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端木蕻良早年在故乡科尔沁旗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思想发展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描述为“科尔沁旗草原上一个叫鸶鹭树村的屯子”(端木的出生地辽宁昌图在历史上划归科尔沁旗)。端木的祖父曹太曾经为官，是公认的“辽北首富”。父亲曹铭曾任清末昌图县税捐局官员，年轻时热衷兵法，曾在江南游历数年，见多识广，思想也较为开明。端木生长在草原上，这里有他儿时的记忆和青春的足迹，这里也有熟悉的父老乡亲和独特的风土人情，草原给予了端木创作的灵感，也是他的情感寄托。他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以及《遥远的风沙》《鸶鹭湖的忧郁》《憎恨》《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等许多小说，都以草原和故乡东北的土地为背景，展现出在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下人民的灾难和战斗。作家怀著忧郁的心情眷恋故乡的土地，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而愤怒。在他的作品中大草原辽阔壮丽，充满着原始和野性之美。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端木以草原为背景，通过叙述草原首富丁家的发家、衰败过程展开了草原上二百年间围绕土地开发争夺演进的历史画面，凸显了土地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土地主宰着人的命运，土地的归属决定了人的地位和生活状态。丁家依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剥削农民，使本应是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沦为土地的奴隶。端木把土地和人类社会、历史与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都生在土地上，都是土地的儿子。只有土才是儿子真正的母亲。人们把自身和母亲共同呼吸的血管，在降生的第一天割断，埋在地上，这就可作为人与地立约的记号。”端木试着从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的占有与分配方面，来看待在这片大草原上所反映出的许多人物和事物。“土地”是地主与农民生产关系矛盾的症结，正如端木在《科尔沁旗草原•后记》中所说:“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地主是这里的重心，有许多的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用这重心作圆心，然后再伸展出去无数的半径，那样一来，这广漠的草原上的景物，便很容易的看清了罢。”在几百年的历史中，土地制度极为不合理，地主想方设法拼命兼并土地，然后再以土地为资本不择手段地剥削农民;农民由于没有或失去土地，则遭受着无穷的屈辱和苦难，农民与地主较量，与强盗斗争，揭竿起义，以土地为轴心展开历史的广阔画面;以一个家庭的兴衰浓缩了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一种波澜壮阔的宏伟气势。

二、个性人物与地方特色

端木蕻良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将草原文化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和独特的地域色彩呈现给世人。端木善于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的主人公丁宁和大山，一个是坐拥土地的地主后代，一个是寸土全无的无产农民。围绕土地，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丁宁受过现代教育，想回乡作一番事业，但他习惯了骄横放纵的生活，性格中的懦弱乖戾使得他并没有能力把现实变得更好，反而与土地更加疏离。大山是“草原之子”“科尔沁旗的雕鹗”，他的号召力和同情心，做事果断的性格，都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丁宁的矛盾与困惑使他渐渐陷人绝望，而大山成为土地真正的主人。端木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地方特色。东北幅员辽阔，民风淳朴粗犷在他的心底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家乡，他这样描述:“跟着生的艰辛，我的生命，是降落在伟大的关东草原上。那万里的广漠，那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这一切奇异的怪忒的草原的构图，在儿时，常常在深夜的梦寐里闯进我幼小的灵魂，……”小说充满了东北农村的风土民情的描绘。小说中写到了丁家以萨满教作为护身符，掩盖了土地兼并的阴暗手段，在神秘的“跳大神”仪式中，“胡三仙姑”的一番谮言谶语让愚昧的人民相信了神祗庇佑的丁家不可侵犯。村民也只能通过神秘的宗教形式来排遣现实的苦难，以此求神祛病除害，保佑土地的收成。这些带有时代与地方特色的民俗都在更深层面上触及了民族心理与文化特征。

三、对待草原的复杂情感

端木蕻良的草原文学创作在现代文学之中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家主体复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对待写作客体———草原上表现出复杂的情感线条。端木出生于1912年，正值清末与民国初年的时代交替。作为清王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东北最初是封禁的，后来受“闯关东”的移民潮的驱动，禁垦区陆续开放，土地的买卖与兼并逐渐形成高潮。草原上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压榨，使原本“雄迈、超人的、蕴蓄的、强固的暴力和野劲”的草原儿女承受了过多的苦难，一面是畸形、动荡、病态的社会与人生，而另一面是草原的原始富饶与生机盎然，两者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和不和谐。端木最终还是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东北农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然崛起，焕发出“粗犷强韧的灵魂”。在小说的结尾，“九•一八”事变后，农民、土匪、马贼统统加入民族反抗斗争的洪流。端木内心深处对草原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草原的辽阔天然，它所孕育的原始生机、自然和谐是端木非常向往和崇拜的，草原常常带给端木生存的意志和力量的支撑。“我每一接触到东北的农民，我便感悟到人类最强烈的求生的意志。……我觉得我自己立刻地健康起来，我觉出人类的无边的宏大，我觉出人类的不可形容的美丽。”而另一方面，草原本身所代表的原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的进程难以避免地发生碰撞。端木希望改造草原的原始面貌，调和草原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使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丁宁认为原始野力与现代文明只有互为镜子才能认识彼此的优势和缺陷。丁宁对春兄说，“他(大山)也和你一样，缺乏一面镜子，也可以说缺乏一种教育，教育你们认识你们所代表的这雄阔的草原的力量。”另外，在看待草原上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间风俗上，端木也是以批判与反省的眼光看待其中蕴含的民族性格的消极方面，以此揭示出民众在走向反抗之路时的精神重负。端木从内心中希望草原儿女在不断地珍视美好与面对现实中改造草原文化，使草原恢复生机，变得更健康更美丽。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巡礼

中图分类号：F1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两大洲的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线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今学术界大多数学者也认同将古代丝绸之路按区域分为四条：即西北地区的“沙漠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西南地区“西南丝绸之路”等四条线路。其中的“草原丝绸之路”则是西北草原地带连通欧亚大陆文化贸易交流的大通道，并带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性，也融合了中原文化和中亚西方等文化因素。丝绸之路的地域交流跨越亚欧大陆，可谓一个国际性的研究问题。草原丝绸之路也是如此，目前国内外学者也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来反映西北草原地带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日益高涨，成果迭出，以下主要对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成果（著作、论文等）进行梳理总结，以求推动此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

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相关著作

“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界已经出版了一些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著作和论文集。整体而言，相比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并不多，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本，虽然很少，但是这些著作对于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王博、祁小山的《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以反映亚欧草原游牧部族或民族文化的石人文化为研究对象，并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概况，分析了草原石人资料和蒙古石人及中亚石人的研究概况等内容，以草原石人为切入点来探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可谓“以小见大”，研究方法很有参考价值，是草原石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1]周慕爱总编辑，彭绮云英文编辑的《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是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和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文物展览，汇集了突厥时期、契丹时期和蒙元时期的80件套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征及西方文化元素的珍贵文物，以中英文互照的形式进行叙述，形象地展示了草原物质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融合的精髓，集中展示了草原文化的独特风采。[2]张忠山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集中论述了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与各个时期丝绸之路的货币情况，可谓一本“丝绸之路货币史”的专著，书中第三章“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与货币”专门探讨了从秦汉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及其使用的货币。[3]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论文集出版。 张志尧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一书是国际阿尔泰学研究丛书之一，也是一本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此文集分为三大板块：草原丝绸之路、中亚古代游牧文化、草原丝路与中亚文化交流。收录了国内外相关学者关于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化交流的多篇论文，是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研究很好的参考书。[4]张柱华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k的“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书中精选收录了与会学者围绕“草原丝绸之路”这一主命题所撰写的35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对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自唐代以来的政治历史变迁、民族流徙、文化传播、经贸往来的基本情况和发展轨迹，集中展示了国内专家学者在这一学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5]

二、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性研究

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起初大多都是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演变情况做一梳理，但又有所侧重，有的偏重于考古学、有的偏重于历史学或经济学等角度，这些对草原丝绸之路做的整体性研究也为我们做专题性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况

潘照东，刘俊宝的《草原丝绸之路探析》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于大禹时代，时间跨度自夏朝至民国时期，长达4000余年，地域覆盖整个北方草原地带。并重点论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商朝至民国）；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影响等问题。[6]张景明的《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既是连接亚欧经济、文化的通道，也是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要道；北方民族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贡献；北方民族沿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现象等方面做了细致论述。[7]洪用斌的《草原丝绸之路概述》主要考证了西汉、辽金、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诸多线路问题，尤其重点探讨了蒙元时期的线路问题，并认为驿道的发达是蒙元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畅通的重要原因。他还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畅通应在秦汉之前，而史书中最早记载有关草原丝绸之路的材料是《穆天子传》，其选址往往集中在河流、淡水湖沼等水源所在地，并且有它的历史继承性。[8]王大方的《论草原丝绸之路》一文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考察了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概况，是国内较早地全面概述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性文章，他认为草原丝绸之路可细分为南北两线，“其北道的开拓，肇始于北匈奴西迁之时，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同时认为草原丝绸之路还可称为“皮货之路”和“珠宝之路 ”。[9]

（二）草原民族与草原丝绸之路

葛根高娃，李晓的《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一文认为广义的草原丝绸之路是指历史时期的欧亚草原大通道，向东可达大兴安岭，向西可达黑海草原；而从时间上看，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六、七世纪。并选取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兴起的匈奴时代及突厥时代为研究对象，力图还原草原丝路上的种种本相，即草原丝绸之路“能满足游牧社会对定居社会的结构性需求，即满足‘专化’的游牧经济所欠缺的部分，才是本相。”[10] 粟迎春的《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认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东面与中国相连，西面则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相连，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而阿尔泰山则是这条通道上的中心之一，也是草原丝路民族文化的摇篮。重点论述了商贸往来、王朝兴衰、民族迁徙乃至城镇分布与环阿勒泰草原丝路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而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昭示我们，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应重视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主动参与文化交往与交流，以多元文化整合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11]

王宏谋的《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就塞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做了梳理，塞人是对古代生活在伊塞克湖沿岸、伊犁河流域以及中西亚广大地区游牧民族的统称。认为塞人分布地域广阔、构成成分复杂、生活方式独特、风俗习惯怪异，塞人的迁徙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最早沟通中西交通的使者之一。[12]王子今的《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认为正是西汉王朝为了应对草原民族的活跃，汉帝国才占有河西，控制西域，成就了"丝绸之路"的开通。草原民族对于丝路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他们促进丝绸之路交通的历史贡献，在经济史、交通史、民族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有诸多需要关注之处。[13]

（三）草原文明与草原丝绸之路

萨恒・松哈泰的《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对丝绸之路在草原路段的遗迹；草原城市文化；古代草原贸易商路以及丝绸之路在古代哈萨克族文学艺术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做了探讨。[14]吴团英的《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指出了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的原因所在和相关建议，需要提高草原文化的影响力，努力解决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应当从讲好草原文化故事、唱响草原文化声音、参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学术批评等五个方面，积极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作出努力。[15]

三、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

学界对于历史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有所偏重，主要与北方游牧民族强大衰弱有关，一般而言，当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强盛期时，对外部的冲击、联系就越强，草原丝绸之路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学界对于先秦两汉时期、宋辽金时期、蒙元时期的关注较多，尤其是在辽金、蒙元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较多。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断代研究

1.先秦、两汉时期

杨建华，邵会秋的《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一文认为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是以亚洲草原为主，可分为东部文化交往区和西部交往区。东区在商末周初最为发达，其范围向西可推进到米努辛斯克盆地；西区则在东周时期最为发达，其东界延伸至蒙古国中部到太行山一线。到了战国晚期和汉代初期，长城的建立使得中国北方地区人群产生了分化，部分早先南下的北亚人群则退到长城以北，并与西面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匈奴文化。在匈奴鼎盛时期，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与亚洲西部内陆山麓地带的交流几近停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丝绸之路开通。[16]

2.魏晋南北朝时期

石云涛的《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重点论述了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四个重要发展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丝绸之路。此时期以平城为中心，东达辽东（辽宁辽阳），西通伊吾（新疆哈密），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17]

3.隋唐时期

李青青、崔瑾等人的《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认为唐太宗时期修建的参天可汗道是中古时期漠北草原的重要商贸通道，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组成部分。并着重探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条件、参天可汗道的修建以及参天可汗道的重要意义与影响等问题。试图以参天可汗道为例，从政治羁縻、民族关系和经济交流三个角度探究其对唐朝和后世历史发展两方面的意义。[18]

4.宋辽金时期

武玉环、程嘉静的《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探讨了辽朝重点加强了对漠北诸部和西夏的控制，从西北和西南两个方位来保障草原丝路的畅通，进而以互市和朝贡的方式加强了和西域诸国乃至中亚、西亚等国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保障体系，并对双方的经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19]王坤，傅惟光的《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从考古资料证明了丝绸之路事实上除沙漠外，还存在一条鲜为人知的草原丝绸之路，而草原丝绸之路始于新石器时代，经草原青铜文化时代，兴盛于汉唐，辽契丹进一步打通了草原丝绸之路。[20] 苏赫 ，田广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认为自古以来，北方草原游牧区和中原农耕区就始终保持着互立共存的局面，草原丝路地带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对草原丝路的创建也建立了不朽业绩，特别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朝，疆域辽阔，把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1]

5.蒙元时期

卢明辉认为古代北方游牧文明的传播，主要依靠掠夺与贸易两种方式。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游牧民族起初用的是掠夺、战争的方式，以此来获取农耕地区的物质文化成果，其后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开始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来获取日常生活必需品。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末，元朝建立之后，无论是仍然居住在北方草原地带上的蒙古人，还是进入中原、中亚和欧洲等地的蒙古人，其、游牧文化、社会经济生活等，都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2]李逸友探讨了内蒙古~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等元代纸币，认为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城，其古城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等于1983年至1984年共同发掘黑水城，出土的一大批元钞和少量票券等纸币，为研究元代纸币和可流通的有价证券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而且对于研究元代纸币的使用和贬值情况也颇有意义。[23]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论述了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内蒙古的重要地位，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始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经过蒙古高原向西至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再向西进入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欧洲多瑙河流域，这条路线横贯欧亚草原，大致方位在北纬50度附近。内蒙古地处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南部核心区，在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上始终发挥着黄金通道的作用。[24]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草原丝绸之路在中外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一直被视为对外交流的经典，对研究中西经济、文化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之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日渐增多，国内外交流也日益频繁。2014年11月，中俄蒙三国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了首次旅游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和蒙古国草原之路的研究等问题，并就中俄蒙三国“草原丝绸之路”文物考古和旅游线路进行了对接。与此同时，国内也相继召开了多次以“草原丝绸之路”或“草原文明”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而随着草原丝绸之路研究开发热潮在内蒙古等西部地区掀起，文物工作者以极大地热忱参与到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之中，在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博物馆展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前景无限。

参考文献：

[1]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2]周慕爱.彭绮云.道出物外―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M].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2007.

[3]张忠山.中国丝绸之路货币[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4]张志尧.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2.

[5]张柱华.草原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6]潘照东.刘俊宝.草原丝绸之路探析[A]//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200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银川：中国史学会.宁夏大学，2005.

[7]张景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A].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四辑）[C].2010.

[8]洪用斌.草原丝绸之路概述[J].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S3）.

[9]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J].前沿，2005（9）.

[10]葛根高娃，李晓.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11]粟迎春.环阿勒泰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变迁及启示[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4（4）.

[12]王宏谋.塞人及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拓[J].阴山学刊，2006（2）.

[13]王子今.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14]萨恒・松哈泰.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西域研究，1994（4）.

[15]吴团英.谈构建草原文化学术话语体系问题―从草原丝绸之路说开去[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

[16]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

[17]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1（9）.

[18]李青青，崔瑾，苏文泽，杨凯.试析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以唐代参天可汗道为例[J].前沿，2015（5）.

[19]武玉环，程嘉静.辽代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控制与经营[J].求索，2014（7）.

[20]王坤，傅惟光.辽代的契丹和草原丝绸之路[J].理论观察，2015（6）.

[21]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22]卢明辉. 13世纪以后亚欧大陆“草原丝绸之路”与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J].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6）.

[23]李逸友.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J].中国钱币，1991（3）.

[24]翟禹.辽金元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兼谈内蒙古在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A]//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g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2014.

[25]张燕，王友文.清代伊犁将军与哈萨克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的政治考量[J].广西社会科学，2015（10）.

[26]宋阳.草原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西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辽上京、元上都及其周边发现为例[J].沧桑，2013（4）.

[27]王云鹏，庄明军.青州西辛战国墓出土金银器对草原丝绸之路的佐证[J].潍坊学院学报，2012（3）.

[28]哈木拉提・吾甫尔，刘文先等.草原丝绸之路时期维吾尔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维吾尔医学发展之一[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6（7）.

[29]朱存世，李芳.试析青铜时代贺兰山、北山岩画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兼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J].宁夏社会科学，2001（3）.

[30]耿N.考察草原丝绸之路的法国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31]李加洞.构筑丝绸之路右翼―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行性分析与内蒙古的路径选择[J].前沿，2015（3）.

[32]屈燕妮.草原文化开放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5（28）.

[33]徐平，王友文.中哈草原文化旅游合作拉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5（8）.

[34]萨如拉，张银花.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J].学理论，2016（8）.

[35]翟禹.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以汉代居延甲渠塞遗址群为个案考察[J].地方文化研究辑刊，2016（1）.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镇社区已经成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离不开城镇社区。草原文化，这种集民族性和地域性等多种性质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在草原人民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新时期，草原人民由“逐水草而居”转变到了在城镇社区中生活，在党和国家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政策的引导下，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必将带动草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关键词：城镇社区 草原文化 创新发展 群众文化活动

正 文：

文化，它的概念非常广泛。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概念至少有二百多种。在本篇论文中，笔者采用20世纪中叶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的文化思想来分析论证草原文化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根据他对文化的理解，我认为，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所具有的特有的生活方式。而这样特有的生活方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草原文化创新的根本所在。同时，由于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草原文化的形成也就来源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发展也就植根于生活，草原文化的创新也就践行于生活。于是，文化这个被人们认为脱离生活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却实实在在的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挂上了钩。文化不仅是思想家头上的理想光环，也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幽灵”。

群众文化，真正开始使用这个名词，是在1953年。它是指：“除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 群众文化逐步走入社区，在社区中发展壮大，在社区中为人民的生活传递快乐，成为了人民生活方式有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草原文化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共同拥有着地域特色。在实践中，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往往以草原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草原文化也往往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创新和发展。在民族地区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就经常会看见草原文化中的各种符号元素。与此同时，草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是与时俱进的。草原文化的民族性在与现代文明融会贯通的过程中，自身也得到了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各种元素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其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并在草原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得到重新的发掘、更新和重构，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得到自我发展和创新。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草原人民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这一载体中得到了创新和发展。但是这种创新和发展，会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受到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也是符合国情民情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草原文化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困难。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首先就会遇到“保护”还是“开发”的难题。 那么，怎样克服这两方面的限制，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呢？以下提三点建议。

建议一，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应与政府区域文化策略相结合，进而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社区群众文化活动是地区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应该纳入到政府区域文化策略当中。通过政府的统一管理，因地制宜的进行文化活动的组织、设置，并找出草原文化中适合政府作为公益文化的部分，将其开发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社区群众文化活动。这将会发挥出各具特色的，资源共享的，相互沟通交流的，共同繁荣的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作用。也将营造出良好的城镇社区文化环境，还可以提高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水平，使传统的草原文化融合到现代人民的生活当中进而得到创新和发展。

建议二，优秀的群众文艺工作者应带动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并使草原文化结合群众生活得到创新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关键在于创意。创意则是一种突破，这种突破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离不开创意，这不仅需要基层群众文艺工作者发挥引领作用，更需要优秀的群众文艺工作者到基层、进社区去挖掘草原文化，去体验人民生活，去引领先进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新的、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创意，使得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得到创新发展。

建议三，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拓展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创新发展的基层活动空间。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强公益性文化供给的物质基础和根本保障。通过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的建设与覆盖，拓展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的空间。通过对各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不断的弘扬草原文化，为草原文化在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的创新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空间保障。

总之，在新时期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会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草原文化作为草原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也将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创新发展。这种创新发展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群众的参与，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将为其提供平台和载体。因此，在城镇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创新发展草原文化，将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文化与社会：1780-1950》 作者：（英）雷蒙・威廉斯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08-01

（2）《浅议群众文化的意义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刘颖 《大众文艺》 2010年19期

（3）《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增长新引擎-------草原文化与创意产业》作者：朱海强，格广民，苏兴

（4）《如何开展社区群众文化活动》 作者：刘春丽 《文化纵横谈》2012年第3期下

（5）《呼伦贝尔市民族文化大市建设规划》

（6）《浅谈社区群众文化建设》作者：王红霞 《周口日报》2011-8-5

（7）《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作者：齐勇锋 人民网 2011-4-1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Abstract： Each ethnic group's dancing a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ethnic culture which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ci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of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Kazakh is a nomadic people with the most distinct northern prairie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inorities of China and as a result Kazakh dance has a strong prairie culture color.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Kazakh dance and dives deep into the influence of prairie culture on Kazakh dancing art.

关键词： 草原文化；哈萨克舞蹈；呈现形式；表现手法

Key words： prairie culture；Kazakh dance；presenting form；expressing technique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9-0328-02

0 引言

哈萨克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热爱音乐舞蹈的民族。哈萨克舞蹈动律性强、节奏快，表现风格刚健有力、轻快矫捷，舞蹈动作充分展示出草原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细节，充满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及民族特色。哈萨克舞蹈动作优美，富有极强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是我国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萨克舞蹈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与草原文化密切相关，本文主要探讨草原文化对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影响。

1 草原文化与哈萨克舞蹈艺术

草原文化是一种北方民族文化，它是置身于中华大地北方的无数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历程里，不断自我创新、自我完善、逐步传承与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草原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色彩。草原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生态文化，游牧生活方式让人们选择顺应自然，草原文化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主要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这种文化特性为草原文化的发展与丰富提供了活力。草原文化推崇诚信，强调人性的朴素。哈萨克族是北方少数民族中最具草原文化特色的民族，其舞蹈艺术更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哈萨克舞蹈艺术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既是草原生活的高度浓缩，也是朴素哲学思想的体现，哈萨克舞蹈艺术拓宽了草原文化的审美观，丰富了草原文化的内涵。草原文化具有博大厚重的特色，为舞蹈艺术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使哈萨克舞蹈更具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草原游牧民族在大自然的风光中耳濡目染，富有较多的艺术细胞，他们能歌善舞，推动了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发展，具有朴素纯真的特征，彰显出勃勃生机，充满活力。舞蹈艺术是一种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草原文化中，有一部分是以舞蹈艺术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从哈萨克舞蹈艺术中，我们能够了解哈萨克民族独特的民族特征，能够感受到草原上的自然风光。哈萨克舞蹈不仅仅表现出草原文化特有的情趣，还能够体现出哈萨克的民族精神。我们通过哈萨克舞蹈，能够了解哈萨克民族早期的精神文化活动特征。总的来说，草原文化与哈萨克舞蹈艺术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2 草原文化对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影响

2.1 草原文化在哈萨克舞蹈思维中的体现

哈萨克舞蹈体现出草原文化对自然的热爱。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型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可持续发展，崇尚自然、敬畏自然，这也是哈萨克民族所遵循的自然观。哈萨克民族生长在草原，游走在自然中，将生命的荣耀又归于自然。大自然给哈萨克民族以无限的自然景观，给哈萨克民族以视觉享受。哈萨克民族在自然迁徙中与草原风光相融合，养成了灵敏的审美观与独特的舞蹈创造力。哈萨克舞蹈不仅仅通过身体动作来感知自然，还需要通过身体动作来理解自然、读懂自然。在舞蹈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奥秘，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哈萨克舞蹈中，强调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强调从大自然中寻找舞蹈素材。哈萨克民族在面对肥沃的草地、蜿蜒的河流、成群的牛羊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不由地赞美自然、赞美生命，这种崇尚自然的情感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于是他们就有了舞蹈的冲动。于是哈萨克民族就形成了一种舞蹈思维，习惯性地用舞蹈来宣泄内心的情感。哈萨克舞蹈从大自然中汲取创作灵感，并不是仅仅模仿自然的一些景象，而是想要表达出自然的和谐及生命的生生不息。从哈萨克舞蹈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舞蹈思维主要是体现出生态和谐，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哈萨克舞蹈艺术中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与草原文化息息相关，深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哈萨克舞蹈作品《阿嘎加以》极具代表性，它让我们感受到舞蹈与草原一样，都是哈萨克民族家园的象征。通过哈萨克舞蹈欣赏，我们能够体会到驰骋草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精神享受，这也是哈萨克舞蹈思维的内涵。

2.2 草原文化在哈萨克舞蹈动作中的体现

草原文化注重对力量的追求，崇尚民族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游牧民族在生活中除了享受大自然所给予的美景，还需要面对恶劣的自然气候。这种严峻的生存环境，考验着哈萨克民族驾驭自然的能力。这就需要哈萨克人调动全身力量，以坚定的信念、勇于拼搏的斗志、睿智的头脑来应对自然的挑战，这就需要召唤生命的野性与斗志。因此，草原文化中经常注重宣扬奉献自我、勇于拼搏的精神，强调对生命的热爱，注重一种超越自我、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因此，从哈萨克舞蹈动作中，我们经常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哈萨克民族对力量的渴望、对生命野性的渴求、对超越自我的期盼，这在哈萨克舞蹈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熊舞》暗示舞蹈者期望能够拥有熊的力量，《天鹅舞》则暗示着舞蹈者期望能够拥有天鹅般的灵活，《鹿舞》则暗示着舞蹈者期望能够拥有鹿一般的矫健，《鹰舞》则暗示着哈萨克民族对强大力量的渴求，《马舞》则暗示着哈萨克民族向往自由、渴求勇猛。从哈萨克舞蹈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哈萨克民族对力量的向往。在草原文化中，马背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游牧民族的人民一旦骑上马背，就有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冲力。因此，《马舞》极具草原文化的特色，彰显出对力量的崇拜。在哈萨克民族，一旦响起如马蹄声的冬不拉声，哈萨克牧民就会不由自主地呈现出骑在马背上的姿势：双腿屈膝、身体的重心下降、上半身保持挺直。在舞蹈过程中，舞蹈者会根据想象中马的驰骋来变化舞蹈动作，舞蹈者之间会自行互动，例如两个舞蹈者面对面，前后扭动自己的肩膀、手臂，翻转自己的手腕，互相以充满力量的动作来炫耀自己的舞姿。当舞蹈进入高潮的时候，舞蹈者通常会模仿出斜跨在马背上的姿势：胸膛挺直、两个肩膀扭动幅度增大，用力地翻转自己的手腕；又或者舞蹈者仰躺在地上，以背部为支撑点，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以腕部的转力及双脚的交替为舞蹈动力，在地面上做出旋转的舞蹈动作。这样充满力量美感的舞蹈会迅速感染观众，由此可以彰显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哈萨克民族来说，只要跳起马舞，就能够想象到大草原无限的风光，就会情不自禁地欢快起舞。从这就可以看出，哈萨克舞蹈艺术诞生于草原文化，诞生于马背上，一旦脱离了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哈萨克舞蹈艺术就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另外，哈萨克舞蹈动作充满力量、具有张力，重在对人性的抒发，重在对力量的追求。

2.3 草原文化在哈萨克舞蹈意境中的体现

每一种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都受到舞蹈意境的影响，都是舞蹈意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舞蹈意境又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哈萨克舞蹈也是如此。哈萨克属于游牧民族，哈萨克民族对舞蹈艺术的起源认识不一，有的认为是天鹅仙子创造了舞蹈艺术，有的认为是民族英雄创造了舞蹈艺术，还有的认为是草原生活诞生了哈萨克舞蹈艺术。虽然对舞蹈源泉的认识不一，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舞蹈艺术都诞生于舞蹈者对什么自由的呼唤，这也是舞蹈意境所展示的内容。舞蹈艺术能够激励、促动生命的昂扬，能够使生命充满激情。生命需要有张有弛，舞蹈艺术同样如此。哈萨克舞蹈伴奏的乐器冬不拉只有两根线，却能够模仿出马儿疾驰、慢走、狂奔等不同状态的马蹄声，能够演奏出复杂多变的节奏，能够奏出不同的旋律。随着冬不拉的节奏响起，哈萨克人便会情不自禁地舞蹈，通过舞蹈姿势来彼此沟通，通过舞蹈姿势来表达对生命自由的渴求，通过舞蹈姿势来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哈萨克舞蹈意境无一不体现出崇尚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内涵，这也是草原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关键之处。哈萨克舞蹈艺术对于哈萨克人来说，不仅仅是一门舞蹈艺术，还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标志。只有当舞蹈者拥有开放性的心态时，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哈萨克民族是游牧民族，不断游走的生活方式，使牧民经常要面对陌生的生活环境，这就养成了哈萨克民族勇于探索的民族精神。因此，哈萨克民族养成了勇敢好胜、开拓进取的性格特征，哈萨克民族在面对外来文化时，都采取包容的态度。这就使得哈萨克舞蹈艺术受萨满教、伊斯兰教、穆斯林教的影响，最近几年哈萨克舞蹈的艺术形式不断创新，舞台表演创作手法也层出不穷，例如双人舞、独舞、舞台剧等等。草原文化的包容性、和谐性在哈萨克舞蹈意境中都能够有所展示。不管是哈萨克游牧人们创作的民间舞蹈，还是哈萨克现代舞蹈家创作的舞蹈表演，从其舞蹈意境与舞蹈表现手法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草原文化中独特的审美价值观，都能够体会到舞蹈家所要表达的

意境。

总而言之，草原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它为哈萨克舞蹈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推动了哈萨克舞蹈艺术的发展。从哈萨克舞蹈思维、哈萨克舞蹈的动作及哈萨克舞蹈所蕴含的意境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草原文化的气息。哈萨克舞蹈在深受草原文化感染的同时，也以自身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个性的审美价值观念，丰富了草原文化的深刻内涵，丰富了草原文化的舞蹈艺术表现形式，为草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草原文化衍生了哈萨克舞蹈艺术，哈萨克舞蹈艺术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能够学会从草原文化的视角来欣赏哈萨克舞蹈艺术，要能够认识到舞蹈艺术是一种文化实践。

参考文献：

[1]刘鑫渝.社会学视角下的伊犁草原文化[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

[2]毅松.草原文化对提升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意义和作

用——弘扬草原文化核心理念，提升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系列论文之二.论草原文化（第七辑），2010.

[3]铁梅.一切荣誉归于大地母亲——观大型哈萨克民族歌舞诗《阿嘎加依》[N].新疆日报，2010-5-20.

[4]何金玲.传承草原文化优秀传统 重视区域文化当代价

值——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综述[J].实践，2005，09.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此次论坛共计收到46篇论文,现将部分专家观点摘录如下:

“成吉思汗文化”是最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内容不仅仅是对成吉思汗本人的评价和研究,也涵盖了一切围绕成吉思汗所产生的文化现象。

陈育宁(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北方民族史学专家)

成吉思汗文化与孔子文化、老子文化、周易文化一样,是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文化。后三者以哲学思想见长,而成吉思汗文化却是成吉思汗及在他影响下形成的哲学、政治、军事、法制、宗教、文化、礼俗思想等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产品。成吉思汗文化是在北方游牧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以蒙古族传统文化为核心,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草原文化的典型和代表。它集兼容性、开放性、统一性和强大传承力四个基本特点为一身,是蒙古原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历史作用可以简要概括为: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

潘照东(内蒙古社科院首席研究员)

成吉思汗文化的核心精神包括四方面:开拓进取的英雄主义精神;安分守礼的社会伦理道德;健康乐观的积极人生理念;尊崇自然的生态文化观念。它既继承、弘扬了源远流长的草原文化精华,又将蒙古族文化、草原文化发展、升华到新的高度。研究、继承、弘扬成吉思汗文化的核心精神,对于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郝诚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经济发展与研究促进会副会长,内蒙古沙草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政协历史民族文化课题组组长)

成吉思汗陵不是衣冠V。通过一些新的史料和证据,特别是绥远通志馆专家的考证成果和成吉思汗34代嫡孙奇忠义先生的口述观点及书信资料,唯一保存“八白室”银棺的权威之地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不应是某些人猜测的衣冠V,只有某种象征意义而已。作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安魂之地,它虽神圣、神秘,但确有“骨烬”。不但有文证、人证,而且有物证、图证。

那楚格(鄂尔多斯市成陵旅游区管委会主任,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研究院院长)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蒙古族文学； 现代化； 民族性

一、蒙古族文学再思考

对于“蒙古族文学”的思考与认知，首先，蒙古代表一种地域、一个民族，而文学更多的倾向于历史和文化。故此，我们在研究与思考蒙古族文学的时候，可以着重围绕着以下两个层面来切入。

（一） 民族性

“民族”一词最早是在十九世纪传入到中国，也就是在清末时期以日语的形式的传入过来。最初，对于民族的理解和认知，一般都是等同于我国古代的“族、族类”等含义相近的词。当然，又得思考一个千年难辨的话题，即民族也需要分广义和狭义。广义上的民族，即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且处于不同时间阶段的各种共同体。按历史发展和社会演进来区分，有原始民族、古代民族、现代民族；按地域性来区分，有东方民族、非洲民族、阿拉伯民族、美洲土著。狭义民族的理解，界内流传较广的1913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的定义，大致是这样说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生活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共有2000多民族，在我国，有56个民族。

（二） 蒙族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文化之一，所以几千年来在华夏文明传承中一直占据一定的位置。譬如，从商周再到春秋战国，发展到后来的秦汉、三国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但凡有草原民族生活的地方就有草原文化。总的来说，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并称为中华数千年文明的三大主源。在中国古代，像匈奴、突厥、回纥、维吾尔，属于蒙古高原西部文化；东胡、鲜卑、契丹、蒙古族系等，属于蒙古高原东部文化；再者就是蒙古东北部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文化。从历史文化与文学传承创新发展的角度来看，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恰恰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二、蒙古族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性

（一）蒙古族文学的现代性

关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最早可见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刊登过的一篇文学作品，是由周作人翻译而来。其中，便出现了“现代性”一词。此外，在1948年《文学杂志》第3卷的第6期也曾刊登过一篇汉译论文。当然，从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包括蒙古族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思潮只能定性为“追求现代化”。即意识上开始步入，而行为与文本创作上还未涉及。之后，中国文学现代性、蒙古族文化现代化也真正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当人们在研究或者创作蒙古族文学的时候，需要意识到的是，现代文化在生活方式与精神心理上的作用有没有差异？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现代元素？故此，可结合着蒙古族草原文化、v史演进来综合看待。所以我们便知道了，蒙古族文学的现代性，无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信仰自然、第二是践行自由、第三是英雄崇拜。总之，蒙古族文学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之一，现代性在文学文本中的体现可谓之独特。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敖敦其木格曾这样说道，“草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包含着许多现代元素。”另外还说道，众多现代元素均为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战略资源。当然，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现代性元素，在古代文学中同样也有现代性元素，只是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限制，人们无法意识感知。例如，创作于14世纪的《万物难以永存》，创作者是吉奥塞尔，有这样一段诗歌，“苍生性命短促/如长空之闪电滚雷/倏忽一泻而下的江水”。该段诗歌表达了蒙古族人对生命、对自然的一种信仰和崇拜，留有浓厚的现代气息。换言之，现代性元素在中国文学发展演进历程中是与生俱来的。

（二）蒙古族文学的世界性

有句话说得相当恰当，民族是便是世界的，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2005年11月出版的《解读：蒙古文学发展史》，是巴・苏和教授使用汉文写作的蒙古文学发展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所见到的当地蒙古族文学和各类书籍文献，大多都是用蒙古文字来写作。而如今，人们可以看到，包括蒙古族人在内，在创作各类文学文本书籍中，更多的是用汉文来创作。继续以《解读：蒙古文学发展史》这部作品为例，该书基本囊括了有关蒙古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而以汉文的形式写作出来，也使得蒙古族文学走出了单一民族的界域，旨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认识它、接受它。或者说，使它被中国除蒙古族以外的55个民族接受，并走向全世界大舞台。

参考文献：

[1]汤晓青.比较文学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N].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

[2]佚名.蒙古族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民族性双重追求与文化理想[J].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 2015（6）：73-75.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于对秦直道的研究，据考古与历史学家讲，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关于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迁只有寥寥几笔：“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传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说明，更谈不上研究了。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秦直道的意义，秦直道随同黄沙一起淹没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随后，除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秦直道之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集中进行研究秦直道的专门会议，主办方总共请来了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地区对秦直道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约160余人共同出席会议。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接到主办方邀请之时异常惊喜，毕竟这是关于秦直道的第一个研讨会。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发表自己的最新观点，同时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众多专家都对秦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在主办方的主持之下，与会的众多专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也就是捌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弥足珍贵的《秦直道探索与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教授王子今说：“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同时由这么多的专家汇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尚属首次，且规模大成果丰。这与东胜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联系专家，准备资料，筹备会议，编辑论文，进行了诸多繁琐复杂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么多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开这个研讨会，即是大功一件，可谓功不可没。”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

当论文集《秦直道探索与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通过此论文集，专家学者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通过观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学考察的新气象：一、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典型性的标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二、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其在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总结有意义的历史经验。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视角关注秦直道，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有学者进行过秦直道沿线扶苏传说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发掘中，秦直道文化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了生态学和环境考古学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纵贯南北，沿线民俗的交融点，也成为民俗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瞩目的课题。

王子今教授告诉笔者，《秦直道探索与研究》出版之后最重要的学术动向，可谓一石多鸟，先是国家文物局“秦直道研究”课题的立项，继而是相应考古工作的开展。作为课题组负责人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近年主持了陕西富县境内秦直道遗迹的考古发掘，并取得了重要收获。这也是中国古道路考古发掘第一次具有一定规模的专门实践。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张承志；三块大陆；文学

三块大陆成就了张承志的文学，当然他的文学也成就了这三块大陆。在《语言的憧憬》中他说：“我有十足的资格说我是蒙古草原的义子，黄土高原的儿子。我是美丽新疆至死不渝的恋人。”

一、内蒙古草原――文学启蒙之地

张承志说，草原成了他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乌珠穆沁的短诗、传奇的马头琴师等美好的事物都曾是他文学的启蒙，在《呜咽的马头》中提到“我不像别人，背诵古今的名著，我是穿着一袭褴褛的蓝袍子、斜躺在巴勒嘎斯太浑迪的草坡上的时候，得到了它。”也许这是起因，一个不可或缺的启示。他活生生地体验到那厚实、凝重的土地并与其心灵相通，也许有了这样的起因他吟唱出赞美草原的篇章。

1978年夏天，他创作的蒙文诗《Arat-un- hu boln-a》（做人民之子）及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此开始文学创作道路。在《我文学的起步》中提到“它（做人民之子）与三十年后蒙文作品《二十八年的额吉》前后呼应，传承我文学生涯的一条线。”他写了草原题材的中篇小说《黑骏马》，还有《春天》《午夜鞍子》《荒芜英雄路》《潮颂》《北方女子的印象》等一系列散文。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年老慈爱的额吉，青春美丽的索米亚和弱小的其其格，额吉的形象多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北方的河》里出现的“母亲”，《晚潮》里写了“娘”，《GRAFFITI胡涂乱抹》里的“妈妈”，还有《黄昏ROCK》里的丁三奶奶，《黑骏马》和《黑山羊谣》里的额吉，整个塑造了一个额吉系列。这些幻化的额吉成为草原文明的实体。表现草原人民苦难命运中的美好情怀及坚实的生命力，让苦难的命运和美好的心灵相伴，传统的愚昧习俗和崇高的民族精神共存。并通过人物的内省和对生活的感悟，来彰显游牧文化的诗性与智慧。

从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统和了游牧气质与城市精神，这或许是不自觉的。这种统和里面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因为游牧气质是城市气质的隐函。毕竟张承志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但期间又经历过游牧生活。《黑骏马》的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的青年，经历了对草原文明依赖、排斥、融合的复杂心理，他的经历能应证这种统和。

二、新疆天山南北麓――审美之地

张承志1984年秋天，初次赴新疆调查，被新疆的美迷住了。之后，自1995年起，连续三年赴新疆，比较和学习维吾尔文明的知识。依此写了《冰山之父》、《正午的喀什》、《从象牙塔到吐鲁番》（论文）、《文明的入门》、《汉家寨》等阐释新疆的文章，2001年编写了新疆题材专集，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在他的眼中，新疆是“壮美山脉”、“肥美绿洲”“豪爽真诚”的气质、“抑扬回转”的音乐与“浪漫华丽”的突厥语的归宿地。

《金钉夜曲勾镰月》一文，写到他在维吾尔人的内心中，发现了一种只可意会的美的力量，一种纯粹的超功利的审美意欲――“嘶声唱着的维吾尔乞丐，粗哑忿忿的歌子和傲慢不驯的眼神……这种高贵我没有在任何一个诗人身上发现。”――这个使他为之激动的形象，成为美的载体他在一篇自传中写道：“就是在新疆，我发现了自己血液里的那种气质。有时我觉得自己生在北京是一个误会，在天山的牧场上，在喀什（噶尔）和伊犁的集市上，我总觉得回到了自己前世的故乡。”

新疆用它神秘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和人的浪漫天性为张承志举行了美的洗礼。天山南北是新疆文化枢纽地带，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流光溢彩的文化，使这片神秘的大地柔和，甚至变成艺术的仪礼，使他萌发多元文化的自觉，曾写过两篇文章《夏台小记》《夏台之恋》来赞美和谐的夏台。

三、黄土高原――精神归宿之地

张承志写得最多的还是反映伊斯兰黄土高原的篇章，他1984年12月进入西海固（黄土高原腹地），从此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块大陆。

他为伊斯兰黄土高原写下了如《心火》《背影》《最净的水》《雪中六盘》《金积堡》《北庄的雪景》《离别西海固》《关于那朵错开的花》等散文，小说《黄泥小屋》，还有最重要的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等。

他写穷乡僻壤深处那些贫苦的回民宁为信仰而死的清洁精神。或许在常人看来“衣食足而知礼仪”，只是在张承志的眼中那样的信仰经不起苦难的考验。白天在天地间劳作的农民，晚上去清真寺完成他们的信仰功课，这种“穷人的宗教”震撼了他，收容了他。当他犹豫的时候，神秘的“北庄的雪”让他留下来了，这种终极精神归宿，使他完成了生命的蜕变。他在《心灵史》的代前言里写到“长久以来我单枪匹马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我渐渐感到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尽管从古至今人类生生不息地展示人类的强大，但渴望皈依的感情一直没有中断过。

张承志从新疆文明到黄土高原文明的过度是很自然的过程，这里要解释一个问题，他是怎样从草原文明接受黄土高原文明的：草原给过他质朴的感觉，广阔的大自然让他找到纯朴的生活，同时也让他步入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底层民间世界。慈爱的草原额吉对邪恶的黄毛希拉罪恶的宽容与见怪不怪，对咒骂她的秃子的原谅与挽留，这种对命运的逆来顺受让主人公无法接受，于是在黑暗中继续寻找属于他的位置。黄土高原是一个文化落后与文化发达并存的地方，能让人内心变得纯洁，在他看来是一个残存真理的地方。张承志终于在冥冥中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就如他所相信的前定一样。

张承志认同这三块大路上的文明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也不回避这些文明中的滞重与狭隘。如《救助自己》一文中写到的，西海固的农民为贫穷落后找理由与借口，但是“他们并没有竭尽全力”改变现状（P83）。并为之前传达的“苦旱无水”的西海固形象，因表述的分寸而感不安，之前的写作或许夸大了他们生活的艰难。

张承志更多的是从精神关系的角度加以处理这三块大陆的，并且在文学创作中，不仅仅把这三块大陆当做背景，而已上升为作品本体。

张承志让我们知道了构成中华文明史的另外一隅，这默默的存在体，以它圣洁弥补了中原成熟到腐朽传统文明的弱点。他揭示出，每一个民族的深处，都埋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宇宙，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有人看到他所书写的边缘文明，就说“张承志试图‘复活’某种已经死了的东西来医治现代的病症，这是白费力气。”这种边缘文化是存在的，只是人们不愿看见，或者没有看见。

王敦在《焦灼叙述：张承志与东西小说创作民间审美比较》中写到“在张承志看来《心灵史》中底层民众的信仰就是：对日常生活幸福的拒斥和对牺牲的崇拜。”《正午的喀什》中描写这样的聚礼情境，“人人都来了这才是‘聚会’，何止是宗教，这是成为日常的仪礼，这是丰满的文化和人的生活”。宗教仪式在在他的眼中生活化了，这是有根据的，伊斯兰教就是一套完美的生过方式，在喀什艾提尕尔人民那里实现了。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28位代表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次学术研讨会旨在弘扬、保护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深入开展阴山音乐文化研究,交流近年来内蒙古地区民族、民间音乐教育经验和乡土音乐教育研究成果。会议围绕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黄河音乐文化与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及比较研究,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以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匈奴、突厥等古代阴山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及阴山地区音乐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同时对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的现状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另外对于新世纪内蒙古高校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内蒙古乡土音乐资源与高等音乐教育之关系,高等师范音乐教育如何突出民族与地域特色研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综观会议研讨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阴山音乐文化的诠释

这是本次学术会议的重点研讨议题之一。这方面的论文集中就阴山音乐文化的科学界定及其概念、范畴、源流、内涵与外延、学科定位等问题做了必要和细致的探究,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和视野,以有利于阴山音乐文化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樊祖荫(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本次会议把阴山音乐文化与乡土音乐教育研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讨很有意义,很有战略眼光。这是两个既可相互独立,又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课题。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渠道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民间活态的自然传承;另一个即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传承。我谓之“双渠道传承”,后者正是我国百年学校音乐教育中所严重缺失的。只有让青少年们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使民族文化之根深深扎入大地,继而枝繁叶茂”。

赵宋光(星海音乐学院)在题为《阴山南北河套内外,地理迁活历史》的论文中,通过从古到今这一地域的35项可以载入史册的事项的详尽描述中指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几十个古代民族曾在这里交汇融合。几大文化板块交接在近代史上撞击出绚丽的火花,当代航天飞船返回地球恰恰选中这里的一片平坦的草原为适宜的着陆场等,这一切历史事项又将预示着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前景呢?解答这一历史之谜是当代文化研究的职责”。

冯光钰(辅仁音乐学院)在《阴山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保护与当代生存发展之路》的论文中指出:“阴山山脉横亘在内蒙古中部及河北北部的广大地区,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有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品种,应当从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三方面揭示这一地域文化区传统音乐的特性;进而去寻求这些传统音乐当代的生存之路。”同时他还提到:“值得高兴的是,继长江、草原的纵横交错板块状地域音乐研究取得初步成果后,现今又由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阴山音乐文化与内蒙古乡土音乐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开启了‘阴山山脉音乐文化’研究的进程。这次学术研讨会将‘阴山音乐文化’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无疑是很有研究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良好开端”。

潘照东(内蒙古社科院)在《阴山文化及其历史影响》的主题报告中指出:阴山音乐文化是阴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研究探索阴山音乐文化,就有必要对阴山文化做全面的诠释,从阴山的定位、内容、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做出翔实、严谨的学术阐释。并引用明代顾炎武之言,以“得阴山河套得天下、阴山河套安天下安”之言,强调了阴山独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阐述了阴山文化是联系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纽带,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阐述了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包容并蓄、融会贯通的多元复合型文化的特点,内涵、底蕴更为丰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广泛。

柯沁夫(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高举阴山文化旗帜,探寻啸乐文化源流》的论文中首先高度地评价了包师音乐学院高举“阴山音乐文化”旗帜的深远意义。并通过“阴山文化”与“泛阴山文化”区域范围的阐释中指出,必须承认阴山文化圈的文化是以草原原生文化为基本形态,是最为生动和最有代表性的,是以草原民族和中原民族交融中实现文化变异和创新发展起来的次生文化、共生文化。三种文化共同组合为中国北方富有特色的复合文化。并对“啸乐文化”的界定、内涵与外延,“啸乐文化”的重大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炜民(包头师范学院历史学院)对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阴山文化研究》课题做了介绍,并就此课题选题的意义和思路,中国文化和阴山文化的关系;阴山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他强调阴山文化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却没有真正反映出来,并呼吁深入地挖掘阴山文化是我们的职责。

张贵(包头医学院历史学院)在发言中认为,阴山音乐是中华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阴山音乐有着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魅力,发掘阴山音乐文化资源,创作阴山音乐精品,必将推动本土音乐的发展,促进我国音乐的繁荣。

二、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

研讨会将乌拉特、鄂尔多斯音乐文化、二人台、漫瀚调、爬山调等方面的研究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体现了本次会议对蒙汉交融的区域性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研究特别关注,并试图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研究这些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明确这些姊妹艺术在其整体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

郑少如(西口文化研究会)在《再论西口文化》的论文中指出:“西口文化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流汇萃之地,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汇交融之果,因此有着鲜明的特色,是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是草原文化最为闪光的一颗明珠。”并通过西口文化与草原文化;西口文化与包头的品牌文化;西口文化与晋商文化;西口文化与旅游文化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包头是个非常适合发展经济的地方。又是晋商发展延续的脉络,所以包头要打出自己的文化品牌,以使相关产业才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柳陆(包头文联)在题为《西口路上的苦歌与心歌》的论文中通过多次对西口路的田野调查认为:“走西口的人共同唱的这些民歌,是在黄土高原那些穷乡僻壤缘起的,其传承流变中经受苦难历程。大量的民歌所反映的生活、表现的主题、演唱的风格、抒发的情感、律动的节奏,无不带有比一般民歌更加浓厚的悲切色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民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哭”出来的。山曲儿作为民间乡土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方言的使用。也正是这些大量的有生气的方言,才丰富了这些山曲儿的艺术魅力,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李野(内蒙古诗词学会)在其论文《蒙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漫翰调与二人台》中认为:“包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包括北方许多游牧民族和汉族)的活动区,因此,包头的历史,是历代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编写的。包头的文化,也是先后活动于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包头的文化,是一种多元融汇的文化。所谓多元融汇:一是多民族文化的融汇;二是多种宗教文化的融汇;三是多种地域文化的融汇。”由于蒙汉两族音乐长期的密切接触和双向交流,所以二人台的唱腔和牌曲,从旋律、节奏、发音吐字的方法到器乐的演奏技法,无不渗入了蒙古族音乐的一些影响、一些韵味。而融入二人台音乐的蒙古族乐曲,也受到汉族民间音乐的影响,发生了一些变化,变得同二人台音乐浑然一体。漫瀚调的曲调主要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蒙古族短调,虽然也有一部分源于汉族的山曲儿,但从总体来讲,漫瀚调是蒙古族民间音乐同汉族的民间诗歌的融合,也可以说是一种大型的“风搅雪”,鲜明地显示出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王星铭(包头市广电局)以1978年包头日报曾开辟了一个专栏“以李野老师为旗帜号召二人台必须走戏曲道路”为话题,谈起了当时自己对二人台体裁的困惑,并多年进行田野采风,曾在二人台研讨会议上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二人台有曲目和剧目组成,二人台艺术形式应包括二人台坐腔、二人台舞蹈,二人台歌曲、二人台戏曲等多元形式,二人台打坐腔中存在着多元发展的可能,二人台只是一个戏路的形式还不是戏曲的形式。”同时谈了对漫翰剧和包头的音乐风格的认识。

苗幼卿(内蒙古艺术研究所)在《二人台牌子曲探究》一文中认为,二人台牌子曲系内蒙古西部区最具影响的民间丝竹乐种,要早于二人台的形成,曲牌源于多方面,既有古乐曲遗存,也有从蒙古族民歌和汉族民间音乐中衍变而来。同时,还吸收了部分宗教音乐,系中原汉族移民音乐文化与当地蒙古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艺术结晶。

李红梅(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关于二人台传承与发展的的几点思考》的论文中提出;“随着当代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生活的巨大变革,二人台的生存环境也变得日益严峻和复杂,面对新生代对二人台喜爱程度的弱化趋势,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发展二人台音乐,使二人台的音乐精髓得以保存,艺术生命得以延续,是摆在音乐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二人台的继承与发展中需要通过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统一,程式性与即兴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等方面来继承、发展二人台”。

臧志君(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在题为《从蒙古民歌的多样性看西部民歌的多样性》的发言中讲到:“在研究蒙古族民歌时看到西部民歌也存在多样性的特点,近年来发行了民歌典藏———三代长调歌唱家的原声汇萃、六大民歌色彩区民歌经典,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由于不同色彩区受所居住的如山地、河流等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所以其曲调、风格、形态各有不同”。

杜容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在发言中深入浅出地讲解并演唱了不同的漫翰调、爬山调、山曲儿、风搅雪,从而直观形象地介绍了各种姊妹艺术之间风格的不同。她强调指出:民歌是人类文化最珍贵的部分,因为民歌是从泥土中来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研究民歌要深入下去,由对文化的认识引申到对民歌的进一步认识。她特别强调漫翰调的传承靠年轻人,靠学校。希望能办一个传承班。

刘新和(内蒙古艺术编辑部)在其论文《爬山调美学四题》中认为:“言爬山调美学,必须先言爬山调;言爬山调,必先言‘西口人’。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如果没有西口人,便没有爬山调;西口人是一个由来自内地移民与其后代构成的复合体。近年来,学界将由西口人创造的文化称之为‘西口文化’。透视爬山调,人们不难看出西口文化所蕴含的独特美学价值。爬山调全面、系统、直接地反映了明中期以后延至清、民国及以后西口外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描绘的是具有多种多样画面的场景,表现出不同层面人物心理与思想状态,质朴、深邃、凝炼,特别是对爱、爱情的理解与表述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马春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爬山调文化艺术研究之思考》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对爬山调文化艺术科学的认识与梳理还缺少大文化的观念与多元文化、异质文化共生的理性分析,缺少从爬山调产生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爬山调生成的环境,爬山调曲式结构、音阶、音调、节奏、节拍等的运用,爬山调歌唱形式及歌唱方法,爬山调歌词的艺术特色研究等方面的系统梳理与阐述”。

姜晓芳(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试论爬山调与信天游之比较》一文认为,爬山调和信天游基本上同属于一种类型的民歌体裁,因此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采用两句一组,每句字数不限,多用比兴的手法,并在歌词中出现大量的方言土语,使其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同时,由于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不同,两者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朱文成(内蒙古河套大学)在《音乐艺术的常青树———山曲儿的艺术特点及审美》的论文中指出:“山曲儿短小精美,琅琅上口,是深受晋、蒙、陕、冀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应当呼吁共同抢救、挖掘、整理创新民族音乐,使山曲儿扎根于民族历史与生活的土壤中绽放异彩”。

胡佳(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论文《浅析内蒙古西部汉族民歌的艺术特征》中通过对于爬山调、漫翰调的历史来源及艺术形式、题材内容进行分析,概括出各自具有多元化和独特化的艺术手法和特点。

贺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探寻格亥图村秧歌艺术的载体———秧歌队》的田野调查报告中指出,格亥图村的生活环境和秧歌队产生的土壤血脉相连,要想了解跑圈子秧歌在格亥图村的重要位置,首先要了解该村秧歌队的构成。秧歌队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时代的产物,从队员的地位以及队员身份的演变中可看出时代的烙印。一个地区民间音乐的形式,常常是折射这个地区音乐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于当地秧歌队员的生活、生平以及周围村民对他们表演的评价、观察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寻找传统文化历时与共时的轨迹,有利于深化对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认识和研究。

三、环阴山地区宗教仪式音乐及音乐文化志的考察与研究

这是近年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其学术研究方向是通过对宗教音乐在宗教和宗教仪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宗教音乐传播的本土化、变异等问题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拓展其研究领域后展开的,并通过图、谱、志等音乐文物的出版介绍,为研究阴山音乐文化提供更为翔实丰富的实证。

杨玉成(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其论文《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擘梅日更葛根》中讲到:18世纪上半叶,蒙古族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梅日更葛根。他有超常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且一生孜孜不倦,硕果累累,在佛学、经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医学等诸多领域中均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为藏传佛教的蒙古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音乐巨匠,从18世纪中叶以来,内蒙古西部乌拉特各旗大大小小二十几座寺院,一直用他编创的曲调念诵他翻译编配的蒙文经文。他一生作有大量的歌曲作品,这些歌曲目前已经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歌体裁,乌拉特人称之为“希鲁格哆”。这个人就是被乌拉特人尊称为“喇嘛歌者”的三世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该文对梅日更葛根所做贡献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学理阐释。

段泽兴(内蒙古艺术研究所)从《内蒙古音乐文物大记———内蒙古卷》这本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中谈到,“此书是把流传于内蒙古所有音乐方面的文物分为乐器类、图像类提供给大家作参考,通过此书收录的文物可以进一步了解内蒙古地区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文物证实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如距今6000年以上的埙的发现意义极其深远。阴山音乐文化的概念很大,其中有许多文化现象是重叠的,其文化内涵及外沿的界定应更为清晰”。

张晓武(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论文《分析两首———“草原圣歌”从圣诗音乐创作作品看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基督教(新教)圣诗音乐本色化作品变化进程》文章中,例选了两首“草原圣歌”进行分析研究,揭示出这一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作品的特点以及在内蒙古环阴山地区地方音乐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和对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圣诗音乐本色化创作的意义。

佟占文(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探微》一文中,对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的故事及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了故事如何通过表演而生成文本的过程。认为,蟒古思因•乌力格尔是一种高度模式化的故事类型,其表演按照既定的程式进行,文本是表演的结果,同时它是反映故事、考察表演过程的参照。

四、内蒙古地区乡土音乐教育的探索与创新研究

为了使内蒙古的乡土音乐资源能够转化为教育资源,使内蒙古的音乐教育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次会议特设了此方面的研讨内容,与会的专家们对此议题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使大家充分地认识到教育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引进多元民族音乐文化资源,实现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达成了共识。

张天彤(中国音乐学院)首先传达了近期在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召开的音乐学院学科建设会议的精神,并以《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科建设》为题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在其学科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在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中所取得的一些优秀成果。

金铁宏(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在《关于民族音乐教育的若干思考》的论文中强调:民族音乐艺术传流,是整个民族的精神纽带,它作用于民族个体和群体;能使整个民族思想统一,情感融洽,意志集中。民族音乐教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一项基本工程。

因此,加强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已不仅是音乐教育本身,而是对我们的新一代树立起健康的审美心理和正确的价值观念,热爱中华民族,热爱民族的音乐艺术,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并使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上,对于创造性地振兴中华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崔东伟(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高校公共音乐课与民族情怀的培养》一文中通过对高校开设公共音乐课的作用、艺术教育与民族情怀的关系以及高校公共音乐课如何实践对大学生民族情怀的培养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为高校艺术教育的完善提出新的思路。

李书宇(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在其《写在包头市中小学音乐教师骨干教师培训后的感想》的论文中提出:“我区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资源,我们可以尝试编写我区自己的中小学音乐地方教材。例如,二人台进入中小学音乐课堂。二人台是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艺术资源,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了许多其他音乐文化冲击。如今,在文化界人士的大力呼吁下,二人台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在我区中小学开设二人台课有利于强化学生民族文化学习的意识,更可传承我区民族优秀文化,并可提升学生对于民族、民间艺术良好的鉴赏能力。”在文中他还对提高教师培训的认识,对音乐教师培训的经费投入,提供更为广阔的继续教育平台等方面提出了良好建议。

张静(河套大学)宣读了其论文《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钢琴教育研究》,并在发言中谈到她参加巴盟河套地区阴山音乐文化教育课题组的工作情况,提出今后努力将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引入大学的课堂中的设想。

王文娟(包头市北重中学)在《对现行初中音乐教学内容更新的建议》一文中提出:只有对初中音乐教学内容进行不断的更新,才能更好地提高初中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初中生具备自主能力、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激发他们热爱祖国音乐艺术的情感,培养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

会议期间所安排的民族、民间音乐的采风活动为会议增光添彩。25日晚来自土右旗的郭威、贾全贵、刘树宝、柴月花等民间艺人,为专家代表们演出了传统的二人台牌子曲《八板》《吴山顶》,二人台歌舞《打樱桃》《挂红灯》《拜大年》,还有历史题材《水刮西包头》等剧目,曾在晋、蒙、陕、冀四省区二人台大赛上夺得特等奖的郭威老人以一曲《害娃娃》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将晚会推向了高潮。整场演出如同为学术界做了一场二人台的活态展示,同时也给音乐学院的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民间音乐课。26日下午,梅力更召庙的藏传佛教蒙文诵经采风活动,更让代表们感到包头地区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宝藏,亟待深度挖掘、保护、传承。会议得到了西口文化研究会郑少如会长为本次会议所赠的地方性刊物《西口文化》《西口文化研究》等研究文本,其中汇集了区内地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内蒙古音像文化出版社臧志君社长为本次会议提供了大型记录片《魂牵梦绕二人台》光盘一套,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音响资料。

草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狼图腾》 文化差异 中国特色 英译策略

引言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亦是如此。姜戎先生的著作《狼图腾》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取得了巨大反响。该部著作有幸经由葛浩文先生的翻译，保存了大量的内蒙民族的鲜明特色，并对我国那一特殊时期的故事进行改写，尽可能地传播了中国特色文学，提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本文将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入手，分析其特色的翻译策略。

一、《狼图腾》的英译策略

1.英译的文化差异。半自传体小说《狼图腾》的作者姜戎先生，30多年前作为北京知青曾到内蒙古鄂伦草原插队11年，该部著作被描绘为“一部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小说酝酿于上个世纪的特殊背景下，极具中国特色，然而这一深层次的、隐晦的文化同样给翻译带来了困难，在文学翻译、文化传播过程中，要研究如何将这类因素融于新的语言文化中，将内蒙草原的狼文化，形势下人们的行为和生活解释清楚，加深外邦对中国的理解。译者扮演着文学间的斡旋角色，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体性，对文学进行再创造。《狼图腾》译者葛浩文先生曾引用一句意大利的谚语“翻译即背叛”来评价翻译。翻译的性质就是对文学作品的改写，任何一门语言进入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必定会被改变。葛浩文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除了对原著孜孜不倦的钻研外，葛浩文先生还专门找到内蒙古大学的学生，共同翻译解释书中众多的蒙语词。

2.英译的方式特色。经由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2007 年摘得了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的桂冠。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为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著进行大量改写，其目的是增强小说的故事性和流畅度。英语读者偏爱简短且叙事性强的文学作品，这种改写体现了多元文化系统间，为了渗入外邦文化过程中所做出的妥协，西方主流文化对于东方文学边缘化倾向依旧，这种改写也是完全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方式，并且征得了原作者姜戎的同意。其次，小说中大量的评论文字也被删减，这部分包含了大量了作者观察到的事实和分析实质，增强了小说的哲理和内涵，有利于读者从当事人角度加深思考。葛教授改写的原因，一是其中大量历史、文学作品难以用用英语表达;二是美国读者更倾向于短片故事。葛教授的改写让《狼图腾》的以一种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出去。

二、《狼图腾》英译考量

1.对特殊文化进行曾译。

原文：那天深夜，陈阵突然被噶斯迈急促的呼叫声和狗群的狂吼声惊醒，当他急冲冲，穿上毡靴和皮袍，拿着手电筒和马棒冲出包的时候，他的双腿又剧烈的颤抖起来。

译文：After pulling on his felt boots and but-toning up his Mongol robe，his deel，he ran out of the yurt on shaky legs，flashlight and herding club in hand.

皮袍是一种蒙古特色羊皮制长袍，当地人用以抵御冬季严寒，蒙语中“德勒”就是皮袍的意思，很有民族特色。为突出中国文化、蒙古文化特色，作者在此对原文进行曾译，将皮袍译为“deel”，并加注解释为蒙古特色长袍。从而让读者更清楚了解蒙古人的着装风格。对皮袍的曾译既顺应了主流文化，同时以美国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输出，传递了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

2.西化中国典故。

原文：即使当年八路军新四军 ...... 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九牛二虎之力”是中国典故，用夸张的手法形容巨大的力量。葛浩文翻译过程中采用与之相对应的英语习语“a Herculean task ”，指需极大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接地气的翻译手法有利于加深读者的理解吧，同样采用谚语也保留了作品的文学性。

3.意译。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因为有部分名词的使用，如直译则易产生误解，如“有门儿”和“没戏了”，这类带有特殊含义的词语，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如“有门儿”译为“something next year”，“没戏了”译为“No way”，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获得更流畅的阅读体验。同样，译者在处理“眼热”这个中式词汇时，使用了引申义“嫉妒”。

三、结语

《狼图腾》文化特色鲜明，葛文浩教授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尽可能地保留鲜明的文化特色，满足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心，也要考虑这些读者实际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最终采取一种折中的翻译方式，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手法间找到平衡点。做到异化不阻碍原文的流畅阅读体验，归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特色用语，外来词汇。最终实现文学传播和交流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姜戎.狼图腾[M].长江出版社，2003.

*本文为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当代小说英译模式研究――以为例》，课题编号W2015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