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财政立法农村公共财政法律

一、农村公共财政法律概念界定

财政谓理财之政，即国家或公用团体以维持其生存、发达之目的而获得收入、支出经费之经济行为。“财政”与“公共财政”对应的英文词汇都是“PublicFinance”。与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财务和家庭理财相比，国家或政府的理财活动具有公共性，财政、公共财政所指的都是国家财政或政府的理财活动。

农村公共财政法律是调整一国在运用财政为农业、农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过程中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农村公共财政不仅限于农村建设，还包括财政对于农业的建设及对农民的支持，是公共财政中的三农问题。同时农村公共财政也不仅限于研究乡村公共财政这一微观领域，还应着眼于国家财政支农等宏观领域，本身财政就是国家理财的活动。

农村公共财政法律既包括为调整农村特定公共财政关系而专门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也包括一般公共财政法律体系中所包含的与农村相关的法律条款。既体现在财政基本法、税收基本法、预算法等财政税收专门法中，还体现在农业法、教育法、社会保障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

法律为农村公共财政运行和国家各财政管理部门所需资金提供法律保障，并且与其相关农业财政调控手段进行有机结合，合理配置市场资源，以达到较好的农业宏观经济调控效果。

二、我国农村公共财政法律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公共财政法律“少”

重要法律很少，某些方面存在制度缺位。基础性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农村公共财政法律是公共财政法律的一个方面，其所依附的我国财政法律体系还不健全，预算法在我国财政法律体系中居于基本法的地位，但预算法实际上是一个程序法，很难包括财政管理体制等应当涉及的种种实体性问题。一些基本的财政法律如财政基本法、税收基本法、财政监督法、主要税法等还没有制定或颁布。

（二）农村公共财政法律“老”

很多法规适用时间很久了，比较滞后；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规范性文件是1995年财政部颁发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问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办法”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

（三）农村公共财政法律“低”

从法的渊源来看，我国的财政体制立法一直维持在较低的层次上。有关财政体制方面规范性文件全部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我国的《宪法》中基本上没有关于财政体制的规定，其他的基本法律也很少涉及，只有《预算法》对此有些简略的规定。但是，各国关于财政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一般都由该国的《宪法》或《财政法》、《预算法》等财政基本法律中的某些法律规范来具体确定。

（四）农村公共财政法律“粗”

立法过于原则，操作性差，配套不全，例如1995年施行的《预算法》规定了各级权力机关和各级政府对预算监督的职责权限以及法律责任，但内容比较原则，笼统，没有体现在预算的事前，事中监督，同时也缺乏操作性；只是对预算内资金作了明确的规定，未涉及到预算外的资金问题。虽然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已经明确的规定，预算外资金由财政部门管理，但是中共中央1996[13]号文件明确乡镇统筹费由经管部门管理，这样一来，乡镇一级由财政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无形之中就分出了一部分管理，致使财政职能被肢解。

三、完善我国农村公共财政立法的建议

（一）完善农村公共财政基本法律

制定财政基本法，规范财政管理体制；制订《财政收支划分法》，健全预算法律制度，强化预算法律效力。随着条件成熟，将所有财政性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建立统一预算；制定税收基本法，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国债法》，使国债的发行、流通、偿还、使用等制度有章可循。并应在整顿财政信用的基础上，制定《财政周转金管理条例》或《财政贷款法》，使财政信用资金的使用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推进财政支出制度改革；既要对《审计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同时更要制定《财政监督法》，为权力机关参与财政监督提供明确细致的法律依据。同时应尊重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重视农业特别法的制定。

（二）确保农村公共财政立法质量，逐步提升层次

在推进公共财政法制化进程中，需要逐步将规范性文件提升到规章的层次，将规章提升到法规的层次，将法规提升到法律的层次，并将财政立宪的思想充实到《宪法》中，达到建立健全农村公共财政法制体系的目的。可研究通过法定的程序，将我国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支持“三农”财政政策上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加快推进农村公共财政的立法步伐，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法律保障。

（三）细化农村公共财政法律条款，制定相关配套实施细则为了便于操作，避免过于宽泛的解释空间的出现，条款应当细化，以明确的操作规则来规范执法主体的行为并提供能够相应的标准。比如，《预算法》应当对截留、占用、挪用财政款项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行政、经济、刑事责任的追究条款。不能单纯依靠作为基本法的《农业法》。必须加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法律，建立健全农业法律体系，使《农业法》确立的基本制度具体化，更便于操作。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财政税收法（第三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汤贡亮．论我国公共财政法制体系建设．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2005．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根据法学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为加强对所学专业课程的掌握与运用，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毕业论文选择了《坚持统筹发展观,健全我国财政法律制度》。

本文简要介绍了财政法的概念、地位与影响，重点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观是当前我国财政法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

（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发展对策，规范农民与国家、财政支持“三农”的财政法律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二）统筹区域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健全财政法制建设，就是要加强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刚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围绕农业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进行财政法制改革。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逐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应围绕以上方面进行财政法制改革。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根据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WTO规则，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适合世界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财政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财政法制改革的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将会更科学合理地解决财政和财政法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我在论文的选题、写作过程中，在对资料搜集、整理、取其精华基础上，进行了艰苦创作，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而且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工作能力，端正了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关键词： 统筹发展 财政 财政法制

当前，我国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中国加入WTO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变革、逐步完善过程之中，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人心，依法理财也必然成为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健全我国财政法律制度，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范的财政法律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作者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健全我国财政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

一、 财政法的概念、地位与影响

（一）概念

财政法是个综合概念,是国家依照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制定和确认，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调整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财政活动中形成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地位

从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同时也就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需要。古代各个国家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由于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及其历史局限性，财政法不可能有独立地位。

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新型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进入垄断主义阶段后，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财政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日益增强，财政法的行政法色彩逐渐淡化，经济法色彩逐渐增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前苏联法学工作者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独立法律部门，之后，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提纲》，提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国家宏观调控基本法，若以财政法在国家宏观调控法中的地位而论，财政法是国家宏观调控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居重要地位，客观上对国家宏观调控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三）财政与财政法的影响

财政和财政法以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或影响，但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服从于或者为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国家各时期的建设任务服务的。如2002年11月8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讲的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离不开财政在资金上的支持，离不开财政法的保障，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是通过财政和财政法职能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产生影响的。

财政具有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职能，为国家各项建设筹集与分配资金，是一种直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主要通过财政政策直接调节各种财政关系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我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经济杠杆和手段。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财政收支的变动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对我国整个经济运行影响巨大，主要通过国家预算、税收、投资、转移支付、补助金或补贴等多种方式影响国民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关系，最终使国民经济保持总平衡。当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为弥补有效需求，防止经济萎缩，可实行财政赤字政策，直接扩大和刺激总需求增加；当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需求膨胀时，政府须采取财政盈余政策，缩减预算支出规模，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基本平衡。

财政法是为了保证某个时期或某个历史阶段国家的目标与任务的实现，为了保障财政职能的实现，对提供财政资金行为和发生的财政分配关系进行规范或调整，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国家各党政职能管理部门所需财政资金提供法律保障，使国家机器正常规范运转，使社会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使财政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有法可依，是依法理财的前提。是一种间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法律手段。

国家在每个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或阶段，都有与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目标和任务，同时要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其中财政、金融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财政法是财政政策的法律化、规范化、具体化，是宏观经济政策执行和调控目标实现的法律保障。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观是当前我国财政法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

从财政和财政法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进一步加快我国财政法制改革，健全我国财政法律制度，对贯彻国家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 “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党和国家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决策。统筹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应对国际竞争和和平崛起的战略步骤，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唯一途径。据此，作者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五个统筹”，是加快我国财政法制改革，健全我国财政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下面，本文就按照“五个统筹”发展的思想，探讨我国如何进行财政法制改革，健全财政法律制度。

（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是针对“三农”问题提出的发展对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城乡剪刀差越来越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民增收缓慢，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农村、农业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不仅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平等权问题，而且还是容易引发合法性危机的政治问题。“三农”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是农民权利保障问题，城乡统筹的基本内涵就在于，打破城乡分割，缩小城乡差距，处理好城市发展和农民利益的关系，避免新的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城市偏向和新的剪刀差现象，实现城市发展与农民利益的双赢，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推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根本转变，逐步实现城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财政法制改革而言，应改革现有的财政支农政策，根据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从财政收支和配套政策方面，充分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和分配职能，进行调整规范。在财政收入方面，从2004年国家大规模减免农业税以来，农业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农业税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因农业税减免造成的县乡财政缺口如何解决，如何形成规范的农民与国家的财政法律关系，是财政和财政法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可行方案是以统筹城乡发展观指导健全城乡统一税制，将取消农业税后的农业收入、农用土地和农业产品统一纳入所得税、财产税和商品税等税制体系中，在税法上彻底改变农民身份的歧视性，同时解决依附于农业税的各种集资、收费、摊派等不规范的财政现象。县乡财政缺口问题需要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解决，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制定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法》。在财政支出方面，不单是财政支农、建农和农村内部改革问题，而且是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问题，应注意在调整国民分配结构和财政分配结构过程中，统筹城乡投入机制，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保证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发展市场经济为重点，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促进城乡经济互动，缩小城乡差别。农民与城市居民最大的不公平待遇在于财政支出方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公共支出，主要是教育、医疗保障、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等。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其中，教育不仅涉及农民的减负减支，关键的是涉及农民及其后代的发展权问题，更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兴盛。因此，财政要建立免费供给的农村义务教育体系、农村高等教育扶助体系、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与转移体系、农村贫弱救助体系，农村公共医疗体系、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也应逐渐覆盖农村、农民。加强对农村道路、水利、电力、农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业特别是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农业产业化等方面地投入扶持力度，不仅改善“三农”的公共服务质量，而且也使农村、城市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逐步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构建城乡协调的利益分配体系、产业发展体系、社会就业体系、城市发展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管理体系等，推进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发展战略的实现。

（二）统筹区域发展。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一是由于历史、地理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以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政策及偏重沿海东南部地区发展造成的。针对区域发展很平衡的现状，国家已经出台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财政支持的重点也逐渐从东南部转向中西部。当前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财权配备不合理，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其二，现行财政体制按“基数法”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不能解决历史上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利于改善落后地区的财力状况；其三，财政转移支付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资金管理不规范，受财力所限，扶持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及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十分有限；其四，专向拨款和结算补助没有规范的分配方式，随意性较大，使东南部地区拨款仍多于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财政法改革方向应首先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修改健全《预算法》，制定较完善的《财政收支划分法》、《财政转移支付法》，同时建立以此为主体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给地方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其次，中央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确定转移支付比例和额度，提高财政转移支付透明度和客观公正性；其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专向转移支付为辅助，特殊性转移支付为补充的复合型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其四，建立规范的省对市县的转移支付制度，解决省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问题；其五，建立相关财政制度，着重致力于提高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与转移、科技、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逐步实现整个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总之，要从财政法制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加强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刚性投入，加强资金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农业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是我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所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弊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公平求和谐，以改革促和谐，逐步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国家。农业问题实际上就是“三农”问题，在统筹城乡发展一节中，探讨的较多，从财政方面就是应该建立规范的财政支持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发展的法律制度。就业问题在我国形势严峻，据有关资料反映，2004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另外，我国还有约1.6亿隐性失业者和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从财政方面可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一是适当降低企业税负，鼓励各方投资，大力引进外资；二是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个体和民营经济发展；三是支持城市弱势群体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者；四是大力支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五是建立劳动力职业教育培训与转移制度，统一设立城乡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高劳动力就业能力和就业途径，全方位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岗位。我国社会保障在城市已具备一定基础，在农村却很少实行，我国社会保障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在财政上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规范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资金的比重；二是加大对养老保障金缺口补偿力度；三是逐渐探索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建立健全城乡低保制度及其他特殊群体的生活救助制度；五是建立规范的救灾救济制度；六是建立健全优抚对象和企业干部解困制度；七是对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发行收入、社会捐赠收入等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八是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使社会保障有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公共卫生问题，就是要逐步在全国城乡建立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从财政法制建设上讲：一是支持加强困难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农村卫生服务能力和重大传染病与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二是完善公共卫生和农村卫生机构运行机制；三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四是逐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建立统一规范的医保制度，使城乡居民都能公平享受到医疗保险；五是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基金筹集制度，多渠道筹集医保资金。对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日益加大问题，一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按劳分配制度；二是调整税率，对中低收入人群免税，进一步增加高收入人群税负比重；三是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加大收入差距调节力度；四是鼓励建立相关税收优惠和奖励制度等，鼓励勤劳致富；五是从政策上鼓励社会公益捐赠。从财政法制改革上逐步把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形成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较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和收入水平，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

（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逐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般来说，人类的繁衍生息、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产权不明晰的特征，资源配置市场失灵。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营为代价，经济增长越快，能源、资源、环境问题越严重，环境问题不是明天的问题，而是今天的问题。因此，应主要由政府投入、调控，确保人口合理控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可持续的良性发展轨道，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财政法制建设上讲，其一，国家应建立规范的投入机制，确保对人口优生优育与计划生育的投入，不断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尽可能消灭智力低下、残缺人口的出生，控制人口数量。其二，建立支持实施退耕还林、退木还草和防沙治沙等战略工程的投入制度，提高我国绿化质量和绿化覆盖率。其三，实行有效的税收手段，进行经济调节，引导和促进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其四，采取相关财税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支持清洁能源开发、推广和利用，支持迫在眉睫的生态科技难题的解决，支持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产业和企业发展，限制过度消耗资源和损害环境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形成有利于再生资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在财政收入方面，一是建立占用土地和生态环境资源缴纳补偿金制度；二是健全对资源、环境破坏的经济处罚制度；三是建立以节约利用能源和鼓励清洁能源为原则的一套涵括所有资源、污染物在内的有机配合、公平、合理的环境税制体制和环境污染排放收费机制。在财政支出方面，一是运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支持循环经济产业、开发经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企业发展。二是建立清洁能源基金大力支持研究、开发、推广清洁能源和生产技术。三是建立环境保护基金保证环境规划、生态区划、环境科研、污染治理、清洁生产等方面的投入，支持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态科技难题如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生态监测预警科技系统的解决与技术应用，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垃圾卫生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理厂等环保设施。四是支持公众参与和监督环保，加强对人口、资源、环境一体化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人口、资源、环境一体化意识和道德观念，建立资源与环境的保护、开发、利用、节约、治理、改善的奖励制度。

（五）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WTO，中国坚持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决定了中国不能脱离世界经济规则而独自发展。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同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之中，依照国际法律规则，充分研究并加以利用开放、循环的世界经济发展体系，与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共同发展。同时应结合我国国情，建立适应世界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财政法律制度，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健康、和谐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影响着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引起足够重视。一是严重依赖外来技术。中国技术上对外依赖性，限制了中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科技的西方国家主导地位进行挑战的先进工业强国。中国本土企业在技术上出现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局面。二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经营使中国企业投资回报率极低，资源浪费严重。据香港恒生指数表明，1993-2003年在香港上市的属于中国内地最好的和相当好的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仅为24%，而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为188%。当前，财政法制建设应按照WTO的规则要求，站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度，尽快建立健全。其一，建立规范的对高新科技研发的投入机制和奖励机制，推动我国向高新科技工业强国发展。其二，认真履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逐步调低关税税率，完善进口税收政策，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条约和双边税收协定要求，又能满足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及企业国际竞争力要求的统一、公平、透明、高效的税制体系。其三，巩固和发展出口退税和免税机制，足额安排出口退税预算，确保及时退税，对用于公共服务、服务于弱势群体和保持工业竞争力的项目免税。其四，适时调整关税科目和税率，合理利用征收反倾销、反补贴税保障措施和加征关税、征收报复性关税等，发挥关税的调控作用。其五，要完善符合WTO规则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其六，完善吸引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并购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促进外界参与不良资产的重组与处置。

参考文献资料：

1、史文清（主编） 蔡福元（副主编）《财政金融法》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2005中央一号文件：国家财政再向农村倾斜 2005年2月1日

3、卢中原《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走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黄祖辉《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 问题》 浙江大学

5、蔺翠牌《论财政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影响与实施》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6、金人庆《积极运用财政手段，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财政部部长

7、肖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开创财政社会保障工作新局面》 财政部副部长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政；财政法；财政法制；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仅面临着基础比较薄弱的困境，而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快速变革过程之中。同时，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日益深入人心，依法行政、政府依法理财，也必然会逐步成为新世纪的时代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我国财政法基本问题研究状况的回顾，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财政法制建设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此将首先阐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认识，以作为探讨其他财政法制基本问题的前提，然后将依次回顾和分析我国法学界对财政法的内容体系、地位和基本原则等问题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财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财政的概念问题

从词源和语词形式方面来看，据前苏联学者考证，财政一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fintio一词，13-14世纪时意大利使用这个词表示按期义务缴款； 16世纪时法国把义务缴纳国税称为财政，以后逐步被各国使用，成了国家为完成其职能而动员起来的一切基金的总称。我国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的财政被称为"国计"，意为国家财赋的计算和收支；英文中的财政一词即public finance，是由日本学者采用汉语财与政的词义，将其译为财政，20世纪初传入中国；应当说，财政这个词翻译得很成功，它把财和政结合起来，准确地表现了财政作为政治和经济连接点的基本特征。

在我国财政学界，对财政的本质主要有以下六种不同的界说，即国家分配说、价值分配说、资金运动说、社会共同需要说、公经济说和剩余产品说。近年来公共财政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逐渐占了上风。从论题的一般框架和论证的需要来看，本文也有必要首先表明作者对财政概念的一般看法，以作为探讨财政法基本问题的出发点。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

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活动，即政府代表国家或凭借其社会代表身份，基于国家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作为活动或活动过程来看的财政，强调了国家的特殊主体地位和财政的意志性特点。现代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其主要特点就是把财政作为政府有意识的甚至经济人性质的选择活动加以研究。活动或行为意义上的财政，是财政法规范的对象。

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作为制度来看的财政，突出了财政活动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构成了财政法的主要内容。

再次，财政还可以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作为社会关系来看的财政，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财政关系，都是财政法规范或调整的对象。

最后，在日常使用中，财政关系有时也可能不太严谨地用来指财政法律关系；严格地说来，财政法律关系应当是法律对财政关系调整的结果。

从内涵方面来看，如果把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考察，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以把财政视为一定社会的代表机构为满足一般社会需要，以社会名义进行收入或财富支配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主体一方的社会代表性和目的的公共性，是财政最重要的特征。近年来逐渐占上风的公共财政论，也正是强调了财政的这一本质特点。

人类自诞生以来，虽可能有些象孤岛上的鲁滨逊那样的例外，但就长时期和大范围而言，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体之内进行生产活动。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当出现了剩余产品以后，在其成员或多或少分化了的社会组织体之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或不稳定的、正规或非正规的代表机构，以及它如何为其全体成员的共同需要来执行这种代表职能，目前只有一些零散的、片断的材料，难以确知其整体图景。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未来"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也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尽管他没有也不可能详细地描述由何种机构以何种具体方式来进行这种扣除，并用这种扣除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如果说我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形还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则可以使我们确信，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国家就一无例外地充当了这种社会代表的角色，承担起了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一部分满足一般社会需要的职能，尽管掌握着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总是会利用这种便利来谋取一己私利，并且总是会将其私利置于社会的一般需要之上。因此，一部王朝和国家兴替的历史，就不能不充满着捐税、俸禄和军费一类的字眼；在中国历史上，财政的崩溃更是一个个封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确，如果一个王朝的财政不能最低限度地满足一般社会需要，那这个王朝本身也就必然会被社会所抛弃。反之，能被大多数社会成员在较长时期内接受或容忍的稳固平衡的财政，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必要条件。为此，作为本文以后分析的起点，在此可以给财政作一个更为严格、因此可能也更少争议的定义：财政是国家政权机关基于国家权力并以社会名义所进行的收入、支出和国有资产及资源的管理活动；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看，财政也可以是指国家政权机关以社会名义进行此类活动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至于在早期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代表机构为其全体成员利益进行的剩余产品分配是否属于财政的问题，本文限于论题存而不论。

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国家政权机关所进行的收入和支出活动，主要采用劳役和实物形式。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魔力，自然而然地使国家逐步但却坚定地最终选择了货币形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苏联和我国的一些财政学文献甚至认为，财政是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范畴。这种观点夸大了收支形式的意义，忽视了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收支行为的共同特征，因而也难以被财政学界广为接受。从客观现实情况来看，即使在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地方基层政府要求农民出义务工，本质上也属于一种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支配，与古代的劳役至少在形式上并无多少差别。

在财政的物质形式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同时，财政活动的主体、即国家政权机关的形态也在逐步演化。然而，无论其采用国王、皇帝、君主立宪还是总统制或内阁制的民主共和政府形态，任何国家政权机关都不能不为其自身、并同时为社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收入和支出活动。国家政权机关的形式越是精巧，它进行收支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及财政关系就越是复杂，从而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这些关系就显得更为必要。同时，不仅国家政权机关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在财政分配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国家政权机关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之间，也是既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又各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也有相互冲突和矛盾之处。正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内部及其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财政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性。于是，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也就逐步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支流。在中国，远在夏商周三代，就有组织财政收入的"贡、助、彻"制度，在财政支出方面则形成了"量入以为出"的思想，后世各朝代更有日益完备的财政收支制度。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王政时代，也已产生了由军伍大会（comitia centuriata）选任税务官和决定纳税事项的制度。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确立了财政民主、预算平衡等一系列法律原则。在前苏联的法律体系之中，财政法更取得了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

总之，财政是与国家政权机关相联系的概念，以其社会公共性为重要特征，这就要求财政法必须把对国家政权机关自身收支行为的规范放在重要地位。

二、关于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

对财政法的内容和体系问题，前苏联学者们就曾发生过争论。一般认为，财政体系从经济属性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集中性的国家财政，另一部分是非集中性的部门财务（相当于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一部分前苏联学者认为，这两部分都属于国家财政；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只有国家机构进行的集中性财务，才属于国家财政的范畴。由此出发，他们对财政法的内容范围和体系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例如，前苏联财政法教科书作者-./.古尔维奇就认为，"国家预算、税收、信贷、保险以及国营企业和组织的财务等结合起来构成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财政体系，苏维埃国家利用这种财政体系进行财政活动。"相应地，财政法的体系也就包括国家的财政活动（即国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职权划分）、预算法、税法、国家信贷、国营保险、国家支出、信贷和结算、货币流通、以及财政监督等。

在我国，八十年代的文献与当时刚刚开始受到改革触动的计划财政体制相适应，倾向于采用较广义的财政法概念。例如，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1983年4月编印的《〈财政法概论〉教学大纲》，内容体系上主要由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国营企业财务、预算外资金管理和财政监督法构成；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8月编印的校内用书《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试用本上下册），其中上册财政法原理部分也采用了广义的财政法概念，其体系由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内容部分相同---引者注）、预算法、税法、财政支出制度、基建投资法、财政监督制度和财务管理权（单位财务管理---引者注）等部分构成。发行数量较大的罗玉珍教授主编的《财政法教程》，在内容体系上与上述两本大纲基本相同。然而，与前苏联的大财政法观点不同的是，保险、信贷、结算和货币流通等，从未被我国学者视为财政法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公有化程度和经济集中控制程度不如前苏联高，财政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不象前苏联那样突出和高高在上。与前苏联一度把银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都视为财政的工具或分支不同，我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从建国时起对财政就有更多的独立性。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主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法学之中会计法、审计法与基建投资法等的独立化，财政法学文献转而开始采用较狭义的财政法概念，而且主要由于法律法规和规范数量的增加，税法有日显重要、并逐步分化、甚至单独成为一门学科的趋势。例如，刘剑文教授主编的"九五"规划高校法学教材《财政税收法》一书，一方面在书名上突出了税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其内容体系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国债、税收和税收争讼几个部分。潘静成、刘文华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则主张，"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内容一般包括财政法总则、国家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收法和财政监督法等。"同时，在章节体系的安排上，该书也把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紫煊教授主编的《经济法》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角度入手，认为广义的财政法的体系由预算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和转移支付法等构成，狭义的财政法体系则不包括税法，作者称"这是从税法的诸多特殊性，以及税法在保障财政收入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考虑的"。相应地，该书在章节体系的安排方面也将税法作为与财政法并列的一章。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一书，虽然认为财政法的体系除公认的几个部分之外，还包括财务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会计法及财政监督法等，但该书的内容体系实际上只包括了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税法、公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和财政监督管理法。蔺翠牌教授主编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一书，在体例和内容体系上则仍然坚持广义财政法概念的思路，包括了财政体制、预算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税法、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法、会计法、基建投资法和公债管理法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来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狭义的财政法观念似乎占了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的是，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国有企业财务等等，已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专著或教材，表明了这些领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的趋势。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所谓涉外财政、国际财政或国际税收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阵营的全盛时期，主要由于经互会国家的政府之间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前苏联财政法学界提出了国际财政关系的概念，并认为有必要建立"国际财政法科学"。我国新近的一些有影响的财政学著作，对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或国际财政问题，如国际税收、关税、外债等问题，一般也列出专章进行论述。但目前在法学界，涉外税收一般由国际经济法学科研究，财政法学文献对此似尚未涉及。笔者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财政法观念，经过适当的限定，可能更适合于我国财政关系的统一法律调整。

从本质上来看，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税收、国有资产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府投资、临时性支出等）、国家信用（国家公债、政府借、贷款）、预算外资金管理、社会保障、财政监督、国家对国有企业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以及财政诉讼等，都属于国家收支活动的范畴或领域，或与国家收支活动密切相关，因而都应当属于财政法规范的对象，对这些领域应当适用统一的财政法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一个别领域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则，或者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至于所谓国际财政或涉外财政，在当前其主要内容属于税法的范畴，尚不足已构成财政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领域，故可在税法中进行研究，无须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财政法律制度。

三、关于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自国家和财政产生以来，也就同时产生了以法律手段调整财政关系的主、客观需要。然而，在中国和外国的古代法上，虽有大量的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但主要由于当时的财政所依附的国家的专制性质，以及法律体系自身演化的历史局限性，诸法合体的古代法上不可能有财政法的独立地位。

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掀开了财政关系变革的新篇章。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财政关系的确立。然而，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确立这种新型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集中在宪法和行政法之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前苏联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首次提出苏维埃财政法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按照前苏联一些学者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的财政法关系主要是税法关系……资产阶级学者们认为税法关系是一种行政法关系或国家法关系"。而在前苏联，按照学者们当时的看法，一方面财政关系就其阶级性质而言不再具有剥削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经济单位、银行和保险机关都由私人掌握，因而不受国家的直接调整；而在前苏联国有制条件下，上述这些单位间的经济往来具有了国家财务活动的性质，这就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规范。在前苏联，"财政法虽然也是以一般的宪法规范作为基础，但是它所调整的只是苏维埃国家多方面活动的一个方面，即财政活动。""苏联财政部系统中所包括的各种财政信贷机关间的关系，如果不直接与这些机关执行其职能---动员和分配货币资金，拨款，贷款，监督各单位遵守专款专用和节约国家资金的制度---相联系，则建立在国家管理的一般原则上，受行政法的调整……如果财政信贷机关作为一种进行财政活动的机关，作为一种受国家委托征集货币资金，对有关权力机关所批准的发展国民经济、教育和保健事业等措施进行拨款和贷款的机关，那么它们的活动以及因其活动而发生的各种关系，都由财政法调整。"至于财政法与民法的区别，一般主要是强调民事关系主体的非国家性质，民事关系内容的对等性，民事关系发生的平等性。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前苏联，对财政法的地位问题也存在着认识分歧。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独立部门法观点之外，还有认为财政法是"相对独立的部门法"、"行政法的一部分"或者"综合部门法"的观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财政法与行政法的关系、法律体系的结构中是否包括综合部门法等问题上。从发展过程来看，苏联在列宁领导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的第五章就是预算法，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法的研究；1926年，库特利亚列夫斯基教授的《财政法》一书问世，"走出了第一步"；1928年佐格拉科夫教授的《行政财政法》一书出版，认为财政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经1938－1940年的大讨论，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布了《苏联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研究提纲》，指出应按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划分不同法律部门，财政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得以确立，并为高等学校决定了教学提纲和教科书。

我国建国之后到1957年，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处于初创时期，受前苏联法学界影响较大；同时由于建国时间短，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所以这一时期我国自己的法理学和财政法学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法律体系的结构以及财政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讨论。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之中，专列了比较详尽的"财政法"词条，并且在体例编排上独立于行政法和经济法，反映了当时我国法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依然还受着前苏联法学界的影响。然而，随着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日益成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几乎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中，财政法都被列为专门的一章；教育部主持制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之中，也把财政法列为经济法学的教学内容。可见，把财政法作为我国经济法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文献认为，财政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因为"经济法调整生产全过程中、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而财政法则调整局限于分配和再分配这个媒介于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环节上的各财政主体所发生的财政关系，即以国家为主体参予的分配关系。因此，可以说，财政法所调整的是带有行政色彩的或具有行政性质的特殊经济关系，所以财政法又有别于行政法……财政法和经济法的区别还在于……财政法当然也不存在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任务。"直到前不久，仍有学者认为，财政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特定的调整方法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介于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主要运用行政的方法来调整财政经济关系和财政行政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这些学者同时又认为，"经济法是财政法的基础，经济法有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均可适用于财政法"，没有试图使财政法与经济法比较彻底地"脱钩"。还有些文献认为，财政法是居于第三层次的独立部门法，内容包括财政体制、预算、税收、财政支出、基建投资、财务管理（单位财会）。

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主流派观点的主张似乎更适合中国的实际。财政法之依附于经济法，犹如婚姻家庭法之依附于民商法一样，乃是现实条件下的客观使然。尽管财政关系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我们不可能将调整每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都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财政关系毕竟仍然属于社会性经济关系的大范畴，因此，将财政法作为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亚部门，不仅不存在根本性的体系冲突，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发展和与其他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此外，这样做也并不妨碍学者们将财政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把"完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作为完备经济法方面的一项任务。由此可见，目前主流派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官方的采纳。

四、关于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明确提出并阐述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文献之中，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有罗玉珍教授1985年主编的《财政法教程》。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认为，我国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有五项，即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开源节流的原则、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原则、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原则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同一节还对这些原则的内容作了扼要阐述。中国人民大学原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1987年编印的《财政金融法教学大纲》上册财政法部分，除以上五项原则之外，又加上了社会主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正确处理三者利益关系两项原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学者们对财政法及其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化。蔺翠牌教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的《中国财政法学研究》，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第六章以整个一章的篇幅，首先说明财政法原则的概念、涵义、分类、特征和确立依据，然后将财政法原则分为基本原则和特有原则两大类，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该书作者认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一切财政法规之中，在调整财政关系中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始终起指导作用"的原则；这类原则包括民主理财、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正确处理物质利益关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依法治财等五项；而财政法的特有原则则是指"贯穿于部分财政法律之中，在调整某些方面的财政关系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在某些领域起着指导作用"的原则，主要有普遍缴纳与公平负担、合理分配财政资金与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三项原则。该书第一次在财政法学著作中以整个一章的篇幅比较详尽的论述财政法原则问题，突出了财政法原则的重要地位，使这一问题在此后的财政法学文献中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它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民主理财、依法治财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即使在今天，这些见解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并且首次明确区分了财政法基本原则和只适用于某些财政关系领域的特有原则，表明了对财政法原则问题认识的深入和创新。当然，在今天看来，该书的一些提法还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值得商榷；同时，对不少问题，该书只是有所触及，未能深入探讨。尽管如此，此书对财政法原则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仍称得上达到了领先水平。

需要提及的是，在财政法研究领域，一些学者对税法原则进行了专门探讨。谢怀!教授的论文"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是我国较早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税法原则的文献，发表后曾被广泛引用。刘隆亨教授的《中国税法概论》，严振生教授的《税法新论》，张守文教授所著《税法原理》，徐孟洲教授主编《税法》，以及杨萍、靳万军、窦清红所著《财政法新论》中的税法部分等文献，都对税法的原则问题作了探讨。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税法在财政法中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税法的基本原则，毕竟只能适用于以税收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这个领域，既不可能充分考虑对财政支出加以规范的要求，也不能解决对政府以其他形式组织财政收入进行规范的问题，因此不能把税法的原则等同于财政法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产生时间晚。建国之后，由于长时期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财政法学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应地，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直到* 世纪& 年代才见于法学文献。

第二，历史印痕较深。*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财政制度也经历了多次变化，而每一次变化的重点，在当时研究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文献中都得到了反映或强调；这种状况虽反映了我国财政法学研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地逐步深入，但无异也影响了基本的财政法律观念的稳定和确立，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那种认为财政是一个可以由政府"任性"的领域的错误观念。

第三，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几乎只见于教科书，迄今尚无专题研究文献，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投入应有的关注和精力。

第四，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比较注意党或政府的政策文件，也比较注意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成果中吸取养分，但从总体上看，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规范性及其与具体财政法律制度的有机联系，还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的意义和指导作用。

第五，对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各种文献认识和表述都有较大差异，法学界的认识还远没有统一。上述情况表明，在完备我国财政法制的过程中，仍需对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进行深入地研究。

五、关于外国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问题

我国的财政法学研究，是从引进、翻译和介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财政法起步的。从现有资料来看，【苏】m、a古尔维奇著、刘家辉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苏维埃财政法》，是出版较早、较有影响的一部译著。该书根据苏联国立法律出版社1954年版本译出，中文27、3万字，虽是一本大学教科书，因而对研究者难免有深度不够的遗憾，但却又有能较全面反映苏联当时财政法学研究定型成果的好处，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当为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和建立中国财政法学体系难得的参考资料。该书在正文第!页就写道："国家权力机关和包括财政机关及信贷机关在内的国家管理机关……所进行的旨在使国家能掌握货币资金的活动，就是苏维埃国家的财政活动。"这一财政活动的定义在今天看来虽已显得过时，但的确反应了苏联当时计划经济财政的特点和一般范围。该书没有采用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提法，而是使用了"财政活动的原则"这一概念。作者认为，"苏维埃国家进行财政活动所依据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苏维埃民主、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计划性、社会主义法制。"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法律制度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并照顾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特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精神至今仍有其意义，尽管其时代内容将不得不随社会的变迁而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后，李建英编译的《苏联财政法》一书是值得一提的外国财政法文献。该书系根据前苏联1978’年和1982年两本作者不同的大学教科书编译的，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出版，全书共18万余字，介绍了前苏联在财政法学研究方面的各种不同意见。除了前苏联的财政法学之外，对其他国家的财政法，我们多是只鳞片爪地在经济法学文献中十分简略地一带而过，少有系统详实的译介。这里应当提及的文献主要有两本。一是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编著的《日本经济法》（地质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书中，对日本财政法有较多的介绍；尤其是书中关于日本战后财政重建的内容比较详实。另一本是由郭庆云翻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罗马尼亚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罗马尼亚财政法》。这两个法是由原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1972年通过，1979年7月6日修改和补充的。其中的《财政法》共有十一章，两个附件，调整几乎所有的资金运动，是典型的计划财政模式的规则化和法律化。

近年来，随着财政改革深化的需要，财政部组织了对国外财政情况的系统考察，并将考察报告结集出版。如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由财政部国际合作司编写的《国外财政考察与借鉴96年集》，介绍了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情况；由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编著的《外国财政制度丛书》，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和1999年11月分两批出版了12本，分别介绍了美、德、日、法、英、荷兰、加拿大、俄罗斯、埃及、印度、新加坡、匈牙利等十二个国家的财政制度。但可能由于目的和篇幅的限制，这些著述主要偏重于财政工作实务和财政学角度的介绍，对各国财政立法涉猎不多，对其财政法学研究情况则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该丛书中的《俄罗斯联邦财政制度》分册，虽提及俄预算体系形成的原则包括统一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公开性原则、正式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但并未提及俄联邦现时财政法的地位及其基本原则等问题。

在西方国家财政法学文献的译介方面，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现代以来在财政法学的研究方面未见有重大进展，但他们在财政学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为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由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en tullock）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主要因这项理论获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在其《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一书中指出，传统财政理论的不足在于忽视个体公民的选择对财政决策的影响，"如果假定政治制度是切实民主的，那就必须假定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做出财政选择。当然，他们可能是相当间接地、有时几乎是没有意识地参与做出财政选择，但他们的行为却是进行科学探讨的适当题目。在这方面，我们的知识中的可畏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人在集体决策过程中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更多地了解把个人的偏好传递并转化为集体结果的制度的运行情况。"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成本收益分析等概念和方法，应用到政治和财政决策领域，指出政治家和选民一样，作为理性和自利的人，在政治选择和决策时，也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因此，财政制度的设计，对公民个人和政治家们的财政选择影响重大。布坎南和塔洛克早期的合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对两院制、简单多数表决和合格多数表决等政治决策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坚实基础。公共选择理论虽然主要关注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现有机制是否有效和有效率，迄今并未将重点放在财政法律制度的构建上，但却为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除了公共选择理论之外，西方财政学方面的其他一些理论进展，如关于财政收支的效率分析、关于政府开支膨胀的原因等，我国的财政学界有不少译介；我国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文献中，也零星地涉及外国财政法律制度。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法学界投入财政法的研究力量较少，加之我国财政自身的特点和中外体制框架的差异，使得我国财政法学的研究难以更多更好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教训，有必要在今后对此进行专门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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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一、财政法制与依法理财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断发展，财政工作的法治化程度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水平日益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相适应的财政法律制度框架。与此同时，财政执法也在不断地规范，全方位的财政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正在形成。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财政法制建设的总体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财政立法中尚存在着与财政改革和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财政执法中时常出现不合法和不适当的问题，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财政改革的深化和财政法制的严肃性。在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对推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重要意义的认识。第一，依法行政和依法理财，是全面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要求。加强财政管理，就是要建立健全的、覆盖财政收支各个层面的管理机制，逐步实现财政资金分配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无论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优化支出结构、加大财政监督力度，还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都必须依照并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只有运用法律手段，将法治贯穿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才能够保证财政行为的规范化。第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有助于有效地行使财政职能，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主要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分配、调节经济运行等方面。深化财政改革，就是要按照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活动范围和作用方式，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政职能。这一切都需要运用法律手段，通过科学的立法，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通过严格的执法，使之行之有效、监督有效。第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促进和规范财政改革的重要保障。在改革与法制建设的关系上，应该坚持并强调一手抓改革与发展，一手抓法制。

立足于本国国情，通过比较和借鉴来吸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是我们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其公共财政管理方面的基本经验便是充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坚持依法理财，不断提高财政管理法治化的水平。从总体上看，其财政法制建设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财政法律制度较为健全。财政活动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均有法可依，法律规定比较科学、合理，财政法的效力等级较高，可操作性也比较强。第二，能够依法进行财政管理。许多国家的预算编制草案相当细致，几乎对每一项开支都有详细的论证。立法机构对预算的审批程序极其严格，审批过程的公开度和透明度很高。在收入方面，无论开征税种、设立收费项目，还是发行公债，均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在支出方面，政府严格按照预算确定的支出来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遇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增加预算，则须根据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审批。第三，重视对财政执法的监督，各个执法监督机构之间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追究法律责任一视同仁，对执法不严格，等违法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

二、财政监管在依法理财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财政监管，是财政机关在财政管理过程中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涉及财政收支事项及其他相关事项进行的审查、稽核与监督检查活动。财政监管寓于管理活动当中，体现财政管理的本质属性，与资金运动同步进行，其主要作用就是及时发现和纠正预算执行中的偏差，保证财政分配的科学、正确和有效。

在我国，财政监管的主体是国家财政机关，各级财政部门是财政监管的执法主体。财政监管是财政部门内部各职能机构的共同任务，各级财政机关内部的预算编制、预算管理、国库等业务机构都行使监管的职能。同时，为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能，发挥财政检查这一体现监管职能内在属性的必要手段，各级财政机关内部还设有财政监管专门机构，专门行使财政检查职责。财政机关专门监管机构，一方面接受上级财政机关对财政监管的业务指导；另一方面按照分级负责的财政管理体制对本级财政负责，接受本级政府管理，及时向本级财政和政府报告财政监管中发现的重要情况或问题。

财政监管职责体现着财政管理的范围与权限。财政部门监管机构的职责主要包括：（1）对本级各部门及下一级政府预算、决算草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稽核，并根据本级政府授权对下级政府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管。（2）对本级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征收预算收入情况，本级国库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情况进行监管。（3）对本级预算支出资金的拨付、使用和效益情况进行监管。（4）对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及预算外资金收取、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5）对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及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管。（6）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执行财税政策、法规情况进行监管。（7）对社会审计机构在执业活动中的公正性、合法性进行监管。

在职能上，财政监管与国家预算收支、预算外收支和企事业单位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政策情况密切相关。从总体上看，财政监管的范围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是预算监管。即对各级财政预算、预算执行、决算的监管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颁布为财政机关实施预算监管提供了法律保障。预算法规定：财政机关是预算编制、组织实施的职能机构，负责编制决算草案具体事项并纠正本级各部门决算草案不合法之处，监管本级各部门和所属单位预算的执行。财政机关通过预算监管，促进各部门和各单位认真贯彻《预算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时发现处理预算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收支平衡。二是税务监管。税务监管包括国家财政机关依法对税收机关和纳税人执行税法的情况进行监管检查，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国家税法的情况，保证税款及时、足额上缴国库。三是国有资产监管。国有资产的使用者要接受财政机关的监管，依法、合理、有效使用国有资产，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总体要求，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四是预算外资金监管。预算外资金是国家财政资金的组成部分，尽管未列入国家预算管理，但其收支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家财政分配职能的实现。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是加强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财政机关对预算外资金监管就是依法监管预算外资金的收入和支出、使用的合法性，确保预算外资金取之有道，用之有效。五是财务会计监管。财务会计监管是财政机关依照《会计法》及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法规制度对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各项财务会计活动的合法性、真实性实施的监管。它同时包括对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执业质量的监管。

在手段和方式的具体运用方面，财政监管主要表现为日常监管检查、个案检查和专项监管检查。其中，日常监管主要是对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的某些重要事项进行日常监控。财政机关业务机构的日常监管检查是结合预算编制，对财政资金分配进行事前的审查、评估，以及对资金拨付、使用进行事中的审核、控制，加强对预算的监管约束，主要包括：预算编制是否符合《预算法》有关规定；对预算执行情况分析、预测的依据是否充分可靠，新的重大的财政经济措施对预算收支的影响是否考虑全面，测算是否准确、合理；预算收支的安排是否符合国家预算指标和管理体制的要求；通过建立预算收支旬报、月报、季报制度，定期分析预算执行情况，等等。所谓个案检查，是根据上级批示的群众举报案件，以及日常监管检查和专项检查中发现的线索，组织力量进行检查核证。检查结束要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报告查处情况，并对查处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严肃处理。专项监管，是深化管理、制定政策、加强法治的重要手段，是日常监管检查有益和必要的补充。从现实情况看，经济转轨时期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有了重新调整、组合、变化，相应的法规制度和约束机制还没有及时建立或不尽完善，经济领域的某些层面甚至还存在监管的“断面”和“真空”。财政部门应根据财政管理的需要和监管检查工作中暴露出的难点、热点和重大问题，采取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监管检查，从而提高财政监管检查的综合效益。

三、加强财政法制建设与强化财政监管

在深化财政改革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该紧紧围绕财政立法、财政执法和财政复议这几项基本内容，推进依法行政和依法理财工作。关于加快财政立法的问题，应该注意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要与财政改革的进程相适应。财政立法应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既定目标，转变立法观念，正确解决立法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做到财政立法服务于财政改革。财政立法要把巩固改革成果、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引导改革的深入作为中心任务。二是妥善处理立法的现实可行性与适度超前性的关系。财政立法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又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法律法规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避免财政立法在制定颁布后很快就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情况。要加强立法预测，制定立法规划。三是坚持局部利益服务整体利益的原则，保证财政立法的统一。在制定财政法律和行政法规时，要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财政执法方面，应该坚持依法执法的原则，财政执法主体的执法活动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财政活动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严格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责。同时，也应该坚持合理的原则，即在合法的前提下，财政执法行为应尽可能客观、公正、合理、适当。为了规范财政执法行为，应实行综合治理，包括实行政务公开，提高透明度；要在财政系统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搞好业务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财政执法队伍；要及时发现问题，认真分析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解决。此外，还应重视财政行政复议问题，应该通过建立财政行政复议制度，有效地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财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面对财经监管机制和监管力量比较薄弱、财经秩序比较混乱的状况，国家主要通过开展专项重点治理，整顿财经领域违法违纪的突出问题。为此，1985——1997年，我国实施了每年进行一次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做法。1995年，又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清理检查“小金库”工作。在1996年和1997年，还组织开展了全国范围的预算外资金清查工作。自1999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转变监管观念，紧紧围绕经济运行和预算执行中的重大问题开展财政监管检查，以确保以预算任务完成为中心，以促进财政管理为重点，监管检查与规范财政管理相结合，基本形成日常性检查、专项检查、个案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模式。财政监管在加强财政管理、维护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保障积极财政政策顺利实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初期，在这个时期，规范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不完善，行为规范、运行有序的市场经济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一方面，对地方、部门和单位利益盲目扩张的冲动缺乏有效的执法监管约束机制，财政监管职能的发挥受经济和执法环境的制约；另一方面，现行财政监管的法制建设、工作方式和工作手段等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财政管理的需要，财政监管的权威性、及时性、有效性还未能充分发挥。在财政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共财政体制的进程中，要紧紧围绕加强和规范财政管理这个中心，大力推进财政管理制度改革，把握和突出财政管理特色，调整财政监管的着力点，把重点放在建立科学、规范、灵敏、高效的财政监督管理机制上来，逐步建立包括科学的监督管理制度、先进的监督管理手段、规范的监督管理程序、严格的执法监管体系以及高素质的财政监管干部队伍在内的现代财政监督管理系统。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时代背景下，突发性公共事件已由非常态化的偶发转变为常态化的频发，成为社会管理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战。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极大的破坏力，给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人的心理等造成严重的危害。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测算，美国“9·11”事件使2797人丧生，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使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减少1个百分点。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今年“5·12”汶川地震使四川、重庆和甘肃等地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约为670亿元，全国的财产损失可能高达7500亿元，相当于2007年GDP的3%。

为了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美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其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目前，我国正面临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时期，如何借鉴美国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做法，研究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以及财税对策，对我国的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界定

美国学者罗森塔尔（UrielRosenthal）认为，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根据2006年1月8日国务院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公共性、危害性、多样性等特征。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可以将突发性公共事件划分如下五类：（1）政治性事件：一般涉及到政体、国体以及政府合法性面临严重挑战、威胁和瓦解，国家受到威胁和伤害。（2）宏观经济性事件：主要是因为国外经济环境和制度的变化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3）社会性事件：主要源于人们不同信仰、价值和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人们对于现行社会行为规则和体制的认同性危机，以及各种心理等。（4）生产性事件：主要源于技术性、防护性因素、质量、管理因素及偶然性因素，是发生频率最高的危机性事件。（5）自然性事件：是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生产能力急剧倒退的自然状况的突变，是近十年来频繁发生的事件。

二、美国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的借鉴

一个国家如何建立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是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面临突发事件的范围和频度等因素相关联的。因此，不可能有统一的应急处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机制，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毕竟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把握和普遍适用的规则可以遵循。

当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美国一般采取法制、体制、机制三管齐下的办法，用制度来“应急”。美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主要是由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FEMA）、联邦应急计划（FRP）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组成的总体。

（一）设立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FEMA）。

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FEMA）原来是联邦独立机构，其任务是对灾害应急处理并进行灾害的防治计划、恢复和减轻工作。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的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与其经常保持工作关系的机构有27个联邦政府机构、美国红十字会、州与地方政府应急事务管理机构。2003年3月，美国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成为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的一部分。

（二）编制美国联邦应急计划（FRP）。

联邦应急计划于1992年4月由联邦应急事务管理总署公布。联邦应急计划是美国联邦各部门和机构签署的一项协议。其目的在于动员联邦资源、协调联邦行动和提供联邦支持，以增强州和地方政府、私人和自愿组织在灾害应急方面的努力。联邦应急计划的范围适用于所有联邦机构。联邦应急计划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政策和程序、运行的定义、联邦与州的协调机制以及联邦的能力和责任。联邦应急计划还阐述了应急反应的一系列活动。

（三）颁布相关法律。

美国在突发性公共事件方面的法律包括灾害应急处理、紧急状态和反恐三个方面，如：《灾害救助和紧急援助法》、《国家地震灾害减轻法》、《全国紧急状态法》、《移民与归化法》、《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法》、《法律实施通讯援助法》、《有效反恐法》、《化学品安全信息、场所安全和燃料管理救济法》、《国土安全法》和《美国法典》中的相关条款等，已形成了一套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法律体系。

三、完善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及财税政策建议

借鉴美国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机制，结合我国目前灾后重建的实际情况，本人对完善我国的突发性事件及其财税对策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建议。

1.设立各级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的专门机构，由涉及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部门参加，通过立法赋予其特别权力，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组织体系。

2.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计划，由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共同制定，并通过立法加以确定；将防治突发公共事件的经费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明确有关部门在防治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责任，并加强主管部门的协调能力。

3.修改宪法，确立紧急状态及其宣告法律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全国紧急状态法，明确国家实行紧急状态的条件、程序及紧急状态时权力的行使等。

4.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法、减灾基本法，并按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生物恐怖威胁、环境灾害、自然灾害、国土安全、供水安全、电站安全等方面，分别制定有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理的单项法律或行政法规，或将有关法律规范体现在相关立法中。

5.通过立法来完善由应急处理主体、紧急行政措施、应急处理法律后果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等构成的应急处理机制。

（二）完善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财税对策的建议。

1.完善预备费管理。首先应提高预备费比率，增加应对突发事件的专项基金，财政部门应根据近些年的实际情况，将预备费提取比率设置为2％～5％；其次对预备费应实行基金式管理，把当年没有用的预备费结转到下年度使用。这样，在不发生突发事件的年份里预备费可以得到有效积累，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可以有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再次，拓宽预备费基金的来源，各级政府财政的预备费除按本级支出额的一定比率设置外，对每年的预算超收收入和财政盈余，建议按一定比例增加预备费基金，从而增强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资金实力。

2.建立应急预算。财税部门应该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紧急预案制度，使应急预算制度化，在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启动。建立健全资金支付应急机制，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设立专用账户，开通资金拨付绿色通道，保证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及时制定相关政策，对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人员给予工作补助，以便在人员保障方面有相应的资金与之对应。

3.强化财政监督。要建立健全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的规章制度，合理制定、认真审核相关开支标准。对挤占、截留、挪用、虚报、冒领、贪污和浪费救灾资金物资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出，严肃惩处。同时，应该看到，灾后重建不是一般的重复建设，应该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本着对未来负责的态度，财税部门要严格进行资金使用的追踪问责，强化责任制，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切实保证救灾重建的资金效益。应建立快捷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当地纪检、监察、审计、民政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形成监管合力，确保抗震救灾各项资金物资按规定筹集、分配、拨付、管理和使用，发挥最大使用效益。

4.完善税收政策体系。建立一套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的特殊时期便于有效执行的税收政策体系，同时丰富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税收优惠的处理方式，可以通过税率、纳税期限、征收管理、减免税、退税、成本核算、税项扣除、亏损弥补、投资抵免等多种手段实现，并对采用防灾救灾的技术、产品和工艺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研发与生产防灾、救灾产品。如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工业企业厂房、设备受损严重，部分地区甚至全部被毁，购置固定资产是恢复生产、抗灾自救的第一步，如果能取消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值税的重复课征，将会对受灾地区的生产恢复起到显着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借灾后重建的契机将增值税转型工作一并推进入灾区，一方面进行重建，另一方面推进税制改革。

5.调整财政政策。由“稳健”财政政策向“积极”财政政策转变，实行“紧货币、宽财政”的经济政策组合。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政府必须在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水平连续创11年新高，中央银行必须坚持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但同时，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过去五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一直保持20％～30％的增长速度，国内外公共负债水平也非常低。因此，政府完全有经济实力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目前现实经济也迫切需要扩张型财政政策的支持。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预算法立法主体

一、预算法改革的必要性

预算是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和实行预算管理的各部门、各单位一定期间的财政或财务收支计划，是国民经济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994年3月22日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是我国财政管理的一部重要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自1995年1月1日颁布实施以来，有力地促进了各级人大对财政预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各级政府、财税部门和各单位依法加强财政预算管理，促进了财政职能转变及我国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建立，对于强化我国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预算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文百事通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现行《预算法》已日益显露出一些弊端，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法律空白。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预算法》的权威性，作为我国民主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预算制度需要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预算制度改革是依法治国、建设法制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在《预算法》及与之配套的法律法规颁布施行以来，广大的专业学者和相关工作人员都积极呼吁现行预算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新中国第一部《预算法》实施10周年纪念日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对外了《预算法》修订工作正式启动的消息。

要对我国现行的预算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改革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不仅需要深入实际的科学调查，专业系统的理论论证分析，而且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法律制度改造，保证此次改革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本文中，笔者仅就预算法律制度改革中立法主体的确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我国现行《预算法》的立法主体

（一）法定立法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职能制定法律。也就是说，《预算法》作为财政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制度，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存在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因此，《预算法》的法定立法主体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二）实际立法主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和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的调整方案；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关于预算、决算的定放行法规和决议。

由此可见，我国《预算法》实际规定是，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由人大审批，但对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对预算审批的制衡权则语焉不详。从预算管理的实践来看，人大实际上只能就预算草案的同意与否行使审批权，不能对预算草案实行科目流用。政府对人大审批通过的预算也必须执行，即使预算被否决或久拖不决也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换而言之，《预算法》的内容实际上是由行政部门制定的，人大所享有得胜批表决通过权并不能真正实际到法律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预算法》的实际立法主体并非国家立法机关，而是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部门。

（三）立法主体不一致所带来的问题

根据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各级人大都有权批准本级政府制定的预算、决算草案，也就是说，各级政府以及相应的行政部门都拥有实际上的预算立法权。

预算制度直接决定着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制度，直接关系到其经济利益的实现问题，因而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制定预算法草案时必然会追求实现本部本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可以肯定的说，在一个国家总的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各个部门都想在这有限的财政收入中尽最大可能使得自己拥有的份额达到最大，这就是必导致不同级的部门之间和同一级的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每个部门都由实现自己最大利益的“法律依据”，其间的冲突就将难以解决，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财政和预算体系将混乱不堪，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

三、《预算法》立法主体的改革

（一）立法权力的归属

根据前文所述，立法权的法定权限的归属毫无疑问应当归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权力归属的关键问题应当是如何解决法定立法主体与实际立法主体不一致的问题，从而避免因为立法主体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笔者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行使立法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亲自完成起草法律草案的工作，而是通过法律赋予其对于行政部门所提交审议的草案可以改变不当内容的权力。

（二）权力冲突的解决

仅仅解决立法权力的归属是不能完全解决预算立法问题的，还应当避免各因为各级人大自行制定预算法律而导致的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财政冲突，笔者认为，可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充分听取各个部门和各级人大对预算分配的意见之后，综合协调各方利益，站在全局性的高度制定一部合理分配财政收入的统筹性预算计划，作为各级人大制定预算法律的基本依据，各级预算制度都不得与这一全国性的预算统筹计划相抵触，否则应当宣布为无效，也就是说各个部门职能再不影响全局利益和其他部门利益的允许范围内通过合理筹划实现自己的部门利益。

（三）立法主体的自身建设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7篇

一、国家财政权的基本内涵与优化配置意义

国家财政权有广狭之分。从狭义来讲，国家财政权通常是指国家财政性行政权责，是国家各级财政（含税收）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与规章规定的财政行政管理权责体系，包括财政行政立法权、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征管权、财政收支监督权、财政执法复议权及其他财政管理权。从广义上说，国家财政权是一个国家凭借其所享有的通过民主制定法律在国家与公民组织之间，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它们内部各部门之间配置的向特定对象征收税费、借入国债，并将其按预先民主制定的年度预算用于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必须开支的方面的人大财政权（财政立法权、预算审查权）、政府财政权（财政管理权、税费征管权、国库经理权、财政使用权、审计监察权）、司法财政权（财政检控权、财政审判权）等权责体系。

财政权的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的合理化是国家政治权力良性运行的经济法律基础。之所以要对财政权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对其行使加以严格的监督限制，是因为国家财政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机关履行其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基础，而且与国家立法权、国家司法权良性运行密切相关，关系到一个国家依法治国的根本。由于支配财政的权力可以影响其他国家机关的公务行为，或者影响国家公务人员的意志，所以对国家财政权的合理配置是防止国家权力过分集中到某一个国家机关的重要内容。目前财政领域中存在的以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为代表的国家与民众争利问题、国家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在受益人间有失公平的问题、行政机关财政权力滥用而得不到立法宏观控制与司法个案救济问题、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划分转移不完全相称问题、政府财政资金征管、使用与监督机关制约关系不顺问题等，大都根源于财政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不科学、法律制度执行保障制约机制不健全。财政权力配置与运行制约机制的合理化，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理顺财政权力主体权责关系，健全财政权力运行制约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及有关行政工作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约束财政权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手段问题。如果财政权的配置不利于国家机关之间的职能分工，那么，财政权的运用就有可能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由于依照宪法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为目的，公共权力机关依靠税收来维持其正常的工作，而税收与公民的财产权息息相关，国家财政权的本源是人民的权力，因此，规范财政权必须体现人民和基本人权原则；财政权的行使必须与保护公民权利相一致。同时，财政权的规范与运用还是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维护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而财政监督权地有效规范与行使则是克服行政效率低下、官场腐败，建立民主与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

二、国家财政权与公民财产权关系及其优化原理

对财政权的配置首先是以通过民主制定法律确立国家与公民组织之间的税费权责关系为开端的。税费权责法律关系是国家与公民二者之间最基本的财政权权责关系，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机关对公民及其复合主体因税费开征、减免、停征，目率调整变动等因素所发生的税费实体权责关系；二是国家税费征收机关因行使税费收征收管理检查权而与涉税费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产生的税费征纳程序权责关系。

国家财政权与公民权关系的异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的滥用（包括扩张性滥用和消极性滥用），导致了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双重损失。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的滥用主要产生于税法立法技术粗糙所造成的税收法律制度弹性。由于现行税费法律规范对税费的实体权责与征管程序规定不太严谨，不仅使税费征收主体为局部“公益”或个人私利而任意扩张性地行使税费征收权、侵犯公民与组织的财产权提供了可能；也使税费征收主体为局部“公益”或个人私利而消极地性行使税费征收权、侵蚀国家财政权（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提供了条件。农民税费负担问题是国家财政税费征收权扩张性滥用的典型现象。消极行使税费征收权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的原因，还在于国家和税收征管人员是一种委托关系，税收人员有着与其委托人目的不一致的利益目标，这导致一些个人不愿为国家利益而尽心尽力，或将其私人利益渗入征税权实施过程，寻找与纳税人合谋的机会，损公肥私。如有些税收征管员和纳税人相勾当，直接缓征、少征或不征纳税人应该缴纳的税款；拥有享受税收优惠认定权的税务机关或官员滥用税收优惠，给予纳税人享受不该享受的税收优惠：越权审批税收减免期限和欠税；因税费征管不严导致的不该享受优惠的纳税人通过“挂靠”和“寻租”活动来避税、偷税，甚至骗税；不及时有效地对违法乱纪给予应受处罚（罚款和滞纳金）；下级税务部门搞“蓄水池”，隐瞒税收收入等现象，造成了国家税费的大量损失。

为保证税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必须努力推动税收相关法制建设，科学合理地处理公民财产权利与国家税收权的关系，使国家通过税收取得的财政收入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提供服务，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长。维持公民财产权利与国家税收权的平衡，实质上是维持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例平衡，这种平衡的实现意味着创造出了发展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不断增长的良好条件。它要求税负总水平与国民收入相适应，以最少的税收最大限度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并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最大限度地致力于人民的幸福生活。社会理想的税负应是国家的征税权力和公民等社会个体的权利协调一致。在社会权利结构中，若国家税收权比重过小，公民财产权利比重过大，就会导致政府失能的种种不良后果，如社会经济秩序混乱，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等等；而如果公民财产权利比重太小，国家税收权比重太大，则又会形成本末倒置，公民财产权利无法有效约束国家税收权，反而被国家税收权所扼制的局面，其现实表现就是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专制主义。这两种情况都会损害客观的社会整体利益。

为此，一方面，国家税收权应当处于公民财产权利的约束之下。国家税收权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国家机构及其官员的职权。因此，约束国家税收权，就是对国家机构及其官员手中的职权进行监督和控制，让这些职权只能服务于公民财产权利，只能维护、促进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为了确保公民财产权利对国家税收权的控制，实现和维护预设的秩序，除了应当保持公民财产权利在社会权利结构中的足够比重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再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税收权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税收权以削减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税收权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平衡关系以自我抵消一部分强度。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有效地规范经济生活秩序，保持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和促进公民个体利益，国家税收权（规模和强度）必须足够强大到足以防止公民滥用权利（从事各种行政违法、犯罪活动和民事侵权行为），对容易引起避税而又难以控制的征税项目进行详尽规定；对一些难以确定税款的纳税项目建立规范透明的税收谈判制度，通过税收妥协使征纳双方能够在税法模糊、理解不一致时，找出一个双方都有可接受的办法，解决税法条文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所产生的一些税收征管凝难问题。同时，考虑到税法边界的模糊性的客观存在，有些规避税收性经济行为依据现行税收法律条文不能明确作出是否构成偷逃税的判断，有必要以实质重于形式的偷税判别原则重新规范偷税认定制度，同时加大税务部门对税收义务人（违纪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力度。

三、财政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配置及其优化

对财政权在立法主体、行政主体和司法主体之间的配置结构是国家财政权力运行的民主政治基础。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财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的配置结构概况如下：权力机关的财政权主要包括财政立法权和财政执法监督权两个层次。行政机关只能根据立法授权进行财政委任立法并依法接受立法监督。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财政执法监督权配置方式有二：一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各级政府财政有关机关遵守、实施宪法、法律及法律性决议的情况；撤消各级政府制定的与宪法、法律相抵的财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二是各级权力机关对国家各级财政机关的财政执法工作实施监督（审查、批准、建议、质询、检查、调查、弹劾），以保证其财政执法的合法性、合理性，使财政执法中发生的违法、不当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提高财政执法质量。行政机关的财政权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及其财政有关部门有权制定、财政方面的法规、决议、命令和通知等：有权编制、执行本级政府预算决算：有权对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财政工作进行检查、处罚和复议等监管。司法机关的财政权主要是指法院通过受理财政行政相对人或者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对财政行政相关主体涉及财政权滥用的违法、犯罪案件进行行政或刑事性裁判的权力。

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而言，我国人大主导的财政权配置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强化。西方议会的财政权是一种决定权及其相应的监督控制权，而行政部门的财政权则是对财政工作的实际执行管理权。其法理在于国家财政收入来自人民，因此，人民有权就国家财政的使用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具体而言，财政立法、税费债的确定、财政支出的规模以及财政管理的监督属于议会的权力；而预算法案的提出、政府经费的使用及使用的合法、合理化监督属于行政部门的权力。从约束机制看，虽然议会和行政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都享有自己的财政监督权，但行使监督的权力和方式是不同的。议会的监督主要是对行政机关执行财政预算进行监督，而行政机关的监督是对自己执行财政职能、使用财政资金的监督。在这两种监督中，议会的监督应当是主要的监督方式，通常是通过专门的财政监督机构来实现的。

我国人大主导性财政权配置体制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与出路在于：第一，权力机关的财政权规定不够详细。首先，我国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国家税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没有规定财政法案相应的审议程序，对国家财政收入的法定方式没有严格的控制，容易形成以各种收费充实各级财政的不正常情况。其次，现行宪法对财政开支方面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哪些开支应当由国库开支与监督不够明确。有必要通过修改宪法增加对财政收入与支出方面的限制性规定，既要协调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财政权的关系，又要防止财政支出用于不适当的目的。第二，在财政监督体制方面，我国现行宪法设置的审计监督不是国家权力机关根据财政决定权行使的监督权，而是行政机关的监督体制，这使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缺乏监督财政的专门机构和法定方式，不利于国家权力机关有效地行使对财政行政的控制性监督权。有必要在人大之下设立专门的和经常性的财政监督机关，对财政收支情况进行经常的监督，必要时可提请全国人大作出相应的决议，对违反财政法规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追究法律责任。第三，现行预算审查工作统由人大财经委会负责，由于该委既要研究、拟订有关经济法律法规草案，又要检查、监督经济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用于预算审查的时间和精力也极为有限，致使财政预算审查工作的地位无法突出。预算审查要向实质性迈进，人大应设立一个强有力的预算审查专门机构——预算审查工作委员会，专门行使与预算安排、预算执行有关的预算论证、审查和监督职责，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审查和监督政府预算。也可以考虑将上述财政监督机构的职能归并到预算审查委员会。

四、科学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政权责关系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上下级政府职能交叉，事权以及主要由其决定的财政收支权划分不清，“缺位”和“越位”并存：（1）在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方面，首先是中央过多地承揽地方事务（地方政府也承担了部分属于中央但分散于地方的支出）。其次是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存在以财权定事权现象。贫困地区往往因财力所限而把一些事务推给财力雄厚的地区或中央去办。这实际上是以财权定事权。财权与事权不统一，还体现为财政收入在政府间的不合理转移，专项拨款的范围太广，部分缺乏事权依据。责任不清的原因之一是中央与地方支出划分没有明确细致的法律规范，即使有法律，但其约束力也不强，这就造成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相互推托其职责。（2）在政府间税权划分方面，一是现行按行政隶属关系分税、行业性质分税、分成标准分税、重点企业标准和属地标准分税的税收收入划分标准不科学，与要求以税种或以税率来划分各级政府间收入的基本做法背道而驰，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帮助中直企业解决困难的积极性、妨碍企业间的横向联合和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增加了税收征管工作量和难度、容易造成收入混库及挤占。二是地方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自，大部分地方税税种的开征、停征、税目增减和税率调整等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只有少数地方税种的实施细则制定权、税率税额在规定幅度之内的调整权以及少数小的税种的开征、停征权由地方政府掌握。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盲目出台各种附加、基金、收费等项目，其结果只能是侵蚀税基。

一个规范的政府间财政权责关系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一方面中央政府承认并尊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自，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只能限于其自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如何准确把握地方财政自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换、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配置、政府间课税权分配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问题。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财政自应当包括以下内涵：（1）地方公共服务的供应自。由于地方政府在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意愿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应尽可能由地方自主确定地方公共服务的供应水平、供应质量、供应方式、向谁供应以及何时供应，较低层级政府不承担受益范围主要及于更高层级政府的公共服务的供应责任。（2）地方财政收支的自。国家财政收入应当在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之间进行合理划分，确保地方各级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自主控制的财政收入；在为公共服务融资的方式、来源、规模和某些税基、税率的决定上，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决策灵活性；对于属于本辖区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能够以任何自己所愿意的方式来使用。（3）地方财政管理自。地方政府有权依法制定适合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执行办法和实施细则，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各级财政在其法定收支范围内自求平衡。上级政府不得在预算之外调用下级政府预算的资金，下级政府不得挤占或者截留属于上级政府预算的资金。

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权责关系的主要措施在于：（1）在科学界定各自事权的基础上，以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为原则，合理调整政府间支出责任范围。要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实现财政各项职能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行适当的分工，使其各司其职，以实现政府整体效能的最大化。同时，保障各级政府组织、安排财政收支的权力与其承担的政府职能相应、相称。健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政府支出效益评价制度体系，避免政府支出效益愈低而得到上级财政补助愈多的不合理现象，维护财政支出的公正性和合理性。（2）在政府间财政收入权的配置方面，要处理好税收收入与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关系。一方面，政府间税收收入的划分应尽可能广泛地推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税基分享制。税基分享制使低层级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高层级政府的严重依赖关系转化为政府间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性关系，有利于塑造长期稳定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减少讨价还价和“跑部钱进”之类的财政寻租活动，还可以避免税收划分中各级政府无“主体税种”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在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税收立法权的同时，确保对全国统一开征的税基流动性较大税种的税法制定权、税法解释权，税收开征、停征权等大部分立法权能集中于中央，地方只能在中央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税目、税率、起征点等微调权。

五、同级政府内部横向财政预算收支监管理权与审计监察权的制约关系

政府所属部门可以归为财政机关、财政收入征收机关、财政资金出纳机关、财政资金使用机关和财政收支审计监察机关几大类。同级政府内部横向的财政关系主要包括财政管理机关与财政收入主体、财政资金使用主体之间的财政收支预算管理关系；财政收支管理关系主体与国库出纳机关、审计监察机关之间的监督财政关系。财政预算法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预算权的配置应当有利于强化部门间预算的编制、执行（收入、分配、使用）和监管。

（一）强化财政机关的财政管理权责，提高财政地位，强化财政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预算约束

各级财政机关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主要履行下列职责：具体编制本级预算草案、决算草案；具体组织和负责本级总预算有执行；提出本级预备费动用方案；具体编制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财政部门报告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在负责预算执行的具体工作中的主要任务是：制定组织预算收入和管理预算支出的制度和办法；督促各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各预算缴款单位完成预算收入任务；根据年度支出预算和季度用款计划，合理调度、拨付预算资金，监督检查各部门、各单位管好用好预算资金，节减开支，提高效率；指导和监督各部门、各单位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按照规定使用资金；编报、汇总分期的预算收支执行数字，分析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定期向本级政府和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预算执行情况并提出增收节支的建议；协调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国库和其他有关部门的业务工作。

为了有效抑制预算有关部门的横向预算“倒逼机制”，必须首先强化财政部门对外部其他部门的预算约束责任，确保在重大经济决策中，财政要有一定的发言权；在有关财政支出的机构、编制、人员及经费的决策中，财政要有否决权；在处理有关违反财经纪律的决定中，财政应当有制裁部门、行业和地方的权威和能力。同时，要加大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力度，协调部门立法关系，规范限制财政法定支出，并积极推行部门与单位行政责任制，通过行政责任制的形式来抑制财政收入被侵蚀、财政支出的“刚性增长”趋势，改变财政的困境。此外，要通过立法确立财政综合预算的法律地位，确立“大收入、大支出”的大财政分配格局，将预算内外两块资金有机结合起来，编制统一全面的财政综合预算。

在财政机关内部，还应建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分离的财政预算管理新机制：一要成立预算编制机构，专职负责各部门的预算编制工作，取消各业务部门原有的编制预算职能，提高财政预算工作作的公平与效率水平。二要将预算部门总预算会计职责独立出去，成立总预算执行机构，负责办理具体预算执行工作：财政预算内外总决算；制定地方财政管理政策与部门、单位及项目财务管理办法；按照预算指标和项目进度及时开具拨款通知单。三要健全专门的预算监督机构对预算资金的筹集、供应和使用等业务活动进行的检查、考核、奖惩和督促，以保证财政收支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

（二）完善国库制度、审时监察制度，健全国库对财政预算收支的监管制约机制

国家金库的基本职责是：办理国家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和留解；办理国家预算支出的拨付；向上级国库和同级财政机关反映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协助财政、税收、海关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及时向国家缴纳应缴款项等。为了使金库更好地完成其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任务，国家不仅必须赋予金库充分的监督检查应收国款项是否按规定及时全部缴入国库权、对于擅自变更上级财政机关规定的收入分成比例或不符合规定的的退库或支拨的拒绝执行权，以及相应的处罚请求权。而且，还要在管理机制上健全国库单一账户和国库分类账产相结合的财政收支出纳管理系统。国库单一账户是指将所有的政府资金（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集中于一家银行的账户，同时，所有的财政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均通过这一账户进行，这意味着要取消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在商业银行开立的预算内资金账户和预算外资金账户，并将这些资金集中于由财政部门在中央银行开立的账户中，由国库部门统一办理财政收入、支付和划解，保证财政库款的安全。国库分类账户是由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共同协商，分别建立的与国库单一账户相对应的、按照资金的用途（包括职能分类和经济分类）、用款部门或单位等而设立的分类子账户。当各预算部门或单位需要资金用于支付购买的商品或劳务时，先向财政部门申请，经财政部门核准后，通过国库分类账户系统划转资金使用的授权，在支出部门或单位办理支出时，国库开出由国库单一账户付款的国库支票，支付购买的商品或劳务，再通过银行清算系统，与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加强对绩效审计的法律支持与规范,对于真正实现依法审计、加强绩效审计工作的监督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我国行政型审计模式的特点,在绩效审计法制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备绩效审计法律体系,确立绩效审计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增强人大对绩效审计的全程监督,优化绩效审计人员的法制意识与整体执法水平。

目前,世界上已有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国家审计制度,大体可分为立法型、司法型、独立型和行政型等四种模式。我国在1982年修改宪法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行政型的审计模式。20来年的审计实践证明,实行政府领导下的行政审计模式,有利于审计部门贴近政府中心工作,突出重点,更加直接、有效地实施审计监督,及时查处和纠正各种违法违纪问题,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2003年,全国共对3·6万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违规资金671亿元,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17人,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查处749人,受到降职撤职处分的267人。2004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了关于审计查出问题纠正情况的报告。这份整改“清单”显示,截至2004年10月底,已上缴财政各项资金208·72亿元,滞留、闲置的财政资金已按规定下拨239·27亿元,各类被挤占挪用的资金已收回6·77亿元,已挽回经济损失2·88亿元,各级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意见完善各项制度规定87项,向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移送各类案件线索222起,有754人(次)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不过,行政型审计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和审计监督的客观公正性。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考虑,如何将绩效审计过程进一步纳入法制化程序,加强对绩效审计的法律支持与规范,对于真正实现依法审计、加强绩效审计工作的监督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通过人大立法确立绩效审计的权威性与独立性,强化人大对绩效审计的全程监督立法保障是确立绩效审计的权威性与独立性的关键环节,也是开展政府绩效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欧洲的许多国家于19世纪便开始在宪法或特别法令中规定了审计的法律地位,确立国家审计机关的职权、地位和审计范围,授权它们独立地对财政、财务收支进行监督。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了监督政府财政收支、执行财政预算法案、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多数国家在议会下设有专门的审计机构,由议会或国会授权,对政府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我国审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并行使职能。宪法第91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第10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从而使各级审计机关的存在和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为推进绩效审计法制化建设,需要通过人大进一步完善绩效审计立法,确立政府绩效审计的权威性,颁布审计工作的制度和规范,授予审计机构享有调查、审计公共部门活动的权力,不受任何政府部门或个人的干扰;对审计项目的确定及审计形式等作出详细规定,审计结果能得到有效传递、反馈和处理,促进公共管理部门自觉而有效地开展绩效审计工作。在不断完善绩效审计立法的同时,还要强化人大对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全程监督,从只管审批到管住花钱,真正将政府花钱引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之上。不久前,广东省人大财经委与省财政厅实现正式联网,通过“广东省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人大财经委可以从网上直接查询、监督省财政厅的每一笔政府财政支出。人大与财政厅实现联网,使人大能够及时掌握财政资金的收支及预算执行情况,强化了人大监督,也推动了政府依法行政。这种创新的监督方式使原有的“走过场”的预算批准制度转变为多层次、多方位的实质性监督,既可以帮助纳税人随时盯住财政资金的流向,也可以约束政府花钱的随意性。

2·进一步完备绩效审计法律体系,使整个绩效审计过程都能做到有法可依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绩效审计法律制度。1972年,美国会计总署的文件《政府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标准》对政府部门及其他非政府部门有公共资金的领域进行绩效审计作了具体规定。英国于1983年颁布的《国家审计法》第一次从法律上正式授权英国国家审计部门实施绩效审计,英国审计委员会开展绩效审计所遵循的主要审计实务法规是《审计实施规程》,该规程确认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规定了审计人员的权力、责任和被审计单位的不同责任;规定了审计回避、保密、独立性、客观性的制度等项内容。

在我国,依法审计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审计工作原则。1994年8月颁布、1995年1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国家审计监督的地位、作用与监督的原则,审计机关的领导体制、职责及权限,审计程序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进行审计监督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审计监督、执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发生的变化,修改、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部分内容已变得十分迫切。就我国现有审计立法体系和目前审计执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可根据绩效审计发展的要求逐步考虑制定《政府绩效审计法》,从立法上维护政府绩效审计的权威性;制定《政府绩效审计准则》,具体规范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程序;制定《政府绩效审计执业规则》,加强对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职业素养的要求,提高审计队伍的整体水平。此外,还需加大力度尽快完善审计处理处罚法规。目前,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对违法违规问题的处理处罚,主要还是依据l 987年6月国务院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18年过去了,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种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为此,应从实际出发,尽快修订《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同时审计署也可建立健全相对独立完善的审计处理处罚体系,可以将一些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加以分类,排列出若干种违法违规形式,并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理处罚条文和措施,以确保审计处理处罚工作的顺利进行。

3·增强绩效审计人员依法审计的法律意识,提高整体执法水平

增强审计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与法律意识,既是审计现代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也为实现审计现代化、法制化提供可靠的主体性保证。行内常讲审计人员要“慎独、慎微、慎言、慎处”,即:审计人员独自处事的时候,要加强自我监督;审计人员要防微杜渐,注重小节;审计人员要说话有度,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让被审计单位知道的事千万不能透风;审计人员要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依法进行处理,切忌随意性,等等。这些职业规范肯定了审计系统全员提高法制意识、依法审计的必要性。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国家审计机关中的法律专业人员占整个审计人员的比例都超过30%,财会专业的人员占整个审计人员的比例不到30%,而在我国审计机关中财会专业的人员占整个审计人员的70%以上,法律专业的人员只占整个审计人员的3%左右,为此,在审计队伍建设方面,国家审计机关不仅需要接纳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员,适当增加法律专业人员的比例,同时应加快培养在职审计人员。目前各级审计部门一般采用招聘考试的办法招收审计人员,并注重对在职审计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各个不同层次的审计专业教育。但如何调整、优化国家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通过培训教育以提高审计队伍整体执法水平,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4·提高政府绩效审计的透明度,完善社会对绩效审计的依法监督

从国外绩效审计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审计结果一般要以某种表达方式传递给四个方面的对象:一是立法机构。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国家审计机关每年都要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年度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或特殊审计报告;二是司法机构。审计机关遇到已经超越权限的问题时,采取移交移送等方式,将审计结果传递给国家司法机构。三是行政机构。国家审计要将审计结果以审计报告、审计建议书(意见书)、审计判决书、审计决定等方式传递给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四是公众传媒,即传递给社会公众。世界各国国家审计机关基本上都被授予并保留这一有力手段,它是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来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英国审计署每年都将所有审计报告全部在审计署网站上刊登,任何人都可随时查阅。瑞典是通过立法部门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和行政监督及后续审计等方式共同促使审计报告充分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审计机关只有少量的审计结果按需要并经批准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布,这方面信息公开的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按照公正透明的要求及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做法,除规定密级档案以外,政府部门档案要允许社会公众查阅,目前档案管理部门也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和要求。所以审计结果公布和容许公众查阅档案势必大大增强审计工作的透明度。据了解,审计署已明确提出:到2007年,力争做到所有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全部对社会公告。

5·加强对预算管理体制的法律规范,强化人大在预算编制、监督中的权威作用

目前全国人大所审计的预算报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过于粗略。至今每年春天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向各级人大所作的预算报告大多过于笼统,不仅老百姓看不懂,很多专业人士也不甚明了。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类似的报告细分化程度很高。每一笔财政支出用途何在以及相关的细节问题,在报告中都列得很详细。二是执行中弹性太大。预算案中各个科目的支出,应当是“铁预算”,基本上是不留任何弹性的,只有人大或其常委会本身能够对预算案进行修正。而传统上,政府各部门预算执行的各个环节弹性很大,几亿、甚至数十亿巨资,可以仅仅根据一些官员的意见而随意改变用途,甚至都没有通知一声人大。这样的“灵活性”给各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财政收支不列入预算等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此,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淡化决算,强化预算编制。各个部门的各个具体预算科目,事先由人大的各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详尽的审议。预算监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分配是否合理,是否把钱花在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二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绩效最佳,有没有发挥最大效益;三是防止财败,财政资金有没有被贪污、挪用。因此,绩效审计的关键性环节是从最上游建立合理的架构,首先是对于预算编制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审议和批准制度,其次才是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机制及违规后的纠错和问责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审计风暴”虽一年猛似一年,问题也许仍将一年又一年地重复。

预算管理具有专业方面的要求。在英国,财政预算管理是由普选产生的人士组成预算管理团体与地方政府首脑共同进行的。预算管理团体的人士经考试、资格审查、面试后作为候选人参加普选而产生,是体现各方面意志的优秀专业人士,约有500-600人之多,依靠高素质、有广泛代表性的预算管理团体和比较科学、全面的预算指标体系来保证政府预算质量。为进一步强化对预算过程的管理与监督,可由人大代表、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同志、专家等几个方面的人员组建财政预算管理委员会,加强对预算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事先评估,以提高财政预算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6·将绩效审计与问责机制结合起来,对违法违规使用资金行为依法进行处理我国审计法规定,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被审计单位的领导们该追究什么责任,目前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照现有的法规,国家仅仅对“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有相应的规定条文,再上级的部门似乎无人承担审计责任了。

李金华在中共审计署党组2004年度民主生活会上作述职报告时指出,管理混乱和责任不明是大量违法违规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强调要解决屡查屡犯的问题,除了进一步加大审计和整改力度外,还要强化问责意识,发现问题之后要分析和追究责任;不仅是直接责任,还要追究管理责任,要改变那种只要不装自己腰包就不算什么大问题的片面看法。为此,建立并完善绩效审计问责制度,使审计出的结果同相应的奖惩制度相配套,从而对决策者形成必要的社会压力,是推进绩效审计法制化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政府采购市场调控 法律机制 公平正义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升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将许多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职能逐渐改为由市场经济规律来决定，政府采购也不例外。在国内的传统理论研究中，政府采购职能被视为宏观调控问题，认为政府通过实施经济活动对于市场可以起到宏观的调控和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市场作用的逐渐加强以及政府失灵的出现，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逐渐被重视起来。

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实现政府与政府采购市场之间关系的平衡

在政府采购制度出现之前，政府的购买行为与其他市场主体的购买行为并无差别，但是随着政府采购制度的兴起，这一制度背后潜在的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甚至影响到了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性，因此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进一步规范与调整政府采购行为，我国在2002年颁布了《政府采购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经过多年实践，政府采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与政府采购联系密切的是政府采购市场。所谓政府采购市场主要是指利用公共资金行使其政府职能，维护公共利益而进行交易的活动场所。其与一般的经济交易市场的概念并不相同，但是在内涵上二者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政府采购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部分，从本质上讲，也是政府行使行政职能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方式，因此，政府采购又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但即便如此，政府采购市场也要遵循市场交易的一般规则，在招投标规则、市场透明度等方面遵循公平、诚信等交易准则。通过加强对采购市场的调控，才能保证整个过程的有序进行。

政府采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货物、工程以及服务的总量平衡，而且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政府采购市场的调控主要通过调控采购不同种类的物品，实现其引导或者调节政府采购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使物品的社会需求及社会供给达到平衡。而政府采购市场调控的法律机制则主要是为政府采购提供法律运行保障，并且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规范，从而实现政府与政府采购市场之间关系的平衡。

总之，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是对政府采购市场调控的运行调整以及制度保障，能够实现政府采购公平正义的社会价值目标，为其提供整合界限以及框架，能够解决社会中多元价值以及目标价值的冲突问题。

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必要性

当前，政府采购机制面临着诸多困境。一方面，政策主导下的政府采购出现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政府采购也无法实现与国际接轨。为破解以上难题，应着力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市场调控的法律机制。

行政C制约束政府采购行为。我国《政府采购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根据上述法律对于政府采购的定义可以看出，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行政机制对于政府采购市场的调整较为突出，会出现政府采购市场失灵和政府参与失灵的双重缺陷。政府作为采购的主体，在行政职能和政府“经济人”属性的双重影响下，容易偏离其目标，出现信息不对称、政府与经营者交易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而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可以约束政府在采购过程中的行政身份，使其遵循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依据市场机制进行采购。

政策机制主导政府采购行为。首先，政府采购主体不明确，虽然我国法律中对于政府采购主体进行了界定，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障碍。如社会团体是否有性质之分，政府内的何种部门负责采购等问题并未进行详细界定，导致政府在采购过程中出现主体不明的现象；政府采购范围不明确。我国的法律中只是规定了政府采购目录，而对于采购范围并未进行详细界定，造成采购范围混乱、标准不一等现象。其次，政府采购程序及方式不规范。对于非招标采购的方式法律并未做出详细规定，易出现政府任意性采购行为；对于政府采购行为的信息、合同管理等缺乏严格的审查及规范的法律设计，易导致政府采购行为的不规范，不利于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目标的实现。再次，当前政府的行政性管理思维仍旧制约着政府的经济活动。因此，尽快建立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是应对政策至上问题的最有效手段。

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构建及完善

减少政策机制对政府采购市场调控行为的干预。首先，相关法律对市场主体进行明确规定，对于政府具体负责采购的部门应进行专门设置，以保证政府采购的专业性。其次，政府招标采购行为应严格依照《招标投标法》进行，保证招标过程的公正性，减少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最后，细化《政府采购法》的采购目录，特别是服务性产品的采购范围，并且将其上升到法律范围，以保证政府采购范围的法定化。

构建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首先是国内法律机制构建方面，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建立主要是在本国法的构建中，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应该在宪法的指导下进行操作，同时建立起有关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系统性规定。通过对一系列预算法、招投标法、财政法等相关规定进行完善，使政府采购市场调控行为真正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保证政府采购行为的正规性和公平性。此外，其他的部门法也应该与其进行协同，如行政法规等，这些法律法规可以作为基本法以及专业性法律的配套规定进行使用，将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等协同适用，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于政府采购市场调控行为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促进国内法与国际法相互协调。国际法律、协定在这一领域早有明显的约束力，这就要求我国在构建法律机制方面除了应该结合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之外，还应该考虑到国际上普遍的法律机制构建情形。在这个基础之上，国际上指定的有关政府采购市场调控的法律机制对于各个国家内部的法律机制是具有效力的，所以我们应该重视WTO制定的《政府采购协议》的内容，该协议中的大量内容都会影响到我国关于法律机制的构建，对于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极大的参考意义。

完善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监督机制。除了运用法律机制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监督外，政府还应接受公众或社会的监督，将具体的采购清单、预算、合同、结算等交易行为通过政府的官方途径进行公布，一方面可以保证政府采购过程的公开透明性，以减少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的行为；另一方面公众也能对政府采购过程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行使知情权、询问权，保证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够合理利用社会资源，防止腐败现象，保障采购过程的公正性。

我国政府采购市场调控受到行政机制、政策机制的影响，法律手段较为不足，面临市场机制与法律机制不协同的现状，我国不仅应该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而且也不应忽视政府采购市场调控法律机制的构建与监督。

（作者单位均为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

【参考文献】

①胡兰玲：《政府采购制度创新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②潘超：《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财政法律制度论文范文第10篇

我国审计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并行使职能。宪法第91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第109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从而使各级审计机关的存在和独立行使审计监督职能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为推进绩效审计法制化建设,需要通过人大进一步完善绩效审计立法,确立政府绩效审计的权威性,颁布审计工作的制度和规范,授予审计机构享有调查、审计公共部门活动的权力,不受任何政府部门或个人的干扰;对审计项目的确定及审计形式等作出详细规定,审计结果能得到有效传递、反馈和处理,促进公共管理部门自觉而有效地开展绩效审计工作。在不断完善绩效审计立法的同时,还要强化人大对政府绩效审计工作的全程监督,从只管审批到管住花钱,真正将政府花钱引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之上。不久前,广东省人大财经委与省财政厅实现正式联网,通过“广东省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人大财经委可以从网上直接查询、监督省财政厅的每一笔政府财政支出。人大与财政厅实现联网,使人大能够及时掌握财政资金的收支及预算执行情况,强化了人大监督,也推动了政府依法行政。这种创新的监督方式使原有的“走过场”的预算批准制度转变为多层次、多方位的实质性监督,既可以帮助纳税人随时盯住财政资金的流向,也可以约束政府花钱的随意性。[

2·进一步完备绩效审计法律体系,使整个绩效审计过程都能做到有法可依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绩效审计法律制度。1972年,美国会计总署的文件《政府机构、计划项目、活动和职责的审计标准》对政府部门及其他非政府部门有公共资金的领域进行绩效审计作了具体规定。英国于1983年颁布的《国家审计法》第一次从法律上正式授权英国国家审计部门实施绩效审计,英国审计委员会开展绩效审计所遵循的主要审计实务法规是《审计实施规程》,该规程确认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规定了审计人员的权力、责任和被审计单位的不同责任;规定了审计回避、保密、独立性、客观性的制度等项内容。

在我国,依法审计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审计工作原则。1994年8月颁布、1995年1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对国家审计监督的地位、作用与监督的原则,审计机关的领导体制、职责及权限,审计程序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为审计机关及其审计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进行审计监督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审计监督、执法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发生的变化,修改、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部分内容已变得十分迫切。就我国现有审计立法体系和目前审计执法的实际情况来看,可根据绩效审计发展的要求逐步考虑制定《政府绩效审计法》,从立法上维护政府绩效审计的权威性;制定《政府绩效审计准则》,具体规范政府绩效审计的实施程序;制定《政府绩效审计执业规则》,加强对审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职业素养的要求,提高审计队伍的整体水平。此外,还需加大力度尽快完善审计处理处罚法规。目前,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对违法违规问题的处理处罚,主要还是依据l987年6月国务院的《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18年过去了,现行的经济体制和各种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为此,应从实际出发,尽快修订《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同时审计署也可建立健全相对独立完善的审计处理处罚体系,可以将一些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加以分类,排列出若干种违法违规形式,并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理处罚条文和措施,以确保审计处理处罚工作的顺利进行。

3·增强绩效审计人员依法审计的法律意识,提高整体执法水平

增强审计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与法律意识,既是审计现代化、法制化的重要内容,也为实现审计现代化、法制化提供可靠的主体性保证。行内常讲审计人员要“慎独、慎微、慎言、慎处”,即:审计人员独自处事的时候,要加强自我监督;审计人员要防微杜渐,注重小节;审计人员要说话有度,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让被审计单位知道的事千万不能透风;审计人员要对审计查出的问题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依法进行处理,切忌随意性,等等。这些职业规范肯定了审计系统全员提高法制意识、依法审计的必要性。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国家审计机关中的法律专业人员占整个审计人员的比例都超过30%,财会专业的人员占整个审计人员的比例不到30%,而在我国审计机关中财会专业的人员占整个审计人员的70%以上,法律专业的人员只占整个审计人员的3%左右,为此,在审计队伍建设方面,国家审计机关不仅需要接纳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员,适当增加法律专业人员的比例,同时应加快培养在职审计人员。目前各级审计部门一般采用招聘考试的办法招收审计人员,并注重对在职审计人员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各个不同层次的审计专业教育。但如何调整、优化国家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通过培训教育以提高审计队伍整体执法水平,仍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4·提高政府绩效审计的透明度,完善社会对绩效审计的依法监督

从国外绩效审计信息披露的情况来看,审计结果一般要以某种表达方式传递给四个方面的对象:一是立法机构。立法型、司法型和独立型国家审计机关每年都要向国家立法机构提交年度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报告或特殊审计报告;二是司法机构。审计机关遇到已经超越权限的问题时,采取移交移送等方式,将审计结果传递给国家司法机构。三是行政机构。国家审计要将审计结果以审计报告、审计建议书(意见书)、审计判决书、审计决定等方式传递给政府各级行政机构。四是公众传媒,即传递给社会公众。世界各国国家审计机关基本上都被授予并保留这一有力手段,它是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来发挥审计监督的作用。英国审计署每年都将所有审计报告全部在审计署网站上刊登,任何人都可随时查阅。瑞典是通过立法部门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和行政监督及后续审计等方式共同促使审计报告充分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我国国家审计机关只有少量的审计结果按需要并经批准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布,这方面信息公开的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按照公正透明的要求及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做法,除规定密级档案以外,政府部门档案要允许社会公众查阅,目前档案管理部门也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和要求。所以审计结果公布和容许公众查阅档案势必大大增强审计工作的透明度。据了解,审计署已明确提出:到2007年,力争做到所有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其他不宜对外披露的内容外,全部对社会公告。[

5·加强对预算管理体制的法律规范,强化人大在预算编制、监督中的权威作用

目前全国人大所审计的预算报告,存在两大问题:一是过于粗略。至今每年春天财政部门代表政府向各级人大所作的预算报告大多过于笼统,不仅老百姓看不懂,很多专业人士也不甚明了。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类似的报告细分化程度很高。每一笔财政支出用途何在以及相关的细节问题,在报告中都列得很详细。二是执行中弹性太大。预算案中各个科目的支出,应当是“铁预算”,基本上是不留任何弹性的,只有人大或其常委会本身能够对预算案进行修正。而传统上,政府各部门预算执行的各个环节弹性很大,几亿、甚至数十亿巨资,可以仅仅根据一些官员的意见而随意改变用途,甚至都没有通知一声人大。这样的“灵活性”给各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财政收支不列入预算等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此,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淡化决算,强化预算编制。各个部门的各个具体预算科目,事先由人大的各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详尽的审议。预算监督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政资金分配是否合理,是否把钱花在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二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是否绩效最佳,有没有发挥最大效益;三是防止财败,财政资金有没有被贪污、挪用。因此,绩效审计的关键性环节是从最上游建立合理的架构,首先是对于预算编制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审议和批准制度,其次才是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机制及违规后的纠错和问责机制。这个问题不解决,“审计风暴”虽一年猛似一年,问题也许仍将一年又一年地重复。

预算管理具有专业方面的要求。在英国,财政预算管理是由普选产生的人士组成预算管理团体与地方政府首脑共同进行的。预算管理团体的人士经考试、资格审查、面试后作为候选人参加普选而产生,是体现各方面意志的优秀专业人士,约有500-600人之多,依靠高素质、有广泛代表性的预算管理团体和比较科学、全面的预算指标体系来保证政府预算质量。为进一步强化对预算过程的管理与监督,可由人大代表、有关政府部门领导同志、专家等几个方面的人员组建财政预算管理委员会,加强对预算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的事先评估,以提高财政预算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6·将绩效审计与问责机制结合起来,对违法违规使用资金行为依法进行处理我国审计法规定,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被审计单位的领导们该追究什么责任,目前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说法。照现有的法规,国家仅仅对“县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有相应的规定条文,再上级的部门似乎无人承担审计责任了。

李金华在中共审计署党组2004年度民主生活会上作述职报告时指出,管理混乱和责任不明是大量违法违规问题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强调要解决屡查屡犯的问题,除了进一步加大审计和整改力度外,还要强化问责意识,发现问题之后要分析和追究责任;不仅是直接责任,还要追究管理责任,要改变那种只要不装自己腰包就不算什么大问题的片面看法。为此,建立并完善绩效审计问责制度,使审计出的结果同相应的奖惩制度相配套,从而对决策者形成必要的社会压力,是推进绩效审计法制化所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在各类问责主体中,人大是最重要的问责主体。我国宪法第三条、第一百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由人大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对人大“负责”。人大有权采用询问和质询等方式,就审计出来的重大问题对有关政府官员进行质问,要求其作出解释和说明。如果通过询问、质询等还不能把问题搞清楚,人大还可以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程序,组成专门的临时委员会对某一重大事件进行调查。同时,人大还可以把上述权力与对官员的罢免权相结合,使得监督更有力度。随着依法治国的力度不断加大,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不信任投票制、弹劾制以及主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制等,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使长期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们学会“对法负责”,确保绩效审计法制化有始有终。

论文关键词:绩效审计法制化全程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