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经济范文

财税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4]余振、达哇才仁：《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2.

财税经济范文第2篇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一、我国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经济模式及同发达国家在循环经济认识、实践方面的差异

总体上，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的认识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生的背景方面。发达国家在逐步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型污染后，由后工业化或消费型社会结构引起的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以提高生态效率和废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再循环（3R原则）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我国是在压缩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较低发展阶段，为寻求综合性和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来解决复合型生态环境问题的情况下，借鉴国际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第二，内涵方面。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最终旨在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我国目前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和探索实践看，发展循环经济的直接目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出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我国现阶段财税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扶持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尤其是财税政策，调节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建立起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维护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05年12月，财政部长金人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今后五年，中国将制定实施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推动理顺资源价格，建立合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综合开发；逐步加大对清洁生产、可再生资源和新能源开发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并整合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科技研发、技术推广和重大项目建设示范；运用有关财税政策措施，引导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中央财政将支持建立健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政策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原则，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逐步提高排污收费水平，将环境要素成本化；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以支持推进城市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为突破口，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试点示范及其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但从现实的财政政策与正在发展壮大的循环经济相互关系来看，我国的财政政策还存在一些差距。

（一）财税方面的各项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财政政策出台滞后，公共财政政策对循环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够。

1、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目前的税种中只有资源税和所得税涉及到环保问题，其他主体税种如增值税对综合利用"三废"生产的项目没有优惠政策、消费税对汽油消费没有什么限制功能。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有涉及环保的税收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比如就资源税来说，税率过低，各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起不到调节作用。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不高，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由于资源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又因为是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税，往往起到了鼓励地方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作用，反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3、对排放污染项目缺乏制约作用。有些税种对环保项目本身免税，却对排污项目没有限制作用。同时，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无污染的产品和清洁生产，又没有享受到优惠的税收政策。

（二）、财税政策手段单一，缺乏适时的变动性。

原来的财税政策以鼓励类为主，主要是通过减免鼓励发展、通过征收限制消费，而在限制低能效类产品和产业发展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政策手段单一，没有利用政策的组合效果支持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在财政支出方面，除了预算内的财政资金直接支持循环经济发展项目研发和技改外，缺少其它政策手段；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目前发展循环经济政策，基本上只采用税收减免这个单一措施，对国际上通用的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其它财税政策手段没有采用，显示了国家对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财税政策缺失。

（三）对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对发展循环经济产业的投入不仅仅表现为以往政府习惯的财政出资建设几个示范项目以及完成若干技改，或者对某些项目进行某种税收优惠。截至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独立的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相关循环经济产业的投入分散在企业技改资金和高新技术发展创新项目资金中，使政府在循环经济投入上处于相当不稳定的状态。而且，政府的直接投入只局限于研发和生产（技改）领域，在循环经济产品销售、使用、服务、回收、信息传播等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

（四）税种设计拘泥，对资源消耗调节不力。

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应该是对资源节约起调剂作用的税种，通过征税，增加原生资源的开采成本，促进企业厉行节约，但我国现行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实际上是一种级差地租，履行的是所得税的功能。就资源税来说，税率过低，各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起不到调节作用。

三、对我国调整和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财税政策的建议

财税政策在具体制定中必须坚持对解决环境压力和资源压力两大目标的同等重视。具体到财税政策的相应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财税政策应把支持循环经济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传统目标并重。要支持建立健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政策机制，进一步转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方式，以促进循环经济。另一方面，财税政策应该努力推进体制与市场基础建设，如完善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最终使资源使用者需要为自己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付出足够代价。

（一）进一步完善我国财税政策框架，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对循环经济建设的投入力度。

政府为了发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作用，应该安排必要的财政投资。在未来的公共财政改革中，预算内投资要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产业予以投资倾斜。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由于以上公共设施建设的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所以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在我国，循环经济产业是一种全新的挑战性产业，该产业需要的投资大、建设周期相时较长，因此国家应设立专项基金，对循环经济产业提供优惠贷款，以促使该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的税收和收费政策

完善资源税，将资源税和环境成本以及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征收环境保护税。可考虑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产垃圾废弃物、噪音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建立起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充分发挥税收对环保工作的促进作用。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在投资环节，对企业进行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固定资产投资，减免其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调节税或允许此类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在生产环节，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在增值税、所得税等方面给予优惠；在消费环节，对利用可循环利用物资生产的产品或可再生能源等征收较低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严重或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材料的消费品征收较高的消费税；在其他环节，如科研、产品的研制和开发、技术转让等领域，鼓励对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转让，对环保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等。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高能耗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耗能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在出口税方面，在国际允许的范围内，大幅提高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关税，降低或取消此类货物的出口退税，并对此类商品的出口进行限额管理。适时开征燃油税、完善消费税、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等。从国家税收角度，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政策。通过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激励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借鉴国外经验，制定财政补贴措施

从国际上看，许多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通过财政补贴对于相关企业予以支持。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政府面向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以大幅度地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引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财税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财税政策

一、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其本质是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分配与使用。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化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方式可归结为扩大再生产的两种类型，即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按照生产要素的组合和运作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也可以分为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

粗放型经济增长以追求数量、产值、规模、速度为主要目标，以增大劳动力、资金和物资的投入为主要手段，通过不断在外延上扩大规模来推动经济总量的扩张，其特征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我国在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中，粗放型增长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集约型经济增长则以提高劳动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为主要目标，依靠技术革新、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科学管理等手段，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表面上看，后者比前者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因为投入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集约型可以比粗放型生产出更多的社会产品，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应该更有动力采取集约型的生产方式，经济集约增长应该会自动替代经济粗放增长。但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在我国提了很多年，但推行起来一直步履维艰。因此，有必要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粗放型增长方式在我国主导多年。

二、我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科斯说过，市场交易费用不为零，制度安排的改变是存在交易成本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初的权利配置将会对资源配置起关键性作用。即使对产权有了明确界定，相互作用的各方也会通过合约找寻到费用较低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选择以它所能带来的生产价值的增加大于它的运作所带来的费用而定。如果现实中存在某种扭曲的制度与政策结构，使得企业采取粗放型生产方式获得的收益不低于采取集约型生产方式获得的收益，粗放型生产方式仍然具有很好的生存条件和盈利空间，那么企业就没有选择另一种制度安排的动力，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投入到粗放型生产中来。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我国一直提倡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始终未能实现。为了更深入的阐明这个问题，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各地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以及增值税收入的激励，诱发了经济的粗放增长。增值税是我国的主要税收来源，而重化工业又是增值税的主要来源，是推动GDP增加的主要产业之一，自然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但是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会直接引起原材料和能源紧缺、环境压力加大。更关键的是，对各地政府的政绩考核仍然以GDP的增长、税收收入的多少为依据，并没有将经济增长伴随的环境污染、能源耗用这些代价纳入考核范围，这更加激励了地方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

2.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过于热衷鼓励了资本输出国将高能耗产业转向我国生产。勿庸置疑，资本输出国是看中了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发展潜力、丰厚的投资优惠政策、还有我国对自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忽视，才将高能耗产业向我国转移。在世界能源日益紧张的今天，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大量的FDI带来的结果是核心技术缺乏症，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外资在中国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消耗和占用了大量资源，却没有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大量产业链条价值，严重影响了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高。

3.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占有和行政干预，加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规模。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公有资源和私有资源，包括土地、资金以及自然资源等，依然具有很强的动员、控制和干预能力”。[1]这样一来，为了确保以GDP为核心的政绩，各级官员势必会利用本级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大力发展那些短期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增加经济规模的工业项目，这种重复建设也加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规模。

4.对自然资源的定价过低，让粗放增长方式有盈利空间。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受此观念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不合理现象。企业可以低价甚至零价获得自然资源，再加上廉价的劳动力，完全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经营，根本没有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况且运用先进设备、进行技术研发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说，在企业采取粗放生产能够获得利润，并且不低于集约生产的情况下，企业没有激励去选择另一种增长方式。

5.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这一国情也限制了集约增长方式的发展。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文化、技术水平不高的人群，而这部分人在我国的就业压力最大。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会作为优势产业得到很好的发展，这虽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选择，但是却限制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

三、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思考

相比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而言，财税政策能够更好的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因此，财税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推动：

1.改革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制度，实行绿色GDP、科技GDP考核。将单位GDP耗能量、生态环境保护程度、单位资本的技术含量等，都纳入考核范围。不能简单的以外资引进数量作为经济发展的标志，应更看重外资对我国资本与技术的改进。实行绿色GDP、科技GDP考核，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考核制度。

2.对自然资源进行市场定价。市场规律决定了自然资源应该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作为有价值的资源性资产进行市场化运营，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对资源开发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将开发使用权逐步推向市场，通过拍卖定价，让资源的真实成本能在价格中得以体现，迫使企业改变高投入、高能耗的生产方式。政府应避免对资源流向的行政干预，真正做到让市场去配置。政府应退回到管理者的地位上，通过建立资源核算制度、规划制度、补偿制度，对资源的有偿使用进行宏观调控，将资源使用权拍卖收入再投入到资源发展中来，形成以资源养资源的良性循环。

3.财税优惠政策应逐步向产业倾斜政策转变。我国目前存在产业结构趋同、升级乏力的问题，有必要实施产业倾斜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基础产业与第三产业，重点支持水利、能源、交通、通讯、农业的发展，振兴支柱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能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还能缓解就业压力。

4.重视基础研究，加快开发对经济集约增长有带动作用的关键技术，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重组的力度。财政应加大对具

有公益性质的研究开发项目以及对产业技术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如农业、能源、信息、人口与健康、新材料等领域。鼓励企业提高更新改造投资比重，对企业增加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节约能源及其他资源、增加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三废治理投入的行为给予奖励。推动企业以提高经济技术水平和发展层次为纽带的并购、联合和重组，促进国有企业改制和民营企业增强自身素质。

5.重视义务教育投入，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全民劳动者素质。人力资本是经济集约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现阶段不仅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能放松，还要加大对职业培训的投入力度，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再就业的层次、推动全民素质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冯之浚：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M]，人民出版社，2005；

[3]蔡昉：经济增长方式的理性目标与激励机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5）；

[4]郭克莎：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3）；

财税经济范文第4篇

一、低碳经济及其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及其发展

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降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增长。具体包括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低碳的生产方式是指通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加低碳和无碳能源的供应，同时，倡导低能耗的资源利用，降低生产过程中碳的排放量，减缓经济增长给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低碳的生活方式是指通过社会宣传，抑制高耗能产品消费，改变人们的高碳消费倾向和高碳偏好，实现低碳生存的可持续消费。早在2003年，英国政府就在其能源白皮书中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设想。2007年6月，我国正式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明确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发展的态度。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世界环境日”的主题确定为“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目前，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低碳经济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欧盟把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并将其视为“新的工业革命”，日本制定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并将低碳社会作为政府长远发展的目标。美国也推出新能源战略，大力推动向低碳经济转型。2009年，伦敦G20峰会也承诺“将推动向清洁、创新、资源有效和低碳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方向转型”。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及面临的难题

发展低碳经济对我国而言具有现实紧迫性。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耕地、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与1/4，森林资源仅及1/6，矿产总量与草场资源也仅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2。但从生产模式来看，我国传统生产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粗放型线性模式，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我国每美元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3倍，德国的7.7倍。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重工业时代，发达国家在重工业时代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耗为特征的，这种增长模式在我国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下不具备可持续性，资源、能源的相对不足以及环境的承载能力限制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从消费模式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处于“高碳”状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位居全球第二，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同时，以消耗大量能源、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为代价的“面子消费”、“奢侈消费”在国内不断升级，造成大量资源和能源的浪费。因此，我国必须致力于优化能源结构，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尽快推进经济发展模式从高碳型向低碳型转变。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很多难题。首先，我国低碳能源贫乏。我国的资源条件可以概括为：多煤、少气、缺油，形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低碳能源选择有限。其次，能源技术相对落后。我国的能源技术无论在开采方面、能源转换方面还是应用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距离，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难度比发达国家大得多。能源技术的落后成为制约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三，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以2011年我国的GDP计算，约需要资金360亿美元，我国融资体系尚不完善，低碳经济发展面临较强的资金约束。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相关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开采环节，资源税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长期以来，我国使用资源税来调节资源级差收入，政策制定过程中环境因素被忽略，使资源价格过低。主要表现在：一是税率过低，税档之间的差距过小，对清洁资源与易造成污染的资源尚未形成差别定价，无法起到合理利用资源的调节作用。二是征税范围过窄，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等可以计量的自然资源尚未纳入到资源税的征收范畴，以至森林无度砍伐、水土流失严重、沙漠化现象日益严重。三是资源税计税依据不合理，我国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石油、天然气已经实现了从价计征，但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煤炭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因此，煤炭占到我国能源消耗约70%，煤炭资源税的从量计征使得煤炭资源开采中浪费严重，由此可见，我国的煤炭资源税基本上属于矿藏占用税，税额较低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使得企业忽视替代的低碳能源的开发。

（二）生产环节，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

1.排污收费约束机制的缺陷。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是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PPP）”提出的一项治理污染的手段。该制度对我国的污染控制和环境管理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排污收费实施中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计费依据不合理。现行排污收费主要根据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收费，而基本上不考虑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利于控制污染物的排放。二是排污收费标准过低。我国自2003年7月1日起执行了新的排污收费标准，虽然排污收费标准有所改善但部分收费项目仍低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费用标准过低一方面导致企业宁愿交纳少量的排污费，也不愿主动治理或少排污，使得排污费的调节作用弱化;另一方面，排污收费收入不能满足治理环境的资金需要，导致污染治理不力，环境恶化。此外，排污费是由环保部门征收，不仅征收阻力很大，而且排污资金的使用效果也不理想。

2.税收优惠等激励机制的缺陷。一是只注重对治污硬件的优惠，而对软件几乎没有优惠。二是实现清洁生产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单一，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内容却非常欠缺。三是税收支出注重事后鼓励，未能控制污染源头，难以起到防止和限制排污行为的作用。

（三）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和政府采购的作用有待加强

首先，消费税征税范围过窄。2006年4月我国调整了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的税率，扩大了石油制品征税范围，并对小汽车重新分类并划分6档税率，其中对鞭炮焰火、汽油和柴油及机动车如汽车轮胎、摩托车和小汽车等几类与环境联系比较密切的行业征收消费税，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消费、降低污染的作用。2008年9月，汽车消费税进行进一步调整，提高了大排量汽车的税率，降低了小排量汽车的税率。但对于煤炭、主要大气污染物和一些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的消费尚未列入征收范围，如电池、白色垃圾等，从而限制了税收对污染行为的约束作用。#p#分页标题#e#

其次，尚未开征碳税。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通过对煤和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碳税是减少能源消费和削减碳排放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尚未开征碳税，从而制约了税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制约作用。

第三，政府采购过程中缺乏绿色采购的观念，对绿色消费的引导不足。

（四）投融资环节，低碳经济发展的投资主体和融资渠道尚未多元化

低碳经济投资收益本身具有复杂性，有些项目是可以实现盈利的，但有些项目可能是亏损的，而完全依靠政府投入来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是不现实的。目前，我国70%以上的环境保护投资是政府和公共部门投入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处理能力较低；而在美国和英国等市场经济国家，60%的污染治理资金是来自私人企业。就融资渠道而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融资仍以政策性贷款为主，商业银行发展“碳金融”的动力不足。

三、构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体系

许多国家建立起了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体系。比如，英国政府推出为期25年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和气候变化税来代替非化石燃料义务和化石能源税，规定电力生产中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可再生能源。意大利政府于2009年初启动了关于能源效率和生态工业的创新计划，该计划对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环境影响小和节约能源的新产品的开发投资，能降低能耗的新工艺的开发提供财政补贴；对高效率工业电机和家用电器实行税收减免。美国采取多种财政税收政策发展低碳经济，如为购买节能型汽车提供减免税优惠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经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财税体系，从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在资源开采阶段，通过资源税来调整资源价格水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1.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列入征税目录。对其他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的资源课以重税，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

2.提高资源税税率。资源税税制要素设计要体现遏制资源无度开采的政策意图，突出资源税对资源浪费的惩罚性。因此，在确定资源税税率时可适当的考虑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价格、资源的稀缺性、资源内在价值以及资源开采所形成的外部成本等等内容，适当提高资源税税率，以形成合理资源价格，促进资源的节约以及可再生资源的开发与使用。

（二）在生产阶段，通过增值税、所得税等手段，鼓励清洁生产

首先，要鼓励开发和引进有助于实现清洁生产的先进工艺。对可实现清洁生产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保设备以及节水设备等可享受增值税减免，这些项目经营所得可享受所得税优惠。企业研究开发清洁生产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各项投入，可以全额计入费用。其次，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进工艺和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收抵免优惠；对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等企业的厂房和设备，应给予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

（三）在消费阶段，通过税收和政府购买来引导消费，实现适度消费

1.探索开征碳税。截至目前，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以及英国等国都以不同形式开征了碳税，碳税的开征提高了这些国家的能源价格，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规定：从2020年起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为了应对发达国家不断开征碳关税的做法，我国应适时开征碳税，根据含碳量的多少来确定税率的高低，并对二氧化碳排放达标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减免税。

2.通过加大政府对低碳产品的采购力度来引导消费。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采购政策来促进低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具体应在制定低碳标准的前提下，采取规定优先采购符合低碳标准的、非一次性、包装简化的产品，以此来引导消费方向，促进低碳消费的形成。

（四）在低碳经济的投融资方面，采取多种财税措施，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投融资便利

首先，应广辟渠道，实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应在发挥政策性融资支持的基础上，考虑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投入设立专门低碳经济发展基金，对全国性的和跨区域的低碳经济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对地方而言，可考虑组建地方的低碳经济发展银行，通过低碳经济发展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为发展低碳经济融资。在对金融机构向发展低碳经济企业贷款进行贴息或对提供低碳经济贷款的金融机构实行税收减免，以实现商业银行贷款的低碳化。此外，要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为低碳经济提供金融支持，从而实现低碳经济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财税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4]余振、达哇才仁：《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2.

财税经济范文第6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4]余振、达哇才仁：《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2.

财税经济范文第7篇

【正文】

地域间经济生长不屈衡险些是列国社会经济生长历程中所共有的征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真相上的不屈等不停是我百姓族事情的重点。新中国创建以来，为了生长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配合繁荣，国家实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生长的目的政策和步骤，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域经济面目孕育产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创建和生长，经济运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治，民族地域在旧的体制掩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打击，许多实验多年、深受民族地域接待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造、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真相上拉大了民族地域与汉族地域经济生长的差距，这是掉队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一定要面临的一种“阵痛”。改造是局势所趋，民族地域不克不及陶醉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域同样须要议决革复生长经济。面临经济举世化的新情势，生长民族经济肯定要团结民族地域的特点，举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样平常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办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创建在民族地域经济和社会掉队底子上的财政，由于经济生长程度低，财政的集资本事也低，财政收入重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付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举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域如果举行大范畴的经济配置，必须要有国家的放肆扶持。因此，国家在差异的财政办理体制下，都赐与民族地域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心财政对领土民族地域实验免费医疗，对民族商业在价钱上实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划定民族商业企业自有运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规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域发放帮助款、补贴款和低息贷款。在“分别出入、分级办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域另拟预算办理步伐，但在方式天下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域作了一些分外划定。国家不光议决调解牢固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心调治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畴，而且拨出多种补贴专款，如生产补贴费、卫生补贴费、教诲补贴费、社会帮助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时期，“”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事情遭受了肯定的妨害和丧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紧张失控，导致实验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办理暂行步伐》无法贯彻实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办理暂行步伐》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步骤孕育产生的表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规则。它既表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不停导、分级办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样平常同级地方的财政出入权和肯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造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办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警惕。）。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造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办理体制的陈诉和关于改造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办理的划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验“审定出入，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够补贴，一年一变”的步伐。这个步伐虽然分别了出入范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赐与得当的照顾和须要的补贴，作为民族地域分外性开支专款。时期，国家财政危急四伏，财政办理体制频仍变更，国务院1963年答应的《草案》不克不及全面实验。但是在国家财力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划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域补贴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温息争了民族地域的财政困难[1]。

新时期生长民族经济的财税思考来自:

80年月为顺应改造开放的须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造。在改造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分外的政策和步骤。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分别出入、分级包干”财政办理体制的看护》，此中划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验民族自治地域的财政办理体制，除生存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域财政所作的某些划定外，以1979年出入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心补贴额，补贴额每年递增10%。这些划定不停实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心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贴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域专项补贴约60亿元[2]。80年月末期，经济体制改造中掀起的承包高潮开始向财政范畴渗透渗出，1988——1990年间实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范例，民族地域属于定额补贴这一范例，即凭据原来审定的出入基数，支大于收的部门，中心财政举行牢固数额补贴，种种专项补贴凭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现真相况另行分配，体制补贴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验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太甚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实用《过渡期转移付出步伐》。凭据现行体制，中心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罗体制补贴、税收返还、专项补贴和年驱逐算补贴四部门，别的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付出的范畴，以缓解民族地域财政运行上的突出抵牾。

财税经济范文第8篇

近年来很多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事件的出现,暴露了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暴露了财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很多的不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力度不够。也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因此导致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1、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效率,可以有效的增强经济工作人员的信心,以及经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很大且日益复杂。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财税政策的科学合理与否,能够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不断发展又需要财税政策进行合理调整。财税政策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最为有效的经济杠杆。一般说来,在任何经济体制中,只要存在价格机制,其核算、刺激、分配和调节等职能便要同时执行。财税政策能够调节资源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比例,从而促进或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财税政策能够通过它的调控政策,调节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由于财税政策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动,制约或刺激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等,进而会促使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和衰退,因此财税政策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各种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竞争激烈,破产、兼并、重组的现象时有出现,这更需要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的跟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合理的财税政策使得经济保持正确轨道发展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进而加快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使得整个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行。

2、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一个国家有合理的财税政策,那么会减少政府部门的营私舞弊以及贪污现象的发生,可以保证和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通过财税政策可以加强整个社会系统其它方面的合理运转,从而施加正向的影响。从财税政策的价格机制来说,一方面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价格波动来调节供求态势;另一方面财税政策所采取合理的价格又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杠杆。同时,财税政策联系着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财税政策导致某一经济因素的调整都会引起不同部门、地区单位、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另外,财税政策联系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是重要经济信息的传递者。在生产领域,财税政策变化提供了生产成本、盈利、劳动耗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情况变化的信息。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关系,由于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很多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是受影响对象,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整个社会群体的向心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以保障经济发展的相关措施

1、完善财税政策的相关管理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保证。良好的财税政策管理机制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有序运营的根本保证。不仅对于经济系统如此,对于任何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也是如此。如果财税政策有健全的管理机制,那么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也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财税政策管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软”因素和“硬”因素。软的方面强调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为中心,在财税政策的管理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到社会发展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硬的方面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必须有严明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单单的表现在纸面上或者口头上,必须将这些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无论是制定人员还是财税政策的实施人员违反了规章制度,都要受到相应处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财税政策才能更大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

2、夯实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对于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包括很多方面,对于财税政策的制定来讲,包括财务的理论基础,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侧重财税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国家政策必须做到客观,才能保证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效运行。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就不会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结果。要完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加强政策制定人员的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总结

通过对财税政策的详细描述,发现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影响,为了提高经济运营的效果,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改进措施,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加强财税政策制定的制度完善,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财税政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只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得到长久发展、科学发展。

财税经济范文第9篇

本文作者：王日新工作单位：龙口市财政局

近年来很多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事件的出现,暴露了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暴露了财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很多的不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力度不够。也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因此导致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1、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效率,可以有效的增强经济工作人员的信心,以及经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很大且日益复杂。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财税政策的科学合理与否,能够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不断发展又需要财税政策进行合理调整。财税政策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最为有效的经济杠杆。一般说来,在任何经济体制中,只要存在价格机制,其核算、刺激、分配和调节等职能便要同时执行。财税政策能够调节资源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比例,从而促进或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财税政策能够通过它的调控政策,调节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由于财税政策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动,制约或刺激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等,进而会促使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和衰退,因此财税政策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各种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竞争激烈,破产、兼并、重组的现象时有出现,这更需要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的跟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合理的财税政策使得经济保持正确轨道发展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进而加快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使得整个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行。2、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一个国家有合理的财税政策,那么会减少政府部门的营私舞弊以及贪污现象的发生,可以保证和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通过财税政策可以加强整个社会系统其它方面的合理运转,从而施加正向的影响。从财税政策的价格机制来说,一方面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价格波动来调节供求态势;另一方面财税政策所采取合理的价格又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杠杆。同时,财税政策联系着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财税政策导致某一经济因素的调整都会引起不同部门、地区单位、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另外,财税政策联系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是重要经济信息的传递者。在生产领域,财税政策变化提供了生产成本、盈利、劳动耗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情况变化的信息。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关系,由于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很多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是受影响对象,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整个社会群体的向心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1、完善财税政策的相关管理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保证。良好的财税政策管理机制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有序运营的根本保证。不仅对于经济系统如此,对于任何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也是如此。如果财税政策有健全的管理机制,那么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也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财税政策管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软”因素和“硬”因素。软的方面强调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为中心,在财税政策的管理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到社会发展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硬的方面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必须有严明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单单的表现在纸面上或者口头上,必须将这些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无论是制定人员还是财税政策的实施人员违反了规章制度,都要受到相应处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财税政策才能更大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2、夯实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对于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包括很多方面,对于财税政策的制定来讲,包括财务的理论基础,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侧重财税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国家政策必须做到客观,才能保证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效运行。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就不会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结果。要完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加强政策制定人员的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通过对财税政策的详细描述,发现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影响,为了提高经济运营的效果,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改进措施,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加强财税政策制定的制度完善,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财税政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只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得到长久发展、科学发展。

财税经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发展；财税；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5-000-02

财税政策是国家进行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我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本文针对财税政策如何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做了一系列的探讨，并提出了相关举措。

一、财税政策的重要性

财税政策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制定合理科学的财税政策，以保证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环境也变得日趋复杂，这使得我国的财税政策也跟着变得复杂起来。

财税政策能够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因为它促进了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也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所以它又具有实际意义。无论是表现良好的经济发展阶段，还是较为衰退的经济发展时期，都应该时时刻刻注意财税政策的调整和相关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的良性发展。

二、财税措施的不足

（一）财税政策手段单一

我国的财税手段单一，大部分财税手段都是减免、鼓励等，而在其他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未能利用财税政策的调控手段来支持产业的发展。在财政支出上，仅仅只利用了预算内的财政资金来支持经济。目前我国大部分税收优惠政策，采用的都是税收减免这一措施，所以显得很单一。而国外却采用了多种财税手段，比如投资退税、折旧减税、延期纳税等。

（二）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各个领域的资金投入显得不平衡，大部分资金都投入了技术发展中，只局限于研发和生产的领域，在其他方面的投入显得十分不足。据调查，我国用于环境的公共资金大约只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都不到，其他方面的投资，包括企业投资、民间投资等，比重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三）国家税制的设置有一定的缺陷

我国在资源税方面的征收过于狭窄，资源税征收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对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使用率。但目前我国的资源税仅仅只限于矿产品和盐，连水资源也没有列入其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而且资源税的税负偏低，计税的依据不合理，造成了资源市场的混乱，没有对资源起到保护作用，也没有对经济起到促进和发展的作用。

增值税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因为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只体现在电力、建设、建材等行业，同时增值税具有程序复杂、不易理解的特点，很多纳税人都感到困难，而且国家在增值税方面的宣传很少，企业在实际操作时常常感到不便。

三、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财税政策的措施

（一）利用财税政策来调控收入分配的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目前很大一部分人还属于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的阶层，因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财产税以及其他的税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要调控收入分配的差距，就需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调整收入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另外，还可建立新农村社保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农村居民的正常生活。

（二）利用财税政策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是环保为目标来发展的经济形式，它主张低耗能、高效率，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初，许多发达国家先后将循环经济作为主要发展战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家也开始渐渐的开始重视循环经济，利用财税政策来促进循环经济的主要措施有：进一步完善资源税，将资源税扩大到土地资源、水资源、动物资源、植物资源等众多自然资源中；逐步将资源税的征收标准提高，将资源税和环境成本等挂钩，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形成合理的资源税。另外，还根据“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单独设立环境保护税种，以此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利用财税政策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合理利用的财税政策，能够有效的增加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效率。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中，财税政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财税政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发展状况。一般来说，财税政策能够调节资源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分配，从而促进或者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财税政策通过自身的调控功能，调节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刺激各个产业部门的发展。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能够使经济保持正常的发展速度，整个社会得以井然有序的运行。

（四）利用财税政策来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如果一个国家有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那么会减少政府部门以及假公济私现象的发生，并且保证经济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税收政策还可以保证整个社会系统的正常、合理运行，从某个角度上来讲，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价格的波动来调节供求情况，另一方面，财税政策所采取的合理的价格机制又能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不管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经营管理中，财税政策都能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但财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涉及到很多方面，内容和过程都很复杂，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会受到较大的影响，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整个社会群体的向心力，并且使经济发展保持正确的方向。

（五）利用财政税收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指的是国家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提供的一种安全制度，它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但我国的社保制度仍然面临很多的问题，一是人口老龄化，使得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问题更加的突出，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担负老年人的医疗费用和养老费用，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二是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保障的覆盖问题凸显出来，一些灵活就业人员劳动关系比较松散，未签订劳动合同，构不成法律上的劳动关系，所以非正规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没有保障机制。因此，必须调整财政支出，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并且发展养老储蓄、老年医疗保险、养老基金、社会老年人服务机构等等，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拓宽，实现社会强制性统筹与个人账户的结合。

（六）利用财政税收来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

国家要在财政上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来进行财政补贴，对于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国家要给予财政、贷款的重点支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财政税收方面，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在增值税条例中增加特定扣除项目的条款。如果企业为了方便实验和研制，需要引进一些技术，国家应该允许分期、分批的扣除进项税金，以帮助企业发展技术。另外，国家还应该把收税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研究上，鼓励企业大量的投入技术，为他们提供税收上的减免支持。如果企业将利润分配给技术人员，国家还可以对技术人员获取的奖励和报酬给予税收减免。

（七）利用财政税收来改善产业结构

为了改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更好的发展，国家需要提高直接税占地方财政的比例，减少间接税所占比例和完善财政体制。首先要加大对公共服务行业的投入，或者引导其他社会资本向这个行业投入，其次，国家对服务行业的投入必须要符合公共财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公共服务行业又包括公共卫生、基本通讯、交通、科教文化等，在进行投入的过程中完善各类税收措施。或者也可以支持生态工业区的建设，对入园企业进行严格筛选，目的是促进低成本、无污染、高效率的生产原则，在生态工业区内运行较好、发展较快的企业，可以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四、总结与体会

综上所述，财政税收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影响，只有在科学、合理的政策指导下，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体系，才能发挥出财政税收的作用，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并且使国家得到健康、长久、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汤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选择[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9（11）：33-35.

[2]房芳.正确选择财税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发展[J].现代企业文化，2012（29）：120-121.

[3]储敏伟，等.关于“适应经济转型、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的财税政策”探讨[J].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2（4）：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