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本土化”，则备受“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者们关注。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的典型代表，无疑是研究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重要样本。近期在国内外均引起关注的影片《刮痧》，为兼顾全球化与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电影；好莱坞；《刮痧》

发展中国家的电影生产者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国际上取得骄人战绩的影片，在国内却不被接受，全球化成功的同时是本土化失败。从早期那些被普遍认为是拍摄中国人最丑陋的一面以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的获奖影片，到最近已经是好莱坞导演的李安拍摄的、国外普遍认为是中国武侠电影、国内却称之为东方版《理智与情感》的《卧虎藏龙》，很少有影片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求得一个皆大欢喜的平衡点。《卧虎藏龙》被指责为丧失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成为“全球文化是被西方统治的文化”、“本土文化会被西方文化同化”观点的又一佐证；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有学者甚至提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以体现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问题在于，大多数国家缺乏“全球本土化”的有效佐证。对好莱坞来说，本土化和全球化是统一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一事实正意味着本土化与全球化是对立的。尽管一些真正体现本土文化内涵的影片，如李安早期的《喜宴》、《饮食男女》，成功进入了欧美精英文化圈，但与大众文化几乎绝缘，即使在国内也是如此。好莱坞的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一切有助于流行、有助于大众消费的要素，除了技术上和情节上，更重要的是在价值观上，极其注重迎合观众心理，突出表现那些人性中共有的东西，如浪漫、亲情、英雄主义，等等。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安早期的“父权三部曲”无法在西方引发共鸣，而迪斯尼拍摄的《花木兰》将木兰代父从军的动机阐释为荣耀门楣、追求自我和适度的女性主义。

用以上要素来考察国产新片《刮痧》，不难找到这部被迪斯尼等片商称为非常“好莱坞化”的影片在国内仍能以“主旋律”身份登场、又取得良好票房的理由。在展开分析之前，本文将对影片内容做一简介，然后再一一解读其中包含的文化要素，力图借助内容分析，对影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方面所做的努力进行探讨。当然，不同观众对于同一影片会有不同解读，本文的分析仅是一家之言，目的不在于褒贬任何影片，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借助对电影内容及其市场运作的结果，探讨不容回避的、受巨大的商业利润驱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

关于《刮痧》

故事发生在美国中部的圣路易斯，在美国奋斗了八年的许大同，获得了年度行业大奖。在颁奖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此时，他的儿子丹尼斯却同美国上司昆兰的儿子发生争执，尽管许大同很爱丹尼斯，他还是当众打了自己的儿子。随后，丹尼斯闹肚子发烧，他的爷爷因为看不懂药品上的英文说明，便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给孙子治病。一次意外事故后，刮痧留下的血痕引起儿童保护组织的关注。为保证父亲顺利拿到绿卡，许大同承担了给丹尼斯刮痧的责任，因而被控虐待儿童，最后被判剥夺监护权，禁止与儿子见面。为使儿子能留在家里得到妻子的照顾，许大同同意“分居”；老父亲决定回国。接连不断的打击使一个历经艰苦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平静家庭转眼间变得支离破碎，同时破碎的还有他们的美国梦。圣诞之夜，许大同思子心切，门卫却不准他进门，大同只好顺着公寓楼外的水管向位于十楼的家爬去。警车呼啸而至，大同险些坠落。幸好，老父亲临走前将真相告诉了昆兰，昆兰亲身试过刮痧后，与法官一起来到大同家宣布解禁令。关键时刻，昆兰拉起大同，一家人终于紧紧抱在一起。

好莱坞化及其公式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电影这种文化产品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好莱坞化。好莱坞在多年的运作中早已形成一套几乎公式化的高效生产模式，稍具常识者都可以总结出其中若干要素：A、陷入重重困境的主人公竭尽所能，表达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愿望和抗争；B、围绕主线发生的感情纠葛（爱情、亲情、友情、对立）；C、冲突或惊险场面、良好的节奏感、搞笑的小插曲……

《刮痧》的导演郑晓龙坦承自己的拍摄是有意“带点好莱坞化的”。《刮痧》也的确借鉴了不少好莱坞电影的拍摄手法。比如冲突或惊险场面的设置，像法庭上的激烈辩论，许大同夫妇到医院接孩子时，记者的闪光灯闪成一片，大同夫妇被警察牢牢捉住以及片尾大同爬水管等场面，带有明显的好莱坞式风格。形式的好莱坞化无疑有助于全球观众对讯息的接受，进而才能谈到对影片内容的理解，文化产品全球化的目的才有实现的可能。本土文化如果想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得以生存，必须借鉴其他文化的经验。尽管好莱坞的模式备受有识之士诟病，但无论其角色光彩与否，它在全球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在文化产品生产方面的经验也使其他文化模式望尘莫及。

但《刮痧》如果仅仅局限于在具体手法上一味模仿，也就不值得笔者花费笔墨分析了。透过好莱坞化的戏剧包装，《刮痧》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讨论了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即文化冲突与沟通。应该说这是一个处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要关心的问题。因而影片外的“刮痧”本身，也成为分析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典型的例子。

法律的异化

毫无疑问，美国是个典型的法制化的国家，打官司几乎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严格而繁琐的法律程序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但有时也会因对法律真实的追求造成对现实真实的异化。近几年不少好莱坞大片都以这种异化为重要内容，包括近期同是取材于现实的《惊爆内幕》、《永不妥协》。而当“打官司”这件事发生在《刮痧》中显然从未尝过当“被告人”滋味的中国移民许大同夫妇身上，物化的法律程度与人的父子真情发生碰撞时，矛盾冲突显得格外激烈。尽管《刮痧》海外票房如何仍是未知数，但从好莱坞以往影片对法律异化问题的兴趣来看，这是一个具有良好操作性的载体。

[page_break]

文化冲突

《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数年前曾执导《北京人在纽约》，在谈及拍摄《刮痧》的最初动机时，郑晓龙认为，《北京人在纽约》描述的是移民初到美国的艰辛，是在生存层面上做文章，“但却缺乏对于不同文化碰撞的较为深刻的描述与剖析”，“后来再拍片子，就要去往深层次挖掘，实际上生活当中也是如此。那些年去国外的一些人……在学有所成，或工作有所成就的同时，仍然面对文化的困惑”。

为了表现文化冲突，郑晓龙把拍摄地点选在了“以居民的顽固著称的密苏里州”，而不是自己熟悉的纽约或影视人才集中的洛杉矶，因为这两个城市“太国际化”，“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文化，在美国人眼中他们什么都不是”。其潜台词是，真正代表美国本土文化的地方，对外来文化是排斥的。而这也恰恰证明所谓的“文化冲突”绝不仅仅是外来文化者的主观感受，具体到《刮痧》这部影片，不仅中国本土观众会关注文化冲突这个主题，美国本土居民因其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感，也会对其有兴趣。

不仅如此。许大同夫妇的难题不仅仅是中国人在美国才会遇到，几乎任何背井离乡者都会面临文化背景相异的挑战：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城市……这是一个容易被各种文化观众理解的主题，从这个角度说，以反映文化冲突为主题是《刮痧》包含的又一个全球化的要素。

有冲突就必然有沟通与融合，影片中对沟通的处理是非常简单和戏剧化的，影片之外的一些小插曲倒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据郑晓龙介绍，尽管影片的英文名字叫《TREATMENT》（治疗），但在美国放映的时候，没有人叫它的英文名字，而是直称“刮痧”，当地报纸都说这是一个新的词汇。语言是文化的天然屏障，不同语言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者不同的思维方式乃至生存哲学。词汇的流动是文化转换中的重要现象：“刮痧”如果能如“饺子”一样成为西方文化中的又一来自东方的外来词汇，则证明如方式得当，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进入强势文化，进而使地区的变成全球的——同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一过程也意味着外国的变成当地的。

当然，影片对文化冲突的处理仍很浅显，缺少深度的文化思辨与批判色彩，过于偶然和突然的峰回路转是《刮痧》批评者的主要理由，但传世之作与好莱坞的确是两条路线，全球化的原则之一是“简单”，以便让最大多数的观众接受。

亲情

《刮痧》中的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教子”这件事上，尽管东西方在教育孩子的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父子之间的亲情是相同的。文化冲突毕竟是一个深层次的理性问题，要想调动观众感同身受的感性思维，还是要选择恰当的角度。而对美好亲情的向往与祝福、对家庭子女的责任感是人性中共通的，是“普遍的”和“感性的”。尽管许大同爱儿子的表现方式是东方式的，但父子分离的思念，大同面临儿子被夺走时的愤怒、焦虑及努力是任何文化的观众都能读懂的。

据截至2001年3月19日的资料显示，《刮痧》在二轮放映后，全国票房有望突破1300万。海外发行的情况尚不可知。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刮痧》虽然讲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但包含诸多全球化的要素。从国内现有评论看，褒大大多于贬，并未因为全球化触犯本土观众。因而可以看作是文化产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尝试。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这种尝试值得肯定，其中得失也值得我们三思。

参考文献

陈韬文：《文化转移：中国花木兰传说的迪斯尼化和全球化》

《南方周末》：《<刮痧>非常“好莱坞”》、《华语电影：踏上生死线？》

《北京青年报》：《郑晓龙谈<刮痧>：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成也好莱坞败也好莱坞》、《访谈：导演郑晓龙披露<刮痧>创作始末》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洋影戏本土化改造

Abstract:Movie,asthesymbolofmodernindustrialculture,haspreferredhistoricalthemeafterenteringchina.Objectively,itmeantthatnationalhistoryindustryhasbrokentheclosingstatusandadoptedanopeningattitudetomodernindustrialculture.WhenthehistoricalthememovieshasbeenacceptedandenjoyedbyChinesemass,itatleastshowedthatmodernindustrialculturehasgraduallychangedthelifestatusofChinesemassin20thcentury.WesternmovieshavefinallyachievedlocalizationwiththeeffortofearlyChinesemoviemakers.

Keywords:WesternMovie,Localization,Alternation

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兴办工厂、开采矿山、设立银行、办理航运等。作为西方工业文明象征的电影，诞生伊始就被介绍到中国来。据史料记载，1895年12月28日，“电影之父”路易斯·卢米埃尔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咖啡馆正式放映了《墙》、《工厂的大门》、《水浇园丁》而被公认为世界电影的诞生之日。1896年8月10日，上海徐园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了西方人所经营的电影，上海《申报》副刊广告栏在8月10日到14日所刊登的广告，意味深长地将这种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命名为“西洋影戏”。

众所周知，中国是影戏的发源地。据宋朝高承《事物纪原》言：“影戏之源，出于汉武帝李夫人之亡，齐人少翁言能致其魂，上念夫人甚，无已，乃使致之。少翁夜为方帷，张灯烛，使帝他坐，自帷中望之，仿佛夫人像也，盖不得就视之。由是世间有影戏。”指出齐人少翁通过置方帷、张灯烛，成功地创造“仿佛夫人像”而为汉武帝召李夫人之“魂”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影戏之源”。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则记录了灯影戏在宋元之际的兴盛情况。因此，十九世纪末当人们把“电影”这一舶来品命名为“西洋影戏”，一方面固然表明电影是一种不同于民族影戏的艺术形式；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了人们还是引用本民族古已有之的“影戏”，来对“电影”进行理解和诠释。正如晚清时代“科学”（science），让人想到了朱子的“格致”；“民主”（democracy），让人联想到孟子的“民为贵”；“自由”（liberty），让人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在中西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时候，面对来自西方世界新事物、新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要反身于历史传统去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因为“当自己的历史记忆发掘出了这些资源的时候，无论对不对得上榫，接不接得上头，那种新知带来得文化震撼就会被抚平。”[1]作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符号和象征的电影艺术，就这样通过被命名为“西洋影戏”而进入到大众视野，成为当时人们的娱乐时尚。1897年9月5日，上海《游戏报》第74号曾刊登了中国第一篇影评——《观美国影戏记》，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观影感受：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观毕，因叹曰：天地之间，千变万化，如蜃楼海市，与过影何以异？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索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隐乍现，人生如梦幻泡影耳，皆可坐如是观。

首先，观影者应该说准确地意识到他所观看的，是一种“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穷之秘”新鲜的艺术样式；但是，这种电影新艺术样式却“制同影灯”，“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索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因此，西洋电影与民族传统“影戏”这种艺术表现手段的相似性，抚平了西洋电影本身所可能带给的冲击和震撼，使人们在惊奇赞叹之余，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欣赏把玩。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英国公使以放映机和影片数套作为祝寿的礼品，更是体现了当时电影在国内奇货可居且广受欢迎，虽然后来因发生爆炸事件而被禁止在清宫放映电影，但电影在国内的发展，可谓已成燎原之势。1908年，西班牙商人安·雷码斯在上海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专业电影院——虹动影戏院，随后又将网点分布到上海各个地区，发展成为当时最大的连锁放映网机构，控制了上海半数以上的放映市场。此后，欧美各国电影商人纷纷在北京、天津、香港等地开设电影公司、拍摄影片，创建影院。法国百代公司、高蒙公司和美国好莱坞等制作的电影，也竞相涌入中国，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电影事业不是从自己摄制影片开始，而是从放映外国影片开始。”[2]

我们认为，外国电影商人在中国的早期制作、放映活动，对中国民族电影而言，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文化催生”之意义。英国学者马克·B·索尔特在《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一书中指出，西方国家总是试图对其殖民地施加一种“视觉秩序”（visualorder），即“根据表面上的直觉和权力的几何系统建立的统治模式。”[3]由于早期外国商人在中国的电影文化交流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而是作为西方列强殖民历程一种“视觉秩序”的文化衍生物，因此，在这些外国人制作的电影中，中国人作为一种“他者”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漫画、丑化和妖魔化。如1920年春美国纽约上映的《红灯笼》、《初生》等影片中，描写的是中国妇女缠足、华人吸食鸦片、游逛妓院等“夸大的丑态”，引起纽约华人的强烈抗议，并从反面激发了创作民族电影的强烈愿望。[4]1921年顾肯夫在《影戏杂志》发刊词上指出：“我们看影戏，无论长篇短篇，要是没有中国人便罢；若是中国人，不是做强盗，便是做贼。做强盗做贼，也还罢了，还做不到寻常的配角，只作他们的小唆罗。一样做一个侍者，欧美人便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侍者；一换中国人，就有一股萎靡不振，摇尾乞怜的神气，唉！我们中国人在影戏界上的人格，真可称‘人格破产’了。”并据此呼吁民族电影要“在影剧界上替我们中国人争人格”。[5]1919年4月，商务印书馆成立“影戏部”后，在给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为自制活动影片请准免税”的呈文中指出其制作影片的目的，主要基于当时在国内上演的外国片“轻薄险诈，甚为风俗人心之害，到处演行，毫无限制”，而在中国拍摄影片运到国外者，“又往往刺取我国下等社会情况，以资嘲笑”。因此，他们拍摄的影片，要“分运各省省城商埠，择地开演，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运售外国，表彰吾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情。”[6]

不过应该承认的是，早期外国电影商人投资活动，客观上也为中国民族电影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发展契机。如1909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制片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其所提供的设备和资金，使得张石川、郑正秋、梁少波等中国第一代电影人有机会从事中国最早的故事短片拍摄实践。1919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在上海拍摄《金莲花》外景之后，把从美国带来的摄影器材全部转让给协助拍摄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为商务印书馆影戏活动部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创作，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当观看“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种娱乐时尚的时候，客观上也就为中国民族电影开拓，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发展空间。

中国的民族制片业，肇始于外国电影传入9年之后的1905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曾留学日本学过照相技术的著名实业家任庆泰（1850－1932），在他自己开设的“丰泰”照像馆里，主持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影片的主演，是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中“谭派”创始人、号称“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簧以来，谭氏一人而己”的谭鑫培；影片所叙述的，是京剧《定军山》中三国名将黄忠“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

此后，丰泰照相馆又拍摄了京剧著名武生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中“对刀”一场、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金钱豹》片段。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多选取该剧中武打或舞蹈动作较多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片段，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上映，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7]

电影这种潜在的商业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电影公司中，尽管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等基本上采取的是同人集资甚至股份制等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运营方式，但是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和由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公司等，采用的却是夫妻搭挡、兄弟运营这一传统的家族运营管理和创作模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家族运营和创作模式是“中国民族电影区别于欧美各国以至日本早期电影的典型标志。”[8]如1913年拍摄短片《庄子试妻》时，黎民伟之兄黎北海任导演并饰演庄周，黎民伟则反串庄子之妻，黎民伟之妻严珊珊则饰演剧中的婢女，并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9]天一公司1925年6月创办于上海时，邵氏兄弟四人中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制片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兼编剧，邵逸夫任发行兼摄影，家族运营色彩鲜明，公司管理不太注重现代性的契约和法理制度，转而强调家族各成员之间的道德教化与和谐融洽，在电影创作上“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10]，对传统的人伦道德观念与历史题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924年，黎民伟率民新影片公司人员在北京为梅兰芳拍摄了《西施》中的“羽舞”、《霸王别姬》中的“剑舞”、《上元夫人》中的“拂尘舞”、《木兰从军》中的“走边”及《黛玉葬花》片段，“服装、道具和背景都比较调和，在《黛玉葬花》里还较好地运用了一些电影摄影的艺术技巧”,[11]注意运用近景、中景、远景和全景等镜头语言，令人为之耳目一新，结果观众趋之若鹜。1926年天一公司根据民间故事或古典小说改编了一系列古装片，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取材于《西游记》）、《唐伯虎点秋香》等，轰动一时，特别是在南洋市场极受欢迎，满足了“大部分下层华侨的乡土观念”，[12]并由此导致1927年左右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古装片”运动，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场商业风暴。如天一公司的《花木兰从军》、《刘关张大战黄巾》（取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女儿国》、《铁扇公主》（均取材于《西游记》）、《明太祖朱洪武》；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美人计》（取材于《三国演义》）、《乌盆记》、（取材于《包公奇案》）《大破高唐州》（取材于《水浒》）、《古宫魔影》（取材于《西游记》）；长城画片公司拍摄的《石秀杀嫂》、《武松血溅鸳鸯楼》（均取材于《水浒》）《哪吒出世》（取材于《封神榜》）、《火焰山》、《真假孙行者》（均取材于《西游记》）；神州公司拍摄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取材于《醒世恒言》）；民新公司的《西厢记》和《观音得道》；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盘丝洞》（取材于《西游记》）和《杨贵妃》；大中国影片公司的《猪八戒招亲》、《孙悟空大闹天宫》、《孙行者大闹黑风山》、《无底洞》（均取材于《西游记》）《曹宫》、《凤仪亭》、《七擒孟获》（均取材于《三国演义》）、《哪吒闹海》、《姜子牙火烧琵琶精》、《红孩儿出世》（均取材于《封神榜》），以及《五虎平西》、《杨文广平南》；新新公司拍摄的《锦毛鼠白玉堂》（取材于《七侠五义》），开心公司的《济公活佛》；合群公司的《猪八戒大闹流沙河》（取材于《西游记》）；大东公司拍摄的《武松杀嫂》（取材于《水浒》）复旦影片公司和孔雀影片公司拍摄的《红楼梦》海峰公司的《昭君出塞》等。

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推出的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影片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第81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等章节改编，叙述习武青年陆小青投宿荒山古刹红莲寺，无意中窥破寺庙机关而被僧人追杀。后来在昆仑派女侠甘联珠、飞剑小侠陈继志和总督保镖柳迟的帮助下，一把大火，烧毁了红莲寺。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公司不惜花费全片预算的四分之一来搭建红莲寺内外景，并聘请一位武林高手来担任武术指导，在武打上力求真刀真枪地实打，担任摄影的董克毅为了在银幕上表现出侠客们飞檐走壁、隐遁无形的神奇武功，发明了被武侠电影至今还在沿用的借助钢丝升空飞行等特技，以至于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论其情节，虽近荒唐，然摄制上之千变万化，实较其他影片尤为繁复。似此奇特之技术，贡献于国产电影界者匪鲜。”[13]公演时“远近轰动”，[14]创造了中国民族电影的票房记录，明星公司也因此扭亏为盈，由1927年亏损近2万元，转为1928年盈余近5万元。[15]

在《火烧红莲寺》这种巨大的商业效益的示范下，“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敲进了武侠影戏的大门墙”。[16]仅《火烧红莲寺》三年之间续集就达十八集，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续集的记录，各种“火烧片”也纷纷出笼，如暨南影片公司1929年《火烧青龙寺》，天一影片公司1929年《火烧百花合》（上下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1929年的《火烧九龙山》，复旦影片公司1930年的《火烧七星楼》（六集）等，并出现了专门拍摄武侠神怪的影片公司，如友联影片公司连续拍摄13集《荒江女侠》、5集《儿女英雄》、4集《女侠红蝴蝶》等；月明影片公司连续拍摄13集《关东大侠》、6集《女镖师》；华剧影片《乱世英雄》、《迷魂阵》、《白玫瑰》《白芙蓉》、《万侠之王》等；复旦影片公司《粉妆楼》、《大闹三门街》；暨南影片公司《江湖二十四侠》、《黑侠》等；天一影片公司拍摄了描写“十八层地狱”和“十殿阎王”等恐怖场面的《唐王游地府》以及充满“妖光剑影”的《乾隆游江南》等。这些影片的主角大都是“侠客”和“”，影片的内容主要也就是叙述二者之间的调情和武打，其中不少武侠神怪片还极力模仿美国西部片的牛仔造型，出现了头戴大呢帽、着小裤管，扎宽腰带的侠客形象，有些影片为了“表示近代之美”，片中“无论男女演员，皆半裸式”，再加上各种特技摄影、机关布景，一时观者如云。”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间中国共上映227部武侠神怪片，一跃而成为当时产量最大的电影品种，并引起当时电影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有人曾专门撰文分析古装武侠片兴盛的原因所在：

本来在这魅厉横行，肖小潜迹的万恶社会中，所谓‘公理正义’、‘民法国律’者，早已被强权者摧残殆尽了！弱小者除了俯首听命，敢怒而不敢言外，还能向谁去申诉呢！惟有侠士一出，除暴安良，为弱小者张目，为冤屈者鸣不平，为人之所不能为。所以武侠是弱小者的保障者，是者的惩戒者，其能裨益于社会人心，实非妄言啊！而文人的加以表扬，戏剧加以宣传，也实在有很大的理由也！[17]

在列强、社会动荡不安的20世纪的现代中国，古装武侠剧的兴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弱小者”渴望保障的社会心态，满足了人们渴望伸张公理正义的情绪心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不少古装片制作的主要动机是市场的考虑，或为节省制作成本而在服装道具上偷工减料，如复旦公司的《红楼梦》，大观园的人物一律穿上时装，林黛玉穿着一件像舞裙的长衫，足登高跟鞋，两条小辫子上还扎着白色的绸结，布景则是雕龙柱与西式吊灯并列，太师椅与沙发共陈，粗制滥造可谓到了极致。或在意识形态上循规蹈矩，与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如大中华百合公司拍摄的影片《美人计》，虽然制作较为严谨，但主要通过诸葛亮、孙权、孙夫人和赵云等来演绎所谓“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观念。对此，茅盾在《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中曾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本来就有封建意识的小市民，就无论如何跳不出封建思想的手掌了。他们中间血性差些的，就从书页上或银幕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他们中间血性刚强的人，就要离乡背井，入深山访求异人学道”，并用一种不无调侃的口吻反讽道：“这弃家学道的一幕也许会使若干家庭发生扰乱，然而社会上却太太平平少了捣乱分子。”[18]卢梦殊也撰文认为：“因为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现在所处的是次殖民地的地位，我们的人生是被压迫的人生……影戏是描写人生的，也应该以这‘意志’为前提，直接地或间接地芟除我们中华民族旧有的‘静’的劣根性……古装剧与现时代相违背，无益于我们底人生；神怪剧更荒诞离奇，是害人的思想。若在艺术上与科学上讲来，更没有摄制的可能与资格。”[19]孙师毅在《电影界的古装剧疯狂症》一文中，认为“历史戏”、“古装戏”的流行，是中国电影界一种“最恶劣不堪的趋势”，它将导致中国电影走向“毁灭”。[20]有人甚至因此而对民族电影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激进姿态，并由此提出质疑：“为什么强大的‘五四’冲击波没有波及电影圈？”[21]

我们认为，对待早期中国历史题材电影，不能采取简单的肯定或者粗暴的否定，而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电影和话剧虽然同属舶来品，但是，民族话剧自创作伊始，往往多以现实题材取胜，以郭沫若、林语堂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剧，也刻意与传统的戏曲划清界线，并通过对历史的鞭笞而张扬着一种现代精神。但是民族电影却格外钟情于历史题材，中国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就是传统戏曲的忠实记录，20世纪20年代民族电影掀起的第一个创作高潮，也是负荷传统文化内涵的历史题材影片。中国第一代导演张石川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做了这样的解释：“因为是拍影‘戏’，自然很快地联想到中国固有的旧‘戏’上去”。[22]这固然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们认为，民族电影在历史题材的叙述上之所以采取迥异于话剧的姿态，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影的本身属性。

电影和话剧虽然同属表演艺术，但是与话剧相比，作为现代工业技术产物的电影，其制作、发行和接受都需要远较话剧大得多的资金投入，这客观上决定了电影首先应该被视为一种商品，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经济的因素成为了投资人必需考虑的因素。一旦缺乏必要的资金保证，则电影创作势必举步维艰。如1919年5月，张季直等筹建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并聘请了美国归来的洪深任编导，结果仅拍了几个短片公司就因资金紧张而宣告夭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聘请的摄影师美国侨民哥尔金，据说每月的薪金要600元，“另外还要供给给他住洋房吃大菜”。[23]田汉1927年在《银色的梦》一文中，曾引用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关于电影的论述来表明自己对电影的热爱：“无论何种庸俗不堪，荒唐无稽的故事，一演成电影便使人感到一种奇妙的幻想”；电影是“白昼的梦”，“人类用机械造出来的梦”，据此，田汉认为：电影应该表现“情与理的凄惨斗争”，“情节”应该“凄艳神奇”，演员应该“凄艳无双”。[24]在南国电影剧社发起启事上写道：“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魅力也最大，以能白昼造梦也。梦者，心之自由活动，现实世界被压榨的苦闷，至梦境而宣泄无余，惟梦不可以作伪。”但是南国电影剧社成立后为影片《到民间去》筹措资金，只有二百数十元，田汉和他的同伴却“尝尽艰难、呕尽气”，花费了一年多时间还未完成，结果东西当光，房租欠至第四月，“有时甚至连吃大饼的钱都没有”，最后，还不得不由田汉的母亲卖掉东西来偿还欠债。[25]

正是基于电影的这种商业属性，客观上决定了它不像话剧那样可以作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小众艺术，而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观众而使电影的票房价值最大化。曾在《民权报》、《中华民报》等发表文章鼓吹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工具的郑正秋，在《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却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现在的时代，实在不宜太深、不宜太高，应当替大多数人打算，不能单为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打算的，艺术应当提高。这句话我们也以为不错，不过只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提高，否则离社会太远，非但大多数的普通看客莫名其妙，不能得到精神上的，而且于营业上也难得美满的结果，所以我们抱定一个分三步走的宗旨，第一步不妨迎合社会心理，第二步就是适应社会心理，第三步方才走到提高的路上去，也就是改良社会心理。”[26]1921年由梅雪俦、李泽源等旅美华侨组成长城画片公司，是抱着这样的初衷：“中国有无数大问题是待解决的，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针砭社会。”[27]但却得不到观众认可，终于在市场的压力面前，在1927年至1930年期间连续拍摄了《哪吒出世》、《火焰山》、《武松血溅鸳鸯楼》、《黄天霸》、《石秀杀嫂》、《真假孙行者》等一系列古装、武侠、神怪影片。

因此，“中国电影在它的开端时刻始终是高度重视与市场和观众的反应相适应的娱乐论的价值的。”[28]这种对市场尊重的突出表现，就在于中国电影在题材选择上，不再像话剧那样以现实的“问题剧”为核心而排斥历史题材，也不再像郭沫若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剧那样，对历史采取一种肆无忌惮、全盘否定的激进立场；而是从诞生伊始，就自觉选择大众耳熟能详的历史话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电影化记录与叙述，唤醒观众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审美体验，进而诱发观众的观影欲望。而以上海、北京等地为中心的市场本身对历史题材电影的欢迎，恰好暴露了即使在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最深远的中国主要城市，其市民大众所偏爱的，仍然是传统的历史题材。因为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新旧交替的历史进程中被一下子斩草除根。恰恰相反，虽然基于对内外交迫的中国现实的巨大失望，促使了以梁启超、陈独秀等人对历史采取一种“鞭尸”的激进姿态，但这毕竟只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启蒙话语；而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却依然对负荷着传统文化的历史题材电影青睐有加。

麦克卢汉认为：“所谓媒介即是信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29]因此，早期中国电影偏爱历史题材，决不能因此断定这类电影就因此与现代精神绝缘。因为当民族历史以现代工业文明符号的电影作为媒介的时候，客观上就意味着民族历史业已打破了封闭的状态而对现代工业文明采取了一种开放的姿态，这种开放的姿态与那种试图全盘否定民族历史的话剧相比，其现代性也许显得更为隐晦、含蓄、曲折；但是，当人们能够以一种娱乐的姿态来欣赏这种历史题材电影的时候，它至少说明了，现代的工业文明正在悄然改变了20世纪中国大众的生活面貌。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所谓的：

“在中国，新的变化却总是以历史和传统的面貌出现。由于历史和传统的无处不在的强大和丰富，由于历史于传统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人们常常用旧词来诠释新知，用原有的事件来比附着当下的新颖的现象，古老的掩饰着现代的，于是，看上去仿佛总是不断上演着一出叫做“复古”的老戏，其实在这时，那些被凸显的“记忆”正使旧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在新资源的参与中，开始生动而强烈地表现着一种新取向和新姿态。”[30]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普通影片的成本为15万美元至20万美元左右，而一部国产影片的投入成本仅为国币5000元至2万元，[31]国产电影的先天不足由此可见一斑。早期中国电影人却不畏艰难，努力通过对民间大众中广为流传的历史题材故事的挖掘，找到与境外电影的抗衡的文化资源，并最终在世界电影的谱系中，从无到有地创造出中国电影的历史。1921年，中国最早的电影刊物《影戏杂志》的编辑陆洁，从友人信中的“教习”二字的联想中，把“director”翻译为“导演”，并最终将这门新兴艺术命名为“电影”，从而使电影这一外来艺术在创作和批评上都实现了本土化。中国电影从1905年开始，就这样在经历了从短片到长片、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等诸种技术演变的同时，也不断以影像的方式，承载着中国人100年来的苦难与奋争、光荣和梦想，重构着民族历史的想象共同体。

注释：

[1]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第91页。

[2]程季华著：《中国电影发展史》第1集，第13页。

[3]（英）马克·B·索尔特著，肖欢容等译：《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新华出版社，2004版，第39页。

[4]参见李道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5]顾肯夫著：《影戏杂志·发刊词》，上海《影戏杂志》创刊号，1921年。

[6]《商务印书馆为自制活动影片请准免税呈文》，《商务印书馆通讯录》，1919年5月号。

[7]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8]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第63页。

[9]徐卓华：《本公司成立小史》，《民粹特刊》第1期（《冰清玉洁》号），1926年7月，上海。

[10]天一影片公司特刊《立地成佛》，1925年10月，上海。

[1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1），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第104页。

[12]郑君里著：《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转引自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第81页。

[13]青萍文：《从武侠电影说到火烧红莲寺和水浒传》，《影戏生活》第1卷第3期，1931年1月，上海。

[14]剑云文：《操守与诱惑》，《明星特刊·火烧红莲寺》号，明星影片公司1929年8月23日版。

[15]范烟桥文：《明星影片公司年表》，《明星》半月刊第7卷第1期，1936年10月，上海。

[16]剑云文：《操守与诱惑》，《明星特刊·火烧红莲寺》号，明星影片公司1929年8月23日版。

[17]嫠莺文：《武侠片的结构问题》，《影戏生活》第1卷第28期，1931年7月，上海。

[18]茅盾文：《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第30卷3期，1933年2月1日版。

[19]卢梦殊文：《新英雄主义》，《银星》1926年第4期，上海。

[20]孙师毅文：《电影界的古装剧疯狂症》，《银星》1926年第3期，上海。

[21]柯灵文：《试为“五四”和电影画一轮廓》，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341页。

[22]张石川文：《自我导演以来》，《明星》第1卷第3期，1935年5月16日上海版。

[23]欧阳予倩文：《谈谈卜万苍》，《玉洁冰清》特刊，民新影片公司1926年7月1日版。

[24]参见田汉文：《银色的梦》，载《银星》1927年第5期至第13期。

[25]参见田汉文：《影事追还录》，载《中国电影》1958年6月号。

[26]郑正秋文：《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明星公司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1925年。

[27]梅雪俦、李泽源文：《导演的经过》，载《春闺梦里人》特刊，1925年9月长城画片公司出版。

[28]张颐武文：《超越启蒙论与娱乐论》，《当代电影》2004年6期。

[29]（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3页。

[30]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第87页。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在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的报告厅里，

>> 百年奥迪牵手百年北大，启迪未来 博世与中国：携手百年共创未来 满语：未来百年的存亡 百年传承，智见未来 信百年 谊未来 未来百年怎样生活 百年港城的美好未来 百年美联储面临的挑战与未来 追溯百年漫画 动漫之都畅想未来 未来百年劳斯莱斯概念车全球首发 百年宝马的过去与未来 奥迪 用百年超越对手 奥迪用百年超越对手 百年中行牵手百年奥运 恩爱夫妻牵手过百年 山东与德国的百年牵手 未来主义百年后来到中国 未来百年世界大构想之拥抱星舰文明（一） 弘美20载“艾”立盛世凌云百年跃领未来 未来百年世界大构想：汽车飞起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百年奥迪牵手百年北大,启迪未来 百年奥迪牵手百年北大,启迪未来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北大与奥迪的天作之合

在光华管理学院2号楼的报告厅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从北大之道娓娓道来。他说，北大既要吸引天下英才，又要聚集天下财富来培养天下英才。他认为，在新的条件下，要办现代化、世界一流的大学，必须坚持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北大办学有两才（财）不可或缺：人才、钱财。大学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它创造知识财富，并最终创造物质财富。这就需要创造物质财富的团队和培养人才的团队联手，也就是大学和企业这两种人类文明联手。

那么，如何开辟一条大学和企业合作的战略道路？一是协同创新，二是联合育人。创新和育人这两件大事，都离不开协同和合作，校企合作绝对是未来不能避开的问题。企业需要思想，需要人才，需要技术，这些都与大学分不开。

他希望像一汽-大众奥迪这样的企业，能够在创造财富直接服务于消费者的同时，更多地把眼光投向大学，投向培养人才的地方。他觉得，奥迪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企业和同样有着百年历史的北大是强强联合，是天作之合。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葛树文也巧妙地用“奥迪之道”回应了朱书记的北大之道。

“为什么奥迪要到北京大学来寻道呢？古语讲‘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能走到一起，恰恰是因为两家的‘道’是相同的：首先体现在重视融合的价值观上，北大有思想，追求自由，学术包容，兼收并蓄；奥迪也是这样，它的四环就代表四个公司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包容。

还有一个相同的‘道’：双方都坚持进取、创新。北大有116年的历史，奥迪品牌的历史115年。100多年来，北大带动了中国人文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奥迪也在用创新和进取推动汽车文明的发展。100多年前，奥迪只拥有几个工程师；今天，奥迪已成为世界领先的高档汽车品牌。今年1月份，奥迪全球销量已跃居世界第一。” 光华与奥迪共谋未来之道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接过葛文树的话进一步演绎。他认为，北大光华与奥迪的志同道合，还体现在对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无论是北大，还是奥迪，在未来发展中，在自己所处的行业，都面临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做好本土化的课题。一汽-大众奥迪的独特优势之一就是开创了“全价值链本土化”的创新模式；在商学院全球化浪潮中，光华管理学院一直在探索如何真正把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理念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

蔡洪滨说，双方的志同道合，还体现在共同的使命上。在奥迪品牌百年的历史当中，不仅是要研发最好的技术，生产最好的汽车，更是通过企业、行业的发展，为未来的城市提供移动解决方案，对人类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使命是“创造管理知识，培养商界领袖，推动社会进步”。

葛文树对蔡洪滨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对企业来说，当下面临的课题是，汽车行业未来的道路该往哪里走，以什么模式来走。大学也面临着如何开门办学、如何在校企合作中将学校的理论成果与企业的实践经验相结合等挑战。此次合作双方成立“奥迪管理研究中心”，将围绕这些命题开展研究，奥迪在市场实战中的案例，都会被拿来作为课程资源。同时，未来奥迪品牌在中国到底怎么往前走，品牌如何去塑造，他也希望能与光华管理学院共同探索，共建品牌与院校、行业与社会共同发展的多赢格局。

葛树文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需要面向未来的人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所培养的，就是未来推动中国创新与变革的顶尖人才。未来奥迪品牌的用户形象是低调有内涵的思想者、富于创造力的创造者，最终成为时代的领导者，这些商界精英，也是奥迪品牌用户形象的典型代表。“我们希望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一道，为行业、为社会输送更多的精英人才”。

此次一汽-大众奥迪与北大光华的合作内容，除了成立“奥迪管理研究中心”，分享一汽-大众奥迪的成功经验，开展针对行业发展和企业管理的专项研究并定期研究成果外，还会在北大光华EMBA和高层管理教育课程教学案例等方面进行合作，有效结合奥迪全球本土化成功实践经验，发挥奥迪的自身优势。一汽-大众奥迪还将与北大光华共同举办“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为学界和企业搭建交流平台，并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提供官方用车。

据悉，这不是一汽-大众奥迪第一次尝试与高校合作。之前一汽-大众奥迪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合作，主要面向的是创二代，合作宗旨是“助力浙商新力量”，旨在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涉及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和管理。而与同济大学的合作，集中在汽车研发上。这次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合作，则是从人才管理的角度，着眼于推动面向未来的创新与变革，助力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深化改革。所以，无论是从合作内容还是合作形式上，此次一汽-大众奥迪与北大光华的合作都更加广泛深入。

观点：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以上研究归纳的公共管理研究主题，是为教材的编写提供菜单式的选择，而怎么编排？用怎样的逻辑主线把这些研究主题贯穿起来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曾峻[11]、郑崇明[12]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提供以下十种公共管理教材的构建途径。第一种是编著教材的组织途径。基于公共行政理论大体等同于公共组织理论，因此可以从公共组织的动态环境和历史回顾开始，论及公共组织的特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一般组织管理的要素，如组织的目标、结构、行为动机、决策过程、文化、团队协作等。第三部分是公共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第二种是编著教材的过程途径。首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囊括从伍德罗•威尔逊等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到当今的改革政府运动。第二部分探究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过程，诸如决策、沟通、领导、组织文化、绩效评价。最后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编著教材的法律伦理途径。从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和伦理责任说起，以政府的权力来源及责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进而论述政府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政府的治理工具，以政府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为结点。第四种是编著教材的系统途径。围绕公共管理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而展开，细分为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和运行论四大板块。又可按照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系统要素来编排，以公共问题的输入为起点，行政管理体系的功能运转为中点，公共政策的输出为终点。第五种是编著教材的认知逻辑途径。按照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般逻辑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往哪里去）展开，第一编为导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公共管理学概念范畴、范式演变、研究方法等；第二编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的问题，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性等角度来论述；第三编为主体论，即由谁来管理，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第四编为内容范围论，即管理什么，政府职能与公共事务；第五编为行为方式论，即怎样管理，包括依法行政、公共伦理与文化、政府工具；第六编为改革发展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种是编著教材的公共物品途径。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逻辑起点，分析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以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为重点，最后对其供给绩效进行评估，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以是否实现公共利益为终点。第七种是编著教材的批判主义途径。从公共组织的重新界定开始，批判性地梳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思想传承和政治传承的发展脉络，指出组织的理性模型、组织的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和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最后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公共管理新的理念和实践。这种途径超脱对一般政府职能活动的关注，从一种更为广泛的管理变革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行政。第八种是编著教材的结构功能途径。首先介绍公共行政的结构与环境，包括官僚制、府际关系、行政环境、范式和目标等，其次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包括组织、沟通、人事、预算、决策与执行等，最后是公共行政与内外部的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公众、伦理、民主主义，官僚机构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主题。第九种是编著教材的制度主义途径。对公共官僚制、文官制度进行制度分析，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各种管制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行为选择，推及立法监督、预算过程、司法行政和决策过程等政府职能活动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第十种是编著教材的主体、资源、政策、价值四分法。“主体”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第三部门管理等；“资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价值”为公共管理伦理与文化。此外，亦可从法学的视角，以宪法和行政法的知识贯穿整个行政行为和政府职能活动，体现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和党委领导。如此种种，有待学界开发。五、行政学的知识图谱与教材的本土化基于中西经典教材的比较分析，展示了我国公共管理教材的诸多不足，也厘清我们效仿改进的路径，尤其西方教材每章从案例分析开始导入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线索的、站在读者的角度编排内容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切莫把读者视为饥不择食的饿殍。因此,要从行政实践中挖掘实际事例，编写适宜于教学研讨的案例资料———翔实描述其背景与情节，并逐年更新，让学生和读者从特定事件中学习，无疑可凸显教材的生命力。但要警惕其教材中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体现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法律视野下的狭义的政府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怀⑨。长期以来我们惯于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关注不够，导致对行政学整体图景的认识是残缺的，笔者期待新版教材能走出认识的误区，还行政学知识谱系的一个完整概貌。检视我国教材所反映的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或许正像拉波特1971年所说的“当代的公共行政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分析模型是过时而不适合的，而规范理论又乏味空洞”。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校文化 研究 历程 回顾 展望

自80年代中期我国高校掀起“校园文化”热以来，在整个社会“文化热”的背景下，在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学校文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对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促进学生素质教育，推动学校教育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不少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仍存在争论，学校文化理论体系尚在建设之中。回顾三十多年来我国学校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学校文化的实践及其理论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建立学校文化理论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校文化研究的历程

（1）学校文化研究的兴起阶段（1986～1989）。这个阶段学校文化活动及其研究，主要是学校内的学生文化，以学生的闲暇生活为背景，以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为主要内容。

（2）学校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1990年～1999年）。这个阶段，特别是1990～1996年期限间，大量的有关学校文化（校园文化）的论文见诸于各类报刊，形成学校文化研究的高潮。

（3）学校文化理论开始建构阶段（2000年～）。在前一阶段对学校文化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有一些学者开始考虑建构“学校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试图把学校文化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目前对“学校文化学”的理论体系仍有不少争论，真正的“学校文化学”尚未建立，但这些研究充分显示出对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已经步入科学性、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的新阶段。

二、学校文化研究的内容

三十多年来，对学校文化的研究及学术界争论的内容，主要有学校文化的概念、特征、结构、功能以及学校文化学的建构等问题。下面就这些问题的研究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1）关于学校文化的界定。“校园文化”的概念众多不一，但综合论之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指学校内的学生文化，主要以学生的闲暇生活为背景，其主要内容是学生组织的社团活动（80年代在大学校园中的校园文化主要是这种意义上的校园文化）。二是把校园文化看作组织文化的一种，即与企业文化等亚文化形态并列的一种组织文化。为了区别两种意义的校园文化，现在大多数人都主张把第二种意义上的校园文化称为学校文化，校园文化只是作为学校文化中的子文化系统。

（2）学校文化的特征。由于对学校文化的界定不同，因此对学校文化的特征也就有不同的表述。尽管对学校文化的特征有多种表述，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即一方面社会总体文化包括社会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制度、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生活方式，它们以各种途径方式融合、渗透、制约学校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学校文化又将社会文化中对人才的要求、社会观念、政治原则与价值规范体现在自己的文化结构中，通过课堂传授、制度约束、校风、教风、学风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而有别于城市文化的纷繁、乡村文化的单纯和企业文化的功利，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和特征。

（3）学校文化的结构。对学校文化的构成，基于对学校文化的不同认识，有不同的分类。对学校文化结构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着学校文化建设的内容，对于学校文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对学校文化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两个不同角度进行划分：①依据构成学校的各组成部分所承载的文化类型进行划分；②依据文化自身的表现形式所进行的分类。

（4）学校文化的功能。学校文化具有的功能主要有：①示范功能，即学校优秀人物对其他人的示范作用；②导向与凝聚功能，即学校文化氛围影响师生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良好的学校精神能够形成一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精神风貌；③扬弃与创造功能，即它既从社会文化中汲取营养，也排斥和抵制社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并能通过发挥广大师生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④约束与熏陶功能，即它能够使学校每个成员受到必要的约束，自觉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又能通过文化环境氛围对其成员的行为规范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⑤平衡与协调功能，即使具有不同个性的人们和具有不同要求的群体组合起来，并求得不断发展的功能。

三、学校文化研究展望

回顾十多年来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以下几方面问题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地探索和努力。

（1）学校文化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仍需继续努力研究和探索。对文化的定义，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不同研究者从自己所属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出发，对文化的定义提出各自的界说。由此看来，对学校文化定义的不同界说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没有概念，就没有科学研究，就无法确定学校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并依此建立起其它一系列概念。

（2）重视学校文化实践。尽管理论研究方面对学校文化的功能作用有充分的认识，但从实践层面来看，远未引起大多数学校管理者的充分重视。“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使个体社会化的活动”。因此不仅要注重学校文化理论的研究，更应重视学校文化的实践，尤其是教育的国际化环境下我国教育面临的形势及其对学校管理提出的新挑战。没有鲜明个性的学校文化，就很难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校，就很难面对竞争激烈的教育环境。

（3）学校文化的研究和实践要重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组织文化理论是由西方传入的，但文化本身具有民族性、继承性等特征。因此我们对学校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与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有关教育方面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国古代许多教育家和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精辟的教育见解。当今我们强调我们的教育也要与国际接轨，但这种接轨应当是建立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因为只有本土化的东西才是最具有特色的东西，没有本土化作为支撑点，没有特殊的优势，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只有在本土化基础上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在国际交往中学习、借鉴其它国家、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地实现国际化。

参考文献：

[1]张德祥：《试论学校文化的内涵、类型及其功能》，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1期。

[2]刘学国：《浅论学校文化与学校文化建设》，载《教育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3期。

[3]周焱：《学校文化初探》载《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3期。

[4]郑金洲：《教育文化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5]王邦虎著：《校园文化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7页。

〔6〕王冀生著：《现代大学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作者简介：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三种倾向，即“启蒙发端型”、“概念界定型”和“实证先行型”。其中，启蒙发端型侧重于公共管理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的范围。概念界定型侧重于公共管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内涵、外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本价值的考证和目标的确定。实证先行型并不主张在基本概念上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无味的学术游戏，强调侧重点应该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实证分析，譬如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的问题，最终提出可供公共管理主体参考的方案。三种研究并没有核心层面的冲突，但由此展开的学术争论日益彰显，焦点集中在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与实证研究孰轻孰重，哪个先行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论理解不透彻、对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的程度如何以及对中国公共管理事实认识不清是主要原因。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5]任晓林.中国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1(1).

[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模式;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10―0012―04

引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国农先生认为,“如何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1]教育技术学理论界如何来解答这个“第一主题”呢?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沿着先行者的脚步继续前进,从正面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回过头来反思,以更高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条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

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分类

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开辟时期。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多元发展时期。新世纪后,从2005 年起,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进入重构时期。”[2]经过了从开辟到发展再到重构的历史进程,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理论立场的不同,还有方法论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体系进行共性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形形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三种模式。

1“教科书模式”

所谓的“教科书模式”是指用编写教科书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来编写教科书,即这种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或是教科书的主要知识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国电化教育刚刚崛起的时代,就有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南国农先生提出了电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由七论构成。这七论是“本质论、功能论、发展论、媒体论、过程论、方法论和管理论。”[3] 该理论体系是土生土长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界第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2006年,南先生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理论,并认为信息化教育就是新时期的电化教育,同时还重构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4]不管是电化教育理论体系还是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其核心都是现代教学媒体的研究和应用。南先生组织编写的《电化教育学》以及《信息化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痕迹。

李康教授在其专著《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中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引论、发展论、教育媒体论、教育信息资源论、教学设计论、信息化教学论和远程教育论等七个部分组成。[5]这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该专著的知识体系。

2“内容模式”

有学者把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框架概括如下:(1)技术和技术化;(2)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3)教学内容选择技术;(4)教学目标制定技术;(5)教学内容分析技术;(6)教学传播技术――教学策略:即教学设计。(7)教学传播技术――教学媒体;(8)效果测评技术;(9)教师遴选和评估技术;(10)教学研究和改进技术。[6] 该体系以教育技术的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对教育中技术的分解而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1)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①教育技术教、学的基本概念;②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③教育技术的教、学特点;④教育技术的作用;⑤教育技术的教、学作用原理;⑥教育技术的教、学实施原则;⑦教育技术实施方法等。(2)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②教育心理学;③教育传播学;④系统科学;⑤艺术(音乐、美术)等。[7]这种概括与众不同,它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也纳入到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具体分析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两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

这两种体系就是所谓的“内容模式”,即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分解为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中具有理论特性的知识,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这种以具体内容的方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目前的主要模式。

3“层次结构模式”

“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中的工科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技术学也有自身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什么是教育技术学中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呢?何克抗先生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涉及对“教育技术学”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即对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其内容应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二是涉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三是涉及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知识,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8]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中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对教育技术中“后天事实”的理论考察,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文科;作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就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理科,而关于教育技术应用的方法、程序等应用科学部分则属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工科,由文科、理科、工科这三层次的理论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和关联性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

有学者在梳理已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理论框架分为五个部分:“教育技术的本体论、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教育技术的应用与教育技术的评价。 [9]同样,该体系也是把教育技术学理论按其抽象性的程度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却不如“三层次说”清晰。

以上两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是“层次结构模式”,其中“三层次说”是一种万能的理论构建模式。任何学科都存在“哲学―原理―应用”或“文科―理科―工科”的三层次理论,并由这三种层次的理论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优点就是层次分明,逻辑清楚,缺点就是内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

以上列举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非是最科学或者是最完善的,而且有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之所以把现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进行归类并用“教科书模式”、“内容模式”和“层级结构模式”来加以区分,是为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同时为重构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启示,而且这种划分本身不具有评判优劣的意义。

二 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若干反思

在教育学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像教育技术学那样有如此多不同版本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还很不成熟,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1 教育技术学有理论吗?――体系构建的前提性问题

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科学领域中的尴尬源于理论建设的薄弱,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只是技术,而不是像高等教育学、教育哲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而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有来自教育技术学领域内的学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在知识积累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的。”[10]连知识积累都是空白的教育技术学,会有多少理论呢?这是危言耸听吗?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教育技术学》的教材,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多少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理论是什么呢?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具有四大定义特征:1)理论首先应该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2)任何理论都应该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3)理论应该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4)理论具有内在的反思倾向,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11]这显然不是对理论的界定,而是对理论属性的陈述。以这个标准看,教育技术学有多少是具有理论属性的知识呢?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教育技术学仍然缺乏一个规范的概念系统(虽然有许许多多舶来的或者自产的概念),也缺乏相应的表述这些概念及其范畴的逻辑结构。我们有形形的理论体系,却没有实实在在的理论,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当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有哪些属性?那些纳入到理论体系种的理论算得上理论吗?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2 有必要选择逻辑起点吗?――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12]经典的社会科学一般是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比如哲学是以“存在”作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教育技术学以什么为出发点呢?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据统计,目前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多达17种。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呢?是“如何教育”、“解决教学问题”?还是“借助媒体的学习”、“借助技术的学习”?亦或是 “教育中的技术”或“借助技术的教育”?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

只要教育技术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3演绎还是归纳?――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

南国农先生认为在90年代,教育技术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类理论体系框架:一是,主要以美国AECT 教育技术94 定义为依据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13]有学者指出“94定义”是我们构建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基本依据,因为它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由该定义演绎出了一套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14] “94定义”真的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了吗?“94定义”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但没有明确回答教育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揭示教育技术的本质,因此把“94”定义作为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妥当。

南先生指出的第二条道路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就带有归纳的性质了。教育技术学本来就是教育学中的应用学科,它的理论应该是来自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学理论如果不是来自实践或者不关照实践,那么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要去教育技术实践中找依据,通过对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的归纳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既不是依靠演绎的方法提出来的,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很多研究者非常随意地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在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指导下就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可靠的吗?具有科学性吗?答案不言而喻。

4理论体系要面面俱到吗?――体系构建的完备性问题

完备性是任何理论体系都祈求的,任何理论家都希望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但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只要实践还在发展,思维没有停止,理论及其体系就会不断发展变化,或改变、或扩充、或缩减。一个理论体系追求的是相对完整或完备,即就目前来说所有的属于该学科的理论都应该被包含进去。

在本文列举的七个体系中,其构成的要素数目各不相同,有三要素的、四要素的、五要素的、七要素的,乃至十要素的。多少才算完备了?恐怕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衡量。三要素的未必没有十要素的完备。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模式”中,有的体系就没有包含被公认为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学系统设计。很多体系没有把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纳入进去,而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采取“层次结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应用理论就必须包括在内。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用不同数目的要素来概括,但都必须涵盖这几个部分,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完备的。

完备性内在地要求相容性,即构成理论体系的要素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列举了所有理论,但它们之间具有包含关系或者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备,而要追求满足逻辑自洽的完备。比如,把“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教学内容分析技术”与“教学设计技术”并列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要素就出现了不相容的情况,因为前面两种技术就内含于教学设计技术,因而,该体系也是不完备的。

5 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是要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的教育技术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教育技术(包括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教育技术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意味着不再以AECT的定义为尊,而是批判性地吸收,无论是“94定义”还是“05定义”都不是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我们需要吸收这些定义以及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并同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土壤。

南先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本土化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遵循‘和为贵’的理念,采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策略,主要通过‘三重’、‘三化’、‘三防’三种途径,促进已有两类理论体系框架的更多融合。”[16]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而在重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单纯的以西方教育技术理论为尊或只考虑本土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在借鉴和自我探索中寻求一条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 结语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集合,是教育技术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的有机整体。知识体系不是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也不是理论体系,然而有论者常常把研究领域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包括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可以将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领域当作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7]这种简单的以研究领域来代替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的。

本文的出发点不是构建,而是反思,从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共性入手,总结其模式,并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这应当属于教育技术学元研究,在理论体系的层次中应该属于教育技术学的文科研究,是以现有的思想为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即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本文总结的三种模式是不是合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从五个大方面来反思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现状是不是周全了?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对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已经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航程,已经在学者们的反思性探索中走向繁荣,相信通过教育技术学界众多前辈和一批批追随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了。

参考文献

[1][2][13][16] 南国农.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路线图[J].现代教育技术,2010(4): 5-7.

[3] 李康.试论南国农先生的教育思想[J].电化教育研究, 2000,(10):58-62.

[4] 南国农.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J].电化教育研究,2009,(8):5-9.

[5] 李康.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3.

[6] 周越等.也谈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及其理论框架[J].电化教育研究,2007,(4):22-27.

[7][14] 张恩成等.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体系[J].电化教育研究,2006,(5):25―28.

[8]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与思考[J].电化教育研究,2005,(11):3-19.

[9]汪基德.中国教育技术学科几个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 2006,(7):56-61.

[10] 杨开城.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J].中国电化教育,2008,(8):1-3.

[11] 刘亚猛.什么是“理论”[J]. 外国语言文学,2006,(4):264.

[12] 桑新民.现代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创新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03,(9):26-36.

[15] 邓小华.教育技术学本土化刍议[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009(6):542-545.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斯诺命题 成思危 教育思想

一、引言

2015年7月12日，一代管理大师、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先生离我们而去，我们在梳理和传承成先生管理科学思想的同时，更应该深切地体会到成先生的“管理科学是兴国”之道背后更深层次的教育思想。正如成先生不断呐喊的：“经济解决的是今天，科技解决的是明天，教育解决的是未来！”成先生比我们更早地意识到中国教育问题的严峻性，并身体力行地探索着中国教育发展的未来。

二、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局

2008年金融危机，各经济体制重新洗牌，世界格局重塑，给了中国迅速崛起的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期待着要承担与之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重塑也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不仅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面临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角色定位的转变，由规则的接受者成为参与规则的制定者。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要实现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实现这些转变最需要的是人才，转型的中国存在太多问题，因此，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国家责任感、有国际化视野、有真才实学、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人才。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竞争，是高等教育的竞争，经过数年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经费上去了，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第一，无数的“航空母舰级”大学出现了，中国也成为世界论文大国，而唯有高等教育的质量没有令人满意的成绩。相比西南联大，中国高等教育不可能说经费不足，但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高等教育没有培养出大师级的顶尖人才，直至钱学森不得不问总理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那5%的杰出人才。其实，钱学森先生没有提到的，那剩下95%就合格了吗？

（一）“失业”与“空位”并存的大学生结构性失业

曾几何时，大学教育是精英教育，欧美学生最羡慕中国大学生的就是不愁找工作，而今天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讲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讽刺的是中国高校毕业生居然同外出务工人员一样成为就业环境脆弱的群体，是需要政府就业政策重点帮扶的群体。据中科院劳动所所长张车伟称：“在统计失业者中毕业未找到工作人员的学历分布上发现，大学本科、专科和研究生毕业未找到工作的比重达到44%，占全部失业人员的比重为9.6%。如果不考虑以往累积下来的人数，则可以说每10个失业人员中就有1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按照2010年2283万人的失业总规模，刚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规模将近200万人。根据预测，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人数为560万人，这意味着35.7%的新毕业大学生没有实现就业。”

很多人把大学生就业难的板子打在1999年高考扩招上。1999年高考扩招背后的经济原因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突显，不得不实行“软着陆”，经济的不景气，必然造成失业，高考扩招可能是延缓失业的一个良策，更何况人们自然想到多受教育，以后应该好就业。讽刺的是我们今天给农民工失业开的“药方”，还是说务工人员因为受教育年限短，所以，找不到工作。那么大学生呢，研究生呢，他们受教育年限长，为什么今天和农民工一样找不到工作呢？

又有人说，中国产业结构低端，无法吸纳那么多的大学毕业生。中国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真的过剩了吗？即使是经过1999年以后盲目扩招，2011年，高校招收人数比1998年涨了15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5年本专科招生721.4万人，在校生2547.7万人，毕业生749万人，2015年大学生总计4018.1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算下来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仅为8%，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国家24%的平均水平，更不用说美国的35%了。这说明，中国的高校毕业生是“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结构性失业。一方面，正当用人之际，国家需要能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却是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低端重复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市场。这逐年递增的大学生失业率就是市场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评判，那些不能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不断考问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何去何从？

（二）追求研究型大学的“同质化”高校与大学生的结构性失业

国家不是没有意识到由于盲目扩招导致的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也相继增大的投入，采取了高校评估、质量工程、211、985计划，试图通过高校资源整合创造出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经过政府努力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外合内不合的、以争创世界一流为目标的、所谓研究型的“巨无霸大学”。不能说中国的大学校长没有国际化视野，中国大学校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需要通过国际认知度来肯定自己的培养质量，于是，几乎所有中国高校，只要有可能，都把国际化、世界一流、研究型作为自己大学的目标。于是，为了提升为研究型大学，中国高校开始“”，高校合并，学院变成大学，因为认为研究型大学是高质量的标志，研究型大学唯一评判尺度就是SCI、SSCI论文数、国家课题数。于是，中国成为论文大国、课题大国，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高校“同质化”现象。在科研指挥棒导向的思维模式下，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重宏观，轻微观；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中国高校俨然成为科研机构，教师的首要职责不是把学生教好，而是为了教师的职称竞聘和学术地位写好自己的论文，多拿课题。

与此同时，由于对“巨无霸大学”的追求，中国高校专业设置追求大而全，专业按照学科划分越分越细，这么窄的专业设置如何赶上市场的变化，难怪学生毕业就专业不对口，可怕的是，学校也没有教变通能力，结果失业成为必然。

应该说，中国的大学都在有意识地解答“钱学森之问”，各个高校都有了无数的实验班，开办的初衷都是奔着培养杰出人才去的，但是从2005年钱学森之问到现在大学生的普遍性失业，我们既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其实也忽视了那95%的培养质量的提高。

三、从西方大学发展历史看中国高等教育的路径选择

当主观努力无法破局的时候，我们就要重新审视问题背后是否有历史的必然。我们经常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经济发展有其共通的规律，而生产力决定了教育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也不可避免地要重复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只不过发展历程时间长短、起因可能有所不同。参看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百年的发展历史，经过了英国约翰・纽曼的博雅式教育理念，到洪堡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再到美国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凸现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的巨型大学（multiversity）的出现，中国高校总是在追随着西方高校的足迹。这样想来，中国高校的扩招看似偶然因素，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同的是中国高校大众化的速度比美国快了20年。

不过也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有意或无意的追逐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足迹的过程中，我们又总是慢了半拍。在我们沉迷于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沉迷于研究型大学、巨型大学美梦中的时候，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就开始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刻批评。他们认为，经济学学科教育与现实联系不够紧密，经济学教育应该更加强调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过分集中于公式和技术层面。在这一轮讨论中，美国本科生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模式备受推崇。自由教育模式被认为是美国21世纪高等教育的创新。所谓自由教育是学生在刚入校的时候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有完整的专业课程体系后，经过自由教育可以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方法论对现实问题进行综合思考，进而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先专后综合，以问题为中心的培养学生运用跨学科思维解决现实问题的教育方式。自由教育打破了专业界限，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进行讨论，鼓励受过不同专业训练的学生在同一个工作室工作，经过这样的学习，学生可以有两方面的收获，首先可以获得新的知识，另外，通过接触不同思考方式和证明方式，可以进行自我反馈和提高。美国高校自由教育模式似乎是博雅教育的回归，但是又不是简单的回归，其本质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斯诺命题”。

四、“斯诺命题”与中国大学困局之原因分析

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C. P. Snow， 1905-1980）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三年后，他将文中的思想加以扩充，在剑桥大学作了一个著名演讲，讲题是《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在演讲中指出，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 和文学文化（ Literary Culture），分别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 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困惑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构成了后来的“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 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 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18 世纪60 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 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两种文化之所以分裂，直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等学校对专业化教育的盲目追求，这种专业化教育，使得青年大学生在学习期间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教育。二是社会形态将其定型化， 即社会形态使这种分裂成为惯例。社会现实不仅默认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制度规定、机制运行等方面推进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社会现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是同等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重理轻文。斯诺认为，造成“两种文化”分裂的长期存在深层次的原因，一是社会历史的渊源；二是学者个人的经历和禀赋的不同；三是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寻求知识的不同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四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科学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斯诺特别看重最后一个原因的作用。斯诺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内涵作了区分。斯诺认为发生于18 世纪中叶到19 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随之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把真正的科学运用于工业，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技术革命，参加者是众多实践家而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家，这些纯粹的自然科学家不仅对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一窍不通，还继续把应用科学研究视为“二等头脑”的职业。从工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整个英国社会流行的还是重视纯科学研究、轻视应用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斯诺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不仅加重了人文与自然“两种文化”的冲突，而且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与纯科学开始分裂，应用科学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纯科学游离于科学革命。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尽管被纳入统一的“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大。暂且可以把纯理论与应用的割裂称为“科学文化”的“双重分裂”。

其实，类似于斯诺命题 “两种文化”冲突的论战由来已久。就在斯诺发表演讲的77年前的1882年，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文化使徒”的马修・阿诺德 （M. Arnold， 1822―1888）在剑桥大学的同一个报告厅，阿诺德发表了 “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以回击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等人提出的“文学将不可避免地被科学所取代”的观点。阿诺德认为“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他们的道德理解提供支点。”即使在中国，1923年也爆发过“科玄之战”，梁启超、陈独秀、邓中夏等都撰写论文加入到论战中，最后，“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三大派的思想论战。而斯诺命题在20世纪60年代却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与共鸣，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西方国家即将走完战后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显，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要解决这些重大社会问题，必须拆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篱笆。

因此，“斯诺命题”的破解就是跨学科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过对“斯诺命题”破解的诸多尝试， 主要是西方国家将理科、工科和文科结合为一体进行研究 （即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或简写为STS）。进入新世纪以来， STS 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不只是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人和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是把四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因为，任何涉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都要从科学和技术、人和社会的密切结合中进行探索，也就是从自然界、人和社会发展整体性上加以研究。

梳理了“斯诺命题”的内涵、产生的原因、历史背景及破解的方法，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世纪美国开始了自由教育模式的改革。因为，“9・11”使美国的新经济止步，美国面临着更多社会经济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的思维方式，需要高校进行创新和改革。

再看“斯诺命题”对今天中国显得意义重大的原因是，我们正在经历着英国一百年前已经完成的工业革命，同时我们也面临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中国经济结束了高速增长，而进入了新常态，中国正在市场经济转轨的大变革中，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面对太多的社会经济问题，人类社会面临着诸如人口、资源、环境等太多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仅凭单一学科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各学科间的协同创新，需要首先从教育体制上去破解“斯诺命题”。

“斯诺命题”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形式与西方国家有类似之处，专业划分过细；文理割裂，重理轻文；重理论轻应用；重宏观轻微观。所有这些表象，归根到底是中国高校和学者重视学科研究，而忽视问题研究。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包括中国学者自己，理论没有办法深入，现实问题也没有能力解决。

但是，与西方产生“斯诺问题”原因不同的是，中国高等教育盲目追求所谓的国际化是导致中国高校深陷“斯诺命题”困局的直接原因。应该说中国高校是非常重视国际化的，所有高校都会在各种文件中、目标中提到国际化。中国高校自知培养质量差强人意，中国高等教育因为没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所以是非常重视向西方学习的，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无论怎样学习，中国高等教育最终应该面对的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不是不需要国际化，而是到底如何国际化，如何能学习到西方高等教育的精髓，如果只是徒有其表，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更有甚者有人批评说，我们不折不扣学到了人家的“肚子疼”。

中国已经成为海外留学生大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资料报道称，各国赴海外留学的学生数最多的三个国家依次为中国（69.4万名）、印度（18.9万名）、韩国（12.3万名）。相比于曾经海外留学生大国印度，中国海外留学生人数是印度3.67倍。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这些留学人员主要都是自费留学。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自费留学42.3万人，相较于2013年的留学人数增加4.59万人，增长了11.09%。在留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下，中国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国。今天出国留学已经不是所谓富二代的专利，而是相当多工薪家庭斥重金送孩子出口留学，并且出现了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持续升温的留学热既是大众对中国教育质量不信任投票的表现，也是被我们自己的高校逼出去的。现在在京211大学已经有了明文规定，新招的高校老师本科要毕业于211或985大学，博士学位要在欧美著名高校获得。这意味着中国学生无论多么优秀，你不到欧美著名高校留学，连想在中国著名高校当老师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拼命都要进北大、清华？因为，拿着北大、清华的文凭，更容易在欧美申请到有含金量的学校。再看看北大、清华毕业的本科生，又有多少继续在本校深造的？与海外高校合作办学，有多少学生能到欧美、甚至香港著名高校继续学习深造是我们各个高校展示教育成果的重要指标。难怪有人说，中国高校已经成为给外国同行培养优秀学苗的“业余体校”，中国著名高校所做的就是“集天下英才而送走之”。当然，我们还是有后续的“千人”计划把海归吸引回来的，但是这些海归有多少了解中国的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至于那些确实优秀，但是无力负担巨额留学费的优秀学生，中国最著名的高校就只能与他们失之交臂了。还有一件事不能让人释怀，如果中国最顶尖学府对自己培养的博士生都那么没有自信，这些本土博士终究与海归相比是二流学生，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办这些博士点做什么？

相比较将中国一部分最优秀的学生“逼出”国外，我们还往往出现对国际化理解的偏差与指标体系单一、只追求表面趋同的现象。比如：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就是哈佛大学，殊不知美国有哈佛这样研究型的综合大学，也有Vassar College（属于美国“七姐妹”（the Seven Sisters）之一）这样享誉全球，与常春藤盟校齐名，专门招收本科生，专注于本科生培养的文理学院。结果一夜之间中国几乎所有的学院都“升级”为大学，都把研究型大学作为本校的目标，而耻于说自己是一所面向应用的大学。与当时的英国人一样，今天中国相当多的学者还是认为做理论是高尚的，而做应用研究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二流职业，二流大学才做应用。巧合的是2015年教育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成为年末盘点的十大关键词之一，在欣喜于教育部最近几年通过推行专业学位教育有意识的引导中国高等教育向应用转型的同时，从这份指导意见中又隐隐的感觉到是不是只有二流大学才是做应用的？难道教育部属院校的国家队就不需要面向应用吗？

中国教育改革的道路何其之艰难，有体制的制约因素，更有盲目国际化导致的“斯诺命题”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前人的实践已经告诉我们，破解“斯诺命题”的方法就是面向问题研究，跨学科发展。因为进入21世纪的今天，各个学科的研究已经发展到极致，大的创新已经不太可能，只有跨界、学科交叉才会有创新的出现。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驱动，需要在中国破解“斯诺命题”，但是，瞎子摸象似的盲目国际化给“斯诺命题”在中国的破解又平添了一份艰难。就经济学来讲，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外国学者认为研究纯粹的经济学是一流的，而研究中国问题是二流、甚至是三流的，于是我们陷入了数学模型，我们期盼着某一天能出现所谓原创的经济学成果而勇夺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给中国高等教育开具药方，比如：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教育本土化道路；推行特色高校发展战略。如果读懂了破解“斯诺命题”的方法，应该理解教育本土化，特色高校发展战略其实是面向问题研究的。因为，中国的高校无论如何国际化，最终要面对中国问题，要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为我所用，也就是说中国教育要本土化。社会的需求各有不同，自然高校不应该千校一面，而需要面对不同需求的特色高校，而且特色高校、研究型综合大学之间不应该有高下之分。但是，在大家被国际化洗脑后，“斯诺命题”就会在国人心目中树立起所谓一致的公认标准，那么教育本土化和特色高校就会被解读为不能达到国际标准的二流学校，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次优选择。这就是虽有破解“斯诺命题”的方法，也有让中国高校走出困局的药方，但是，我们无法破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给自己脑袋上带了一个所谓“国际化”的紧箍咒。

五、“成思危之答”与中国大学教育困境的破局

如前所述，盲目国际化导致的“斯诺命题”使中国高等教育迷失方向，深陷困局的主要原因。而成思危先生以他的教育经历，实践历程及远见卓识，不仅告诉我们怎样运用知识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决策，进而回答广大青年、知识工作者和领导管理者面对转型“怎么办”的问题，而且很好的回答和超越了“斯诺命题”的桎梏，这就是我理解的“成思危之答”。为什么这样说？这要从成思危先生的生平说起。

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的北平，父亲给他起名成思危，有“居安思危”之意，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正是他的家庭熏陶，使成思危先生年轻时就有了国家责任感，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个人道路的选择与国家命运相联系。从教育历程看，他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6岁开始听父亲讲述“资治通鉴”后来自己背诵，有很深厚的人文底蕴，年轻时就读于华南理工、华北理工，学习化工专业，曾怀着科学报国的理想，对自然科学有深入的研究，对基层实践有深入的了解。也许是受他母亲曾经留学法国经历的影响，1981年成思危先生做出一个人生重大的决定，在他46岁的时候，准备去美国留学，而且，令人意外的是他放弃了已经小有成就的化工专业，而是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商学院学习工商管理专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MBA。这三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对成先生的知识背景和眼界的开阔是质的飞跃。从知识结构上，他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的知识背景下，使他在思维方式上突破了禁锢于世界上多数学者的“斯诺命题”的制绊，并成就了日后的知识创新。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因为有三年实实在在美国著名高校的留学经历，使他对美国现代高等教育有全方位、深刻的了解，并且他赴美留学时已经人到中年，从基层做起走向领导岗位的社会实践使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他去美国留学不同于一般人，不是去留学镀金，而是带着中国问题去美国这个高等教育最先进、创新驱动最活跃的国家寻求答案的。他的国际化教育经历使他能够打破禁锢在大多数国人脑袋上的紧箍咒，全然超越了中国式的“斯诺命题”。他带给国人的是“博采众长，融合提炼，为我所用，自成一体”的国际化的真经。他很早就批评过那种肤浅的国际化，他说“一糊眼的老师，二糊眼的学生，加上外国课本，培养出来的必定是‘三糊眼’的学生。”就目前看，作为部级领导人，成思危国际化的教育经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他以部级领导人的身份，使他能够将自己所学、所想，他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直接的影响和助益。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思危推动了中国管理科学这种社会软科学在中国的大发展。“”对中国教育的破坏是严重的，相比于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相较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20世纪80年代刚刚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社会上盛行的还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的中国只有不擅长数学的学生才选择文科，管理科学还没有进入到中国。而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留学国外，商学院都成为中国最优秀学生的首选，MBA教育在中国蓬勃发展，为培养杰出的企业管理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我们在欣喜于管理科学在中国有了长足发展的同时，我们对其背后的繁荣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重新去学习和体会成思危的管理学思想。

第二，成思危对于管理科学的重大贡献是对管理科学交叉学科性质的精准定位。管理科学不是中国人早些时候理解的软科学，也不是美国人曾经理解的简单的运筹学，而是文理兼具，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学科。成思危提出管理科学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交叉融合。他说只有将三者融合，才能真正推动管理科学的发展。成思危能够对管理科学有这样精准定位，是源于他早已经超越“斯诺命题”的思考。他早年写过一篇名为《试论科学的融合》的文章，他说：“一定要在哲学的指导下，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四大类科学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推动科学（包括管理科学）的发展。”他说，经过一个世纪发展，“管理科学已经从一颗孤立的管理科学大树（Management Science）发展成管理科学的丛林（Management Sciences）”。与一般人不同，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还把他的管理学跨学科的理念贯彻到实践中，成思危在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管理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促进我国管理科学研究提高水平、走向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领导下管理科学部（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积极支持原创性强的项目申请，不断加大对创新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跨学科的交叉研究。

第三，正是基于对管理学科交叉性的认识，面向中国实际问题，成思危提出将发展管理科学和管理学教育提升为“兴国之道”的国家战略高度。与一般知识型学者不同，成思危从青年到担任国家领导人，他一生都在关注中国现实问题，解决中国现实难题是他求学、治学的动力，而问题的研究恰恰是破解“斯诺命题”，跨学科发展的起点。之所以成思危认为管理科学在中国是“兴国之道”，不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学科偏见，而是因为管理科学是交叉科学，管理即决策，管理科学最终要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众多问题亟待找到答案，因此，管理科学在国家重大经济决策和建设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管理科学也确实在国家重大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成思危担任管理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应对国家出现的各种重大经济问题，设立了自然经济应急项目，早在十多年前，成思危领导的应急项目组就专门对上海自贸区进行了超前研究。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商务部2013年申请设立中国自贸区相关工作汇报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清楚地记录了成思危为推动中国自贸区发展而进行的开拓性研究：“早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领导课题组就研究提出在上海建设我国具有世界水平的自贸园区思路和目标，并将保税区发展的目标模式概括为四句话：一是境内关外、适当放开；二是物流主导、综合配套；三是区港结合、协调发展；四是统一规划、属地管理。从中可以寻出成思危先生牵头组织的课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观点在具体实践中加以参考借鉴的体现。因而，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启动，体现了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共识，这其中也凝聚以成思危为代表的我国一大批有识之士，为国家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推动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的建设，大力扶持自己本土品牌的教育成果《中国企业管理科学案例库》的形成和推广，促进管理学教育的本土化和智库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研究今天的世界问题离不开中国，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在全球背景之下。这就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是国际化的，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到底什么样的国际化才是对中国有益的？成思危以他对国际化的深刻理解，给了我们很好的诠释。成思危认为管理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研究中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国情。因此，照搬西方的管理学教育体制，把哈佛大学的案例直接拿来给中国学生用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必须开发中国本土的企业管理案例，这些经验总结对中国的管理者有指导意义，前瞻成果可以作为智库成果提供给国家决策的参考；同时这些经验总结也是对世界管理科学的贡献。但是，他也没有抛弃西方管理科学的先进性，他对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有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肯定了成绩，但是也提出不可估计过高。他说“我们还是要继续研究西方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比我们发展早很多，在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再加上他们在管理科学理论上的研究历来是投入较大的，所以在这方面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盘点2015年，中国的学术界痛惜失去了一位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管理学大师，也收获了盼望已久的最高学术成果诺贝尔奖。屠呦呦因为青蒿素能治疗疟疾的重大发现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获奖后引发了无数的话题和持续的高度关注。主要集中点在于屠呦呦是土生土长的“三无”科学家，她的研究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她的研究灵感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她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中医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已经成功破解了钱学森之问？我个人认为，屠呦呦成功的原因，恰好在于她破除了“斯诺命题”的桎梏。“斯诺命题”在中国时时刻刻的出现，表现在医学领域就是西医与中医的长期对峙，对中医歧视的原因是因为国际主流西医的强烈压制，中药在美国被视为毒药，相当多被洗脑的中国西医和民众是不相信中药的。而屠呦呦的教育经历使她同时接受了西医和中医教育，她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药学系，接触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毕业后接受了两年半的中医培训，后来长期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从事中药和西药结合的研究。促使她和她的团队进行科学研究的直接原因，是他们接到为非洲地区开发治疗疟疾的国家任务，问题研究是她科学研究的起点。而她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并经过无数次科学实验，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从整个过程看，仅有中医的灵感而没有现代医学的提炼方法是不会有青蒿素药剂的，这样的灵感只能停留在论文中，而不会转化为生产力。西医早就有治疗疟疾的药物，无奈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很难再创新。因此，屠呦呦和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了中医对人类医学的伟大贡献，但也不能因此否认西医的价值。从青蒿素药剂的研制过程，我们总结突破“斯诺命题”，跨学科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问题研究是跨学科的起点；二是问题的研究与学科研究从来都不是对立而是相互促进的。问题的研究有综合性的特点，而学科的研究是精细化的过程。综合性的问题研究会促使学科向纵深领域的发展，而学科的研究成果会有利于问题研究的突破。今天培养的人才如果过分专注于学科研究，恐怕很难有大的创新，而通过问题研究倒逼的学科研究倒是有可能回答钱学森之问；三是研究者个人禀赋的跨学科背景有助于跨学科的研究质的突破，但是仅仅依靠研究者个人禀赋的多学科还是不够的。“斯诺命题”的破解在于学者团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于科学发展中团队研究取向的蔚然成风。这在屠呦呦案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屠呦呦获奖后一再强调最终成果是国家团队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屠呦呦本人的灵光一闪对整个成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众多人员中，屠呦呦获奖的原因所在；四是跨学科团队的组织形式，如何构建成果的评价机制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问题。屠呦呦获奖后，争论不休的是团队成员认为她到底该不该获奖的问题，这种争论其实反映的是这样跨学科、团队共同完成的最终成果如何评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跨学科研究终将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化、创新人才？成思危先生以他的经历，以“成思危之答”，屠呦呦以她的研究实践，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今天的中国最急需的是有国家责任感，国际化视野，能够运用西方通用的理论和方法与国际学术主流对话，拔尖创新的高端人才。而要培养这样的高端人才，相比教育经费、教育体制，更重要的是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解放思想，超越“斯诺命题”，去掉中国高等教育的紧箍咒，探索与国际接轨，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本土化，高校特色化、成果智库化的改革路径。

成思危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倡导的未尽事业需要我们后人去继承和发扬光大。令人欣慰的是成思危生前担任总顾问的《管理观察》杂志，将长期设立成思危管理论坛，为传承成思危先生思想和事业提供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加强院社之间横向联合，聚集管理界力量，并将之集合在成思危管理论坛的品牌旗帜下，为建立中国特色管理科学体系，为探索中国特色高校的改革之路而奋斗。

参考文献：

[1] [英]C.P斯诺著，纪树林译.两种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

[2] 顾海良.“斯诺命题”与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0（6）.

[3]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和文化资源。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的逻辑进程和自身延续性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必须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有关法的普遍的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其表现为人们对法律性质的认识,对法律价值的评断,以及对法律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固有逻辑进程的道德价值观和秩序准则。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夏、商、西周的“礼治”时期,此时法作为“礼治”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时期,此为“礼治”衰败而“法治”兴起的时期;3.汉以后的礼法结合时期,此为以法为制,以“礼”为魂的时期。在“礼治”时期,法仅为“礼治”体系的一个部分。在“法治”时期,法作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法从“礼治”的体系中独立出来,与“礼治”分庭抗礼,形成了“法治”与“礼治”、“法治”与德治、“法治”与人治之争。汉中期以后的“礼治”复兴,并非对三代“礼治”的复辟,而是在总结了三代“礼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础上找到了“礼”与法的最佳结合点,即以“礼”作为法的精神或灵魂,以法体现“礼”所提倡的人伦道德,就是所谓的“礼”法融合。[1](P110)从法律制度层面上看,传统中国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以君权为核心;从法律情感层面上看,惧法、“无讼”是其鲜明特点。

现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权、赢得民心、制约权力和司法职能独立为核心内涵。其要求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众意志的法律制度来处理社会关系,以及法律应注意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可见,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如:(1)“人治”传统与“法治”要求的冲突;(2)特权观念与“平等”原则的冲突;(3)“德主刑辅”与“法律至上”的冲突;(4)重“信”轻法与契约意识的冲突;(5)重“刑”轻“民”与“刑民”并重的冲突;(6)消极避罪观念与积极守法精神的冲突;(7)“义务为本”与“权利本位”法律观的冲突;(8)“非讼”观念与公断意识的冲突。[2](P59-62)

二、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

现代法治与法律文化的联结点来自于法律文化对法律制度的社会,它塑造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精神,从而对附着在社会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发挥主导性、支配性的影响。现代法治要求“法”必须既能满足人的主体需要、权利、尊严、自由,又能契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经济决定,受政治影响外,还来自文化的遗传。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续性,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为制度的现代法治并非是从变法或移植中得来的,而是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来的。”[3](P17)现代法治的逻辑起点是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开始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其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续性与继承性,其“不仅是历史地存在的过去,而且是历史存在的现在,它在一定历史时代可以达到高峰,也影响着后世的制度模式、风格和习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灭的顽强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绝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实践意义罢了。早在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人由于多利亚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迁徙。“跨海迁徙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5](P130)因而在跨海迁徙的航行中,古希腊人幸运地把人身依附关系抛进了大海,而散布在爱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则为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一方面是获得了独立人格的生产者地位,一方面则开辟了广阔的商品市场,古希腊社会开始步入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平民依靠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贵族要求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逐步建立起来。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变成了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公民的民主制变成全体公民的民主制。这就是精神的最初体现。[6](P383)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相容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7](P355)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8](P603),“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就没有现代的欧洲”[9](P220)。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通向现代化的途径却会因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国民性等种种条件的不同而相异,“西方法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趋向,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法现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独占品,它在每个国家总会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法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变革过程,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这一进程的动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现代化进程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性的定在,在这种多样性的背后,凝结着各个国度法律文化发展的固有逻辑。”[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说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进的西方法律文化与日本的法律传统找到了契合点。单纯的法律移植若不能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扎根于本国社会的文化土壤,往往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法治之路必须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法律条文与制度的渗透类似于贸易商品的进口。进口可能损害民族经济,但是,在评价这种不平衡时还要与闭关自守很可能带来的匮乏相比照,况且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临时性的。”[12](P14)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能够降低法现代化进程的成本。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礼治”主义的法律原则

“礼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3]。“礼”的实施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14]国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礼”为核心。“礼”起着“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围却比“法”广泛得多。“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16]“礼”与法的统一,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两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国方略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7]用政治来教化人民,用刑罚来管理人民,这样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罚,不会想到是不是可耻;用德行来教化人民,用礼来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耻而且能改过向善。现代法治建设应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精神中吸取营养,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补,法、德结合,规范社会,维护秩序。

2.“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国出现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强调法的重要作用;主张有法必依、赏罚分明;倡导富国强兵。在“法治”精神指导下,统治者极端重视法制建设,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法,出现了律、程、课、式等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和“制”、“诏”、法律答问、廷行事等相对灵活的法律规范。尽管理论界普遍认为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去甚远,充其量不过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法律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18]虽然,这里的“刑无等级”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这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政体决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这一进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认为法具有普适性,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权势的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20]。除体现为“刑”的法律,还有大量制度化的“礼”,从“周公制礼”到唐律的“一准乎礼”,这种“法贵遵守”、“刑无等级”的思想是极具现代价值的。

3.以“和”为贵的法律价值选择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2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解决纠纷以“和”为最高价值选择。礼的运用,贵在能和。先王传下来的道,以礼为最美好,不论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价值追求即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反映在纠纷的解决上,就是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互作让步求得纠纷妥善解决的一种机制。这种解决纠纷的“和”的思想是当今法治实践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智慧。今天的调解制度正是传统法律文化解决纠纷“和”的思想的积淀,其既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则。从我国司法体制的架构来看,调解在基层法院承担着绝大多数民间纠纷解决的职能。

因而,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伦理精神,辩证地诠释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内核,并对其进行充实与超越,最终确立我国现代法治的伦理精神。

【参考文献】

[1]于敏,马小红.中国传统法在法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4).

[2]汪俊英.浅析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现代化的冲突[J].中州学刊,1998,(1).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4]汤唯.法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理性思考——也论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A].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现代化[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英】AJ·汤因比.历史的研究(上)[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

[6]里赞,赵娓妮.西方文化浅议[J].比较法研究,1994,(Z1):383.

[7]公丕祥.法律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庄金锋,崔惠平.跨世纪法理学回顾与展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2]【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0.

[13]礼记·中庸[M].

[14]后汉书·陈宠传[M].

[15]孝经·广要道章[M].

[16]礼记·曲礼上[M].

[17]论语·为政[M].

[18]商君书·赏刑[M].

[19]韩非子·五蠹[M].

[20]韩非子·有度[M].

本土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共政策研究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管理主义理论

公共政策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必然会在有关公共政策的理论上形成不同的观点和学派。在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发展中，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形成了几种较有影响的学科研究路径，即政治学路径、经济学路径、管理学路径等。从不同的研究路径出发，导致对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结果以及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作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不同的公共政策学研究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管理主义理论等。

功能过程理论

功能过程理论（FunctionalCourseTheory）是由公共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D.Lasswell）提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要点是将公共政策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行动，通过政治与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进行阶段性或程序化的研究。

拉斯韦尔认为，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完成七项重要环节或功能：（1）情报。它包括与政策有关的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决策者是怎样收集和处理该方面的信息的？（2）建议。处理某一特定的政策问题的建议或那些解决政策问题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怎样形成和提出的？（3）规定。是谁制订和颁布了那些对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他们是怎样制定和颁布这些规则的？（4）援引。谁拥有合法的权威，可以决定特定的行为是否违法，并要求人们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则？（5）实施。规则和法则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是怎样运用和实施的？（6）评估。怎样去评估政策的实施情况？怎样去评估政策的成功与失败？（7）终止。最初的规则和法则是怎样被终止的？或者这些规则和法则是怎样从被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的？[1]

功能过程理论按照公共政策的动态过程，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概括了公共政策过程的基本问题。尽管一项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并非一定要把每一个环节或每一种功能包含无遗，但这一理论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各种行为的把握，有利于对公共政策进行动态分析和研究实际的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较好的概念框架。这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观点在公共政策研究上的反映。一些政治学家力图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对公共政策加以界定，于是公共政策过程被视为由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所构成。然而，必然注意这一理论蕴涵着这样一个假定，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变化必定引起公共政策内容的变化。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政治的、社会的或技术的约束对政策内容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有时政策过程对政策内容显得微不足道。因而不能片面夸大过程因素，而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政治制度理论

政治制度理论（PoliticalInstitutionTheory）是将公共政策看作政府机构或体制的产出。这种理论认为，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中，政府都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决定者和实施者，一项公共政策若不被政府所采纳和执行，就不能成为政策。

制度或体制是个人或组织的结构化行为方式，或者说，一个制度是一整套长期存在的人类行为的规范化模式。正是各机构在行为模式上的不同，才能为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些广义政府机关区别开来。政府机构赋予公共政策合法性、普遍性和强制性［2］，这是公共政策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规章制度或个人决策的根本之点。那些规定了政府行为模式的各种政府制度如政府机构的性质和组织形式，不同政府部门拥有的合法权力，政府机构的活动程序等，都影响着政府机构决策的方式，影响着政策的内容，影响着政府的实施政策的活动。规则和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并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们经常对一部分团体有利，对另一部分团体不利；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不利；对某些政策结果有利，而对另一些结果不利。总之，不同的政府制度结构或体制产生非常不同的政策后果。因此，我们可以研究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和公共政策内容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放到可以比较的系统的规范中加以调查研究。

政治制度是政治学传统阶段研究的内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的延伸。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能够从总体上规定政策的基本过程。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在政策过程中势必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因而公共政策学科就体现出了国际化（规范化）与本土化（个性化）的双重特点。反过来，不同性质和特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形式，反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伦理取向。

政治制度理论突出制度安排及机构设置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重视制度或体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显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但是，这种理论往往导致只分析制度结构，而忽视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只注重静态研究，而忽视动态研究；片面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共政策影响的倾向。

政治系统理论

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SystemTheory）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提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是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政治系统按照动力学的术语进行分析，把政治过程阐释为持续不断且相互关联的一连串行为，形成系统的流（flow），并建构了动力反应模式［3］。

政治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是由社会大系统中除政治系统之外的各种状况和条件所构成的其他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内部环境（生态系统、生物系统、个人系统、社会系统）和社会外部环境（国际政治系统、国际生态系统、国际社会系统）。环境对政治系统的影响叫输入，主要指环境的干扰或压力，要求或支持。干扰（disturbances）用来特指一个系统总体环境作用于该系统，在作出刺激之后，改变该系统本身，有些干扰是有益的，另一些干扰可能造成压力；要求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向政治系统提出的采取行动的主张；支持是指个人或团体接受选举结果、遵守法则、纳税并赞同政府采取的干预行动；要求过多或支持这少都会给政治系统造成压力。政治系统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压力作出反应。要求和支持输入政治系统后，经过转换过程成为政治系统的输出，从而对社会作出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即公共政策。随着政治系统的输出和政策的实施，政治系统又反馈于环境。反馈这一个概念则意味着公共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改变环境提出的要求，以及改变政治系统的自身特点。政策输出可能会产生新的要求，而这种新的要求将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的政策输出。在政治系统循环往复、不断变化的运动过程，公共政策源源不断地产生。

政治系统理论对政策科学的影响很大。这不仅仅因为伊斯顿本人对公共政策科学进行了大力倡导，也由于系统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决策分析方法，是现代管理和政策研究中的一种比较通行的方法[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政治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公共政策过程就是一种输入——转换——输出的系统过程，这有助于我们探求公共政策的形成，提醒我们注意公共政策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政治系统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但这一理论忽视了政治系统本身所有的价值观念和系统理念的重要性，难以说明公共政策是如何在政治系统这一“暗箱”（blackbox）中操作并作具体权威性分配的。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创建的。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现实生活中政治个体的行为特点和政府的行为特点；研究非市场决策的集体决策；并以人的自利作为出发点，分析个人在政治市场上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的反应（即公共选择问题），以期阐明并构造一种真正能把个人的自利行为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4］。

公共选择理论将政治市场上的集体决策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核心问题是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该理论认为，公共物品的选择包括公共政策的产生多在“政治市场”中完成的。与一般经济市场不同，政治市场具有三个特点，即选择结果有间断性、政治选择是一次性和不完全的、政治消费者不完全清楚自己选择的最终结果的特点。集体决策也不同于市场决策，它包含三层涵义，即集体性、规则性和非市场性。在政治领域，重要的命题并不是政府、党派、社会团体自己的选择行为和选择过程，而是这些集团之间与组成集团的个体之间，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的一系列交易的过程。有效率的政策结果并不是出于某个政治领袖的头脑，而是产生于集团或组织集团的个体之间相互讨价还价、妥协与调整的政治过程。

政治市场也是由供求双方组成的。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负责向社会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物品，选民和纳税人获得公共物品并支付一定的税收款项，至于具体的公共物品种类、数量、税收额等内容的确定，则是通过选举过程“讨价还价”完成的。每一个政治市场的参与者，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如同“经济人”一样，先要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集体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否则，就不支持甚至反对。但政治市场也存在不完全性，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公共物品组合的不完全性、选民权力的不平衡性、投票的“短见效应”，由此在政治选择过程中，政治家是理性的自利者，投票人是理性的、短视的甚至无知的，这种选择机制预先造就了政府的优先地位。政府行为缺乏内在刺激与约束机制，依据自身利益偏好行事，以“预算最大化”为工作目标，最终机构膨胀、“寻租”(RentSeeking)泛滥，政策失败，最终“政府失效”。

公共选择理论明确提出，在一个体制下产生了不好的政策或不好的结果，原因要么是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对应的规则产生了错误的领导人，要么是在政治决策与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率的制约机制。因此，唯一的决定因素是规则——产生领导人与约束领导人的规则。其中产生领导人的规则，就是人们常说的投票规则，具体有一致同意规则、多数票规则、加权投票规则、否决投票规则等。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和研究了公共政策产生的原由、规则和运行及其结果，采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研究非市场的决策，详尽地告诉我们政策系统的“暗箱”运作过程，公共政策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的过程。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为布坎南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指出，公共选择理论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有助于解释政府预算赤字为何难以消除的原因。同样，它在政策科学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而推动公共政策学的不断发展。但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并非人人都是理性的自利者，并非人人都是“经济人”；而且集体决策也并非全都公正，多数人决策有可能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多数人暴政”的后果；此外改变不好的公共政策，也并非仅仅改变产生领导人和约束领导人的规则所能做到的，它还包含许多自然的、社会的复杂因素。

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Cost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5］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注公共政策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政策意味着通过政治的和集体的手段系统地追求某些目标。公共政策不仅由政府主体（议会、政治家、行政官员）来实施，它还由有组织集团的代表，像工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福利方面的院外集团、官僚和某些个人来实施。这些集团的代表左右着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涉及两个以上伙伴之间的协议，并往往涉及隐含于一共同体内千万人当中的协议。这种“协议”就是规则，而制度被定义为由人制定的规则，那么“这种协议”就是制度。它抑制着人际效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它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由此可知，公共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同时，公共政策知识有助根据特定目标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各种制度。经济学家可以就如何才能在不同制度集的基础上更有效率地追求特定目标提出政策建议。公共政策——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应用——通常是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的，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度变革既可以通过明确的直接方式来实现，也可以表现为公共政策行动的一种副效应。

交易成本理论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告诉我们，政策或制度的产生源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能够协调组织行为，走向公正、秩序和安全，使我们从另一处角度去了解公共政策的特征性及其必要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分析学派，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过分强调“成本”或“制度”概念，往往也使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怀疑[来。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

管理主义理论

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Theory）以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NewPublicManagenentTheory）。“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度典范”、“企业型政府”等都是对管理主义或新公共管理的众多称呼。它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它起源于英国、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并迅速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管理主义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范式的转变。

管理主义的兴起，是由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与政府角色的膨胀以及社会对政府的不满、经济与财政压力、社会问题与政府不可治理性增加等因素导致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使政府走出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困境。英国学者胡德（C.C.Hood）在其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就职演说中将“管理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新公共管理”（NPM）概括为七个要点：（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6］这些要点，胡德认为，是政府走出危机的对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在实践的运用中包含着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趋势。

所谓政府公共政策化取决于公共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根据管理主义的理论设计，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却不是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也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公共管理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监督执行。管理主义理论认为，公共组织有政策组织、规制组织、服务提供组织和服从型组织，而政策组织应当完全属于政府意义上的组织。政府严守公共政策制定的职能，运用公共政策的引导来保证政府外公共组织有效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由于政府的公共管理部分职能“外移”，政府自然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自身可以彻底告别，并以旁观者身分审视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的质量。政府的公共政策化本身就包含着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内容。因为政府成为专门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监督执行的领域是以公共管理转移给政府外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组织为前提的。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意味着政府的“非管理化”，它预示着行政模式的变革，是政府职能定位的根本性转变。

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种正在成长着的新理论范式及实践模式，为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奠定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理论视野，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的知识框架，它被人们称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论”或“市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理论或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传统的政策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大大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主题、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实践模式，是公共管理学科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又一次范式转变。然而，正因为“管理主义”并非一种成熟的范式，遭到各方面对它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倾向、管理原则、管理方法与技术以及实践模式等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的规定不明确、责任减少、过于“政治化”，是一种“新泰勒主义”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但无论如何，这种范式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政策科学范式而成为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主流。

简短结语

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管理主义理论等理论，在不同时期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公共政策学发展主要受到来自政治学途径的功能过程理论、政治制度理论、政治系统理论以及集团理论（GroupTheory）、精英理论（EliteTheory）的影响；到了70年代以后，经济学途径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公共政策学发展明显受到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PrincipalAgentTheory）、新古典经济学理论（TheNeoclassicalTheory）等影响；到了90年代以后，融合各门学科的管理学途径渐渐地引领公共政策学的发展，如治理理论（GovernanceTheory）、新公共管理理论等。此外，在同一时期内，公共政策学的发展也同时受到几种理论的影响。由于各种学术理论的支撑和各种学科方法的滋养，西方公共政策研究呈现的一幅美妙的狂欢景象。目前，中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还处于“婴幼儿时期”、处于孩童时代的模仿和童稚状态，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繁荣和公共政策学科的发展对于中国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和学科建制乃至于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进步都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范例。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德］柯武刚、史漫飞：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9页。

［6］［澳］O．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3页。[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参考文献：

［1］［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2］T.R.Dye,UnderstandingPublicPolicy,N.J.:Prentice-Hall,Inc.,1975,p.18.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美］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M］，杨春学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德］柯武刚、史漫飞：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