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文化论文范文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2007年，黎族民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标志着黎族民歌作为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得到了国家与社会认同，保护与传承黎族民歌文化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学校教育应当是民歌传承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海南黎族民歌的教育传承状况让人甚感担忧。虽然近年来研究海南黎族民歌文化的论文、著作较多，通过这些研究成果也再次验证了黎族民歌的艺术价值，但是关于黎族民歌传承的研究尚且匮乏，关于民歌教育传承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当下黎族民歌的教育传承方式还处于一种原始的单一的传承状态，主要还是通过黎族民歌歌手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唱，这种传承方式会使黎族民歌的传承速度滞后。黎族民歌歌手日益减少，而且出现了断层，知名的民间歌手普遍老龄化，年龄多为60岁到80岁之间，中年的歌手基本在歌舞团而且人数较少，年龄基本在30岁到40岁之间，而年轻的歌手寥寥无几。几年来偶尔会有一些关于黎族民歌的短期培训班，如：《迎接十六大海南省民歌创作骨干培训班》、《琼中县王妚大民歌传授班》，但这些活动都没有形成规模或是没有坚持举办下去，所以成效一般，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影响。2013年4月至2014年5月笔者曾对海南省学校音乐教育做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令人惊讶的是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海南黎族民歌文化传承几乎没有，不论是在海南的高等音乐教育还是基础音乐教育中，对黎族民歌文化的涉猎几乎为零。这不得不让人叹息，在目前全面推进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存在着这么严重的缺憾。其实不光海南省这样，在许多省份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据了解，目前关于教育传承真正实施较好的是贵州省与福建省，例如2005年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就破格招收了“多彩贵州”歌唱比赛中获奖的16位选手，同年贵州民族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也招收了贵州本土音乐文化“侗歌”、“苗歌”专业的学生；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泉州师范学院等艺术院校相继开设了“南音”等地方性的本土音乐相关的课程，真正实现了音乐院校对于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目前在全国提倡加快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口号比比皆是，但真正像上述两省那样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实施的却为数不多。

二、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本土音乐文化之所以发展速度迟缓，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教育传承的观念淡薄对于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问题认识不够，教育传承的观念淡薄，是其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明确提出：弘扬民族文化，应将我国各民族优秀的传统音乐作为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地方和学校应结合当地人文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传统，要善于将本地区民族音乐（尤其是非物质遗产中的音乐项目）运用到音乐课程中来①［1］。应该说自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年版）出版之后，各省的教育部门都在认真组织解读课标，并将课标精神融入到实践的教学当中，但是笔者个人认为，在解读课标的教育工作者中有多少人真正关注和思考过上述课标的内容呢？又有多少人真正在尝试性地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到教学实践中呢﹗2012年5月笔者参与了海南省第七届中小学音乐课堂评比活动，在48节中小学音乐课例中只有1人运用海南黎族民歌作为课程资源来进行课堂教学，其余47节课全部是来源于材，而且课例多为外国音乐。在赛后与任课教师的交流中，我发现绝大多数的教师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不好拿捏，当我问其为何不选择海南本土音乐资源做课，部分教师感到非常惊讶甚至对我提出的问题也或多或少地表示质疑，而且能够感觉到教师们根本没有将本土音乐文化纳入到选材的范围之内，多数教师都觉得选取海南黎族民歌资源无从下手。在海南省众多的黎族自治县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中，有众多黎族音乐教师、黎族学生，这样便利的条件，但却从未将黎族民歌作为课程资源来展开教学。笔者认为这与教师教育观念的民族认同感有着重要的关系，黎族音乐教师本身都没有认识到黎族民歌的艺术价值，又何来将其以教育的方式传承下去。教师们的传统教学理念始终集中在材中，即使认真解读了课标，也没有深刻领悟到课标中对于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因此，多数教师对于地方音乐文化认识程度还处于浅薄的阶段，教师本身都没有意识到本土音乐文化对于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性，怎能有意识地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到教学实践当中，又怎能体会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真正意义呢﹗

（二）本土音乐文化的教材严重匮乏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虽提倡多年，许多学者也曾提出过具体的教学方案，但始终脱离不了发展缓慢的窘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本土音乐文化的教材严重匮乏。目前将本土音乐文化以教材形式作为课程资源的只占少数。就海南省来说，至今未有一本体现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的教材出版。多年来关于黎族民歌的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但要想实现教育传承，必须将其转化为教材，如果没有教材与音像资料及教参，对于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而言，就难免缺少规范性、系统性，而且也不利于教师备课、难于厘清教学理路、展开教学。海南黎族民歌通俗易懂，曲调优美，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而且体裁形式多样，完全可以提炼其精粹汇转为教材，将弥足珍贵的黎族民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传承，让其发扬光大。

（三）师资力量的严重缺失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同样也少不了教学中的主导者教师，但目前看能够成为教授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的师资严重缺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够演唱黎族民歌的歌手偏向老年化，这部分民歌手应当属于老一辈的民间艺人。因此，进入学校从事音乐教学不现实，年轻的民歌手相对较少，而且基本都没有从事过音乐教育工作。二是黎族聚集地的中小学音乐教师虽然具有黎族语言、生活环境等绝对优势，但由于教育观念偏差及对黎族音乐文化整体把握的不确定性，一直也未曾尝试黎族民歌的课堂教学。师资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教育传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解决师资欠缺的问题将严重影响教育传承的发展进程。

三、实现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举措

笔者认为，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要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及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扫清障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其稳步前行。下面就以海南黎族民歌为例略谈实现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一些举措。第一，通过具有权威性的政策及文件指引教育工作者关注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这里所指的权威性的政策以及文件一定是与本土音乐文化相关的内容。例如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的建设，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2］。又如，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中都有关于地域性本土音乐文化的相关内容。组织教育工作者学习和领会政策文件，对于提高教师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关注度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只有认识到学校音乐教育对于传承本土音乐文化的重要意义，教育工作者才会自觉地建立新型的教育观念，才会在音乐教学当中，实现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第二，将本土音乐文化转化成教材。目前，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否则一切关于提倡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举措必定是浅尝辄止。因为有了教材才能确保教师稳步地、系统地、有条不紊地将本土音乐文化融入到教学当中。譬如海南省的黎族民歌，笔者认为创编教材应当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整合素材。目前已出版的海南黎族民歌歌集较多，可以从中选取典型素材纳入教材当中。关于黎族民歌文化部分关涉历史、地理、民风民俗等多个方面，材料一定确保准确性，可聘请海南黎族文化研究的相关专家与音乐工作者共同商议。二是录制音像。音像是教学中的重要辅助手段，同时也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海南黎族民歌方言的不同，录制音乐一定要注意发音准确、音质清晰。海南黎族民歌题材广泛，如有体现节日、婚俗、祭祀等多方面。建议在场景之下演唱的黎族民歌能够以音像的方式呈现，这样给学生的感受会更为直观，而且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的问世将对本土音乐文化真正走进课堂具有重要的稳定意义，让师生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地方本土音乐文化的无限魅力，在学习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产生自豪感、民族归属感。第三，有效加强师资力量建设。既然要加大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力度，那么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一定要有所调整，特别是高等音乐师范教育。地方高等音乐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一般定位在为基础音乐教育输送师资力量，为本省的基础音乐教育工作提供新鲜血液。因此，地方高等音乐师范教育的培养计划中应当增添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知识培养的相关教学方案，而且目标应明确地定位为培养具有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素质的复合型师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地适应基础音乐教育中的教学工作并有利于实现本土音乐文化的教育传承。通过高等音乐教育，培养更多的地方性本土音乐文化传承人，通过基础音乐教育，让学生在接受本土音乐文化洗礼之后更加喜爱自己家乡的音乐，提升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认知程度，加深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进而真正实现本土音乐文化教育传承的真正意义。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首要教学目标就是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悦纳自己，学会自我调节、自我教育。而利用乡土课程资源使青少年更准确地认识自我，观照自己的内心，因为只有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熟悉的情境与经验才能反映自己的行为。同时，要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应以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自己为前提。

二、提高学生学习需求和动机

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能帮助学生在肯定自己直接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有热情地去探索未知的知识，帮助学生学会良好的学习态度、习惯和思维可通过正确的开发乡土资源。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教育最终的目标不是累计增加儿童的客观知识，而是为儿童营造一个充满新奇的环境，让儿童学会自己去发现、去探索、去主动地学习经验和知识。戴尔的经验塔理论也认为学生用其感官亲身参与的直接经验，能够激发学生的虚席兴趣和动机，能促使学生学会用自己所习得的经验继续发现问题，继续发展其学习。

1．引导学生在大自然中自己探索和发现在心理健康课程的定位更多是以体验性学习为主，教师要教会学生在生活中自己通过体验和感受来对生命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真实认识。因为学生可以通过直接感受和生活经历来获取乡土知识与经验，因此学校教育课程中增加乡土课程知识和经验，可以达到激发学生求知探索的乐趣，当学生将所学知识和现实实际环境联系起来时，会更利于知识的吸收，同时也会更好地激发学生对知识的认同度，也能更大限度地开发学生求知的潜能。

2．知识要密切联系实际缺乏乡土知识是目前许多学校传统的教学课程所共存的缺陷，将生活体验与具体的学习经验相割裂甚至是相背离，不利于学生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要更多地融入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经验和问题，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系统知识解决复杂的动态的真实的情境。

三、通过知识和情感影响学生认知

只学习书本知识的学生，最终没有学习的主体性，没有主体经验的存在，也更没有根据主体经验去实践的经验，那么学生所获得的经验都是间接客观的，难以被学生内化。重视主体经验对于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内容应该回归知识的本来面目，让知识真正符合现实中人与世界语自然真实的互动，而非疏离于人主体经验和客观世界之外的笼统概念。教会学生如何爱护环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导学生切实参与到保护环境的行动中。例如在当地成立定点定期废品回收站，教会学生学会回收和分类各类废品资源，同时也增强了学生废品回收、分类整理、集中处理的意识和能力，养成良好的回收习惯。义卖还能教育学生树立公民意识，做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人，提高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另外，通过教会学生利用回收的废品进行义卖也能教会学生遵守市场规则。学生可以通过对生活的体验，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意识和劳动价值，提高自己的交际、表达能力以及增强个人理财能力。在课程中融入本土文化能帮助学生获得一种归属感，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要多设计乡土文化，以培养学生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发展志向。如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课程中带领学生多领略本土自然的美好，多介绍本土自然引以为豪的地方，多去了解和感受本土特色文化，来增强学生对本土的认同感。

四、提高学生的民族荣誉感

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内涵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内容来得以实现，通过课程内容教学来传承自己民族属性，也能达到提高学生的民族荣誉感的作用和效果。一个民族经久不衰，其原因就是在于该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民族大众的认同。各个地方的本土文化非常值得学校和家庭教育将之纳入对学生的教育环节中去，时刻在教育中渗透宣传这些本土精神，让学生对本土文化更加认同，形成积极进取、爱国爱家的正确价值观。

五、通过隐性文化渗透心理健康课

心理健康课程目标的实现不能只期望通过专门的学科课程，更多的是在学生工作中以及在校园文化中得以更好地渗透和发挥。校园文化也跟本土的人文息息相关，其绿化美化、校园景观、建筑设计都基于本土的设计理念和风格;同时学校的校风和学风建设、规章制度和非明文规定的价值理念也带有浓厚的本土气息。因此学校要正确和准确认识到这些容易受到忽视的隐性文化因素。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1.邯郸博物馆的相关介绍

邯郸博物馆，位于邯郸市中心。其文化主要包括磁山文化，赵文化，磁州窑文化，东魏茹茹公主墓文化几个主要部分。其中，磁山文化产生最早，大约在八千多年以前，早于韶山，龙山文化，在我国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赵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当时邯郸作为赵的都城，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赵文化，在邯郸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磁州窑，是我国北方一个巨大民窑体系，是全国瓷之一，子魏晋南北朝，绵延至今，对于研究北方的瓷器文化，美学文化，有着重大意义，所以，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话题，讨论至今。

2.邯郸博物馆的发展对于当地企业文化的影响

近几年，邯郸博物馆在领导们的带领下，以邓小平理论思想为指导，全力建设。始终把博物馆能够产生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应用各种手段，保存文物，重要的是，保存文化，精神，并致力于不断扩大这种民族文化，对本地区人民，企业产生良好的影响。

2.1爱国主义的影响

在此过程中，博物馆领导始终坚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通过对磁山文化，夏文化，商文化，赵文化，汉文化等文化进行整合，始终将一种对爱国主义的弘扬放在首位，对当地的企业，人民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对于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乃至由热爱引发的理解，指导行动，都使得邯郸本地企业文化中深深地有着爱国主义的烙印，使得企业在向外部发展的过程，始终能带带有一种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并且，在于当地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能保留有本地文化的特色，从而创造出，更加内涵丰富的企业文化。对于吸引合作者及创造一个内涵丰富的品牌，有着重要意义！

2.2临时性展出的影响

在对古代文明的发掘的同时，邯郸博物馆还不断地引进许多临时性展览。这些展览，深具教育意义，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香港回归图片展》，《中日美术作品展》，《恐龙科普展》等等，包括各种方面，各种文化，极大的活跃了本地文化舞台，为本地文化输送了大量的新鲜活血。

这些活动的举办，对于企业，不仅仅是一种知识面眼界的开阔，更重要的是，在接触各种各样文明的过程中，一方面，企业本身通过展览，丰富了自己的内涵，了解到相关地区的文明文化，对于向此地区的发展，做好了先头准备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更重要的是，再向企业传达着一种观念，一种视角，时刻关注外界，或许只是一个本地的中小企业，但是，仍然要具有，国际视野，通过展览，了解的世界文明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如古人所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必然要树立这样的观念，时刻关注世界，更新自我，如展览所示那样，世界文化，丰富多彩，取之有益，防之有害，提炼百家，最终形成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而，立足于不败之地。

2.3文化弘扬的影响

另一方面，博物馆的发展，与之相伴的必然有文化的弘扬，作为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华夏的土地上，产生了无数灿烂辉煌的文化。这种发展和弘扬，带来的必然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回归。在企业主们一次次的出国考察，学习，访问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复兴，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文化构建者们迷茫的心，使他们将头转回到自己所站的华夏土地上，深挖这种深蕴的东方哲理文化。这样，当企业文化的构建从外国文化的皮毛中回过头来，构建起具有中华特色的企业文化时，才可能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占得优势。同样，中华文明的魅力，更会深深吸引其他的企业，这些企业气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博物馆的发展，对于企业文化构建时，回归本土，意义重大。

同样，对华夏智慧的运用和思考，并将其融入到企业文化之中，使之自由的发挥作用，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如赵文化中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已经作为一种改革的典范，一种精神融入到了邯郸本地企业文化之中，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自主地将改革作为一种必然和途径，一种习惯，从而，企业本身处于一种时刻更新的最佳状态，在发展竞争中，占据优势。

结论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1.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多少数民族开始汉化，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濒临失传。学校教育是文化保存、传递的主要渠，而幼儿园是基础教育的启蒙阶段，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内容大部分以汉文化为中心，少数民族文化极少得到体现，对于幼儿，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来说，会渐渐丧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与认同感。幼儿园要探索利用本土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幼儿园课程内容，使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这是幼儿园发展教育的责任，也是幼儿园应尽的义务。

2.增强幼儿民族认同感的需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2012年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在社会领域方面的发展目标提出，让幼儿“能感受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并为此感到高兴”；“知道自己的民族，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团结友爱。”这些文件体现了本土民族文化和幼儿园课程结合的重要性，也提供了政策保障。幼儿园课程内容应当同时体现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不仅让幼儿增强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让他们在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学会去尊重、包容其他民族。

3.园本课程开发和幼儿园发展的需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素质教育”，为园本课程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园本课程，是立足于本园实际，体现本园特色，符合本园社会文化背景的，以促进幼儿各方面和谐发展为目标的课程。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其办园特色，包括在办园质量和效益两方面。而幼儿园的课程和教学工作是创建幼儿园特色的关键。因此充分利用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形成园本课程特色，是促进幼儿园发展的重要途径。

4.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丰富了幼儿园课程内容，使其更多样化，另一方面能够更新教师的课程观念，提高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一味依赖于教材来组织教育活动。对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了搜集素材、筛选材料、合理组织材料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并实施评价等一系列活动。这不仅改变了教师教材至上的观念，拓宽了教师教学工作的操作空间，也是对教师的专业能力的锻炼和提高。

二、幼儿园课程中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来看，有丰富的民间文学，比如神话传说、富有哲理的寓言和歌谣等，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节日习俗，形式多样的音乐舞蹈、民间工艺等。如何筛选出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课程资源呢？我国学者吴刚平从课程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三点原则：一是教育哲学，即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二是学习理论，即课程资源要与儿童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求；三是教学理论,即课程资源要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现实水平相适应。开发本土民族文化课程资源需要遵循上述原则，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幼儿园教育的现实需要。以下从民族性、兴趣性和教学价值三个方面谈谈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1.能让幼儿获得民族文化知识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资源。

什么是具有教育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应该是能增加幼儿对自己生活的地区和社会文化认同感，获得与生活经验相关的民族文化知识的资源。广西是壮族自治区，除了山歌，还有铜鼓、壮锦、民族服饰等都是壮族特色民俗文化。南宁市作为广西的首府，社会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壮族文化特色，在建筑和城市建设方面也突出了这一点。比如广西民族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外形便取材于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铜鼓，在城市内也随处可见铜鼓造型的装饰。南宁市的幼儿园在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融入课程的过程中，便可以选取以上与幼儿生活经验贴近的内容。比如组织户外活动带领幼儿参观民族博物馆，参观完之后可以就“铜鼓”这一壮族特色开展一次教学活动。这样可以让幼儿进一步获取生活中有关本土民族文化的知识经验，在感受民族文化的优秀的同时体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2.让幼儿感兴趣，调动幼儿学习积极性的资源。

幼儿园教育要以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为切入点，才能激发他们主动探索学习的内在动机。兴趣来源于生活，因此幼儿园课程内容需要从孩子的生活经验出发，回归孩子的生活世界，教师对活动的设计也需要向真实的生活情境转化。幼儿生活中耳闻目睹的本地民族风俗、饮食、歌舞和传统节日等都是幼儿园课程中可利用的重要教育资源。比如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不仅是广西壮族的传统节日，也是当地汉、瑶、苗等民族的共同节日，除了赶歌圩、搭歌棚、举办歌会外，还举行祭祀宴饮等活动。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个节日里家家户户都要做呈黑红黄白紫五种颜色的糯米饭，寓意农家当年五谷丰登。即便是在南宁百色等现代化的城市里，大街小巷也会卖这个节日所特有的五色糯米饭。教师可以从幼儿生活中出现的五色糯米饭入手，开展活动引导幼儿认识和了解广西“三月三”节日的风俗。

3.与主题活动相关的资源。

主题活动是指幼儿园围绕某个中心内容，引导幼儿主动、积极参与的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系列学习活动。从幼儿的学习特点来看，主题活动打破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更符合幼儿的经验和身心发展规律。幼儿园可以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和本土民族文化选择主题活动资源。比如每年的三月三从2013年起已经成为广西的法定节假日，幼儿园可以在节日前以“三月三”为切入点，设计一个民族特色主题活动。这个节日里壮族男女有赶歌圩的传统，除了对唱山歌，还有抛绣球、打铜鼓和抢花炮等民族特色活动。从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可以设计以下几个二级主题活动：“对歌乐”、“赶歌圩”和“铜鼓舞”。这样的主题活动在引导幼儿了解民俗风情的同时，让幼儿感受广西山歌的魅力，激发爱家乡的美好情感。与民族传统节日相关主题活动的开展，给幼儿提供了一个认识了解本土民族文化的契机。

三、幼儿园课程中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应用

1.融入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

幼儿园课程的实质就在于提供适宜幼儿的又能促进幼儿发展的知识、经验和活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首先必须以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为依据，符合幼儿的知识经验和原有水平，还要着眼于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促进其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广西幼儿园课程可以适当融入一定的本土民族文化内容，反映一些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知识经验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习俗等。在语言领域，可以包含民间神话传说、儿歌、寓言、谚语等内容；在社会领域方面，可包含节日、民族风俗、礼节等内容；在艺术领域，可包含音乐、舞蹈、服饰、工艺等内容；在健康领域，可包含饮食、民间游戏等内容；在科学领域，可包含建筑、民间工艺、历史人物等内容。在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体现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使教育内容和幼儿生活得以接轨。

2.用于主题教学活动中。

主题活动选择主题的依据是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知识经验，能引发幼儿自主探究学习的积极性。本土民族文化与幼儿，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的生活紧密相关，可以为幼儿园主题活动提供生活化的素材。幼儿理解和接纳文化不能简单地通过老师的“说教”而达成，而是要在教育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广西的幼儿从小或多或少都会从生活中见闻、从成人口中或电视上了解到壮族人节日对唱山歌的传统，自然对广西的山歌喜闻乐见，想听想唱想表演。基于幼儿的兴趣和生活经验，幼儿园可以以“歌圩乐”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观看经典电影《刘三姐》对歌片段、让幼儿了解山歌对唱的民族风俗以及表演对歌的场景、改编歌谣等。主题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实际情况调整课程内容，把幼儿不感兴趣的、脱离其生活经验的内容加以修改或删除。

3.用于幼儿园环境创设中。

幼儿园课程有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种类型。所谓的隐性课程，主要通过环境（包括物质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等）得到知识，形成态度和价值观。幼儿园的环境布置就是一种隐性课程，相对于属于显性课程的教学活动而言，其教育价值在于潜移默化影响着幼儿认知、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在幼儿园环境创设中添加本土文化特色的教育内容，一方面可以向幼儿传递民族文化相关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其潜移默化中接受民族文化的熏陶。以壮族文化为例，教室内外门窗、墙面和走廊、楼梯等空间环境都可以充分利用起来，放置吸引幼儿注意力的色彩鲜明的壮族服饰、乐器、饮食等图片和民族特色工艺品。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教室里设置“民族大家庭”的区角，用我国56个民族娃娃的图片装饰，让幼儿感知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的温暖和团结，由对家乡的热爱延伸至队祖国的热爱。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投资效益

企业文化被定义为企业成员共有的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假定、期望、态度和道德规范。在企业追求其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企业文化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基本原因。从企业文化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它已经被公认为影响企业组织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会影响到企业投资效益（SiehlandMartin，1990；KotterandHeskett，1992）。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国经营之路，成为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所有希望通过海外投资来获取高额回报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如何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视这种差异，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经营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维•利克斯所说：“凡是跨国公司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相反，那种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当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跨国公司一方面需要保持母公司的经营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尽快融入到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实现企业文化的本土化，从经营理念到经营方式都要适应所在国的国情、制度和传统。无数事实证明，跨国经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投资目的地选择在中国。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纷纷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并不断加快步伐。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跨国公司在拓展业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更多学者从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和国内竞争伙伴带来的利弊进行分析。从文献方面看，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和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层面。无论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还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辩，其研究思路大体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关于企业文化简单价值判断的逻辑，而把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设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等各种技术因素视为一类，它们都属于企业经营中的技术因子。正如企业管理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的那样，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中不仅发挥着理念、信仰和道德规范作用，而且是一个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因子，可以影响和制约企业的投资效益。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企业文化的技术含量在母公司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差异。本土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在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企业中的“人”来实现。这就是企业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资源同化现象。本土化是一个长期、渐进而持续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实施本土化的跨国企业完全不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而纯粹把本土化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像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准则一样可以被企业经营者或员工掌握的实用技术，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业的管理理念之中。无论人们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为实用技术的文化因子始终与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种核心价值观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的具体决策和经营行为。实际上，所有有实力拓展海外业务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有一种体现在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行为，比如如何对待顾客，如何确立规范，如何创新等，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观察，如图1所示。

由于与文化因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具有可测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场拓展能力的衡量。对待客户的态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业市场拓展能力的一把标尺。第二，内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对待企业内部员工或人力资本的态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业内部凝聚能力的标尺。第三，经营标准化能力的衡量。对待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的态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标准化能力的一把标尺。第四，全面责任能力的衡量。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企业财务状况同时也以负责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利己又利人，这是企业具备全面责任能力的表现，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全面责任能力的标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个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这种实用技术的几个维度。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还存在一些可以观测和评价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为可操作的实用技术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素质的体现，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过企业中的经营者和员工来体现；兼容性。在一个企业组织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共存；滞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过一段时间以后的投资效益来证明，而不能以现有的会计数据直接反映出来；差异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由于它们的渊源、规则和实践者（即它们的寄生体或宿主）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们对投资效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是可以相互比较的；长效性。和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因素一样，文化因子也可以产生投资收益，只不过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比较显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几个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异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够度量的前提条件；滞后性和长效性则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现。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不同文化的兼容性。这种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顺利跨越输出资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资本的东道国之间的障碍。

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载体。其中，企业经营者主要是指企业的投资者或所有者，而企业员工则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它们是企业具体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实施者和执行者。就投资战略而言，企业经营者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文化因子对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力。不过，就一般规模的企业而言，员工在企业总人数中占大多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都需要通过他们来实现。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是企业文化因子的主要载体。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们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国公司员工身上的一项特定技术，简称为“文化因子－技术”。员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之后，在投入生产活动过程中，可以发挥更高的效率，从而间接地促使企业经营者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将面临企业的淘汰。借助这个淘汰机制企业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

本文假定，跨国公司已经决定将资本投资在中国（东道国），它需要在中国的劳动市场找到能够实现其投资战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异性，跨国公司内部需要在母公司企业文化和东道国企业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和谐共存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许多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并不是选择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施企业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让不同文化因子分期进入。假定在一个投资周期中，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企业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A”；第二期，企业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东道国文化转化，即本土化，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B”。在本土化过程中，寄生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在不同时期将有不同表现。

（一）第一期

t=1，跨国公司实施母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时期，跨国公司的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本国雇用员工，将他们外派到公司投资目的地中国。由于人力资源缺乏，跨国公司外派员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对母公司企业文化很熟悉，则可以认定他们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备这种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来自本国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劳动可以创造的收益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所创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显然，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能够创造更多投资收益。

2.如果跨国公司鼓励边干边学，那些已经受雇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就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素养，并最终成为“文化因子-技术A”的拥有者。假定他们的努力水平为a∈[0,1]，则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概率为s-(1-s)a，其中，s是当a=0时本国员工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某种甄别技术来识别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假定跨国公司不允许外派员工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那么，对于那些即使通过努力也无法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企业将不得不淘汰他们。因此，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通过淘汰机制确保那些来自本国的员工具备企业所要求的文化素质。

（二）第二期

t=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这时期，跨国公司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投资目的地中国雇用本地员工，这些中国员工可能熟悉跨国公司业务又熟悉当地情况并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也可能不具备这一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本地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那么，那些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或者称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ΔB，且ΔBf0。

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条件是本土化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大于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即r+ΔBfr+ΔA。或者ΔBfΔA。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自母公司的员工可能有一部分将要被本土化员工所取代。

3.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力资源比较充裕，跨国公司对于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就业竞争促使所有希望获得工作岗位的员工在入职前就应该完善自己的职业技术条件，而不是在入职以后再通过自己努力来提高其文化技术素养。这样，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跨国公司将能够获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员工，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

4.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程度。假定跨国公司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员工入职前已经具备企业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素养的概率，μ是衡量跨国公司母公司文化与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参数。如果μ的值较大，则意味着两种文化较为接近，此时，母公司员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现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则意味着两种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员工将不能适应本土化文化。

为了方便起见，假定每个员工入职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资w，那么，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要达到效益最大化目标，必须使每个员工创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资成本，即使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条件的员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国公司雇用的员工创造的收益必须满足最低条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员工自然能够为跨国公司带来更多投资收益。

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条件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其投资策略，而不是相反。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时，对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从来都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以企业的战略利益为导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放弃其从母公司所传承下来的企业文化，它所放弃的仅仅是那些不利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文化技术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迎合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它只是利用东道国的便利条件和比较优势来达到最大化其投资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接受东道国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宁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向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的范围和深度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投资策略。

根据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员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为他们承载着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东道国转化的“文化因子-技术B”，而且，ΔBfΔA，他们所创造的投资收益比单纯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要多。假定跨国公司以同一标准支付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无论是来自母公司的员工还是当地员工，他们得到的工资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则他们的工资为零。那么，一个母公司员工给企业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A，而一个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B。所有母公司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N是母公司员工总数；所有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M是本土化员工总数。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跨国公司企业文化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

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资收益，本土化战略也要服从这一目标。因此，本土化的实施必须获得超过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为C，从员工本土化中获得的总收益为R，则跨国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条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满足这一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才会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也不得不实施本土化，否则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失去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本土化优势与投资效益

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实践来看，本土化的优势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业经营中的比较、适应和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够带来更好的投资收益，因而更符合企业经营者（投资者）的利益。

在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的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的概率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其概率为s-(1-s)a]在内，具备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企业中所占比例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国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员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

ΠA=(R-w)+LAΔA。

如果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的概率为Pr[Bm]=s+(1-s)sμ，而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在企业所占比例为：LB=s+(1-s)sμ+(1-s)2sμ+a(1-s)3μ。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ΠB=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据ΔBfΔA的假定，显然，ΠBfΠA，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创造的投资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员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考虑在内，修正跨国公司对本国员工与本土化员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资效益将更加明显。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把企业文化的本土化看作跨国公司对其投资的目的国—中国的一种技术转移。其目的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目标。本文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与企业其他实用技术一样的实用技术，即作为技术的文化因子，从逻辑上证明了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本土化能够给跨国公司创造更多的投资效益。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实质在于实现其投资战略，而不一定是出于文化价值上的认同。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1．1中等艺术学校美术专业生源与培养现状现今，我国的教育重心逐渐转移到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上，社会上的美术高考热和艺术院校培养的迎合市场需求的应用设计类人才使中等文化艺术学校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办学方向。近年来蔚然形成的“高校艺术生招考热”、“普通中学开设艺术特长班热”和“社会培训机构艺术培训热”等现象，使艺术教育成为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普通中学开设规模较大的美术高考班，使本来为数不多的美术苗子进入了普通中学美术班，这对中等艺术学校的办学质量和规模受到巨大的冲击，艺术中专校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和普通中学艺术高考班在决战，抢生源;一方面在模仿艺术院校的培养模式，但毕业生市场竞争力与大专院校难以抗衡。学校虽然在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作了一些调整，看似顺应了市场的需求，作了一些改革，但没有自己的专业办学亮点和特色，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让学校美术专业的办学走出困境。

1．2中等文化艺术学校办学优势纵观美术专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很多艺术中专校美术专业的办学历史长且是很多学校的首创专业，无论是师资还是硬件条件都有一定的规模，在专业设置上也做了很多的有益尝试，积累了一定的成功教学模式。中等文化艺术学校美术专业作为主干专业，曾经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美术人才，成了整个文化事业发展生态链里的重要一环。在艺术学校美术专业陷入了历史与现实营造困境的今天，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给艺术教育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前景和空间，更为艺术教育的办学改革和定位指明了方向。

1．3中等艺术学校办学过程中的问题当前中等艺术学校绝大多数专业形式上完成由群文美术专业向艺术设计专业转型，但实质上当前的人才培养的规格和质量无法满足当前文化创意时代的发展要求。又由于大多艺术设计专业没有教学实践基地，艺术设计技能与创意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致使设计产业无法拥有真正需要的人才。艺术设计教育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没有真正与市场接轨，未能定位好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发现本土的文化创意资源，缺乏融入创意时代的知识和内容。人才培养方案陈旧，无法适应时展的要求。首先是师资参差不齐。新教师有着很强的技能，但缺乏实战经验;老教师大多数都是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主攻的专业基础课程。因此，虽然专业设置作了调整，但无法有相应的专业师资力量，也只好将相近专业教师“移植”到设计教育队伍中来，制约着设计教育的顺利发展;其次是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存在诸如:课程的设置有的是从教师的现状，教师的原专业而开设课程，有的是因现有的设施而安排相应的课程，有的课程因没有师资就不开设等问题，这就造成专业课程设置专业性、针对性不强。综上所述，美术专业办学需要积极寻求突破口，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路径，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本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给艺术学校办学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但缺乏必要的人才支撑。因此，本土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和中等艺术学校应该做到优势互补，达到双赢。中等艺术学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致力于在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培养出具有一定的创意基础且有很强的操作技能的艺术人才。更好地服务于本土文化创意产业，在为本土文化创意产业企业做出贡献的同时确保专业可持续发展。

2中等艺术学校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改革

2．1延伸艺术设计的课程内容中国传统工艺美术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很好地考虑把传统文化与未来经济、科技和社会产业结构的发展以及工艺美术人才的培养联系起来，才能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现在，各大城市都认识到文化是软实力，在竞相挖掘文化资源，打造城市，提升城市的知名度，一个好的产品就是一座的城市一张名片已成共识。因此，在教学中一方面引导学生对本土传统工艺美术的材料、风格和技艺进行学习、研究，从中体会其精华，感受艺术魅力和价值，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在教学中通过参观相关的企业，培养他们直观的感受，培养他们的兴趣，激发他们对产品的创作和生产热情;另一方面，在设计课程中，让学生了解新材料，用现代教学手段设计创作出既有民族性又体现出现代审美价值的作品，并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产品。

2．2艺术设计教育要与市场接轨，采用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学校在实践教学中不仅要安排实训课程，观摩相关企业的生产流程，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锻炼，并在自己的创造性学习中完成，会让学生产生创作的冲动。教师除了课堂上通过项目教学加强设计的训练，因为任何设计作品总要转化为产品，因此，还要联系生活开展设计，激励学生积极探索，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当前学校实行的工作室制，走的就是一条很有特色的市场化道路，让学生参加企业的设计项目的制作，接触到一些在课堂中不能得到的设计资源，让教学与市场结合的更加紧密，工作室在完成专业教学任务的同时，也承担一些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室制的教学模式，结合企业实际，既开拓了学生眼界，又极大地提高了专业水平，实现理论与实践、教学与实际的最佳结合。

2．3注重人文素养在艺术设计教育及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地位历来艺术教育在课程内容上存在强调学生对某一专业技能的学习，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一共性问题。人文素养的缺失，看表象对学生的技能掌握似乎没有影响，殊不知对学生的后续发展有直接影响，学生也只能是简单的模仿，当面对产品的革新时这种艺术教育的模式和内容就显露出其局限性，学生表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显然，这与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强调的培养个体的创造力是不相符合的。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文化创意必须是有文化的创意，文化是文化创意的灵魂，创意人才要具有丰富的人文素养，才能形成文化与创新完美的结合。在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充分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资源，形成富有创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创意产业，本土的文化创意产业更要挖掘当地的文化资源，让产品赋予特定区域的文化内涵，才能让产品迸发出生机和活力。因而，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创意人才的人文素养要求高，我们的艺术教育就应更进一步加强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因此，在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更新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加强人文类课程和理论课程的建设，通过邀请本地的文物专家和历史研究人员来校做讲座，让学生领悟到本地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成为今后本土文化创意的源泉;再例如通过第二课堂、艺术讲座、社团，形成一种浓厚的校园文化创新氛围，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建立创新激励机制，鼓励学生的创新活动。

2．4充分发挥本土文化创意企业的资源优势，打造与专业办学相匹配的师资队伍强有力的师资队伍是学校办学的人才支撑，对于专业办学更需要的是双师型的教师。学校应积极通过多种途径来加强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采取邀请高校专家、企业技术专家走进校园对现有的教师指导培训，选送教师到高校、到企业学习，促使他们知识更新，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专业技能，掌握最前沿的专业知识，了解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聘请企业界的专家长期在校任教，让他们成为师资队伍重要组成部分，带动教师专业成长。现今，在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化的背景下，中等艺术学校更应该依托本土文化创意资源，加强艺术设计专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培养既懂设计创意基础，又能实际操作的复合型人才，不断形成自身的办学亮点。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投资效益

企业文化被定义为企业成员共有的哲学、意识形态、价值观、信仰、假定、期望、态度和道德规范。在企业追求其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过程中，企业文化解释了企业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基本原因。从企业文化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它已经被公认为影响企业组织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会影响到企业投资效益（SiehlandMartin，1990；KotterandHeskett，1992）。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公司走上了跨国经营之路，成为跨国公司。在实践中，所有希望通过海外投资来获取高额回报的跨国公司都面临着如何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社会、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无视这种差异，而照搬母公司的全套经营管理模式，是行不通的。正如戴维•利克斯所说：“凡是跨国公司的失败，几乎都是因为忽略了文化差异所招致的结果。”相反，那种完全抹去母公司的一切烙印，一味地迎合当地文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跨国公司一方面需要保持母公司的经营特色，分享母公司的战略资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尽快融入到当地的本土文化中，实现企业文化的本土化，从经营理念到经营方式都要适应所在国的国情、制度和传统。无数事实证明，跨国经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在文化融合方面的本土化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投资目的地选择在中国。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设在中国的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纷纷实施本土化经营战略，并不断加快步伐。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跨国公司在拓展业务方面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更多学者从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和国内竞争伙伴带来的利弊进行分析。从文献方面看，国内关于企业文化和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在价值判断和伦理层面。无论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还是本土化的利弊之辩，其研究思路大体如此。

本文不同于以往关于企业文化简单价值判断的逻辑，而把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组织设计、营销策略、人力资源等各种技术因素视为一类，它们都属于企业经营中的技术因子。正如企业管理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的那样，企业文化在企业经营中不仅发挥着理念、信仰和道德规范作用，而且是一个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因子，可以影响和制约企业的投资效益。

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企业文化的技术含量在母公司和东道国之间存在差异。本土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在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企业中的“人”来实现。这就是企业文化本土化中的人力资源同化现象。本土化是一个长期、渐进而持续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除非实施本土化的跨国企业完全不考虑投资的经济效益，而纯粹把本土化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

文化因子及其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像生产过程中的操作准则一样可以被企业经营者或员工掌握的实用技术，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文化因子扎根于企业的管理理念之中。无论人们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存在多大差距，作为实用技术的文化因子始终与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种核心价值观反过来又影响着企业的具体决策和经营行为。实际上，所有有实力拓展海外业务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有一种体现在企业经营者和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这些文化因子在许多方面影响着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行为，比如如何对待顾客，如何确立规范，如何创新等，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一）文化因子的度量

文化因子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等方面加以观察，如图1所示。

由于与文化因子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因素具有可测性，因此，文化因子是可以度量的。第一，市场拓展能力的衡量。对待客户的态度和方式可以看作是衡量企业市场拓展能力的一把标尺。第二，内部凝聚能力的衡量。对待企业内部员工或人力资本的态度和方式又是一把衡量企业内部凝聚能力的标尺。第三，经营标准化能力的衡量。对待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的态度和方式可以被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标准化能力的一把标尺。第四，全面责任能力的衡量。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企业财务状况同时也以负责的态度承担社会责任，利己又利人，这是企业具备全面责任能力的表现，可以作为衡量企业全面责任能力的标尺。

（二）文化因子的特征

以上四个方面是衡量文化因子这种实用技术的几个维度。另一方面，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文化因子本身还存在一些可以观测和评价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是由文化因子作为可操作的实用技术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包括：

寄生性。文化因子可以看作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素质的体现，它不能孤立存在，只能通过企业中的经营者和员工来体现；兼容性。在一个企业组织中不同的文化因子（如文化因子A和文化因子B）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同时共存；滞后性。文化因子的效用只能通过一段时间以后的投资效益来证明，而不能以现有的会计数据直接反映出来；差异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由于它们的渊源、规则和实践者（即它们的寄生体或宿主）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可比性。不同文化因子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事后的效用的不同，它们对投资效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都是可以相互比较的；长效性。和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因素一样，文化因子也可以产生投资收益，只不过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比较显著的效果。

在文化因子的上述几个特征中，寄生性和兼容性是文化因子的基本存在形式；差异性和可比性是文化因子所以能够度量的前提条件；滞后性和长效性则是文化因子生命力的表现。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公司与东道国之间不同文化的兼容性。这种文化兼容，使得文化因子得以顺利跨越输出资本的母公司和吸收资本的东道国之间的障碍。

企业经营者和员工都是文化因子的生命载体。其中，企业经营者主要是指企业的投资者或所有者，而企业员工则包括企业管理者在内，它们是企业具体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实施者和执行者。就投资战略而言，企业经营者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企业文化的倡导者，在他们身上更能体现文化因子对企业经营决策和经营行为的影响力。不过，就一般规模的企业而言，员工在企业总人数中占大多数，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内部凝聚能力、经营标准化能力和全面责任能力都需要通过他们来实现。从这些方面来看，他们是企业文化因子的主要载体。为了研究方便，在本文中，我们把文化因子看作寄生在跨国公司员工身上的一项特定技术，简称为“文化因子－技术”。员工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之后，在投入生产活动过程中，可以发挥更高的效率，从而间接地促使企业经营者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相反，缺乏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将面临企业的淘汰。借助这个淘汰机制企业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

本文假定，跨国公司已经决定将资本投资在中国（东道国），它需要在中国的劳动市场找到能够实现其投资战略的具有“文化因子-技术”的员工。由于文化因子的兼容性和差异性，跨国公司内部需要在母公司企业文化和东道国企业文化之间寻找一种和谐共存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包容不同的文化因子。

许多来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并不是选择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施企业文化的本土化，而是采取分步到位的本土化策略，让不同文化因子分期进入。假定在一个投资周期中，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企业文化主要是母公司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A”；第二期，企业文化由母公司文化向东道国文化转化，即本土化，本文称之为“文化因子-技术B”。在本土化过程中，寄生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文化因子与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在不同时期将有不同表现。

（一）第一期

t=1，跨国公司实施母公司企业文化，本土化还没有提上日程。这时期，跨国公司的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本国雇用员工，将他们外派到公司投资目的地中国。由于人力资源缺乏，跨国公司外派员工未必都很熟悉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如果他们对母公司企业文化很熟悉，则可以认定他们掌握了“文化因子-技术A”；不熟悉者，自然就不具备这种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来自本国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的劳动可以创造的收益为R，而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所创造的收益就是r+ΔA，且ΔAf0。显然，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能够创造更多投资收益。

2.如果跨国公司鼓励边干边学，那些已经受雇而没有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就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素养，并最终成为“文化因子-技术A”的拥有者。假定他们的努力水平为a∈[0,1]，则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概率为s-(1-s)a，其中，s是当a=0时本国员工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自然概率。

3.在人力资源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某种甄别技术来识别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假定跨国公司不允许外派员工出现滥竽充数的情况，那么，对于那些即使通过努力也无法掌握“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企业将不得不淘汰他们。因此，在这个时期，跨国公司通过淘汰机制确保那些来自本国的员工具备企业所要求的文化素质。

（二）第二期

t=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这时期，跨国公司文化因子与其投资收益情况如下：

1.跨国公司在投资目的地中国雇用本地员工，这些中国员工可能熟悉跨国公司业务又熟悉当地情况并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也可能不具备这一文化技术素养。假定那些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本地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那么，那些拥有“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或者称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为r+ΔB，且ΔBf0。

2.跨国公司实施企业文化本土化的前提条件是本土化较之非本土化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掌握“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大于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创造的投资收益，即r+ΔBfr+ΔA。或者ΔBfΔA。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来自母公司的员工可能有一部分将要被本土化员工所取代。

3.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力资源比较充裕，跨国公司对于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此，就业竞争促使所有希望获得工作岗位的员工在入职前就应该完善自己的职业技术条件，而不是在入职以后再通过自己努力来提高其文化技术素养。这样，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跨国公司将能够获得它所需要的本土化员工，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

4.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程度。假定跨国公司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员工。找到前者的概率是Pr[Am]=s，找到后者的概率是Pr[Bm]=s+(1-s)sμ。其中，s是员工入职前已经具备企业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素养的概率，μ是衡量跨国公司母公司文化与本土化文化相近程度的参数。如果μ的值较大，则意味着两种文化较为接近，此时，母公司员工也能在本土化文化中表现出色；相反，如果μ的值很小，则意味着两种文化差距太大，母公司员工将不能适应本土化文化。

为了方便起见，假定每个员工入职后都可以得到一份固定的工资w，那么，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要达到效益最大化目标，必须使每个员工创造的收益大于其工资成本，即使不具备文化因子-技术条件的员工也不例外。因此，跨国公司雇用的员工创造的收益必须满足最低条件rfw。在此前提下，那些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本国员工和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中国员工自然能够为跨国公司带来更多投资收益。

跨国公司本土化的条件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其投资策略，而不是相反。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时，对于母公司文化向本土化的转化从来都不是盲目进行的，而是以企业的战略利益为导向的。

首先，本土化并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放弃其从母公司所传承下来的企业文化，它所放弃的仅仅是那些不利于实现其战略利益的文化技术形式。其次，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迎合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它只是利用东道国的便利条件和比较优势来达到最大化其投资收益的目的。最后，本土化也不意味着跨国公司接受东道国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它所奉行的仍然是母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哲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国公司宁可把本土化看作是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向东道国的一种“技术转化”，这种转化的范围和深度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投资策略。

根据前面的假定，本土化员工之所以受器重，是因为他们承载着跨国公司企业文化向东道国转化的“文化因子-技术B”，而且，ΔBfΔA，他们所创造的投资收益比单纯拥有“文化因子-技术A”的母公司员工要多。假定跨国公司以同一标准支付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无论是来自母公司的员工还是当地员工，他们得到的工资都是w，而且除非被雇用，否则他们的工资为零。那么，一个母公司员工给企业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A，而一个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r-w)+ΔB。所有母公司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N是母公司员工总数；所有本土化员工创造的净收益为，其中，M是本土化员工总数。

本土化也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跨国公司企业文化转化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特别是人力资源方面。

跨国公司的目标是要追求更多的投资收益，本土化战略也要服从这一目标。因此，本土化的实施必须获得超过其成本的收益。假定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为C，从员工本土化中获得的总收益为R，则跨国公司本土化策略的必要条件是：

R-Cf0

或者，

上述必要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只有满足这一必要条件，跨国公司才会采取本土化策略。另一方面，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也不得不实施本土化，否则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失去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本土化优势与投资效益

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实践来看，本土化的优势是中外不同文化因子在企业经营中的比较、适应和选择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因子必然能够带来更好的投资收益，因而更符合企业经营者（投资者）的利益。

在跨国公司本土化分期模型中，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的具备“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的概率为Pr[Am]=s，包括在本土化第一期通过自己努力获得“文化因子-技术A”的员工[其概率为s-(1-s)a]在内，具备母公司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企业中所占比例为：

LA=Pr[A]+Pr[A]×Pr[Am]

=s+(1-s)a+(1-s)(1-a)s

=s(2-s)+a(1-2)2

如果跨国公司不采取本土化策略，而是完全依靠母公司员工以及母公司文化，那么，到第二期，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

ΠA=(R-w)+LAΔA。

如果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策略，它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具备“文化因子-技术B”的本土化员工的概率为Pr[Bm]=s+(1-s)sμ，而母公司员工和本土化员工在企业所占比例为：LB=s+(1-s)sμ+(1-s)2sμ+a(1-s)3μ。跨国公司的总收益为：ΠB=2(R-w)+[s+(1-s)sμ+LB[2-s-(1-s)sμ]ΔB。

根据ΔBfΔA的假定，显然，ΠBfΠA，本土化给跨国公司创造的投资收益更大。如果把本土化员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考虑在内，修正跨国公司对本国员工与本土化员工的同工同酬假定，那么，本土化的投资效益将更加明显。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把企业文化的本土化看作跨国公司对其投资的目的国—中国的一种技术转移。其目的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目标。本文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与企业其他实用技术一样的实用技术，即作为技术的文化因子，从逻辑上证明了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本土化能够给跨国公司创造更多的投资效益。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实质在于实现其投资战略，而不一定是出于文化价值上的认同。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梁启超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并较早接触了西方文化，形成了与国粹派和“西化派”不同的中西文化观。他自开始就“一面爱重国粹，一面仍欢受新学”，主张中西兼顾，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早在1896年他就已明确指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之后其“远法商周之旧制，近采泰西之新政”的主张贯穿于一生。梁启超是非常尊重传统文化的，即使在流亡日本乃至游历欧美期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也仍未将其放弃。对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他认为“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强调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他把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寄托在中国青年身上，希望中国青年“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甚至告诫中国留学生:“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认为中国人学习西方不能忘记根本，不能丢弃传统。这样的见地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对于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主张要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整理和改造。他说，对于本国文化“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西洋)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实在精密”。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淬厉其所本有”和“采补其所本无”使中西文化达到融会贯通，综合创新。在具体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梁启超主张要有批判精神，要追求独立自主的学问———“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他曾大呼:“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一战后，梁启超赴欧考察，进一步认识到西方文化虽有其先进性和优越性，但也非尽善尽美，于是更加坚定了他这样的认识:“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一种学说到眼前，才要虚心研究，放胆批评。……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正是基于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守旧落后，需用先进的西方文化加以改造，但西方文化有其特有的土壤，不能完全适应于中国国情，故主张学习西方必须从国情出发，要“通习中国之情势政俗”，避免“行之而不知其本”现象的发生;也只有如此，才能对于“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做到成竹在胸，而不会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这反映出他理性、求真和务实的一面。梁启超所主张的中西文化结合，并非简单拼凑，其目的是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富有本土特色的新文化。“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青于蓝，冰寒于水”。又说:“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的好处。”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世界眼光，在他看来，学习西方不仅仅是为了救国救民，更因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优势和长处，只要通过与世界先进文化相互吸收、融合，就会使之得以复兴、弘扬，最终达到惠及世界的目的。概之，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充满着强烈的文化自觉和自信，蕴含着现代化和本土化并举的理念，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和深刻性的。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中西融合、熔铸创新的文化观，也深刻反映在图书馆学领域，成为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的根源。

2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

1925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在会上发表演说，独具慧眼地指出了当时我国图书馆界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堪称我国图书馆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而此文献恰是梁启超运用其中西文化观来阐述图书馆学问题，喊出了当时勃兴的图书馆运动中早已萌发的需要本土化的强烈心声。其本土化理念，集中表现在对大规模建设公共图书馆的理性态度和倡导“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两方面。

2.1公共图书馆建设之“暂缓论”

梁启超一方面承认公共图书馆对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对于现代文化关系之重大，最显著的成例就是美国，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径才能够发挥图书馆的最大功用，”认为中国将来也要走“美国式”的大力发展公共图书馆的道路;另一方面却不赞成照搬美国的做法，反对现阶段在中国大量扩建公共图书馆。他说:“鲍博士到中国以来，在各地方，在北京，曾有多次演说，极力提倡群众图书馆———或称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及其管理方法等项，大旨在设法令全国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图书馆的利益，与及设法令国内多数图书馆，对于贮书借书等项力求改良便利，这些都是美国‘图书馆学’里头多年的重大问题，经许多讨论，许多试验，得有最良成绩……但以中国现在情形论，是否应从扩充群众图书馆下手，我以为很是一个问题。”梁启超的这段话有一历史背景。即1925年，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年。“新图书馆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公共图书馆。而“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一专业学术团体的成立，标示着“新图书馆运动”趋向高潮，加之与会的成员大都主张扩建公共图书馆，更有两位参加者即美国图书馆学家韦棣华和鲍士伟博士，他们是美国图书馆协会派出的用庚子赔款建设公共图书馆项目的直接推手。因此说，梁启超的演讲是在“新图书馆运动”扩建公共图书馆的背景下进行的。然而他却逆流而动，唱起了反调，认为中国当前不适合大量扩建公共图书馆。这种胆识便是从他一贯的中西文化观而来的。他从当时中国的实情出发，给出了反对的理由:第一就“读者”来说，在中国，除了中学以上在校学生和各学校教师、各类专家学者等极少数有读书能力和读书需求的人外，社会上其他的上至官员、商人，下至社会地位低下的小贩、差役，乃至大量妇女儿童等等，均缺乏读书的能力和兴趣，因此根本没有一定要设立图书馆的需要和欲望。诚然，当时“中国人不识字的，总计起来占百分之八十……就是这识字的，或许能够看看书，然决没有真正的读书欲”。梁启超对此了然于心。第二就“读物”来说，在图书馆藏书中，除了施公案、天雨花等此类的旧书和礼拜六等此类的定期出版物受到一般群众的欢迎外，西文书和浩如烟海的中国旧书无几人能读，适合群众阅读的有趣且有益的图书极其缺乏。梁启超因此说:“事实既已如此，所以据我的愚见，以为:美国式的群众图书馆，我们虽不妨悬为将来目的，但在今日若专向这条路发展，我敢说:他的成绩，只是和前清末年各地方所办的‘阅书报社’一样，白费钱，白费力，于社会文化无丝毫影响。”梁启超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现状，即缺乏大量有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的读者，也缺少相关的适宜读物，再加上缺乏管理人才，“贸贸然东设一馆，西设一馆”，除只会浪费资金外，其收效甚微。为了不重蹈清末“阅书报社式”群众图书馆之覆辙，不能一味照搬美国大规模扩建公共图书馆的做法，这可以作为中国以后的发展目标，但现下应暂缓一缓，应放一放，而当务之急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和人才，有选择地在适当城市建立一个适合学术研究的模范图书馆，“与其贪多骛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梁启超想集中极其有限的财力和人力，先建设一个具有示范性质的图书馆，然后引领和推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良性发展。他这种从中国现状和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期将“钱花在刀刃上”的精神，就是他强烈的本土化理念的体现。

2.2倡导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出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冷静、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梁启超不但给当时公共图书馆建设热潮泼了冷水，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号召，倡导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化的图书馆完全是“舶来品”，由之而来的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现象，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分类法和编目法无法适应卷帙浩繁的中国古籍，所以在图书馆学现代化的同时迫切需要本土化。其时早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并积极开展图书分类和编目的本土化探索，如沈祖荣、杜定友、洪有丰、查修等。而梁启超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在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上明确倡导图书馆学本土化，说出了图书馆人的心声，因此影响极为深远。他坚持运用中西文化观来解读图书馆学，认为:“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我们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去整理他，也要很费心裁，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整理之人，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且有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中国的图书馆学’。”而且主张“这种事业是要中国人做的，外国学者无论学问如何渊博，决不能代庖”。他自信地指出，中国之前虽无“图书馆学”这个词，但图书馆学的历史却很早也很发达，自刘向、刘歆、荀勖及郑樵至近代的章学诚等，不仅对目录学有着各自精到的见解，还留下如各史之艺文经籍志、书目提要学、各种公家或私人之藏书目录及目录学专家的题跋和札记等，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极丰富的图书馆学材料和研究方法，只要用西方图书馆学原理加以改造，就一定能建设出“中国的图书馆学”来。然后他又用极富远见的眼光审视这种富有本土特质的图书馆学，以为它“不但为中国学术界开出新发展的途径;无论何国的图书馆关于中国书的部分，都能享受我们所建设的成绩，凡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人，都可以免除许多困难。所以这种工作，可以名为世界文化工作之一部”。在梁启超看来，经过了本土化而建立的“中国的图书馆学”，必定能屹立于世界图书馆学之林，进而造福世界图书馆学。以梁启超的睿智，不难看出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当务之急便是要“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与他主张建立的模范图书馆密切相关。在此学术研究型的模范图书馆内，附设有相应的图书馆专门学校，使学生在学习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同时，能进行扎实有效的专业实习;并强调这个图书馆专门学校所负的重任，就是培养能将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的原理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等学术相结合的人才，从而开展“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他们不仅有普通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而且还能成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发源地，因为以后可以依靠这些人培养、带动更多的中西兼容的专才充实到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队伍中来。这种从实情出发，本着节约和高效的目的，将图书馆学教育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相结合的一举两得之法，也是梁启超的本土化创举。梁启超还针对当时最棘手的图书分类和编目问题如何本土化发表了看法。他强调衡量一种分类法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要“科学的”(最少也要近于科学的);二是要将古籍和新书囊括无遗。这种认识源于他的分类编目实践，认为中国旧有的四部分类法极不科学，无法容纳新学书籍;而引进的西方分类法又不能充分容纳中国古籍，所以亟需发明一种适合中国图书馆实情的新型分类法。对于编目，他认为在确定好分类法以后，不能简单采用外国通行的方法加以套用就算完毕。因为中国书籍性质杂芜，“到底哪部书应归哪类，试随举十部书，大概总有四五部要发生问题，非用极麻烦工夫将逐部内容审查清楚之后，不能归类，而且越审查越觉其所跨之类甚多，任归何类，皆有偏枯不适之处”。因此主张运用古人在文献著录中常见的“互见”和“裁篇别出”这两个虽然繁难却极其重要的方法加以解决。总之，梁启超主张整理中国书籍不能简单照抄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的方法，一定要将其理论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相结合，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分类及编目学，此见解实属精审。概之，梁启超运用中西文化观阐释图书馆学，认为不能全然照搬西方图书馆的实践经验，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掌握图书馆建设过程的轻重缓急;通过继承和挖掘中国优秀的图书馆学遗产来努力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样不仅能解决当下图书馆存在的问题，而且最终会使中国图书馆学走向世界。

3余论与反思

如何学习西方现代图书馆学，如何对待我国传统的图书馆思想和实践，如何把握两者间的关系，这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建设者就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梁启超以互补发展、融合创新的中西文化观和与之一脉相承的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不能与我国优秀的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和实践割裂开来;在引进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技术的同时，要有批判精神，要顾及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如此才能做到学术独立和自主，并建设出富有原创性的“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是我国图书馆学的唯一出路。然而，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距离梁启超心目中“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仍任重道远，以至上世纪末吴慰慈教授又发出了“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的呼吁。若以梁启超的主张衡量今天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表面上可谓一派繁荣，但学理性问题的研究少之又少。至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籍整理等方面的内容更是少得可怜，或“被作为珍玩，局限在文史考证的水平上自娱自乐”，更奢谈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了。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认为的，中国学界缺乏“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使得图书馆学研究“始终处于不断跟踪与追随国外的发展水平的被动状态”，缺乏学术自觉意识，尤其缺乏对西方图书馆学的反省批判意识，而以译介西方学术，炒作新概念、新理论、新工具为荣，这与梁启超的学术主张相去甚远。百年前他就表达了关于学术独立自主的真知灼见，具体到实践当中就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现状和图书馆实情。比如他在译介和运用西方学术时，总会以西方为参照自觉联想到中国情形、中国现状，通过联系中国本土的需要自觉进行话语转换，从而为中国以后的发展考虑，体现出接地气、讲实际的特点。而今的图书馆学研究至少在联系实际方面仍有待加强。例如我国高校普遍建立的“模数式”图书馆所实行的藏、借、阅、习一体化的全方位开放服务管理模式，是与西方国家之国民高度的规则意识和文明借阅习惯，以及馆员强烈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相适应的，如此才能使这种模式发挥最大效益。然而这种全方位开放模式在我国引进后，因未与中国现状做很好对接，特别是没有针对国人较为缺乏的规则意识和服务意识做有效改进，许多图书馆仍沿袭陈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于是问题不少，比如“在馆”图书的遗失问题———读者为寻一本显示“在馆”的图书而屡屡不得，成为各馆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便是照搬国外，未能有效进行本土化的教训之一。总之，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上述提到的照搬照抄，不顾及图书馆实情和现状，过度技术化和工具化，忽视人文关怀等等。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当今学人片面的中西文化观。而要解决此问题，得先扭转对中西文化的态度，确立起码的文化自信，否则一切无从谈起。在此意义上，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图书馆学本土化理念，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本土文化平面设计招贴国画汉字

一、国画艺术元素在招贴设计中的运用

中国画中线、墨形式的研究，在今后的设计中影响会越来越大。设计不能拒绝传统文化，两者应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即中国画的线墨形式应该和现代招贴设计的特征融为一体。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线”与招贴相结合，应首先掌握绘画技巧，然后启迪自己的灵感，对招贴设计有所帮助。线的表现由于粗细、长短、钢柔、曲直不同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在招贴设计中，线的运用是十分广泛的，有明线和暗线之分，是设计元素中十分重要的一点。线的运用，有助于组织、引导视觉信息、丰富画面。如若能借鉴中国画中线的精髓于招贴中，定会提升招贴的艺术品位。

第二，“墨”与招贴设计相结合，要在形式美感上找出结合点，即注意形式美感。中国水墨画讲究墨色的变化，以墨代色，产生了墨分五色的说法。即焦、浓、重、淡、清。而每一种墨色又有干、湿、浓、淡的变化。在国画理论中，黑墨、彩墨属于“色”，白色是画纸本身的白，也属于色。因此，画家尤其注重对画面空白处的处理。（这点对于招贴的设计也很有启示，即对图底、正副形的设计考虑同样很重要，我们也应该关注空白区域在观者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浓墨与淡墨的和谐结合，画面纯粹简洁而又丰富，磅礴大气而又飘逸非凡，大面积的白与或干或湿、或浓或淡不同层次的墨制造出脱俗灵动的意境，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

线墨与招贴相结合，要更多地去考虑图像的可变性。招贴的作用是进行宣传推销，具有传达信息、诱导与说服的功能和刺激需要的功能。

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到招贴设计的理念中去。他强调这种相融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理解上的融合。靳埭强先生创作的《自在》系列，台湾海报展览邀请展参展作品《汉字》，其中包含浓情的“山”、“水”、“风”、“云”磅礴大气让人心仪，以及其中天地万物潜藏的天地合一的阴阳脉动，可谓将水墨的灵性发挥的淋漓尽致。诚然，形与色在乎于创作着之心与神。

我们只有吸取国画艺术的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招贴设计中去，这样必然会使招贴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独特性。且更符合我国的现代招贴设计的审美取向、心理需求，又具备国际化和中国化。

二、传统图形在招贴设计中的运用

第一，“形”的衍生。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练后，逐步形成各具典型文化内涵的图形和纹饰。例如，传统图形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龙的形象，就可谓朝朝有不同，不仅龙形的变化如此，中国其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形，诸如凤纹、云纹、鱼纹等也如此。如果将这些富有民族形式特征的元素有机地结合在现代招贴设计中，将会赋予一种清新的空气及浓厚的历史感。例如，靳埭强先生1999年为宁波海报展设计的“服饰与文化”主题海报，以一把有漆绘的竹尺表现服饰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尺子就是在生活中存在的线的形象，再加上以水墨绘成的圆弧线与勾状的自由弧线，组合成衣架的形象，在中英文标题的处理上，运用了以短幼线组成的虚线，象征缝纫机组成的直线，突出了服饰的主题。

第二，“意”的延伸。中国传统图形背后往往蕴涵着深层的象征意义。这些意义最初大多源于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例如，“日中有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人们对阳鸟图腾的崇拜，使得中国传统的鸟纹有了阳鸟——朱雀——凤鸟的历史衍变。例如，“靳与刘设计顾问公司商标”采用中国传统图案“方胜”，取其本意——方形的装饰，美不胜收。象征两个合伙人的合作，亦表现设计师与客户的紧密关系。三、汉字与平面设计的联系

汉字的目的是承载信息，而汉字本身即是一种平面图形，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特殊的平面图形设计。敬人工作室标志用一个“敬”字所特有的壁画部首来传达书籍设计所特有的深刻内涵和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陈幼坚的海报设计“设计和生活方式”，设计和生活方式的关系就如同一双筷子的关系，总是互为依存，互相影响。一双筷子也表明了香港和深圳的关系：一支筷子由汉字“香港”组成，而另一支筷子则由“深圳”二字组成。用字体表达这样的主题，恰当、到位，使观者一目了然。

例如，靳埭强先生为上海平面设计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国际海报展的主题海报《互动》，采用“互”字作为设计元素，意在表现现代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互”字的结构很有互动的感觉，上下倒对的对称均衡，产生似太极图般对比中互相融合的效果。旋动不息的笔画与余白空间造成气韵流动，虚实互动的感觉。

中国本土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平面设计的方方面面，而平面设计思想又作用于本土文化，如若将本土文化中深厚的文化底蕴适用于现代平面设计中，则能更深度地传达现代人的平面设计理念。

参考文献：

[1]靳埭强.觉传达设计实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2.

[2]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本土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美国文学；黑人女作家；中国；接受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号] [文章编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子项目“新中国60年美国文学研究”（09BZD071）；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美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时代演变”（1202094C）。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哈旭娴，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南京 210000）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初夏的下午，美国女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托妮・莫里森是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黑人女作家，第一次见到托妮・莫里森。在座谈的两个多小时里，我看着她，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无论如何搜索枯肠，我记得起的黑人作家只有兰斯顿・休斯、里查得・赖特、拉尔夫・艾利森等有数的几个，且竟然没有黑人女作家，没有听见过黑人女性的声音！”[1]（11-14）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者王家湘的这段话语，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陌生度的真实记忆。如今，美国黑人女作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了。

一

中国对于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接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3年的起步阶段，1994年至1999年的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的成熟阶段。

（一）起步阶段（1980-1993）

80年代初期国内对黑人女作家的反应可以用一个词概括――陌生。1983年6月，艾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80年代中期，托妮・莫里森来中国参加过中美文学家会谈；另一位黑人女作家波勒・马歇尔也曾于80年代访问过中国。然而对于她们的到访，国内学界并没有给予多少关注，只是董鼎山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文章《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中提到：“1982年夏天爱丽丝・沃克曾与美国西部一批妇女作家访问中国。当时我在北京的一个文艺界宴会桌上，尚不能充分回答朋友们关于她的生平的询问……”[2]（136）。与王家湘的回忆一样折射出国内对美国黑人女性创作群体的陌生，因为毕竟莫里森和沃克是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80年代她们已在美国享有较高声誉。不过，在20年后，这种陌生感已经被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热给取代了。

起步阶段的成果分布显示，在1993年之前，国内学者对黑人女作家尚未显示出明显的研究偏好。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1981年至1993年间，学术期刊上共发表了25篇左右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论文。排除3篇整体研究黑人女性文学的论文，余下22篇的分布为：

数据分布显示，在1993年之前，艾丽丝・沃克是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首选对象，对她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略胜于对托妮・莫里森的研究，且研究成果也稍早于后者发表。此时的研究分布与1994年之后的国内莫里森研究热截然不同。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统计，同时期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美国文学研究论文近400篇，那么有关黑人女作家的研究论文约占同期美国文学研究论文的6%。加之这一阶段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零散分布在各年份中，最多的一年也就只有4篇，都表明这一阶段关于黑人女作家的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尚处于边缘地带，直至90年代初期依然如此。此时只有极少数学者如王家湘、董鼎山、冯亦代等承担着黑人女性文学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其中王家湘先生撰写了5篇相关论文。

在这一阶段，各类外国文学研究刊物是刊登黑人女性文学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以《外国文学》和《读书》刊登的论文最多：

从研究内容上看，80年代初期到1993年莫里森获诺贝尔奖之前，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经历了群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的发展过程。即在早期的文章中，研究者倾向于将黑人女性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创作群体加以介绍，更加关注其群体风貌。随后发展到作家作品论，选择单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评说她们的创作成就和风格。

整体考察80-90年代初期的成果，可知这一时期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处于整体水平较低的层面。其主要表现，首先，开放之初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长期文化封闭所造成的学者们在学科领域内的话语缺失，“补课”成为国内研究者的首要工作。对黑人女作家的接受同样是从简单的作家作品介绍开始。例如《读书》上发表的董鼎山先生的《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一文，将黑人女作家作为黑人创作群体的一部分加以介绍，指出黑人作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能够冲出黑人读者的小圈子，吸引广大的白人读者群，而成为美国文坛上一个主流作家”[3]（93）。这一观点在当下强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似乎落伍了，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美国学术界的“文化战争”之前，主流社会对文学的认可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文化为价值尺度的，黑人文学作为少数裔文学尚不能进入主流文学领域。其次，在本土文学经验介入下生成的文本意义，与作品原有的意义系统和意义结构有较大出入。例如《美国黑人文学的新突破：评艾丽丝・沃克的》一文采用宏大叙事的视角，以主流文学传统标准观照黑人女性文本，通过挖掘沃克与美国经典文学的联系来肯定其创作的合法性，而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性别立场赋予文本的特殊意义却被忽视。再次，开放初期，传统文化在国内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多数读者和研究者的文学期待视野仍遵从旧的观念，其文学审美期待与黑人女作家文本的多义性形成巨大落差，导致研究者更青睐那些符合他们审美期待的文本。沃克的《紫色》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国内当时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了解不深，但文本中对歧视和压迫的直接表述贴合了国内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使其成为这一时期最受关注的文本。最后，研究视角单一狭窄，批评模式相对陈旧，主要集中在对作品进行主题探讨、人物剖析、手法展示等传统层面上。

（二）发展阶段（1994-1999）

1993年，托妮・莫里森成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事件是国内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史上的转折点，促成了其后国内黑人女作家研究分布上的流变，形成当下国内莫里森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仅1994年，国内有关莫里森的研究论文就由1993年的3篇迅速上升到14篇，而同期沃克和赫斯顿的研究文章均仅有1篇。

该图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制作。6年中，国内共发表黑人女作家研究的论文90余篇，莫里森研究占70%。数据同时显示，我国学界对黑人女作家的研究面有所扩展，在译介沃克、莫里森、赫斯顿、马歇尔等作家的基础上，主动跟进报道一些新近活跃的黑人女作家如玛亚・安琪罗。此时被单独研究的作家数量由第一阶段的4人上升至7人。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王守仁、吴新云共同撰写了关于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专著《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该著作以文化批评和性别研究作为文本阐释的切入点，对莫里森的6部作品做了逐一细致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首先，研究方法多元化。80年代后，国外各类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在黑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表现为多数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依据文本选择多样的文学批评方法。90年代中后期，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成为多数研究者运用的话语，偶尔也涉及精神分析批评、传记批评等；“黑人文化”、“种族歧视”和“女性意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其次，研究对象的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有关主要黑人女作家的研究成果呈分化趋势。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托妮・莫里森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宠儿”，掀起了国内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黑色”浪潮，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研究成果涉及莫里森当时已出版的所有小说，即《最蓝的眼睛》、《秀拉》、《宠儿》、《乐园》、《柏油娃娃》、《爵士乐》6部作品。比较同期对沃克的研究成果，涉及的长篇小说仍旧是《紫色》；赫斯顿的研究成果，论文仅为1篇，解读对象是《他们眼望上苍》。

（三）新世纪新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从上世纪末开始，专著成为我国关于黑人女作家的重要研究成果形式，截止到2011年底，国内已出版相关专著24部左右，2000-2011年间分布如下：

分布情况表明，在对象的选择上，新世纪的研究延续着90年代中后期的倾向，有关莫里森的研究论著占了71%。并且，国内研究者对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选择分化还在进一步加剧。这种分化反映出的不仅是对黑人女作家个人选择上的某种倾向性，更重要的是折射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内过度追逐热点的从众心态和研究倾向，是一个文化群体集体接受心理的反映。此外，研究专著涉及的对象比学术论文覆盖面窄，只涉及3位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这与黑人女性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分布状况有直接的关联。很多研究者受英语水平的制约，开展学术研究需要借助作品的中译文本。目前，国内黑人女作家作品的翻译分布特征与研究成果分布特征非常吻合。

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些专著很好地反映出新世纪国内在相关领域内的研究水平。从研究主体层面上分析，2000年之后，许多高校研究生加入到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队伍中，成为该领域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很多专著是在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上整理出版的，还有不少是用英文撰写的。可以说国内能够在短短10余年间出版众多的研究论著，高校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投入功不可没。

除专著外，新世纪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黑人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内容上已突破了早期研究中重复国外研究成果、缺乏独立见解的局限，展现出视野开阔、精彩纷呈的局面，涌现出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这12年来发表的论文，因研究方法和视角的多样与多变，已很难将其简单划割分类。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跨学科研究成为黑人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在已发表的论文中，宗教、哲学、社会学视角均被用于对黑人女性文本的观照。

二

外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不是单纯性的文学学科领域内的审美接受，接受过程的各个层面如作品的甄选、译介规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采用等，都受输入国政治、文化、外交、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需求的影响。近代以来100多年中，曾有过数次对外国文学的大规模引进，本土需求历来都是我国选择外来文学资源所奉行的首要原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首次出现译介外国文学的高潮，在林纾、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外国文学成为振兴国势、救亡图存的政治宣传工具。“五四”新文学革命展开了开放的格局，大量引入西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1976年“”动乱结束后，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全面学习外国文学的进程，欧美文学重获青睐，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一次的外国文学译介运动表现为更多的兼容并蓄，政治功利性被最大程度的淡化，本土经验以一种隐蔽的形态在对外文学关系中发挥作用。下面我们试以黑人女作家在中国的译介状况作为个案，窥探当代本土经验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的投射。

“本土经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是一个既有历时性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共时性的借鉴与吸收的存在形式。本土经验之于文学建设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就有学者论及；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探索本土经验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要“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观点与理解，而非外国人的眼光、观点与理解，来阐释中外文学现象”。[4]（3）事实上，在对外来文学接受过程中，本土经验对于我们的研究从对象选择到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确立等都具有“隐性规定”的作用。本土经验是影响外来文学在中国接受的深层因素，它介入到文学接受的各个环节中，最终形成外来文学的接受格局。

文化过滤是本土经验在外国文学接受过程中显现的首要功能。通常输入国出于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会主动选择别国文化中的有利因子，过滤掉不被本国民族意识认同的成份。黑人女作家在中国30多年的研究嬗变即体现出了民族意识在本土经验规范下发挥的筛选功能。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是以弱势民族文学身份被介绍到中国的，虽然它的输出国――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但是黑人女性文学创作主体所代表的非洲文化却被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流文化长期排斥和边缘化。两种文化冲突中呈现出的白人文化的倨傲以及黑人文化的焦虑、自卑与自我憎恨等情绪构成了黑人文学，包括黑人女性文学创作的主要体验。正由于早期黑人女性创作主体的弱势地位、作品表达的文学主题和流露的文学情感契合了中国本土经验中生成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心理结构、伦理道德预期，它才获得了国内民族意识的认同和接受。80年代早期，中国学界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群体接受心理表现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投射强烈的情感认同。在当时的文本解读中，黑人女作家作品中有关种族主义危害的揭露、黑人自我意识的发现等主题不断被重复和强化。

90年代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经验”是一个现代的、与世界各民族处于“共同体”中的民族文化资源，它具有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双重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化问题：“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5]（67）这段论述说明，以世界性眼光处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位民族文化，加强本土文化建设，成为了中国本土经验中的文化需求。弘扬和发展黑人美学，护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很多黑人女作家的创作主旨，她们对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国内学者的共鸣。因此，90年代中期之后，对黑人女性文学的研究由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种族冲突上升为更高层面的文化解读，黑人女性文本中的文化因素、世界意识被挖掘了出来。其中莫里森作品为我国学者的文化阐释提供了理想范本，作品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文化阐释空间。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何以90年代中期之后莫里森成为国内研究界的“宠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头衔固然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作家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契合本土经验中的世界意识需求，符合中国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文学语境。

本土经验对外来文学作品的意义构成和价值定位也有一定的影响。现代阐释学理论认为，一部作品的文本意义构成是由作者-读者共同完成的。读者参与文学意义的生成，成为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而影响到对作品的价值判定。在读者对作品的意义阐发和价值评定过程中，本土经验又是至为重要的因素：“读者是以特定的民族心理结构去接受外国文学作品的。”[6]（179）读者阅读、理解外来文学的过程，也是将其民族化的过程，而本土经验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文学阅读和评价会形成相对稳固且具有导向性的价值衡量标准，直接影响到文本在个人层面的意义生成以及外来文学在宏观层面的形象定位。在意识形态占据主导话语权的时代，我国多数研究者将黑人女性文学定位为 “反种族歧视”的黑人文学的一部分，强化文学中的“黑人”因素而淡化“性别”成分，重视文本的政治性胜于文学性。9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播和盛行之后，黑人女性文学又被重新定位为“女权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西方主流经典的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成为阐释黑人女性文本的理论之一。不得不说这样的文学定位没能反映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本质意义。事实上，众多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的表述是对已成为“理论经典”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反动。

此外，本土经验中的功利因素不容忽视。无可否认，功利性构成“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潜藏于人们的意识和知识结构之中。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国内研究主体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常常借助西方价值尺度，以是否被强势文化认同作为自己选择和衡量的标准。因此，那些获西方各种主流文学奖项肯定的作家成为了国内研究者的热门对象。在80年代，国内学界所以首选沃克和莫里森作为黑人女作家的代表推荐给国人，与这两位作家都是普利策小说奖得主的身份分不开。“得奖的就是好的”成为国内不少研究者在选择、译介和接受外来文学资源时的基本心态。因此，1993年在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对她的研究便呈“扎堆”趋势。这既是文学研究的功利性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研究主体在文学审美判断上的不够自信。

纵观国内30多年的黑人女性文学接受历程，不难发现这种研究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完成的，学术意识、知识结构、文化经验、价值观念等是影响其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本土经验作为背景考查外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研究工作的本质，更可以令我们摆脱单一学科的制约，以更开阔的视野、多元的方法推动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在中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王家湘：《喜闻莫里森获诺贝尔文学奖有感》，《外国文学》， 1994年第1期。

[2]董鼎山：《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双层桎梏》，《读书》，1986年第4期。

[3]董鼎山：《美国黑人作家的出版近况》，《读书》，1981年第11期。

[4]陶东风：《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文学与文化・丛书总序》，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5][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