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故事 本土化叙说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乡土越来越像一个穿着落伍的灰姑娘，被视为一个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剧角色，在通往多种可能性的岔路前，我们再也看不到它昔日单纯质朴的笑颜了。而走在乡土道路上的作家们，今天又该怎样去把握这个乡土世界？是满足于展现出一方地域的独特风貌，还是关注更为深层的东西DD比如当今乡土之中的人性变化？最近出版的刘益善的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再次把乡土小说创作中的诸多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部小说集文本中的“精神性现实”，以尖锐的方式提醒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下小说写作所处本土化境遇。

建国后十七年期间进城的作家，因“革命需要”，他们一直讲述着乡村故事，是乡村文化最坚定、最自觉的代表，他们的身份变了但角色没变。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城的作家，其代表意义却在悄然的变革。他们的进城无疑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那就是代表了中国正在向城市化、现代化迈进的进程。70年代后进城的诗人刘益善，虽然从身份到生活、从面貌到谈吐迅速地“城市化”了，并且早已成为文学庙堂的精英，位居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位，但大多数时候，却依然深情地讲述着乡村的故事。因为他知道，他的祖先、亲人、血脉、情感、记忆、经验，所有这一切的“根”都在苍茫乡村大地的深处。拒绝或切断这条“根”，就有可能让他失去爱、激情、灵感和想像力，甚至失去与当代对话的能力和作为作家的存在价值。

刘益善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阅读他的小说，如同咏读他的诗歌一样，总会感觉到有一种泥土深处的清新向你扑面而来。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刘益善精心描绘了一幅幅江夏水乡的生动图画，成功刻画了那些具有复杂性格的农民形象。他虔诚勤勉，站在新世纪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从乡亲日常的凡俗生活出发，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腻场景，虔诚地在自己的文学创造中，表达出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乡村世界的感知。他对农村的深切关注，同时也透露出他对现世农民生存的焦虑。当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使刘益善的乡村叙事既生动厚实，又具有一种与现实保持一定认知空间的审美距离。刘益善以他个人的乡土经验，成就了江夏乡土生活的浮世绘，以本土故事，本土叙说的叙事策略，表达了他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洞察和悲悯，极具“原生”性。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刘益善着力探究的是围绕在我们四周的那种令人迷恋，也让人窒息的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怪圈式氛围。他笔下最有质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乡村普通农民的形象。刘益善编织的乡村故事，没有乡村政治的博弈，也没把笔力过多伸向支配乡村政治运转的秘而不宣的潜规则，而是把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深切的体恤，倾注于这些当年与自己同命运的人们。他让人物群像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中发自本性地喜怒哀乐，让人物在自乐自嘲中自省。在小说集中，记忆、经验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成为强大的载体，负载着简陋温暖的故乡、卑微的生存场阈以及阵痛中扭曲的时代病。这无疑是吸附刘益善灵魂和良知的巨大能量的磁盘。

刘益善是一个朴素的叙事者。在他的本土化叙事中，生活浊流与情感热流伴着泥土的芬芳融浑一气，尤其对乡土的那份深切忧虑，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自己本土化的叙述，这种本土化的写作使我们感知到了他血液的流动，感知到了他心脉的跳动。他以“思想者”的刀锋切入乡村生活的肌体，企图使自己的乡村叙事能够寄寓现代或后现代的哲学思考，能够表达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消亡与阵痛。在小说集中，他将中国当代现实和精神性的历史无限压缩在“金水河畔”这个小小的入口处，而他又同时通过放大镜的方式将所面对的一切，提升到最为宽远的精神空间和寓言化图景。而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的“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怎样的艰难。

刘益善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作家。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上。从曲折的命运际遇到艰辛的生存境况，从吊诡的乡村伦理到复杂的人性纠葛，有关农民生存的种种外在困顿与潜在不幸，都是他自觉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探讨对象，更是他倾力表达的审美目标。

在刘益善的小说里，乡土作为一本永远翻用不尽的词典，承载了无尽的生命和历史的灯盏。故乡这片土地上衍生的故事是沉静而疼痛的，而现实和历史就是如此不可分割的胶着在一起。对这片土地的任何挖掘、损毁，在他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种历史、生存和现实在他的内心和背脊上洒下了无尽的芒刺，而同时他仍然在此境遇下“秘密”地爱着自己的乡村、他的理想、他的文字。因此，刘益善的短篇小说便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迎拒与挽留、温暖与寒冷、现实与记忆、疼痛与慰藉。而这种不同精神向度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作者对“金水河畔”生命履历的温暖而失落的感怀与记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乡村和个体在强大的工业和城市化时代的浪潮中的剧烈阵痛，以及现实生存的压力、时光的流逝和温润的农耕情怀的丧失境遇下的分裂与伤痛。

乡村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物。乡村对文坛，对当代社会，对我们所有人，是一种精神取向，一种价值取向，是能寄托、寄放、寄存我们整个灵魂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种现实问题的说明、表现和书写。乡村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乡愁，是我们的梦境。乡村还代表大地，乡村有一种非常宽大的胸怀，是生命、生存、生与死的所有的一切的表演场。乡村的贫穷、落后甚至苦难，都是文学的母题，是关乎心灵的事情，它超越了题材与时空限制。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任何有关乡村的书写，都不应该逃避贫穷、落后、苦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也是上帝对人类的赠予。这些苦难，有着人类自然的形态，它们从不同角度寓言着我们人类永恒的局限，从而使人类反躬自省。

这部小说集虽然也触及到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但刘益善采取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姿态。他以建设性的眼光和一颗灼热的心，来呼唤、迎接新农村建设的正确道路。刘益善对农民命运的艺术诠释，延续了传统现实主义精神，透显了作家生命的深切体验，隐痛、跌扑的泥土以及亲人的哀愁与血泪。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将自己的赤诚之心融入大地，贴着乡亲，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即使在写一些负面东西时，也往往为他们的行为设置种种理由，体现出作者的宽容和悲悯情怀。

刘益善的乡土小说源自广袤的大地，源自流水淙淙的山野;源自黄昏时幽静的村庄;源自田野里弯腰拾穗母亲的背影。刘益善小说中情感的真挚在于随物赋性，他将自己真挚的情感融会于所要写的事物之中，从而使他的小说作品达到情景互融美学境界。显然，刘益善的小说并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小说，但仔细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也不难看到他文本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其实也是作者的一种真实生命状态。另外，小说提供的人物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真实可信的，正因为它真实可信，才更值得我们反复深入地思考。因为这些来源于“逼真”现实的小说，其言外之意，不是人生问题，而是人生况味，而且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读他的小说，我们不是激动，而是沉默和思考。

（作者单位：武汉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