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自动化系统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7 03:51:56

办公自动化系统论文

办公自动化系统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建筑;自动消防设施;新技术;管窥

中图分类号:TU976+.5 文献标识码:A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性能不断提高

1.1 火灾探测报警时间提前

随着科技的进步,火灾报警系统也在进行快速的革新,火灾的发生将会为人们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说对火灾隐患进行提前探测,极早的发现火灾隐情,避免灾情发生。如今研制的激光式和吸气式火灾探测器,灵敏度非常高,可以对空气中易燃易爆气体的密度,浓度变化等进行预测,对于隐藏火灾隐患可以及时的发现,有时甚至是提前几小时或者是几天。这种火灾探测报警器比较适合应用在面积比较大的空间内,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

1.2 火灾探测报警可靠性提高

在以往的火灾探测报警器中,存在火灾的探测出现误报现象,影响到了报警器的准确性,也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所以说提高报警的可靠性将是报警器主要发展的方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各种网络技术和先进设备应用到探测器中,大大的提高了报警的可靠性。比如说双波段红外火焰探测器,在对火灾预测方面,可以通过对不同特征的波段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做出正确判断,这就是技术的进步。报警器的可靠性提高了火灾预测的效率,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更加安全的保障。

1.3 探测报警智能化

探测报警的智能化将为火灾的判别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智能化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的减少了因为人工判断而出现的误判。将现代的信息技术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应用到探测报警中,对于火灾的防范在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有所提高。

1.4 火灾探测报警系统的网络化

在信息网络化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在消防技术方面应用的更加广泛。通过计算机网络将探测的数据进行传输,实现对分析数据的统一管理,远程监测等,将对火灾探测进行更加系统化的管理,网络化和自动化也将是火灾自动报警发展的主要趋势。

2 消防系统智能化、防火设计性能化

2.1 智能消防系统成为智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智能建筑是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对建筑设备进行自动监控、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对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型建筑。智能建筑管理系统由楼宇自动化系统(BAS)、通信自动化系统(CAS)、办公自动化系统(OAS)、计算机网络系统(CNS)、综合布线系统(SCS)等构成。其中,楼宇自动化系统主要包括机电设备自动化系统、消防自动化系统、安全防范系统等。消防自动化系统(FAS)是楼宇自动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能建筑中一个重要子系统,为火警预报、火灾扑救、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智能住宅方面,则表现为网络技术应用和控制方式的变化:建筑电气接口标准化、设备控制智能化、系统功能集成化。可以预计随着计算机、自动控制、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关键技术的突破,消防自动化系统必将朝着集成化、智能化、协调化方向发展。

2.2 建筑防火设计向性能化方向转移

在建筑防火中以性能为基础的设计方法,首先应确定该建筑的消防安全目标,然后应用消防工程学原理和安全评估方法,对其火灾危险性进行量化分析,然后再预测各种可能起火条件下所造成的火、烟蔓延途径和人员疏散情况,最后再选择消防设施并进行评估,校核预先的消防安全目标是否达到。这种设计方法更为科学合理,有助于发挥设计人员的设计才华和创造性,也适应了建筑技术发展和建筑艺术推陈出新的需求。

3 自动灭火技术的进步

3.1 新型灭火剂

3.1.1 特种灭火剂

扑救A类火灾的“水添加剂”型灭火剂,包括强化水、乳化水、润湿水、滑溜水、粘性水、增稠水和抗冻水等。“水系灭火剂”在水中增加了发泡剂、表面活性剂、溶剂、助剂等。

3.1.2 哈龙替代物――洁净气体

卤代烷灭火剂(如哈龙1301、1211、2402等)被发现对大气臭氧层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因而替代哈龙用的气体灭火介质被提上研究日程。目前较理想的哈龙替代物有如下几类:HBFC(氢溴氟代烷)、HCFC(氢氯氟代烷)、HFC(氢氟代烷)、CFC(氯氟代烷)、PFC(全氟代烷)、FIC(氟碘代烷)、IC(惰性气体)等。

3.2 新型灭火技术

3.2.1 气悬体消防系统

该系统由俄罗斯开发研究成功,其主要部件是多个气悬体发生器。当气悬体发生器周围温度达到100~120℃时,发生器内的烟火剂便会被点燃。在烟火剂的温度和喷发作用下,气悬体发生器可将内含的灭火粉喷出。这种灭火粉的单个颗粒平均尺寸仅1μm,可以充分覆盖在燃烧物的表面,终止燃烧反应。

3.2.2 细水雾灭火技术的应用

通过改变水的物理特性达到提高灭火效果的目的,如细水雾、超细水雾灭火技术。由于细水雾的粒径在40~200μm范围内,表面积较一般水滴大1700倍,在火场中能完全蒸发。所以,吸热效率高,冷却效果好。细水雾灭火技术具有灭火快、用水省、水渍损失小等优点,有的产品还具有抑制火灾烟气浓度、提高火场能见度的作用,因此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3.2.3 消防机器人走向应用

在消防技术领域不断的研发新的技术手段,发生火灾的时候,现场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些时候是人力所无法解决的,而消防机器人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消防机器人将日常中对于火灾现场的救援情况通过程序的编制植入到系统中,然后通过外部材料的加工可以实现多功能的火灾救援任务。例如在火灾现场烟的浓度比较大,并且具有化学腐蚀性的物质,那么通过人力来进行救援就会非常的困难,而通过消防机器人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在火灾现场对于各种复杂的情况和人力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处理,这就是消防技术发展的新阶段。

4 建筑中的消防工作将是保证建筑安全的重要措施,所以说要对消防设施和消防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以保证建筑的安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消防设施中越来越多的应用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方式,这是未来消防工作发展的新方向。在能源和资源的使用方面,也将会向着可持续发展,环保节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唐祝华.21世纪洁净气体灭火新技术的开拓、发展与眺望.

[2]宋红冰.21世纪消防预测[J].火警,2002(2).

[3]潘刚.城市火灾探测报警与消防通信新技术[J].深圳消防咨询网,2002.

[4]吴启鸿.对火灾形势和拓展消防安全技术领域的思考[J].1999年城市火灾安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5]吴成东.国内外智能建筑技术发展[J].建筑智能化.

办公自动化系统论文范文第2篇

「英文摘要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mathematicsdecide its unavoidable influence on legal culture.Mathematicalinfluence on legal cultur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periods.Its method,ideology and spirit all have had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egal culture.Mathematics has provided for law science a se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opened a new research area,and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legalknowled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culture.

「关 键 词数学/公理化方法/法律文化

[keywords] Mathematics Axiomatic Method Legal Culture

作为文化之一种,法律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数学历来是人类文化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对许多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考察法律文化,不难发现,数学对它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历史上的法律还是现实中的法律,都可发现数学留下的烙印。深入探讨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对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

在研究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搞清一个前提问题,即数学何以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这是本文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一、数学何以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

数学和法律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注:虽然不少人认为数学是独立于自然科学的一门学科,但本文仍认为数学包括在自然科学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相差十万八千里,二者之间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事实上,数学却对法律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么,数学何以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数学的特性和认识功能有一个了解。

数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但数学这门科学与别的自然科学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抽象性。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过:“数学是人类头脑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抽象境界。”[1](P34)为了对客观世界中的数学对象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把对象的某些性质排除在外,抽取对象的主要性质,予以观察,达到认识对象的目的。数学完全可以摆脱特殊的事例,处在绝对抽象的领域里。数学的抽象化是数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起点。数学越是向前发展,其抽象化程度便越高;数学的抽象化程度越高,其应用范围便越广泛。“最高的抽象思维是控制我们对具体事物的思想的真正武器。”[1](P32)由于数学是所有学科中最抽象的一门学科,所以,它与别的学科之间的共性便最多,这样,它对别的学科便具有更多的指导作用。

(二)确定性。数学离不开演绎推理。自从欧几里得从自明性的公理出发,通过演绎推理,推导出几何定理以后,确定性便成了数学的一大特点。两千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学者为了追求确定性的知识,都把目光投向了数学,投向了欧几里得创立的几何学公理化方法,企图借鉴数学方法,从别的学科领域里也获得确定性的知识。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渗透着公理化思想。

(三)精确性。数学运用的是演绎推理,是概念性的东西,必然是精确的。而经验性的东西是不完善的,谈不上精确。所有理论都要求精确的概念,而在实践中,精确性便消失了。[2](P2)另外,数学采用的是符号语言,符号语言具有无比的精确性,不像日常语言那样会产生歧义。

(四)严密性。数学定理往往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得出来的,所以,严密性也是数学的一个特点。

(五)应用的广泛性。数学是描述世界图式的强有力工具。数学被誉为自然科学的皇后。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3](P8)数学规律不但自然界遵循,而且人类社会也遵循。数学不但在自然界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在人类社会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无论是自然科学里的各个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里的各个学科,都可寻觅到数学的踪影。

数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数学具有了以下别的科学所不具有的认识功能:

(一)数学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工具。现在许多学者都认为,把数学放在自然科学内不大妥当。科学本质上是物理学,而数学跟思维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所以,数学应是一门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学科。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就极力主张数学应该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列,应具有同等地位。的确,数学思维所具有的逻辑严密性、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丰富的直觉、想象及幻想等特征,是自然科学中别的学科所不具备的,是数学独有的。在历史上,虽然没有把数学视为一门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学科(个别人有此观点,但未取得共识),但人们对数学思维的认识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有着深入的研究。数学思维中包含逻辑思维,但数学思维又不限于逻辑思维,它还包含其他要素,如直觉、想象、幻想、潜意识等。研究一下伟大的数学家的著作就可发现,一些人在数学研究中专注于逻辑,而另一些人则受直觉指引,[4](P123)由于对逻辑和直觉的各自强调,便在数学史上形成两个派别:逻辑主义和直觉主义。逻辑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数学都可由逻辑推导出,而直觉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数学都可由直觉获得,逻辑远不如直觉概念可靠。[5](P216-247)其实,对数学家来说,在进行数学研究时,逻辑和直觉只是各有偏重,并不截然分开,它们都是数学思维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数学思维几乎可以表征人类思维的普遍特征。自然科学的数学思维特征自不用说,社会科学也具有数学思维特征。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是社会科学和数学共同运用的。即使在远离数学思维的艺术领域,对美的追求也构成了数学和艺术的共同追求。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就曾说过:“数学,如果正确地看它,则具有……至高无上的美——正像雕刻的美,是一种冷而严肃的美,这种美不是投合我们天性的微弱的方面,这种美没有绘画或音乐的那些华丽的装饰,它可以纯净到崇高的地步,能够达到严格的只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显示的那种完美的境地。一种真实的喜悦的精神,一种精神上的完备,一种觉得高于人的意识——这些是至善至美的标准,能够在诗里得到,也能够在数学里得到。”[6](P40)总之,数学美是一种结构美,一种“简单”的美。

数学概念虽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但它们总会在现实世界的现象中找到应用。数学的应用问题实际上就是建立数学模型的问题。要使实际问题转化为一个数学问题,就要找出所要研究问题与某种数学结构的对应关系。这样,对实际问题的认识、判断与预测,就变成了在数学模型上展开数学的推导和计算。所以,数学是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许多学

科就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而与数学建立了联系。数学模型在自然科学中运用的较早,也较广泛。自19世纪开始,数学模型在社会科学中也运用起来。20世纪,随着数学的飞跃发展,许多新分支学科的出现,数学模型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更加广泛,法律也不例外。 数学还是理论知识系统化、逻辑化的重要手段。数学逻辑的严密性和结论的可靠性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数学运用公理化方法,对经验知识进行综合、整理,找出最基本的概念、命题(即公理),作为逻辑的出发点,运用演绎推理论证各种派生的命题。运用这种公理化的推理方法,就会使理论知识系统化、逻辑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就吸收了这种公理化方法,使本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法学也曾借鉴过这种方法,尤其是自然法学。

当然,数学思维也是一种辩证思维,具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数学中有一系列辩证关系,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又被马克思的理论吸收(当然是合理内核)。黑格尔、马克思都对法律文化有着重要影响,而辩证法又是他们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数学的辩证思维也间接地影响了法律文化。

由于数学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工具,所以,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数学成了许多行业必备的知识。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须进行数学式的思维。可以预见,人类文化越发展,信息化程度越高,数学思维就越重要,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也越大。

(二)数学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语言。人类创造了许多语言,有神话语言、占卜语言、宗教语言、哲学语言、文学语言、音乐语言、绘画语言、舞蹈语言等等,在诸多的语言中,堪与数学语言相媲美的世界性语言只有音乐语言和绘画语言。数学语言是最科学的语言(至少是最科学的语言之一)。数学文化的这一特点,能使数学超越各种文化的局限性,达到广泛和直接传播的效果。数学语言中有概念、公式、定理、模型、图像、方程等,数学运用这些语言要素,对科学现象和规律进行精确而简洁的表述,从而使数学语言成为一种对人类文化贡献甚大的语言。

数学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数学用符号表示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数学语言可以摆脱自然用语的多义性。日常语言是习俗的产物,也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往往是在不经意中产生的,具有多义性,易产生歧义。而数学语言则是慎重地、有意地而且经常是精心设计的。凭借数学语言的严密性和简洁性,数学家们就可以表达和研究数学思想,这些思想如果用普通语言表达出来,就会显得冗长不堪。所以,数学语言的简洁性有助于思维的效率。[6](P42)另外,数学语言也便于量的比较,便于数量分析。由于数学语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所以,在人类的早期,各大文明古国的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数学语言进行世界体系的建构。近代德国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茨更希望世界上有一种像数学一样的通用语言。他说:“有了这种东西,我们对形而上学和道德问题就能够几乎像在几何学和数学分析中一样进行推论。”“万一发生争论,正好像两个会计员之间无须乎有辩论;两个哲学家也不需要辩论。因为他们只要拿起石笔,在石板前坐下来,彼此说一声(假如愿意,有朋友作证):我们来算算,也就行了。”[7](P119)这种看似浪漫的想法,却构成了数理逻辑的思想基础。

运用数学语言还可以探讨自然法则的更深层面,而这又是其他方法不可能做到的。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就是如此。早期人类认为,空间充满了魔术般的神秘的力量,以致在他们关于空间的理论中用的是神话式的语言。后来,人们才认识到,所有“关于空间和各种空间关系的知识都可以翻译成一种新的语言,即各种数的语言”。[8](P63)尤其是笛卡尔发现了解析几何后,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就更深刻了,以往被神话和魔术所占据的空间终于让位于几何学了;而几何学的点、线、面又可以转换成数。“事物不仅仅是与数相联系,可以用数来表示,而且它们就是数。……数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伟大的客观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这种过程开始于语言,但是在科学中它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因为数的符号体系是一种与言语的符号体系完全不同的逻辑类型。在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分类活动,但是它们还是不协调的。它们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系统化。因为语言符号本身没有任何确定的系统秩序……当我们进到数的领域,这种事态就完全变了……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是由于一种内在的逻辑原则而形成的限制……对一切科学的目的来说,这种符号体系比言语的符号体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不再是孤立的语词,而是按照完全相同的基本程序排列起来的项,因此,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9](P199)

由于数学的高度发展,数学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社会的数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数学语言便自然成为人类社会中交流和贮存信息的重要手段。高等数学的一些概念、语言正在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极其重要的科学语言。可以说,如果缺少数学语言,人类文明不知要倒退多少个世纪。数学语言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它不但对自然科学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社会科学,包括对法律科学都有着重大影响。在当代,法律科学中已充满了数学语言,尤其是在运用系统科学等新兴学科研究法制的工程中,数学语言比比皆是。

(三)数学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数学思考方式曾对文化的发展起过得要作用。而且,诚如怀特海所颜:“如果文明继续进步,在今后两千年内,在人类思想领域里具有压倒性的新的情况,将是数学地理解问题占统治地位。”[10](P209-210)所谓数学地理解问题,就是指数学的思考方式,包括建立数学模型,提供推理工具,进行数量分析,应用计算机进行数学实验等等。

推理可以说是数学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思想方法。美国学者M.克莱因甚至认为推理是人类所作出的最伟大的发现。这一发现的功劳应记在古希腊人头上。早期数学属于经验数学,是古希腊人把它发展为演绎数学。演绎数学从简明的公理出发,可推出无可辩驳的结论。这就吸引无数的思想家,把数学这种推理方法运用到其他领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数学也是研究模型的科学。所谓数学模型,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数学化。不管什么领域,只要能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数学就能给出与所提问题的精确性相符的结果。如何将数学的知识与方法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实际力量,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将实际问题提炼成数学模型。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不仅可以做到其他方法不易做到的事情,而且可以实现低投入、高收益的目标。[9](P161)

数学是研究量的科学。对客观对象进行量化,在量化基础上进行数量的分析、测量和计算,这是一种常用的数学思想方式。要把握事物的质,就必须对事物的量有所了解。不了解事物的量,就无法把握事物的质。质和量往往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法律中也涉及到量的关系,对一系列法律行为都要作量的分析。通过对数量的分析,数学把它的触角深入到法律领域。

由于数学是一种重要的思维工具、科学语言、思维方式,所以,数

学便具有极广泛的应用性,能对各种科学产生影响。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没有任何一种学科不受数学影响,法律自不例外。 二、数学对法律文化影响内容考察

数学对法律文化影响较大的时期有三个时期,即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初和20世纪。

众所周知,古希腊文化与古代其他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崇尚理性精神。可以说,理性精神贯穿到古希腊文化的各个领域,数学领域自不例外。理性精神在数学领域的体现主要就是推理的运用。数学尽管在古希腊之前已出现了数千年(若把原始人的计数也算在内,那时间就更长了),但此前的数学属于经验数学,到了古希腊,数学才发展为演绎数学。这一转变无疑在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古希腊之前,人们认为自然是无序的、神秘的,自然现象是由神主宰的,人们只有用祈祷、祭祀等宗教方式来求得神的赐福。古希腊的智者们则对自然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态度,摒弃了宗教、迷信等超自然力的思想束缚,认为自然是有序的,是按理性设计的,这种设计,虽然不为人的行为所影响,却能被人的思维所理解。

荷马是古希腊文明的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在荷马诗歌中,描写了大量的神祗。但是,荷马诗歌中的宗教并不很具有宗教气味,连众神之王宙斯也要服从“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11](P33-34)荷马之后,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远离宗教,理性色彩越来越浓。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诞生了哲学、科学,也包括数学(演绎数学)。如果说哲学始于泰勒斯,那么,数学则应始于毕达哥拉斯。证明式的演绎推论式的数学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罗素称毕达歌拉斯是“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正是从毕达哥拉斯之后,数学才开始对哲学和其他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毕达哥拉斯之前的智者们认为自然是按理性设计的,而毕达哥拉斯则进一步具体化,提出自然(或宇宙)是以数学方式设计的,人们借助于数学,就可以充分地认识自然。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他们见到许多事物的生成与存在,与其归之于火,或土或水,毋宁归之于数。数值之变可以成‘道义’,可以成‘魂魄’,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机会’——相似地,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12](P12)“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13](P218)毕达哥拉斯不但把有形事物归于数,把音乐、灵魂归于数,而且他把道德也还原为数,认为正义是一种数的规定:一个偶数,它自乘之后永远还是偶数(相等)。这种正义当然是自身同一的东西,——这乃是一个可以适合许多东西的完全抽象的规定。[12](P247)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位成员名叫阿尔基塔,是位城邦政治家,他说过一段话,从中可看出数对法律文化的影响情况:“一旦发现了正的计数标准,就能控制公民的冲突并促进协调。因为如果那里达到这一点,就不会有过分的权益,平等就占居统治地位。正是这个(正确的计数标准)给我们带来了契约,穷人从有财产的人那里得到东西,富人给贫民东西,彼此公平对待,相互信任。作为一种标准和对作坏事的人的威慑,它制止住那些在做坏事一切能计算结果的人,使他们相信当他们企图反抗它时就不免败露;而当他们不能(计算这种结果)时,也可以向他们表明他们是因此而做错了,从而防止他们犯罪。”[14](P171-172)

除了对数的研究之外,毕达哥拉斯还对几何学有精深的研究,发现了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称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把空间和几何学联系起来,认为几何学空间的性质具有同质性(均质性)和质点性。空间中的要素,在城邦中是公民,在宇宙天体中是星,作为“质点”,星与星、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同质的,即均等的。这种性质被看作是空间的基本原则,于是,作为空间度量的几何学成为政治学(城邦学)中最精深的核心部分。[14](P171)

柏拉图是古希腊的又一位大思想家,他不仅希望用数学来理解自然界,而且要用数学来取代自然界本身。柏拉图认为,几何学所要求的知识是永恒的,永恒的知识只能从纯粹理想的形式中获得。他相信,对物质世界仅用少量决定性的几何推理,即能得到基本的真理。由于柏拉图认为永恒的知识只能从纯粹理想的形式中获得,所以,他便成了乌托邦的鼻祖。柏拉图关于乌托邦的构想对后世具有巨大的影响,许多法学理论都与此有关。追根溯源,乌托邦的构想直接受数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法就带有乌托邦的影子,它是一种理想法。

继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之后,古希腊又出了一位大数学家——欧几里德。欧几里德是著名的《几何原本》的作者。据说在西方,两千多年来,《几何原本》流传的广泛仅次于《圣经》。欧几里德把他之前的几何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一些简单自明的公理,由此按照逻辑规则推导出许多几何定理。在欧几里得之前,有人就开始运用逻辑规则进行推理了,但在数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应用公理方法的人当属欧几里得。公理方法对自然法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是受公理化方法影响较大的一个哲学流派。斯多葛派认为某些原则是自明的,是大家都承认的,这些原则可作为演绎的基础,是公理。人的先天的观念如同自明的公理,可以作为定义的出发点。斯多葛派的这种观点通过中世纪的流传,到近代被笛卡尔等人所接受。

数学观念对古希腊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上。古希腊人崇尚理性,擅长抽象思维,以哲学思辩著称。这一切都符合数学思维的特征。所以,数学精神就成了古希腊人的灵魂。数学成了古希腊人哲学思辩的主要对象。由于“万物皆数”,所以,数学的普遍性、确定性就成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特性。由此可推导出自然运行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结论。把这种“自然之法”引入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自然法。由于民主制度是符合自然法的,所以,崇尚理性的古希腊人(主要是雅典等城邦)自然就要选择民主制度了。另外,古希腊人很早就产生了一种和谐和均衡的观念,亦即“公道”的观念。求得国家全体成员共同生活的协调是古希腊人国家观念的基本思想。梭伦自称他的立法是要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导致一种协调或均衡,双方在其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和谐、均衡观念是在古希腊哲学萌芽的早期出现的,而毕达哥拉斯学派正是古希腊早期著名的哲学流派,对和谐、均衡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数的关系构成绝对和谐的各种不同的和音,所以,自然而然,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协调和均衡看作是万物包括音乐、医学、物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英语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把公道说成是一个“平方”数,就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数文化有关。古希腊人在政治生活中秉持和谐、均衡原则对它们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必须平等地参与管理,不因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受歧视。这样,社会就会走向民主。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形成不能不说与这种和谐、均衡的思想有关。“这种和谐的共同生活应使每个公民以参与其中为最大的乐事,这个现象虽然不稳定地实现过,却始终是希腊政治学说中的主导思想。”[15](P37)不可否认,古希腊人选择民主制还有其他原因,但我们绝不能否认、也不能低估数学观念对古希腊人选择民主制的影响。我们须记住一点:古希腊人的数学观念和政治法律观念在深层次上是相通的。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关和谐、均衡的观念,对后世的有深远的影响。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从1到10各个数字包含着不同的哲学含义。奇数3包含着1与2以宇宙和谐为形式的协调一致,三元成为一切稳定而完美的结构的模式。孟德斯鸠创立的三权分立理论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此种观点不无关系。三权分立理论的渊源可追溯于此。另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字5代表着公正。在1至9中,数字5居中,是唯一把从1到9分为

均等两半的数,从而成为公正的象征。此学说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国旗之所以用五角星代表各州,国防部办公大楼之所以建成“五角大楼”,皆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有关。[16](P123-127) 在古代,除了古希腊外,在其他文明古国的法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受过数学的影响。在早期社会,人们大多给数学披上神秘的外衣,把数字看作神奇的符号,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象征意蕴。数学文化这种神秘特性又往往与占卜、占星等结合起来,以影响法律文化。以中国为例,老子就有数生万物的思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淮南子。坠形训》有一段有关数字的记载:“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当然,最典型的是《易经》,利用数学及其符号的变化来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予以规范和预测。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还有“河图”、“洛书”,用以解释宇宙生成和人类社会起源。以上这些理论就涉及到法律的起源问题。而且把数学运用到巫术中,也会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因为早期社会的法律无不受巫术的影响。

古希腊是被古罗马灭亡的。古罗马人以务实著称,对抽象的理论不大感兴趣。这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播极为不利。基督教文化的兴起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播更是雪上加霜。基督徒的全部兴趣都在《圣经》上,他们生活中的关键词是膜拜。基督徒公开嘲弄数学,迫害数学家。教会把数学宣判为“魔鬼的艺术”,禁止人们研习。尽管如此,在古罗马,在中世纪,数学还是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与古希腊所不同的是,古罗马后期以及中世纪的学者运用数学是为了证明“神圣真理”,作宗教论证。波伊修斯是五六世纪间的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数学知识,要获得关于神圣事物的知识是不可能的。”[17](P21-22)波伊修斯和他之前的奥古斯丁都认为:“数是创造一切事物之造物主心中的基本范型。”[17](P22)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曾当过红衣主教,他说:“由于除了借助于符号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法子探索有关神圣事物的知识,我们最好还是由于它的不可毁灭之确定性而使用数学记号。”[17](P22)他不但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撰写的《论有学识的无知》一书中,就运用数学来论证“三位一体”。当然,库萨的尼古拉已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了,他的思想是中世纪思想和近代思想的混合物,受德国神秘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数论的影响。[18](P256)

在中世纪,基督徒都认为自然界是按上帝的意志创造的,所有自然界行为都遵循上帝制定的规则。然而,1453年,拜占廷帝国被土耳其人灭亡后,大批学者携带古希腊著作向西欧逃去。那些渴望新知识的文艺复兴领袖们读到这些希腊书后,如获至宝,知道了自然是按照数学设计的,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设计的。当时,因慑于教会的,人们是不敢反对基督教义的,而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不会反对基督教义的。于是,他们就增加了一条新教义,宣称上帝依照数学设计了宇宙。这样希腊人的思想就与基督教的思想融汇在一起了,人们就可在上帝的旗帜下,去发现自然现象中的数学规律了。于是,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就进入了第二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19世纪初结束。17、18世纪是这一时期数学影响法律文化的高峰时段。

16-18世纪的科学家大多都认为自然界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的,著名科学家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都持此观点。开普勒在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后,高兴地对上帝大唱赞歌,确信上帝是依据数学原理来设计世界的。伽利略则公开声明:“宇宙这本大书是无法理解的,除非我们能够读懂它所用的语言——数学的语言。”[19](P5)不唯科学家,哲学家也大多持此观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帕斯卡、莱布尼茨、霍布斯等皆持此观点。由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确信上帝是依照数学原理来设计世界的,所以,数学便成了这一时期的显学。数学观念、数学方法不但渗透到自然科学的诸学科中,而且也渗透到社会科学的诸学科中。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中受数学影响最深的学科要数哲学。许多哲学家都钻研数学,成为颇有影响的数学家,如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莱布尼茨发明了微积分。这些哲学家把数学观念、数学方法引入哲学,对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哲学是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理论基础,所以,经过数学改造了的哲学又对其他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中包括法学。诚如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所说:“法学常常只是把先在哲学或政治等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观点或趋向,在法的方面反映出来……各国都依靠法学家们在法律上反映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与制订法的新门类……”[20](P80)

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奠基者,认为理性科学就是数学,从此信念出发,着手改造哲学。他希望他的哲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数学。他认为:“要使渴求真理的欲望得到满足既不能在形而上学理论中去寻找也不能在经验学科的博学中去寻找,只能在数学中去寻找。”[21](P533-534)斯宾诺莎则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22](P97)斯宾诺莎在其最著名的著作《伦理学》中就是用几何学来构建他的哲学体系的,因为在他看来,“数学不研究目的,仅研究形相的本质和特质,可提供我们以另一种真理的典型”。[22](P39)莱布尼茨被罗素称为“千古绝伦的大智者”,毕生想发现一种普遍化的数学,用以来计算代替思考,以计算来解决法律纠纷。作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法学家,霍布斯也极为推崇数学,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对政治法律现象的研究中。[23](出版说明)他还曾要求用几何学方法来处理伦理学,但未实现。[24](P211)康德是一位哲学大家,他认为:“在特定的理论中,只有其中包含数学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学。”[5](P42)可以说,在16-18世纪,西方的一流哲学家只有极少数人不太注重数学,绝大多数人都对数学极为重视,并把数学方法引入哲学。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人才说:“凡是想在学识方面超群绝伦的人都一致认为: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25](P35)

考察16-18世纪的哲学理论,可以发现,最为哲学家看重的是数学的演绎方法,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得出必然性的结论。我们在前面已提到,数学公理化方法是古希腊人欧几里得创立的。早期,公理化方法仅在数学领域里应用,阿基米德首先把它用在理论力学的研究中,牛顿则把它用在古典力学的研究中。由于公理化方法研究数学问题和物理问题都卓有成效,所以,它便开始向众多领域挺进,不但自然科学诸学科,而且社会科学诸学科皆广泛采用。

运用公理化方法首要的是确立公理。公理必须简单、直观、不证自明。自然法学派受此影响,借鉴公理化方法,以确立人类社会不证自明的公理。

为了加深对问题的理解,有必要对当时人们所理解的自然法中“自然”的含义加一解释。17世纪的人们,并未像现代人那样,把自然科学和抽象学科区分开来,更谈不上认为两者的性质与有效性是对立的。“自然”这一术语在当时并非专指区别于心灵和灵魂的存在的物质存在,当时的人们并未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自然”在当时并不是指事物的存在,而是指真理的起源和基础。无论其内容如何,凡属自身确定、自明的、无需求助于启示的真理,都是属于自然的。人们不仅在物质世界,而且还在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中寻求这样的真理。17世纪,乃至18世纪的人们,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自足的宇宙。当时的人们受牛顿发现物质世界的规律的启发,也在努力寻求精神世界的规律或公理。法学家们把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追溯到几条确定的原则,作为自然法的公理。[26](P235)自然法学家以牛顿的成就作后盾,“信心百倍地开始系统阐述社会和政治关系固有的正义规则和合理规则。整个体系的精心建构旨在从几个公认的前提出发,以欧几里得般的精确性,推演出人类全部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27](P60-61)当然,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寻求精神世界的公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人们确信一个完善的世界不能容忍浪费,自然的作用应该是花费最少即能达到目的。[5](P58)而普遍原理或者公理就是花费最少即能达到目的的东西。于是,人们寻找自然公理(包括物质世界的公理和精神世界的公理)的工作开始了。法学家也不例外,也在寻找自然法的公理。格老秀斯之后的17世纪的人们普遍接受了自然法同几何学中的公理类似的看法。[28](P594)美国最

高法院法官詹姆士。威尔逊也曾说:“这自然法是以一种简单的、永恒的、不言自明的原则反映给人类普通良心的。”[29](P58)不同的自然法学家所确立的公理是不相同的。格老秀斯所认为的公理有:不侵犯他人的财产;归还属于他人的东西并偿还由它得到的利益;遵守合同,履行诺言;赔偿因自己的过错给他人造成的损失;给应受惩罚的人以惩罚。[29](P39-40)普芬道夫所认为的公理有两个:一是告诉人们要尽力保护生命和肢体,保全自身及其财产;二是要求人们不可扰乱人类社会。[29](P41)霍布斯的公理是寻求和平,使自己的生命和肢体免遭他人侵害。洛克的公理是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杰佛逊则用“追求幸福的权利”代替财产权,并把这些内容写进由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断言人人生而平等,都具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不证自明的(注:参见: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国内一些译者把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译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译法不确切,没有反映出西方文化的蕴含。)。由于自然法学家所确定的公理内容差不多都是人权的基本内容,这就有力地提升了人的地位,敲响了神权和政权长久奴役人的丧钟,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从此,人权便成为人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否有效保障人权便成为区分良法还是恶法的一项重要标准。可以说,自然法学家通过确立公理,为人权理论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法学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所谓“不证自明”,说明人权是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权利。 公理简单、明晰的特征,不但对自然法的“公理”有影响,而且对制定法典也有影响。曾对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有过重大影响的拿破仑就认为:“将法律化成简单的几何公式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任何一个能识字的并能将两个思想联结在一起的人,就能作出法律上的裁决。”[30](P329)拿破仑的这一思想无疑对由他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法典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这些法典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又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17、18世纪,许多法律问题都采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论证。莱布尼茨曾写过一篇题为《选立波兰王的政治证明典范》论文,利用几何学方法以60个命题和论证证明了诺依堡君主一定要被选为波兰王。[21](P545)维柯“用一种严格的数学方法”,即几何学方法,写成了一部名为《普遍法律的唯一原则》的著作。[31](P656-657)普芬道夫则从社会需要这单一原则出发,利用几何学方法推导出天赋人权。[21](P545)霍布斯认为法哲学是一门完善的可以证明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适宜于应用几何学方法。[21](P545)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书中涉及大量法学问题(如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全部用几何学方法进行论证。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也曾受到几何学的支持。[32](P236)孔多塞则对概率情有独钟,认为作为合理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政治研究必须引用数理方法,使之成为一门新学科,而概率论则是通向这门新学科的桥梁。他的目的是要创立一门社会数学,从而使知识摆脱人们感情的蒙蔽而步入纯理性的王国。他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就叫《概率演算教程及其对和审判的应用》。[33](译序)总之,在那个时代,法学问题采用数学方法进行论证是很普遍的。

除了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外,数学的精确性、严密性等特性对近代法律也具有极大影响。近代学者之所以看重数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数学具有精确性和严密性。笛卡尔深感传统的哲学缺乏精确性,所以,才引入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加以改造。笛卡尔在叙述学生时代的情况时说:“我在数学的研究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因为数学的道理精确而又明白。”[34](P153)“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而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他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35](P17-18)笛卡尔虽然获得过法学硕士学位,但他一生在法学上毫无建树,从未进行过法学研究。然而,笛卡尔却是个对近代法学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由于近代法学家大多接受了笛卡尔的哲学,所以,信奉笛卡尔哲学的法学家便将近代法律带上了一条追求精确性、严密性的道路。近代的法典编纂便与这种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追求普遍、必然、精确的理性主义有关。“首先,在一种形式的层面上,这些法典全部表现出系统性,有一种内在的秩序,在我们看来,这种特点使这些法典具有一种‘合理的’风貌,从而与先前的法典的任意性形成对照。其次,在条文方面,这些法典表现出一种法条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不受时代的偶然性左右,因此,使这些法典倾向于永恒不变的性质。”[34](P164)《法国民法典》素以条理分明、逻辑严密、概念精确而著称于世,从中不难看出数学方法之影响。另外,近代法典都设有总则,使法典更加严谨,便于进行三段论演绎推理,这也与几何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受几何学演绎方法的影响,所以,它的司法程序成为道地的三段论演绎的过程。近代的立法者和司法者从某种角度讲,与其说是进行法律活动,不如说是进行数学运算。近代法律的内在精神是与数学联系在一起的。数学对推动近代法律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代法律最重要的原则都是在接受了数学方法后才确立起来的。怀特海曾说:“由于17世纪时数学家极盛一时,18世纪的思想便也是数学性的,尤其是法国的影响占优势的地方更是如此。”[1](P32)总之,数学曾在思想史上扮演过极其重要的角色。研究法律思想史,绝不能忽视作为思想史要素之一的数学。

19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都进行了法典编纂,其中尤以法国制订的民法曲最为著名。这些法典的指导思想是理性主义的,是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19世纪,至少是19世纪初期,数学对法律仍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要素,数学在19世纪的影响显著缩小,重要的哲学流派都很少受数学的影响。在19世纪出现的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能量守恒和转化理论、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三大自然科学的发现上,而不是建立在什么数学理论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地质学、动物学和

生物学的发展都受数学影响甚微。在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远比数学要大。进化论对法学的影响远大于数学的影响。但是,数学影响的减少并不等于数学停滞不前。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数学所取得的成就几乎等于从毕达哥拉斯以来所有各世纪的总和。那么,数学为什么在19世纪的影响会缩小呢?这与非欧几何的出现有关。欧氏几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是唯理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但19世纪非欧几何的出现,表明欧氏几何的公理并非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称誉的严格证明的典范——欧氏几何竟然是建立在有着严重缺陷的逻辑基础上的。这对唯理主义是一个沉重地打击,动摇了唯理主义的理论基础。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导致了唯理主义的衰落,而唯理主义的衰落,又加速了人们对数学的冷落。于是,研究数学便成为数学家的事情了,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便很少问津数学了。但是,诚如怀特海所言,“从卢梭以来,数学思维的暂时沉寂状态似乎已近尾声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宗教、科学与政治思想的改造时代。这样的时代如果不愿单纯懵懵懂懂地在两极端之间摇摆的话,就必须在事物的终极深处寻求真理。但除非有充分说明这种终极的抽象思维的哲学,并以数学来说明各思维之间的关系,否则这种深奥的真理是无法洞察的”。[1](P34)就在怀特海逝世后不久,一门对20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新学科——系统科学诞生了。 系统科学是对20世纪中叶出现的所谓边缘科学、交叉科学、跨学科科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兴学科的统称。系统科学研究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属性,而传统的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研究的是实体的属性。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实验方法与传统科学也不相同。传统科学研究的是实体,研究人员可以对它进行观察,或者把它放进实验室做实验。而系统科学所研究的关系是抽象的模型,不是具体的实物,因而无法在实验室里实验,只能模拟到电子计算机里去实验。系统科学下面有一大批理论发展较成熟的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理论、混沌理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灰色系统理论、等级控制理论、系统动力学、大系统理论等。这些学科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数学的发展。现代数学中线性规划及其向非线性问题的推广、组合最优化、动态规划、网络流理论、图论、博弈论、排队论、库存论、模拟、微分动力体系、分形几何学、分维数学等等,都是顺应系统科学研究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而数学的深入发展,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体系的底部是实际应用的系统技术、系统分析和系统方法,向上第二个层次是解决复杂大系统课题的系统工程,第三个层次是系统理论的分论,如控制论、信息论、大系统理论等,第四个层次是一般系统论,顶端第五个层次是系统哲学。

系统科学的兴起,表明科学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由分析为主转向以综合为主;由原子论-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研究线性因果关系转向研究非线性关系和关系总和;由划学科研究转向跨学科研究;由研究具体的客体和过程转向研究过程的结构和组织性的不变性。系统科学兴起的首要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科学方法论的诞生。这种新型科学方法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更大。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和人,它们都是复杂大系统,一直缺乏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大部分还没有充分应用数学工具,难以进行数学描述。但是,随着系统科学的兴起诞生了十几个数学分支,成功地解决了复杂大系统问题,[36](P88-90)这就使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成为可能。事实上,在20世纪,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已成为一种趋势。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要求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能够成功地应用数学理论和数学方法;在认识与思维方式上,更多地采用数学的观点和数学的态度去审视各种社会现象,考察社会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应从数学及其相关研究,特别是从数学哲学、数学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养料,使社会科学思想数学化。[9](P256)可以说,经过19世纪的沉寂,在20世纪,数学又重新对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

法学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系统科学在运用新的数学方法对社会科学产生影响时也波及到法学。在中外学术界,曾有不少专著、论文运用新的数学方法进行法学研究。

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运用博弈理论来分析特定法律问题的法学家是非常多,杰克逊将囚徒困境应用到破产法的研究中去,库特、马克斯和蒙金利用明确的博弈理论模型来考察审判前所发生的情况,贝伯丘克利用博弈理论来考察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卡茨利用博弈理论分析合同法律中的出价与接受问题,约翰斯顿利用博弈理论阐述合同违约规则,戈顿和利布朗利用博弈理论考察公司法,梅纳尔吸收网络外部性的成就来分析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布里尔梅尔利用博弈理论来分析法律冲突问题,埃里克森利用博弈理论来说明习惯如何能与法律规则一样发挥作用。[37](导论)当然,运用博弈论对法律行为进行分析的集大成者是道格拉斯G.拜尔、罗伯特H.格特纳、兰德尔C.皮克,他们的合著《法律的博弈分析》已成为这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

运用模拟等数学方法进行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外法学家非常热衷的领域。1970年Buchanan & Headrick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论文,标志着对推律推理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始。对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循着两条途径前进:一是模拟归纳推理,一是模拟法律分析。法律专家系统是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课题。国外一些法学家曾开发了律师推理专家系统、法律判决辅助系统、应用于复杂的实体法领域的潜在损害系统等法律专家系统。我国的法律专家系统研制工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由朱华荣、肖开权主持的《量刑综合平衡与电脑辅助量刑专家系统研究》项目,由胡钊、周宗毅、汪宏杰等人研制的《LOA律师办公自动化系统》,由赵廷光等人开发的《实用刑法心家系统》。目前,在一些国家,法律专家系统已在法律活动中正式投

入使用。 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对法制工程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非常多的,在我国有吴世宦、熊继宁、常远等人。另外,混沌理论、模糊理论、随机理论、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数学理论也常被用来进行法学研究。

总之,伴随着系统科学兴起所产生的新的数学方法,法学的数学化程度更加提高,从而使法学更加科学化。

纵观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不难发现,影响法律文化的不仅有数学方法,更重要的有数学观念、数学精神。数学的抽象性、确定性、精神性、严密性等特点决定数学永远和时代的精神——哲学联系在一起,而哲学又是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所以,数学对法律文化的影响将是长期的,而且会更加巨大。当然,数学要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它自身就必须得到发展,产生新的数学方法,产生新的数学观念,否则,数学就会衰微,就难以对法律文化产生影响。20世纪新的数学方法的出现,它对法律文化的影响才是开头。许多复杂的法律现象,正期待着掌握着新的数学方法的人们去研究。法学研究的深入,有赖于数学研究的深入。我们呼唤着一批既懂数学,又懂法律的研究人才的出现。

从以上论述,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其一,数学为法律文化的变革提供着不断更新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文化的进步。其二,数学为法律科学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其三,数学为法律科学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知识体系,有力地推动了法律的科学化进程,使许多法律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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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自动化系统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商业模式; 价值网络; 现代服务业; 创业板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大众对商业模式概念的关注程度迅速增长[12]。商业模式的真正兴起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发明与发展、高新技术的应用和虚拟市场的运作[3]、新兴经济体的发展[4]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企业发展需求[5]。

现有对商业模式的研究关注基于信息网络或互联网络的商业模式、个体的决策机制和行为等[6],主要聚焦于概念模型研究、类型式样研究、行业模式研究和典型案例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产业的边界变得愈加模糊,价值创造主体从单一产业内的企业个体向跨产业的企业网络转变,价值链也不断瓦解、碎片化、模块化,并重构成以全球制造网络为新产业组织形式的价值网络[78]。商业模式的研究视角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由传统的线性的产业价值链向网络化的跨产业价值网络转变。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的商业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巨大调整,出现一些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类型。这些类型的调整不是简单的一个要素或相互作用的改变,而是整体的动态的演化,并将推动整个价值网络的前进。因此,新视角下的类型式样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价值网络视角下的商业模式究竟存在哪些类别?它们的特点又是怎样的?本文将通过逻辑推理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是商业模式发展的重要因素[910]。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服务业开始兴起,并成为与制造业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现代服务业,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利用网罗分散的产业资源,使资本以指数级的方式增长。这在实践领域已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这些新创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是跨产业价值网络视角下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代表,它们具备独特的商业模式、丰富的市场机会和充足的资源条件,在可持续发展整体战略的带动下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也颠覆了以往人们对企业商业模式的认识。但目前理论界有关现代服务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行业发展和竞争力等方面,认为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试图寻找我国现代服务业的主导产业并提出相关发展政策建议[1112],而从价值网络的视角进行现代服务业的商业模式研究还很缺乏。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价值网络视角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以62家中国现代服务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验证理论推导框架的有效性的同时,试图识别出价值网络视角下商业模式的类别组成及其本质上的变化和独特的优势。在跨管理学和计算机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一方面从新的价值网络视角对商业模式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对现代服务业的商业模式进行全面了解。更重要的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可充分展现商业模式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 理论与分析框架

(一) 价值网络: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价值链这一概念最早由Porter在1985年提出,他关注产业内的每一个企业如何通过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创造出价值[13]。Porter提出价值链概念以后,国内外学者在这基础上进行了发展,例如,Rayport和Sviokla提出了虚拟价值链的观点[14],这一观点后来也成为价值网络理论的基础。价值创造或价值转移嵌于供应链中,用来分析企业的交易行为[1516]。供应链理论对管理成本的重视为企业带来成本的降低和交易速度的加快[17]。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需求链理论,认为企业应该更为关注能力和成本[18]。不论是供应链理论,还是需求链理论,企业的竞争不再是发生在单个企业之间,而是发生在整个价值链之间[13,15]。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愈加困难,通过商业模式支撑企业的持续创新成为一种新趋势[19]。而价值链思想仅仅局限在单向、静态和缺乏创新的价值创造过程中[20],对新形势下企业竞争优势的保持有局限性。因此,需要对价值链进行分拆、延展、模块化和重组,而这一过程呈现出的网络化特征就是价值网络模型所特有的。价值网络概念最早出现于Brandenburger和Nalebuff的著作《竞合战略》中。该书强调的共生网络的本质就是价值网络,同时他们还详细阐释了价值网的5个主要组成要素[21]。Slywotzky等人进一步在专著《发现利润区》中指出,价值网络的本质是围绕客户价值重构价值链以实现客户整体价值最优[22]。

在产品链、供应链及需求链都逐渐呈现数字化(越来越虚拟)的背景下,产业间有机会实现前所未有的共同协调。传统的价值链理论认为,价值是从产业链的上游向下游转移和累积的,在跨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情境下,产业链的概念已经淡化,价值由网络内参与者共同创造,结构更加灵活[23],也更符合当前经济活动特征。新的商业组织体系通过构造、协调、整合各个分散的市场,将企业间的活动置于同一个跨产业的网络下有效运营,创造一个新的市场,最终获取或创造新的价值。同时,跨产业价值网络适合于分析知识结构、内部结构及商业关系等的价值转换[24]。商业模式则是关于企业交易内容、结构及治理的分析单位[5]。因此,用跨产业价值网络视角分析商业模式更能反映当前商业活动的新趋势。目前,虽然关于价值网络和商业模式的研究都很多,但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基于价值网络视角构建商业模式分析框架以及开展案例分析的研究还很少。

(二) 基于价值网络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

确定商业模式的组成要素有助于精确描述商业模式,帮助管理者理解和表述企业的商业逻辑。不同时期的学者尽管对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认识各不相同,但在价值、竞争力、利润等方面却有统一的认识[6,19,2527]。在分析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明确商业模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于价值网络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图1),该框架在以往商业模式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主要是根据价值的传递过程来描述商业模式[28];同时,本文将运用该框架来分析现代服务业企业的商业模式,并进行下一阶段的问卷设计。

图1基于价值网络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由4个构成要素组成,分别是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和价值实现。首先,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企业要有自己的价值主张,然后在价值主张完善的基础上,基于价值网络进行价值创造,并从中获取价值,最终实现价值。客户界面和市场基础设施配置是价值创造的最直接要素,价值获取的多寡取决于价值网络中的治理模式和隔离机制,而价值实现具体是通过收入模式与成本结构实现的。其中,价值主张通过产品(服务)内容、传递渠道、传递方式表达,客户界面通过目标客户、公司与客户接触的方式、公司与客户的关系表达,市场基础设施配置通过核心资源和能力、合作网络、价值配置表达,治理模式通过管理手段和控制手段表达,隔离机制通过保密、防御、应对措施表达,收入模式通过收入来源方式和定价机制表达,成本结构通过花费消耗方式和价值转换利润表达。本文将从这些方面进行企业商业模式的整理。

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全新融合情境下的现代服务业中,商业模式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基于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过程,而是新兴的基于跨产业价值网络的模式。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策略

本文综合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继运用管理学的案例研究与问卷调查方法,同时引入计算机学的算法和编程工具进行辅助分析。案例研究是一种用来建立或拓展理论的有效方法,能很好地解释“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29]。而通过“量身定制”的算法编程,可以更科学、更准确、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管理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在上述理论框架中,4个构成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几个都可以成为商业模式分类的标准。目前,关于商业模式分类的绝大多数研究都采用这种分类方法,典型的如DubossonTorbay等人提出的多维商业模式分类体系[30]。本文将根据这个框架,在四维的分类上,对现有样本企业进行聚类。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创业板上62家企业做描述性分析,对文本资料进行归类和编码,设计出每家企业的专家打分问卷。同时专家对发放的每家企业商业模式的置信资料进行评价打分从而得到数据,通过基于本文算法的程序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出结果。这一结果不仅可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指导意见,而且也可验证商业模式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下一步商业模式理论构建奠定基础。

(二) 样本选择

1.选择标准。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是管理学科与计算机学科紧密联系、交叉合作的行业。本文将研究对象的行业限定现代服务业,将研究对象的企业选定自2009年10月(中国创业板成立)至2011年底在中国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现代服务业是市场竞争下的产物,具有可推广性和普适性。现代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都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发达国家达到了60%―80%,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为45%―62%,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为30%―45%[31]。从发展过程来看,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商业模式很多是模仿国外企业的,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但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任何现代服务业企业都不能忽视商业模式的存在及其核心主题――价值[32]。因此,选择中国现代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具备普适性,能够并应该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各发展阶段的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即不同国家的现代服务业。

另一方面,上市企业不仅数据的有效性和真实性较高,而且研究它们的公开文本资料是已有企业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33]。上市企业与其他企业处于相同的环境中,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34]。上市企业的招股说明书是核定一个企业能否上市的重要材料,而上市企业年报是企业非常重要的对外展示文档[3536]。本文的数据来源虽然没有得到三角验证,但上市企业公开披露的材料具有信度的特殊性,国内外许多相关研究都采用了这些数据[5,37],因此本文通过采用上市企业公开披露材料展开分析。

2.样本描述。样本企业涵盖了现代服务业的四大类型:基础服务(18家,占比29.03%)、生产和市场服务(23家,占比37.10%)、个人消费服务(9家,占比14.52%)、公共服务(12家,占比1935%)。从成立时间的分布来看,成立于2000―2004年期间的占到一半以上,有超过80%的成立于1995―2004年间,说明在这期间中国现代服务业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全部62个样本的成立时间来看,有超过半数的样本企业成立时间不到10年,这与创业板对企业成长性快的定位相一致。

(三) 问卷设计与发放

1.问卷设计程序。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借鉴Axelrod[38]及Nadkarni和Narayanan[39]的编码研究设计,根据基于价值网络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来刻画企业商业模式。笔者阅读每一家样本企业的公开披露材料,以招股说明书为主、年报等为辅,将相关材料按照分析框架里所提到的4个构成要素(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获取、价值实现)和7个属性(价值诉求、客户界面、市场基础设施配置、治理模式、隔离机制、收入模式、成本结构)进行归类编码,形成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程度评估问卷。

首先,由于这些材料里的内容不仅包括一个企业方方面面的文本描述,而且包括各种数据和图表,因此首先需要识别出与商业模式有关的内容,并记录下来。其次,这些陈述语句、数据、图表涉及商业模式的不同方面,需要进行归类。笔者根据商业模式分析框架的7个属性,将第一步识别的原始内容进行对应归类。接着,由于不同企业是通过不同证券公司向证监会报送材料的,措辞表述方式会有不同,而且数据和表格的形式也不利于打分,因此,笔者运用集聚法进行编码。通过集聚法,原始内容中含蓄的或缄默的表达变得清晰明确[40],而相关的数据和表格也转化为“概念性”的文本描述。最后,笔者将分析表格交由另一位对62家企业较为了解的研究人员(完全不参与前期的编码),根据他的反馈和建议,对一些表述语言和表达方式予以进一步修改。对那些不明确的描述和分类,笔者通过互相讨论达成一致。

2.问卷回答偏差控制。问卷的题项采用Likert 7点量表,问卷填写者的回答主要建立在个人的经验和感受之上,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测量的客观性和准确性[41]。为了提高数据的质量,问卷的发放对象主要是那些对现代服务业和商业模式较为熟悉的学界专家、行业专家和投资银行工作人员(工作内容为企业IPO);要求专家有5年以上的商业模式领域研究经历或从业经历,有相关的企业咨询或学术经历,专业背景是管理学或计算机学博士。限定这些专家为样本企业外部人士,并同时对62家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打分,以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一致性。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还向专家明确指出,问卷收集的数据仅供学术研究之用,并承诺对问卷填写者的个人信息予以保密,保证研究的匿名性[42]。

3.创新程度的测度。通过以上4个步骤的编码过程,得到62家样本企业的商业模式分析表格,据此,每个企业形成7个打分项。对于每个商业模式属性创新的程度,笔者询问研究创新的相关专家并讨论后,最终确定用Likert 7点量表来评估创新度:1=完全模仿,2=大部分模仿,3=部分模仿(模仿略多于创新),4=模仿与创新相当,5=部分创新(创新略多于模仿),6=大部分创新,7=完全创新。

4.问卷发放与回收。为提高研究数据收集的有效性,本文采用专家评价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向专家当面发放问卷的方式,对研究意图和量表设计做出详细说明,并要求2天内当面回收,因此,不存在回收的未答复偏差(nonresponse bias)问题。本研究共对62家样本企业进行数据收集,每个样本企业由18名专家进行打分,其中有16名专家对问卷做出了反馈,在15名有反馈且问卷有效的专家中,来自学界的专家11人(包括管理学科和计算机学科),行业专家4人(包括现代服务业与投资银行专家)。本文发放问卷1 116份,有效问卷930份。

(四) 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法和基于DaviesBouldin指标的Kmeans迭代聚类,并运用Matlab计算机编程工具进行聚类程序的编写,试图通过对二手数据的分析进行合理有效的科学分类。

第一,内容分析法的使用。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主要以各种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43],其实质是对传播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分析。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将每个企业按照分析框架形成一个商业模式表,清晰明了,为接下来的打分提供基础。

第二,Kmeans聚类的使用。聚类是一种将实例根据自己的属性自然分组的技术。聚类分析以某些度量(如相似性)为标准,把整个数据分成不同的组,并使组与组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大,组内数据的差异尽可能小[44],每个组就是一个聚类,也叫一个类别。根据数据在聚类中的积聚规则以及应用这些规则的方法可以分出多种聚类算法。本文采用的是最为常见的Kmeans聚类算法,将样本中的公司分成n个聚类,每个聚类的质心就表示一种商业模式,属于该聚类的所有样本都与该质心表示的商业模式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而不同聚类的质心代表的商业模式之间则具有极大的不同。通过分析聚类结果中质心和聚类样本的距离以及聚类质心之间的距离,得知聚类结果的合理性,分析指标包括DaviesBoudlin Index[45], Rand measure[44], Fmeasure, Jaccard Index, FowlkesMallows Index[46]。其中,产生集群的集合最小的DaviesBouldin指数最适合本研究。

四、 研究结果

(一) 聚类结果质心讨论

前文已经阐述了质心距离对于衡量聚类结果优劣的重要性,质心距离的跨度越小,质心距离的分布越均匀,则聚类结果越好。本文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对聚类结果进行了考察。如表1所示,聚类结果的质心距离从最高2.342 961到最低1.181 844,跨越较小,差值仅为1.16,且分布较均匀。由此可见,本文获得了良好的聚类结果。因此,根据Kmeans聚类和DaviesBouldin指标的相关标准,最终确定聚类结果,将样本企业聚成6类。表1聚类结果质心距离

(二) 聚类质心属性差异性

我们对比了聚类质心与企业的关系,由于质心代表了该类别内企业的特征,那么它在7个属性上的表现应该与该类别的企业在7个属性上的表现相似,本文抽取了第6类的质心和这个类别的7个企业的数据,分析得出:(1)第6类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在7个属性上有较高的相似性,表明这些企业符合本文假定的自然相似的特点,也就是说,将它们分到一个类别是合理的;(2)第6类内部企业和本类别的质心在7个属性上有较高的相似性,表明用这个质心表示该类别是合理的。

同理,抽取了第6类的质心和两个分属于第4类和第5类的企业的属性,分析得出:(1)选择的两个企业在7个属性上非常不相似,表明将这些企业区分在不同的类别中是合理的;(2)第6类的质心与所选择的两个企业在7个属性上非常不相似,表明将这些企业划分在本类别之外是合理的。

(三) 聚类结果

目前,国内外关于商业模式的分类方法主要有逻辑推理[30,47]和案例归纳[4849]两种。前者理论性较强但往往过于宽泛,而后者针对性很强但往往过于狭窄。本文试图整合这两种流派,一方面,通过逻辑推理的分析框架和科学的聚类算法得出商业模式分类的标准和方法;另一方面,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创业板案例,归纳出一些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典型模式。

分析这6类商业模式的特点及其共性时我们发现,其中有4种与Osterwalder和Pigneur在《商业模式新生代》一书中所阐述的商业模式特征相类似[50],但同时又具有现代服务业的行业特性。因此,对这4类商业模式的命名直接引用了他们的研究,分别是长尾式商业模式、多边平台式商业模式、免费式商业模式和非绑定式商业模式[50]。同时,商业模式设计强调系统思考的重要性,商业模式创新则是企业及其伙伴重新结合现有资源修改和设计新的活动系统,或在不同的情境下引入相同的创新[5,28,51]。因此,本文将另外两种商业模式类别命名为二次创新式商业模式和系统化商业模式。具体如表2所示:

表2企业聚类结果

序号1商业模式类别1企业名称11长尾式1立思辰、网宿科技、、超图软件、三五互联、万邦达、东方财富网、数字政通、美亚柏科、潜能恒信21多边平台式1神州泰岳、世纪鼎利、GOSUN、易世达、世纪瑞尔、恒泰艾普、HAND、腾邦、捷成股份、东软载波、天泽信息、易华录、佳讯飞鸿、方直科技、飞力达、天玑科技、联建光电、紫光华宇、苏交科、飞利信、荣科科技31免费式1华星创业、梅泰诺、赛为智能、天源迪科、易联众、顺网科技、东方国信、万达信息、电科院、银信科技、卫宁软件、巴安水务、佳创视讯、海联讯41二次创新式1上海佳豪、新宁物流、海兰信、恒信移动、银之杰、乐视网51非绑定式1爱尔眼科、银江股份、迪安诊断、蓝色光标61系统化1华测检测、华力创通、华谊嘉信、华平信息、中电联环保、天喻信息、新开普

五、 讨论

本研究共识别出现代服务业的6类典型商业模式,每种类别在商业模式分析框架的4个构成要素和7个属性中各有所长。下文将对这6类商业模式特点进行描述,并从每种类别中选取1个案例来帮助我们了解其商业模式、识别模式特征。虽然本文中的4类命名是引用了前人的研究,但该类别的特点却有不同,将在下文中做进一步阐述。

(一) 长尾式商业模式

众多小市场的汇聚可产生与主流相匹敌的市场能量。由于受成本和效率因素的影响,即使每种产品相对卖得较少,利润可能也不是很高,但大规模的销量使企业仍能获得很好的收益。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成熟,长尾式商业模式的优势越发明显。在互联网上销售的虚拟产品,支付和配送成本几乎为零,将长尾理论发挥到极致。

图2三五互联商业模式解析图典型案例:三五互联(图2)。三五互联(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中小企业客户,提供企业邮箱、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网络域名、办公自动化系统(OA)、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等软件产品及服务。企业充分运用了长尾理论,开展“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双层次的长尾服务:一方面将目标客户定位于中小企业这片蓝海;另一方面,关注大量产品种类,为中小企业客户提供品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

(二) 多边平台式商业模式

在这类模式中,企业将同时面对两个或更多有明显区别而又相互依赖的客户,并将这些不同的客户群体集合在一起,使平台产生价值。多边平台模式强调的是网络效应,需要不同的客户同时存在,并且通过不同客户群体之间的互动来创造价值[50]。客户互动程度越高,就会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创造更多价值。

图3腾邦商业模式解析图典型案例:腾邦(图3)。腾邦(深圳市腾邦国际票务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航空客运销售业务为主,同时提供酒店预订、商旅管理和旅游度假等服务的综合商旅服务提供商。企业以腾邦为主品牌,根据多个有明显区别但又相互依赖的目标客户群体设立了“可可西”、“飞人网”、“管仕”3个副品牌,以360°无缝对接的服务为客户提供酒店预订、商旅管理和旅游度假等综合商旅服务。腾邦的多边平台将航空公司、个人客户和集团客户集合在一起。个人客户与集团客户、高端客户与经济型客户、机票业务与其他类型业务之间都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方面,通过与国内外各大航空公司形成战略合作伙伴,为个人客户和集团客户提供质量更好、更有竞争力价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忠诚客户;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客户群帮助腾邦从航空公司赢得更好的合作环境,并且吸引更多合作伙伴(如航空公司)加入。

(三) 免费式商业模式

这类模式为一部分细分客户提供持续免费的商业服务,而对另一部分客户或模式的其他部分收费,以维持非付费客户的支出,为企业整体提供财务支撑。这种免费式的服务可能是一段时间,也可能是长久的。但至少要求这一部分客户群体的数量是庞大的,这样才能为付费部分提供客户来源和信息传播渠道。

典型案例:顺网科技(图4)。顺网科技(杭州顺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互联网娱乐平台的开发和运营,集成在线娱乐服务,提供一站式在线娱乐服务平台。企业利用自身拥有的“平台+技术”双重优势,同时服务于互联网娱乐价值网络上的网吧用户、互联网企业、广告商和个人用户等多类型用户,并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一些免费的基本服务和可选的收费服务。不同类型的免费式服务为企业聚集了庞大的客户群,从而为增值服务提供客户基础和信息传递渠道,并由此延伸出更多的增值业务。

图4顺网科技商业模式解析图

(四) 二次创新式商业模式

在新的市场情境中引入一个已有的商业模式,通常需要对该商业模式做出一定的调整以适应这个新的情境,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

图5上海佳豪商业模式解析图典型案例:上海佳豪(图5)。上海佳豪(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完整的技术设计服务链服务于船舶建造公司和海运公司,主要为民用船舶产品和海洋工程装备产品的生产提供设计服务,同时为船舶产品的生产提供工程监理服务。企业借力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同时定位于新兴的蓝色海洋发展战略,将传统船舶产业中已有的模式引入新兴的海洋工程设计。在引入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照搬,而是进行了二次创新,根据海洋产业的特点进行调整以满足目标客户的偏好和市场基础设施的流程定制,以适应新的情境,从而有效地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船舶产业和海洋产业本身就是两个相关性很高的产业,二次创新式的商业模式不仅有利于企业开拓新兴的海洋产业,而且能够在传统船舶产业内保持持续竞争优势。

(五) 非绑定式商业模式

在同一家企业里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业务,这些业务的驱动因素、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各要素都是不同的。企业对这些不同类型的业务进行“分离独立”的经营,以避免因冲突而带来的不利。

图6蓝色光标商业模式解析图典型案例: 蓝色光标(图6)。蓝色光标(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企业客户提供品牌管理服务,主要内容为品牌传播、产品推广、危机管理、活动管理、数字媒体营销、企业社会责任等一体化的链条式服务。企业旗下拥有蓝色光标、智扬公关、欣风翼、今久广告、精传媒、SNK等多个品牌,分别进行独立的运营。在并购和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互联网广告、传统广告和户外广告这3个广告行业最重要的细分市场的布局,各自独立经营,形成公共关系业务、广告业务并行的传播集团产业格局雏形。这不仅可以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各有侧重,而且避免了公共关系行业内同一家企业不能同时服务于两家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客户的行业规则,在保留原有客户的同时,增加潜在客户数量,扩大市场份额。

(六) 系统化商业模式

此模式运用系统论的整体观点,将企业的商业模式当作一个系统进行设计和运用。商业模式的各个构成要素并不是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任何构成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只有当这些单元和要素以某种逻辑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整体的效应。

典型案例:新开普(图7)。新开普(郑州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将系统化的整体观点充分运用于商业模式的设计中,将商业模式看成一个不可拆分的整体过程。一方面,以“产品+服务”一体化的模式,专注于智能一卡通系统的软件及各种智能终端的研发、生产、集成、销售和服务,为客户提供终端、软件以及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和个性化定制服务;另一方面,通过“研发设计+销售客服”并行形成5大平台系统、40余个应用功能子系统以及260多种不同型号规格的智能终端系列产品。

图7新开普商业模式解析图

六、 结论

本文构建基于价值网络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进行现代服务业企业典型商业模式的研究。研究过程以管理学研究范式为基础,以计算机可定制化的数据分析为助推,充分体现学科交叉的优势。针对62家现代服务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目前存在6类典型的商业模式。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聚焦新兴现代服务业,以此为样本识别典型商业模式及其特点。现代服务业是新兴产业,目前对于这一行业的商业模式关注很少,但基于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产业又恰恰是滋生新商业模式的土壤。虽然本文的样本选自中国,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仿学习阶段)和行业特性(市场竞争)以及聚类结果(4种类型一致)都证明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最终得出的6类典型模式为以后商业模式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不仅对理论基础上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践的论证,而且对现代服务业企业的商业模式进行了点面结合的剖析,为商业模式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指导意见。

第二,整合了逻辑推理和案例归纳两种商业模式分类方法,丰富了商业模式类型。尽管以往研究中也有将这两类方法结合起来的分类,如Timmers[6],但其基于价值链的结论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本文基于新的跨产业价值网络视角将两种方法整合,使研究结果兼具理论性和针对性,弥补了逻辑推理过于宽泛和案例研究过于狭窄的缺点。

第三,对基于理论提出的价值网络商业模式分析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证明本文构建的商业模式分析框架是科学合理的。在案例的实际验证和分析过程中,商业模式的4个构成要素都是企业商业模式的重要体现。企业在这些构成要素方面的表现将直接反映在其商业模式上。

当然,本文的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例如由于创业板成立时间较短而带来的样本企业数量有限。在将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样本企业的数量,并将本文的研究方法推广至其他领域开展商业模式的研究。最关键的是,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了商业模式后续相关研究的重点:(1)商业模式对绩效产生的影响及其机制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判断一个商业模式的好坏,归根结底是反映在企业的绩效上。(2)各种模式的适用条件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另一议题。本文发现了价值网络视角下的典型商业模式,但还未对哪类企业适合哪种商业模式开展深入研究,即对6类商业模式各自的应用条件进行深入研究。(3)商业模式与外部环境的匹配也需要引起重视。企业的商业模式只有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如技术环境、市场环境等)相匹配,才可能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或企业成长[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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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1

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13.09.181

[收稿日期] 20130918[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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