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订

目前，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已基本回到了雷曼兄弟倒闭之前的水平。金融危机可以说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家所面临的环境，与危机时期或者经济复苏时期是有一定差异的。

我认为2010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家成长以及利用金融危机形成资本的时间窗口。2010年信贷增长依然比较快，中央还会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加速城镇化作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依托，很多去年新开工的项目今年还会继续推进，所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依然很大，但是不会对国际商品价格形成拉动作用，而是给物价留足空间。不会像以前那样，经济发展稍微快一点，就出现煤电油运绷得很紧的情况。

未来经济的发展重点主要有三个：第一，资源的布局。中国要加速城市化。对资源的需求会持续整个城市化过程，所以布局资源为城市化奠定了基础。第二，产业链延伸。金融危机时期很多发达国家已经丧失了很多市场，利润率极差，而中国依然有极具增长空间的技术和产品，这是长期集中在中低端加工制造环节的中国企业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一个时机。第三，我们关注新兴产业的崛起。实际上，每一次金融危机结束都会形成一个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带动作用的主导产业，带领发达国家甚至全球进行经济调整，所以，新兴产业是很重要的关注点。

另外，我们要以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当前中国金融投资的调整。经过这次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相对提高，中国大型企业在各自行业的地位提高，我们的民生银行即使收购失败，市值排名依然是领先的，是比以前大家非常敬仰的国际大银行的市值还要高的优秀的商业银行。这时，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已经非常强大。各个产业竞争力很强，但也不能说无所作为。

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正在非常重要的新起点上。改革开放经济实力不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现有国际规则的学习者，和一个不断适应、执行它的遵循者。未来这一点还会继续，但是危机之后，对中国这样一个尽管人均GDP不高，但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不能仅仅只是学习者和遵循者，而是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的治理，参与规则的制订。

我曾经跟一位美国学者讨论，他说他发现中国不同行业学习和运用现有国际规则的能力存在巨大的差异。有些行业适应能力非常强，能利用较短的时间在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平台里获得非常大的主动权，但更多行业的适应能力非常差。他说，长期以来中国都在学习，别人拿现有规则衡量你时，你辩解，我说你有倾销，你说没有。将来中国要更多地参与规则本身的讨论，这对中国的决策者和企业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这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已经初露端倪，很可能是新的趋势。

从经济发展的结构来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两者应对危机的政策其实具有非常强的对应性。在美国表现为去杠杆化。抑制消费，提高储蓄率，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金；在中国表现为扩大杠杆率，鼓励消费，降低储蓄率、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杠杆化依然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我们对美国储蓄率的走势要有客观的预计，因为美国去杠杆化会直接影响对中国的出口。

有这样一个观点，大概在格林斯潘上台之前，美国储蓄率在8％左右，所以维持到8％左右是可行的。这是较为悲观的预计，让美国回到80年代的格局可能不太现实。从现在美国的储蓄率走势来看，在去年上半年经济非常困难的时期，储蓄率伴随失业率迅速攀升，从2007年的负数到2009年年初最高达7％。美国的大机构预测，明年美国储蓄率在3％到3.3％之间，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最坏情况是去年上半年美国储蓄率最高的时期，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今年经济的整个判断。另外，美国、印度、阿根廷是与我们有最多贸易摩擦的国家。我们靠低成本扩张的道路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