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法治的发展，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职业对话、分工与合作中，必然会逐步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维系和发展与职业伦理是密不可分的，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标志，更是其维系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透过建立在信念、角色和责任基础之上“制度化”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治国家应信守蕴涵着相同价值、信仰的职业伦理规范。职业伦理之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必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关键词：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伦理；伦理规范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2)02－0039－05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长远战略，并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毫无疑问，法律属于文化范畴，法治建设也应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方面需要健全法制，构筑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另一方面需要进行人才培养，使执法者具有法律知识、法律素养、法律品格。如果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两个方面中的前者为硬件建设，那么，后者则为软件建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法律人才的培养，其内涵绝不止于使法律职业人拥有精湛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本文欲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视角，探讨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的价值及基本构造，以求教同仁。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西方的形成，是经过500年的逐渐发展而出现的社会的特有现象，且与西方近代法治实践有着密切关系。首先，教会和君主国在争夺政治权力的过程中都需要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官僚机构，这就需要大量的掌握专业知识的人员。由于法律是西方传统上最具正当性的统治工具，受过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员成为当然的首选。其次，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与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再次，贸易和商业的繁荣要求有相应的法律来调整其中的复杂关系，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也需要熟悉法律专业人士来草拟合同、文书、充当中介人和仲裁者。最后，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宗教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与对立已经日趋明显，原有的社会统治和管理机制的合法性开始受到动摇，这导致了社会的失序，而法律在管理复杂的多元社会方面的特殊优势使它成为社会需要的规范形态，相应地，法律职业者也便成了管理社会所必需的专业人员。。但英国又与其他西欧国家有所不同，它的法律职业的发展与亨利二世司法改革更为直接、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亨利二世主要集中在法律执行，即程序法方面――而不是实体法方面――的司法改革，对普通法的形成及其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改革成果：司法机构的变迁、诉讼制度的改变与完善、诉讼技巧的日趋复杂与技术化，以及诉讼观念的转变。而这些成果最终导致独立的法官和律师职业的出现。当然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的存在，只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要想形成“人的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尚有一段艰难的路程。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走的是不尽相同的路径。依韦伯看来，前者是“理性的”，即在特别的法律学校和采用合理系统编排进行的法律理论的教育；后者是“经验的”，即仅仅或者主要在实践中由实践家进行的法律经验的“手工业式”的教育。但它们殊途同归，最终整个法律职业界形成了具有共同的学识、价值观念和职业操守标准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法律职业共同体概念在我国的提出，起于20世纪90年代，兴于本世纪初，与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人才专业化建设相呼应，更与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制度的确立相切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面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人事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干部专业化建设。职位分类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专业基础。199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2005年的《公务员法》虽然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其调整范围，但同时明确规定“法律对法官、检察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还包括《人民警察法》)便成了《公务员法》的特别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在关于法官和检察官的条件的条款中，都特别强调法官或检察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且经2001年的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进一步规定：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中取得资格，并且具备法官，检察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正是《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修改，统一司法考试资格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了实质性突破，进而推动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讨论和研究。

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我国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当一个群体或社会以法律为其联结纽带或生活表现时，就可称其为法律共同体，主要由法官、律师、检察官、法学学者构成。因为这四类职业普遍存在于各国，最具有法律职业的典型性，“而且在一个法治国家中，这四类人基本上主持着法律的运行和循环，并且是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的主要载体”。。有人认为，立法者是一种典型的法律职业，并坚持将一些精神性的生产者或者一些精神性的法律生产者，如法学家、法学教授、法学研究工作者、法律编辑、法律报刊记者、法律传媒等，纳入法律职业共同体。有人认为，法律职业人(或“典型的”法律职业人)包括法官、律师和检察官。其理由主要为：从具体职能上讲，三者的关联度更高，联系更紧密，对法律实践直接参与、亲力亲为。还有人在将法学学者纳入法律职业共同体范畴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区分，认为：法律家指通过接受法律专业的训练之后从事法律职业的人，主要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学家主要是在法律院校中从事法学研究与教学的专家学者。但同时指出，“不可否认，从职业身份上区分法律家与法学家仅具有相对的意义，某些著名的法律家同时又是法学家”⑦。尽管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学者们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在以下两个方面已有共识：一是法官、检察官及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无人能替代的绝对主角，二是对在当下中国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有着共同的期盼。

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同于行会、协会、社团等。在韦伯看来，团体是“一种对外受到调节性限制的或者封闭的社会关系”；“团体行为”是行政管理班子本身依据支配权力或代表权力为了实施制度而采取的合法行为，是由行政班子通过命令领导的参加者的行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被想象为一个

没有疆界、没有机构组织、只有对法律的信仰的意念上的法律帝国”。它是法律专门化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由法律职业人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当专门的法律人员、专门的法律机构、法律人员的专业化向社会展现着的是同一种东西――法律，宣示着的是同一种力量――正义时，转化而来的。它是法律职业人凭借“职业认同”。而形成的精神家园、心灵殿堂。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需要一些外化的东西证明自己的存在。孙笑侠教授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标志有以下四个：1、法律职业或法律家的技能以系统的法律学问和专门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并不间断地培训、学习和进取。2、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传承着法律职业伦理，从而维系着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及共同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3，法律职业或法律顾问家专职从事法律活动，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或自治性。4、加入这个共同体必将受到认真考察，获得许可证，得到头衔，如律师资格的取得。季卫东认为，职业法律家群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坚决维护人权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奉行为公众服务的宗旨，其活动有别于私利的营业；二是在深厚学识的基础上娴熟于专业技术，以区别于仅满足于实用技巧的工匠型专才；三是形成某种具有资格认定、纪律惩戒、身份保障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的自治性团体，以区别于一般行会。

由此不难看出，职业共同体伦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标志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与伦理规范

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虽然它并非一个法院、检察院、律师所、公司社团般的具体实体，而是人们意念中想象的产物，实际上也是学术研究中必要的虚构，但这种虚构并非没有基础，而是建立在所有法律职业者的共性之上的，同时这一职业群体以其所有成员共同的作用及理念作为它共同的意志，通过社会中他者的感觉和认识，表现出了一种整体性，因此，把它作为共同体并予以人格化，目的在于通过对整体性的研究引领个体法律职业者的群体意识及共识，以期培育法律职业者专业性的理性思维，从而有助于建立法制体系的整体权威，而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即在于其权威性，没有权威，等于没有法。将法律职业共同体予以人格化，使人们不难窥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之处不仅仅是基于其职业共同体的“人”，具有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或相近的法律知识及养成与准入等在同质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性的法律思维，在更深层次上，主导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性之上的是蕴涵着有助于建立法制体系的权威、追求法治原则的实现的法律理念、法律信仰等内容的法律职业伦理。

在众多的职业伦理中，法律职业伦理尤为独特，究其原因，是基于法律职业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征中，法律职业的伦理是作为法律职业的基础性、构建性特质而存在的，其对法律职业者的准人、技能及自治特征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承载、外现及保障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它具备并秉守法律职业伦理决定，制约并影响着法律职业的准入、法律技能的正确运用和自治功能的实现。法律职业者将其职业伦理作为经常性的工作及日常活动的现实内容渗透并表现于自身的行为方式之中，此时，作为群体性的法律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即得到了共同的认知与展现，法律职业也就据此而形成并得以延续。就功能的角度而言，从内部看，法律职业伦理使法律职业维系着群体的统一、稳定。从外部看，法律职业伦理则决定着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决定着法律职业人在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及社会价值。法律职业要求对其从业人员进行培养、认定及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法律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共同利益。由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形成、延续及社会功能的实现与其应遵从的职业伦理互为表里。一言以蔽之，专业伦理规则的确立创造了法律人群体，而为了维护其群体的永续与独特，法律人必须建立并遵守法律专业伦理规则。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均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成员，他们具有共同或相近的知识背景、信仰追求和思维特质，也同时分享着法律职业的尊荣与福祉。法律职业群体内部固然存在分工，不同职务间或有适用个别伦理标准的差异。然而，基于法律职业的形成及职业人员的教育、培养及准入，并考量其在法治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与社会寄予的期待，法律职业群体应具有共同且一致的核心伦理标准。一般而言，正是基于法律职业群体具有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职业信仰，法律职业共同体才形成了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精神较一般公众更为趋同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职业活动中应秉持的职业伦理规范，这也充分显示了其“共同”之所在。

三、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的基本构造

通过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法律职业的形成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国家的对话、分工与合作，直接关乎正义与公平并蕴涵着法律专业的核心价值的伦理的基本构造主要呈现为：

第一，现代法律职业伦理多以成文的、规范的形式加以表现，并诉诸制度化建构保障实现。就职业的发展来看，随着19世纪自由职业的兴起，职业合法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职业的合法化不仅约束并确保职业人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进行活动，而且也保证了该职业有助于实现和文化价值相关的目标。法律职业的合法化是与其成员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有着密切关联的，法律职业的价值目标是追求秩序、公平和正义的实现。而保障法律职业合法化的天然屏障当属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法律职业伦理的信守与践履。借此，法律职业的伦理以法律人在法治国家担当的角色为基础，大多以法规的方式、纪律的方式、道德规范的方式，被表述为文字，步入了“制度化”的轨道。应该说，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从不成文走向成文，并以制度化的建构保障实现，是现代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道德固然是一种内在自觉的秩序，但仅有以直觉、情感和良知是不够的。只有诉诸规范伦理，良好的伦理秩序方能建立。而规范伦理建构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就是伦理价值的制度化。

第二，法律职业伦理注重以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的品格要求为基础，以行为为导向加以调整，并以行为作为道德评价的对象。法律职业伦理规范首先注重于对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的品格的要求。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社会职业，它是以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的。因此，它要求法律共同体成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正是基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形成、实现和传播法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法律专业的特质衍生出对其专业群体的美德的共同要求。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对其从业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至少包含了四方面的要求：基于从事法律专业要求的美德，基于追求社会正义要求的美德，基于法律专业本身建立在纪律与信任之上而要求的法律专业者应具备的良好品格与声誉的美德，服膺“法治”成为维持法治传统、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次序的中道力量应具有的美德。

一般而言，职业道德并不等同于个体道德，一个道德品质高的人未必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职业人。

但是，道德修养水平和个人的品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是必需具备的基础性要求。一个道德品质存在瑕疵的人绝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法律人。应该说，社会及公众对于法律职业的角色期望，不仅仅局限于从事法律职业者的职业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对法律职业人道德素质是否秉公、是否清廉、是否尽职的要求。正是基于这种社会的期望，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每一成员都应成为社会中道德的表率，借此塑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形象，维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声誉。为此，相关机构都针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道德品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于律师，我国先后颁布了有关律师职业道德的行业性规范，《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这两个规范构成了我国律师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内容的主体，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律师的品质提出了要求。对于法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规范》。对于检察官，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和《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两个规范对检察官的品德要求做出了规定。

法律职业伦理规范是以行为为基础，并以行为作为道德评价的对象的。职业伦理究其实质是对个体的人成为社会职能专业化后的社会人加以调整的基本规范，其以道德规范的形式、以一定的准则约束着职业群体的行为，调整着职业群体中的个体与社会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种调整表现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的职业人群的行为提供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不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道德生活中的反映，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概括。一定社会的经济形态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人们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伦理规范通过对行为的指引，使法律人明确行为的选择。同时，在行为指引的基础上，伦理规范又成为丈量行为的标尺，使人们据此对行为的是非与善恶做出评价。如前所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法官行为规范》和《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这些职业伦理规范都是以行为为基础，并以行为为依据进行是否合乎伦理规范评价的。

第三，法律职业伦理是建立在信念、角色和责任基础之上的规则体系。一般而言，规则是由权威部门颁行或社会习俗中包含的关于人们行为的准则、标准、规定等等。其中，道德规则是社会规则体系中的重要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应遵行的基于法律职业所形成的道德准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即信念与基于角色之上的责任而形成的准则，其对法律职业群体行为的调整的目的在于通过内在的调整与外在的规范与约束，实现法律职业群体在社会中的角色的发挥及责任的担当。其中，信念伦理显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一性，体现了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的共性要求，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共性的内容。而基于角色之上的责任伦理则侧重于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相同责任基础上的内部的角色分工所衍生出的具体职责，其突显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从事角色职能活动中应遵循的具体的职业伦理规范，体现了蕴涵于共性之中的个性要求。

一般而言，法律人应遵循的职业伦理规则体系既包含对法律人个人品格的要求，也包含对其外在行为的要求；既包含法律职业伦理的共性的内容，也包含体现着从事角色职能活动应遵循的特殊的职业伦理规范；既包含信念式的专业伦理规则，也包含条文式的责任伦理规则。

第四，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在逻辑结构上可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一是以“人”的品格要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二是规则诱导。三是纪律约束。“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相对于法律而言，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调控有其特殊的机理和方式，道德不仅可以弥补法律强制力的某些不足，而且对人的思想和正当、合法行为自觉性的影响上也为法律所不可替代。同时，道德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其通过人们在道德上的认同与自觉性来实现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的外化。以道德规范的形式明确法律职业者的道德义务的价值在于：首先，道德规范的目的与取向是重在引导与激励，从而区别于法律与纪律的惩戒。其次，道德规范中可以更多地包含信念性的职业道德内容。信念性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是使职业伦理经由内心深化的过程，其重在教育与内化人的内心，使法律职业人形成坚定的职业信仰与信念，从而使职业道德要求成为其自我要求的准则，通过“自律”的方式保证职业道德规范的实现。毫无疑问，当今的法律职业道德不仅仅局限于法律人品质特征的要求，它更多地强调了对法律职业人的行为诱导的准则和约束性的纪律规则。由此，使得对法律职业人的管理、检查与监督更便于操作。从根本意义上说，行为准则与纪律规则的作用在于强调行为引导、预防和教育作用，其区别于惩罚作用，从而使适用者易于认知并接受。

第五，法律职业共同体伦理因共同体内部分工、角色的不同，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伦理规范分别进行规定，提出要求，监督实现。虽然法律职业群体要求其必须遵循体现核心价值的共同的职业伦理，然而，基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法治国家中承担的具体角色和分工的不同，以及在诉讼中承担的职能的不同，其各自应遵循的伦理规则在共识的基础上存在着差异。首先，其“分”表现在伦理规定的机构及规定内容的分门别类上，大多在相关的机构和程序中形成的框架，其中更多涉及的是受角色约束的义务。其次，其“同”表现在与法律职业的价值和理想的关联上，它所包含的价值、信仰、理想的道德品质要求及对行为的指引与限制是趋同的。同时，此类相关的规范大多表现为道德规范(准则)和纪律约束。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而言，他们是从相同的起点出发，经过不同的轨迹，追寻着共同的目标。他们居于不同的角色，捍卫着共同的利益，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是天然的、殊途同归的共同体。如果依应担负的社会所赋予的具体使命、责任来界定职业类别，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职业伦理因固有的分工而存在着适用于不同职务间的标准差异。然而，法律职业伦理的共性是以目的为主导的，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律师、法官与检察官在法治国家是殊途同归的价值、信仰与伦理共同体，无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应遵循的法律职业伦理的规范的构造与基本伦理是趋同的。

四、结语

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有天然的、无法撼动的一致。作为一个特殊的道德群体，基于所从事的法律工作中其可谓“一种法治社会的道德共谋”，法律职业的工作内容虽各自不同，在法治国家中的角色殊异，其在职业生涯中或资深或初任，然而他们均被社会期许有排难解纷、防微杜渐、维持秩序、彰显正义、引导世风的职责。正是法律职业者在形成、执行、传播法治中扮演着积极且重要的角色，基于法律职业群体共同的社会责任形成的体现社会责任感的道德也同样约束并决定着法律职业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的方式及其社会价值。因此，法律职业群体应恪守体现法治核心价值的职业伦理，这是司法权威养成、司法公信力得以树立、法治国家真正实现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