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培养

五十多年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意识形态人道化的趋势，历史地将中国推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公共抉择，全面走入权利保障的法治时代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与此相适应，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宗旨的法学教育，在法治社会中的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地位日益凸显。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法学教育的绩效不能不给予更多的关注。然而，综观中国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的现状，确实还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实际要求相距甚远而问题多多，这已是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共识。在此，我们撇开市场化、民主化与人道化的社会走势以及良性化的制度建设背景不谈，仅就“法律职业人”素质培育的重要环节，即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问题略陈管见。

一、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对法律职业人素质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意欲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有法可依”的完备法律体系固然关键，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良法之论证、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素质。尤其在今天我国法治变革的大背景下，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养即“法律职业伦理”值得倍加强调。?

第一，“法律职业伦理”所要求的道德素养，是法治国家一般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共和国（即法治的理想政治状态）的公民们所独具的发现“真”、求取“善”以及崇尚“美”的事业。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无疑首先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

第二，“法律职业伦理”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仅于此是绝然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像医生循医德、教师遵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相应的法律职业道德。在我国，关于律师与法官职业道德问题我们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其实包括法官、检察官等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道德都需要重视。试想，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么？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第三，“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乃至化解“司法腐败”困局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而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负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却公正本性的司法腐败，滥用当事人信任的律师、滥用司法权的法官和检察官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要知道，学养不足倒是可以“恶补”，制度的不完善亦是相对的。）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第四，“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基于社会分工及专业化渗透的考量，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律职业人必须具有不同于大众的素养。一是“技术理性”（又译“人为理性”），即法律职业人特有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属于技术问题）；二是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信誉及尊严，而为其内部所传承的职业道德（属于伦理问题）。二者共同构成法律职业人德才兼备的整体素质，缺一不可，否则皆不足以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性或自主性以承担应然的社会责任。然而从国内外法治建设的经验看来，依托于专门训练而获致的特殊“技术理性”或专业化才能，法律职业人的自主性倒是不难实现；但牵系着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却是长期难以解决。因此，通过强化法律职业人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无论人们如何强调也都不为过。

二、在改革与发展中加强我国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

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法治国家建设与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和司法变革的前景。而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使命的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决于通过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尽管在我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司法律职业人培养事务的宏大法学教育系统，即由高等法学教育制度、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制度所构成的相互衔接的、一体化的法律职业人教育体系，然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普遍缺失无疑是一大通病，亟待有效地予以化解。（在这里，笔者尊重现实中的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不分的做法，尽管笔者以为强调二者的差异对于一个崇尚“拜词教”语录传统的国家而言确有实际的意义。）

首先，作为未来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高等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没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为适合法治国建设对“标准的”法律人才需要，教育部在1998年确定了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这十四门课程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应当承认，在假定这十四门课程的内容和主讲教师都符合法治精神的前设下，这样的大学法学教育安排确实有助于构筑起法科学生的合理知识框架。但是，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半壁江山”目前的法科学生课程设置中却是空白。中国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未能把“法律伦理”或“司法伦理”作为必修课程之一，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等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或律师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出一大本，在法学院这是非常重头的戏。而我们的高等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有的在开，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门重头课，要对未来的法律人进行培养，应该把这门课放在很重的地位。”（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其次，作为在职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各种法律培训，同样缺少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就是法律职业家之治。但是，对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的我国而言，却是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法科毕业生难以进入法政机关，而法政机关的大部分工作者又不是法科毕业生。鉴于各种原由，针对在职的大量法律工作者出身于党政干部或军队转业人员，学历低、业务技能欠缺的普遍现实，20余年来国家一直在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培训，譬如法院系统的业余大学（后改为法官学院或分院）、检察官培训中心等。或许这种“自家人”开办的短期法律培训取代法学教育的“粗放式”做法确实能够有助于快速提高在职人的“达标”数量，但是能否真正地使他们摆脱（党政人员及军人特有的）命令——服从的思维定势，养成坚实的人权、正义、正当程序等法学思维方式和职业道德素养，以应对权利保障与民主化的时代挑战，确实让人生疑。?

再次，作为法律职业人“准入”的“准教育性主体”——国家司法考试，关于“司法伦理”的要求与法律职业人应有的素养相去甚远。应当说，顺应法治国家对于法律职业人的需要而施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无疑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大进展，对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培养确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准入”法律职业场的一道“门槛”，在有助于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却不可过分地仰赖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不仅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更是一种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这与司法考试之间并非具有必然的关联，更难说法律职业伦理能够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培养出来。“（1）司法考试考什么课并不重要，关键是司法考试要反映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2）司法考试再怎么考，能考出知识和部分能力，但考不出人的信仰、人格、修养。在法治社会里，这些必须通过大学法律教育来培育。”（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因此，在发展中改革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以提升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强化法科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既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培育的历史要求，也是法学教育顺应并推动法治社会发展的使命。?

第一，针对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通识标准，重构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承认，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确有极大的应急性、盲目性。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模糊的。“在迄今为止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确定出一个稳定的目标”。（贺卫方：《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见于.cn./shownews.asp？id=1678）这样就造成经过几年的大学本科教育，理论水平上该提高的没有提高，该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没有培养出来，使法科毕业生既不能及时地从事法律事务，又不能较好地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目标的模糊定位导致进入法院、检察院的毕业生没有熟练的驾驭司法活动的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实践训练才能胜任，不但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和公信力。这样一来，专业性的、道德性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法科毕业生必然无助于法律职业人共同体的形成。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孙晓楼先生就谈及法律职业人的合格标准问题。他说：“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了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这就无怪乎有“法律教育是人文教育和信仰教育”之说。（参见“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法治与法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文集，第218页。）惟有这样的新目标定位，法学教育方可真实而有效地提升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或职业责任心。从另一个侧面讲，“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在西方两大法系中，都特别重视加强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都在时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教会学生努力作为一个法律职业人在思维，强化学生的法律至上观念。如英国的法学院“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周世中：《英国法律教育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在美国，法学院特别开设了司法理论或类似有关职业道德的课程，诊所法律教育的许多内容就是围绕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回顾美国的法学教育历史，诊所法律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时，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第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扬弃”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实”而创新的同时，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实现法律职业人“技能”与“德性”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张福森：《贯彻〈纲要〉精神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见于：/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12/03/content_145437?htm?）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育的职业性特点，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牛文军：《法律教育传统与法律职业素养》，见于：202.207.3.12/work/s04.htm?）

第三，在重视“法律家”职业伦理培养的同时，也应十分关注“法学家”职业伦理的教育。由于法律职业人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职业道德等方面有共性，故前述更多的是基于共同体的同质性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实际上，在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训练过程中，除了本科阶段普适教育的职业伦理教育应予重视外，而对于日后的法学家与法律家两大类职业的道德教育却应有所差别，进而彰显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细分化、定向化“施教”理念。或许是法学家最先注意到“司法腐败”凸显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性，而法学家职业伦理教育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法学家职业伦理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中是不应被忽视的。国内出版的有关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的著作，少见有关法学家职业伦理问题的论述，显然这是一种不足。在我国的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加大法学家的职业伦理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尽管他们并非都会成为法学家）。“……不同的法律职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除了要遵循共同的职业道德外，还有各自不同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但这可能不是法律本科基础教育阶段所能解决的问题。”（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140页。）

总而言之，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们必须通过法学教育改革促进法律职业人职业伦理品质提升而努力的志向性目标，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