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者是法律规范的具体操作者，即法律规范的从业者。法律的创制，只是为以法律为根据而创造法律秩序提供了前提条件，法律并不自发地构成法制秩序。只有通过法律职业者对它的具体操作，呆板、枯燥的法律规范才能生成生动、理性的法律秩序。所以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那么，何谓法律职业？

一、法律职业的概念-内涵与外延

关于法律职业的内涵，学术界似乎并无太大的分歧，“在西方法学著作中，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是指直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工作的总称，通常又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其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公证人和法学教师等。但主要指法官和律师，特别是律师。”然而，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所以，在比较法的视野中看，法律职业的含义仍有不同，有学者写到：“法律职业（legal profession）一词在不同法系、法律集团，特别是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有不同的含义。”尽管如此，各国法律职业制度的不同只能影响人们关于法律职业概念之外延的判断，并不影响人们关于其内涵的判断。所以，这并不妨碍其他学者给其以定义性描述：“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具备法律预先规定的任职条件、取得国家规定的任职资格而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一种社会角色。”那么，如何具体地理解法律职业的内涵？

首先，法律职业是公共职业。近现代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社会分工的规模迅速扩大。这一分工将社会从业者具体分为公共职业者和私人职业者。前者从业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益（虽然不排除因此而“自利”）；后者从业的目标是实现个人自利（虽然并不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利他”）。尽管任何一种私人职业者，都必不可免地要置身于社会交往中，因此免不了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但相比较而言，公共职业者更多地肩负着社会使命。如果说私人职业者的使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话，那么，公共职业者的角色则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法律职业就是公共职业。即使像律师业这种典型的法律职业者，在强调其以法律作为就业和解决生计问题的途径之外，更应强调他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强调其正义感。否则，以律师作为法官和检察官来源的英美法系国家，就无法保障其司法活动的公正。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如果我们只强调律师的私人性和其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特征，而忽视该职业对证据收集、法律审查乃至法院审判的巨大影响，从而忽视其职业活动的公共性，那么，律师职业只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是非，而不是通过他减少是非、实现正义。至于其他法律职业-检察官、法官，更属于公共职业的范畴。

其次，法律职业是正式职业。顾名思义，正式职业对应于非正式职业……前者是指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而被体制化、从而也稳定化的职业类型；而后者则虽然也强调法定的标准，但法律基本上采取放任性调整方式，从而使该类职业呈现出流动化的特征。作为正式职业，法律职业具有比其他任何职业都困难的入门条件。自近代以来，凡是奉行法治的国家都对法律职业规定了相当严格的准入条件，因而使其几乎成为天底下门栏最高的、入径最难的正式职业之一。在我国，自1986年开始进行的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和2001年开始进行的全国司法资格考试制度，尽管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已经大体上铺设了这一职业在我国的入门条件。正是这种严格的条件，使得法律职业成为精英荟萃的职业类型，从而也引出了理解法律职业之内涵的另一个方面。

再次，法律职业是专门职业。专门职业相对于开放职业而言。前者是指只有经过专门知识训练和拥有某种专门知识的人才能胜任的职业类型。而后者则指向任何人都开放、从而任何人都可能胜任的职业类型。不同的专门职业需要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训练。例如从事医生职业需要医学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训练，高级经理人则需要经过相关专门管理知识和技能的训练。至于法律职业的从业者应当是经过专门法律训练、从而拥有法律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者。法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学科知识类型。但长期以来，在我国忽视了它作为知识的属性，从而法律职业的从业者只要在政治上“根正苗红”，就能“胜任愉快”，其背后的基本理念在于把法律职业等同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职业，从而把法律审判被化约为政治审判，把法律职业等同于政治职业（所谓“刀把子”论所讲的正是此种理念），把法律家混淆为政治家。尽管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改革正在改变着这种情形，但我国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仍然任重道远。

复次，法律职业是精英职业。精英职业相对于大众职业而言。前者是指只有社会中的优秀成员才能胜任的职业类型；而后者则是指社会中的普通人（所谓“中民”）皆可胜任的职业类型。前述法律职业是专门职业的论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它是精英化的职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专门职业都是精英职业。比如钳工在知识上也明显具有专门的特征，但我们并不强调其是精英化的职业（与此相关联的是：精英职业也未必一定是专门职业。例如政治家职业和社会活动家职业都需要精英者从事相关职业，但我们并不强调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必须经过某种专门的知识训练）。法律职业作为精英者的职业，要求从业者既是有关法律的技术精英，同时也是有关社会道义方面的道德精英。因此，不论律师的产生还是法官的遴选，都应当既有知识技术方面的考量指标，也有道德操守方面的严格要求。并且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法律职业者从业的道德要求更为严格、甚至苛刻。

最后，法律职业是精神职业。精神职业针对物质职业而言。前者是以精神产出为使命的职业类型；后者则是以物质产出为使命的职业类型。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分工应当是精神生产者和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分工。这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分为精神性实践活动和物质性实践活动之故。最典型的精神生产者当然是文学艺术家以及科学家。那么，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何以成为精神职业者？这又源于法律本来是社会精神现象。法律是主体社会交往的规范形式，但这一规范形式又是人们对主体交往行为之社会实践的规定性的思维加工，因此，它在整体上属于人类精神现象。法 律职业者既以这种精神现象作为其从业的根据，同时也以此为根据产出另一种精神成果，例如通过律师所产出的词和辩护词，通过法官所产出的以说理为特征的判决书等都属于精神产品。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判例法国家，法官的判决不仅构成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精神产品，而且对相关的后来的案件之判决而言，构成了判决的依据。

如上对法律职业的发散性描述，足以使我们得出关于法律职业之含义的如下结论：法律职业是根据国家法律设立的、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由接受过专门法律知识和技能训练的社会精英所担任的、从事作为精神现象的法律生产活动的职业类型。

法律职业内涵的厘清，为进一步了解法律职业的外延奠定了基础。关于法律职业的外延，因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之差异和人们所坚持的视角之不同其结论也异。在普通法系国家，一般说来，人们常常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说明法律职业的外延。“在狭义上，它指律师；而在广义上，则指法律工作者，包括律师（attorney）、法官（judge）、检察官（prosecutor）、法学教授（law professor），其核心是律师，所以，attorney又和lawyer通用”：“在大陆法系，没有与普通法系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学教授在内的法律工作者（lawyer）相应的词。与其相应的有两个词：一个是法律家（jurist），它是指取得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的学位，因而具有某种荣誉地位的人，但其中许多大学法律系毕业学生找的是与法律无关的职业，这样，jurist一词比lawyer一词包括的范围更广，而另一个词是magistracy，即司法官，它包括法官和检察官，英语中没有与之相应的词，把二者合为一个词是大陆法系的特色，但它不包括律师，因此magistracy比英语中的lawyer为窄。在大陆法系，从事律师职业的是私人开业者（private practitioner）和由商业和企业雇佣的法律顾问，但他们都处于法律职业的边缘，处于中心的是司法官。”

在我国所举办的相关学术会议上，人们对法律职业的外延也持有广义、中义和狭义的不同看法。广义论者认为：法律职业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官、议会议员以及法学学者和教师。其根据是他们的工作都和法律相关。中义论者在广义论者之中剔除了行政执法官而保留了议会议员。其理由大体如广义论者。事实上，这些主张的难以成立是明显的。我们知道，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任何人所从事的职业都和法律相关。即使一位产业工人，当其生产商品时也同时是在按照国家产品质量法和有关产品的国家（或国际）质量标准在生产，从此意义上讲，他们是根据法律在生产。那么，我们能否说他们也是法律职业者呢？答案应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狭义的法律职业者，一般是指律师、法官、检察官和法律学者。事实上，把法律学者作为法律职业者看待是相当勉强的。尽管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实践中，法律学者的法律见解因为在司法活动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因此将其作为法律职业者看待有一定的道理，但即使如此，还不能把其当作法学学者成为法律职业者的充要条件。因为严格说来，法学学者是以学术为业的，是学术职业者。正如我们不能说化学家们是化工行业的职业者、经济学家们是经济行业的职业者……一样，法学家们作为以学术为业者，也不应是法律职业者。

这样一来，结论就大体上把法律职业的外延指向了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三个方面。法律职业的外延其实就是指律师职业、法官职业和检察官职业。由于三种职业皆以法律为业，其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的联盟称之为“法律职业共同体”。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及其特征

法律职业共同体（legal community；lawyer community）是由以法律为业的人-律师、法官、检察官-因为职业的接近和目标（社会正义）的一致而自然地或者通过一定制度的力量形成的职业群体。“当专门的法律人员、专门的法律机构、法律人员的专业化向社会表示着的是同一种东西-法律，宣示着的是同一种力量-正义时，法律职业群体便转化成了与法律职业者个人相区别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个团体不是由法律虚构的，而是事物的本性使然。它不同于组成它的那些个人。”近年来，我国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论述的文字日渐增多，其中一位学者用发散性的文字这样写道：

“这个共同体既不像家族、社区那样是天然形成的，但是又具有类似于家族的血缘关系和社区的地域关系；也不像组织建构的共同体（政党、行会）那样具有明确的成员身份的限制，但是也不是谁都可以随随便便地进入这个共同体的，它具有类似行会那样的共同利益或者政党那样的共同信念……

这个共同体是由这样的一群人构成的：他们是一群刻板而冷峻的人，如同科学家一样，他们孜孜研究自己的发明工具，努力提高这种工具的性能和技术，他们希望这种工具扶助弱者保护好人，但即使服务强者放纵坏人，他们也无动于衷，他们称之为形式理性；他们是一群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他们对那些为两毛钱打官司的锱铢必较者大加赞赏，他们看到那些‘知假买假’的王海式‘刁民’以及为履行合同要割下他人胸前一磅肉的夏落克就喜形于色，他们不断地鼓励人们滋事生非还美其名曰‘为权利而斗争’；他们是一群虔诚的人，如同教士信守圣典一样，他们也信守自己的圣典和教条，他们小心翼翼地解释这些圣典上的文字，即使这种解释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他们毅然坚信：信守伟大的传统比媚俗更符合这种圣典的精神，他们把这种死板的愚忠称为“坚持正义”；他们是一群神秘的人，如同秘密社会，有自己的切语和暗号，有自己的服饰和大堂，他们不屑于使用日常语言，他们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在神圣的原则层面上来讨论，外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什么这样说，他们把这种以远离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关注日常生活称之为‘专业化’。“

尽管这种发散式的文笔对于法律职业的不明就里者也许会产生一定的“误导”，然而，他正是以这种修辞更好地表达了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不过分贪恋于修辞，而以更加逻辑化的语言来表述的话，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至少有如下特征：

第一、法律职业作为职业共同体-以法律为业。1919年，出身于法学的社会学家韦伯向慕尼黑的学人们做 学术演讲时，谈到“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这样两个话题，论述了以它们为业的条件和特征。如果套用韦伯的说法，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法律职业共同体解释成“以法律为业”的人。无论律师、法官还是检察官，之所以共同地被纳入法律职业共同体当中，乃是因为法律是他们得以从业的看家本领。

当然，作为法律职业者从业的基础，法律自身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形态。在我们所熟知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以者的命令来解释其法律或许不大符合我们对法律的理想，但事实上，它的法律典型地表达着者的命令。以《拿破仑法典》为典型代表的庞大的近代法典体系，即使它能够代表民主的精神，反映民众的要求和呼声，也不能说它就是民主的产物。事实上，法典所反映的恰恰是精英理性，而非大众理性。尽管如此，当精英们设计的法律一旦产生之后，当法典被当作社会正义的代表和化身之后，法律职业者的使命大体上就是亦步亦趋地根据既定的法律来解决手头的案件。尽管当法律出现模糊、冲突和漏洞时，也会给法官解释、选择、补充或续造法律提供条件，但总的说来，在这里，把法律职业者称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大体上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所以，庞德称：“……19世纪欧洲大陆的法典理论使得法院成为一种司法的自动售货机。这种必不可少的机器已用立法或已经接受的法律原则事先准备好。一个法官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案件事实从上面放进去，并从下面取出判决。”

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议会的制定法也是法律职业者从业的规范根据，但因判例法在其法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法律职业者更多地是根据已有的先例以及对先例的识别技术而从业，而不是必须亦步亦趋敌受制于议会的制定法。特别是法官，往往既是已有先例（判例法）的从业者，同时也是新判例和判例法的创造者。“英国法的承担者，乃是法官。即使对议会的制定法，法官也掌握着通过解释使用赋予其现实效力的权力。”这就使得在英美法系国家，当法律职业者“以法律为业”时往往是在“创造性地”解释事实、运用法律。他们运用法律的过程也是在事实和先例中发现法律的过程。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法律文化体系，譬如在一些初民社会，也许并没有文明社会这样分工明确的法律职业，也不存在法典化和判例化的法律形式，但在那里，社会纠纷的裁判者们依然在根据其固有的习惯法（民间法）在裁处纠纷，从而习惯法构成了相关“职业者”从业的规范根据。这种情形甚至遗传到了文明社会，以至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立法和法律，都难以抹去初民时代习惯法的胎记。

不论法律职业者面对的法律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有多大的区别，尊重并信守其所理解的法律并无大的区别。原因在于离开了法律，抛弃了规范，就釜底抽薪地瓦解了法律职业的从业的条件和基础，从而使法律职业共同体也成为无根之游谈。

第二、法律职业作为利益共同体-谋生手段。不少论者在谈及法律职业共同体时，过多地强调其所肩负的社会使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以法律作为谋生的手段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嗤之以鼻。这显然是以圣贤的标准来衡量法律职业者，而不是以社会职业分工者的标准来看待法律职业者。事实上，在利益方面，法律职业者也和其他一切职业者一样，都总是要通过从事一定的工作来获取其物质和精神生活所必需的利益。反言之，如果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不能通过从事法律职业而获取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利益需要，如果他们都只能从事有关法律的公益或自愿服务，那么，这一职业究竟能否为继就很成问题。所以，谈法律职业共同体，必须承认其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属性。

具体说来，这里的利益共同体因为利益本身的不同而包含两个方面，即法律职业共同体既具有物质利益共同体的内容，也具有精神利益共同体的内容。

说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物质利益共同体，很容易引起误解，即共同体成员为了获取高额利益而沆瀣一气，为所欲为；也容易将目前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存在的严重的法官和律师合作牟利现象、把非法存在的讼辩交易现象等都看作是其作为物质利益共同体的正常表现。其实，这些现象不但不能说明作为利益共同体的法律职业，而且由于其自始就属于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这种现象的存在，只能削弱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物质利益。这里的物质利益共同体，其实是指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们都是通过从事法律工作而获得其物质需要的。尽管律师因此而获得物质利益需要的方式和法官和检察官因此而获得物质需要的方式完全不同，但他们都倚赖法律而获取物质所需却无区别。

作为精神利益共同体，法律职业者具有荣辱与共的职业精神利益。不论是那个具体的职业（律师、法官抑或检察官）破坏了法律的尊严，都会令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在精神利益上遭受损失。反之，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任何一个具体职业成员的高尚的、道义的举措，对这个共同体全体成员都是一种激励。从此意义上讲，它们之间具有“有难同当、有福共享”的特点。正因为这种精神利益的相近或者相通，使得即使在法庭上检察官与律师分别代表国家和被告人而进行寸步不让、面红耳赤的论辩，但和其他职业者相比较，他们之间仍然更容易在精神气质和精神利益上取得理解和联系。同样，两个分别代表“两造”出庭的律师，在庭内是剑拔弩张的对手，在庭外则往往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职业朋友。这足以表明法律职业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另一面-精神价值追求上的相近或相通。

第三、法律职业作为伦理共同体-职业伦理。“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这就是职业伦理。与公共道德相比较，职业伦理“与共同意识并无深层的联系，因为它们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共有的伦理，换言之，他们与共同意识无关”：“……职业伦理的器官确是多重的。有多少职业，就有多少这样的器官”，在职业伦理中，我们会看到“道德生活的去中心化趋势”，会看到“每一种职业伦理都会落于一个被限定的区域”，会看到“既然职业伦理的每个分支都是职业群体的产物，那么它们必然带有群体的性质……群体的结构越牢固，适用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就越多，群体通摄其成员的的权威就越大。”涂尔干的以上论述，为我们在总体上把握职业伦理的含义提供了方便。

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上的相近或相通，导致他们之间在伦理操守-职业伦理上的相近。可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就奠定在其作为一个共同利益群体的基础上。一般说来，他们所应共同操守的伦理首先是要通过行动表达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因此，在白纸黑字的法律面前，他们尽管可以解释之、续造之、补充之，但他们绝对不应蔑视之。因此，这一共同体被人们称之为在社会进化面前具有明显“保守”的一族。可以说，法律职业者就是法律精神的传承者，就是社会传统的卫道者。所以，“英国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良好，而是因为法律古老”；他们往往“宁肯违反理性和人情，也不改动法律上的一文一字”。这是由于“法学家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所致。其实，这恐怕也是任何一种法律传统中的法律职业者共守的伦理，只不过在普通法精神中它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已。

其次，法律职业者是以对个案事实的尊重和个别正义的追求来寻求普遍的社会正义的。因此，他们是一群踏踏实实的、关注法律的操作技术的职业者。从此视角看，他们共同坚守着修补社会正义的伦理使命。如果说立法已经在政治的宏大叙事层面设计了社会正义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法律职业着通过司法的活动，则是通过微观的技术论证来修补社会正义运行中的紊乱，并最终恢复社会正义。这样，即使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人们对个别正义有多么大的分歧，但通过论证追求个别正义，并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普遍社会正义的关注，是法律职业伦理的显著特征。

法律职业伦理当然不止如上两条，但这两条是我们整体地理解法律职业伦理之其他内容的总向导。另外，因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不同职业在特征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之间的职业伦理也有不同的要求，对此，后文还要做一定的说明，此不赘述。

第四、法律职业作为符号共同体-法言法语。法律是一种独特的符号体系。这种符号我们习称为法言法语。尽管不同的法律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法言法语，以至在法律文化交流中人们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沟通不同法律文化世界中法言法语的意义。但是不同法律文化体系中法言法语之差异，并不能影响我们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种独特的符号共同体的判断。那么，符号共同体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法律职业者往往不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陈述判案理由，表达判决结果的。虽然在一般的理念上，我们大体都赞同法律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并不是说法律就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复写和纪录，相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我们曾经表达文学艺术作品的口号完全可以被运用到对法律符号的理解上。法言法语既是对主体日常交往行为及由此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加工，也是对人们日常所使用的普通语言的进一步升华。严格说来，法言法语更多地表现为逻辑语言，而不是修辞语言。逻辑语言要求客观、准确，而修辞语言要求生动、形象。正是逻辑语言的这种特征，使得法言法语更加眷恋逻辑，而不是修辞。尽管在法言法语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修辞。

因着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独特的符号共同体，使得他们所掌握的符号对于没有受过法学训练的人而言，往往如说天书一般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在思维方式、甚至行为方式上似乎在远离社会。虽然他们了解一个法律事件的日常用语，但他们之间在交流时更喜欢运用专业的法言法语和符号体系，甚而至于在他们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中，也不太愿意用日常交往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更喜欢用他们的符号体系交往。这时该职业者总是会明显地表现出思维的与众不同和行为的“乖张”难解。然而，正是这种情形，更好地维系了这一职业群体，并且以此为基础该群体更为理性地解决社会的矛盾、争讼和冲突。

第五、法律职业作为知识共同体-规范知识。一般地说来，在说明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符号共同体时，就已经意味着它们是知识共同体。但专门将知识共同体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征而抽象出来，是要更进一步说明法律职业者从业知识的与众不同之处。

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分工群体，或者任何一种职业都是靠特定的知识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某一职业缺乏知识，就意味着没有该职业从业的条件，因此，该职业的存在也就要大打折扣。但由于受“统治阶级意志”这一法律观的长期影响，我们基本上不把法律当作一种知识看待，而仅仅当作可以任意而为的统治命令。这正是在我们这里法学落后的基本原因所在。那么，法律职业者作为知识共同体的独特知识是什么呢？

首先，关于德性理念的知识。法律职业者所从事的是决疑解纷的事业，因而其职业道德格外重要。如果能够放任律师出示假证据，那么，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就因此而蒙上阴影；如果允许检察官假造案件事实，“公诉”所谓假造的案件，那么，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就荡然无存；如果允许律师和法官联起手来搞腐败-法官成为律师挣钱的坚强后盾，而律师成为法官致富的必要手段，那么，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就直接被毁在律师和法官手中。所以，培根强调指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要避免这种情况，要使法律职业活动成为实现社会正义之必须，就需要法律职业者比常人掌握更多的德性理念知识。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德性理念可能与日常生活中普通的道德观念会出现矛盾，因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观念出自情感原则，而法律职业者的道德观念及职业伦理出自理性原则。这就构成了法律职业者独特的德性知识。这种德性知识往往不被常人所理解，有时还会遭到常人的误解和贬斥，但法律职业者无论如何还必须秉持之。

其次，关于法律规范的知识。法律是一套严谨的逻辑体系，它既具有“科学”的客观属性，也具有人文的价值关怀。因此，关于法律的规范知识既是社会学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人文学科必须关注的内容（特别是法律文化问题），甚至由于法律也调整着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由于在法律规范中客观存在着人与对象关系的内容，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规范知识中渗入了自然科学的内容。法律规范是综合性规范，因而关于法律规范的知识也是综合性的知识。但尽管如此，法律规范知识的着重点还在于“规范”二字本身。如法律规范的结构、要素、各要素间的关系等。法律就是要通过一套严谨的逻辑体系和规范术语决定社会关系中的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因此，它只有借助规范知识本身，才能更好地实现上述使命。而以法律为业的人们如果不掌握这些规范的知识，不会利用这些规范的知识进行逻辑思维，那么，它们也就难以当此大任。

最后，关于法律技巧的知识。如果说法律自身是一套严谨的逻辑体系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以法律为业者必须掌握一套系统的技巧才能将法律更好地贯彻到社会实践和主体的生活中去。比如判例法中的“先例识别技术”、成文法中的漏洞补充技术、判决书中的说理技术以及在司法活动中经常会遇见的法律解释技术、法律推理技术、法律论证技术、辩讼交易技术、利益衡量技术、法律发现技术等等。这些技术，对外人而言，也许根本不知所云，但法律职业者必须掌握之。否则，就会面临“工欲善其事而器不利”的被动局面。

正是如上知识的接近，形成了几种法律职业者成为职业共同体的知识前提。

第五、法律职业作为意志共同体-精神意志。作为意志共同体，法律职业者具有相似的主体心性和价值理念，秉持着共同的心理意志，他们追求着共同的价值理想。

在心理意志上，一方面，当法律职业者面对法律秩序“礼崩乐坏”的局面时，能够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而“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这方面，中国古典人物中以执法严明著称的“强项令”张释之，家喻户晓的宋代名臣“黑脸包公”，不畏权贵、矢志于法的明代名臣海瑞……都给法律职业者提供了榜样，尽管在他们的时代，还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讲的法律职业。但他们矢志而维护法律权威的精神意志，毫无疑问对我们今天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在英国，不畏王权、并敢于与之据理力争的的科克先生，早已不仅仅是英国法治近代化的英雄，而且为世界法治的近代化奠定了可资借鉴的模型和基础。这种对法律及其秩序的极端热爱，正是不同法律职业者能够结合成为一个意志共同体的关键所在。

在价值追求上，法律职业共同体追求案件证据的真实，追求个案正义的实现，并通过个案正义实现整个社会正义，通过司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尽管在现代权力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把法官的权力置于王权（元首）之上，也没有置于它的行政首长之上，但是，任何实现了“制度现代化”的国家之元首和行政首长都会畏惧法官的权威，尊重司法决疑解纷的至上性和最终性。在这里也可以折射出法律职业者的轻权贵而重规则（秩序）的价值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这首先不是出自法律职业者的道德素养，而是出于整体性的制度设计，是制度对法律职业者的塑造，也是人类崇尚秩序的生活对法律职业者的要求。

事实上，法律职业者的所有成员都是以司法活动为中心而展开其活动的。虽然司法在整个法律秩序中只占据着很小的一部分，并且司法也不能居于日常的法律秩序中。但司法却是整个法律秩序的核心。因为法律对自觉守法者而言、对乐于自觉维护社会秩序者而言，只是一个权利的选择体系。因此，人们在此种情形下就很难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和作用。这样，法律客观上就主要是一种事先的预防机制和事后的裁处机制。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在现代法治条件下，人们的任何一种公共行为都关涉法律，甚至人们的私人行为也受法律权利的调整，但是人们并感受不到法律的存在；反之，只要出现社会纠纷的场合，只要司法介入的场合，我们能更多地感受到法律的存在。这正是司法、从而以参与和主持司法活动作为其从业行为的主要方式的法律职业者之所以追求个案公平、追求通过司法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不同法律职业者形成共同体的原因。

三、不同法律职业之差异比较

虽然法律职业共同体具有如上共同的特征，但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不同的法律职业之间并非铁板一块，相反，因职业具体内容的不同，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具体表现为他们对法律负责的原因不同、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同、从业的姿态不同、从业的方式不同以及在一定意义上职业之性质不同等方面。

首先，三者对法律负责的原因不同。律师作为法律职业者，具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他必须为法律负责，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通过对当事人的法律服务获得其财富的增长。这样，律师职业事实上就具备了两样的职业内容-该职业既是法律职业，同时也是商业职业。对前者好理解，但对后者也许会存有不同看法。其实，在西方国家大力推进律师业产业化的举措中我们不难看出该职业所蕴含的商业利益和商业价值。作为服务业的律师业已经不止是一种职业，而且在国家产业中、在国民经济成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倒不仅是因为该职业能给律师们带来优裕的财产收入和物质生活条件，更在于通过该职业的活动可大大减少企业及商人经济活动的成本，讨回企业可能丧失的利益，增强企业竞争的信心和安定感。从而通过律师业的活动，使法律渗透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要素。这在目前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已经有明显的表现。

当然，不能忽视律师通过相关活动对自身生活条件、工作条件的改善，也不能忽视律师业作为产业在整个服务领域中加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竞争体系中这一事实。也许这一事实在说明律师职业的商业性特征方面更有价值。律师必须考虑其从业的“成本—效益”关系，进行经济核算，否则，其职业不但不能为继，更甚者与之相关的社会正义也难以兑现。

至于律师作为法律职业，人们不会有任何分歧。因为律师是最为典型的以法律为业者。所以，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职业的中轴与核心是律师业。狭义的法律职业就是指律师业。可以说，律师对法律的责任基础就是因为该职业的这种双重性而导致的。简言之，律师是通过直接对其“钱袋”的负责而连带到对法律的负责的。肯定地说，一个不能为自己的“钱袋”负责的律师，也不会是一个有足够的能力和道德向法律负责的律师。在律师那里，只有向其“钱袋”-经济利益负责，才能真正向法律负责。不敢想象，一位只知道向当事人收钱，而不具体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为其“钱袋”负责）的“律师”能够为法律负责。显然，律师职业的商业特征最终是建立在其对当事人、从而对法律负责的基础上的。这种情形也就意味着：律师在其职业活动中，是通过对其利益的负责（即对当事人法律权益的负责）而“间接地”对国家法律负责的。

检察官是政府的法律工作者，他是代表政府利益从事法律活动的。在我们的理论传统中，政府是至上的，因此代表政府从事法律活动也就是直接对法律负责。事实上，政府只是法律之下的一种组织陈设。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分的历史时代，政府主要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当检察官代表政府从事法律职业活动时，他首先是向政府负责。他对法律的责任方式，是通过对政府的责任而实现的。从此意义上讲，他对法律之责任也是“间接的”。

法官则不同。人们常讲：法官是法律的守护神。在所有法律职业中，唯有法官在从业活动中直接向法律负责。对法官而言，正如马克思所言：“……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即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不论某法官是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还是终审法院的法官，他在从业活动中的直接使命就是向法律负责。所以，在法治国家里，法院并不实行任何意义上的（法定的、变相的）首长负责制，甚至在法官之间不存在首长。院长不是法官的首长，首席法官也不是法官的首长，原因在于法官只独立地、直接地向法律负责。

其次，三者追求的直接目的不同。这与上述三者的责任机制是紧密相关的。总的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是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目的的。但仔细分析的话，三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追求的直接目的又明显地有所不同。

对律师而言，由于他和当事人（委托人）之间往往是一种民事契约关系，因此，他每次从业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履行合同上的服务义务，而实现合同上的应得权利。可见，实现合同上所规定的内容（权利与义务）是律师从业的直接目的。如果一位律师通过从业活动连相关合同上的权利与义务都难以实现，那么，即使他再高唱追求社会正义，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事实上斩断了他为社会正义而努力的通道。

当然，这绝不是说律师直接以其委托合同的实现为目的，就可以巧舌如簧地任意解释合同、为所欲为地任意签订合同。相反，即使他们再熟悉法律，甚至熟悉法律的漏洞、熟悉法律冲突的症结，也应当在合同签订和履行中尊重法律，弘扬法律精神。只有如此，律师在从业活动中的直接目的才能与其所追求的实现社会正义这一最终目的相呼应。

检察官作为服务于政府的法律职业者，他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雇用关系。虽然从广义上讲这也是一种契约关系，但它明显不同于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契约，我们宁可说它是延伸性的政治契约关系。因此，检察官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其从业活动向受雇的雇主-政府负责。亦即实现政府的有效的统治秩序是检察官职业的直接目的。如果检察官在其从业活动中不能增进政府的统治秩序，那么，检察官职业的直接目的就没有实现。检察官就是通过对政府统治秩序的直接追求而进一步追求社会正义的。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在一定意义上讲，律师职业和检察官职业在直接目的上是各执一端的，所以，在法庭活动中，特别是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两种职业往往居于对抗的两极，从而“各为其主”地从事职业活动。从表面看来，既然他们是“各为其主”的，那么，他们的活动就毫无正义可言。但是在是非尚处于模糊的情形下，他们“各为其主”的争辩，他们对证据陈述、事实观察和法律理解的不同视角，恰恰是法官得以“兼听则明”，从而准确地采纳证据、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的关键所在。

至于法官，其从业活动的直接目的就是依法审理眼前的案件事实，以实现个案的公正。因此，他在两造面前须不偏不倚，须保持中立。在从业活动中，法官既不是原告的人，也不是被告的人，而是法律的人。法官只对法律负责也就是说在处理个案中他只是将法律的规定适用于个案的事实中。

再次，三者从业的态度不同。这也是与上述两个方面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由于对法律之责任原因的不同，在从业活动中追求的直接目的的相异导致三种职业在从业中的基本态度也有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

对律师而言，他所从业的基本态度就是通过证据事实在法律上寻求对委托人有利的根据。任何一位律师，不能在其从业活动中不利于其委托人，哪怕委托人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江洋大盗，只要律师接手了他的委托，就应当根据证据事实，在法律上找到有利于委托人的方案。正因如此，在不习惯于律师这一态度的法律文化中，律师制度的引进和实施、律师的职业活动等每每被人们讥讽为“替坏人设想”、“为坏人辩护”，因此，律师职业常不被人所理解。一般说来，这种法律文化下生活的人们所抱持的是一种善、恶绝对观念。

对检察官而言，其从业的基本态度则是通过证据事实，在法律上寻求有利于政府统治秩序的对策和方案。尽管法律在宏观上代表着社会的统治秩序，但政府视角的统治秩序和社会视角的统治秩序往往不同。前者更看中通过政府的积极作用而实现统治秩序，而后者更看中通过社会的自治实现社会秩序。因此，政府虽然往往代表着全社会的立场，但它并不总是代表着全社会的立场。这正是即使检察官从业的态度总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也只是在表达着“替政府立言”的一面之词的原因。

律师和检察官从业的这两种态度，绝对不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制度正义，表达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只有在不同视角上的“片面的深刻”，才能达成决策上（判决上）的客观公正。因为在律师和检察官（或者律师与律师）之间“各为其主”地进行辩论时，他们所坚守的往往是一种“片面的道理”（当然，这绝不排除他们可能持有的是“全面的道理”），而最终实现的却是“深刻的”效应，以便为法官全面综合地、公平合理地判断案件打下良好的基础。

至于法官，他所从业的基本态度是中立。这其中既包含法官在政治活动中的中立，也指向法官对两造的中立。尽管法官判案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入其“前见”，甚至在西方国家还肯定了法官的“内心确信”和“自由心证”的法律地位，但这些都不否定法官从业的基本态度，即中立态度。正是法官的中立态度 ，才能在法庭上使得两造、律师和检察官的“片面的深刻”之理由得以充分表达，才能冷静地在两种（有时甚至多种）对立的主张、冲突的证据、复杂的法律关系以及可能冲突或有漏洞的法律规定之间进行判断、选择，作出让人们（特别是两造）能够接受的最终判决。

复次，三者从业的方式不同。一般地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从业，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三者在从业方式上的差别不大。但经过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三种职业在从业方式上具有明显差别。

律师从业的方式既说不上是被动的，也说不上是主动的。严格说来，律师是根据委托合同从业的。不论这种合同是律师先提出要约还是委托人（当事人）先提出要约，只有当双方达成协议（契约）时，律师才有具体地从业的根据、理由和责任。因此，如果从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其服务对象的互动关系出发看，那么，在律师职业的从业方式中，典型地体现了对等、互动的合同或契约关系。基于此，我们可以说依法建立合同就是律师从业的方式，也就是说：与服务对象达成合意是律师从业的基本方式。

检察官作为政府的法律雇员，他们是依职权而从业的。也就是说，只要与检察权相关的事实一出现，不论该事实中的当事人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检察权也要主动地、强制性地介入该事实之中。这与律师从业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针对与检察权相关的社会事实而主动性地行使权力构成检察官从业的基本方式。

而法官从业的方式不同于前述任何一种职业。我们知道，被动性是司法活动（法官公务行为）的最重要的特征。托克维尔在谈到司法权的三大特征时，就特别提到这一点：“司法权的第三个特征，是只有在请求它的时候，或用法律的术语来讲，只有在它审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从性质上说，司法权自身不是主动的。要想使它行动，就得推动它。”司法权的属性，直接决定着执掌它的法官行为的方式-被动性。所谓“不告不理”原则就典型地表现着法官从业的这种被动方式。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检察官与法官的从业方式正好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而律师的从业方式则介乎两者之间。

最后，三者的职业性质不同。尽管在整体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都是法律职业者，都以法律作为自身从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性质上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但事实上，只要我们将三种职业的归属关系搞清楚了，也就会明白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之间在性质上还有相当大的差别。

众所周知，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在近代以来，律师、教师和医生被称为三大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的特点在于其不被纳入国家权力体制当中，而是由从业者自己决定其职业去向，即更多地属于体制化的权利体系。作为自由职业者，律师不是靠组织严密的国家机构来管理的，而是首先靠从业者的自律来决定其职业作用的空间。一个自律能力强的律师同时一般地活动空间也大；反之，一个自律能力差的律师，其活动的空间也就狭窄。除了自律，律师的纪律组织便是行会化的“律师公会”或者“律师协会”。尽管这是律师职业的自律组织，但它在促使律师自身走向自律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检察官作为政府的法律雇员，其自始便被纳入到国家权力体制当中。因此，即使在律师当中聘请检察官的国家，一旦律师接受了政府的聘请，他便只能被置于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便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因此，它的所有职业行为，要代表国家的利益进行。正是在这里，检察官不能成为自由法律职业者。还有，尽管后文还会谈到法官也不是自由职业者，但检察官与法官的此种相近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职业性质上的完全相同，因为后者一般是终身制的，而前者却不能成为终身职业者。

法官的的职业本质既体现在他是直接地、终身地向法律负责的“官员”，同时也体现在他并非自由法律职业者，同时也很难说他是狭义的“国家的”（或“政府的”）法律工作者，因为其工作性质直接隶属于法律。其职业活动也并不以专门维护国家的（狭义的）利益为能事，而以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定的秩序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己任。当政府与公民（或法人）间出现纠纷时，他既不是政府意见的代表，也不是公民意见的代表，而只能代表法律说话。所以，如果说检察官是国家的法律雇员的话，那么，法官便是法律的直接雇员。法官是法律的守护者，其职业性质只隶属于法律，而不隶属于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所以，马克思曾讲：“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解释法律。……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正因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有如上的差异，所以，他们才有结成共同体的需要和可能。否则，因为我们过分强调这一共同体的相同面，而忽视了其基本的不同，那么，法律职业共同体之说就会变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

四、法律职业与法治

近代以来法治国家的实践屡屡表明：法治是全民的事业，离开全民的理解、参与和支持，法治往往只能是海市蜃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忽视法律职业者（法律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法治的关键和紧要处，每每是法律家在担当大任，所以，人们常称法治就是法律家之治。这在如下人们关于法律家（法律职业）作用的估计中可见一斑。托克维尔强调：“……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埃尔曼指出：“法律专业人员负有塑造法律制度的结构与类型的使命，并在很大程度确定法律用作于其中的一般趋势。”而大木雅夫则把法律职业（法律家）的作用概括为“法律秩序的创造者。”

具体说来，法律职业者在法治建设中具有哪些作用？我把这些作用大体上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即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秩序的缔造者，法律运行的领航者和社会正义的完善者。现分述如下：

作为法律理念的塑造者，法律家不同于法学家。如果说法学家是通过严谨的理论逻辑论证来创造、论证、说明某种法律理念的话，那么，法律家则是通过其扎实的法律实践活动来扩散、推广、引导某种法律观念。兼之法学家思维侧重于“片面的深刻”，因此，尽管有个别伟大法学家的学理创造可能会全面地影响社会，成为社会的主导法律理念（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学说、卢梭的在民学说、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但一般情形是法学家的法律学理，只有经过法律家的具体实行，才能真正具体地落实为人们在行动中操守的观念。法学家是理论家，而法律家是实践家。理论家的理论可以是原则性的、甚至是粗线条的，而实践家的实践必须是丝丝入扣、马虎不得的。法学家在纯粹观念的层面论述法律理念，法律家则通过法律实践潜移默化地、示范性地塑造法律理念。法学家的法律理念完全可以属于其私人领域（如某法学家尽管有惊人的创造，但作品却迟迟未发表），但法律家的法律理念通过他的辩护行为、行为、公诉行为以及审判行为被实践化、社会化。正是在如上的意义上，法律家对国民法律理念的塑造也许比法学家的学理论证要更有用。这大概是出身于法学的伟大文豪歌德强调“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的原因，也大概是陆游论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学家的法律理念与法律家的法律理念就是两张皮。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司法对法学家精神理念的普及作用时写道：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要变成司法问题。因此，所有的党派在他们的日常论战中，都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陪审制度更把这一切推广到一切阶级。因此，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好。”

这是对法学家法律理念通过司法如何转化成全民法律理念的生动写照。

作为法律传统的信守者，法律家往往是理性的保守者 。他们并不欣赏激进的革命。“人们不能指望法官成为革命家，或激进的改革者。这与法官在任命之前的长期的律师经历有关，到了他们中年或老年的时候担任法官，这种工作经验把他们塑造成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行业。”对法官保守原因的这种解释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它不能整体性地解释何以整个法律职业都是保守的、信守传统的。更有效的解释恐怕需要到法律固有的追求中领略。

人们制定法律的最重要的目的，本来不是为了革命-这种以破坏旧秩序为使命的活动，而是为了将人类交往关系的规定性这种既成的秩序事实规范化为稳定的、可预测的“规范事实”。所以，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变革的时代，即使有法律，也大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这就是西谚所谓“枪炮响处法默声”的原因。而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不论一个国家声称其实行人治还是法治，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的法律诞生，以确保既有秩序得到弘扬。法律对秩序的这种眷恋，正是以法律为业的法律家们尊重法律，信守传统的原因。

乍看起来，尊重法律和信守传统之间并无必然的关联，但只要我们理解了法律自身是传统的符号表现就会迎刃而解。法律是一种符号，但对于符号一词，如果用逻辑语言来表达，是指对象世界（包括自然对象、社会对象、心理对象等）在人心理和行为中的意义呈现；如果用修辞语言表达，则符号是对象世界在人心中的镜像和行为中的影子。符号既有行动的符号（如舞蹈），又有声音（语言）符号（如音乐），还有文字符号（如诗词）。在文明世界，法律主要借助文字符号来表达。如果说任何一种符号都表达着一种既定的规定性，从而符号就意味着保守和秩序的话，那么，法律，特别是文明时代以来的法律，更加关注通过法律来进一步加固符号对秩序的价值；关注法律对于既有传统和秩序的认可与规范。这就使得即便我们不能说尊重法律就是信守传统，但如果缺乏信守传统的意识，对法律的尊重大半也是虚假的。故而在法律家尊重法律的背后，必存有信守法律传统的事实。

作为法律秩序的缔造者，前引大木雅夫的结论及论证虽然是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门径，但由于他所谓法律家大体包含了立法者，因此主要在立法层面说明这一问题。我所关注的则更是在司法层面法律职业者对法律秩序的缔造。

尽管法律自身作为独特的符号，已经包含着秩序的内容。但是，在实践中，如果没有法律职业者在法律规范和主体实践之间牵线搭桥，那么，法律往往是法律，秩序实践则呈现为和法律相悖的另种情形。因为即使我们说法律是主体交往规定性的纪录，立法者只是在如何样表述法律，而不是创造法律等等结论在原则上成立，但也不能否定法律只能由社会的精英们来表述、发现这一事实，因此，在法律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精英们具有“超前性”的法律见识，恐怕是任何一个文明时代以来国家的立法都无法避免的。况且即使立法者所表述的就是实践中人们交往行为的秩序，但由于实践秩序本身的复杂多样、冲突矛盾而使得立法者不可能去面面俱到地表述之、纪录之，反之，他们必须有所取舍，进行“价值衡量”。否则，法律本身就不是秩序的表达，而是破坏秩序的根源。立法者的这种选择恰恰表现了“有所得必有所失”的交换理念和代价精神。既然法律不可能拒绝立法者的选择，那么，要求一有法律便必然有与之相关的实践秩序，显然并不合情理。

固然，有法律并不必然意味着有秩序，法律多并不必然意味着秩序多，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对法律职业者而言，他的使命就是在法律规定尚未创造出秩序来的时候，或者说已有的法律秩序遭受到破坏的时候，通过具体的司法活动或者参与司法活动而贯彻法律精神、落实法律规定、修补法律秩序。从而使“纸上的法律”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律”，使“死”的法律变成“活”的法律。这一过程的实现，不仅仅表现在法律职业者实际地从事相关的职业活动中，而且也表现在只要这种职业存在，则实践中法律秩序的缔造就有具体保障这种可能性中。正是它的存在，人们才对法律创造秩序更有信心。

作为法律运行的领航者，法律职业者未必一般性地从事法律活动，参与法律运行。因为这样的法律活动和运行在普通公民、法人运用法律权利、遵守法律义务的活动中、在行政官员（公务员）日常的执法活动中已经完成。法律职业者对法律运行的领航任务，就是当法律秩序出现紊乱，法律运行出现挫折时即时出面，从而不至于使法律航船倾覆，使法律秩序沉沦。显然，这是法律运行中最关键的任务，是普通人无法完成的任务。

特别是法官，他在行使着一种被人称之为“被动性”的权力，即只有当实践中的法律秩序出现了摩擦、冲突和紊乱时，法律主体才会请求法院和法官出面以调理、判断和解决问题。它所预示的是：倘若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处于正常状态，就没有必要让法官出来搭理法律秩序，这正是法官作为法律运行之领航者的特点所在。可以说，没有法官，法律也会运行，但它的运行就可能难以躲避暗礁险滩、惊涛骇浪。

法官是法律运行的领航人，同时也就意味着主要围绕着司法而展开其职业活动的律师和检察官也必然要加入到这一领航活动中。虽然在司法活动之外，律师和检察官也会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但他们的主要作用还在于司法活动过程中。司法是法官主导的活动，但如果没有律师和检察官的参与，法官的主导作用也就大为逊色，有时甚至是无的放矢。如果说法官是法律运行的具体领航人的话，那么，至少律师和检察官是其高级参谋。特别是律师，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法律运行的领航者，而且在有些国家因为律师作为法律的领航人进一步演变成为整个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文明的领航人。对此，我们通过施瓦茨对美国文明中律师作用的描述和总结可见一斑：

“正是律师决定着我们的文明。……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是律师，他们制定着国家法律。大多数总统、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的顾问、智囊团都由律师担任。他们执行着国家的法律。所有的法官都由律师担任，他们解释和实施着国家法律。在律师的范围内是不存在权力的分离的。……正如学生们所说：‘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律师的政府，而不是人民的政府’。”

施瓦茨的描述尽管已经超越了作为法律职业的律师的范畴（因为当他们成为议员参与立法、成为总统或政府官员负责执法时，在职业性质和角色上已转换成“政治家”职业和角色），但没有其在法律运行中的领航者这一经历，也就难以进入政坛成为政治家（政治职业者），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他对一个国家整个文明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作为社会正义的完善者，法律职业者是通过解释、补充、修正、续造法律和矫正主体行为来完成这一使命的。解释法律是指当法律规定出现含义模糊时法律职业者的因应策略。补充是指当法律规定出现明显漏洞时法律职业者的因应对策；修正是指当法律和人类公理与正义出现背离（恶法）时法律职业者的因应对策；续造则是指当法律对相关的社会关系没有规定调节规范时法律职业者的因应对策。至于矫正主体行为，乃是指当行为主体故意地或过失地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或者人们因为权利的纠纷从而使法律秩序处于被破坏状态或紊乱状态时法律职业者对行为主体的因应对策。

虽然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权威和最完善的体现着，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可以事无巨细地规定社会正义的方方面面，更何况社会正义本身是一个流动和变迁的概念，实践中的社会正义就更是如此，因此，法律的稳定性机制一时很难应对这种变迁。这就导致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要么法律不能完善地反映社会正义，要么法律反映的是过了时的社会正义。面对此情此景，究竟如何解决？当然根本之策在通过立法程序完善和修正法律，但法律在立法上经常被修正往往意味着法律传统的失落和法律秩序在更大层面上的不存。为了既维护法律的传统和形式价值，又保障法律下的正义不断能够兑现，最现实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职业者运用法律的运行方法和技巧，在微观上梳理、甚至修正法律规定，矫正主体的违规行为。从而使法定的社会正义不断得到维护和完善。

一般地说，上述工作主要是通过法官职业实现的，但律师和检察官在此过程中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没有他们的参与，那么，法官对法律（案件）事实的判断就无从入手，对主体越轨行为的矫正就难以为继。同时，他们在法庭上所提供的对于法律规定的不同理解意见是法 官解释、补充、修正和续造法律的重要参照。可见，法官通过司法主导下的对社会正义的完善事实上渗透了所有参与司法活动的法律职业者的心血。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观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一般的结论：虽然一个国家法治的是现实社会中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法律框架大体确立的前提下，法律家对于法治建设的推动具有关键性。没有法律家，就没有法律之治。特别对于我国这样的法治后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结论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我们不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在20年前的一项预测中的结论（我们的实践正在兑现这一预测）结束本文：“……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