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理财

【前言】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理财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义利观”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义论中的义利观和功利论的义利观。在功利论的义利观中，“利”指个人私利，而“义”的价值规定则为“利人”、“利天下”。“义”的原则不是为道义而道义，而是以一定的功利为目的，以...

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涵至今仍对企业理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文围绕义与利、诚与信、法与德、和与合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中华传统文化适用性的主要表现，重新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理财观念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企业；理财

中图分类号：F2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2-0121-04

文化既是理财的环境因素又是理财行为的内生性因素，理财行为的目标与方式深受文化特质的影响，因此，理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不能不考虑文化内涵。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内涵至今仍对企业理财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文旨在说明这种文化适用性的主要表现以及重新确立“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理财观念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并唤起人们对理财文化问题的研究热情与兴趣。

一、现代企业理财中的义与利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义利观”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义论中的义利观和功利论的义利观。在功利论的义利观中，“利”指个人私利，而“义”的价值规定则为“利人”、“利天下”。“义”的原则不是为道义而道义，而是以一定的功利为目的，以利集体、利国家、利天下为价值取向。传统的“义利观”强调“义以为上”、“义以为质”。而且个人的层次越高，“义”的地位就应该越突出：“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天下” (《庄子・拇》)。当然，传统的“义利观”重“义”，并不表明它不言“利”，相反，它不但“言义必及利”，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言利，是在义利相联系、相统一的高度上言利，主张义利双行，“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利人者必先利之”。正如董仲舒所言：“天之生人矣，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既然“利”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何乐而不言?只是在言利的时候，不能以利害义，要见利思义。当二者不可兼得时，要先义后利，舍利取义。

现代人对于传统的“义利观”多持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它违背了人类以利益为先的本质，有悖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对传统义利观的否定性评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理财学的研究转向借鉴、模仿一向以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作为前提假定的西方理财学，重视企业的“逐利”动机，强调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以及理财行为的理性化。受“逐利”性理财学理论的影响，理财实践中出现了“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及弄虚作假、贪图私利的现象。客观地说，从“重义轻利”到“重利轻义”、“见利忘义”，是一个极端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理财道德乃至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实际上，即使是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理财，“义”的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以义制利”、“何必日利”、“义中生利”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轻视的。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提出的“嵌入论点”理论，就曾肯定了“义”等道德行为的功利价值，认为当经济人自愿放弃最大收益时，整个经济体系会运作得更为有效。这无疑也是80年代以来东方“儒教资本主义”兴起的成功经验之所在。在研究日本经济时许多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儒家伦理对自私行为的约束，而且通过制度化使交易成本显著减少。美日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令美国人佩服的日本式企业管理，所强调和重视的正是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软”因素，而不像美国企业那样过分强调诸如技术、设备、方法、组织结构、制度、财务分析等“硬”因素。美国人偏重从经济学角度去考虑管理问题，日本人更偏重从社会学角度对待管理问题；美国人在管理中注重的是“科学”因素，日本人更注意的是“哲学”因素。现代企业经营与理财强调“以人为本”，这其中自然也内含人的“义”而不会只考虑人的“技”和“利”。“义利之辩”是现代企业理财所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理论和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人们，现代企业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时，既不能过分“重义轻利”，也不可走向另一极端――“见利忘义”，而应“义利权衡”。当义利冲突时，应当以义为上，先义后利，舍利取义。

二、现代企业理财中的诚与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与“信”是两个重要的道德规范。“诚”即诚实、诚意、诚心、忠诚之义。“诚”乃是为人之本，正如大儒所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至于“信”，本义指“言语真实，诚实不欺”，有信任、信赖、信誉、相信、诚信等义。古代文献中对“言”有大量论述，强调了“信”的重要性。

“诚信”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对当今企业理财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既是道德资源，又是经济资源。目从理论是说，诚信本身就是企业理财的一个内生性因素，嵌入于企业理财行为的全过程之中。企业理财本质是一种资源的配置活动，而企业的资源配置又是在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展开的，这个网络结构的成员涉及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及所在社区等若干利益相关者群体。在这样的网络结构中配置资源，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在诚信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地合作，这是降低资源配置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必需的。诚信的内生性和有效性的观点是普遍得到认同的。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乎普遍地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信任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因而经济行为也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低信任动态机制”可能导致冲突和无效率，也影响到将来的信任，“高度信任动态机制”推动合作、勤勉和效益。现代企业理财置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而现代市场经济就是高度信用经济。有关资料显示，欧美国家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80％以上，纯现金的交易越来越少。在这样的环境中理财，诚信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降低理财成本和提高理财效率的意义会更加的显著。

从现实看，诚信理财的意义更加显著。2004年度四川长虹的年报上出现了30多个亿的亏损，一度让国人震惊，而造成长虹巨亏的主要原因，就是针对美国经销商APEX公司所欠4.675亿美元货款计提了高达3.1亿美元的坏账准备。类似长虹这样的跨国经营中的失信风险和损失很多很多。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迄今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逾期无法收回，每年还会新增150亿美元左右。这些数额巨大的海外应收账款黑洞，反映了诚信理财的国际意义。比较而言，中国的企业更应培育诚信理财的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显著地增进了国人的趋利意识和金钱动机，道德失落甚至真空状态的出现导致整体诚信水

平的下降，欠钱有理、欠钱有利、赖账不还、会计舞弊、制假贩假、不守信用等一系列严重失信理财行为的出现，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诚信机制的现代意义。据中国市场学会统计，2001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坏账率高达5％～10％，而美国仅为0.25％～0.5％，相差10～20倍。平均拖延期，美国大约7天，中国多达90天。另据人民银行研究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每年信用损失约为5855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36.8％。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企业理财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失信风险，但风险防范的意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资料显示，国内交易中，合同交易仅占交易量的30％，而合同履约率又仅为60％。也就是说，实际是只有18％左右的交易是真正合同交易的。

当然，传统文化的“诚信”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对现代企业理财也具有一定的不适应性。首先，传统文化所强调的是单方实践诚信，即先由自己诚信来取得对方的信任，然后对方才会以诚信回报，从而自己才产生对对方的信任。这种不计后果、严己宽人的道德性、义务性的信任观念，与强调双方在信任过程中对等的权利、义务和作用的西方“契约型”伦理信任相比，应用到具体的理财实践中，更容易形成理财的风险，是一种比较冒险型的企业理财行为。其次，按照韦伯的观点，作为一切企业基础的“信赖”，在传统文化中被奠基于纯粹的个人、家族或拟家族之上。又据福山的见解，这种奠基于家族伦理之上的“诚信”，是一种对外人较强的不信任和对亲属圈较高的信任的“有限信任”。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已证实，中国人相信人性善良并不意味着对他人较高的信任。由此导致的对外人或陌生人的“防信”、“只说三分话”、 “留一手”等，也不能说是有利于企业理财的。再次，虽然儒家以“诚者天之道”的论断赋予诚信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奉诚务信，但在人们的精神世界远离“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现实生活里，人们更关心的恐怕不是“思诚”而是利害得失或义利均衡。为了履行“诚”与“义”，人们以“害人之心不可有”要求自己，愿意以诚待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人们又意识到“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免被人利用，上当受骗。于是诚信与信任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如果存有“防人之心”，那么所谓的“以诚待人”就要大打折扣，“害人之心”也有了丰富的土壤。因此，现实的中国所需要的，应当既有传统文化提倡的以单方自我守信为特征、与个人自身待人有关的道德型“诚信”，又有在西方通行的以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为特征、与个人对待他人有关的契约型“信任”。

三、现代企业理财中的法与德

“法德之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对此儒家、法家和墨家的见解各异。儒家崇“德”，以“正伦理，一风俗”为己任，重视礼乐教化，提高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秩序。儒家虽称“性相近”，但“习相远”，“人之性虽同，气则有异”，因而十分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法家、墨家另执一端，强调只能以“天为法则”，而不能其它，“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而止”(《墨子・法仪》)。此处的“法”，指的是永恒的自然秩序或规律。

现代企业应当依“法”还是以“德”理财，理论界尚无相关的论述。但据经验判断，现财倾向“依法”，强调“工具理性”，注重运用数学等“科学”理论寻求和提供达到既定理财目标的最佳技术方法。试图否定“法”与“工具理性”在现代企业理财中的作用是极端错误的，但过分强调“法”即工具理性的威力，也是有悖于理财性质和规律的。实际上，企业的理财行为从来就不是完全依“法”和工具理性的。理财的基本职能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而财务资源的培育与配置效率则受制于“技术性”和“制度性”两类因素，道德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项内容就内含于“制度”之中。另方面看，企业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恰当地处理与其利益相关者(包括出资者、政府、债权人、员工等)之间的财务利益关系的过程，而构成这一“过程”的不仅仅是财务资本与收益等经济因素，还有，甚至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和伦理道德因素。道德是利益冲突的产物，而企业理财正是处理有利益冲突的财务关系的过程，因此道德必然内涵于企业的理财行为之中，成为理财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内生性要素。从理财实践看，由于“重法轻德”，以致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实践中倍受蹂躏，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用关系恶化，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

理财学以经济学为基础。在经济学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一向重“法”，强调“工具理性”。“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又驻足于经济学主流之中”的制度经济学，将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带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将经济学视为一种对经济生活进程进行基因性解释的进化学科。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必须给它们添加“制度”作为躯体，并认为“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法律法令、规章条例等)、非正式的约束(惯例、行为规范和行为的自我强制)以及这两者的互动强制。如今，理性的经济学与非理性的经济学并举，这个事实也能够说明，企业理财必须依“法”与以“德”并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比较崇尚“合情、合理、合法”。具体到企业理财实践中，也倾向于将情理法三者综合、将法与德结合起来考虑，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理财”。这种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理财的契约往往是一种“君子协定”，其主要功能在于界定财务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具体内容，起到关系备忘录的作用；第二，理财契约的使用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第三，只有理财契约是作用不大的，情与理的考虑必须整合进理财契约的执行过程之中。中国企业的理财，“关系”与法制并存、依法理财与以德理财结合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材料和案例支持，较符合实际情况。这个观点也告诉人们，现代企业的理财不能只考虑“法”，必须依法理财与以德理财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当今企业理财“失德”的时弊，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理财道德是一个有别于会计道德的独立范畴。理财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财也是一种有别于会计的特殊工作，理应有其独立的、有别于会计道德的理财道德体系，尽管这个理财道德体系很少受到理论界的关注。诸如企业理财中应当崇尚的诚信与信任、义利权衡等，就很难归人会计道德体系。因此，人们在关注会计道德的同时，也不可轻视理财道德的研究和应用。关于理财道德的内容，笔者的看法是至少包括诚信与信任、义利权衡、社会责任等。

四、现代企业理财中的和与合

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精髓。其中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即合作、合好、融合；“和合”指的是自然、社会、人际、心灵、不同文明间诸多形相和无形相互相冲突、融合，与在冲

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的新生命、新事物、新结构的总和。

和合是在深厚的中华文化沃土上培育出来的。和合二字都见于甲骨文、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 “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结合。春秋时期，和合二字相联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契能将有差别的人伦道德加以规定，而达到和合，使百姓能安身立命。“和合”蕴涵着“他”与“他”的关系，即互相差分、冲突的事物，互相融合或平衡。“和实生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王充《论衡，自然》)。和合则化解冲突，实现融合，生成新的和合体，以生生不息，共同持续发达。

中国的和合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理财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是因为它是化解现代企业理财中所共同面临的六大冲突的最优化的文化选择。这六大冲突是：企业理财与自然发展和生态维护间的冲突、企业理财与宏观经济发展间的冲突、不同企业理财间的冲突、跨文化间的理财冲突、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企业理财与道德进步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有可能引发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理财共同面临这六大冲突，是可能构建企业共同理财观念的基础。基于理财环境的差异，人们无法构建全球统一的理财思想、观念与理论，但可以确立某些各民族、各国家、各宗教、各企业最低限度认同的理财规则、原理和观念。理财学的研究应当把注意力和热点聚集到能否化解企业理财共同面临的冲突的现实，以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人们若以此为基点来审视一切文化，就无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绝对界限或优劣之分，可以用一种新的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理念，来思考企业理财所共同面临的利益冲突。

中国和合文化对企业理财中所共同面临的冲突做出创新性的回应，是基于和合价值观对于和合型理财观念的支撑。这种理财观念由四部分构成：一是和生。即企业理财要有利于自然、社会、企业自身及其他企业、人类及各文明等生命体的共荣共富。和生拒斥剥夺但不拒绝竞争，和生情境中的竞争，是以和合为导向的良性竞争；二是和处。即企业理财应以宽容、温和的态度促进社会各生命体的和平共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和处强调一种理财责任，理财责任是双向的、互动的；三是和立。它所强调的是“自做主宰”的精神，所凸现的是理财主体意识，即理财时企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发展道路；四是和达。它强调通过企业的理财化解各种冲突和危机，实现人类、自然、社会及各文明的共同发达，这就是孔子“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在现代企业理财中的应用。

通过企业理财实现社会的和生、和处、和立与和达，首先要求企业调整理财目标定位与企业责任结构，切实地把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纳入理财目标与责任体系，把社会成本纳入企业财务控制体系，实现企业“经济增加值最大化及其分配公平化”、“社会责任最大化和社会成本最小化”，并维护社会的经济信用和信任体系。无论如何，当前普遍存在的“重利润、轻环境、轻社会、轻信用”的理财理念与方式是不利于实现和生、和处、和立与和达的；其次要求企业调整理财规则与理财策略，把经济规则、生态规则、社会规则、道德规则、文化规则等有机结合，并纳入理财规则体系。在资金的运筹中重视对硬资源的节约和软资源的有效培育，重视对各种财务关系的有效协调，重视对财务信用制度的维护，重视对企业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保护；最后要求社会调整对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把社会责任和社会成本、信用和利益关系的协调等作为独立的理财变量纳入绩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