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缺陷及对策研究

摘要:审查逮捕制度是享有审查权的主体根据法律授权依照法定程序和形式对逮捕请求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刑事诉讼行为。由于逮捕是对公民人身自由采取的强制措施,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维护刑事诉讼的合法性,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审查逮捕制度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我国的审查逮捕制度存在一些诸如证明标准抽象化、比例性原则丧失、救济措施的缺乏的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一些对策以及建议。

关键词:审查逮捕制度化;缺陷;对策

一、 审查逮捕制度的概念及特征

逮捕是针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采取的一项强制措施。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因此,在执行逮捕之前,有必要对其程序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以保证国家公权力的正常行使和公民合法权利的有效保障,对避免滥用逮捕和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查逮捕制度是指逮捕的审查主体依照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和形式对逮捕请求进行实质和形式要件方面的审查并决定是否适用逮捕措施的特定的刑事诉讼行为。

作为一种特定的刑事诉讼行为,审查逮捕制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主体特定,并且有其他当事人共同参与。审查逮捕的行为主体是法律规定的专门的国家司法机关或者其他经法律授权的司法权力官员。审查者是整个审查逮捕制度的主体,但侦查人员以及嫌疑人也共同参与审查逮捕制度。只有侦查人员提出逮捕申请,才能启动审查逮捕制度。而审查后作出逮捕决定的不利后果的承担者是犯罪嫌疑人,为了保护其利益,必须给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主体性地位,使其能够有效地陈述自己的理由,维护审查逮捕阶段他的合法权益。所以,审查逮捕制度并不是单方的诉讼行为,而是以特定司法机关为审查主体的、多方当事人共同参与的诉讼行为。

2. 程序特定。为了约束公权力在审查逮捕制度中的行为,法律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程序以及各个程序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审查主体只有经过法定程序后作出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具有执行力的。否则,犯罪嫌疑人有权申请上诉或者复审。

3.结果特定。审查主体按照法定的审查程序对逮捕请求进行审查后,作出的决定只有两种,即批准或不批准,通常不会有其他类型。

二、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缺陷

自晚清政府引进审查逮捕制度,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该制度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审查逮捕制度曾被虚置过一段时间,后虽在实践中得以实际运用却又为公安机关所掌握。直至改革开放,检察院才收回审查逮捕权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我国的审查逮捕制度确立时间比较短,因此缺乏一定的法律基础和实践经验,在制度上和实践中存在一切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证明标准抽象化

“证明标准代表了一种努力,以期指示事实的发现者要达到何种程度的信念才能做出正确的事实结论”[1]。这种证明标准应当具有可操作性,而我国的规定就显得过于抽象了。由于旧刑诉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要求过于原则,《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86条作了进一步解释:一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是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但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是基本事实还是全部事实?用来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所提交的证据有无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要求?有无证据数量和证明力强弱的要求?这些问题仍然容易产生分歧。由于我国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过于抽象,在实践中难以把握。

2.比例性原则丧失

我国侦查部门移送的案件,检察院审查批捕的比例很高。据不完全统计,检察院的批捕率一般都在90%以上,10%的不批捕案件中还有不少是由于证据的问题,而不是对批捕必要性进行规制。[2]而我国的审查依然沿用无论罪轻罪重,有罪即捕的模式,并未充分的对逮捕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从而容易造成比例上的失控。例如:郑州市检察院于2005年-2007年间因无逮捕必要而不适用逮捕措施的案件占整个审批案件的4.37%, 而同期郑州市基层法院判处管制、拘役等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被告人约占总判决人数的34%。[3]这表明有近30%的嫌疑人在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况下被逮捕。

3.救济措施的缺乏

我国法律规定的审查决定逮捕后,嫌疑人的救济措施却十分有限。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人对逮捕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检察院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如此抽象的法律程序的规定,其实很难给被逮捕人的权益带来实质上的影响。法律未对批准逮捕后的救济途径和程序作出具体的规定。于是,对于嫌疑人一方的申请,检察院可以回复,也可以不回复;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而检察院不回复或不批准时,嫌疑人一方也没有相应的督促和对抗方法可供选择。不仅如此,申请的最终决定者,仍然是原作出决定的检察院,没有外部力量的监督,基本上采取了原机关自我审查、自我决定的方式,这就导致法律规定的救济权利往往只是一种形式。

三、 改革我国审查逮捕制度的建议

1. 改进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

鉴于我国目前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过于抽象,有学者建议应将其细化,具体而言即是“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实,基本犯罪指向明确,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4]首先,其明确了“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规定。所谓的犯罪事实是基本犯罪事实,所谓的有证据是基本犯罪证据。之所以将其定义为“基本”,是因为根据刑事诉讼的规律,证明标准之间应该具有层次性。其次,其将犯罪事实、犯罪证据、犯罪指向三个要素相统一,这是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定》第86条的提炼。再次,其在证明标准上增加了主观判断,即“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一个主管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这在审查逮捕的过程中也需要有所体现。加入“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可以使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更趋于系统、完善,同时赋予了检察官合理的自由裁量权。

2.比例性原则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