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绕开“增长型衰退”

【摘要】消费需求不足与巨大的产能过剩,是增长型衰退这一枚货币的两面。中国必须防止这种持久的“增长型衰退”,政府需要适度转变战略。从长远看,应增加消费能力,抑制过剩的产能,而不是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产生大量投资品的购买需求获得暂时(三五年)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增长型衰退 消费需求 产能过剩

“四万亿”的功效有多大

近期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自己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八”),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四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据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撰文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亟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我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我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的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采取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向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向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即在一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需无法恢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亚洲繁荣被戳破的警示

在对这种风险的担忧中,我们不幸地看到一个奇怪的名词“增长型衰退”。什么叫“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仍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于是,闲置的产能和失业者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萧条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经济的需求面失灵――私人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正因为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遭遇衰退,无一幸免:上世纪90年代起历时10年的日本,1995年起的墨西哥,1997年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2002年起的阿根廷,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

“增长型衰退”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其可怕之处在于“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都将处于增长型衰退。中国能幸免吗?既然2008之后是所有的国家(暂且假设不包含中国),而中国出口,也就是依赖这些陷入增长型衰退的全球的国家的需求,答案即明了了。他们“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中国制造也就卖不出去。

弗兰克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时,说它是高度依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性积累”,而克鲁格曼则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货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问题是,倘若政府钱烧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迎来的是持久的产能过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

适度转变战略以防止持久的“增长型衰退”

必须防止这种持久的“增长型衰退”,这就需要政府战略的适度转变。很简单,既然中国经济的矛盾是产能过剩与消费需求乏力,那么从长远看正确的做法自然是增加消费能力,抑制过剩的产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产生大量投资品的购买需求获得暂时(三五年)的经济增长。今年买下的投资品转化成产能,明年这些产能却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闲置,所以问题并没解决,而是把今年的问题拖到了明年,当然,以往的经验是明年继续拖,一直拖到外部需求恢复为止。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老战略面临着新风险:美国人开始减少消费提高储蓄率了,还喊出了世界贸易再均衡的口号,欧洲和其他国家则是不断地进行双反,大叫人民币升值。寄希望于出口的恢复,看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再拖下去,风险将不断增加――因为政府的钱越花越少。

中国经济要绕过“增长型衰退”的泥潭实现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一直采取“拖”的战略,因为总有一天外需会一去不复返,除非能像日本那样,拥有那么多技术性的国际产品,使其国际需求无可取代。所以最终的逻辑还是回到振兴内需这一条,主要是指振兴内部消费需求。这就需要让百姓口袋有钱,藏富于民,建立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全民医保,技术进步取代廉价劳动产业等等。百姓口袋有钱,生活有安全感,内需强健,则经济长久持续繁荣。(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