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影响因素综述

摘 要：目前我国的高储蓄率问题已经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诸多影响。立足现有研究文献，对储蓄率的影响因素、高储蓄现象的评价与预测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以期从宏观经济层面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失衡的影响因素，寻找有效应对高储蓄率措施做一些铺垫。

关键词：高储蓄率；储蓄动机；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138-02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中国储蓄率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高储蓄率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充裕资金来源，并且源源不断的资金流保证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了银行的稳定性。但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储蓄率的影响因素

我国居民当前的高储蓄问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要弄清高储蓄的影响因素，先必须了解我国居民高储蓄热情后面的主要动机。

（一）我国居民储蓄动机分类

我国居民储蓄动机可分为以下五类：消费型储蓄动机：居民将固定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将随意消费转变为计划消费，尤其对于我国大多数居民来说，收入不丰，经不起随意消费。预防型储蓄动机：预防型储蓄动机也可称之为保障型储蓄动机，是人们对未来发生的不确定性的风险。在我国居民当前储蓄动机中预防性动机可以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保值增值型储蓄动机：这类动机主要是为了保值增值，尽可能减少因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遗产型储蓄动机：遗产型储蓄动机是为了留给子孙后代而储蓄的动机。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和社会传统等传统原因，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观念。节俭型储蓄动机：由于历史传统或文化的影响，我国居民存在着习惯性节俭的美德。

（二）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分析

1.国外文献综述

关于储蓄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最早可以追溯到凯恩斯(Keynes，1936)提出的消费和储蓄主要取决于当前可支配收入的传统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Loayza等（2000）的跨国经验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是决定储蓄高低的重要因素，且该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明显，Edwards(1995)曾对36个国家的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的1970年到199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人均收入增长是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增加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储蓄的决定因素包括可支配收入和利率。对生命周期理论的一个重要拓展,是将健康和长寿纳入到生命周期模型中,说明平均寿命的增加将导致任何年龄阶段的人群更高的储蓄率。Bloom等（2002）的研究表明，在稳定的人群中，这种更高的储蓄率将被抚养老年人比率的上升所抵消。但是在非均衡时期内,人均寿命上升对整体储蓄率的影响是相当显著的。例如他们发现,非洲储蓄率的下降与预期平均寿命的下降有关。

世代交叠模型是对生命周期模型的一大拓展（Kotlikoff & Summer（1981）、Ando & Kennickell（1987）、Kotlikoff（1988）。其核心思想仍然是每一代人都试图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实现效用最大化。但是，效用最大化并不意味着要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消耗掉所有财富。通过向下一代人转移资产，经济主体也能从中获得效用。Hayashi（1986）认为，遗产可能是解释日本高储蓄率的最重要因素。Horioka（1990，1993）的综述文章也指出，遗产和其他类型的财富转移是导致日本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Agenor和Aizenman（2000）检验了永久性贸易条件冲击对私人储蓄率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使用1980年到1996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石油出口国的面板数据，说明贸易条件的永久性改善将会导致更高的居民储蓄率。

Jappelli和Pagano（1994）发现，居民储蓄的国际差异可以归因于流动性约束，表现在购房者可能借款的数量以及法律借贷限制。Loayza等（2000）认为，金融自由化使得曾经受到信贷约束的人群现在可以享受信贷供给，因此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下降。Alm和Gould（1994）的研究表明，在1984年到1988年的金融自由化期间，英国的居民储蓄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使人们更容易获得消费信贷。Angeletos（2005）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异质性投资风险对储蓄率的影响发现，私人投资风险的周期性变化将会放大储蓄的转型动态。

2.国内文献综述

李扬，殷剑峰(2007)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发现，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是，自1992年以来，它实际上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

周小川（2009）认为，从东亚国家具体情况看，储蓄率普遍偏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民族传统因素；文化因素；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阶段。魏尚进（2009）认为居民高储蓄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竞争性储蓄。即老百姓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以增大儿女的婚姻竞争力。

孙凤和王玉华(2001)利用1991―1998年的时间序列资料表明不确定性对城市居民即期消费有负影响，即中国居民储蓄行为中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不少学者考察了社会保障对储蓄率的影响，但观点不尽相同：许小君、郑军（2009）用1980―2006年的年度数据利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出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和居民储蓄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王一（2009）通过分析1989―2005年的年度数据得出，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持续偏高,而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也是储蓄率高低的因素之一（李绍光（1998）、王云，辜萍（2001）、李珍（2001）等）；孙永勇(2005)利用12个国家20年的历史数据对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其中包括对各个国家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指出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郭大昊（2008）在验证基本生命周期储蓄方程协整关系的基础上，通过VAR模型对把人口结构与储蓄率以及收入增长率进行统一协整检验，得出储蓄率的变化除了受到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人口结构与制度因素诱导偏好选择的影响。袁志刚、宋铮（2000）发现人口老龄化一般说来会激励居民增加储蓄。此外冯君莲,文凤华(2004)、孙奎立，刘庚常（2009）、王德文，蔡■（2004）等人也有类似研究。

张翠珍（2006）考察了2000―2004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实证养老保险金与储蓄率的关系。楼淑鸣（2002）人们是通过观察与自己社会地位相近的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收入水平与已有的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来决定自己的储蓄计划的。彭浩然、申曙光（2007）重点研究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设定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践经验检验，得出现收现付制度养老保障模式降低了居民储蓄。

二、对我国高储蓄率现象的评价

对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评价，从积极的一面看，普遍认同的一点是我国总体的高储蓄推动了中国甚至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李扬、殷剑峰(2005)指出了我国在转型经济下劳动力转移、资本短缺的阶段存在高储蓄回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研究(IMF，2005)认为，全球各国间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世界各国国内的储蓄和投资的失衡。

除了积极的一面，还有很多研究深刻地指出了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高储蓄率背后的问题。McKinnon和Schnab（2004）认为，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是集体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盈余关系。在美国居民低储蓄率和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压力下，美国正在使用这种无限制借款能力。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2008）在其发表的《亚洲的复仇》一文中提出新兴经济体高储蓄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08）则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导致美国高消费的根本原因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施建淮，朱海婷（2004）认为高储蓄加大了向商业银行集中的风险，不利于中国金融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对未来储蓄率的预测

学术界很多人对未来中国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做出了一些预测，王弟海、龚六堂（2007）认为如果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产技术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资本产出弹性逐渐降低的话，那么，可以预测未来我国的储蓄率也会降低。如果中国未来还保持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那么即使其他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储蓄率有所降低，高经济增长率也会使得我国储蓄率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此外如果各项社会保险体制能逐渐健全、社会其他分配体制能逐渐完善，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能相对减小，那么人们的风险规避可能会减小，这也会导致我国未来储蓄率的下降。李扬等(2007)认为在长期内，储蓄率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人口结构。他们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目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高比重将一直维持到2010年；2020年后，在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的推动下，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发生较为明显的下降。据此预测，在未来5~1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储蓄率依然会得到维持，此后便会逐渐下降。这意味着，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同时并存的格局在中国还将延续5~15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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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峥.浅议我国消费率与投资率现状[J].中外企业家,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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