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最爱主题评析

电影《最爱》是中国电影导演顾长卫2011年5月上映的一部新作。影片的叙事节奏平静舒缓，借助12岁因中毒而死的儿童视角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叙述了仍活在人世间大人的故事。世界被天真无邪的小鬼赵小鑫分成了两种，即死人的这边世界和活人的那边世界。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春风经过十多年已吹入中国大地的角角落落，想从贫困中解脱出来的农民萌动着发财致富的欲望，他们的理性被蒙昧无知和欲望所战胜，由此招来“热病”的袭扰，正常宁静的乡村生活被“热病”的蔓延所吞噬。从此，在娘娘庙村的这些“热病”病人的幸福生活被击碎，他们的尊严和体面荡然无存，家庭也面临着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这个特殊的群体只好被迫躲进村小学等待死亡的来临，其目的是为家庭解除传染的疑虑、为亲人减轻照顾的负担，也为只有这个群体才残存的一点儿平等、尊重和相互关怀。本文拟从娘娘庙村里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电影的叙事视角和隐喻为切入点，剖析电影所要表达的主题:爱情与生存、欲望与希望。 一、“热病”病人的患病背景 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例后，我国政府禁止从国外进口血液制品，因而我国对血液需求量迅速增加。90年代，我国开办第三产业的政策使卫生部门出现了全国范围内采集农民的血液用于生产血液制品的现象，导致了艾滋病在全国23个省份的流行。影片所展示的背景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某乡村卖血的悲剧故事。当时，一些农民因贫困而靠卖血谋求一些利益，他们甚至还不了解“艾滋病”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时就莫名其妙地染上了这种病。由于患病者持续发烧，无医学知识的农民就叫它“热病”，因为我国中医传统上把指急性发作、以发烧为主要特征的病症都称为热病。“热病”在献血的农民中间蔓延开来，也蔓延到娘娘庙村。 二、“热病”病人的生存状态 小鬼赵小鑫说:患上“热病”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像树叶一样，说落就落了(Everyonewhogotitdiedlikefallingleaves)。“热病”如同瘟疫一样每时每刻都威胁着患病者的生命，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到赵小鑫的这个世界。他们苟延残喘，活着却犹如一个躯壳没有了生命的灵动，没有了昔日的尊严、体面，没有了家庭的温暖，没有了夫妻间的卿卿我我，没有了父母往日的疼爱，世间的一切幸福快乐都与他们无缘。“热病”病人在寻求生存与祈盼“新药”的希望中痛苦地挣扎着，在生存的艰辛和寻求被爱的饥渴中煎熬着。 (一)避之不及的“瘟神”群体 得了“热病”的人从此就贴上了特殊标签———“艾滋”，没得“热病”的人就如同躲避“瘟神”一样对他/她们敬而远之，城里人甚至在得“热病”的人的称呼前加上“艾滋”两个字，如:艾滋夫妻、艾滋老板、艾滋女等。报纸上、电视里有关艾滋病的报道吓得人们魂飞魄散，如再跟什么同性恋、性和吸毒扯到一起就更令人嗤之以鼻。娘娘庙村的村民见到患“热病”的人也跟城里人一样躲得远远的，买豆腐的阿嫂在胡同里看见他/她们扭头就走，掉了烟的村民不敢再接赵得意拾起的烟，商店老板用夹子取钱收钱，商琴琴和赵得意的喜糖没人敢接在手里，甚至家人也和外人一样离他们远远地。得了“热病”的赵得意和媳妇郝艳貌合神离，没有了正常的夫妻生活;商琴琴为了一瓶飘香四溢的洗发水卖血而得了“热病”后，赵小海和他的家人就任由商琴琴离家去到村小学和“热病”病人住到了一起，还有老书记、粮房嫂、大嘴、黄鼠狼等都到了村小学过起了集体生活。 (二)家庭归属的丧失 家庭不仅是一个人身体的栖息地，也是情感寄托的地方，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幸福、快乐，相互承担不幸和悲伤。影片中，对于“热病”病人来说，家庭几乎失去了所有这些功能，有的家庭甚至把他/她们当成负担，不能同吃同住，更无法获得同娱同乐。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爱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五个层次。人最基本的需求是生理需求。此外，对家庭和社会群体有归属需要，对家庭成员有爱的情感需求，对社会成员有关爱需求和尊重需要。中国历来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家一向被认为是人最重要的归属所在。在娘娘庙村，家庭的功能被“热病”消解殆尽，“热病”病人的基本需求及其他需求也因“热病”而一步步丧失。这个特殊群体似乎只有在村小学才体味到家的丝丝温暖和病友之间的相互关怀与尊重。 (三)自我身份的丧失与身份的置换 由于家庭归属的丧失，“热病”病人便一个人置身于家庭之外，躲进村小学融入“大集体”。从此，他们的身份开始模糊不清，听不见孩子们喊爹喊娘，也没有机会喊自己亲爹亲娘一声。男女性别也开始模糊不清，男男女女住在一起，统一拥有了共同的身份“热病”病人。他/她们的责任也开始弱化，与自己家关联得越来越少，剩下的只是关心这顿饭吃什么、下顿饭吃什么之类生存的必要之事。没有了家庭，自然也就没有人疼爱。虽然他/她们没有了身份、没有了性别，但不等于他/她们忘记了这一切。相反，他/她们对家和爱的渴望愈发强烈。商琴琴和赵得意相爱了，住到了一起，两人的身份时常被置换，兼有了双重身份。有时商琴琴是赵得意的娘，有时赵得意是商琴琴的爹，有时两人是同辈身份，有时两人是彼此的长辈。身份的置换与双重身份显现了这个特殊群体对家庭回归的渴望，对父母关爱的强烈期盼。 (四)爱与被爱的丧失 爱对“热病”病人来说是奢华的欲望。村里的“热病”病人得病后，没有了家庭的爱、没有了子女的爱，没有了夫妻的爱。一个患了“热病”的病人获得正常人的爱或被群体外的人爱更是难上加难。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唯有赵得意和商琴琴在生存的困境中寻到了爱情，从最初受人鄙视、唾骂的基本需求到彼此尊重而获得家庭归属，最终升华到爱情，一路坎坷而沧桑。面对人性的自私、冷漠、躲避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在极度绝望中萌生的爱情给人以信念和力量，体味相互存在的价值以及在他人面前活出一种尊严、一种体面。#p#分页标题#e# (五)血色中的渴望 培根说:幸运并非没有许多的恐惧与烦恼;厄运也并非没有许多的安慰与希望。卖血给村民带来厄运，但厄运并没有完全熄灭他/她们对生存的渴望。虽说得了“热病”，但他/她们对于生活的渴望像常人一样不息不止。他/她们盼望政府能造出一种解救他/她们脱离苦海的神药;赵齐全虽自私贪婪、利欲熏心却渴望儿子赵小鑫在死人世界里拥有家庭并拥有爱，他给小鑫娶了个阴间媳妇。“粮房嫂”每天藏起一点儿米以期没了粮食时能充饥过日，“黄鼠狼”和“四轮”卖了村小学的财产和村里的树木是为自己死后买副上等的豪华棺材在另一个世界真正享受富裕的生活。他/她们表现出对生存本能的渴望，是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他们的这些渴望被血色涂抹得既绚烂又暗淡。 三、电影的叙事方式 电影《最爱》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电影的叙事方式，12岁的死人赵小鑫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他隐身在画面外，给观众讲述着事件的发展。叙述的时间是从赵小鑫吃了毒西红柿死去的那一刻开始，他向观众介绍着影片中的人物———我、我爷爷、我爹、我叔及村里的其他人，并讲述着这些人物多舛的命运。由于叙述者的儿童身份，他所讲述的事件更具客观真实性并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 透过小鑫的眼睛，观众观看到成人那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故事，了解“热病”病人患病的原因，目睹像赵齐全这样的人为了发财致富而失去朴实善良的本性。同时，观众也与叙述者一起感受“热病”病人为生存为尊严为体面而进行的悲壮抗争。 (一)电影中的叙事空间 电影的叙事在两个空间展开，一个是小鬼赵小鑫死后的这个世界，另一个是活人的那边世界。小鬼赵小鑫死后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所有叙事都是围绕活人的那边世界展开，即在娘娘庙村发生的事件。娘娘庙村的空间狭小而单一，与叙事的主题形成反差。电影的主题是爱———这一宏大而深远的主题与狭小的人物活动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引发更多的思考:爱情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在这类特殊的群体是否会萌发，行将就木的“热病”病人是否会迸发一番轰轰烈烈的爱情。 (二)电影中的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的不同，会使电影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在叙事学中，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小鬼赵小鑫在死人世界里观察着活人世界的一举一动，他的视角无所不及，向观众讲述村里的老老小小、男男女女的境遇。事实上，作为一个死去的人他对活人的世界已经全然不知了，但他却娓娓地讲述着村里所发生的故事，他把生前了解的事件和死后没有看到的事件编织在一起，观众跟随他的视角去娘娘庙村观看众生群像，通过他的纯真重新解读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为发财致富而付出的血的代价。 (三)电影中的色彩 导演常用色彩来展现其主观意图和创作思想。电影《最爱》的整个色彩比较光亮，没有凄惨故事中灰色或黯淡的色彩，甚至有些镜头还采用红彩渲染画面。商琴琴用生命换来了赵得意生命的延续，她的身边摆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红色结婚套装、红色结婚证以及红色的糖袋子，让人禁不住联想到一个年轻生命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悲痛欲绝的赵得意为陪心爱的人不愿苟延残喘地活在他曾“得意一天是一天”的世界上，自杀后鲜红的血液汩汩流淌出屋门，这血液曾流淌着赵得意致富的梦想也流淌着他的悔恨，也传达了他对爱情的炙热追求，对生命和爱情的感悟。再现和重温商琴琴和赵得意结婚时的蒙太奇镜头让观众再次看到红艳艳的结婚套装、红红的高跟鞋、红红的头花、红彤彤的结婚证、红红的嘴唇、红红的糖袋、红红的喜糖，这些红色包含了更多的凄凉与悲伤。影片结尾，天边的黑暗的浓雾中透出一缕缕红色波光，无疑表达了导演希冀“热病”病人走出阴霾，迎来阳光般灿烂生活的美好愿望。 四、电影中的隐喻 著名的语言学家Lakoff认为:隐喻无处不在，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某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类事物。导演顾长卫在影片中采用了隐喻的拍摄手法展现“热病”病人的生存状态，通过隐喻唤起观众的想象，使其领悟作品的内涵。电影《最爱》以隐喻性的手法向观众展示了电影的主题:爱情与生存、欲望与希望。 (一)颜色的隐喻 色彩是客观世界的固有属性，它可以再现还原客观世界。导演顾长卫采用的红彩影射出电影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对生活的渴望。红色经常同太阳、火焰、鲜血等联系在一起，象征热烈、温暖、喜庆、欢乐、勇敢，使人产生兴奋昂扬之情。(袁智忠，2004)商琴琴的红袄不仅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憧憬与爱的渴望，也表达了“老疙瘩”对家庭的渴望和对妻子的爱。商琴琴与赵海结婚时用过的红皮箱、红包袱皮、红提包和红喜字倾诉着当初商琴琴结婚时的热闹喜庆的场面以及她曾拥有过的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商琴琴和赵得意再婚时，她的红色装束，红色的结婚证以及她的激昂情感都表达了对生活的抗争以及获得爱情后的喜悦，同时红色也更加映衬了不幸的生命境遇。鲜红的血液没有带给村民富裕、尊严、体面的生活，却带给他/她们无尽的痛苦与生存危机，也带给他/她们等待死亡的焦灼的心理状态。 (二)物体的隐喻 放大镜是赵小鑫的心爱之物。放大镜的作用是放大视角，赵小鑫借助放大镜看到了世界上用肉眼难以看到的更清晰的物体。正是放大镜的帮助，赵小鑫发现了晶莹剔透光亮诱人的西红柿，他吃下去就中毒死在了路上。在他的心中，一切都是美好的，没有仇恨、没有报复。他死了，爷爷就把放大镜和一本新华字典放在小鑫枕边，一起和他埋葬了。小鑫的放大镜不仅放大出世界的美好，也放大了成人的卑劣、冷漠无情以及面对生存困境的不反思不悔悟。同时，也放大出“热病”病人对病因起源的憎恨和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绝望心境。红色笔记本是老村长的宝贝，他在里面记录着村里过去的大事小情。在“热病”病人集体生活期间，红色本本突然丢失了，老村长到处发疯似的找，就是找不到。临终前，老村长的红本本，掉落在地上，里面保存多年的当兵照也掉了出来。红本本代表和记录着老村长那代人的荣耀与辉煌，随着老村长的死去，红本本所代表的过去的年代都不复存在。#p#分页标题#e# (三)季节的隐喻 秋天是既令人喜悦又令人悲伤的季节。娘娘庙的秋天是刚收获后的季节，人们刚刚品尝到卖血换来的一点儿生活改变与甜蜜，却也带来了致命的毁灭。电影所拍摄的景色都是在秋季，时间似乎凝固在秋季。秋季隐含了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希冀发财致富的欲望，希冀播下的种子换来丰收的愿望，也映射出人们犯下不可弥补的过错后的凄凉境遇。 (四)名字的隐喻 影片中，有些名字寓意深刻，如:赵齐全、赵得意、粮房嫂等。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名字就是粮房嫂。从称呼上看，粮房是丈夫的名字，粮房嫂自己的名字已经被传统中的习惯称呼掩埋掉了。“粮”与“房”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有了粮就不会挨饿，有了房就不会露宿街头。中国人对房子的需要源于中国文化中的农耕文明，这是建立在一家一户的恒产稳定性的基础上的文明，这种文明使人们认为房子是有恒产恒业的标志，于是人们便把房子、家以及富裕等同起来，有了房就有了幸福的家。“粮房”的名字表达了对富裕生活的期盼以及走出贫穷困境的一种冲动与渴望。 (五)人物的隐喻 赵齐全，靠作“血头”发了财致了富，他代表了村里发财致富愿望得以实现的群体，同时也代表发财致富后丧失价值观而迷失的一个群体。赵齐全为赚钱，召集村里人卖血，村里人患上“热病”后又开始卖棺材，还与县长结亲家将村子开发成陵园。他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有了钱他就是“老天爷”的干爹，“王母娘娘”来给他做饭、“九天仙女”给他当丫鬟。在他的心中，受香火供奉、保佑赐恩和惩罚作祟的神已不是他所崇拜的神。有了钱，可以进城享受。有了钱，神就受他支使。赵齐全不为自己的过错反思，失去了儿子，最终将失去良知、道德和社会的责任。 五、结语 影片以爱情与生存、欲望与希望为主题，再现了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社会群体的生活境遇及艰难的生存状态，包含了导演对追逐财富梦想而陷入精神困境人群的深沉思考:人类采取何种方式获取财富，财富能否真正解决人对生活追求的困惑。导演以独特的儿童叙事视角和放大镜下放大的群体影像窥探着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赵小鑫以无所不在的全知角度讲述了“热病”病人走向生命终结的过程以及他/她们在患病后的临终愿望与本性的呈现。故事发生在过去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季节，人们在病痛后的觉醒与反思才能使人类走向社会的文明。导演以其诙谐的语调、锐利的思考启发观众关注这个特殊群体，同时触发观众借此鉴也关注个人的爱情追求、财富追求及精神世界的构建，以期人类生活得如阳光般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