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简历

我1975年9月进入明中初中部读书,1977年9月升入高中部,1979年7月毕业,至今已过去整整三十年!大概是自己上初中时太懵懂无知了吧,现在要回忆自己的中学生活,初中时有印象的事情实在很少,能记起得起来的一些事情全是读高中时的。

高一:油菜花与手抄本

三十多年前的明中没有围墙,周边多与农田相接。每当我们听课听得累了,一抬头便可看到窗外的庄稼。春天,地里油菜花盛开。现在回想起来,那种铺展在阳光下的金黄仿佛就在眼前!说句不怕母校老师生气的话,我对于那时课堂的记忆似乎还没有对于校园后面的油菜花来得清晰而温馨,因为这油菜花的金黄似乎正是我们那一代学生青春的底色。只是当时,我们对于这种色彩则充满了疑惑,因为那“黄色”二字在当时几乎是和下流的代名词。

那时的乡下孩子发育都晚,不像现在的孩子,初中没毕业就都基本上已长成大姑娘小伙子了。我们那时已上高一了,身体才迟迟有了些动静,先是女同学的脑脯越来越饱满了起来,再是发现自己的嘴唇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短短的绒毛,它如同春天的油菜花一样,似乎只是一夜之间,一阵风后,便绽放了出来;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喜欢三两死党,躲在油菜田里谈论班上的女同学了。那时我们谈论最多的是她们俩,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俩的爸爸,一个是公社的干部,一个是镇上医院的医生,而实在是因为她们俩在班上显得很是特别――单是她们的姓名,一个连姓带名加起来就俩字,而我们周围人从没有叫俩字姓名的,从小学上到初中,班上也从没有叫俩字姓名的,就是现在,除了她,班上所有人的姓名都是三个字;另一个,她姓名虽然是三个字,但这末一字是个“倩”字,我偷偷查过字典才知道这个字是“美好”的意思。而我们的小学、初中女同学,名字最后的一个字一般只会是“美”、“凤”、“花”、“英”、“香“之类,若是“荷”、“萍”、“琴”之类的就算是洋气的了;她的这个“倩”字,不但叫起来响亮,而且洋气,还有几分“嗲”。再后来,发现她们的特别远远不至这一点――她们的皮肤特别的白,腰身特别的细,走路特别的柔,唱起歌特别的动听……

我们背地里喜欢谈论她们,但是当面我们总表现得对她们不屑一顾。即使有时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与她们中的一位单独碰到,也不愿先说一句话先打一个招呼;甚至有事没事还要故意欺负她们,例如捉个小虫子夹在她们书里,让她们一翻书便吓得“哇”一声尖叫;上课时,坐在她们后排常常“不小心”“带”着她们一两根长发,痛得她们从座位上一跳起来。而我们仿佛便是在她们的这种尖叫和跳跃中获得一种莫名的满足。

我们那时似乎都不太在意谁学习成绩的好坏,家长们也不太在意,因为我们这些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孩子,无论成绩好坏,等待我们走的路其实是早就注定了的,那就是毕业后回乡也做一个农民。尽管就在那年的冬天,国家恢复了高考,但我们那时并不相信这是真的――真的凭考试成绩而不需大队书记和公社书记推荐就能上大学。再则那时学校也很少考试,我们其实也并不太清楚班上的同学究竟谁的成绩真的好些,谁又真的差些。那时我们最在意的是谁谁谁在哪儿与某个女同学说了一句话,谁谁谁又在回家的路上与某个女生走得很近,谁谁谁在课后塞给了谁谁谁一个纸条,那纸条上究竟写的什么……每听到这些,我们总会在表面上对传闻的主人公表示出不屑,但实际上这种在意本身正表示内心对他或她充满了羡慕,当然有时还有嫉妒。

那个名字中有个“倩”字的女生,也在有一天与一个高年级的男生走进了学校后面的油菜地,去共读一本手抄本……听到这个传闻,我第一反应是:这传闻是假的!或者说是我压根儿不愿相信这是真的,然后涌上我心头的,却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嫉妒、懊悔、痛恨……而当天夜里,我躺在那四面透风的宿舍里,则做了一个灿烂的梦,梦里油菜花金黄金黄。

不久后,那个高年级的男生毕业当兵去了,那女生也转学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高年级的学生中有人真的凭高考成绩而上了大学,我突然觉得我也应该去远方。于是,油菜花再开时,我虽然仍爱躲进花丛中,但那不再只为了逃课,不再为了与其他男生偷偷谈论女生,我躲进花丛中是为了背那些其实早该背诵早该记下的古文和公式,而每当回到教室里,却总装着与别的男生一样,并不读书,只等着毕业时领一张毕业证回家种田。只是有时会禁不住想,那个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呢?不久后证实,那个高年级的学生的确有过一本手抄本,因为他在当兵临走时将它送给了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我们的那个同学给我们看了,因为此时它已经公开出版,并不神秘了,书名叫《第二次握手》。然而我仍禁不住时常想,她真的与那个高年级的男生一起走进过那开满黄花的油菜田吗?这个问题我一直无法证实。不过时至今日,无论怎样,我想那都早已不重要了。

不久以前,我爱人因病手术,住进了省城的一家医院,我自然陪着。那几天,我发现为她服务的护士中,有一个身影总有点似曾相识,虽然她穿着白大褂、又戴着大口罩和护士帽。我几次想问她,但终怕冒昧而未开口。后来灵机一动,去看了看护士站的值班牌,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倩”字。呵,那一瞬,我想到了母校,想起了明中,想起了春天里她周边灿烂的油菜花。

高二:煤油灯与电视机

那时高中学制就两年,我们刚刚从高一时青春期的躁动中挣扎出来想要好好读一点书,却已面临毕业了。

毕业班总要有点紧张备考的样子吧,更何况的确已有人凭高考成绩跳出了农门。

我至今不能忘记,停电时(停电是那时最常见不过的事情,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停电更多地要选择在晚上)在明中与同学一起油灯下复习迎接高考的情景!

那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呵!现在想来或许是十分壮观的吧,只是当时谁也无心去欣赏这种壮观:四、五十个人挤在一间破烂的教室里,每个人面前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和浓重的烟雾一起弥漫在教室里,灯下的每一个人都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或演算,或看书,或沉思;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讨论,更没有人走动。直到墨水瓶里的灯油熬干,(灯油是每天傍晚由老师统一给灌的)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教室摸进漆黑的寝室,再摸黑睡下。第二天醒来常常相视而笑――我们每个人的上唇都多了一撮日本式的仁丹胡子――那是头天晚上在灯下呼吸油烟留下的黑灰。

五、六月间的江南,晚上常常是又闷又热,教室里再点上那么多的油灯,这晚自习实在是无法上了。学校的领导与老师为此多次去公社,最终为我们提回了一盏“气油灯”。

“还是德国造的哩,但愿好用!”校长说着便与几位老师好一阵捣鼓,最后说,“真还能用,只是没有纱罩!”而这纱罩只有省城才有卖……几天后,这盏“气油灯”真的在我们的欢呼声中被老师们点亮了。的确,“气油灯”比煤油灯亮多了,有了它我们就可不受烟熏火燎。我们高兴得将各自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扔得老远老远……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气油灯”的光辉很快就招来了许许多多的不速之客,这就是那些比我们还要热爱光明的飞虫。它们从漆黑的田野里、山林间寻着“气油灯”的光辉飞来,从窗里门里直飞进了我们的教室,猛扑向“气油灯”。“啪、啪”几声,响声虽然不大,“气油灯”却应声而熄,只剩下一束红红的火苗在黑暗中“呼呼”地冒着――原来“气油灯”被点着后,发光的纱罩实际上早已成了灰,它是断不能被碰撞的,甚至连风吹都经受不了――于是,只好重换新的,重新打气,重新点灯。只是一会儿又会被撞毁。这样撞了换,换了撞,灯自然是点了熄,熄了点,一晚总要折腾个好几次。我们的晚自习自然也被搅得不能安稳;更要命的是也没那么多钱去买纱罩呵。“看来只能冬天好用!”老师叹着气把那盏贵族化的“气油灯”收了起来。于是有的同学只好再去找一个墨水瓶,做一盏属于自己的煤油灯;而我,除了在心里遥想一番什么时候晚上才不再停电外,反而有一点儿窃喜,因为既已停电,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看电视了。

前年逝世后,为了收看毛泽追掉大会的实况,全公社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公社锻造厂花重金买回的,据说是匈牙利造的,放在厂里的大会议室里。因此,锻造厂的那间会议室当时对我们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着它的诱惑。有电的时候,我们要温课迎考哩,自然不能去看;停电了,假造厂里有一台发电机为电视机专门发电,而我们反正看不成书温不成课了,索性去看电视吧,尽管那台电视机实在够呛:有时天气有一点不好,我们从屏幕上只能看到一片雪花;有时电压有一点不稳,我们从屏幕上看到的只是水波一片;更有甚者,屏幕无缘无故便一片光亮或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就是这么一台电视机,正是通过它,我们看见了日本的高速公路和新干线,以至于直到今天,每当我驾着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还会时常想起它,还有我们在它面前曾发出的一阵阵真实的惊叹和强烈的震憾。当然,也是在这台电视机里,我们还看过了日本电影《望乡》,并记住了其中的一句台词:“日本今天的繁荣,都是建立在南洋姐累累白骨之上的。”当然,还有那里面的几个镜头,直看得我们在黑暗中脸一阵阵发热,心一阵阵悸动……

越临近毕业,我们越是在煤油灯的熏烤与电视机的诱惑下挣扎着,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那年我们全校近两百人去参加高考,最终全军覆没,用当时老百姓的话说,是被剃了一下“光头”。

记得班主任杨老师将我的高考成绩单送到我家时,先对父亲说:“你们家儿子考得不错,全公社第一名!”我年迈的父亲一听便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显然我的这一成绩大大地出乎了他的意料。但是,当杨老师紧接着又告诉他,尽管我的这一成绩很不错了,但是离高考录取分数线还差3分时,父亲遗憾的同时很是不解,因为在一辈子最大的出息便是当过几年生产队长的他眼里,这“全公社”可是个很大的世界了呵,既是这里的第一名了,怎么还不够线呢?杨老师当然与父亲作了好一番解释,什么考大学是全省全国范围内的竞争,而不是一个公社范围的竞争了;什么我们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总体较低了,等等,但是父亲对这些话显然半懂不懂,他最后向杨老师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我儿子不差这3分,是不是真的就能上大学?”杨老师说:“那当然!……”

此时,父亲的表情与他的心情一样的尴尬而复杂,既为我取得了“全公社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而充满了自豪,但又为仅仅相差的这几分而无尽地遗憾。而我却一点高兴也没有,唯有遗憾、懊丧和悔恨,后悔自己没能在媒油灯下多算一道题目,多背一个公式,多默一首古诗,痛恨锻造厂里的那台电视机,更痛恨自己为什么总经不住它的诱惑……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那次杨老师之所以要亲自将我的成绩单送到家里,实际上是来动员我再去复读的。

于是,为了挣回那相差的3分,我又回到了学校,成了一名复读生。

复读:皮肤病与邓丽君

成了复读生后,我便觉得自己成了校园中的另类。我曾多次想,复读生实在是中国教育造就出的一群怪物,他们算什么性质的学生呢?算大学生吗?显然不是;从前大学有预科生,但他们也不能算,因为预科生都是通过了高考的人,最后一般都是能顺利升入大学的,而复读生并没能通过高考,里面的许多人最终也进不了大学的门;再说,从前的大学预科都是大学办的,复读班都是中学办的,因此,复读生还应该算是高中生吧!

学校将我等复读生编成了一个文理不分的班,并为之起了一个奇怪的名“中五班”,“中五”大概是“中学五年级”的意思吧?对于学校来说,这中五班完全是多出来的一个班,上面不可能为之调配任课老师、拨给办学经费,更不会修建新的校舍。

或许是学校的老师为了能一洗上年“光头”的耻辱吧,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兼课,因此中五班的师资实际上不成问题;只是校舍和经费的不足,让我们这一年的复读至今想来充满了意味。

我们几十个人,挤着一间旧教室――说是“教室”其实并不确切,因为白天我们在里面上课,而晚上,只将课桌往前面挪一挪,床也不用,只在后面的地上垫些稻草,就打上了地铺,几十个人便一个挨一个地睡在里面,将教室也当作了宿舍。至于女生,好在班里只有两位,她们的住处各自自己解决了。至怎么解决的,我们不知道,也懒得去知道,因为我们此时头脑里只想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来年挣得各人在今年高考中相差的那或多或少的分数――就这么简单!

然而,有时候你将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而事实上恰恰并会如你想得那么简单!

不久,有人夜里不住的搔痒,且越搔越厉害,越搔人越多,几天后,我竟也成了其中之一。那种浑身的奇痒似乎不是在皮肤上,而是骨子里,只有用指甲不住地搔,用力地搔,搔得皮开肉绽,搔得鲜血直流,才能有一点点缓解。但是只要一停下来,奇痒就会再起袭来。于是课下搔,课上也搔,白天搔,夜里也搔,搔得听不进课,做不成作业,搔得睡不着觉,每天都无精打彩。在老师的提醒下我们去了医院,原来是传染性皮肤病找上了我们。于是我们不能再睡这大地铺了,终于睡进了用毛竹临时搭建起来的属于我们的宿舍,睡上了用三角铁焊成的上下两层的床。

春天到了,油菜花又一次将那种金黄从校园的周边直铺向远方,给我们无限的遐想。而此时,我一个人躲在花丛中,竟然不是为了背古文记公式解习题,而是偷偷地从一个磁带盒的封皮上抄歌词。那盒磁带那是王明泉的。

王明泉不仅有磁带,还有一台“三洋”,进进出出都拎着,不知吸引了校园里多少艳羡的目光。王明泉是复读班中最轻松最潇洒的一个,他学习压力并不大,因为他实际上当年高考分数已过了分数线,只因为他志愿填得太高而没能被录取,他相信来年顺利考上一所大学一定不在话下,最多不过好孬一点;他做县供销总社主任的父亲,也为了他能考得好一点,尤其是英语分数能考得高一点,给他买了这台“三洋”,然而他多数时候并不用它听英语,而是用来听歌了。从收录机里放出来的歌比有线广播里播得那真是好听多了,我们真从没听过这么好听的歌,据说那声音就叫做“立体声”。如果说皮肤病让我们体验了一种来自皮肉的痒,那么,听“三洋”里放出的“立体声”则让我们体验了一种心里的痒。王明泉一副曾经沧海的口吻告诉我们:“她叫邓丽君!台湾的!糜糜之音!小心中毒噢!”

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靡靡之音对人的毒害最是好生了得!

王明泉身后的“跟屁虫”越来越多了,他们都只是为了听“三洋”里糜糜之音的我的同学。我虽然不愿意成为王明泉的“跟屁虫”,但这靡靡之音的诱惑我还是怎么也抵挡不住,每当王明泉提着“三洋”在教室里进出,我的耳朵总会追着那时断时续的旋律好远好远。于是有一次,趁着王明泉与他的追随者们又去某个角落自甘接受靡靡之音毒害的机会,我将他落上课桌上的磁带盒上的封皮悄悄的取了下来――我要将上面的每一首歌词都抄下来,我想偷偷学唱那些靡靡之音,而此时,自己来复读班的目的似乎已被我忘到了不知哪个九霄云外。

就这样,在复读班的第二个学期里,几乎邓丽君一直陪伴着我,或者更准确的说,她成了缠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女魔。有时我也真想将她从我的心中赶走,将所有的心思全拧成一支箭,直射高考,直射中心中的大学,但总不能。

好在我总算最终考上了一所师专,而王明泉呢,我们都以为凭他那么好的基础,一定会为我们这个复读班放一颗卫星的,但最终却名落孙山,他考得分数与去年相比,不但没长,还少了十多分。他提着他的“三洋”与我们分手时,邓丽君正在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说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我们怎么听,怎么都觉得邓丽君像是在哭。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完中教书。有天傍晚,我一人正在办公室备课,突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来者问:“能不能让我看看办公室里的报纸?”这话音我似曾相识,再定睛一看,发现竟是老同学王明泉,我说当然可以,并问他:“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送弟弟或妹妹来的?”因为我们那座学校在一个山上,交通不便,所以学生来去常有家长接送。他说:“不是,不是!我天天在我儿的,老同学你现在眼光高了,认不得我了!”我说哪里哪里!并不解地问他:“你天天在这儿干嘛?”他终于告诉了我,他在读学校的复读班。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因为我当时即在心里算了算,此刻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八年了,他竟然还是一名复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