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安娜?卡列尼娜的形象意义

【摘要】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主人公安娜，反映那个时代特点和历史的转折，她的人生轨迹生动的说明了旧的制度已经“翻了一个身”，而“新”的制度“刚刚安排”，尚未成功。

【关键词】安娜・卡列尼娜 时代特点 历史转折 形象意义

【中图分类号】I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8-0065-02

当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5年在月刊上分章连载，评论界就有两个阵营，一派人恭维作者“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态度；一派指责作品“缺乏思想”。就是第一个发现托尔斯泰为天才的诗人兼编辑涅克拉索夫，也表示不解，并写出打油诗讥讽作者。在中国国内，把这部作品当成言情小说的人也有很多，他们责备安娜追求享乐腐化，放纵，不道德。由此看来，要准确把握这部世界名著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和意义，关键还是准确评价安娜这个形象。

安娜生活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正是一八六一年废除农奴制以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的时代。俄国社会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面临着一种旧的急需废止、新的有待确立的局势。在小说中岁没有正面表现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交手较量，或是描写农民反抗封建贵族、资本主义压迫的民主斗争，但它能以安娜和列文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家庭生活及事业经营为线索，反映了城乡阶级力量的变化。

这一切的变化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这是小说的重点。由父母作主、“中间人做媒的俄国风俗……被认为不合适，受到人们的嘲笑”。可是由“女儿完全作主的英国风俗也不被接受”，资产阶级的规矩暂时还立不起来。“女孩子们组织什么团体，去听什么演讲，，自由地和男子们交往；独自驱车在街上驰过，她们中间大部分人都不再行屈膝礼，而且最重要的，她们都坚定地相信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与她们父母无关”小说中这些描写，可以说反映俄国当时社会风气变化的缩影。

安娜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凸显出来的。他追求爱情自由的行动恰好和俄国社会的变动相呼应，代表了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反映了年轻妇女追求新生活的渴望，所以，联系时代背景，就可以看出安娜这一形象的进步意义，抛开当时的社会特点，就容易把她的行为看成是安娜个人的表现而加以谴责了。

安娜的形象反映了资产积极个性解放和冲决封建礼教藩篱的要求。当安娜还是天真无邪的少女时，就由她的姑母做主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卡列宁。安娜不但外貌美，而且内心富于感情；她和丈夫生活了八年，但毫无爱情而言。维系着家庭关系的是封建的习俗和规矩。当社会风气剧烈地变化，婚姻自主的问题也合乎时宜地提了出来的时候，，安娜受时代的影响，也敢于起来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向旧的伦理道德冲击，这体现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进步性也从侧面说明俄国社会深刻的变化。

安娜的形象也反映了向贵族社会伪道德挑战。小说围绕着安娜的那个“浑然一体”的彼得堡社会，存在的三个社交集团展开。一个是卡列宁的政府官僚集团――勾心斗角、结党营私之徒：漂亮的年轻女人是他们的装饰品，心里热衷的是政治上的升迁；一个是丽姬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的集团――“年老色衰，慈善虔诚的妇女和聪明博学、自负不凡的男子组成”：假仁假义的伪君子；第三个是培脱西・特维尔斯卡雅公爵夫人的集团――“跳舞、宴会和艳丽的服装”为特色的一群腐化放荡的女人和撒谎成性的男子组成。在这三个集团中，形式不同，但本质相同，都浸透着伪善，家庭的破裂是一个普遍现象。有一个公爵安两个家庭，并明目张胆把长子带到第二个家庭里去，说是为了“增加儿子的见识，对他有好处”。有一个“伯爵早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却还养着两个情妇”。总之，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的丑事在贵族社会到处都是，妻子背离丈夫，丈夫欺骗妻子，在所有的“合法的”家庭外面都有许许多多“非法的”婚姻补充。这一切上流社会不但不加以鞭笞，相反还加以鼓励，把当作“有趣”。这多么令我们想起如今有的人话：宁做宝马车里哭，不坐自行车上笑。

安娜懂得自己生存的世界是一潭污水，她会力求超脱，不会陷进去。她不象嫂子那样自我忍让、对自己放荡的丈夫委曲求全；也不会效法法脱西那样、形同娼妓；她也拒绝卡列宁的“宽容”条件：表面上维持家庭的体面，背地里去干的勾当，而是要求正式解除婚姻关系，公开地、正当地和渥伦斯基结合。面对龌蹉、糜烂透顶社会，安娜是弱小的，她的挑战行为是不会被上流社会所接纳的，其人生命运结局是可以预料到的，但她向贵族社会虚伪道德挑战的诠释作用是不可抹灭的。

谈安娜形象的意义，不能不谈到安娜性格的软弱。安娜遭到渥伦斯基的冷淡而选择自杀，初看起来，是出于对爱情的绝望，是死于“爱情至上主义”，但放在时代环境下看，安娜的死绝对的是环境所逼。她反抗过贵族社会的各种打击，社交界的放逐也不能动摇她追求自由的决心，丈夫和亲戚剥夺她爱儿子的权利，她也抗争过，最后都忍受下来了，当一切努力都无望时，她只好放弃自己在上流社会的名誉、地位，包括儿子家庭，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渥伦斯基的身上。可惜，安娜的目光短浅。她只看到渥伦斯基的表面，而没有看到本质。表面的渥伦斯基是风度非凡、聪明的美男子，本质上有着损人利己的人生哲学。“应该付清赌棍的赌债，却不必偿付裁缝的账项；不可以对男子说谎，却可以对女子说谎；绝不可以欺骗任何人，却可以欺骗丈夫；绝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却可以侮辱别人。”当安娜的生活里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对渥伦斯基的爱也丧失的时候，安娜只能在卧轨自杀喊出：“这全是谎言，全是虚伪，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安娜自杀是唯一“活着”的出路。

安娜的形象也是一个矛盾体。她作为上层社会的贵妇人，她有一系列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已经形成的精神枷锁要摆脱；对儿子的爱和责任感特别使他不得安生，不可能一走了之。从对渥伦斯基发生感情到自杀身死这整个过程，在她内心深处有追求个人幸福和忠于传统道德这两种思想，一直激烈缠斗。她敢于叛逆，义无反顾地和卡列宁决裂，去追求和享受爱情的幸福；但她又常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悲观，甚至怀有一种“犯罪”感――对儿子有罪，对丈夫也有罪。安娜坦白、真挚，富有正义感和自尊心。

小说过去百四十余年，时代巨变，但这部“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的作品，并没有失去感人的魅力，安娜形象依然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俄）列夫・托尔斯泰.列・托尔斯泰小说总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4）

[2]《俄罗斯文学史》周敏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3]《西方文论史（修订版）》 马新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俄）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 张昕畅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