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红六军团西征的历史意义

颇具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在新世纪之初，评出1000年来“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100件大事，中国有3件事入选，其中之一便是长征。这让人颇感意外，却也反过来让我们更加珍视长征的伟大[1]。

而中国最早的长征可以追溯到1934年9月的红六军团西征。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奉令退出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准备与红二军团（当时称红三军）取得联系，并留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原苏区继续坚持斗争。史称红六军团西征。

8月7日，南方正值酷暑难当，红六军团的官兵们告别苦心经营6年之久的井冈山，满怀悲壮之情，按照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委王震的指令，从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迈步开始长征路。时大敌当前，时间紧迫，红六军团官兵们无暇顾及私家乡情，队伍迅即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江敌军封锁线，8月中旬，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后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到达湘江西零陵东北地区。随后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在界首渡过湘江，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10月24日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78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绝对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2]

红军西征距今已80余年，其意义不仅没有被历史淹没，反而弥久愈新，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

红六军团用生命探路，是中央红军的先遣队

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方针并没完全肃清。这次向西行动，中央军委开始并没有将意图告诉红六军团的主要领导，因而任弼时等也不大了解西征意图。[3]走时“大搬家”：连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队一二里，后续部队也跟着掉队。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特别是到了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红军从湘桂黔边进入贵州，带的东西扔得差不多了。就把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但那时仍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他们不仅不吸取教训，当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转移时搬的比红六军团还厉害，打仗是被动掩护战，因而损失也就更大。这种搬家式的转移，是五次反“围剿”后军事保守主义的继续，完全违反了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原则。以后的情况才逐步好转。[4]

红六军团西征一个月，领导们经常向上级报告地形、敌情及行李辎重损失的情况。而博古、李德等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将西征的真实意图告诉兼任第十七师师长的萧克，只是定期用电报发来指示。萧克和参谋长李达是从办的报纸上找到谜底的，报纸上印着醒目的标题“前面乌龟扒开路，后头乌龟跟着来”，再看内容，才明白中央红军主力也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行动路线走的。

萧克在回顾这段征程时，痛心地总结道：“中央红军搬家搬到贵州吃尽苦头，使我军遭致后车重覆之祸。在严峻事实检验下，‘左’倾军事路线即宣告了破产。”[5]

之后，红六军团轻装上阵，机动灵活，时而西，时而东，时而北，时而南，像神龙腾空，不可捉摸。

敌人虽在报纸上鼓吹“胜利”，却在内部电文中变得气急败坏。时任第十九师师长兼湖南保安第四区司令的李觉，电令所属各县严防红军。电文中说：查此次萧（作者注：萧克）匪由赣西流窜湘南，每到一地，各县地方多未察觉，即觉而不知其真确情况，甚或为匪蒙混，毫无明确之报告，以致匪情不明，军队疲于奔驰，足见各县平时对于组织漠不关心，殊甚痛恨。现萧匪全部已窜抵零陵附近，企图渡江西窜，经我军扼堵未逞，回窜阳明山一带，仍有相机西窜或返窜老巢之企图，刻我军正在分途堵剿合围聚歼中。惟匪必狡黠，时而冒充国军欺骗民众，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诚恐漏网脱逃作圈子策略流窜湘南各县，倘地方组织不严，后患不堪设想……[6]

红六军团结束了从湘赣苏区突围单独转战湘鄂黔等地的艰苦卓绝的岁月。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来说，红六军团实际上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中央领导同志曾这样评价红六、七军团突围的目的：“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7]“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博古）[8]

红军不死之谜：鱼儿离不开水

进入贵州后，红军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地形不熟悉。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真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高谷深，道路窄小。红军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这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摔死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而反动派一再宣传什么“、”，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他们看红军纪律好，就产行了亲近感，但称呼照旧。红军问他们：“我们怎么样？”他们盛情地说：“你们好！你们好！”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部队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也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红军的辎重行李已丢得差不多了，敌人仍在跟踪尾追。红军很快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这后有追兵，面前人生地不熟之际，红军还有无立脚之地，成了最大的疑问。

然而，西征以来，红军有着对群众不放松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无论自己怎样困难，决不违的民族政策。他们有一个朴素的看法，那就是：我们是鱼，群众是水，有水鱼就能活。往大里说，最终为什么失败，根本原因是他们惹怒了劳苦大众。红军在党内党外，军内军外，宣传两个口号：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这两个口号使那些开始疑惑、恐惧红军的群众，逐渐变得信任和支持红军。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他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红军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河，又突破湘、桂、黔3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据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在旧州教堂，红军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找到一张老旧的贵州地图，有一平方米大，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指挥员，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萧克马上把那个叫薄复礼的传教士找来，让他帮助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于是，两人就在一张四方桌子，展开地图，用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照明，他讲萧克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他们要与红三军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中文。

西征：长征最早的国际影响

上节提到的薄复礼，亦译勃沙特，是红六军团打下贵州旧州时俘虏的一名瑞士传教士。勃沙特被俘后，与红军朝夕共处一年半。在勃沙特眼中，萧克是―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勃沙特赞赏地讲到：“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我觉得，他是一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的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当他看到红军每到一处都刷写标语、帮助穷人，渐渐理解了红军这支衣衫褴褛但纪律严明的队伍，是一支为理想而战的军队。他为红军的精神所折服，不仅不怨恨红军抓了他，反而在获释后写下《神灵之手――基督俘虏在中国》，大力宣传中国红军的长征。

萧克也回忆说：“这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提高，执行政策不像过去那样‘左’了。传教士帮助我翻译的这张地图，对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决定部队的行动起了好作用。我总感到，他在困难的时候帮助了红军，尽管不是主动的，但总是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所以，我对他有些好感。”[9]

《神灵之手》于1936年底在伦敦出版，比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译《西行漫记》）还早一年，成了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改革开放后，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帮萧克和勃沙特重新取得联系，萧克亲笔写信向勃沙特表示了对他当年宣传红军的感激之情。一段佳话就此长留史册。

信仰：绝处逢生，化险为夷的神灵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什么神灵的话，那就是信仰。有了信仰，即使被逼到山穷水尽，危难时刻也能保持清醒，稳定军心，并最终寻找机会，转危为安。相反则会自乱阵脚，陷入险境。

西征后期，红六军团几乎遇到了灭顶之灾。就在扣留传教士的第二天，他们撤离老黄平，经河坝场，直至走马坪、廖家腾地域。就在这时，敌军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红六军团实施大包围。

而红军并未察觉。8月7日拂晓，准备到石阡县的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暗向江口地区开进。上午10时许，军团参谋长李达率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先后到达石阡西南30里之甘溪。前卫第五十一团侦察队在甘溪街上俘敌侦察员两名，得知敌第十九师一部正向甘溪开进。在这紧急关头，李达即率第四十九、五十一两个团部和机枪连，共六七百人向石阡的大地方及江口方向转移，与主力失去了联络。这两个团在甘溪东西街与敌奋战4个小时，打退敌人多次冲击，顶住了正面进攻之敌（后与红三军一部会合）。是日下午，王震亲率第五十三团，带一支侦察队从山上探出一条新路。在当地农民的指点下，王震终于为大部队开辟了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

9 月1 日，红六军团到了广西灌阳县，趁天下大雨，摆脱了王东原追兵。9 月3 日，红六军团又返回灌阳县，歼灭尾追之敌8个团，这是一招漂亮的“回马枪”。4 日，红六军团乘胜前进，桂系军阀担心红六军团进入广西省内，捣其老巢，所以急忙派重兵把守边境，这样，湘江沿岸防守非常空虚。红六军团正好乘虚而入，在界首地区安全渡过湘江天险。9 日，红六军团自牛田出发，向西挺进，但湘、桂敌人穷追不舍。在小水地区，红六军团被湘军袭击，红第五十二团与大部队失去联系，陷入敌人重围，团长田海青壮烈牺牲，师长龙云被俘后也惨遭杀害。[10]

10月l日，红六军团突破施秉和黄平间的封锁线，渡过大沙河，并攻取黄平县城。7 日，进入石阡县，原准备在甘溪休息一下，不料遭到桂系白崇禧部第十九师、第二十四师的伏击。王震命令红第十七师五十一团机枪连步兵排留下来掩护，其他人立即撤退。此次战斗，红军损失严重，伤亡多达500 人。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赤脚行军。中央代表任弼时正害疟疾，手拄木棍，仍咬牙领导着全军行动。

军团领导当时已意识到形势很不利。如果不脱离这个地区及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一道冷静分析，抱必死之心以求必胜之役，想法脱出险境。任弼时看出了萧克的紧张情绪，问他：“怎么样？”萧克答说：“坚决向东去，脱离这个地区，争取主动。” 王震则向任弼时建议，面对强敌，我军仍要采取游击战术，在敌人鼻子底下跟敌人捉迷藏，待敌人乱了阵脚后再相机而动，出奇兵歼灭部分敌人。

那时的红军官兵没什么豪言壮语，他们靠信念支撑，略略几句，信念只在心底燃烧。

指挥员的信心带动着整个部队。王震率领红第五十三团首先突围，在一个猎人的带领下与红军战士一起用砍刀从荒山野岭劈出一条小路，萧克等率领部队顺着王震开辟的道路突围。经过艰苦奋战突破了敌人的重围。甘溪之战失利后，我军处境更为困难，湘桂黔三省敌军约20多个团将红六军团团团围住，而且红六军团被分割成几部分。我军不得不兵分三路，向黔东革命根据地靠拢。正当敌廖磊、李觉、王家烈在石阡策划“围剿”红六军团时，中央红军于10 月12 日开始突围长征。24 日，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酉阳县南腰界召开胜利会师庆功会。

红六军团能胜利突围，确实是了不起的事情，连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有三大长处：“第一是纪律严格，进退动作一致，奔驰数省，队伍完整;第二是组织严密，党的命令，可直达士兵下层;第三是行军力强，该部没有落伍者。”[11]

可以说他看到的只是现象，而真正起作用，能达到“三大长处”的，还是信念与信仰。

一个人有了精神支撑，可以改变人生，一个民族有了精神支撑，可以改变世界。红军，靠着坚强的信念，不变的信仰，克服了千难万险，迎来了新中国;如今，无论怎样大的困难，强军的目标一定会实现，长征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西征则是整个红军长征的先行者、探路者，其价值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中国青年报》 2000年7月24日

[2][4][9] 《萧克回忆录》 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90-203页

[3]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30页

[5]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湖南省档案馆编：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湖南部分）档案出版社 1991年版 第4页

[7] 《遵义会议文献》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第l03页。

[8][11] 《红六军团征战记》上，出版社 1994年版 第290页

[10]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9-54页

（作者系空军政治部原一级创作员，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