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解释学的意义之维

摘要：在现代解释学的视域中，主体已几乎被驱逐出场，进而由主体设定的意义之维也便随之缺失，本文从主体哲学出发，探讨解释学保存意义的可能性，进而说明海德格式的解释学在悬置主体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意义阐释的第三条合法路径。

关键词：主体哲学 意义 解释学 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在主体哲学已经臭名昭著的今天，重提阐释的意义之维似乎显得迂腐过时，因为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在哲学乃至解释学的视域中，主体就已不在场了，那么由主体设定的意义也就不在场了。的确，无论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或是文化批评等批评范式中，我们都不再谈论主体，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在主体间性的维度中更是把主体抛向九宵云外。主体成了一个罪恶的幽灵，它在驱逐中奔逃，无处安身而最终走向坟墓。

“人不是语言的主人，人使用语言不是为了自己交际的目的或者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句子构成的宇宙赋予他们的身份之外，他们别无任何其他同一性。”人不再是语言的主人――利奥塔此句语态森然，俨然有把众人从主体的迷梦和幻想中惊醒之势。显然，驱逐主体实际上是驱逐同一性，进而驱逐意义。因为主体哲学的一个基本起点就是“自我持存”，在自我持存的诉求中，主体依据自身完成同一性逻辑，而设定价值。用海德格评述尼采的话说，这就是求意志之意志的绝对主体性。主体在价值设定中必然走向绝对，一种偏狭的绝对，而毫无疑问，它在独断中带来危险。

对主体的驱逐就意味着对意义的悬置，我们提到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这些批评范式并不关乎意义，其最终所指无非是经验世界背后的一些本质性符号或是母题。传统解释学，也即古典解释学中高悬于文本之上的超验意义之维一去不返，而主体在宗教的世俗化中自我设定的意义也被抛除，在现代解释学的视域中，唯一的留存之物就是空洞，是能指与能指的自由嬉戏。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现代解释学的方寸之地上，仍然有人在执著着意义的探求，也就是肯定着主体的存在，尽管这种肯定可能是模糊的。比如艾柯，艾柯是批评家，也是小说家，这一双重身份使他在文字中散发出主体捍卫者的气质，他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的几篇演讲似乎可以称做捍卫主体性的宣言，但这个宣言却显得一厢情愿。他对后学的质疑颇多，材料的举证也不可谓不繁，但始终没能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而形成立场之争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他有第三篇演讲中引介了他一个学生弗拉雷西的分析策略：“在经验作者”与“标准作者”之间还隐约地存在着一个第三者，他将其称为“阈限作者”或“处在门槛上的作者”――处于特定的“作者意图”与文本策略所显示出的“语言意图”之交叉位置的作者。这似乎是说，合理的、适度的诠释乃是取一个限度，而这个限度是经验作者和隐含作者所给予和圈定的，是它们之间的一个节点。但是问题是，这个隐含作者一定存在吗，如果它存在的话，谁有资格对文本做出抽离？每一文本都是诸多复杂因子勾连而成的整体，任何抽离都意味着对其丰富性的割舍。也可说，抽离即是引入光亮，在照亮文本黑暗之处的同时又将它遮蔽了。所以，这种阐释策略显然无法抵挡后学的凌厉攻势，也使艾柯的表述显的底气不足，甚至软弱，而到演讲最终，也没有给出坚挺的辩驳之词和解决之道。

那么，在对主体抱有幻想者已经无可奈何，只能在世界碎片的集合之中百无聊赖叹气捶胸之时，是否已意味着价值已经无法出场，它似乎已经被后学重压在坟墓里，而我们对它千呼万唤满怀期待却无法为它扫清出行的道路。答案也许是否定的，或者说，至少我们可能有第三条路径可以尝试。

张志扬曾经在一般解释学的意义上，对解释学史做过一个分类：

1.传统解释学 （古典）

2.接受解释学

3.对话解释学

4.解构解释学 （2、3、4皆为现代）

5.回归解释学可分：海德格尔式――显白/遮蔽

施特劳斯式――显白/隐微 （中和）

显然，在张志扬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现代解解释学的三种范式居中，传统解释学和回归解释学执两端，现代解释学取消意义，而回归解释学就是向传统解释学也是向意义的回归。

其实如果我诉诸于常识的话，意义是无法取消的，即使主体以何种激进的方式被宣告死亡，被迫沉默，它也会重新出现，只是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弗莱所言，任何使文学客观化的企图最终都导致文学中主体的重建。他在《批评的剖析》中谈巴特的末段论道：“在巴尔特及其最精细的弟子热奈特的研究中，人们不断感觉到一种未被承认的主观性的否定的然而积极的在场。在写作的故意枯燥中，这种主观性存在着，但是隐性埋名的，它写在纸边上和空白处。”简言之，若以小说为例，不管是传记小说，还是看似客观化的叙事作品，我们都会在常识层面上承认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但是如果回归到学理层面的话，这种对隐含作者的论证就会产生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既要保存意义，又要取消主体言说的武断，这种方法的探求，也就是回归解释学所做的事情，如施氏和海氏。

这里我们略去施特劳斯不谈，以海德格为例，这个瘦小的德国人毕生都在与主体哲学做斗争，而一直承受着巨大的意义焦虑，从《存在与时间》开始，我们发现，他一直为避开解释学循环而寻求一种保存意义并能经受学理拷问的解释学。但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尽管他小心翼翼选择词语以使存在在多维中呈现，仍会陷入诸人本真一沉沦、沉默一闲言等诸如此类的二元式言说当中。所以存在及本真生存的意义仍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到主体泥淖之中。但是在海氏后期的论述中，我们会看到，海氏不仅使阐释的意义维度得以保持，而且已经完全成功的摆脱了主体哲学的视域。比如他对梵高农鞋的解读、对罗马喷泉、桥等物的解读，我们会看到个完全敞开的意义空间，但这与主体式的自我反思与回归无关，而是诉诸于一种指引的方式。在这种指引中，海氏并不明言意义，而是使意义通过物与物的因缘联系的显现而自行现身在场。比如他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神殿的解读，神殿与兽与风这些物联系在一起而使一个世界得以显现，而意义就隐含在这个世界之中。此者，就意义而言，也可以称作显隐二重性。在一般现象学式的阐释学中，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意识中激活意识的先行之物使之当前化，故而无法使自身无前提，而海德格式的现象学已经取消了这种主体残留的先在前提，把逻辑意义上的概念、判断、真理尽数抛却，而在对物的言说指引中使意义活生生的到场。这就是“思”的力量，在思的静观中，一切得以完成。

“凡人一方面分裂成了野兽与神明，另一方面分裂成了羞辱与荣耀。”事实上，主体哲学的真正问题在于选择了自身的透明性，而忽视了不透明的一点，从而它对意义的探求也只能是自身透明一维的扩张，所以它指给我们的意义绝非是可靠的。而海氏正是注意到人的自由和开放性，注意到需要通过遮蔽和无蔽来保持自身，所以也给出了我们意义探寻的第三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