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下的梁启超社会主义观

摘要：梁启超社会主义观是一种改良的稳健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儒家大同理想的影响，表现出自身的独特认识：(1)用大同理想建构他的社会主义观，从而使西方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为中国人的传统社会理想；(2)用社会主义改造儒家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一大同，将其实现过程阶段化。其社会主义观虽存在不足，但他能根据中国实际，提出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优先发展生产等主张又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其观点至今看来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儒家思想

一、梁启超杜会主义观的思想渊源

梁启超是受过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浓厚熏陶过的，当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在西方社会盛行之际，梁自然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土壤中寻找解释，尤其是西方社会贫富悬隔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1902年梁启超撰写《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把社会主义看成“吾中国固夙有之”，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中国古来已有的思想等等。他甚至把东汉的王莽改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言行。在梁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所倡导的“均平”与“大同”思想，同近世西方社会主义学说所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是何等相似。由此，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于救私人之过富过贫，是高尚美妙之主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

在中国，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同近代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的最早尝试者是康有为。梁启超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便来源于康有为《大同书》，他认为近代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与康有为《大同书》的理想十分契合。梁启超从康有为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如他评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其“理想之国家。实无国家也；理想之家族，实无家族也。无国家无家族则奈何?以国家家族尽容纳与社会而已，故曰社会主义学派哲学也”。而在古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大同之说就是《礼记・礼运》篇，此篇所描述的“天下为公”即所谓大同世界。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将近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相互比附。

此后，梁启超又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同欧洲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如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文中所说：“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唱导在近百余年间耳；中国则孔、墨、孟、苟、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噪启超当年接受了大同思想，乃是他日后赞同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同时，从梁启超在作《南海康先生传》时，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来看，其之所以这么容易欣赏和接受社会主义学说。与他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视同于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

不仅梁启超在此将近代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相比附，孙中山也认为：“考诸历史，中国因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中国人民之脑际，久蕴社会主义精神。”“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守。各得其所”。不难看出，孙中山也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大同世界。可见，当时如梁启超等一批中国启蒙思想家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时，常常把它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比附是显而易见的了。

(二)受着中国传统“均平”思想影响

梁启超对西方社会主义的认识，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贫富悬殊现象开始的，其反对贫富悬隔的思想，在中国传统“均平”思想中早就存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梁启超是从传统的“均平”思想来理解西方社会主义的，而是不会从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所以，梁启超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但并不意味着他就要求贫富均、反对剥削和压迫。

传统的“均平”思想，是一种在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上，在中国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反对贫富悬殊的思想意识而在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的融合中，梁启超则主要是从统治阶级方面的“均平”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认为贫富悬隔太甚势将引起劳动者的不满，导致社会动乱，危及统治。因此，他十分信奉《论语季子》里“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均平思想，并以这种思想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的社会主义。认为西方社会主义“即以救私人之过富过贫为目的者也”。因此，他认为社会问题“不当专以现在贫者一阶级之利益为标准。盖社会者，全社会人之社会，固非富者阶级所得专，亦非贫者阶级所得专”，而社会问题之真意，“要以分配趋均为期，凡以使全国中各社会阶级(不论贫富)皆调和秩序以发达而已”。从而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调和社会秩序，作为反对贫富悬殊的目标，把传统的“均平”思想称作是社会主义学说。

纵观梁启超当时文字，不难发现他对近代社会主义的理解明显带有与传统思想比附的痕迹。可从梁启超在1904年所作《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他进一步论列中国之“社会主义”传统说知晓，且还引王莽训斥地主为“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凡此种种，均表明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是极大的，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大同和均平思想。当梁启超将其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大同和均平思想以及马克思共产主义相联系时，梁启超就视社会主义为一种宏大的理想，认为社会主义是“最高尚美妙之主义”，是“大同底世界”。这里，梁启超并未将之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但如此进行文化溯源，也显示以古喻今有其学术合理性。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观的基本特征

梁启超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积极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因而十分熟悉中国的文化根基与社会现实，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因而表现出了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用大同理想建构他的社会主义观，从而使西方传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为中国人的传统社会理想。第二，用社会主义改造儒家对社会的道德理想一大同，将其实现过程阶段化。

(一)大同：社会主义内在化

梁启超深受儒家大同理想的影响，而传统儒家对大同的理解主要还是道德主义的，梁的理解则更受到了康有为的影响。康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类的理想境界即在大同时代，在此时代里生产资料“尽归于公”，不仅废除了私人土地占有制。而且废除了私人的工厂和企业。显然，康已将大同理想改造成了一种社会理论，梁启超积极宣传和推崇康有为的大同学说，并且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中国古代早就有的思想，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正与近世社会主义同―立脚点。”他认为未来社会“分配极均，而世界将底于大同，此社会革命之真精神。”

这种儒家大同的社会主义特征为“产业公有”，“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这里是说，将生产机关收为国家所有，通过国家管理共同生产经营，再进行收入的分配。由此，梁启超断定苏俄根本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对苏俄的“新经济政策”的做法很是反感，并激烈反对中国走苏俄革命的模式。因为在他看来，大同社会理想的根本特性是“公有制”，但苏俄实行的经济政策却与“公有

制”背道而驰。这样，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理想，就变成了中国文化中内生的传统理想了。

(二)改良：大同理想实践化

梁启超认为制度变革“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现在他将社会主义内化成中国人的大同理想，因此社会主义必能在中国成功，但他也明白，中国没有进入工业社会，也没有劳工阶级，在中国并不能实行西方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主张在中国借助发展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这个方案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发展资本主义，一方面主动培育社会主义因素。

从这个角度出发，资本主义反而是社会主义之友，为此，必须奖励资本家多开工厂，发展生产。同时应该教育劳动阶级，将他们组织起来，给他们灌输相关的知识，成立工会及全国总工会等。对于一战后中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势头，“抗阻”和“旁观”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若抗阻其发展，“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相反，则“必能为我产出劳动阶级以为将来自树立之基础”。若采取“旁观态度”，任其发展，必将“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

梁启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如何对待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这是中国长期一直争论不休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密切结合中国落后的具体国情，充分看到资本家的历史作用，反复论证了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使中国借助于现代社会变革方案实现儒家传统的大同社会，也就是共产社会，为传统儒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个特别的思路。

三、梁启超社会主义观之评析

如前所述。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每种思想都是受到以往社会的影响产生的，都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只从精神中、到抽象里去找，而应该从历史背景出发、从这个人、这个思想的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发现真正的答案。

首先，从思想渊源看以及哲学基础来看，梁启超采纳外来思想时。向来都是兼收并蓄。他不仅受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还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特别是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以此为其哲学基础。他在1901年所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就说过：“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旧孔子告子游之语，就是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论。由此，形成了他颇具改良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从阶级属性看，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代表人物-之一。他既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剥削和压迫着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所以表现在政治上，他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一面又有其软弱性的一面。这种内在的矛盾使梁启超既热切得在中国呼唤着社会主义，却又极力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既同情农工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阶级；既热烈的肯定和称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最后，从具体国情来看，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是：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垄断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推向极端，积极扩军备战，侵略弱小国家。中国处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处境。在这种形式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工业几乎处于崩溃状态，社会化大生产更是没有在全社会普及。梁启超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中国还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在这样的基础上过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此问题之发生，与国富之膨胀为正比例，中国当今产业委靡时代，尚未有容此问题发生之余地。”“在没有工业的国家，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闭关，确实搔不着痒处。”在这种背景上，梁启超提出要发展民族资本，增加国力，开发实业，走“稳健化”实业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以上分析看，尽管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有着很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分析其原因，这和梁启超生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有直接联系。在中国几千年儒家大同思想的羁绊下，梁启超不能建立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体系；而中国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很不成熟，基本处于零起步的状态，因此工人阶级力量也很不发达。在这样一个被一种保守文化(儒家思想)统治数千年、生产力极度低下、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梁启超敢于提出自己社会主义设想，已经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