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女性符号化倾向——浅析“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视

论文摘要：“美女经济”是当前颇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通过对“美女经济”兴盛原因的分析和美的标准为女性所接受的社会原因的探讨，揭示了“美女经济”所折射出的女性社会地位。

论文关键词：美女经济；女性地位；符号

近年来，“美女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视角的关注，“美女经济”一词也因而被越来越多地使用。那么，何谓“美女经济”?它因何而起?它与女性的当下生存状况又是何种关系?

一、何谓“美女经济”

“美女经济”是指与制造美女、维持女性美貌有关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女性保健品和化妆品的生产、销售及消费，女性美体、塑身、整形美容等营业场馆的开办和消费以及有关如何成为美女之类的专业指导书籍的出版与销售。近年来，这类经济活动的繁荣已是有目共睹。根据有关报道，整形美容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继买房、买车、旅游之后的第四个消费热点，全国美容消费近年年均突破200亿元。

从表面看来，美女经济的兴起是女性追求美的必然产物，它有助于女性保持容颜，给女性带来自信，其受益者似乎毋庸置疑是女性自身。但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女性对自身形象的关注从来就不单纯只是女性自身意愿的表达，其背后总是有着更为深刻、更为隐蔽的社会原因。

二、美女的标准及“美女经济”的动因

不同历史阶段，美女的标准不一。《诗经·卫风·硕人》中对美女的描述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周南》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汉书·马廖传》中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记载；唐朝则有对妇女身段丰腴的要求……缠足可以说是一场全社会的对女性身体进行人工改造的运动，它究竟始于何时，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在女人缠足的原因上，人们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缠足之后的女性更符合中国男子眼中的美女标准，可使她们成为更令男性满意的、理想的泄欲工具。

由此看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美的标准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历史上有以胖为美的阶段，也有以瘦为美的时期。但纵览整个中国时尚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时尚主题强调的是女性的不同部位，崇尚的是女性的不同韵味，但由男性来设定女性美的标准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它是贯穿整个时尚历程的中轴。

今天的女性，换肤、抽脂、美容整形，她们对自身外形的改造可谓是全方位的。因为得益于各类高科技，其过程可能不及古时的缠小脚惨痛，但当事人仍必须承担一定的风险、忍受一定的痛苦，媒体有关因美容而给当事人带来伤害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女人们仍趋之若鹜，究其原因，是因为“做女人挺好”“让男人一手无法把握”“好身材要保持”“做女人要懂得珍惜自己”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作为欣赏主体的男性群体在通过媒体向女性反复灌输、强调着他们对女性美的诉求：挺拔、丰满、苗条、漂亮，其潜台词是：不具备这些的女人，就是不达标的女人，那自然不是男人的所爱。由此可见，虽然美的标准因时而异，但女性为取男性之悦而美、按男性的要求塑造自己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只不过这种要求已借助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为女性所接受、吸收和融入，再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女性自身也将之视为她们自我意愿与天性的自然表达。

美貌就这样在男性有意识的引导和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参与之下成为一种资源，一种换取男性肯定、欣赏的资源。因女性美貌的形态的不稳定性，那么选择最佳时机、及时充分地完成交换成为其价值实现的关键。于是，拥有这种资源的女人“天生丽质难自弃”，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其外在形态，而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女人或资源相对贫乏的女人，则想方设法在原有基础上做些修整工作或干脆以人工替代天然。于是乎，制造美女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美女经济”因此红红火火以至炙手可热。具体而言，“美女经济”繁荣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中夫权观念的影响是“美女经济”产生的动因。“用年轻美貌来衡量女性的价值是夫权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传统社会的女性因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她们只能通过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为自己谋求一小片生存空间。而男权社会赋予男性的至高地位使男性在重视女性生育功能的同时，更倾向于突出女性的美丽纤弱以满足并显示自己的强悍与威严。对女人美貌的关注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美女的不同方式的消费也并非当今时代的创新(如昔日对歌妓的消费)。今日对女性容貌的过度关注与消费，不过是传统文化中男权观念的延续。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为意识形态的力量所抑制，“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铁姑娘”曾被认为是美丽的女人。而这种看似对传统文化进行颠覆、将女人放在与男人平等地位的运动事实上与传统文化中借助裹小脚以摧残女人的男权思想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即以男性的设计为准、在漠视女人自身存在与意愿的基础上形塑女人。从实质上来看，传统文化中的男权观念从未中断过，因此，当外部环境一旦适宜，对女性美貌的需求与消费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也就容易理解了。

其次，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是“美女经济”繁荣的契机。从人的观念上看，伴随商品经济而来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与昔日计划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及价值的一元同构已失去其存在的根基。计划经济时期被刻意淡化的自我重又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的各种需要有了得以满足的宽松的社会环境，甚至还被当作商品经济得以繁荣的要素。从手段及技术来看，科技与信息的发展为女性按既定标准形塑自身提供了可能。如同其它产品的大工业生产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美女的制造也备了批量生产的能力。

此外，媒体的宣传及炒作与商家在利润趋动下的适时而动使“美女经济”的潜在商机成为现实的荣经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美女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可能，而媒体在将这种可能为现实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借助广告、电视剧等人们易于且乐于接受的形式，将美女的最新准及各种有关如何成为美女的信息传输给人们，其速度之快、覆盖面之广及效度之高都是以往时代所法比拟的。另外，媒体的富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契合女性在对美的追求方面的求同心理与求异心理，它女性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她们在惧怕落伍与追求个性的双重心理的作用下成为“美女经济”的与者，而“美女经济”的丰厚回报又使商家自愿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此类宣传之中，在两者推波助澜的动中，“美女经济”也越来越红火。

三、美的标准内化为女性自身美的标准

美的标准只有为女性接受并内化为她们自身对美的诉求才能使她们成为当今“美女经济”的积极愿的参与者。那么，那些并非轻易达到的标准是如何为女性接受并成为她们追求的目标的呢?

美女的标准为女性所接受是借助多种途径实现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我们前已述及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化主体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借助种种手段，通过种种渠道，出于不同意图，随时随地向社会化的客体灌输着有关做女人的标准。作为社会化客体的女性就是在这个几乎无孔不入、从不停歇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社会的标准(男人的标准)作为自我的标准加以吸收。于是，在社会不同主体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合谋”之中，“我要做美女”成为了全体女性的共同心愿。

社会化过程之外的另一有效途径，就是容颜与女人收益的挂钩。这些收益包括金钱、地位以及自我感觉、婚姻幸福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收益，这一点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传统社会的女性生命存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而这一价值能否实现的一个关键就是做一个符合男性欣赏标准的女性，以顺利地进入一个理想的婚姻。如若能达到这一点，那就等于一个女人的终生“有了依靠”。正因为如此，女性嫁于他人又被形象地称为“托付终生”。所以古代女子所受家庭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如何在容貌装束、行为举止方面符合男性的要求。如果她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往往会为她带来很大收益。而如能艳冠群芳，她还有机会被“一朝选作君王侧”，不仅自己享尽荣华富贵而且荫及兄妹亲族，其收益的丰厚具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以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今天，容貌在女性收益预期上也表现出极大威力，婚前如此，婚后亦如此。就婚前而言，“男性在择偶时年轻美貌成为第一选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一主旨并未因时光流转而发生实质性改变，改变的只是“何谓窈窕淑女”的具体标准而已。就婚后而言，当今，来自婚姻之外的种种诱惑使婚姻变得异常脆弱。“婚外情是当今婚姻破裂、夫妻离异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已成为众多青春不再的已婚女性的最大担心。有了钱的男人包二奶、养情妇、找，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而针对有权男人的性贿赂也已成为社会腐败丑恶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虽然当今社会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性的这类行为仍持批评态度，并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但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这种舆论约束力较之改革开放前的会已大大减弱。这种变化对婚姻中的女性影响很大，“……对丈夫拥有资源的妇女来讲，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面对自己不可抗拒的不断增长的年龄，无法改变的外貌，她们很容易产生自卑感和较低的自我评价。”而那些被称作“第三者”的女人之所以能够轻易达到目的，大多凭的就是青春貌美这种稀缺资源，不具备这种资源的女人或曾经拥有这种资源但现在已随时光流逝的女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威力或威胁。

而社会在分配婚姻之外的其它社会稀缺资源时，针对女性也往往附加上与容貌相关的条件。就业形势的严峻是当今男女就业者面临的共同难题，但女性的困境又远远大于男性。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将形象好、气质佳等作为女性聘用的必备资质。而这也是女性参与美容塑体的重目的之一。

四、“美女经济"与作为符号的女人

对美的欣赏抑或偏爱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当女性迫于有形无形的压力，只能按一定的模式来美化自己的时候，当男性的成功就能够代表一切，而女性不美只能被视为缺憾的时候，“美女经济”的存在事实上昭示了女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被支配与被控制的被动状态。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探讨支配问题时使用了“符号暴力”这个概念，它揭示了支配关系发挥作用的机制，即：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有时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而是认可这种暴力，“符号暴力”就是借助这种误识顺利完成的。

女性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及对社会分配机制的体认，视美化自我为女性义务，将漂亮视为女性的必备特征，积极参与“美女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符号暴力”又一次成功地、不露痕迹地在女性的“误识”中实施着男性权力对女性的支配效能。

如果说传统的夫权社会对女性容貌的关注、对美貌的消费是男性权力的一种表达的话，那么，在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今天，这类消费在原有特征的基础上又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那就是：在“符号暴力”的支配下，作为消费品的女人事实上也已演化蜕变成为了一种符号。

波德里亚称今天的社会为消费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费不再仅仅是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消费的过程也不再仅仅是体现商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它已成为一个符号交换与交流体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分层结构被生产和体现，消费成了社会成员显现自我社会阶层及识别他人社会阶层的符号，消费的象征意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明显。与此同时，消费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当对普通消费品的消费不足以拉开人们在社会分层的差距时，对稀有物品的消费便自然而然地成了少数有超强消费能力的群体的选择。美女就在此背景下作为稀缺物品蜕变为识别男性社会阶层的符号之一。

民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生动的反映，从当下一些流行的民谣中，我们也能够很容易地捕捉到社会意识中的相关信息。“一等男人外面有个家，二等男人外面有朵花，三等男人下班就回家……”拥有女人的数量和质量无疑成了衡量男人社会等级的标识物，女性只不过是折射男性身份地位的一个符码，其作用与名牌商品并无二致。关于这一点，波德里亚是这样描述的：“您有一位出自名门的妻子和一辆阿尔法一罗密欧2600斯普林特?但是假如您使用绿水牌香水的话，那就拥有了名士所必需的完美的三要素，您就拥有了后工业时代贵族气质所有必需的部分。”这里，女性己成为与香水、名车无本质别的物。

当女性看似自主实则无奈地选择了美化自己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时，她们也同时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淖。因此，只要社会资源的这种分配机制还有着发挥作用的空间，只要女性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男性存在的一种符号或标识物，女性就不能够说是自由的，女性的被动地位就不能够说已有了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