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转型中权力总量的变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811（2013）03-0009-02

摘要：亨廷顿认为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过渡，是因为权力总量发生了变化，更多的社会力量卷入到权力关系中。在晚清中国，汉族官僚集团势力的壮大，改变了清朝统治阶级的权力构成；绅士阶层介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推动着传统政治的转型；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参与到政治变革当中，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社会力量。官僚、绅士和知识分子都使得晚清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总量增大，从而促使传统中国政治的转型。

关键词：政治转型 权力总量 汉族官僚集团 绅士阶层 知识阶层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政体，虽然后来发生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但终究中国的传统政体一去不复返。晚清中国传统政体的政治平衡发生了变化，整个帝国官僚系统的变化和政治集团的多元化，从而中国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演进。亨廷顿（Huntington 1968）认为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体制的差异在于权力总量的不同，而不在于权力分配的不同。他认为，无论是传统或是现代政体，权力都可以被集中或分散，但现代政体有更多的社会政治力量卷入权力关系之中。现代政体比传统政体拥有更多的权力。权力的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是指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关系。

依据亨廷顿的理论，晚清中国之所以能过渡到民国，在于政治权力总量发生了变化，而且权力总量变大了。权力的积累有赖于吸收新的集团进入到政治体制中。就晚清而言，同治年间的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使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商群体兴起，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军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到后来允许朝廷官员和地方士绅自办军队，民国军阀政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此。但洋务运动并没有对传统的中国政体造成很大冲击，“同治中兴”只不过是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首次触及到了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这是中国传统科举士人一次很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得到了皇帝和部分官员的支持，这一群人后来成功地介入到政治变迁的权力关系中，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变革的重要人物，例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甲午战争的失败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义和团运动对晚清造成的巨大创伤，都使得传统的“帝国”或“天下观念”向“民族国家”转变，而晚清政府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和政治改革。自同治以来的种种改革和运动促使了传统中国政治平衡和权力总量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动态变化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一次偶然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传统政体的必然结束。总体上说，晚清的中国政体对新兴政治力量的接纳能力还是很强的。

一、官僚集团权力构成的变化

晚清政府中的官僚集团大都会按照对待改革的态度来分类，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改革派又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这种分类忽视了晚清很重要的族群关系问题，满族官僚集团和汉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和合作更能说明问题。在晚清历次改革中，汉族官僚集团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后来汉族官僚集团成为晚清政治的主导，特别是新军几乎都由汉族官僚控制，他们迅速的聚集在一起，汉族官僚的势力大增。宣统元年（1909），清朝共设有9巡抚，掌控19省，其中直隶、两江、两广、湖广、四川和云贵巡抚皆为汉族官员，掌控19省中的11省，在不设巡抚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中，山东和河南巡抚皆为汉族官员。清廷中央的汉族官僚集团所主导的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社会平衡，引入了众多现代化的官僚体系，教育体制和军事体制等等。辛亥革命发生后，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跟晚清时候的官僚集团构成和汉族官僚集团权力总量的增大不无关系。后来的革命党人也寄希望于汉族官僚集团，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态度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绅士成为正式的政治力量

绅士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社会群体，这个阶层群体不属于正式的政治结构构成。但在晚清时期控制中国的基层社会。对绅士这一群体，斯考切波（Skocpol 1979）认为士绅的核心就是家庭成员中已经获得功名的现任官员的地主家庭，而家里没有获得功名者的富人家庭或贫穷的士人及官员则应该看成是绅士阶层的边缘成员。这些富有家庭可以通过捐纳获得低等的功名。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1975）则认为绅士阶层是基于财富、权力、教育和影响力等等地方特权。因此，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系统里，绅士阶层并没有独立强大的政治地位，而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一状况在晚清出现了变化。

首先，新军的建立使得绅士掌握一定的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新军主要依靠朝廷改革官员同地方绅士的合作。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都是朝廷允许绅士之间合作，到地方办团练。新军效忠和服从的领袖便是这是绅士，厘金是湘军的主要经济来源，不依赖朝廷的财政，自主筹措军饷。新军严格按照现代的军事制度进行招录，编制和训练，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其次，晚清立宪改革使得绅士通过资政院和咨议局等政治渠道进入政治体系。宣统元年（1909）各地设立咨议局，按照张朋园（1993）的统计数据，全国共设立咨议局21个，共选出1643位议员。通过对十五省1288位议员背景资料分析，他们绝大部分是出生于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具有传统功名，占89.13%，其中进士占4.35%，举人占21.27%，贡生占28.73%，生员占34.78%。数据表明，晚清的立宪改革中绅士阶层已经进入了当时的政治体系，虽然这并不能代表全部的绅士，在地方上一些下层乡绅控制了县政，他们参与的帝国的行政事务，并没有进入正式的政治系统。

最后，晚清政局对绅士政治地位的影响。晚清历次战争和外交上的挫败冲击着绅士的政治倾向和理念，他们从原本的保守转向改良，甚至是激进的改革和革命。这些士绅或多或少的参与到政治改革中，也有大量介绍政治革新的著述，例如张謇、熊希龄、谭延闿、陈天华、宋教仁等等，这些绅士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政治转型中的重要人物。

三、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

洋务运动以后，新型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到了清末新政，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进程产生了实际深远的影响。先有严复、王韬、郑观应等，后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再后来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型的知识分子相较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在于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的变化。从价值理念的角度讲，新型知识分子不再单单接受传统四书五经的教导，大量的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再是“夷学”，而是“新学”。新型知识分子抛弃了对皇权认识的神圣性和万世一系的传统观念，转而拥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自由、个人意识和个人解放的价值观念，从皇权政治转向民权政治，从民本到“新民”等等，这些新型知识分子通过思想的论战，影响了近代政治的进程。从行为模式的角度讲，“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路径不再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废除，更加促使知识分子行为的多样化，获得成功的路径多元化。办报、行医、经商、教书、工程师、出国留学、记者、银行家、出版商等等，多重路径的选择使他们活跃在近代的历史舞台上，加上现代政治意识观念的深入，使他们形成了区别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知识阶层”，成为近代政治转型一支活跃的力量。

纵观整个晚清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变局，传统的政治平衡靠着皇朝“天下一家”来维系，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政治新兴力量的成长，共同造就了传统中国政体的变迁。官僚体系的变化，使晚清的统治力量朝着汉族官僚集团偏移，汉族政治权力变量的增大，与革命党人合作，使中国政治非暴力变迁和转型成为可能，至少中国的辛亥革命相较于其他国家类似的转型，是流血最少的一次革命。传统的政治平衡仅仅局限于皇室和行政系统之间，满族和汉族之间，绅士阶层和知识分子介入权力关系，使传统的政治平衡发生了变化和波动，传统的政治系统里已经无法容纳权力变量和总量的增多，从而进入转型的过程。中国近代传统政体的转型是错综复杂的，本文只做了概括的论述，从古代国家到民族国家，其转型之艰难和复杂还需要进一步细致地探究。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3]（美）魏斐德，著.邓军，译.中华帝制的衰落[M].黄山书社，2010.

[4]（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等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日）佐藤慎一，著.刘岳兵，译.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6]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J].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