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中医药文献的研究

自上世纪晚期,医学研究出现了科技史与医学史的跨学科研究,史学界先后介入医学问题的研究,运用史学研究方法,挖掘各类史料中的医学资料,这些医学史料使我们对中国医学的形成与传承,医学与社会文化、民俗演变、宗教交流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为医学和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一方天地。本次有幸参与科技部项目———“陕西地方志中中医药文献的辑录整理”,对方志与医药学的交叉更有感触。陕西地方志编修历史悠久,上起秦汉,下至民国,保存的医药文献资料与线索极为丰富且珍贵,现就陕西方志中的中医药文献价值论述如下。

1为中医药学史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1.1补正医家及着作

陕西地方志中对医家医着的记载,虽资料零散,但详实丰富,不少可[！]补充医学文献对医家医着的记载。如中国医学史中对元代陕西医家记述极少,《类编长安志》中记载了元代最高医学长官成和郎陕西等路医学提举武天锡及其家族五六代人,逐渐由儒业医的过程,对了解元代陕西地区医学发展与传承多有裨益[1]。再如,陕西方志中详细记载了孙思邈旧宅、隐居地、长安居地、孙思邈传说,以及各地孙真人洞、药王庙的起始、变迁等,这些资料丰富了我们对孙思邈和药王现象的认识,也补充了已有文献对孙思邈的记载。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一些医家着作,多不被医学界重视。如清代嘉庆时期医家王学温着有《三槐医案》八卷,同时代白珩廪着有《伤寒论子树本》[2],光绪名医杜芳洲着有《医理探源脉诀》,后两种医书仅见于《咸宁长安两县续志》[2],清代高陵名医董凤翀着有《痘疹类编》。这些医学着作在目前的目录书中少见,对研究陕西地域医学多有补正。

1.2补正药物史研究

陕西方志中记载了从秦汉至民国的上千种陕西地区所产的药物状况,包括药物栽培、道地药材等方面,对中药史研究颇有补正。在药物栽培方面,《三辅黄图》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土本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3]在以往的药物种植史中,多采用张骞西域引种品种,此史料可补中药交流之缺。地方志中所载道地药材的历史非常悠久,如《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载唐代开元和元和年间两次贡赋中关内道的“土产”“土贡”,其中有药物27种,而麝香出现的频率最高,5个州府均有;其次为蜡,4个州府皆贡[4]。这对研究唐代陕西地区道地药材很有价值,也为研究区域道地药材变迁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将《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公元831年)和《千金翼方》(成书于681年)[5]两者记载的关中道的道地药材相比较,既可补正药物史研究,也可为陕西地方药材发展提供依据。

2为陕西地区医疗卫生习俗、养生保健方法的研究提供史料

陕西地方志资料记述了不同时期本区域养生保健方法和卫生习俗的演进,主要包括以下4类。

2.1生活卫生习俗

《三辅黄图》中记载了秦汉时期居住屋室的设计构造,椒房殿“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温室殿“以椒涂壁,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罽宾氍。”[3]汉代建有“凌室”,乃皇家的“藏冰之所也”,冬天纳冰,春天启冰,所藏之冰供皇室储藏食物、防腐保鲜,宫殿的驱暑纳凉,以及祭祀、停丧等礼仪活动[6]。宫廷还有“暴室”,“取暴晒为名耳”,主织作染练与暴晒。

2.2长生养寿方药

《三辅黄图》载汉代“鲁女生,长乐人,初饵胡麻,乃永绝谷,八十余年,少壮色如桃花”[3]。汉武帝造神明台,“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3]宋敏求《长安志》卷十记载吕师元“辟谷炼气”,故隋开皇十年,文帝在丰邑坊为其建清虚观。《西安府志》卷七十六记载了“长生药”———柏树叶的制法与服法[7]。方志中涉及到的养生药物有胡麻、柏叶、云表之露、玉屑、玉浆、泉水、分枝荷、蓬饵、东海祖洲不死草(疑为灵芝)等,是古人在延年益寿方面的有益探索。

2.3祛病愈疾习俗

2.3.1祝由祈祷各方志均有记载,《长安县志》三十一卷记载,西汉民间有巫医安丘望之(复姓安丘,名望之)[8],宋敏求《长安志》载“贞观五年太子承乾有疾,勅道士秦英祈祷获愈”[9];唐高宗龙朔年(661-663年)间“苏州僧法朗诵观音经乞愿”为城阳公主愈疾[9]。明代吕柟刊本《高陵县志》记载,“遇灾而禳,遇疾病而祷,遇无子孙而乞,皆于神所”[10]。可见,“祷”已经成为明时治疗疾病的一种常用方法。《西安府志》卷三十三记载,渭南人“母失明,(南)续芳求医祷神,心力并瘁,未几母目复明”[7]。细观方志记载,宋以前有专门的祝由人士为病人祈祷,宋及其以后主要由病人的近亲为其祈祷愈疾,治疗的疾病种类多样。2.3.2泉水愈疾此法又分为两类型,一是温汤疗疾法,《雍录》记载从后周至唐,皇室皆有用温泉治病的习俗。乾隆《临潼县志》引《三秦记》骊山温水可洗疮,及“去疾消病,渐有骊山温汤”,“倍药石之功,蠲除六疾”[11];沔县东南之温泉水,“望之白气浩然,言能瘥百病,浴者皆有硫磺气”[12];淳化东南之金泉,“目眵者洗之可明”[12]。这种疗法简单易行,在陕西民间流传广泛。二是饮泉愈疾法,宋敏求《长安志》谓醴泉“其味如醴,饮之疾愈”[9];五台山上的药王洗药池,“水渍柏叶成碧绿色,饮之可愈痼疾”[12],还有周至可避“瘿”病的“长生泉”,兴平耿祠乡“有疾者饮之皆得愈”的浪井[9],嘉陵江上的药水岩等[12]。2.3.3驱疫习俗传染病防治是医学的重要环节,陕西方志中即记载了很多防疫习俗的渊源、演进。如《西安府志》引《宋卜子阳圆苑疏》载,西汉时“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七月七日宫女出后,衣登楼曝衣”[7]。《高陵志》载“正旦鸡鸣各悬黄纸长竿以祀天,曰:接天神,又以麻竿木炭悬门,曰去瘟疫”;“拜神四月八日,男女戴皂荚叶,曰巳头痛”;“端午日,戴艾叶,曰去疾”,“幼者系百萦于项腕,曰蛇蛊不蛰”“腊月五日食五色煮豆,曰豆者,毒也,食之巳五毒”,以及饮雄黄酒、茱萸酒,佩戴各种样式的“香包”,内装雄黄、丹砂、香料等。他如正月十六的“游百病”,二月初二的“咬干(疳)”等[10],都是和防疫相关的民间习俗。

3为地方中医药文化遗产的挖掘与利用提供参考

中医药文化遗迹与中医药文物遗存、传说故事是一种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现象,凝聚着中医药特有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不仅反映了医学领域更宽广的文化信仰和自然环境知识,而且密切了其他领域和中医药之间的固有联系。

3.1中医药文化遗迹

陕西方志中记载的中医药文化遗迹颇多:如孙思邈宅、孙真人祠、孙思邈隐居地、药王山,以及分布于各区县的药王庙或药王洞;扁鹊墓,王焘墓、华佗墓、彰义祠等着名医家墓葬;药市街、三皇庙、惠民局,各区县的养济院、漏泽园、牛痘局等医药真迹;童子采药金银台、相桥丹井、炼丹石、老母殿、城固县南的唐公房、老子炼丹峰、药妇山、宋真宗梦中治疾的法王庙等仙

家异事[12],每一个遗迹都蕴含着数个典故传说。中医药文化遗迹中还包含着特殊的一类———着名地方老字号中药店,如藻露堂、益元堂、白敬宇、义安堂、天和祥、普太和、西鹤年堂、德寿堂、万灵堂等,这些老字号中药店是中医药文化承载者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中绝大多数已不可复见,唯留下了遗迹、照片、成药、文物或文字资料等,但他们对陕西地方的社会发展、人民健康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3.2中医药相关文物陕西方志中涉及的医药

卫生文物有行气玉佩铭、张旭肚痛贴、景教流行中国碑、元代王重阳仙蹟碑、隋代鄠县祈疾疏、明代三原县医士管韶修通远桥,以及各种材质的医疗器具、何家村出土的金石类药物、相关的医药碑刻、医药类古籍等,都是陕西地方历代医疗活动的见证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不但为中医药研究工作提供了确凿的物质基础,且拓展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4为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提供史料

方志中记载的各种医疗活动也为研究社会文化思潮、文化形态及其变迁动因等社会历史学科提供资料。如发端于隋唐、繁盛于明清的“割股奉亲”民俗医疗活动,陕西方志最早见于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六记载的唐代贺若妇“割股肉奉姑,疾遂愈”。方志中记载的此类案例的主人公男性多于女性,多是子或子媳为父母疾病所为,其次是妻子为丈夫、弟弟为哥哥割股。这种行为早期以割股肉为主,后演变为割臂肉,至清末甚至出现大量的“截指和药”的行为。方志中记载此法的治疗结果均为治愈,且治疗病种广泛。考察其出现的历史环境,这是佛教“舍身而报”思想与儒家忠孝观念及底层百姓避役生存策略(因割股疗亲而被旌表,由此优免差役)等相融合的结果,既反映了古代劳役事项与民众的应对策略,也蕴含了当时的医学与社会心理、民间士人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根植于当时的陕西地方文化之中[13]。仔细考量这种疗法,虽记载疗效确切、民间流行广泛,但明清时期真正的医家着作中却极其少见,即使有记述也多持否定态度。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就严厉批评陈藏器“罪其笔之于书,而不立言破惑”,极力否定“割股疗亲”[14]行为的意义,明清时期着名的医学家们更无一人言及“人肉”治病的事项。可见“割股”并未进入中医体系,只是流行于民间,是一种民间医疗习俗,将其归于中医,是对中医的误读。有鉴于此,需要考察研究古代劳役事项与民众应对策略,医疗措施与宗教传播、文化价值取向、社会心理之间关系等,梳理出其从出现到消亡的整个过程,才能以史为鉴,警示后人。陕西地方志中的医药史料以民间医药为主,这些与医学相关的人物或以巫、义、孝着称乡里,或以医技谋生,或为亲人由儒入医,或医儒双修,和着名医家相比,他们没有突出的医学着作、医学思想,但这就是当时社会医学的存在状况、普通民众的医学文化信仰,是儒士文人对医学的认知,是当时的医学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