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差异视角下城市能源消费及对策建议

【摘 要】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对我国城市能源消费面临的问题进行描述，然后分别从人口差异和空间布局两个视角分析了城市能源消费变化特征，剖析了未来城市能源消费趋势及潜在的节能机遇。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控制人口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第二，空间集中，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

【关键词】 能源消费；区域差异；问题；对策；城市

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域和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地域单元，能源既影响和制约着城市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同时也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趋势。这种伴随着城市的规模增大而不断上升的能源消费趋势，会使城市发展和整体经济发展的节奏都会受到能源的制约，如果不加以重视，能源短缺会对我国城市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极为广泛。刘耀彬等（2007）认为如果继续沿用过去的生产要素投入与资源利用方式，一旦未来的城市化超过了预期速度，则中国在2015年很难实现既定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目标，所以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呼吁建立城市能源储备，解决能源发展问题（吴光伟等，2004）。我国地域宽广、区域差别大，城市发展不可能按某一特定模式来发展，中国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之路也应该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既与快速城镇化趋势要求相适应又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一种可持续城镇化路径。城市需要在多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但是人口消费差异及空间结构才是最具关键性的，原因是能源消费与人口结构与空间形态密切相关，空间发展具有很强的“锁定”效应（范进，2012）。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人口快速增加，空间的不断扩张、因此城镇化发展对能源所产生的需求及其利用，在许多大、中城市也表现为城市不断空间扩张中的能源需求提升。所以本文基于城市能源消费差异视角，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分析城市能源消费的人口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就显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而寻找我国城市能源未来的需求变化趋势以及存在的节能机遇，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城市能源消费差异特征

1980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9.6%，而到2013年全国已经有52.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内。目前中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或超过50%。而我国2020年城市发展目标是城市化率为60%，同期美国的城市人口比已经超过了80%，说明中国的城市人口还有大幅度增长的可能。而与此同时截至到2006年中国城市能源需求占全国比重达到了75%，中国城市人均能源需求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大大超过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国际能源署，2008）。预计到2025年中国城市经济比重将会占到中国GDP的90%，城市能源总需求占全国能源总需求的比重将会达到85%（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09）。

当前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率处在30%-60%之间，是这个国家城市化加快阶段，而城市能源需求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中国也将同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发展将经历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和能源结构快速变化的过程（Yusuf.S， Saich.A，2008）。与此同时，罗乐勤（2003）认为以目前我国人口规模计算，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城市居民能源消费需求就将增加3800万吨标准煤。这相当于我国2000年能源生产总量3.56%，大大超过我国1990-2000年能源生产量年平均1.66%的增长率水平，再考虑我国人口增长因素，能源供应缺口还将趋于扩大。而从人均能源消费量来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和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2002年我国人均消费能源只有1吨标准煤，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的1/4，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10。如果我国在2020年按人口14亿计算，同时达到日本今天的人均能源消费量，就需要56亿吨标准煤，即使我国能源供给可以达到35-40亿吨标准煤的消费量，生态环境也将无法承受（中国能源报告，2006）。我国从2000到2006年间人均能源消耗增长率每年达到8.5%，而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驱动的，快速城市化即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改善和对城市服务提出更高的需求，这对于人均资源非常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人口集中到城市来，如果没有生活条件的改善，城市化又是失败的。提高能源效率具有“开源”和“节流”的双重作用，所以只有提高城市整体能源效率才能够在未来缓解已经凸显的能源供需矛盾。而要达到能源合理和有效的使用，就必须走出一条合理适度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道路。同时城市化作为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其经济内涵仍然是工业化，所以应该把增强城市产业结构中效率份额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和能源结构升级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中心内容。

考虑到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的基本国情，中国面对以上情况和挑战比发达国家曾经历的时期要复杂得多。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未来能源和环境的变化将会成为城市化的制约条件，这使得城市居民生活的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以及对城市自身的土地和空间发展、资源和污染、技能和就业以及服务成本提高带来的资金需求等方面形成了巨大压力。从国际角度来看，中国城市将会在国际社会上形成中国能源外观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而中国城市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中国的能源问题也远远超出了能源的范畴，在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成为热点问题，而中国城市的快速增长所形成的能源使用模式也将越来越多地形成全球性的能源使用模式，同时会为能源管理系统的大规模政策干预提供大量的机会。

二、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空间布局特征

目前我国理论界谈论节能或提高能源效率更多的是技术节约、产业节约与消费节约，但是却忽视了空间节约。中外经验证明，最大的浪费是空间的浪费，最大的节约是空间的节约（王元京，2006）。目前关于最优城市规模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城市经济活动系统中的空间均衡及其性质的分析上，很少考虑城市对周围地区影响的空间差异性以及城市与周围经济活动的动态关系。与此同时，能源使用效率的自然属性和空间分布往往被假定为外生给定的，多节点经济活动和居民个体偏好、技能的差异也往往被忽视。但是城市是不相同的，不同城市的功能和结构也不相同，他们的最佳规模的有效范围会变化很大，而且城市存在于一个城市间相互联系的环境中，城市规模体系必然会对个体城市最佳规模值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城市规模的研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广阔的历史、政治、地理背景等诸多影响因素的综合体，在影响城市规模的各种因素中许多是不能被模型化或数量化的（李培，2007）。

与此同时，空间布局对城市能源消费政策有着重要影响。长期以来，在空间分布上城市能源发展就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我国能源发展一直偏重于行业能源需求，更多从纵向考虑，由“条条”（部门）组织能源资源和活动，而相对忽视区域能源消费，这又集中表现在能源资源“国家队”使命与区域发展需求、中央动机―地方动力、能源资源区域集中与分散，城市能源发展就必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陈竹， 陈慧颖等，2010）。另外，我国能源发展具有实现能源安全供给及经济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双重目标，从长远来看，能源持续供给能力正在成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兴产业又成为目前竞争的重点，比如河北的保定是我国推行低碳经济的试点城市，2008年以来该市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一直保持在全省前三名，新能源及能源设备制造成为该市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但是不同地区在发展能源供给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距，比如长江中游城市群具有“两型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在经济水平、科技水平等低碳发展的重要因素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差距扩大，在能源消费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能源消费强度相当于长三角的1.74倍，能源生产率仅为长三角的57.6%，这说明区域间能源发展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能源引领与支撑的重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因而城市需因地制宜地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与重点。从各省市能源产业政策及工作方案中可以看到，各省市能源产业也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复，《201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更是表明几乎所有省份都把新能源及相关产业列为本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可能导致区域资源配置自成体系、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不利于未来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其转型升级。因此城市能源发展战略和战略重点，不能仅“自下而上”地选择，有必要加强“自上而下”地选择，并将两者综合起来，形成“上下互动”。

三、政策建议

尽管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生变化，但其面临的能源相关问题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国家都经历过的。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能源政策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以更公平、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方式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国民产出增长。这就必须打破城市无序的人口增长和城市蔓延状态，才可以将我国能源消费拉回到理性的道路上来。针对目前在城市能源消费中人口差异和空间分布上存在的问题和蕴含的各种节能机遇，本文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控制人口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随着能源消费的不断增加，未来能源和环境的变化将会成为城市化的制约条件 ，这使得城市居民生活的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改善，以及对城市自身的土地和空间发展、资源和污染、技能和就业以及服务成本提高带来的资金需求等方面形成了巨大压力。因此从长远来看 ，我国城市必须走效益型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和赶上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结构根本性转变，就必须提高低能耗工业和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从而降低生产单位附加值的能源需求。中国已经开始寻求多种渠道来提高技术效率，但是要想使与经济产出相关的能源消费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经济结构必须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内外正在日渐达成一种共识，只有“调整”其经济增长模式，将重心转向劳动力更密集的行业和服务业，降低对资源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依赖。这样可以减少能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让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同时使国内需求成为拉动发展的更主要的因素。当前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仅初具规模，多数可再生能源技术成本过高和市场容量相对狭小，构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瓶颈。市场容量相对狭小导致需求不足，对相关技术和产业的拉动力不够，其结果是新能源技术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质量改进和成本降低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不能迅速形成强大的制造业作为产业发展的支撑。国内新技术的开发缺乏动力，不得不过多依赖政府直接推动，比如除了小水电外，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远远高于常规能源发电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如何将国库中的金融资产中更大一部分资金引入到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方式，这种投资将会为我国政府今后以较低的能源成本实现更具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

2、空间集中，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

人口向城市迁移，越来越多的农业中心转变成新的城市，农村地区收入逐步增加，这些都是推动能源消费量增长的因素。人们日益强烈的消费愿望、进一步推进的城市化政策以及个人机动性增加都为未来能源需求进一步攀升埋下了伏笔。但应该说，我国城市化集中式发展，尤其形成的各种类型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一级或二级城市经济区将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提高生活水平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从城市规划的视角来看，潘海啸等（2008）也认为实现城市的紧凑发展可以达到城市“低碳发展”的目的。换言之，只有集中式发展，形成合理的都市圈、城市群，发挥社会基础设施的“共享”功能，才能够在自立功能明确的分区结构基础上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带动能源效率提高所具有的正效应。

我国中央政府对待这些挑战的态度非常严肃，并已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政策法规，其中主要是旨在实现国家能源多元化、提高能效水平，以及降低高能耗行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干预性法规政策。如果在一种可选择政策情景考虑了这些措施，并且在实际中能够有效实施并严格执行，这种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将可能会取得巨大成效。但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能源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联都更为错综复杂。中国已采取的大多数措施都是在“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但是其中某些政策将如何实施或执行目前尚不明确。而在某些地区，政策实施情况具有非常高的不确定性，同时政策的执行力度在实际中也大打折扣，所以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在节能方面的政策执行和协调，降低政府在节能行动中的不确定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给予地方政府从事合乎自身和社会需要的激励，减少政策目标冲突，这将成为下一轮提高城市能源效率水平的重要课题。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中国的能源法规的发展还缺乏可持续性。如果没有出台新的政府政策和措施，或者如果没有相关的支持技术的突破，中国的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快速增长。所以中国应该建立更为完善的能源法规与制度体系，并且积极寻求各种途径使其不断在实践中得以改进，以便迎接当前与未来的挑战。在寻求扩大能源供应、提高能源转化和使用效率的技术和政策方法上，中国可以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并根据自身国情加以利用。

城市将在未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只要合理提高城市化水平、有效利用能源和发展服务业、优化空间结构，理顺中央和地方、地方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并补充完善节能法规和行业标准，我国城市可以在打破锁定效应并使得能源消费得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耀彬，陈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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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李 治（1979-）男，陕西兴平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经济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低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