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与熟人社会

摘 要：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由于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之间的偏差，我国城镇化进程出现了诸多问题，熟人社会的裂解便是其广为诟病的后果之一。本文试图理清城镇化与熟人社会裂解的关系，探讨熟人社会的存在是否必要，城镇化是否导致了熟人社会裂解及其原因，以及如何避免在城镇化过程中破坏熟人社会。

关键词：城镇化；熟人社会；认同；礼制道德

一、城镇化的应然与实然

从广义上讲，城镇化是指居住在市、镇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过程，市、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扩散，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按照上述理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高水平的城镇化。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城镇化代表了人们不断进步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

但是，政策实施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一定令所有人满意。例如，在河南济源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裂变就成为外界批判的焦点。

二、熟人社会的存在及其必要性

根据20世纪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概念，熟人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言下之意，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与其对应的是“陌生人社会”。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连接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在血缘关系主导的农村，“本家人”意识是重点；而在地缘关系主导的农村，“内部化机制”可以促成“自己人认同”。

在我国，熟人社会是一种常态，尤其在农村地区，社会成员之间依照既定的传统礼制道德秩序，相互依赖地相处。当然，需要辩证地看待熟人社会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熟人社会影响了我国特别是乡土社会中现代性法律制度的实践，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乡土社会中，熟人社会处处以“人情规范”作为行为基准，严重影响法律制度的实践，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人情伦理”取代“法律规范”的情况。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熟人社会无法直接向以理性个人为基础的西方公民社会进阶。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传统社会形态，熟人社会支撑着整个社会的运转。在这种模式中，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认同感，彼此之间关系紧密。熟人社会是我国传统思想所推崇和追求的，人们试图依照共同认同的道德观念束缚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行为。在这种前提下，熟人社会的裂解会造成现代性的社会危机，当社会成员之间常态化的相互依赖和信任被打破，社会冷漠和失信以及道德滑坡便成为可能出现的后果。

因此，尽管熟人社会的存在阻碍现代化文明与法制，但在现阶段来看，熟人社会裂解会造成的社会动荡，其存在依然是必要的。

三、城镇化是否导致熟人社会裂解

城镇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城镇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镇规模的扩大以及城镇经济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因此，不管是熟人社会的物质认同还是心理认同基础都容易被城镇化打破。

在物质认同方面，由于城镇化使人的地理位置发生转移，过去因宗亲姓氏而结成的村落，可能因此被拆散，同族同宗之间曾经的熟人关系也被迫改变，村民们将住进集约设计的高层楼房，全新的邻里关系取代过去田间劳作的乡土社会，钢筋混凝土下的钢铁森林再也无法让人同过去那样坦诚相待；而村民过去单一务农的职业状况可能会向多元化转变，慢慢开始进入到各行各业，缺乏共同的职业内容。

在心理认同上，城镇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差异。单是熟人社会身份的转变，从农民转变为市民，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都可能混乱，更何况周围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遵循的伦理道德、社会规则让步于法律理性，熟人之间的情感依赖渐渐丧失。更为糟糕的是，盲目错误和非理性的城镇化进程，会严重损害熟人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以河南济源城镇化过程为例，在庙街村的拆迁过程中，政府利用熟人社会，通过利益诱导村民之间相互做思想工作，选择拆与不拆的村民自然分成了两派，失去了彼此间的心理认同，这使得过去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由熟悉、信赖变为冷漠、对立。不仅村民之间情感发生裂变，家族甚至是家庭内部也可以因为意见不一发生争执。

在物质和心理认同缺失的共同作用下，极可能导致熟人社会的裂解，分散为不同的群体。同时，法律规范取代礼制道德，以传统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无法重新建立。尽管从以上理论推断，城镇化可能会破坏熟人社会。然而，城镇化是否一定会导致熟人社会的裂解仍然值得商榷。

首先，从目前我国农村现状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现象非常明显，一方面从侧面表现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富余，需要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论证了城镇化的必然性和合理规划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进城的现象，已经破坏了原有的熟人社会。在很多尚未进行城镇化的地区，熟人社会已经先一步瓦解，青壮年多数背井离乡外出闯荡，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过年才会返乡与家人团聚，经济条件稍好的，甚至已经举家迁移至城镇。

其次，笔者认为彻底摧毁熟人社会的不是城镇化，而是非理性的快速城镇化。从河南济源快速城镇化可以看到，由于当地政府一味追求快速和指标，在拆迁过程中完全无视村民个人意愿，无视法律规章，利用熟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赖进行非法拆迁，导致熟人社会破裂，村民关系剑拔弩张。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城镇化本身，在很多城镇化规划中，经过政府与村民的合法协商，整个村落的村民搬迁入政府专门新建的城镇小区内，这些小区往往有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村民变为市民，可以享有更优良的社区服务和生活条件，过去的熟人圈子依然存在，地缘性的物质认同并未改变。并且，这种转变过程是政府与村民博弈的过程，可以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参与意识，在谋求自身合法利益的同时，有利于村民素质的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形成。村民共同争取自己的利益，保持了过去熟人社会的心理认同。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和心理认同仍然存在，熟人社会可以从乡土社会转移至社区社会。

四、城镇化如何保留和完善熟人社会

从以上论证可知，熟人社会尽管有其自身限制，但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仍需保留发挥作用，在城镇化的必然过程中，如何保留或对其加以完善，让熟人社会成为公民社会进阶的过渡，以及形成有我国特有文化底蕴的社会风气，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很多问题是随着暴力执法、非法拆迁、无视民意而来的，熟人社会的裂解也不例外。从济源的案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政府非理性的快速城镇化，致使熟人之间心理认同破裂。因此，如何防止熟人社会的破裂，从物质和心理认同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

（1）为了维系熟人社会的物质认同，在地缘上，地方政府应该在拆迁之前做好细致合理科学的规划，划定适当的片区和安置小区作为拆迁目的地，以保留过去乡土社会中的熟人关系，保证曾经的熟人网络不受地缘影响破裂。社区加大对拆迁户的生活生产安置工作，一方面能够使其迅速融入新社区生活，保留过去的熟人社会甚至是建成新的熟人社会。另一方面，对拆迁户成员进行就业指导，开展各类宣传教育讲座，加强成员之间的职业交流，消除因新的不同职业带来的隔阂。

（2）为了维系熟人社会的心理认同，在拆迁之前已经拆迁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尊重村民的合理意愿，尊重其合法权益，合理的利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劝导，而不能通过强制威胁的手段逼迫村民进行拆迁。这样才能既确保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也能使其在谈判和博弈的过程中形成良性的凝聚力，保证心理认同不受损害。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是一个不断摸索与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合乎法律，并以人民的合法利益为前提。如果能够合理利用熟人社会，对整个城镇化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孙中和，中国城市化基本内涵与动力机制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1（11）。

[2]李林捷，加快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经济论坛，2013。

[3]刘静玉，孙方，杨新新，崔祥，刘士锐，河南省城镇化质量的区际比较及区域差异研究，河南大学学报，2013（5）。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宋丽娜，熟人社会的性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2）。

[6]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社会，2011（1）。

[7]吕承文，田东东，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升级改造，重庆社会科学，2011（11）。

[8]张雅琼，程胜，河南省的城镇化建设，科教文汇，2009（11）。

作者简介：

李墨青（1990―），女，汉族，四川峨眉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改革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