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与对策分析

【摘要】文章认为，我国目前已进入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形成了成都、中山和苏南等小城镇建设的典型模式，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探索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当前，城镇化发展面临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支出结构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的消费不足和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等约束瓶颈，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文章从因地制宜、产业体系、核心动力和法律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工业化；约束瓶颈；协同演进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 002-736X(2012)05-0036-03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典型的特征之一。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接近50％，并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每年新增一千多万就业人口。未来20－30年，这种波澜壮阔的现象还将持续，这也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当然，大量农村人口迅速转移到城市，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妥善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这是对我国的重大考验，为此，国家和地方为顺利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城镇化方针政策。

一、我国城市化的现状分析

(一)城市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到2010年底止，我国城乡人口比为1：0.987，城市化率为49.68％(最新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根据诺瑟姆的“倒s”理论，属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参见图-1中的城市化率增长曲线)。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增长，目前城镇化仍表现为以聚集经济为主，要素不断流向城市，由城市带动乡村。如成都作为具有“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缩影”的西部城市，2003年，成都成为全国14个土地利用规划修编试点城市之一，并于2004年正式开始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通过“三个集中”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即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天津市自2006年开始，以“宅基地换房”模式为基础，按照“农民居住进社区，工业生产进园区，农业生产在园区”的发展思路，推进“三区联动”、统筹发展，不断加强城镇化建设，有效地摆脱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困扰，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快速发展。

(二)政府扮演城市化的主导力量

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保障农民利益，实现公平发展，促进要素向农村流动以及加强基础设施等外部效应较大的建设都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从城镇化发展最初的政策制定、对城乡发展的规划到政府对城乡公共设施的建设、农民生活的补贴，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天津市政府启动“宅基地换房”，不断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逐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农民为主，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成都市2003年政府主导规划城乡发展建设，2004年8月，成都市农业委员会成立，其职能就是推进城镇化工作。2003-2007年，全市财政用于“三农”支出254亿元。2008年1月，成都市出台了《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成为深入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突破口。张家港的农村发展也主要源于政府的大力投资，苏州、江阴的发展均是以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为起点，义乌地区更是通过政府协调各方组织大力发展小商品生产和流通。城乡发展需要依靠各级政府在法律、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全方位的扶持、各项政策措施之间互相协调和配合。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差距逐步缩小

按照霍利斯-钱纳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规律(见表-1)，在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同样成正相关关系(见图-1)，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差额不断缩小，从1979年至今，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但其差距越来越小，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到2009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相差只有0.2％，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趋向共同发展。

(四)就业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中的就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呈现出“三二一”的状况。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太大，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是三产业中最多的。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9年的38.1％，大量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增加，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较大，2009年占34.1％，是1978年12.2％水平的2.8倍，第三产业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大量接纳了从第一产业转移的劳动力。

二、我国城镇化的约束瓶颈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虽然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但城乡发展差距却持续拉大。由表-2可以看出，虽然城镇和乡村居民收入均大幅上升，从1978年的343.4元和133.6元上升到了2009年的1.72万元和5153.2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从1983年开始到2009年持续扩大，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33，并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幅度上，严重超过了国际上城乡居民收入1.5：1的标准。

(二)城乡居民支出结构不平衡

由表-3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之初，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均超过57％，说明城乡居民收入都较低，较多的支出都用于食物，其中农村居民收入有67.7％用于食品支出；到1985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已将下降到57.8％，和城镇居民仅相差4.5个百分点，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缩小；但此后至1995年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在缓慢下降，这反映出这一时期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拉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异也同时扩大，二者恩格尔系数差距近9个百分点；之后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逐步下降，但二者的差距没有太大的缩小，到2009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才下降到城镇居民1999年时的水平，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差近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