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维与《论语》的话语方式

摘要：中国传统思维具有诸多独特特点，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本质。《论语》作为中国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典籍之一，烙有传统思维的痕迹，在独特的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独特的话语方式。本文从直觉思维与概念的模糊性，整体思维与表现的形象性，群体思维与人文尚古性三个方面浅论传统思维与《论语》的话语方式间的联系。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传统思维 话语方式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因此，传统文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1]

人类的社会行动是受思维方式的支配和引导，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本质。《论语》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之一自然也烙有传统思维的印记，在种种特别的思维制约下必然会形成它独特的话语方式。

一、直觉体悟与概念模糊性

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直觉体悟。[2]从语言文字说起。我国的汉字是“具象的可视的”，最基本的造字方法便是“象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之所以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乳而浸多也”，是想强调整个汉字体系无论怎样宏伟繁复，但其建构的根基，或者说汉字造字的根本方法，乃在于“象形”[3]。而这种汉字的创造思维是一种以想象为主的直觉性体认性多义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含蓄的民族，表达上往往是婉转而间接的，崇尚观物取象，再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所以在表达上极少会给以明确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通过抽象的思维，去感悟其内涵。

比如说道家庄子的“心斋”“坐忘”和佛教的“般若”都是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重视直觉体悟的哲学家们认为，人类平时的思维会受到外界因素的禁锢，但是直觉是不受外界干扰，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概念来表达，也难以用逻辑来梳理。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可以体悟这其中的“道”，却不能准确下定义。同样这样的直觉体悟思维在《论语》的话语方式中也有影射。

比如说“仁”，这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可是我们纵观整部《论语》直接或者间接的讨论仁就有一百多次，当时就有至少9人次直接问孔子仁，可是孔子却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颜渊》）。这么多关于“仁”的话题，可是到底“仁”的概念是怎样，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我们却又都能感悟到仁义思想的精髓。就其“仁”本身来说它就不是一个可以用逻辑推理明确的概念，它是一种伦理行为标准，孔子也就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言语论说中更有感性色彩也更有包容性。

这也是中西方在思维上最大的差别，西方思维更具有理性和定义性，中国的传统思维却是多义性和间接性，更加重视“悟”，通过主观臆测去体会“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使审美和精神更加的自由和感性，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注定了《论语》的话语方式也是含有一种表意的模糊性，注重联想体悟，是最常用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表达方式。

二、整体思维与表现形象性

中华各民族的整体性，中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实际上是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的千百年的历史中早已存在和发展着[4]，最终各民族成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始终存在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并有强大的辐射性。

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和中医中经络说都是一种整体思维的产物，同时和“天人合一”的思维一脉相承。再向前追溯，我国传统的经济是农耕经济，我们的农耕文明常常与大自然的风雷雨电以及四时的顺序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做到按天理办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天地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否则就是违背其规律性，必然导致一种失衡的状态。[5]这种思维对论语的话语方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比兴和融情入景的表现方式上，以达到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和谐通达，是话语方式更加形象自由。

1.重视比兴

钱穆先生就曾评价说：“比兴二体，实为此下中国文学表达之主要方式与主要技巧。其实比兴者，即是万物一体与夫天人合一之一种内心境界之在文学园地中之一种活泼真切之表现与流露。不识比兴，即不能领略中国文学之妙趣与深致。而比兴实即是人生与自然之融凝合一，亦即是人生与自然之一种抽象的体悟也。这种体悟，既不属于科学，仍不属于哲学，毋宁谓之是一种艺术。此乃一种人生艺术也。中国文化精神，正是最富于艺术精神者，正是最富于人生艺术之修养者。” [6]直白的解释，比就是比喻，兴就是兴起。

《论语》中比喻有很多，都是以“譬”“如”“犹”等词表现，有很多喻体都是取材于自然和生活中，比如 “北辰”、 “日月”、“草”、“浮云”、“风”、等，完全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论语》中的兴不仅局限于常识起兴、借喻起兴还有引经据典而起兴的。如 “鸟之将死, 其鸣也哀;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泰伯》)

2.容情入景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还影响在容情入景之中。王国维就发现孔子继承了这一思维：“然其教人也，尤始于美育，终于美育。……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7]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论语》中“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子罕》)这其中饱含的情感与河水融为一个整体体，是很具有感染力的。

三、群体思维与人文尚古性

人类起源便是以群居为基础，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是由家族走向国家，以血缘纽带维系奴隶制度，形成一种“家国一体”的格局[8],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停地迈向统一，这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也自然形成了一种群体思维。在《论语》中这种思维主要表现在表达的人文性和表述的尚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