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角,解读中国人伦文化

摘要：中国的人伦文化以其历史悠久、思想自觉、制度习俗普及深厚而成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极为系统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形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人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重构中提出有益的思考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人伦文化；传统；现代解读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40-03

“人伦”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次序与道理，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指的调节人际关系应该遵循的道理或规则。中国文化通过数千年的加工制作使人伦之道发展成为历史悠久、思想自觉、制度习俗普及深厚的极为系统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形态，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人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重构中提出有益的思考。

一

1、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的长久存在为社会基础

在古代，人际关系协调与合作的好坏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正如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划分为三阶段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对人的依赖”阶段，调节人际关系的人伦之道也就应运而生，而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自然形成的人际调节方式便成为人伦之道的最初和最基本的内容，并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手段。人伦之道的长期存在与继续发展，与一个社会是否出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血缘关系到身份关系的历史变化休戚相关，如果一个社会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革，就意味着人伦之道的必然衰落，反之，则意味着人伦之道有条件得以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

无疑，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意味若对原有社会样态的打破，它需要诸多能够引起变化的条件，包括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民族精神中不断打破原有方式的思维趋向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或融合产生新质的思想等。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之地，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一方面使我们祖先养成了对土地的感激与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乐感意识与静态思维的趋向不易破旧立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从物理空间而言，人们大多受制于土地，社会流动匮乏；从交往空间而言，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熟人化，血缘宗族邻里往来；从思维空间而言，人们的思维是以经验为主，就像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所说的是一个“前喻社会”，因为农业生产是一种依赖经验和较固定模式化的生产，农作物的种植随四季的变化而形成一定规律后就代代相袭，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生活样态趋向经验化、固定化，沿袭经验、秉承传统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使得整个社会具有超常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由于白然经济始终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一售没有被契约关系所取代成为主导，因此，以自然性的血缘关系为土壤、以人“亲亲”的自然天性为基础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一直是维持中国社会的主要方式，它不仅没有像西方社会的人伦之道那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通过制度化、道德化、教育化而越来越自觉的加强与发展，成为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之道。

2、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宗法制度为强大社会支撑

人伦之道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它根植于远古时代人类氏族生活的结构和需要，因此，它的产生是原生态的、自然的，符合人类社会生存的需要和人的天性。中国社会在西周之后，通过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一方而使人伦之道在制度化建设的过程越来越重要，另一方而，由于人伦与宗法的结合，使人伦由天然形成的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变为统治阶级有意识的维持政权的政治工具。西周的人伦之道就是建立和维系在宗法制度的主轴中。周宗法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宗族的存在，而宗族依托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周土室分封的主要旨意是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土室的屏障。同时，周天子与分封的诸侯有着一系列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以维持天子的绝对权力地位。宗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把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等级隶属关系建立在宗族等级隶属关系之上，其实质在于把人与人的关系确立为统治服从的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却主要借宗族的血亲、世袭、长幼等关系来形成、建立、维系和巩固。这样，就形成了宗法等级与人伦相混合、把自然人伦关系变成为君臣统治等级关系的中国社会独具的宗法社会与宗法制度。

宗法等级同人伦，原来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其中有压迫与剥削；而人伦是人与人之间自然亲密关系，如夫妇亲子结合共同生活，彼此养育互助关怀，是建立在亲情血缘的天然联系和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实存关系之上，本身并没有压迫剥削之本义，如尊老敬贤。可是到了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就改变了人伦的自然性，形成了宗法与人伦的特殊的对立统一结构。一方而，宗法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人伦，并且始终离不开人伦，因为宗法制本身就是借人伦关系来建立和划分的。另一方面，人伦就不再是原本自然的人伦，而是经统治者人为加工过后的特定的宗法人伦，成为维护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分配、维护统治者刘其他人的剥削压迫并要求他们顺从的形式。所以宗法人伦自身就带有二重性：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等级森严的又是讲团结和睦的；既把人按尊卑上下名分分离刘立起来又要按亲爱感情联系结合起来。宗法人伦的这种双重性和对立又统一性是宗法血缘关系建立家天下的文明路径，形成了中国社会统治的政治与道德合一模式。

3、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道德教育的自觉为社会传载方式

由于人伦之道是人类最早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所以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起端就产生了关于人伦之道的思想。据《史记》记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予孝，内平外成。“这段古文记述是说，舜委任契作司徒，让他针列氏族家族不亲、五品不和的情况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造成各族人民亲密和睦相安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由于处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起端，人际关系拥对简单，这里只涉及到亲子(父母和孩子)和兄弟两种家庭的核心人伦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调节的方法是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了孝”，以维系和谐的关系，由此反映出中国人从远古时期已经注意人伦之道的重要与教化。西周之后，由于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原本自然火性的人伦之道打上了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为制度化的烙印，这种自觉为之的制度必然反映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

孔孟的人性论就是在西周宗法人伦的制度化下产生，也是中国人伦文化的必然产物和逻辑演绎。因为人性是恶，就很难推行人伦之道，反之人性为善，人伦之道的推行就是顺乎人性于必然的了。孟了首先明确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人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予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其次，他把远占时期的人伦之五教发展为五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了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予・滕文公上》)。最后，强调人伦“虽凡人皆有，但关键在于能否列他有自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要人自觉其人伦之道。孟子相当系统地从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人伦文化的传统。由于儒家传统把德育的同标与教育的日标等同，因此，人伦之道占据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地位，孔子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修己以安人”的君子，其施教的纲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沦语・述而》)。西汉董仲舒则把道德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强调“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的重要。宋明理学家注重“心性之学”，朱熹在教导其弟子所言”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答陈齐仲》，《朱文公文集》卷39)，重人伦轻自然的思想由此可窥见一斑。由于儒家把“明人伦”作为“兴国以致”王灭下“的大法，这种教育的意义和信念一直给中国人提供相当稳定的价值认同和道德认知，再加上国家儒学体制与威权主义思想的结合，使得人伦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不容置疑的。

二

中国的人伦文化在中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刘社会秩序的维持、列人的德性的教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传载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当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伦文化无容讳言，也存在着与现时念不太相符的部分，它自身需要通过不断的现代化，才能具有与时俱进的持久生命力。

1、克服人伦文化过于强调群体的价值而易于培植依附性人格的局限

中国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与原生经济形态相适应电就十分注重个体与群体和谐的人伦文化，反映在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定位上就是强调群体在于个体之上的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由于人伦文化强调群体高于个体，个体的人在本质上是群体的、社会的，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是没有独立的存在方式，不能发育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相反，他只有在各种关系中才能确认自身。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内生出一种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性解放运动，也始终无法形成在主客二分的意义上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性，因而在人格方面，大多数国民或多或少地表现为依附性人格。而一个无法拥有独立主体意识的个体，既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匹配，也与人的自由发展不相适应的。

2、克服人伦文化中注重关系本位而限于熟人道德的局限

中国儒家把人伦之道作为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根本大法，瓶人伦之道本质上就是协调社会关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从关系本位的角度，对“什么是善”和“何以能善”、“何以为善”做出的价值判断和阐释。在对“什么是善”的价值判断上，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的基本关系便是“五伦”，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和朋友关系，故“善”便是对这些基本关系的价值判断，即能够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便是符合道德，便是善，由此儒家道德学说从关系本位人手，围绕着五伦而建立了一系列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孝”、“悌”、“礼”、“义”等。在刘“何以能善”的理解上，强调“明人伦”，儒家从我与人的关系中加以阐释，认为只有教人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备种伦常关系及掌握由此衍生的社会生活的规范原则，才能使人“守礼”成为“善人”。客观而言，关系本位的特征无疑在一定程度洞彻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的特点，看到个体人生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个体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及其关系作为存在的前提，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中国社会是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与宗法制度相密合，社会流动匮乏，社会交往熟人化，因此中国人的道德往往局限在熟人道德，而且道德的水准呈现出随亲缘度和熟悉度的递减而弱化的态势。

在信任的达成方而，人们主要是依据相互之间心理情感亲密认同的差序来和互决定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在中国社会中，不同关系类型是与不同信任程度相关联的，信任度的强弱与对方同自己的关系远近几乎呈现同一走势，以当事人这一“个己”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关系建构的核心是血缘家族关系，然后通过拟亲化的方式将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后天归属如同学、同事等关系，在相互了解和熟悉中培育交往关系中的情感成分，达成感情及认知上的认同，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增加彼此问的信任程度。显然，道德如果仅仅局限在熟人道德的范围，这与市场经济所匹配的公共道德是不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概括的具有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脱域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社会成员相互交往方式发生了由“在场”对“缺场”的重大改变。在传统社会，空间与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社会生活的纬度总是“在场”，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而现代社会则通过对“缺场”各种要素的培养，日益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从而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提离出来，并在一种无限可能的广泛空间中再联结或嵌入。这样，人们的交往关系开始超越传统的熟人的社会交往方式，趟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及渐次扩散的局限性，进入普遍交往的境地，“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背景下交互联结了”。从主体的“在场”与否角度看，承诺可分当而在场承诺与非当面在场承诺，前者所表达的是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后者所表达的则是超越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前现代社会的承诺是熟人社会中的当面在场承诺，这种承诺不仅仅有某种“家”血缘纽带为依托，亦有当而、在场熟悉了解为依据，更有熟人社会所共有的群体、风俗、习惯为有效监督制约，因而对这种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信性，在实质上是对传统熟人社会那种交往类型的相信信赖。而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非当而在场交往，则使得传统的那种承诺及其监督制约机制失去有效性，而必须寻求一种瓤的具有可公度性的交往媒介及对承诺拥有权威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承诺的可倍性与可合理预期性，这就需要公共道德与社会法律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调节方式。

3、克服人伦文化中注重道德本位而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局限

由于中国的人伦文化注重个体与群体的和谐，注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它特别强调道德的优位，对个体而言，尤其强调道德的品行的重要，强调在利益的取舍中要以他人群体为先，在对利益的争夺中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从统治者而言，注重道德的合法性，强调统治者要以德配天，故中国的人伦文化呈现出注重道德本位的特点。除在国家政权方而，君王的神授王权思想被消解后，用道德的合法性加以弥补外，最集中表现在传统教育方而，儒家教育是以培养人的道德性为宗旨，由此他们将人的道德生活看成是人生的根本内容，道德既是人生的基本规范，又是全部人生的实质和意义，这样，人的道德性便成为人之为人的立身之木，据此，培养人的道德性便理所当然成为传统道德教育甚至是整个教育的出发点与宗旨所在。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家是以各种道德规范的阐释、传承与教化为主，教育的目标儒家是以道德理想人格作为人的最高目标，以道德人生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这种思想在孔子的君子道德理想人格、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等学说中都得到充分的阐释与表达。

中国人伦文化所具有的丰富的道德资源，长期以来刘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国家社会民族的认同与利益的维护、人际关系的调整与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等方面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儒家的“道德本位”走向极端之时，便常常呈现“泛道德化”的倾向，“他们把世俗的一切问题都纳入道德的领域，不仅认为人生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个体的道德修养，而且把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种复杂问题都归结为个体道德的完善和践履”，因而难免造成列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与意义的片面理解，导致只注重人的道德性而忽略人的自然性；只将人看成道德主体，而忽略对生命本体的关注；过分强调人对精神与道德的追求，而贬低人对自然的欲望与自身利益的满足与要求；过分强调道德理想人格的思想追求与设置，而忽略它现实层面的可能与条件。中国人伦文化的这一局限显然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为道德固然是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纬度，但绝对不是全部，否则，那样的人也只能是有局限的单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