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基本观念与当代价值

摘 要：马克思政治伦理以哲学—人性的分析、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实现了政治关系从“应然”到“实然”的转变。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客观必然性，其基本观念蕴含着三个方面，即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它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理论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伦理；基本观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3-0036-05

马克思虽然没有显性的政治伦理著作，但是马克思在其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却始终蕴涵着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考量以及伦理考量的政治诉求。政治伦理思想内蕴于马克思思想之中，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本质之一。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超越形而上学和以往思辨思维，颠覆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伦理范式，实现了价值与事实或科学与意义的深度融合。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我们可以从其哲学基础、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表征出的政治伦理观念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伦理观念等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政治伦理何以“在场”

客观地说，马克思著作中确实没有政治伦理的显性话语以及专门的著作，但其著作中却实实在在地渗透着政治伦理的精神与实质，马克思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中渗透着伦理考量、关于伦理问题考量中渗透着社会政治诉求。马克思政治伦理何以“在场”？我们可以从可能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来阐释。

从可能性而言，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客观性。对马克思政治伦理的考量可以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底蕴以及伦理问题考量中的政治诉求两个方面来考察。就前者而言，任何政治活动本质上都是人的社会关系在实践上的展开，政治活动关系是人本质确证的一个方面，它必然涉及人的主观需求以及价值意义的考量，因而伦理底蕴也就必然呈现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实践历程中；就后者而言，任何伦理活动本质上是客观满足主观即人的需要的行为，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关系范畴，主观的价值诉求以及意义追求必然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诉诸于现实，而非仅仅是一种玄思，即其不仅具有抽象的普遍性亦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征，这就使伦理问题考量必然涉及实践取向。所以，政治伦理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政治伦理亦是如此。马克思思想广博精深，其思想超越了当时其它的社会思想流派，而滋润着广大的知识领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也许是始终对一切社会问题都‘有关联’的政治思想家”[1]。马克思是一个理论家，更是一个实践家。马克思的最终诉求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本身就蕴涵着对人类的伦理价值诉求，也就是把全人类的解放与伦理思想相联系起来。因此，有人认为，“在马克思本人那里没有一门作为学科出现的伦理学，但他却在整体上具有着深厚的伦理关怀，甚至主要就是从伦理关怀的角度出发的。”[2]所以，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特征，亦是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内在诉求。

从现实性而言，马克思政治伦理具有必然性，亦即有从可能性落实为现实性的必然。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所建构，这三部分本质上是整体的、互相交融的。马克思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命运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马克思在批判性的基础上所建构的理想社会形态或状态，它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概括而言，就是马克思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同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思想的理论体系始终渗透着人文关怀和伦理精神。所以，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建基于实践理性之上的。正如我国学者杨楹、卢坤所说的：“在对资本主义非人性的制度情境的批判中，马克思基于实践的、现实的唯物主义哲学立场，批判性‘证伪’了资产阶级社会伦理观，彰显出一条诉诸对社会制度进行‘真正合乎人性’的实质性重建的人类解放路径。从而开辟了一种与资产阶级传统伦理学相异质的新型政治伦理的雏形。”[3]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一种成为实践的现实性，也即马克思找到了一条从“应然”到“实然”的路径。

由上述可知，马克思政治伦理确实在场，其不仅在场，而且超越西方政治伦理传统，在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的地位极具独特性和重要性。理解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不可以脱离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当代著名学者阿佩尔说：“严格说来，对人类行动的‘经验-分析的’经验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没有先行理解人类行动的成功后果的（内在）规范，并把这些规范承认为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如其所是那样来描述人类行动。……简言之，无价值倾向的事实判断不可能处于历史经验的开端，而且也毋需把它们当做历史价值判断的出发点。”[4]由此可知，人类思维方式是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相互转移的，政治伦理思想亦是如此。早期西方无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考量本质上是伦理视域的，是一种政治伦理，即使是在西方中世纪神学政治时期，政治依然是建基于虚幻的宗教道德之上，表现为一种伦理性的政治。但是，由于马基雅维利开创了政治伦理的现实主义路径，这种政治伦理则走向了非道德性、思辨性、客观性和分析性。20世纪中期以降，政治的道德性获得强势回归，其中以罗尔斯为代表。此时期政治与伦理结盟成为时髦，这是因为当时西方政治价值和政治伦理语境发生了变化。

总之，我们深入考察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就可以发现，西方政治伦理思想把实性判断与价值判断相分离，没有把二者沟通融合起来，它是建基于形而上学立场上的。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吸取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资源，其别是黑格尔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被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所吸引……注意到政治意义上的人类事项在这里开始成了值得哲学家瞩目的东西。即使历史显示了绝对真理，也会给政治全新的价值。不论历史的演员（活动的人们、actor）是否知道，也不论活动的人们是否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总之，政治是‘实现’了哲学”[5]，马克思政治伦理颠覆了形而上学传统，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人类解放为最终价值诉求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依据，把政治伦理中的事实性判断和价值性判断连接起来了。马克思以历史审视社会发展现实继而做出理论归纳，与从理论到理论的书斋式抽象不同，建构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政治伦理传统的新型政治伦理学说。

二、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基本观念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在吸取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资源以及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现实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以“现实的人”为立脚点，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以唯物史观为依据和方法，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社会不道德的同时，力图建设一种公平正义的、合乎人性的社会。为此，我们对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的把握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这三者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超越于西方政治伦理传统，这种超越本质上确立了一种实践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以“现实的人”为分析基点，以批判性与建构性相互动，从哲学或伦理的角度来把握政治，同时又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哲学或伦理。

一是马克思哲学的政治性质或政治的伦理性质。我们知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探讨的是根本性、前提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哲学并非是书斋里、唯心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学问，而是实践的学问。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复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而导致“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6]1马克思也指出：“你们不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消灭哲学。”[7]8“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7]15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其哲学是指向此岸世界，改变旧社会旧关系，建立新社会新关系，而非彼岸世界的玄虚。这也就决定了马克思所从事的一切理论和实践活动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是马克思政治伦理的中心，但这种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仅仅是集体人，而且也是个人。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写过伦理学著作，但在其对宗教的批判、对封建制度及其道德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道德的批判活动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在道德批判活动中的价值标准问题，即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基本价值理念。“他们激烈批判中世纪基督教和封建社会对人性、人的现世物质幸福的扼杀，但同时肯定了被基督教神化了的人的精神性的高尚价值；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低俗、物欲横流，但并不否认物质幸福的重要，他们用以批判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旗帜——人道主义。”[8]这种人道主义，并非启蒙理性的人道主义，而是马克思对其人作了新的阐释：人本质上不是一种抽象物，在其现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同时，马克思还找到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的科学途径，那就是唯物史观的发现及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揭示，而这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人是人的最高本质”[7]16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基本价值理念。

二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等旧社会的考察批判中深切地认识到人的缺场和价值的迷失，这种迷失具体体现在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公民社会和政治目标等方面。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建构了合理“合乎人性”的政治伦理观念。

就政治主体而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由于处于社会底层，表现出种种异化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9]45。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一特殊等级是“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7]15。“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0]“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45实现“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189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伦理关怀。

就政治关系而言，政治关系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社会关系的表现，其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围绕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而形成的政治关系。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本质上是异化的，完全违背了人的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2]170-171“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12]170-171“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2]84马克思对政治关系充满着人文关怀和价值诉求。

就政治制度而言，马克思很少论及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或者社会形态的角度来阐述政治制度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旧社会是使人处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7]10之中，是“精神的动物王国”[13]、“人类动物学”[11]134，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所进步，但是依然是不合乎人性的社会，人处于异化状态之中。因而，需要确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而这种共产主义制度是充满着“无‘正义’的正义立场”[14]，即“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1]189，是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2]81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政治制度的伦理关怀。

就公民社会而言，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上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是具体的人和真实的集体。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公民和社会、个人和集体、社会与国家是分裂的、二元对立的，特别是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表现得突出，那这种社会本质就是非人性的，轻视人的自由自由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人的历史的开始，因为在这个社会是“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5]

就政治目标而言，马克思亦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中得出结论的，那就是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6]资本主义社会及以前的社会是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即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阶段，那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显示人的自由个性阶段才是真正的阶段，这深切地体现了其政治目标的伦理关怀。

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把人类解放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寻求到了一种科学的依据和理论方法。人的观念的突破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亦是马克思超越西方政治伦理传统的关键。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56这种人是“现实中的个人”，其规定性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7]72-73。“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67“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7]73。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确立了“现实的人”作为其逻辑起点，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是以“抽象的人”为依据，从而使得“现实的人”出现了异化，人的价值和意义缺场。马克思深刻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7]84为此，马克思进一步分析指出：“而是在于揭示这种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11]275那这种理想社会就是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里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5。而上述实质的揭示，本质就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史观，为理解和实现理想的‘应当’找到了科学的方法和理论。”[17]

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基本观念的三个维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本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具体来说，在早期主要是马克思以“理性的人”为逻辑起点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和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在过渡期主要是马克思以“异化的人”为逻辑起点把政治伦理思想与人类的解放相联系起来；在形成期主要是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联系起来，找到了一种科学的依据和方法。我们从这一历史逻辑演变历程可以看出，对人的理解和把握是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三、马克思政治伦理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虽然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旧社会中建构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的，但其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以及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依然是现时代政治伦理构建的不可否缺的重要元素。在当前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语境下，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对于构建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马克思政治伦理通过对哲学—人性的分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运用，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关系从“应然”到“实然”转变的正确途径，即建立公平正义的合乎人性的社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是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指南和方法，我们应该以此为依据来批判和吸取中西方政治伦理传统思想以及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传统。就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学界形成一种共识，就是主要有两种流派：一是以苏联教科书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流派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但是有着差异。前者注重从历史观和认识论来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后者注重从主体性和人的价值来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彰显人的个性自由价值关怀。这两流派本质都是把个人与社会加以分裂，没有从实践唯物主义视域来整体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同样，对于西方政治伦理传统也是如此，先是重视政治的道德性，此后偏重政治的事实性原则，当代的政治伦理学家如罗尔斯等探讨社会公平正义等，但这些都是从微观等角度进行，而非马克思的宏观和历史视野，且缺乏科学的方法；中国政治伦理传统虽然是一种道德政治，然而却是一种抽象的、纯属个人道德意志的行为，与政治事实脱离。从总体而言，它们本质上都没有找到从“应然”到“实然”转变的正确途径。尽管有这样的局限，但它们的政治伦理思想传统都蕴涵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特定的时代条件、文化基因以及现实政治需要，以马克思政治伦理为指导，对这些资源进行综合创新，以形成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理论。

第二，马克思政治伦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本质是对政治社会关系的伦理关怀，这种伦理关怀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建设公平正义的、“合乎人性”的社会，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还不是很完善，现实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中出现了诸多不符合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要求的现象。因此，我们要依据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科学发展观提出要“以人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它是马克思政治伦理基本价值理念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我们要把“以人为本”贯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在各项制度创新体制创新之中；在处理政治主体、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公民社会以及政治目标的伦理关怀时，始终关注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立足于“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是为了人的自由自觉而全面发展，更多地注入人文关怀和价值底蕴，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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