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新闻自由观比较研究

【摘 要】中外新闻自由观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理论基础、渗透的文明类型、受众群体以及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等方面。本文通过分析中外新闻自由观的发展历程和中西方新闻自由观的特点，总结中外方新闻自由观存在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新闻自由 自由观 比较研究

新闻自由是新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指的是媒体和公民在新闻传播活动领域所享有的权利。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统治者斗争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个政治口号，它是实现其他民利的基础和保证。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新闻自由则是新闻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①本文主要对近代中外的新闻自由观作一比较。

一、“新闻自由”在西方的发展

最早，新闻自由也被称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其重要的组成因素。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自由资本主义慢慢崛起并迅速发展，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最先被一些思想先驱提了出来。

1、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历程

从约翰·弥尔顿开始，新闻自由观念开始为世人所知，后又经历了数位推进者，最后，在杰弗逊那里，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以付诸实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自由权利多了一道法律的保护。这是新闻自由在西方的一条发展线索。

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弥尔顿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出版自由”口号的人。在他的著作《论出版自由》里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已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②约翰·弥尔顿成为了报刊自由主义理论的先驱者。

之后，自由主义理论在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密尔、托克威尔等人的充实之下，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新闻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新闻理念和行为准则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在西方新闻界日渐站稳了脚跟。例如，《论自由》是密尔关于思想言论自由的著作，他在文中阐述了一种无条件的思想言论自由，即这种思想言论不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限制，而是按照人们自己的意愿去思考、去表达、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杰斐逊则从媒体批评这个角度阐释了新闻自由的意义，他认为“人是可以受理性和真理支配的。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人打开所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新闻自由。”③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新闻制度发展比较成熟了，新闻自由得到了宪法和法律保障。正是从那时起，新闻自由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之一。

2、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主要特点

（1）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

西方新闻自由观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的积淀。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在西方社会的宗教自由和政治民主进程中广泛地被社会所接受。另外，加上启蒙运动的推动，尤其是启蒙思想家的哲学观念的影响——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之下，新闻的自由主义观念应运而生。新闻自由的观念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主义理论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要求享有高度极权的出版自由，强烈反对政府粗涉这种至高无上的自由。

（2）被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权利

西方新闻自由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无论是约翰·弥尔顿还是杰斐逊，他们把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而加以保护，形成了一种观念并且深入人心。在弥尔顿、密尔、杰弗逊那里，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恩赐的，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个人的自由被他们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二、中国近代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

1、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得新闻自由观念随之传入，并生根发芽。鸦片战争时期，外国传教士流入中国，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版了一批中外文报刊，与此同时，报纸的观念和知识也逐渐被世人所接受和认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思想。1853年至1858年六年时间内，洪仁玕一直在香港潜心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制度。1859年，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中专门提出“新闻篇”的系统设想和具体操作方案。洪仁玕提出“要自大至小，自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初步提出了允许民间自由办报的初步新闻自由思想。

梁启超在1902年2月的《新民丛报章程》中提到：“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薄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④这些文字阐释了他对新闻自由的见解，王韬、郑观应、康有为、严复以及孙中山等，不断吸取国内外的学术精华，将西方的先进新闻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将中国近代的报刊活动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闻自由观念在中国逐渐深入人心。

2、近代中国新闻自由思想的特点

（1）新闻自由观念的工具性占主导地位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到“”的近七十年间，“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一直是中国近代报人用来抵御外辱、自救图强的一把利器。在“”以前，新闻自由在中国基本上是围绕救亡图存等主题来探讨的，即是当作一种通往国家富强、民族文明的工具来看待的。

归根结底，新闻自由的本质应该是一种个人的权利，是个人的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西方新闻自由的全部逻辑出发点。但是，近代中国在接受新闻自由观念的时候，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政治精英们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在救亡图存、挽救中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他们将新闻自由的含义偷换成了“设立报馆可以开启民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将新闻自由的这一工具理性放在了第一位，而将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个人权利的价值理性放在了次要地位。

（2）新闻自由观念强调新闻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社会责任是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义务，它在中国新闻自由发展的历史上一直被推崇，从中国近代的一些报业先驱和学者的阐释中就能看出。例如，梁启超曾提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理念，阐述了作为一个新闻媒介所应尽的社会责任包括监督政府的行为，引导人们的思想。著名学者徐宝璜曾提出“灌输知识、提倡道德”，表述了新闻媒介在社会教育和社会导向方面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与新闻自由是相依相存的。在充分的新闻自由权利的保障下新闻媒介才能承担起社会责任，履行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义务，反之，承担社会责任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义务。所以，新闻媒介及新闻工作者都应该充分享受新闻自由，并且肩负起各种社会义务和责任，做好社会与公众的耳目喉舌。

三、中西方新闻自由观产生差异的原因

中西方新闻自由的差异，从本质上看，是由中西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的，也可以说，新闻自由是一个政治命题，与各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等方面是息息相关的。

1、社会环境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环境蕴育出不同的新闻自由观念，中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巨大差异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受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甚至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思维方式不同，新闻自由观念自然会跟着变化。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约翰·梅里尔认为，每个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所以各国的新闻制度应该依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来制定和实施。

2、社会制度的差异

社会制度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新闻自由的表现形式。比如，在中国，新闻工作者十分热衷于报道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冷暖、牵挂他们的疾苦，甚至呼吁全社会人们去关爱他们，报道这些社会新闻在中国是相当自由的。而在美国却很少有这类报道，因为媒体的老板们将这类新闻划为没有价值的新闻。在多党政治制度下，我们在美国的媒体上常常看到的是关于政党的报道，像政客们的丑闻、政党之间的相互攻击诋毁是经常见诸报端的。

我国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国的媒体工作者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履行着各种社会义务和责任，始终坚持对党和人民负责。而在西方社会，新闻自由一直被利益集团所操控。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力量：第一种是大财团。西方媒体大多为财团或者企业所有，这些财团和企业拥有媒体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经济利益，在媒体运作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而新闻自由早已名存实亡。第二种力量是政府。西方政府通过政治施压、政策倾斜、利益互换等手段间接控制媒体的新闻报道，新闻自由只是傀儡而已。

参考文献

①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②[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

③[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商务印书馆，1999

④梁启超：《新民丛报章程》，《新民丛报》，1902

（作者：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0级新闻学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