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化”什么

伴随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城市化建设已成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生存状态“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是世情，是常识，是潮流，谁也不能否认，更不可阻挡。

但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实情”；同时，发展进程也都还有一个“时间”。不顾实情，不视时情，全盘化，一刀切，非但实现不了美好的愿望，反而会让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且越演越烈。改革不能停(相反更要谋求新一轮突破性改革)，城市化推进也容不得犹豫。时代即使命，选择即挑战。在重大的拐点上，一前一后的两问十分必要：前问“从哪里来”，后问“往何处去”。在这里，如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依然需要探索；而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命题同样值得研究。

首先，城市化不能“一盘化”及“同时化”。

状况不同，起点不同，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面”上绝对不能齐刷刷同步走。就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也不能一味比拼成一场立竿见影的大兼并。适当的才是有效的，适切的才是最好的。

城市化要从质上推进，质的推进必须根于实际，根于规律，根于最广大利益的“计深远”的诉求。城市化不是让每一个城市都“摊大饼”，做大不是目的，做大只是内在需要的外显，“化”的本质在体制上，在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生存状态的改变上。

大趋势并非意味着非得即时而为或同时而行。同样道理，前瞻性不等于规模无限性，城市化不等于区域一盘化。那种急吼吼的大拆大建、朝规划夕调整，弄不好就异化为一出不折不扣的“折腾剧”。

一代人有一代的创造，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选择。争造出一座座华丽的空城算不得大手笔，拉扯进一批批无根无业的农民变脸成居民更不是城市化的空前功德。科学发展就是做好“与时俱进”的事，可持续发展就是规划好“一百年不变”的事。有预置，又有预留，城市化进程才顺畅。

第二，城市化不是“一样化”或“怪异化”。

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是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始终呵护着生态的多样性，这中间包括了社会生态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不管未来的城市有多大，乡土永远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

理想的城乡状态是不存在墙的。城乡的和谐在于城乡“一体化”。工业化催化城市化，城市化呼唤现代化。可以说，城乡一体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起始“化合”，是城市化的基本路径。一体化既不是简单的同化――样化，也不是怪异的叠加――联体化。

绝不可把城市化误解成“城市化掉农村”，更不可把城市化演绎成涟漪般扩张的圈地造城运动。城市化的目的是要让现代人生活得更美好。美好意味着丰富多彩，丰富多彩拒绝雷同和格式化。千城一面是当下中国新城建设的最大弊病，城乡笼统(不伦不类)则是今后城市化推进和新农村建设中最易出现的败笔。

城市化讲究体量，具有气度。它不是突击的合并，更不是粗暴的消灭。从面貌与本色看，城市化的愿景是“让城市更像城市，让农村更像农村”。在城市与农村间，小城镇作为纽带，自然而亲切地把城乡联结起来。国人称羡不已的“欧洲风光”想来不过如此。城市化的达标状态是否可以表述为：公共资源公平化，国民待遇同等化，城乡和谐，社区亮丽。城市化的理想风貌或许可以描述为：城市风尚，小镇风情，乡村风光。

每一棵树有每一棵树的生长方式，每一种生存状态的孕育(转化)也应具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城市化重在本质的“化”，这“化”外应时势，内源诉求。

首先，城市化的宗旨是“发展成果共享”和“国民待遇均等”。

城市化不是做一道合并题，更不是做一篇势不可挡的“拆迁”文章或做一篇史无前例的“打造”文章。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迈进的必由，出发点是要让发展行进得更现代化、更合世界主流化。

效益与公平驾驭并平衡着发展之车。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体现?城市化不是目的，城市化只是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区域均衡化”，即从制度层面、地缘角度最大限度地消除最显性也最没有道理的“差别”，使国家的发展成果得以合理共享，使全体人民都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无歧视“居民”，从而公平地享受到无差异的“国民待遇”。

其次，城市化的路径是“公共资源均衡化”和“社会保障同等化”。

进城只是个形式，且是个“非唯一”形式。城市建设的目的，也只是让现代人生活得更美好。因此，城市化的实质是体制的一体化，路径是社会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公共资源均衡化和社会保障同等化。

城市化一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还是小城镇，还是新农村，在城市化愿景召唤下，奠基工作便是城乡一体的现代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保证“起点”的相对公平，也是实现“支点”的相对平衡。城乡一体化的起点和支点是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如交通、能源、通讯、医疗、教育等)配套完善、配置谐合。城市化进程的初始必定是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硬件建设。

城市化一是公共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化的软件建设就是城乡一体化的高水准民生保障。在这里，不分城乡，不论区域、种族、身份，只要是国家公民和广义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壁垒森严的户籍制度将弃除，城乡与区域之通道将被打通，每一个社会人都将是一个自由人，担当一份社会责职，也分享一份社会福利。无论来自何方，无论走到何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将是国人最起码的公共民生保障。

第三，城市化的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和“转变生活方式”。

如果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解决一体化“安居”问题，那么公共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则是要解决一体化“安康”问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决定了社会形态。从表象上看，城市化仿佛就是让非城市居民都进城，让“三农”问题悄然化解为“三转”(转地方、转身份、转行业)课题。事实上，化解是十分艰难的，且有极大的风险。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试图一朝崛起、一夕转型，非但不现实，还有可能“过犹不及”。近年来各地频发的，应引起必要的“冷思考”。

城市化究竟要“化”什么、又该怎样“化”?这是要义。

“安居乐业”这一古训，很朴素但极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论哪种生产方式、哪种生存方式，没有“居”可安，没有“业”可乐，那么，一切都是无本之源，一切都属海市蜃楼。农民变脸为市民，通过房地产“置换”，城居似乎不成问题，一般的社会保障也能接轨跟上，但“置换”后的“置业”呢?

没有“业”，就没有“根”。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如果不及时转业、置业，那么，过不了多长时间，他的资源就会枯竭，他的人生态度也会因为“无业”“失业”而变得“无赖”。这是很可怕的后患，甚尔会殃及城市化后的下一代。

有居、有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城市化“生存”的一个盆，而要“可持续发展”，那就不能不添加培育生长的土壤。这土壤就是再就业。可以说，再就业就是失地农民进城后得到的第二块“活土地”。有产有业，才能稳扎根，才能生新根，城市化才能完成由外而内的飞跃一生成城市化文化。

培养一个贵族需三代人，培养一个现代素质的新市民可能也需要痛苦的蜕变。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当务之急，一是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大力提升全民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能力；二是全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科学谋求转型升级后全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点。基点在“居”――社区建设；难点在“业”――变无业为转业，变就业为创业。源头有活水来，城乡一体化的后劲才能不匮乏，乡土社会的根也才能真正扎到城市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