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管理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借鉴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城镇化不断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我国城市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如何进行高效、有序的治理，成为每个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城市管理领域并无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地方政府为实现城市的良性治理，就城市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方面的积极探索，其中沈阳、上海、深圳等地的城市管理改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我国城市管理的典型做法

（一）沈阳市做法

1.城市管理体制

沈阳市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执法职能分别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城管局）承担。其中，市城市建设管理局负责制定城市建设管理中长期规划、拟订设施维修养护和日常管理资金计划等事项。市城管局专门负责城市管理执法工作。该局共设13个分局，集中行使城市规划、市容和环境卫生等14个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2005年2月，沈阳市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市长担任委员会主任，主管副市长担任常务副主任，其组成委员包括市建委、市城建局、市城管局等20余家机构。该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审定全市城管领域的综合性规划、计划，决定城市管理重大事项。办公室主要负责全市城市管理计划编制汇总工作；负责协调城管系统各部门，组织落实城管委工作安排；负责综合整治活动的协调组织工作；负责对城市管理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工作。

2010年7月，沈阳市政府办公厅的《关于进一步理顺道路桥梁和环境卫生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沈政办发[2010]77号）将该市的城市管理格局定位为“市级为主导、区级为主体、街道为基础、社区为前沿”。具体来说，市城建局是城市管理的主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区政府是城市管理的主体，对辖区内城市管理事务负全责。街道办事处是城市管理的基础，负责具体组织所属区域内各种设施的养护及环卫工作。

2.主要管理机制

（1）行政执法勤务区工作模式

沈阳市以全市街道办事处管辖区域为执法范围，对应设立具备行政执法处罚职能的责任区域，实现了每个街道都设置一个勤务区。执法人员以勤务区为基本执法单位，在区域内统一行使处罚权，办理简易处罚案件，这里的处罚权涉及城市规划、市容和环境卫生、市政、房产、城市园林绿化、建筑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人防工程等14个方面。从本质上讲，勤务区模式的核心是执法责任制，实行的是一种网格化的工作方式。这种模式很好地解决了多头执法、交叉执法、执法扰民的问题，实现了由粗放式执法向精细化执法的转变；由事后执法向执法工作前置转变；由突击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由注重行政处罚向注重执法服务转变。

（2）执法共建机制

所谓执法共建，就是城市管理执法者与管理相对人，通过开展知法、执法、学法、守法等一系列活动来共同参与城市的管理，其核心就是 “变事后处罚为前置服务”，“变我查我管为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城市管理”。市城管局以勤务区为单位，重点明确了八个方面的服务对象，即学校、医院、社区、物业公司、开发建设单位、街路市场管理单位、锅炉房和地铁站管理单位。该局具体的共建活动形式很多，比如与共建单位、商户代表座谈；发放共建联系卡、执法便民工作卡等各类宣传卡片，等。

3.基本评价

沈阳的做法，可称为大执法局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下的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相对集中行使城市管理领域的多数行政处罚权。此模式有利于精简执法机构，提高执法效能，有利于对城市管理权的行使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二）上海市做法

1.城市管理体制

上海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分别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承担。其中，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除负责城乡建设管理、交通管理等事项外，还承担着一定的城市管理职责，如综合协调城市管理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时挂上海市林业局和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负责对绿化、市容环境卫生、林业的行业管理以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

在管理模式上，上海市已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即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监督和处置相分离，主动发现、及时处置城市管理的问题。此种模式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注重使管理重心下移。该模式以街道、社区为基础，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划分单元网格，采用市、区、专业工作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目前，网格化管理已覆盖全市所有区县，管理内容涉及公共安全、市政设施、市容市貌、交通管理等。

2.主要管理机制

（1）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相关的规定，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上海市联席会议）是在上海市政府的领导下，负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综合协调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讨论、研究和完善城管执法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和重大措施；综合协调城市管理方面的执法资源，组织协调全市性重大执法工作，等。上海市联席会议由市政府批准的相关职能部门分管负责人组成。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城管执法局综合执法处，负责联席会议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城管执法局分管副局长兼任。联席会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按照联席会议确定的任务，负责做好日常事务的处理及有关活动的组织服务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组织对热点难点问题及市政府重点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等。

（2）城市管理监督机制

上海市在创新城市管理监督机制方面构建了以下机制：一是强化城市建设和管理监督平台。通过市政道路平台、网格化平台、12319城市建设热线、12369环保应急热线等城市管理和服务平台，及时受理和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建立城市管理考评机制，市城市管理部门对全市各区县开展单月评估和百日考评，同时，组织城市建设和环境文明指数市民测评，对各区县评估、考评和测评结果进行排名，并纳入区县年度工作绩效考评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市、区（县）、街（镇）”三级巡视督查机制，坚持执行城市管理巡视督查日志制度。[1]

3.基本评价

上海市在城市管理上同样采用分权模式，即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职责分别由不同部门承担。需要注意的是，其建设和交通委员会的职责设置具有一定特色，即该部门在负责城市建设管理的同时，还承担着一定的城市管理职责。这种职责设置使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的关系更为密切，便于落实“建管并重”的理念。在管理手段上，上海市注重采用信息化管理方式，已在全市实现数字化城市管理。

（三）深圳市做法

1.城市管理体制

深圳市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分别主要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市住房和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承担。其中，市城市管理局主管园林绿化、林业、环境卫生、城市市容综合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方面，市城市管理局目前行使着城市规划、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环境保护、工商管理（对无照商贩的管理）、公安交通管理（对侵占道路的管理）和房产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处罚权。

在管理格局上，深圳市委、市政府于2002年就作出了“城市管理重心下移”的决策，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通过采取财政全额拨款方式，充实街道办、社区居委会等基层城管力量，保障其人员经费。此举充分调动了基层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管理职能、运作机制、工作方法和管理手段的转变。各区级城管部门则把执法队伍组建成若干分队，下派到各街道办，执法队伍实行区、街道双重领导。

2.主要管理机制

（1）城管外包机制

2007年底，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通过培育市场组织，购买社会服务，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公众参与”的城市管理格局。西乡街道将13项城市管理职能交给物业公司，包括：环境卫生方面，如清洗垃圾桶、站标、路标等市政设施，清除乱张贴；市政道路方面，如换铺人行道水泥砖、换铺道路路牙等；绿化整治方面，如整修绿化带，美化道路园林、灯光等景观；公共秩序方面，如进行街区管理宣传，劝离在交通要道等重要公共场所经营的小摊贩和乞丐。[2]西乡街道引进物业公司之后，形成了政府、企业、市民“多元共治”的局面，提高了城市管理与服务的效率和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深圳城管外包的对象是某些服务事项及辅助管理事项，并不涉及行政权力的委托行使。

（2）公众参与机制

深圳市非常注重构建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主要做法有：一是引导公众参与社区管理，如宝安区西乡街道成立街道市民街区管理委员会，通过推举产生的5名热心市民为街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代表市民参与街区的管理。二是围绕城市管理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如深圳城管部门坚持开展“百名市民走近城管”、“城管义工行动”等一系列吸引广大市民参与的大型活动，使广大群众既亲身参与城市管理过程，又切实享受到城市管理成果。让公众在参与公共事务中加深了对决策的认知度，极大地削减了城市管理政策执行中的障碍，成为“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的一个典范。[3]

3.基本评价

深圳市城市管理的特色在于其城管外包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这两种机制注重发挥企业和公众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体现了深圳市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努力，顺应了城市管理主体多元化、机制民主化的趋势。其做法和经验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二、上述典型做法对今后城市管理改革与立法的借鉴意义

（一）合理界定城市管理范围

城市管理改革的基本前提是明确城市管理的范围。客观来说，国内就城市管理的范围没有统一的界定。上述几个城市在此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总体特征是对城市管理范围界定持谨慎态度。如沈阳市将城市管理的范围界定为市政管养、市容卫生、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交通管理、市场管理等；上海市则把城市管理的范围界定为市容卫生、市政工程、绿化、水务、环境保护、交通管理、工商管理、建设管理等。概括来说，这两个城市的城市管理范围主要集中于市容卫生、市政管养、园林绿化、环境保护、交通管理等领域。作为国内首部关于城市治理的地方性综合立法，《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也采用了这种思路。根据该条例第2条的规定，城市管理涉及城市规划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环卫、道路交通、生态环境、物业管理、应急处置等事项。

（二）切实发挥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高位协调作用

目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分立已经成为国内较大城市城市管理的基本模式。三项职能的分立有利于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实现三种权力的制衡，但同时也对部门间的综合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更好地协调城市管理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实现城市的良性、有序治理，一些城市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要切实发挥城市管理委员会的高位协调作用，需要构建一系列的制度加以保障。沈阳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推行的城市管理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考核制度，恰恰是为了使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实效化。在这方面，《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第9条至第11条对南京市城市治理委员会的职责、组成方式、会议规则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有利于委员会的良性运作。

（三）适度下移城市管理工作重心

纵观上述几个城市，无不注重管理重心下移，如深圳市很早就提出并切实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沈阳市的城市管理格局则是“市级为主导、区级为主体、街道为基础、社区为前沿”， 在每个街道都设置一个勤务区。这种格局的实质是分级管理、管理重心下移。也就是说，市、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主要承担指导、监督、考核等职责，街道和社区特别是街道成为城市管理的主力军。这其实是为了满足城市管理实际需要的必然选择，因为大量的城市管理事项主要集中在街道和社区这个层次上。许多城市已经意识到管理重心下移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一些有成效的措施加以推进，在新形势下应坚持这一改革方向，同时须克服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盲目下移等问题，使街道和社区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参考文献：

[1]王喜全.创建“三优”文明城市可借鉴上海经验[N].黑龙江日报，2010，8，23.

[2]黄明钢，等.城市“保姆”巧手治“顽疾” [N].深圳商报，2009，6，10.

[3]陆云红.深圳荣获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N].深圳特区报，2011，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