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不利于我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未富先老”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主要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结果，为迎接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提高生育率。认清计划生育政策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关系意义重大，因为这与未来的人口生育政策走向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在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基础上，重点阐述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最后针对人口老龄化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带来的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以上，或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01年3月28日发表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1．39个百分点。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1964-2004年的40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了1倍以上，而老年人口的规模增加了3倍；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比例也增加了]倍以上，但是规模却增加了6倍。2006年9月21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划指出，“十一五”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10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中国人口在迅速老龄化的同时，也在迅速地高龄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左右到来，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长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由之路。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转变的趋势，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或迟或早。各国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我国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促进了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理解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总量控制之间的关系。

从人口学角度分析，人口老龄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生育水平，第二是预期寿命，第三是人口迁移．人口迁移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中国的人口国际迁移数量相对很小，而人口在国内的迁移，只会增加或减缓一个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不会改变整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育率的下降意味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生育率下降得越快，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得越快。而死亡率的下降又使老年人口寿命延长，使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对于中国来说，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尽管计划生育的开展对中国的老龄化起了一定加速作用，但除了生育水平的下降外，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81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男性为64．55岁，女性为67．47岁。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200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2．43岁，其中，男性为70,65岁，女性为74．33岁。

一些学者在计划生育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方面进行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第三次人口普查，实施人口控制使0～14岁人口比例由假如没有人口控制的39．7％降到实际控制之下的33．5％；65岁老年人口的比例则由4．4％提高到4．9％．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对人口的控制，0-14岁少年人口比例会由39．7％降到36．4％，而实际上，是由33．5％降到27．7％,65岁老年人口的比例也由不控制的4．9％上升到5．6％。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实际上促进了中国人口由年轻型转向成年型，而不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进入老龄化。

任何公共政策都是有利有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公共政策相对最优，以最小成本换取最大收益，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下，由于人口的惯性增长，人口数量仍然逐年增长，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逐年提高。提高生育率，只会使我国的总抚养比上升，加重少儿抚养负担，不会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因为我国不存在绝对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具有特殊性，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不能因为其产生一些问题而放弃。

三、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从现在到2030年前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非常关键。一方面，这一时期是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据全国老龄办预测，中国在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3．51亿。相对2030年到205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这一时期为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个缓冲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是我国人口红利期。这一时期内生育率将平稳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因此，在未来25年中，应抓住机会，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要在全社会树立正确的老龄观，积极开发老年人才。全社会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口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中蕴藏丰富的老年人才，只有被开发才能转变为有用的社会资源。要重视老年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积极开发老年人才市场，建立国家老年人才信息数据库和老年人才信息中心。积极搭建老年人才服务平台，开拓老年人才参与社会的渠道。发展老年教育，开发利用老年人力、人才资源，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以高素质应对老龄化。

第二，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发展经济，为迎接老龄化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是社

会保障的基础，社会保障的程度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挑战主要不是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不足问题，而是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劳动力质量不能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如果提高生育率，多生的1～2亿人口将导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上升，给我国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增添新的压力，使社会保障资金更加紧张，不能有效地缓解老龄化问题。因此，我国应利用“人口红利期”，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安排好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迁移，努力使经济增长模式由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劳动力需求量小的技术技能型转变，而不是通过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问题。

第三，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老人自养和社会养老等多种模式共存。随着社会中核心小家庭的普遍化，家庭的养老功能正在弱化，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来说，社会养老的配套制度体系还很不完善。因此，要研究建立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的模式转换。强化基金征缴，切实做到应收尽收。继续积极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多渠道筹措老年社会保障基金，增加中央社会保障的战略储备。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逐步建立广泛覆盖、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相适应、与其他保障制度相衔接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逐步建立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农民的养老问题是解决老龄化的核心问题，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分割的养老保障体系，只能看作一种向现代养老保障体系过渡的形式。由于现行养老体制覆盖面没有涉及农村，土地之类的资本不足以维持老人晚年的生活，再加上多数农村青壮年出去打工，农村的“空巢”家庭更为普遍。所以，要设计一个适宜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问题。在农村，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按照“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积极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探索，完善农村特困产生活救助制度，研究个人账户积累式的养老保险。医疗方面，积极探索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同时要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建立特困医疗救济基金，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