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仪之争的再考察

摘要：礼仪之争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它不仅仅包括了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课题，同时也为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史实。本文以礼仪之争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为出发点，探讨了不同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碰撞的主要原因，进而引发人们对文化交流的深入思考。

关键词：中国 礼仪之争 再考察

礼仪之争是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依托于天主教的传播而产生，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西方传教士针对某些相关问题进行争论，后期随着中国朝廷以及罗马教廷的介入，愈演愈烈，演变成为一场针对文化和权力所进行的较量，最终以耶稣会失败告终。礼仪之争不仅仅包括西方传教士在进行传教过程中产生的分歧，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它代表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

一、修会的派性

早在明末时期，耶稣会士刚刚来华，龙华民就造物主的汉语称呼一事与利玛窦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龙华民主张将造物主以拉丁文译音进行命名，即“陡斯”，而利玛窦则主张使用“天主”，双方就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参与此次纠纷的教会有耶稣会以及多明我会、巴黎传教会和方济各会，双方各执一词，耶稣会主张“入乡随俗”，而多明我会以及方济各会则更加趋向于保守，巴黎传教会由于受到杨森异端的影响，形成偏左向极的思维方式，由于耶稣会以“圣宠和本性并重”为主张，而多明我会以及方济各会则以“圣宠效能”为主张，所以双方从神学的派别上就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导致双方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性的心理隔阂，与此同时，由于耶稣会士与我国的上层阶级交往较为密切，所以其思想相对来说较为开明并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而后者则更加注重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因此其思想与耶稣会士相比较，显得闭塞拘禁，这就是我国礼仪之争的开端。随着中国朝廷和罗马教廷的介入，礼仪之争愈吵愈烈，双方的争端已由最初的意见之争向更加恶性且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导致双方矛盾最终变得难以调节。

二、政治的因素

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拥有东方教团保教权的法国和葡萄牙介入了此事。1750年，多罗作为宗教特使特意来中国处理此事，而葡萄牙国王由于在针对特派使节进行甄选的过程中没有询问其意见，因而心怀不满，中国朝廷同样不愿多罗乘坐葡萄牙船只从里斯本启程，法国作为拥有保教权的另一国家，t派出了两艘船只供特使使用。多罗在出使失败后返回澳门，此时葡萄牙国王派出了20余名官兵对其进行看守，同时禁止澳门的官员和百姓承认多罗的特使身份，澳门的总督身为葡萄牙人，自然禁止多罗行使其作为特使的权利。1720年，教廷又一次派出特使来华，来华行程结束后，特使同样前往澳门，此次的特使受到了总督和教会内其他人士的盛情款待。作为在天主教漫长历史中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出任主教的罗文藻，在被克莱孟十世委以重任时，受到了时任多名我会长的嘉德明的强烈反对，甚至声称如若罗文藻接受了主教一职，立即将其从会内开除，嘉德明反对的原因是由于罗文藻在针对教会的大部分意见和看法与耶稣会不谋而合，而与多明我会截然相反。后期，罗文藻态度坚决的辞掉了主教的职位，最主要的原因是葡萄牙具有保教权，没有获得葡萄牙认可的主教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正是因为如此，祝圣主教的在典仪式竟然足足拖延了十一年的时间，在此之前，罗文藻的经济来源主要依托于多明我会的支持，当晋牧之后，多明我会就此事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再支付罗文藻的任何支出，同时将罗文藻视为多名我会的敌人。由此可以看出，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之间的成见和嫉恨竟然达到了如此之深的程度。

三、中华文化和天主教义的碰撞

首先进行碰撞，然后通过交流最终形成融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后的必经过程，但是碰撞的程度激烈与否以及由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和经济损失却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中国传统“百事孝为先”的儒家之道与天主教徒所遵循的十诫中的第四诫“孝敬父母”可谓是在思想上不谋而合，但是即使是具有相同的核心思想，二者在对各自所遵循的孝之礼仪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仍旧存在较大的不同之处。对祭祖拜孔的礼仪拥有解释权的当然是中国人，而在中国人中又属知识阶级最有发言权，而非普通百姓，在古代，康熙皇帝就曾多次向西方传教士阐明祭祖拜孔的真正含义，而在西方传教士的观念中，与教会相关的事情去请示皇帝而不是向神学家的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经过历史的验证，我们可以得出礼仪之争对于在中国发展的天主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其损失从以下的史实中可见一斑：第一，众所周知，康熙皇帝对于天主教的教义具有相较于其他皇帝来说来说更为清楚的了解，并且尤为器重和敬佩宫内的西方传教士，但是由于多明我会士的多方纠缠，最终导致教廷之谕禁出现了变脸成怒的情况；第二，在当时的中国百姓心中形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社会印象，即将天主教友与“忘本”、“有异心”等不良印象划上了等号；第三，从此以后多起针对教会的刁难全部起源于此；第四，耶稣教会士在200年间进行劝化的30余万教友由于此事损失了近一半的数量，我国陕甘一带的教会在建立初期的多年间竟然没有一位传教士；第五，直至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天主教友仍旧保持着300万的数字，几乎没有增长。

四、结语

综上所述，阅读历史资料不仅是为了满足人的求知欲，更重要的是要对每一件史实的来龙去脉进行详细的研究，从事件的结果向其起因进行深入探究，中国礼仪之争正确与否后人自然有公正的评判，即“遵循利玛窦之道即为正确”，我们应当做到以史为鉴，避免重蹈礼仪之争的覆辙。

参考文献：

[1]李秋零.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文化学再反思――兼与安希孟先生商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04）.

[2]谢子卿.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D].上海师范大学，2016.

[3]殷雪征.明朝与朝鲜的礼仪之争[D].山东大学，201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