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宗教论

“社会主义的宗教论”这一概念，是对宗教理论的合理概括，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历史定位。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

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和民族、宗教问题日益突出的新形势，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形成的时代基础

对宗教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始终着眼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着眼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发展，着眼于国际斗争和冲突的新特点，这为“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形成奠定了时代基础。

（一）着眼于国际政治变化发展的大环境来观察和思考宗教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曾一度被两极格局所掩盖的民族、宗教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更加剧了这些矛盾。正是基于上述判断，提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的著名论断，要求全党要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做好宗教工作。

（二）着眼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环境来观察和思考宗教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是实力的竞争，发达国家在统一的国际市场中，在资源、资金、信息、人才等主要生产要素方面占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导位置，这就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发展更趋艰难，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点，并把它和民族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滋长膨胀提供了条件。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世界宗教问题的理解。

（三）着眼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来观察和思考宗教问题。综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地区热点问题，绝大多数都与民族、宗教问题直接相关：波黑冲突交织着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敌视与对立；阿以冲突和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息息相关；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深深影响着西亚、中东、中亚的民族纠纷等等。正是根据上述客观事实，提出了“没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正确解决，就没有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的重要论断，这对全党进一步认识宗教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宗教工作的新实践，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形成的实践基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又经历了1989年的。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我国宗教的具体情况，成功地处理了我国的宗教问题，为“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一）对我国宗教的状况和宗教工作的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宗教仍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观点。同时，也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宗教存在的根源、宗教人士和广大教徒的政治立场、政治面貌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从实践中得出的科学认识为最终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断提供了认识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加强宗教法制建设，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长期以来，我国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基本上都是依靠政策进行的，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了推动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1994年1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颁布宗教方面的行政法规，标志着我国宗教法制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此后，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作为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成为了各级宗教工作部门的自觉行动。国家宗教事务局陆续制定了一些部门规章，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制定了地方性宗教法规和政府规章，从而在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了党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和实施。这也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宗教工作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防止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多次强调，要警惕和反对任何利用宗教分裂人民、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严防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破坏祖国统一。他多次到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广西、云南等地视察、指导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告诫全党在全面正确地贯彻自由政策的同时，要坚决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有效地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

（四）支持宗教界开展对外友好交往，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提出，要继续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宗教界的对外友好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各宗教已与世界五大洲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界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也逐渐加剧。因此，又提出：我国各爱国宗教团体还应当经常保持警惕，自觉地抵御这种渗透。

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指南。“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基本理论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它分析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源。“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存在和发展具有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基本思想，并将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指出，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他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全面阐明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二）关于宗教的社会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在阶级社会中，一方面，宗教为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其麻醉人民精神、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外衣”、“纽带”，在被压迫者的革命斗争中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继承了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的思想，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还会受到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上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抑制宗教的消极因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关于宗教的消亡及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只能自然消亡，这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人类彻底摆脱任何贫困、愚昧和精神空虚的状态，建成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都能够自觉地以科学态度对待世界，对待人生，再也不需要向虚幻的神的世界去寻求寄托，现实世界的各种宗教反映才会最后消失。“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继承了这些思想，指出，宗教最终走向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我们解决宗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逐步消除宗教赖以存在的根源，就宗教论宗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的这些论述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

四、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成功经验是“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形成的历史基础

我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处理宗教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历史基础。

（一）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自由政策，保持这一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确立了自由的基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政策进一步完善，并写进了宪法。

“”破坏了这一政策。改革开放后，自由政策重新得到恢复。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政策。他在全面阐明自由政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反复强调要保持这一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以团结宗教界和信教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相互尊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法宝，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是党的一贯政策。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我们党与宗教界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首次概括出我们处理同宗教界朋友之间关系的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相互尊重”。这一原则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得到了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的衷心拥护。

（三）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曾经提出过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观点。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科学论断，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实践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