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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学校德育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他在这方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德育工作的客观地位。
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很大变化。……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是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1990年3月,他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第355页)这两段话讲的是物质与精神、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一般认为,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因此,可以认为这两段话讲的是德育与经济工作的关系。德育的地位和作用有广狭之分,狭义是指教育内部诸因素的关系,即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关系。广义是讲德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从广义讲德育的地位和作用,这反映了总设计师的德育大思路。他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指出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德育工作的能动作用,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把握德育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纠正德育工作“万能论”和“无用论”,防止“左”右倾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在总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强调重视和加强德育工作。
1986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第156页)1987年3月,他指出:“在整个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有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第208页)1989年3月,他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的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第290页)同年6月,他又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党员。”(第305页)邓小平同志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德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时期“左”的错误决不能重演,而8O年代中后期轻视德育、失误的教训,应永远记龋。
3、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的高度论述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1983年1月,他指出:“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第202页)1983年10月,在论述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反对精神污染时,他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由什么样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第45页)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第38O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条中国发展的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第381页)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德育的地位和作用,可谓语重心长。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学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如何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革命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如何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如何指导学生在观念、知识、能力、心理素质诸方面尽快适应新的要求;如何培养学生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等等。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些新课题,必须以邓小平关于德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为指导,发挥德育工作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导向和保证作用。
二、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3月之前,多次指出,要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985年3月,将“守纪律”改为“有纪律”,从此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简称为“四有”。1987年2月,他指出:“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205页)1989年9月,他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第318页)。强调加强以下几方面教育内容。
1.理想和纪律教育。他说教育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第11O页)“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第111页)1986年11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青年的影响,他指出:“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第191页)1987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第209页)同年6月,他再次提出:“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有理想、有纪律。”(第245页)
2.坚持四顾基本原则的教育。他多次强调要对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他在1987年3月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第208页)1989年9月,他又指出:“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第31O页)
3.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1989年3月,他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第29O页)
4.爱国主义教育。1983年4月,他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1992年初,他在南方视察时,殷切希望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第378页)
5.社会主义法制教育。1986年6月,他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第163页)邓小平同志强调的理想教育实际上就是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教育,纪律、法制教育是为了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他说:“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第209页)他把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这在他视察南方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他说培养教育好“以后的几代人”、“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第38O页)邓小平同志关于德育目标、内容的思想,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思路,高屋建瓴、意义深远。
三、学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1985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指出:“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第144----145页)1987年2月,他指出:“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了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进一步的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第204页)他在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后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第206页)在上述讲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德育一定要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
2、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对群众反映的不合理现象要及时纠正,最终解决思想问题,要靠解决产生这些思想问题的实际问题。
3、有效性原则。要运用各种适当的途径方法,使思想教育“有效”。反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
4、周到细致、耐心说服的方法。防止“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
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
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能不能郑重其事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孙中山学说呢?近代以来,除却科学社会主义一家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呢?若非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进行审视,恐怕就很难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只不过存在了极其短暂的时间。就确切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流派,而莫不以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即令表现程度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为其共同的主要特征。如果从16世纪初英国人莫尔《乌托邦》(Utopia)一书出版算起,迄今也不到五百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于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回溯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社会主义究实只是一个问世未久的幼儿,它还仅仅处于初期实验的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曾经震撼寰宇的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彻底失败,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新论断,正是对这数十年间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冷静地进行反思想和总结而得出的。综观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特点比较鲜明的流派外,也还存在着其他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较为驳杂而不易明确分类的社会主义流派及众多的社会主义探索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当然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只要不是冒充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派别,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或真诚探索者不仅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且还要善于汲取其积极的探索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依笔者看来,孙中山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制度的系列观点和主张,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
我国近年来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增多了,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新的突破,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然而,也有一些作者研究这个课题,其主旨却纯然为得出孙中山"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或资产阶级观点的结论。在研究中各自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得出这种结论的部分作者(并非所有作者),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研究,而是从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乃是根据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存在于党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归纳分类的。该书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社会阶级矛盾,与20世纪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不啻有天渊之别;而且,该书所视为欧洲冒牌的社会主义并予以无情鞭挞的,包括反动的、主张恢复中世纪所有制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企图维护现存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被当今某些作者分别套用到了孙中山身上,更属牵强附会。至于《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乃据1912年7月彼得堡一份俄文杂志译载孙中山的一篇短文所作的直接评论;这篇短文转译自布鲁塞尔的一份法文报纸,而是它又仅仅是根据孙中山一次演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写成。当时列宁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更兼据以评论的只不过是一篇经过辗转翻译的、未能充分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短文,故其评论的准确程度和科学性都不得不大打折扣。这篇评论文字虽在若干方面给予孙中山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却对孙中山的思想表现作出了许多批判性的论断,如所谓"主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空想"、"极其反动的空想"、"反动的经济理论"、"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民粹主义色彩"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有不少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式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仍对某些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作者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倒未必是适宜的。
笔者认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有不少是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门家,在本专业领域最具发言权,故须牢牢树立自尊、自信、自重的观念。我们固然要尊重前辈学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这也包括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所有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又必须坚决克服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习气,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和潜心钻研来把历史科学向前推进。
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热诚追求者
孙中山生活其间的19世纪后半叶及进到20世纪,是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时代。发源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原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在当时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和善于顺应进步潮流、重视"取法乎上"的孙中山,曾多年侨居欧美国家,在考察西方社会现实和形成自己思想学说的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他怀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
早在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时期,孙中山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便说过,"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1905年筹组中国同盟会之际,他以"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走访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要求加入这个各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并预言中国将于数年内实行社会主义,以"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历史性职务前后,公开宣称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和"极端之社会党";后来还透露:"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画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甫卸总统之职,他又随即表示:"此后中国将采取社会主义。"1912年秋,当他汲汲于为新中国擘划建设蓝图之时,连续三天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殷切期盼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政策"。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两年前,正值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却同时怀有"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宏愿,致函第二国际并请其转告"各国的社会主义领袖",期望能协助他实现"这项伟大的志业"。函中还说:"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凡此表明,孙中山在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又是极其热切和真诚的。
孙中山很早就将社会主义称作"民生主义",十月革命后更经常把自己创构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如在1919年阐释三民主义时开宗明义地表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1921年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为允当。"1924年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重申:"中国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但据孙中山历年的论述,民生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他给民生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认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由于""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故就民生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另从狭义来说,民生主义则仅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孙中山还把民生主义与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以至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直接相联系甚或等同起来。他在上述关于三民主义的同一篇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有时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加以分别,如说"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有时又混同使用,说它们在外国"通称的名词都是用社会主义"。他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肯定这些概念的一致性的:"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他又指出,如果一定要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在孙中山的论述中,还常把"最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与"最伟大之思想"的大同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与"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视为同等概念,两者均属于人类进化的最高社会形态。
根据上面的简略介绍,可知孙中山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自己的主要学说与实践活动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虽然在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某些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持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主张,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
如前所说,尽管历史上诸多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发展程度和表现方式各各不同,但大体上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的内涵。倘若民有这些基本内涵,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互有联系的方面,兹分述于下。
表现之一: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研究者们指出,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向西方学习,尤其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物质文明,这种意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我们必须同时避免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似乎一提到"学习西方",便也意味着认同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事实恰好相反,孙中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及虚假的民族政治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懑,而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
孙中山早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写道:"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1906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又指出:欧美各国文明进步所造成的"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一些事例,然后断言:"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再举出美国政制的种种流弊之后说:"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
此后近20年间,孙中山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谴责,类似的言论俯拾即是。而随着时日的推移,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愈加全面和不断加深,对它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
--从资本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产生及其对立关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指明阶级斗争发生的根源和爆发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孙中山多次阐述欧美国家发生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的历史过程,进而指出:"及机器之兴也,则以一人而用机器,可作百十人之工。则不独小工永绝为资本家之希望,而小资本家亦难于自立而见并于大资本家,而大资本家又见于更大之资本家,由是大鱼食细鱼,遂生出欧美等国资主与工人之两阶级,贫富之悬殊乃以日而甚矣!"他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资本家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截然不同:"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他批判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是"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并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资本家既利用机械而增加产额,又以贱价雇佣良工,坐享利益之丰,对于工人饥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视之。……全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由此对这两各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原因,一并加以说明"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他明确地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更指出了大资本私有制的存在是造成阶级斗争的根源:"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同样如此,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至社会革命,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在各国贫富之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还以英、美两国为例作了如下说明:"他们社会有两种绝大阶级,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和剥削者阶级的不同际遇,孙中山深感忿忿不平:"生利之工人则恒受饥寒,而分利之大地主乃资本家反优游自在,享社会无上之幸福,岂非不平之甚耶!""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岂得谓之平等乎?"他对工人和资本家作出了爱憎如此分明的评价。"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孙中山在国际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中完全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且他的这种立场是一贯的。这对于判别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质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揭露资本家专制的确立,及其为资产阶级私利效劳、压迫人民的反动性质。据孙中山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专制(与现时"资产阶级"的概念相同)是和资本家在经济上取得停止地位同步形成的。他指出:"自工业革命之后,用机器以代人工,生产之力徒增,而欧美工业发达之国,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遂生出资本家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便是由资本家掌执政权:"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家从中把持。"即使像美、法这样的"共和之先进国","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他反复指出,这种体制从政治上法律上充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而使工人和人民群众蒙受其害:"大资本家……用金钱势力操纵全国政权,遇事都是居于优胜地位,试看那一国的法律张治中制度不是为资本家而设的!""法律上又保护资本家与地主之专利,故地主益垄断其地权,资本家益垄断其利权,而多数之工人虽尽其劳动之能力,反不能生存于社会。""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五与焉。""英美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孙中山每一提起资本家专制的横暴便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再三说"其专制较政府专制为尤烈","资本专制其害更甚于君主专制",美国的"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并说欧美资本家像以前"专制皇帝"一样"横行无道",甚至比之不敢取下"口不离爱民"那块遮丑羞布的专制皇帝还要肆无忌惮。他特别强调,"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家专制到万分",而因"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这可了解到他决心不使资本家专制的危害在中国重现,其原因即在于此。
——抨击垄断资本在本国和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及其残酷的国际竞争,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孙中山指出近代欧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各国资本家所组织的"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其结果,便造成了"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的局面。而且还不止于此,资本家"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可及于外国。……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专制政府何异!"像在美国,"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于是拖拉斯一出,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他指出:"大资本家……先压制本国的工人,后来势力膨胀,更压制外国的工人。""现在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同时,各国资本家出于一已私利,"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到处划分势力范围,力图"垄断市场,占领销路",从而持续发生"不顾人道"的、其残酷性不亚于武力冲突的"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孙中山形象化地将其称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而他对于这种残酷竞争至酿成兵戎相见的"国际战争"即世界大战的情形,更怒斥为"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
由于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就迭遭西方列强的侵略,故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压迫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行径早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还在1904年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下事实: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属地已经大体划定,为了进一步"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而美国出于争夺市场的需要,"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二十年后他又痛心地指出:辛亥革命后"国外资本主义之侵凌日迫一日","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在孙中山历年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谴责中,也仍注意到将它们的侵略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国力联系起来观察,如曾指出:欧美国家"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它们"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根据上述看来,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欧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他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挚同情者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也作为深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害的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代表,而地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的。这些批判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有一定的深度,能够从资本私有制的存在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纷争的根源。尽管他在诸如资本私有制的本质等问题上尚未能作出更深入的科学分析,但整个说来,这种认识较之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乃至当年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具备这种认识也正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前提。由于孙中山有了上述认识,故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另方面又始终坚持中国社会改革绝不能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
表现之二: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反对资本家专制
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不平等而提出来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便已提到:欧美各国"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晚年又说:欧美国家由于"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这就是说,孙中山承认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从西方传入的。
孙中山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呢?他历来对欧美工人运深表同情,如曾说过:"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各咎也。……罢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惨、最苦之事也。"1912年他在欧洲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英国一百万煤矿工人举行的全国大罢工表示支持,同时指出:"但大罢工还不是革命,它仅仅是表现了日内想掌握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愿望而已。显然,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该文强调:英、美、法等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国民,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这里所说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均指社会主义革命那年,他甚至作过一个大胆的预测,认为社会革命将首先在美国发生,因为"美国大资本家擅经济界之特权,牛马农工,奴隶负贩,专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潜势,有一发而不可抑者";并声称该国"政府有之日,资本家亦有之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孙中山更相信欧美各国"富者遇烈,循此而往"的话,"社会之大革命"将难以避免。他就像当时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所持的观点那样,认为解决欧美社会问题的办法,"必待多数人之觉悟,而决心为大牺牲,不惜杀人流血,始能达自由平等之目的也"。
基于这种立场,孙中山多次高度评价和热烈称颂俄国十月革命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同时又把资本家。""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对内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肯定的口吻提到了废除资本家专制和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的问题。于此可见,孙中山晚年决定"联俄"并非纯粹出自策略的考虑,而是与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孙中山认为通过暴力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改革,"其烦难当有百十倍于政治问题",俄国革命后即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如果是在欧美各国实行流血革命,同样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能否成功也难以逆料。有鉴于此,他又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手段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前途。孙中山赞扬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是"社会突飞之进步",期望它能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转变为"集产之国家";赞扬欧美各国在战后采取的社会改良政策,如改善工人和企业状况、交通运输事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累进税率以造福社会、通过消费合作社或政府使分配社会化等,是"打破种种旧制度,发生种种新制度"的进化表现。因此,他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益相调和"及举办"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以促使社会进化,而批评和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的观点。显然,这一主张多少是受到了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孙中山对和平改造方案能否行得通也心存疑虑,因为他晓得"资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故"无论是采用和平的办法或者是激烈的办法,都被资本家反对",他们会"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镇压社会党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他甚至重申以往的立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这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多选择性,也百含一定的茅盾性和起伏性。
上述国际观,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略这一方面,就不可能对其社会主义思想获得完整的认识和作出公允的评价。而他关于改造作过社会的观点和主张,与这种国际观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虽有所不同,贫富不均现象的性质却与西方无殊。他说:"吾国经济组织,持较欧美,虽贫富不均之现象无是剧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质之殊也。"因此,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依然是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目的之一。他对民生主义的实质作过这样明确的表述:"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制贫者是也。"到他晚年依然一再强调:"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说到民生主义的事实,最重紧的是均贫富。"孙中山的观点区别于作过历代农民起义者"均贫富"的思想之处,除了分配社会财富的方法根本不同外,还在于比较能够从阶级关系认识贫富差别问题。如他曾对民生主义作了这样一个诠释:"若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此阶级为贫富阶级:如大富豪、大资本家在社会上垄断权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缚弛骤,陷于痛苦。"对孙中山而言,这种均贫富主张乃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所希望的是"必要人类得到极端的平等",并指出这种平等观念不是过去就有的,而是"近年人类思想改革"的结果。因此之故,他的均贫富主张便也有更为远大的目标:"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
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现状来说,由于经济落后和实业极不发达,像欧美那样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资本家专制也并不存在。这就是中国国情与西方迥然不同之处。所以,"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外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他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是"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尤为迫切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另方面又须顾及"贫富问题即分配不均问题,欲谋救贫之法,同时须先将不均问题详加研究"。他早就担心,如果像西方那样听任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发展,则"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出现。他由此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于是,便在民生主义中相继提出了平均地权、特别是节制资本的对策。孙中山强调这个民生主义政策是根据外国当前的条件制定的,与解决欧美问题相异之处在于对资本家实行限制而不是消灭:"第就吾国现势而论,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但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学各国建资本家悉数扫除。"在他历年为民生注意所作的定义式说明中,就有不少是针对中国资本家、反映该项政策的内涵而发的。如1912年说"民生主义为预防资本家垄断",或"民生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或"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1921年说"民生主义……谓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不为一般资本家所垄断也",或"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穷人反对富人的反动";1924年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或"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等等。至于孙中山多次提到的民生主义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当时的基本主张,其含意是:所谓不反对资本,指的是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并鼓励其有限的发展,以利于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的消费问题;而所谓反对资本家,则是要预防中国资本家会像欧美那样对社会经济财富实行垄断,使"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他反复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如说:"中国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之以资本能力压制人民,固必然之势;若不预防,则必踏英美之覆辙也。"
如上所述,孙中山认为中外国情各异,在"反对资本家专制"的共同原则下,中国对资本主义应采取不同的做法,即实行和平的限制、预防政策。为此,他强烈批评有人想把马克思注意主张用于欧美国家的激烈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并说:"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生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仔细揣摩这句话的含意并联系它的前后文来看,孙中山在这里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指按照他认为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也即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不应该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采用暴力式的阶级斗争手段剥夺和资产阶级以消灭资本主义,就这一点来说是完全没有错的。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破资本制度",但当前中国"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言下之意,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也还是要资本主义制度的。
根据上面所引孙中山的各种言论来看,其主张的基本点是:在不具备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振兴经济的同时采取非暴力式的政策措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严加限制,以避免中国走上垄断资本统治、资本家专制的欧美式发展道路。这种主张,以及我们将要在下面介绍的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计划,在当时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充满创造既甚的社会改革构想。
表现之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提出要预防中国"资本家垄断之流弊",用的是什么具体政策或方法呢?他在1912年4月的演说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同年10月的演说中宣称:"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quot;并且指出:国家"兴办生产事业,利仍归公,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垄断、专制。"
他在1919年撰写的《中国事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又说"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
上面的几段话,表明孙中山要采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政策。他所用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大体相同,而对前者使用得更多一些。他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这项政策要求将上引规定的各项经济事业归于国有,并由国家经营,也即人们常说的国有化政策。换言之,孙中山用的是由国家资本经营一切重要的经济事业、对私人资本家的投资规模和经营范围实行严格限制的办法。关于只准国家资本经营而不准私人资本经营的范围,上引规定原已非常广泛,后来仍又不断有所扩充和具体化,如包括公路、运河、海港、渔港、船埠、银行、沼泽、果场、水利、垦殖、能源、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以及一切可专利的公共事业。这就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是企图在作过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尽量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以阻止垄断性的私人大企业出现,"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与此同时,他也肯定私人资本对振兴经济的积极作用,主张私营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的发展应予保护和奖励,并提出了一些改善条件的措施。后来,孙中山把节制资本的概念修订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或称"制造国家资本"),这就恰切得多了。
孙中山在提出"集产社会主义"的同时,曾表示赞赏并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公有"和亨利•乔治关于"土地公有"的主张,认为此二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实施后可使"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的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在前述的政策规定中仅限于大资本公有,而土地方面也只包括城市、交通要律、水域及能生利的土地,可见这项国有化构想尽管规模庞大却尚未能涵盖所有经济领域,这主要是由于容许私人资本存在的缘故。
事实上,孙中山的上述政策远远超出了"限制"和"预防"的意义,而是关于改造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方针和宏大计划。他在《实业计画》中提出了一个气魄宏伟、意义深远的指导方针:“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换言之,他计划在中国建设过程中同时进行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两个领域的重大变革:一是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广泛使用机器大生产来取代落后的手工操作,以促进社会生产事业的飞跃发展和实现中国现代化;一是创建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制,在此基础上组成全国一体化的国营经济体系,由这样政府组成总公司实行统一管辖。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即使用机器大生产的国营经济体系一旦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变得异常强大,从而达到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双重目的,这正是孙中山所企望的。前一目的如能实现,便可使人民充分就业并为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关于后一目的,又如他所说,"大公司、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
然而孙中山认识到,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不足等严重困难。因此,他在民国初年所提出并得到《实业计画》进一步确认的对外开放政策,便也成为了建立国营经济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项开放政策除大力引进外资外,还包括引进外国先进的人材、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等。如他所说"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按照孙中山民初的设想,吸收外资方式大致有如下四种:一是由国家借资自办企业,其中有的可委托外国人经营,但"其财产属之国有";二是国家将企业批给外国人承办,规定期限经营(通常为40年)而后"收归国",具体办法为按合同约定于期满时"无偿收回"或"由国家赎回,仍为国有",或则国家视需要于期满前"备价赎回";三是国家与外国人合资办企业,在投资比例上"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或"中国政府必须拥有股份的半数",而且这类企业"不得垄断进出口权利";四是民间的中外合资企业,对其规模大、获利丰者限期"收为国有",或期满前由国家埃"随意择其优者用款收买"。针对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孙中山在《实业计画》中指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后来他在山民主义演讲中又说"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这种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富有远见的深湛见解,是与他明智地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将会长期共存和能起互补作用分不开的。
孙中山最初在1912年提出的国有化政策,一开始就不只限于创建新的国家企业,且还包括将现存的私人大企业"收归国有"。除前引多处文字对此有所表述外,同年曾屡次表示:"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凡铁路、电车、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这些规定,显然也应适用于在华的外国资本。但在民国成立前夕,他又发表过"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的意见,则与该项政策规定有所茅盾。民国成立后,他曾努力争取以中外合办或批与外人承办的方式,在中国修筑铁路、开设银行等;甚至到了1921年,他还试图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与美国资本家在广东合办大工厂、建造桥梁:这些事例固然表明实施方针政策须要灵活性,却也反映出孙中山因缺乏建设资金而对外国资本有着更多的宽容。再从那十多年间他的有关言论来看,更可知这项国有化政策重要是针对本国私人资本而订的。直至1924年初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才首次作出了如下的明确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有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既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便意味着要将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大企业收归国有,随后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又强调:"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跟以前不同的是,他在演讲中还特别谈到:对于修筑铁路、开辟矿产、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大工厂等,须要"借用外资"但应"由国家经营"。在国有化政策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也正是他晚年强化了反帝立场的结果。
关于国营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曾经有过"资产国有制"的提法。他又说过:"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所谓资产国有或财产国有,即为生产资料和产品国家所有制。他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实施,"国有"、"公有"和"民有"的名词都可通用。他还有"凡国中的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或"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的说法,则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亦无不可。在诸多说法当中,以国家所有制较能反映当时计划建立的国营经济的性质,它属于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再者,孙中山又提倡地方自治,主张由地方政府主持的自治团体从事交通运输以及农矿各业的开发经营,这种地方公营经济的收益虽归当地支配并用于当地人民所需,但其所有制的性质仍应属国有制。在他晚年还提倡过工农合作社经济,则属于集体所有制。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容许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以及还有封建地主经济、城乡个体经济等,故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乃是一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私经济或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国营经济的工人地位和分配问题,孙中山认为劳动者在国营企业中的地位和工作性则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生产所得归国家支配而为全民所有,用于举办保障人民利益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指出:在由国家设立的生产机关中,"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人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工人劳动所得,足以保障其家庭的生活需要。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对工人的新景况作了描述:"对于待开发之产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至于国营企业的分配原则,除了发放劳动工资外,如上文所引,孙中山一再表示要"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归之国民所享";公用"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他强调:"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而所谓"归之国民所享",主要是指由国家举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所列的"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等设施。
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不少人非难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决心。如1922年有一位日本英文报纸的记者向他提出质疑,还特别提到国有事业"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以及集经济权与政治权于一身容易"增多专制之机会"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要重视外国在实施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并指出不能忽略市场竞争的重要性: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克显其效能者。"但他认为,通过政府主管国有事业的经验积累,困难自可逐步克服。他尤其强调这项政策的优越性和革命意义:"就全体论之,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余意更加管理实业,是使富源之分配较为公平。在现时制度之下,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一方面则多数人贫无立锥,成为一大问题。……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公有制优于私有制,正是他要实行这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孙中山说他最初提出"国家社会主义"时,乃是"取法于德"也即借鉴德国的国有化政策。由于那时世界上并无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资仿效,加以国有化在形式上明显异于私人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差异),不同性质的国有化措施在形式上又都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故他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孙中山却比德国和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有化政策,乃至向工人作出某些让步的社会改良措施统统称之"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予以赞扬(对因国有化而取得较明显成效的俾斯麦尤其如此),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不过,孙中山仅是在国有化本身的意义上把俾士麦政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则仍指出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独裁政治"的一贯立场,揭露他把"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的国有化和社会改良措施接了过来,使之成为人民争取"民权的障碍",以达到压制民主、防范社会主义和对付社会党的目的。同样地,如上文所提及,他虽然称赞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却认为它并未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成为"集产之国家"。其实孙中山早就懂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必须以政治变革为前提条件,任何剥削阶级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他指出:"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治体积不相能,故不能存于政治政体之下。"又说:"满清政府者,君主政治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故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之次序,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他决不至于糊涂到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分辨的地步。我们不能因为孙中山把国家社会主义,就把他宣布要实施的国家社会主义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因为孙中山赞扬过俾士麦在德国的国有化措施,就混淆了他准备在中国施行的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容克式资本主义国有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必须指出,德国或其他欧美国家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却既未改变这些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国有化并不妨碍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也没有改变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在政治上实行阶级的事实,故这类国有化依然保持着体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社会本性,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而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有化由于没有付诸实施,我们便只能从其出发点和实施计划、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贯态度来判断它的性质。这项计划的出发点及其政策规定,是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借助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独占性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它的生产资料是公共财产,产品属于劳动者和全民所有,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严加限制,以使中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者,由于对它的种种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愿再走欧美的老路,反对在中国建立由资本家垄断经济从而现成资本家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憎恶西方资本家,与中国资产阶级也从不曾建立过密切的关系,他历来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计划,更因严重触犯后者的阶级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他同时又是国计无产者反的真挚同情者,他的上述主张旨在避免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痛苦,这在当时是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愿望的。至于说到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国有化性质问题,则须指出下列事实:中国资产阶级除了曾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呼过清朝专制统治的覆灭外,在孙中山领导的各次革命斗争中都未积极参与或给以有力的支持(在商团事件中尤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更不曾掌握过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世间短暂的过渡性政权,而孙中山也决不会让其后执政的军阀统治者来领导实施他的国有化计划。到他晚年,则明白宣示要建立一个"最新近的共和国",一个以"人民主体的国家",他主张"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而反对由资本家执政的"商人政府",主张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但这个新国家政权在他逝世前都一直没有建立,也就难以断定领导权最终会掌握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考虑到这种特殊的临时情况,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便不适于由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决定,而应由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重要因素、包括它主要代表或反映哪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来作出判断。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无论从主观动机或是可能造成奋斗客观效果来看,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应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孙中山关于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中国要像欧美一样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反对任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再通过流血的社会革命把它,而是主张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他认为赞扬既能大大加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又可避免中国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和因再次发生社会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早在1905年5月,孙中山便已向第二国际领导人申述过这一主张,说在中国"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同年10月,他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及不使中国发生"第二次之革命"的观点。在未及半年的时间里发表这些主张和观点,是不可分割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即指在君主专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众所周知,孙中山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分别称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一贯要求同时进行这三种革命,这是一个属于在不同领域贯彻革命总任务的问题。而他特别强调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如他所说:"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求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从孙中山发表的许多言论看来,之所以要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两者不可偏废,还因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造离不开政治变革,否则前者将会落空;又如果只实现政治变革而不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则会出现资本家专制之类的后患。后来他还曾赞扬俄国革命"乃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不独君主专制,且实行打破资本家专制,是即所谓社会革命,亦即所谓民生问题"。革命必须同时顾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这层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孙中山的言论里,"社会革命"通常是指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使用起来在含意上又不尽一致,主要表现为革命手段与实施步骤的差异,特别是暴力与非暴力的不同。当他谈及中国必须实行社会革命,或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时,指的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阻止资本家专制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他说到必须避免在中国发生第二次社会革命时,指的是加以暴力方式一举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同可能发生于欧美国家及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他曾对此明确解释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
据上所述,有些论者仅是片面地抓住孙中山说过类似"避免社会革命"的话,或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主张凭空解释为"用资本主义社会来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的革命",便断言他所持乃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观点,这种批评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另一种批评则望文生义地把"毕其功于一役"曲解为"混淆革命的步骤"或"同时实现民生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的空想,则又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
总而言之,孙中山是企图通过在现阶段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他想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功于经济来抑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计划建立的是一个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痼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什么"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还须指出,孙中山从1912年起直至他逝世前的十余年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他所坚持他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在此期间,他的政策主张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变化,但其基本思想原则、理论框架以及总体政策范畴大都是早年确定的,后来也未见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有的研究者将孙中山的政策思想演变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并认为在1924年发生了"质的飞跃",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下面顺便提一下计划经济的问题。
孙中山为了初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要在中国大地上从无到有地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国营经济体系和大规模发展社会化生产,就必须借助于计划经济的手段,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强调?quot;发展中国实业当由政府总其成",提出"有生气之经济政策";"尤有重要问题者,即在我有统筹全局之计划"。所谓计划经济,通常表现为国家充分行使经济职能,或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行为。由于不同社会主义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上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要重视计划经济。
尽管孙中山还没有掌执政权,但凭藉他的自信和使命感,由他制订的《实业计划》一书,洋洋十万言,便是计划经济的突出产物。该书专就如何制造、发达国家资本进行全面规划,目标宏伟,范围遍及全国各大省区、各经济部门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移民等环节。布局中,确定若干经济发展区域及其中心,因地制宜,开发建设讲求配套,发展讲求均衡,分配轻重缓急。这个计划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具有重要的类似意义和现实价值。
由于《实业计画》是一本专论"制造国家资本之大要"的著作,仅限于国营经济而未包括私人经济(只在个别地方顺带提及),故没有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作出论述。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而我们知道,近百年来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埃的社会实践表明,国有制经济(特别是具有全国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的建立及其运作是一个相当繁难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国有化和计划及历经严峻的考验,有的甚至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其可资利用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误区究竟在哪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表现之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造成共产世界的理想
孙中山虽然有时把“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中国只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政策便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知道,不仅在这两者之间,而且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有时又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之间,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他曾经这样说过:“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照此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只可说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据上可知,孙中山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便进入了消灭阶级的自然演变过程,真正的社会平等也随之逐步实现。必须指出,这种认为消灭阶级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大致相同的。在孙中山眼里,俄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赞许这个国家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现在"什么阶级都没有","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而无不均之患"。对孙中山来说,平等并非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他说:"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有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于竞争悲苦之境。"中国到了"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之时,便可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中国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要使"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变为平等"。
孙中山认为,平等与自由、博爱是相辅相成的,而"社会主义之真髓,也不外此三者"。他在谈到建立"一社会主义之国家"的"理想"时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他对此三者作出了新的解释,譬如对于博爱,作出往昔尧舜、孔墨所主张者"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普及于人人",而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才是"广义之博爱",体现"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这一"博爱之精神"。他还进一步说明:"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如同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一样,这种博爱观是与集体主义的观念紧密相连的,也就难怪他曾经把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理解为"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或"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
按照孙中山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必须"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保障人民有"各执一业"的劳动权;国家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收入;所得收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有制问题,如前所述,孙中山把"资本公有"和"土地公有"两者也提到了"社会主义之真髓"的高度,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想见,,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阶级的消灭,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将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分配问题,孙中山首先肯定人民有按各人能力从事劳动的平等权利,说:"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他认识到分配问题对所有制问题的从属性,指出"分配平均之法,又须先解决资本问题",即必先改变资本家对资本(他认为资本也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他赞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即"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认为"分配最平允之方法",是:"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少。余利公之于社会,以兴社会各种之事业。凡为社会之分子,莫不享其余利一分子之利益?quot;同时,孙中山又很重视"养民"即增进人民福利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此采取"种种措施"。他指出:"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他曾多次详细列出社会福利事业所应举办的项目,这里仅举教育问题为例,1912年他便已提出了"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人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1920年更进一步主张,自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皆实施义务教育。孙中山说:"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孙中山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也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更加完美的形态。他还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故"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他又谈到:"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这就是说,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便是实现共产主义。
孙中山认为,共产制度和共产主义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产时代,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消失。到了近代,人们为着解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遭受的痛苦,才又提出要"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他希望,将来在中国能够造成一个"共产世界"。他对于这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长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这段表述,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国家政权机关将逐渐消灭的思想。此外,孙中山还曾谈及在共产主义时代或大同之世泯除国界、消灭战争的问题。
孙中山从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角度指出,实行共产主义能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考英语"共产主义"一词,乃导源于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公有;孙中山在这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众人共同拥有一切,又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直接联系,这倒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本义的。
孙中山虽然把共产主义视为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但认为现阶段根本不适用于国。他在与越飞联合签署的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他又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数千年后"的事,因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实行必待人类"道德智识完美之后"才能做到。他的看法是:到那时人民的道德知识水准已大为提高,自有实行共产主义的能力,完全用不着完美“穷思竭虑”代为“筹划”;我们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本分",是要根据当前的社会条件去推行"集产社会主义"的主张。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确是绝少对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进行预测和具体描述。从以上孙中山的种种论述进一步表明,他确是一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诚信奉者,而且其中有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接近的。但我们又可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者有时混淆不清,在概念运用上缺乏一以贯之的明确规定性;而在认识上也带有一定的直观性,论析某些问题时尚未能透切表象触及其本质。在本文所引或未引及的孙中山言论中,对诸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学说等问题的看法,都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
结束语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经充分考虑到研究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课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提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意见比较困难,因为有人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设置某种警戒线的""。故笔者在坚持科学本无、历史研究也应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与时俱进这一认识的同时,便不得不用大量篇幅援引孙中山的言论文字,藉以提醒人们注意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存在,重视他的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其复杂性质在于这个课题本身的牵涉面很广,笔者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发表个人的看法,对另一些问题则因限于篇幅而未涉及或语焉不详。像这种篇幅过长而又论述不足的情况,尚祈读者鉴谅。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上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愧为中国伟大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孙中山属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就与不足都带有近代中国的历史烙印。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而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仍保有一定的进步历史作用。面对这种情势,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计划以和平方式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对后来中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必须指出,孙中山伟大的"直接过渡"思想,是以实行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中介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渐进式的过渡,这根本不同于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至1920年间实行的派赤卫队攻击资本家、连仅有数名雇工的小企业也收归国有的那种冒进的"直接过渡"。孙中山逝世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既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又不能说没有受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1949年以前中共先后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后者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都与孙中山当年的主张非常相似。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引述"一大"宣言中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的那段话,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还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让私人资本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指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言论有力地表明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中共制定的方针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关系,但后来就很少有人谈及这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基础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孙中山梦寐以求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今日中国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支配地位的确立,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逢勃发展的新局面,都大大超出了孙中山当年的设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不归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得益于思想先驱者们特别是孙中山所作的理论探索。应当指出,在诸如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容许多种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经济共存、地外开发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无法在当前实现的遥远目标等问题上,不论是从新中国前期失误的教训或是从近二十余年正确实践的经验来看,都可以印证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思想主张的价值。而且,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今后仍将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里还须提到。二次大战后相继兴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便采取了近似于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曾经受过孙中山学说的启迪。
据上可知,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以"国家社会义"而言,它是一项准备付诸实施的政策,一个组织社会生产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计划,一条走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通道。它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对客观现实作出判断的实际策。诚然,孙中山的这项政策和计划在当时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但他始终没有为它的实行订出一个时间表,事实上他是想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指明方向。因此之故,笔者认为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评价"主观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笔者也并不同意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冠以"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类的头衔,其理由,上面已经谈了很多。但必须承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包含不少非社会主义成分,即既有无产阶级的倾向(本文论及的多属这种倾向),也有资产阶级的倾向。后一倾向表现为带有一定的阶级调和色彩、冲淡中国城乡对抗阶级之间的茅盾、反对工人举行针对本国资本家的罢工等。如前所说,孙中山的祖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极不发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也级不成熟,可是他长期侨居的欧美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却又全然不同;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中国的传统思想也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孙中山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复杂的,阶级色彩又是不很鲜明的。像这样一位人物,对他应该采取更加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必急于根据某位经典作家提出的理论原则来给他贴上阶级标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作过许多精辟而具体的分析,却始终没有给他们加"××阶级社会主义"的头衔,这又有什么不妥呢?
记得当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一些眼光短浅的西方评论家作出了"社会主义即将在全世界死亡"的预测。但曾几何时,生命力越发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屹立于东方,在不少国家里一度受挫的社会主义力量也有东山再起之势。其实,只要国家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可调和的深刻茅盾仍然存在,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就永无止息。能否始终保持探求真理的无畏勇气,如何令自己的思维适应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便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就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数十年如一日、敢于摒弃那个时代的教条而创立新说的孙中山先生。
关键词:梁启超;社会主义;认知进程;基本内涵;思想根源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5-0120-09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兴起的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热潮中,梁启超曾两度参与其中。作为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中国人之一,他不仅以其生花的妙笔,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这一从日文书刊假借过来的词汇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译名,而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过,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非常繁杂和凌乱。故此,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其社会主义思想做一简要梳理和探讨,以期有助于加深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一、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历程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源于古代拉丁文“Socialis”,原意为“同伴”、“社交”等。18世纪德、意等国出现此词时,它指的是人的社会性。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如法国的圣西门派和英国的欧文派开始把“社会主义”一词用作他们向往的与资本主义大不一样的一种新社会思潮、新制度的名称。此后,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西欧英、法等国家广为流行的新思潮。晚清以降,随着中西交往的日渐频繁,在欧美诸国蔚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逐渐为国人所认知。
据考证,1871年法国巴黎工人起义之时,中国外交代表团恰好正在法国,代表团成员崇厚、张德彝因此得以亲眼看到巴黎公社实况。张德彝后著游记《三述奇》一书对巴黎起义做了片段描述,这是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最早记录。不过,张德彝的手稿由于未出版问世,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对欧洲社会主义最早进行公开报道的是洋务人士王韬。1873年,王韬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上对巴黎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进行了评述,稍后又将这些报道汇编成《普法战纪》一书,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刊刻发行。除此之外,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也对欧美的社会主义有所介绍。其后广学会出版的《佐治刍言》(傅兰雅译)、《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中,也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有所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传教士对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也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一部译著即是上海广学会于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只是该书印数很少,影响不大。相较之下,《万国公报》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则受到国人更多的注意。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曾连续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中国人蔡而康撰写的《大同学》。该文不仅叙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还对国际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做了介绍。文章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德国养民学的“名人”,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概括为“安民新学”、“养民学”。虽然这些书报对于社会主义还是初步的介绍,比较零散,甚至有些错误和歪曲,但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许多晚清士人正是通过这些书报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康有为和一些中文书报,梁启超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在前的1896年,他就读过美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拉米的《回头看》,并在其主办的《时务报》上多次介绍西方社会主义者的一些活动。如1896年9月29日,《时务报》(第6册)就曾刊载古城贞吉的译文《社会党万国大会》,对1896年召开的第二国际伦敦大会进行了报道。“西七月三十一日,英京伦敦,万国社会党人等开大会……聚议时,首及公学校之事,欲使小儿自入幼学院,以至大学,皆以公款办理,庶贫民皆得高等教育也。又认定一禁例,凡十八岁以下之童子,不得使做夜工,又不论何等工业,一礼拜内做工时刻,不得过二十四时。”1897年12月,该报又刊登《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第47册)一文,对1897年英国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作了报道。此外,《时务报》还译载过一篇关于在西班牙处死一个社会党刺客的新闻,在一篇评述德国政党的文章中提到社会党。
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赴日不久,他就掌握了“和文汉读法”,开始能够直接阅读日文书籍。通过日文书籍的介绍,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在《清议报》中发表的《论强权》一文,甚至已经尝试应用《共产党宣言》之语言及阶级斗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及社会发展方向。1903年,梁启超前往美洲游历,期间曾与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及社会党员有多次接触。“哈氏以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其丛报凡数十册见赠,余深谢之。”哈利逊他们声称大改革与小改革均是与社会现状作挑战,所费之力不相上下,中国若是进行改革,最好是从社会主义着手。哈氏竭力劝导梁启超与他们联手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梁启超虽然“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为理由婉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是美洲的见闻使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为今日全世界之一最大问题”,遂立意要著论进行研究。此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论俄罗斯虚无党》、《杂答某报》、《社会主义论序》等文,对社会主义进行公开评介。随着有关社会主义知识的日渐丰富,梁启超开始以“精通”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自居,甚至公开讥笑孙中山等人,“彼辈始终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并且还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民报》作为革命派的机关刊物,进行革命宣传。由于观点不同,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在很多问题上与革命派展开了辩论。起初,双方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关于革命的手段与革命的目标,即是否需要进行反满革命和建立共和政体。到了后期,论争的焦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问题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倡导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社会革命,试图通过平均地权、土地国有、节制资本等办法,防范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弊端在中国出现。对于革命派的这种“社会主义”主张,梁启超坚决反对。他认为社会革命在今日不必行,不可行,也不能行。孙中山等人不过是“摭拾布鲁东、仙士门、麦喀等架空理想之唾余,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贫民”。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不过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梁启超转而
致力于立宪运动,激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最后不了了之。
满清政府的和中华民国的建立,曾经给无数中国人带来了希望。然而急剧动荡的民国政局,严重打击了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信心。社会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由此获得了得以生存的土壤。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形形的社会主义学说纷纷涌入中国,各种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社会主义一时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时髦名词。对于中国思想界这一社会主义热潮,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洲游历。在欧洲期间,他对勃然兴起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悉心的考察。通过考察,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已经不可避免。“贫富两阶级战争,这句话说了已经几十年,今日却渐渐到了不能不实现的时代。”不过,梁启超虽然认为社会主义在欧美是“救时良药”,但却反对中国效仿西方走“激进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他又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与陈独秀、李达等人就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虽然马克思主义后来逐渐风行中国,甚至连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也表示同情共产主义,但是梁启超仍然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大加批判和抵制,直至病逝。
二、梁启超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
“吾认为社会主义为最高尚纯洁之主义”。虽然梁启超素以“流质易变”著称,但却从未明确表示过反对社会主义。相反,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实世界之公理,将来必至之符”,认为将来世界的发展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不过,梁启超之所以对社会主义十分赞颂,主要是因为他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追求均平的学说。“社会主义,即以救私人之过富过贫为目的者也。”社会主义者,溺平等博爱之理论,而用之过其度者也。
从追求均平这一角度出发,梁启超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非常同情。1903年,梁启超出游新大陆,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现象感到十分震惊,深感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生将不可避免。“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余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岂不异哉!岂不异哉!此等现象,凡各文明国周不如是,而大都会为尤甚,纽约、伦敦其最著者也。财产分配之不均,至于此极。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哎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的弊端更加暴露。战后梁启超游历欧洲,目睹欧洲民生凋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益发增强了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好感。“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他断言,“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对于当时备受诋毁的俄国十月革命,梁启超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剩下最难解决的,就是劳工问题。我想不出数年,这问题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俄国过激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它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和前条所谓‘中庸政治’相争,还不知谁胜谁负哩。”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梁启超也颇为称道。“以人格论,在现代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不过,梁启超虽然同情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在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却十分谨慎。在他看来,精神和方法不能混为一谈。社会主义可以具体分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并且这种精神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孔子所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和孟子所讲的“恒产恒心”,就是社会主义的精神。至于采用何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采用,则要顺应本国现实社会的情况而定。梁启超曾把社会主义分为两大派:“一日社会改良主义派,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华克拿、须摩拉、布梭达那等所倡者与俾士麦所赞成者属焉;二日社会革命主义派,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也,麦喀、比比儿辈所倡者属焉。两者易于混同。而性质实大相反。”对于这两种派别的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提出,“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在他看来,中国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过在发展资本主义之时要设法预防资本主义的弊病,以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西方经济之发展全由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趋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对于资本集中,最不适宜。数十年来欲为之效法,而始终失败。然此失败未必为不幸。”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既要着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对本国的资本家进行“矫正”和“疏泄”,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来说就是,对那些能够为本国增加生产力的资本家,要容许他们取偿较优。不过要同时通过政府立法、社会监督等手段,使资本家顾及劳动阶级的利益,不对剩余利益掠夺太过,缩小两个阶级之间的距离,以免遭到反噬。另一方面还要同时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不能将振兴生产力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资本家的身上。在政治条件成熟的时候,要在人民的严密监督下,逐步举办国家公营和地方公营事业,同时还要极力提倡各种协社,办有成效之后,将来再联合扩充,以便将全国生产的中枢逐渐转移到公众手中。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渐进改良式的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最优现实选择。
由于强调改良,梁启超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非常反对。尽管他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精神追求,甚至把马克思的“贫民无祖国”主张也看作是世界大同观念的一部分,十分称道;但是对于方法政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很不赞成。梁启超认为,在欧美,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是过度的自由竞争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矫治其所产生的弊病。而在中国,
这一矫治欧美社会弊病的良药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如果贸然施行马克思主义,则不仅不能治病,反而会把中国带入混乱之中。在他看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是“甘心引狼入室”。虽然国民革命军将万恶的北洋军阀打倒了,但是共产党人发动的工农运动实际上是让那些品质恶劣分子翻过来掌握政权,结果闹得中产阶级不能自存,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今后的国家前途仍然没有光明可言。“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为此,他甚至一度酝酿要出头组织一个政治团体,以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相抗衡。只是有心无力,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三、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认知逻辑
中国近代是一个“主义”并逐的时代。潮起潮落,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了历史的选择。尘埃落定之后回溯既往,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主张可谓是“逆势而动”,似乎很是不合时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长期把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作“伪社会主义”或者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这种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实质上,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夫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抛物,势必向心”。尽管梁启超一生思想多变,但其进化论信仰却从未真正动摇。受进化论的影响,梁启超长期坚持一种线性时间的历史观。他把人类社会的演变看作是一个逐步递进的过程,认为中国虽然目前落后于西方,但是将会沿着西方国家的足迹逐步前进。“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岗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鼋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并且这种演变的过程是按部就班的,既不能超越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也不能避免其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从这一进化论史观出发,梁启超经常强调中国的发展程度不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不具备。“欲为社会革命,非体段圆满,则不能收其功,而圆满之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后,犹未必能行之,而现在之中国更无论也。”在游历美洲之时,梁启超曾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过比较。在他看来,极端之社会主义,流弊甚多,不但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实行,就是在欧美各国也不可行。只有“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的组织行极平等的精神,与中国的国情十分契合。这种主义除了土地国有一条万不可行之外,其余的主张如把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的大事业大部分都归于国有,比较适合中国采用。即便这样,他仍然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施行放在了遥远的将来,“特惜今日言之,非其时耳。”
梁启超虽然由于受进化论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持保守主义立场,但是他并不赞成中国亦步亦趋地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流亡海外之后,耳闻目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弊端,梁启超在坚持认为中国必将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同时,希望能够提早采取措施,免去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痛苦。“我以本质较良之社会,而采行先事预防之方针,则彼圆满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虽为可期,而现在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其亦可以免矣。”一战之后,梁启超未雨绸缪的愿望更加强化。“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过渡之事物,而―任其自然之运,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显然,梁启超虽然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线性的发展过程,但这只是就其宏观进程而言。在微观路径上,他并没有完全陷入机械进化论的陷阱。由此,我们或可理解何以梁启超虽然曾几度表示中国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最后又对改良式社会主义大加提倡。
如果说进化论是影响梁启超对社会主义认知的潜在因素,那么中西国情的差异则是梁启超考虑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现实因素。早在与革命党人论战之时,梁启超就指出,中国的社会状况与欧洲完全不同。欧洲自产业革命以来,贫富悬隔现象已成积重难返之势。而在中国,“中产之家多,而富豪之家少”,“尚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因此,中国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此后,梁启超继续坚持这一观点。“我国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十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坠,欲其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闻之将掩耳而走。抑此类人在全国中,不过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辈若专为此类人谋,而忘却其他,则社会所能救济者几何?是故‘劳动者地位改善’之一语,在欧美言之,则一针见血,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在梁启超看来,表面上中国现在的劳动者“盈天下皆是”,但是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游民,阶级差别非常模糊。“若利用游民以行社会主义运动,其结果必至毁灭社会主义。何也?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国情不同,所要采取的措施自然也不同。故此,当前中国要把解决多数人的职业问题作为社会运动的第一步骤,而不是去从事没有凭藉对象的社会主义运动。“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日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除此之外,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差异。在他看来,中国人素来笃信政治不干涉主义,对于政治极为冷淡。而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主张干涉主义的。由此他断定,“自今以往,若欲举马克思所理想,兰宁所实行之集权的社会主义移植于中国,则亦以违反国民性故,吾敢言必终于失败。”显然,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主张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对国情进行缜密观察和思考之后才得出的结论。虽然他的有些观点未必准确。
在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中,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梁启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之时,他十分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主。“若夫中国,则资本家多为外人非我国人,资本家日多则我国家即日即于亡,可不惧哉?间闻有人倡社会主义,欲以此防资本家之出现,而剂国中之贫富不均者,我亦谓资本家皆为外人,我国人既不能发达本国之工商业以与之抗,此后亦仅有倡社会主义之一法而已。言念及此,讵不痛心,是以我辈之主张,则谓今日当竭力提倡中国之资本家,发达其势力,以与外国之资本家相抵抗,庶我国之工商业,可以发达,而我国民尚有自立之地。若以外国有社会主义,我国亦不可不仿而行之,则舍全国国民为外国资本家之
牛马奴隶以外,又安有他种结果可言乎?”在梁启超看来,全体中国人都处于外国劳动阶级的蚕食和外国资产阶级的掠夺之下,都是被压迫阶级。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尽力发展本国实业以与外国资本家对抗。在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之下,如果盲目效仿西方搞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限制本国资本家的发展,结果不仅对外国资本家毫发无伤,反而会给外国资本家以可乘之机。到那时,“全国人民,乃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笞之下以糊其口”。由此可见,梁启超之所以提倡改良式社会主义,与其对民族利益的考量有着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偏狭嫉妒的态度。”事实上,梁启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激烈反对,也与其民族主义情怀密切关联。“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在梁启超看来,苏联本身已经偏离了共产主义的轨道,实际上是“赤灰色的国家资本的帝国主义者”。苏联支持中国搞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压迫和侵略中国。他认为,共产党早已成了的“附骨之蛆”,他们在第三国际的指挥之下,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本来军事时代,未遑建设,我们原可以予相当的原谅;但他们完全不是走的想要好的路,简直是认作恶为天经地义,所有一切关于国计民生的建设,他们固然没有怀抱,也并没有往这条路上着想。”在《复刘勉己书论对俄问题》一文中,梁启超更是公开放言,“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他是帝国主义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一国的国民性,可是换一面招牌就改得转来吗?俄国人玩的政治,对内只是专制,对外只是侵略,他们非如此不能过瘾,不管苏不苏。赤不赤,玩来玩去总是这一套。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转轮再生的大彼得,全俄人民从前是‘沙’的脚下草,现在便照例承袭充当执行委员的脚底泥,中国从前是‘沙’的梦想汤沐邑,现在便是红旗底下得意的抛球场,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哪一天立刻就相信你,但是能吗?”显然,尽管梁启超对于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认识不够准确,但是其维护民族独立的拳拳之心却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束语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本源上看,是欧洲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想体系。因此,海通以后,虽然源自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陆续传人中国,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落差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早期中国的思想家大都难以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理论蕴含。梁启超也不例外。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改造方法,虽然种种不同,或主共产,或主集产,或主生产事业全部由能生产的人管理,或主参加一部分,或用极端急进手段,或用平和渐进手段。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显然,梁启超主要是从经济问题和社会平等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由于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是打破社会不平等和贫富不均的方法,因此梁启超虽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但却又一再强调“此等言论”实际上“吾中国固夙有之”。在他看来,不仅社会主义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近代产生的社会主义也有着同样的立脚点,甚至连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墨子、管子、荀子等人也曾经提出过一些社会主义主张。“我国之生计学说,常以分配论为首位,而生产论乃在次位也。欧洲所谓社会主义者,其倡导在近百余年间耳。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亦与现代社会主义之派别多歧者略相似。”很明显,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误读和附会。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和超越。它不仅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要对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梁启超忽略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仅仅从单一的分配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自然难以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出精准的评判。
对于梁启超而言,社会主义并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学说,它更是一种救国的手段。确切来说,梁启超并无意去建构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何借助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武器来挽救中国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在早期,他曾积极向国人传播国外的社会主义思想,但这主要是试图通过“牖新说”的办法来开启民智,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随着认知程度的加深,梁启超开始明确意识到,虽然由于中国目前产业萎靡的缘故,社会主义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实业的发达,必将会遇到与西方同样的社会主义问题。因此他认为,“然则社会主义一问题,无论以世界人类分子之资格,或以中国国民分子之资格,而皆不容以对岸火灾视之。”通过认真思考和比较,梁启超提出,“我的主张是,一面用全力奖励生产,同时眼光并须顾及分配。”在他看来,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民族实业的发展,维护国家的经济独立,而且能够未雨绸缪,避免重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覆辙。显然,梁启超是在试图超越单纯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探寻一条能够让中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条道路”。抽象地看,梁启超的这一社会主义发展思路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后续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一向反对研究系的,自从全面,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之后,所采行的政策,几与任公所言无大差异”,就连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历经波折之后也认识到,中国既不能等待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也不能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合二为一,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社会必须经过这一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目标。
不过,美好的理论设计代替不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梁启超的社会主义主张只能是纸上谈兵。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两难。“非奖励生产事业,则全国人非久且瘵死,更无何种主义之可言。”可是如果鼓励发展资本主义实业,则“资本阶级必发生,其相缘之毒害亦随而发生”。为了破解这一困局,梁启超提出,既要扶助中国资本家的发展,以反抗外国资本势力的掠夺和剥削;又不能专注生产忽视分配,要发挥资本和劳动互助的精神,尽量使分配趋于公平,以避免贫富过分悬殊。他公开声明,“只要有破坏劳资调节精神的意思及行为,便与奖励国产的目的不能相容,一样也是我们大敌。”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梁启超的这一调和主张可谓是一厢情愿。格里德在谈及中国自由主义之时,曾经指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于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它的失败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武力来塑造的,而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人应靠理性来生活。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会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应该说,这一针对自由主义的论断也同样适合于梁启超。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由于不能找到实现其主张的有效依靠力量,梁启超的美好构想最终只能沦为纯粹的道德呼吁。岁月流转,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已经成为历史,不过其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许多思考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恒久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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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列宁;实践;人民
一、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演进轨迹
(一)十月革命以前到1918年,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形成
十月革命以前,列宁接受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预测和设想,并将第一阶段即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将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此时,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的主要观点有:(一)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不能存在商品经济的,当然也不可能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列宁认为存在交换的社会主义是可笑的。(二)剥夺剥夺者,建立单一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对立的阶级,人人是平等的,所以也不可能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是生产关系也是单一的公有制。其分配方式也是按劳分配的。(三)计划经济。他认为整个社会都是按计划进行的,甚至是社会生产领域,要对国民经济进行严格的管理。全体居民则成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职员。显然,列宁此时的社会主义观还停留在纯理论思考阶段,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二)1918年春到1922年底,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发展:
1918年春至1922年底,苏联先后经历了国内战争时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这是列宁领导苏联人民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时期,也是列宁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观。首先表现在列宁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我们说,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1)。这是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核心与灵魂。其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深化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认识指导下,列宁先后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新经济政策,主张采用诸如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一切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总之,1918年春到1922年底,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为列宁后来社会主义观的升华打下了基础。
(三)1922年底至1924年1月,列宁社会主义观的升华:
1922年底至1924年1月,这是列宁同疾病顽强斗争的最后岁月。尽管病魔缠身,列宁仍在关注着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仍在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殚精竭虑。在病床上,列宁口授了后来被称为“政治遗嘱”的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实质上都是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紧迫的重大的问题的思考,其中集中体现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思考成果的是《论合作社》(2)一文。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对合作社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新的评价:“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列宁由此转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他认为从前我们把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心放在了革命和政治斗争中,而现在应该把重心转移到文化上面了。
那么为什么之前被人们鄙视的买卖机构合作社制度会被列宁认为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呢?因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因此,凡是有利于人民“过好日子”的政策、制度、方法都被列宁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合作制度是能让人们过上好日子的制度。因此,它也就理所当然会被列宁认为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
二、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主要内容
在苏俄人民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丰富而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体系。其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列宁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过不同的论述。这些论述或代表列宁某一时期的认识水平,或是列宁对某些事物的性质的判定。真正代表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是“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的观点和“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正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它们分别从性质和目的两方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
首先,列宁认为,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已经由一种纯理论彻底地变为了人民的实践。“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3)“变革的意义在于:把社会主义从只是被一无所知的人谈论的教条,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的工作。”(4)这表明社会主义不在是教条,不再是单一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是人们的实践。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深刻揭示。
其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民追求好日子。正如前面所述,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的主体是人民。人民之所以要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其目的就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所以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以前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计划生产,而认为单一的公有制只不过是一种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它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人们过上好日子。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回答科学的揭示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核心。
(二)社会主义的任务论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让人民“过好日子”。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纯文化”,“过好日子”就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像苏联这样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更是如此。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任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要贯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1919年6月,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
(三)社会主义的检验标准论
社会主义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变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之一。“在到达完全的共产主义以前,任何形式都不是最终的”。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受益者。因此,社会主义的任何变革都应由人民来检验、来评判,其标准便是人民认为“比旧制度好”。这种旧制度不仅指资本主义制度,也指此前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指出:“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必须使一切都经过检验,让广大群众,全体居民都来检验我们的道路,并且说:‘是的,这比旧制度好。’这就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6)
列宁社会主义观的体系博大精深,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论及其要点。我们必须科学地对待列宁的社会主义观。首先,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区分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其次,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仅以苏联七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因而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它。
三、列宁社会主义观给我们的理论启迪
首先,人民应是我们思考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人民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主体,离开了人民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离开了人民,也就无法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列宁的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历程表明,正是因为坚持了人民的观点,以人民为思考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列宁才能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科学地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论,才能科学地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标准。只有坚持人民的观点,将人民的利益置于首要位置,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其次实践应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如前所述,促成列宁社会主义观由纯理论走向科学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出现,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每一个新的发展都是以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演进历程昭示我们:无论多么精密的逻辑也演绎不出社会主义的真理,无论多么精美的理论也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要在实践中修正、完善自己。实践应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方法。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人民的实践,坚持实践的观点就是坚持人民的观点,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最后一切从实际出发应是我们处理社会主义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是人民追求“过好日子”的实践活动,实践是变动不居的,社会主义没有一劳永逸的不变的模式。列宁反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不能仅根据纲领争论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主义“当作庄严的色彩画成的圣像”。因此,对待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切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能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纲领去推断该怎样处理它,而是要从有利于人民“过好日子”,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出发去认识它、处理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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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曜.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三重涵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2,(2).
[5]严书翰.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研究[J].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2,(5).
[6]俞良早.深入发掘列宁关于机关改革的思想[]J社会科学研究,2002,(5).
注释:
(1)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466页.
(2)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65页.
(3)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208页.
(4)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52页.
(5)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18页.
(6)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第301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资助,创新科研项目名称为《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YJSCX2014-101HLJU
梁启超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他是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中国第一人,最早全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路线。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源流主要有两个,也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他的代表作《大同书》中有他对中国古代社会主义萌芽的全面总结与理解,阐释了近代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勾勒,即除九界缠缚之苦,实现极乐太平的大同盛世。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这样论述人人平等,“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亦不以爵位为荣,所奖励者唯智与仁而已”“大同之世,全地皆为自治,全地一切大政皆人民公议”[1]。这些反映了康有为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但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并没有就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进行论述,因而从本质上仍然属于一部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著作。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自小就随康有为学习,朝夕相处直到失败,二人相继逃亡日本。十数年的朝夕相处让梁启超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康有为的烙印,尤其是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南海康先生传》一文中明显看出来,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2]除了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在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从十九世纪中期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帝国主义抓住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步步将中国拉进了亡国的边缘。为了使中国免遭灭国的危险,这个社会阶层先后开始探索强国之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迫于自己的统治压力首先开始了探索活动,在西学东进、师夷长技以制夷等思想的影响下,将西方社会民主与平等思想、思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传播到我国。这其中有严复的《天演论》,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这些包含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梁启超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时期梁启超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失败以后,梁启超在思考变法失败原因时,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变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他说:“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之所当为之事,则即以一人独享天下人所当得之利,君子不以为泰也。……地者积人而成,国者积权而立,故全权之国强,缺权之国殃,无权之国亡。”[3]从拥护君主立宪制,到开始思考通过赋予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集中体现了他运用社会主义思想剖析变法的深入思考。梁启超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干涉与放任》一文,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近世所谓社会主义者出而代之。社会主义者,其外形若纯主放任,其内质则实主干涉者也。将合人群使如一机器然,有总机以纽结而旋掣之,而于不平等中求平等。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也明矣。故曰:20世纪为干涉主义全胜时代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虽然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条件适合发展社会主义,梁启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论断,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考察,并通过在西方社会的游历经历将西方国家国情与当时中国国情做了全面的对比比较,并得出了当时中国不适合发展社会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适合通过革命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明显不同的。梁启超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中国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梁启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主义只能诞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足够数量的工人阶级,并且这些工人阶级在知识、思想觉悟上的水平都比较高,这能够使工人阶级团结来,产生巨大的社会革命动力。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有令人起敬者,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之矣。”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梁启超的看法,无论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观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经济,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在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扶植之下,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难以和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经济相提并论。梁启超认为,西方社会那些具有现代、较高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级,绝大多数人没有权利、民主的意识,因此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为“为蠢国之徒资利用”,既然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中国要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先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工人阶级,然后一步步走上社会主义,否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就是梁启超所说“进步有等级,不能一蹴而就”,“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学者,1899年10月25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直接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此后“社会主义”一词才开始被中国所认识、接受、传播。在这一篇文章中,梁启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对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进行了重新解释和说明,点出了社会更替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此后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如《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国之社会主义》、《南海康先生传》、《干涉与放任》等数十篇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利用《新民论丛》开启全面介绍、宣传、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序幕。而纵观二十世纪初期,也就是1900到1915年之间,早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研究,都没有形成像梁启超那样,前后多篇幅地介绍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的成果,无论是朱执信、孙中山,还是刘师培、蔡元培,都只在一些著作中陆陆续续地提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系统的、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考察研究的方式详细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应该说梁启超对待社会主义认真、实证研究的态度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由于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他集中阐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看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经历了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这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如在1916年先后发表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纲领》、《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的巨大启示意义,在国内大力宣传通过革命方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们的主张与梁启超等二十世纪初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要不要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21年前期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先后多次发表了以他为首的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社会主义长篇大论,驳斥以陈独秀、李达等人为首的早期共产党人通过社会革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观点,大肆宣扬基尔特式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说道:“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方面为本主义之敌,一方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了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的利害与之相缘。”所以始终未能拿定主意。“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有祈响,然终未敢自信也。”梁启超等人的主张引起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达、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2月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多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是劳动过剩,并不是没有劳动阶级。在这一方面说来,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5]也在《新青年》杂志上驳斥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坚决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指出唯一出路是用暴力手段,旧政权,建立新式的国家政权。在这次论战当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以陈独秀为首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却在客观上通过争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已经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可以说梁启超在这次论战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不足,让中国共产党人在论战当中不断地深化、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成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这次论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价值,才可以救济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经历这次论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久就在上海成立,而早期共产党人的主张也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之中。除此之外,这论战还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为下一阶段的新民主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干部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当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虽没直接参与,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二人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因为革命宣传的关系,在这个新式学堂当中第一次见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晚年的对那个时候记忆犹新,他说:“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6]在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新民学说对的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认为当时的中国国民愚昧落后,缺乏国家、权利、义务、平等、自由的观念,并认为要想取得社会进步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培养新民是必不可少的条件。[7]对此也曾经说过“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具新思想”[8]。受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在湖南师范专科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组织,取名“新民学会”,主要目的就在于传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除了新民思想之外,梁启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思想也对产生了重要影响,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在这一段中做了一个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间接指出了依宪治国是社会主义治国方向。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梁启超在1917年前后,多次前往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在当时正是就读于南开大学。1917年1月31日梁启超再次来到南开大学讲学,当时作为觉悟社主要成员之一的,仔细旁听了了梁启超的演讲,并且详细记录梁启超这次演讲的内容。当时正好是南开大学校刊《校风》的成员,他的演讲记录最后经过整理,以《梁任公先生演说词》为题登载在1917年2月28日、3月7日出版的《校风》第56、57期。在《校风》报中曾称赞:“吾国现代梁启超,甲午以还,著书立说,可以将著名远东之老大帝国,一奋而筹备,再奋而恢复共和……”。并且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由此可见梁启超对青年的影响。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他们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并将梁启超的一些思想要求渗透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成为党的纲领性文件内容,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三、结论
梁启超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学术界的泰斗,也是将社会主义术语引入到中国的第一人。近代时期,西方文明被引入中国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威胁着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着中西文明的撞击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梁启超以贯通古今和执中见西的学术风格,积极探索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挖掘社会主义思想渊源,并以此来批判资本主义。梁启超结合进化历史观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内涵,创设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梁启超挖掘社会主义思想资源,追溯大同思想的演变,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并结合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阐述社会主义的内涵,为中国人们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前提,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认识、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在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目标上基本一致
系统性的另一个特点是系统诸要素都是围绕共同的目标而运转。让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是其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他信仰和宣传社会主义,研究哲学、经济学、教育学、法理学,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原理都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开辟道路。前期李达宣传社会主义,与不同思想流派的论战都是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做舆论准备。针对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误解和曲解,李达采取了正反两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正面,李达提出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的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限于盲从。”反面,他以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划清与改良社会主义的关系来为科学社会主义正名。他主张开展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讲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的。”“只有学习俄国革命经验,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可以成为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④。李达指出了中国劳动者与西方不同的三个特性,即工作劳动者受剥削压迫特别严重;手工业者失业,再寻职业困难和农业劳动者破产。委婉的表达了他支持开展社会革命的主张。李达在很多著作都体现出社会主义思想。如《现代社会学》虽是一本哲学著作,但书的后面章节如国际的社会运动,马克思之共产主义等,都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和思考。《社会学大纲》目的是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的。《经济学大纲》运用普遍与特殊之统一的理论,提出中国走社会主义到路必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观点。“一切国民,都将到达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必然性。但它却并不是一切都精密的循着同一路线而到达社会主义的”。李达《法理学大纲》讲到“免除中国社会的混乱、纷争、流血等长期无益的消耗”,明确表达用法学帮助国家恢复秩序。连专业性很强的《货币学概论》,李达都讲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还存在,“货币之阶级的作用,又具有另一种意义”⑤。可见,他研究的很多领域都是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做理论探索和准备。
二、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发展上层次递进
系统性理论认为,内部诸多要素是有层次性的。建国前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层次性,可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按照时间线性轨迹,可以看出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重点是呈现阶段性特点的。一是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角度出发,可以看出李达对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认识是逐步深化的。按照时间轨迹,通过回顾建国前李达思想历程来分析其阶段性特点。从1918年到1922年,李达以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和在报纸上的时政评论为主。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还原》,时政类的诸如《五一运动》、《对于全国劳动大会的希望》等。可以看到,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述带有明显地道德评价痕迹,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922年到1932年是他研究初有所成的时期,他所著的《现代社会学》,系统阐述了社会革命的原理,对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关系、领导权问题,被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最高、独成体系、影响最大的专著。在他所著的《民族问题》,在帝国主义对民族的压迫问题上,分析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位置和意义。这一阶段,李达阐述了社会革命原理、如何开展社会革命等内容。1932年到建国前,李达的重要著述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等,其研究范围已经深入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具体领域。这阶段,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上来。如《经济学大纲》,李达指出研究经济是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学大纲》称之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法理学大纲》,韩德培评价李达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的一位拓荒者和领路人。从发展变化的维度可以看出,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逐渐形成、比较系统成熟,再到向各领域深入延伸三个阶段。经历了由理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实的社会主义思想转变。李达早期思想有理想化色彩,比如讲社会主义时:“一面是救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⑥。他认为“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会即共产社会也,社会进化之极致必将达于共产社会”。在后期,他把社会主义分成低级和高级两个阶段,认为低级阶段仍然受旧社会影响,在分配上只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由哲学领域逐渐延伸到法学、史学、经济学等具体领域。不管是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还是出版两部重要作品《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体现出李达对其哲学基础的重视。后期随着《经济学大纲》《货币学概论》《法理学大纲》等著作的发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深化到法学、经济学、史学等具体领域研究中,反应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理解认识的深化。从阐述经典原著到思想富有中国特色。他的《经济学大纲》,其研究目标很明确,“是为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才研究经济学”,他呼吁“除了研究历史上各种顺序发展的经济形态以外,还必须研究中国经济”。他的著作在内容上也体现了中国特色。在《经济学大纲》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作了阐述,例如在论述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时,李达描述了中国古代秦汉到清朝的经济情况,如“秦代,商业的发展已扩张于全国.清代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前,已经非常发达”等等。这都反映出,李达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能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情况,表现出了建国前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走向深入。
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科学回答了“坚持什么样文化方向”和“建设什么样文化”的问题。他总的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06年3月,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后来同志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我国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要引导人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些论述集中而明确地回答了“坚持什么样文化方向”和“建设什么样文化”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集中体现的是一个政党的价值追求。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对这个重要问题的探索和把握。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同志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同志强调,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和现实的紧迫工作切实抓紧抓好,“要把十三亿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到邓小平提出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同志号召“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再到同志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一个共同的思想灵魂就是牢牢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以先进文化为号角,为人民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党的文化工作的根本,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石。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问题上,同志还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新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眼于和谐社会建设,在“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和谐文化”的新概念,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后来,同志对“建设和谐文化”又进行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他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而“要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下,大力建设和谐文化”。“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是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方面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自觉投身亿万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伟大实践”,“积极推进我国文艺创新和繁荣,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和谐文化”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相反,在同志的一系列论述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定是“和谐文化”,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同志有关“和谐文化”的论述,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面前究竟要“建设什么样文化”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党关于“建设什么样文化”的思想。
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还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了科学回答。总的原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这是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揭示,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概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同志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事关文化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一方面我们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另一方面目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滋长,思想领域的噪音杂音时有出现,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我国社会思想更加多样、社会价值更加多元、社会思潮更加多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凸显。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主心骨”,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自觉把科学发展要求贯穿文化改革发展各个方面,紧密结合文化改革发展实际,着力转变文化发展方式,提高文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文化科学发展水平。为此,同志提出,一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既要积极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又努力实现文化自身的繁荣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二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和尊重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使“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保障人民的各项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解决影响文化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协调好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促进文化持续健康发展”。四要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改革发展重大关系,统筹文化改革发展各项工作。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有机统一、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学习和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促进城乡、区域文化一体化发展”,“不断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实现文化又好又快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突出“四个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文化发展趋势和我国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主导。文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力量,不同文化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各自代表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竞争。所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根本”。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重点,“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要广泛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宣传教育。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首要任务,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在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多元多变的情况下,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有力抵御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影响,提高主流思想文化的主导力、整合力,最大限度扩大社会思想认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同志指出:“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是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要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重点深化三个方面的改革,做好三个方面的统筹,即“深化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三、总结
“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要围绕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还涉及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文化建设的领导等方面。他强调,“要把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加大对各种文化人才的培养力度,“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文化名家、文化大师和各领域领军人物,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要努力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把广大知识分子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些观点与以上论述一起共同形成文化建设思想的有机整体,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极大丰富,是指导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伟大中国梦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
孙中山逝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者,都一直对孙中山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对他抱有极大的敬意。但只要稍加留意便可觉察,这种情况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和敬意,基本上是针对他的历史功绩而发的。孙中山学说被视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主要也是着眼于它的历史作用。至于说到孙中山学说的现实意义,即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表现或积极作用,除却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这一类具有超越时代美德属性的抽象思想范畴外,则往往遭到漠视。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如下观点所支配:孙中山是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基本主张不脱为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构想,而在中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这些思想主张较之南辕北辙,更是落伍和过时的了。
孙中山学说被漠视的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一些改变。""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及有关做法,而提出了全党全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的方针。这样,人们在更新思想和社会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去和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在孙中山学说特别是他的经济学说里已多少有所阐发或作过探索,且于其中不乏其知灼见;即使今天中国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的思想主张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借鉴甚至继承的意义。因此,孙中山的经济学说日益成为历史学者所瞩目的研究课题,有些省区和城市甚至在制订建设规划时也企图从《实业计画》这类著作中汲取养料。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孙中山学说中那些具有现实价值的思想见解,从性质上说,仅属于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思想体系中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因素呢,还有和社会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读者们只稍浏览一下海峡两岸出版的孙中山全集本,便不难发现,孙中山本人坦然承认自己服膺社会主义、论及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书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欧美和日本少数学者曾对此发表一些评论外,在中国却绝少有人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专门的、客观的研究。其所以如此,实为中国的政治现实情况使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政坛壁垒分明,社会主义与主义两种势力尖锐对立,知识分子也随之有明确的政治分野。那些持有立场的研究者,一贯视社会主义若洪水猛兽,故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异端邪说"来玷污"国父"的崇高形象;而不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则向来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正统,也不肯承认"资产阶级革命家"能有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反,在评价孙中山时尽量避而不谈他的社会主义却是相当一致的。似此情形,显然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不相容。
研究历史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握客观的历史事实,来源于对经过认真审查的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而当把历史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时,其本人所曾发表的言论文字,自然是研究者首先应予高度重视的第一手史料(虽还不只限于这方面的史料)。研究中有时也可能发现这类史料与其本人的思想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例如故意伪装或欺骗,又或缺乏自知之明等等;但研究者在否定这些第一手史料时,则须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应该承认,有不少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最难以令人信服的一种研究现象是,对被研究者直接提供的大量言论文字不屑一顾,对其客观具体的思想实际也视而不见,而是依凭某些先入为主的理论原则或把某些权威人士的论说当作套语,通过理论逻辑的推演,辅以剪裁史料、史实来得出结论。老实说,这根本不是研究过程所需的科学抽象,而是一种变相的唯心主义研究方法。
我们能不能郑重其事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孙中山学说呢?近代以来,除却科学社会主义一家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存在呢?若非用历史的客观的眼光进行审视,恐怕就很难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只不过存在了极其短暂的时间。就确切的意义而言,社会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多种流派,而莫不以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即令表现程度和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为其共同的主要特征。如果从16世纪初英国人莫尔《乌托邦》(Utopia)一书出版算起,迄今也不到五百年。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于一百多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事。回溯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社会主义究实只是一个问世未久的幼儿,它还仅仅处于初期实验的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曾经震撼寰宇的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彻底失败,便是明显的例证。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阶段的新论断,正是对这数十年间中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冷静地进行反思想和总结而得出的。综观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特点比较鲜明的流派外,也还存在着其他各式各样的、思想观念较为驳杂而不易明确分类的社会主义流派及众多的社会主义探索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当然须有自己的坚定信念,但只要不是冒充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派别,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或真诚探索者不仅不应采取排斥的态度,而且还要善于汲取其积极的探索成果来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依笔者看来,孙中山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及世界社会制度的系列观点和主张,虽然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范畴。
我国近年来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增多了,并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新的突破,这的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然而,也有一些作者研究这个课题,其主旨却纯然为得出孙中山"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或资产阶级观点的结论。在研究中各自发表不同的学术见解,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得出这种结论的部分作者(并非所有作者),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研究,而是从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但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乃是根据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特别是英、法、德三国)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存在于党时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进行归纳分类的。该书所揭示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况的社会阶级矛盾,与20世纪初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不啻有天渊之别;而且,该书所视为欧洲冒牌的社会主义并予以无情鞭挞的,包括反动的、主张恢复中世纪所有制关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企图维护现存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却被当今某些作者分别套用到了孙中山身上,更属牵强附会。至于《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乃据1912年7月彼得堡一份俄文杂志译载孙中山的一篇短文所作的直接评论;这篇短文转译自布鲁塞尔的一份法文报纸,而是它又仅仅是根据孙中山一次演说前半部分的内容写成。当时列宁对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更兼据以评论的只不过是一篇经过辗转翻译的、未能充分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短文,故其评论的准确程度和科学性都不得不大打折扣。这篇评论文字虽在若干方面给予孙中山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却对孙中山的思想表现作出了许多批判性的论断,如所谓"主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空想"、"极其反动的空想"、"反动的经济理论"、"学理上……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民粹主义色彩"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有不少缺乏事实根据的臆断式见解;而这些见解,至今仍对某些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作者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倒未必是适宜的。
笔者认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学者,有不少是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门家,在本专业领域最具发言权,故须牢牢树立自尊、自信、自重的观念。我们固然要尊重前辈学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这也包括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所有精辟论断;与此同时,又必须坚决克服可能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思想习气,通过各自的独立探索和潜心钻研来把历史科学向前推进。
孙中山——社会主义的热诚追求者
孙中山生活其间的19世纪后半叶及进到20世纪,是西方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勃然兴起的时代。发源于西欧的社会主义原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而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在当时更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救国救民"为已任和善于顺应进步潮流、重视"取法乎上"的孙中山,曾多年侨居欧美国家,在考察西方社会现实和形成自己思想学说的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他怀有社会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
早在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时期,孙中山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便说过,"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1905年筹组中国同盟会之际,他以"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义走访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要求加入这个各国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并预言中国将于数年内实行社会主义,以"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历史性职务前后,公开宣称自己是"完全社会主义家"和"极端之社会党";后来还透露:"我当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计画以社会主义的理想来建设中国"。甫卸总统之职,他又随即表示:"此后中国将采取社会主义。"1912年秋,当他汲汲于为新中国擘划建设蓝图之时,连续三天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演讲,热情颂扬"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殷切期盼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政策"。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两年前,正值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却同时怀有"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宏愿,致函第二国际并请其转告"各国的社会主义领袖",期望能协助他实现"这项伟大的志业"。函中还说:"我坚信,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社会主义将治愈中国的疾苦。"凡此表明,孙中山在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是始终不渝的,又是极其热切和真诚的。
孙中山很早就将社会主义称作"民生主义",十月革命后更经常把自己创构的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如在1919年阐释三民主义时开宗明义地表示:"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1921年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为允当。"1924年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重申:"中国的民生主义,就是外国的社会主义。"但据孙中山历年的论述,民生主义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他给民生主义所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认为,"社会主义范围,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由于""民生"二字实已包括一切经济主义",故就民生主义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另从狭义来说,民生主义则仅属于社会经济的范畴,"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孙中山还把民生主义与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以至我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直接相联系甚或等同起来。他在上述关于三民主义的同一篇演讲中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他有时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加以分别,如说"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有时又混同使用,说它们在外国"通称的名词都是用社会主义"。他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肯定这些概念的一致性的:"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他又指出,如果一定要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加以区别的话,那么,"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在孙中山的论述中,还常把"最高的理想"的共产主义与"最伟大之思想"的大同主义、把共产主义社会与"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视为同等概念,两者均属于人类进化的最高社会形态。
根据上面的简略介绍,可知孙中山在其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把自己的主要学说与实践活动同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虽然在对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着某些不够确切的地方,但持有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主张,却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
如前所说,尽管历史上诸多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发展程度和表现方式各各不同,但大体上都具有批判资本主义、否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主张建立公有制的内涵。倘若民有这些基本内涵,就不能称作社会主义。笔者认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互有联系的方面,兹分述于下。
表现之一: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研究者们指出,孙中山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向西方学习,尤其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思想和物质文明,这种意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我们必须同时避免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似乎一提到"学习西方",便也意味着认同了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事实恰好相反,孙中山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及虚假的民族政治令他深感失望和愤懑,而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
孙中山早于1903年致友人函中写道:"欧美之富者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1906年在东京的一次演说中又指出:欧美各国文明进步所造成的"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一些事例,然后断言:"贫富不均竟到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头空话了!"他再举出美国政制的种种流弊之后说:"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
此后近20年间,孙中山几乎从未停止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谴责,类似的言论俯拾即是。而随着时日的推移,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愈加全面和不断加深,对它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
--从资本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产生及其对立关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指明阶级斗争发生的根源和爆发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孙中山多次阐述欧美国家发生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的历史过程,进而指出:"及机器之兴也,则以一人而用机器,可作百十人之工。则不独小工永绝为资本家之希望,而小资本家亦难于自立而见并于大资本家,而大资本家又见于更大之资本家,由是大鱼食细鱼,遂生出欧美等国资主与工人之两阶级,贫富之悬殊乃以日而甚矣!"他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是追逐利润:"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资本家与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截然不同:"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他批判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是"纵资本家之垄断而压抑工人",并谴责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资本家既利用机械而增加产额,又以贱价雇佣良工,坐享利益之丰,对于工人饥寒死亡之痛楚漠然视之。……全额之生产皆为人工血汗所成,地主与资本家坐享其全额三分之二之利,而工人所享三分之一之利,又折与多数之工人。……宜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阶级愈趋愈远,平民生计遂尽为资本家所夺矣!"由此对这两各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社会原因,一并加以说明"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他明确地说:"阶级战争,即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也。"更指出了大资本私有制的存在是造成阶级斗争的根源:"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社会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原因同样如此,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至社会革命,原起于少数大资本家之压制多数平民耳。在各国贫富之阶级相差甚远,遂酿成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还以英、美两国为例作了如下说明:"他们社会有两种绝大阶级,一级是极大的富人,一级是极苦的穷人。富人的财产过多,总是用资本的势力操纵全国政权,来压制穷人;多数穷人不情愿受少数富人的压制,便想种种方法来反抗富人。那种穷人反抗富人的举动,便叫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原因,便是由于社会上贫富太不均。"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群众和剥削者阶级的不同际遇,孙中山深感忿忿不平:"生利之工人则恒受饥寒,而分利之大地主乃资本家反优游自在,享社会无上之幸福,岂非不平之甚耶!""今坐视资本家压制平民而不为之所,岂得谓之平等乎?"他对工人和资本家作出了爱憎如此分明的评价。"世界一切之产物,莫不为工人血汗所构成。故工人者,不特为发达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孙中山在国际社会两大阶级的对立中完全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且他的这种立场是一贯的。这对于判别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性质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揭露资本家专制的确立,及其为资产阶级私利效劳、压迫人民的反动性质。据孙中山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专制(与现时"资产阶级"的概念相同)是和资本家在经济上取得停止地位同步形成的。他指出:"自工业革命之后,用机器以代人工,生产之力徒增,而欧美工业发达之国,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遂生出资本家专制。"这种体制的实质,便是由资本家掌执政权:"现在各国表面上的政权,虽由政府作主,但是实在由资本家从中把持。"即使像美、法这样的"共和之先进国","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他反复指出,这种体制从政治上法律上充分保障资本家的利益,而使工人和人民群众蒙受其害:"大资本家……用金钱势力操纵全国政权,遇事都是居于优胜地位,试看那一国的法律张治中制度不是为资本家而设的!""法律上又保护资本家与地主之专利,故地主益垄断其地权,资本家益垄断其利权,而多数之工人虽尽其劳动之能力,反不能生存于社会。""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五与焉。""英美各国皆受资本家专制之害,……议员又多为资本家所收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孙中山每一提起资本家专制的横暴便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再三说"其专制较政府专制为尤烈","资本专制其害更甚于君主专制",美国的"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并说欧美资本家像以前"专制皇帝"一样"横行无道",甚至比之不敢取下"口不离爱民"那块遮丑羞布的专制皇帝还要肆无忌惮。他特别强调,"现在英美各国的资本家专制到万分",而因"资本家专制到了极点,一般人民都不能忍受"!这可了解到他决心不使资本家专制的危害在中国重现,其原因即在于此。
——抨击垄断资本在本国和世界经济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及其残酷的国际竞争,斥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孙中山指出近代欧美的发展趋势是"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各国资本家所组织的"大公司多属私有,其目的在多获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业皆为其所压倒之后,因无竞争,而后将各物之价值增高,社会上实受无形之压迫也"。其结果,便造成了"一国之需要皆取给于数托拉斯,一国之民生权遂为数托拉斯所握"的局面。而且还不止于此,资本家"恃其财力,不惟足以压制本国,其魔力并可及于外国。……世界财力悉归少数资本家之掌握,一般平民全被其压制,是与专制政府何异!"像在美国,"所有生产厚利皆为大资本垄断,于是拖拉斯一出,几几有左右全世界经济之势力"。他指出:"大资本家……先压制本国的工人,后来势力膨胀,更压制外国的工人。""现在中国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于外国的经济压迫。"同时,各国资本家出于一已私利,"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到处划分势力范围,力图"垄断市场,占领销路",从而持续发生"不顾人道"的、其残酷性不亚于武力冲突的"国际商业战争与资本竞争",孙中山形象化地将其称为"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而他对于这种残酷竞争至酿成兵戎相见的"国际战争"即世界大战的情形,更怒斥为"纯然一简直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
由于中国自19世纪中叶起就迭遭西方列强的侵略,故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压迫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的行径早已有相当清醒的认识。还在1904年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下事实:欧洲列强在非洲的属地已经大体划定,为了进一步"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中国终究要成为那些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而美国出于争夺市场的需要,"要把它的商业与工业活动扩展到世界其他各地,中国就是它必须注目的第一个国家"。二十年后他又痛心地指出:辛亥革命后"国外资本主义之侵凌日迫一日","现在欧美列强都是把中国当做殖民地的市场,中国的和金融都是在他们掌握之中"。在孙中山历年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谴责中,也仍注意到将它们的侵略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国力联系起来观察,如曾指出:欧美国家"占了世界上顶强盛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都很大,总是用这两种力量去侵略弱小的民族";它们"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
根据上述看来,孙中山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显然是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欧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他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挚同情者及其利益的维护者,也作为深受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之害的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先进代表,而地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批判的。这些批判不仅充满激情而且有一定的深度,能够从资本私有制的存在和阶级对立关系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纷争的根源。尽管他在诸如资本私有制的本质等问题上尚未能作出更深入的科学分析,但整个说来,这种认识较之欧洲早期社会主义者乃至当年一些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具备这种认识也正是近代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前提。由于孙中山有了上述认识,故他一方面坚决支持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另方面又始终坚持中国社会改革绝不能走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
表现之二: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反对资本家专制
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是为了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不平等而提出来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便已提到:欧美各国"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晚年又说:欧美国家由于"生出贫富极大的不平等,……国内无论什么事都被资本家垄断,富人无所不为,穷人找饭吃的方法都没有,故发明民生主义,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这种主义近来在外国很盛行,渐渐传到中国"。这就是说,孙中山承认他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思想最初是从西方传入的。
孙中山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呢?他历来对欧美工人运深表同情,如曾说过:"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各咎也。……罢工之事,工人之不得已也,世界上最惨、最苦之事也。"1912年他在欧洲报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英国一百万煤矿工人举行的全国大罢工表示支持,同时指出:"但大罢工还不是革命,它仅仅是表现了日内想掌握社会财富资源的一种愿望而已。显然,只有用武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该文强调:英、美、法等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国民,则大多数人依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这里所说的"革命"和"社会革命",均指社会主义革命那年,他甚至作过一个大胆的预测,认为社会革命将首先在美国发生,因为"美国大资本家擅经济界之特权,牛马农工,奴隶负贩,专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潜势,有一发而不可抑者";并声称该国"政府有之日,资本家亦有之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孙中山更相信欧美各国"富者遇烈,循此而往"的话,"社会之大革命"将难以避免。他就像当时一些激进的社会党人所持的观点那样,认为解决欧美社会问题的办法,"必待多数人之觉悟,而决心为大牺牲,不惜杀人流血,始能达自由平等之目的也"。
基于这种立场,孙中山多次高度评价和热烈称颂俄国十月革命及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近来人类要求社会上机会平均,贫富相等,便是民生革命。……现在已经成功的只有俄国。""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同时又把资本家。""其主义,在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之专制。""对内专制的俄皇;对于贫富的关系,反对世界上一切资本制度。"他强调指出:"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他以肯定的口吻提到了废除资本家专制和资产阶级、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的问题。于此可见,孙中山晚年决定"联俄"并非纯粹出自策略的考虑,而是与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孙中山认为通过暴力手段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改革,"其烦难当有百十倍于政治问题",俄国革命后即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如果是在欧美各国实行流血革命,同样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能否成功也难以逆料。有鉴于此,他又提出了争取用和平手段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前途。孙中山赞扬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是"社会突飞之进步",期望它能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转变为"集产之国家";赞扬欧美各国在战后采取的社会改良政策,如改善工人和企业状况、交通运输事业收归国家经营、实行累进税率以造福社会、通过消费合作社或政府使分配社会化等,是"打破种种旧制度,发生种种新制度"的进化表现。因此,他主张"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益相调和"及举办"种种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事业",以促使社会进化,而批评和反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的观点。显然,这一主张多少是受到了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孙中山对和平改造方案能否行得通也心存疑虑,因为他晓得"资本家要保守自己的私利",故"无论是采用和平的办法或者是激烈的办法,都被资本家反对",他们会"用很专制的威权、极残忍的手段",来镇压社会党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社会党将来为势所迫,或者都要采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未可定。"他甚至重申以往的立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这表明,孙中山的社会主义策略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多选择性,也百含一定的茅盾性和起伏性。
上述国际观,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略这一方面,就不可能对其社会主义思想获得完整的认识和作出公允的评价。而他关于改造作过社会的观点和主张,与这种国际观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虽有所不同,贫富不均现象的性质却与西方无殊。他说:"吾国经济组织,持较欧美,虽贫富不均之现象无是剧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质之殊也。"因此,解决贫富不均问题依然是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目的之一。他对民生主义的实质作过这样明确的表述:"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制贫者是也。"到他晚年依然一再强调:"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说到民生主义的事实,最重紧的是均贫富。"孙中山的观点区别于作过历代农民起义者"均贫富"的思想之处,除了分配社会财富的方法根本不同外,还在于比较能够从阶级关系认识贫富差别问题。如他曾对民生主义作了这样一个诠释:"若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此阶级为贫富阶级:如大富豪、大资本家在社会上垄断权利,一般人民日受其束缚弛骤,陷于痛苦。"对孙中山而言,这种均贫富主张乃是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所希望的是"必要人类得到极端的平等",并指出这种平等观念不是过去就有的,而是"近年人类思想改革"的结果。因此之故,他的均贫富主张便也有更为远大的目标:"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
孙中山认为,从中国的现状来说,由于经济落后和实业极不发达,像欧美那样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资本家专制也并不存在。这就是中国国情与西方迥然不同之处。所以,"譬诸欧西各国,疾已缠身,不得不投以猛剂;外国尚未染疾,尤宜注意于卫生之道。……惟我国与各国社会之状态不同,则社会主义施展之政策,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他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是"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尤为迫切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另方面又须顾及"贫富问题即分配不均问题,欲谋救贫之法,同时须先将不均问题详加研究"。他早就担心,如果像西方那样听任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发展,则"中国十年以后,必至有十万人以上之大资本家"出现。他由此认为,"处今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于是,便在民生主义中相继提出了平均地权、特别是节制资本的对策。孙中山强调这个民生主义政策是根据外国当前的条件制定的,与解决欧美问题相异之处在于对资本家实行限制而不是消灭:"第就吾国现势而论,此民生主义为预防政策,但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而不必遽学各国建资本家悉数扫除。"在他历年为民生注意所作的定义式说明中,就有不少是针对中国资本家、反映该项政策的内涵而发的。如1912年说"民生主义为预防资本家垄断",或"民生主义……乃以国家之力,发达天然实利,防资本家之专制",或"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1921年说"民生主义……谓社会上之财产须平均分配,不为一般资本家所垄断也",或"民生主义就是平民反对资本家、穷人反对富人的反动";1924年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或"民生主义是对谁去打不平呢?是对资本家打不平的,……为贫富的不平等要把他们打到平等";等等。至于孙中山多次提到的民生主义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这句话很能反映出当时的基本主张,其含意是:所谓不反对资本,指的是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并鼓励其有限的发展,以利于发展生产和解决人民的消费问题;而所谓反对资本家,则是要预防中国资本家会像欧美那样对社会经济财富实行垄断,使"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他反复强调预防的重要性,如说:"中国实业发达以后,资本家之以资本能力压制人民,固必然之势;若不预防,则必踏英美之覆辙也。"
如上所述,孙中山认为中外国情各异,在"反对资本家专制"的共同原则下,中国对资本主义应采取不同的做法,即实行和平的限制、预防政策。为此,他强烈批评有人想把马克思注意主张用于欧美国家的激烈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并说:"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生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仔细揣摩这句话的含意并联系它的前后文来看,孙中山在这里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主要是指按照他认为的"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也即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不应该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采用暴力式的阶级斗争手段剥夺和资产阶级以消灭资本主义,就这一点来说是完全没有错的。他强调,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破资本制度",但当前中国"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言下之意,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也还是要资本主义制度的。
根据上面所引孙中山的各种言论来看,其主张的基本点是:在不具备消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必须根据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在振兴经济的同时采取非暴力式的政策措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严加限制,以避免中国走上垄断资本统治、资本家专制的欧美式发展道路。这种主张,以及我们将要在下面介绍的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的计划,在当时实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充满创造既甚的社会改革构想。
表现之三: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提出要预防中国"资本家垄断之流弊",用的是什么具体政策或方法呢?他在1912年4月的演说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会主义。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同年10月的演说中宣称:"我人处今日之社会,……则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于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斯则社会主义之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quot;并且指出:国家"兴办生产事业,利仍归公,则大公司、大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垄断、专制。"
他在1919年撰写的《中国事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又说"防之道为何?即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如是,则凡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皆由实业发展之利益举办。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
上面的几段话,表明孙中山要采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政策。他所用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大体相同,而对前者使用得更多一些。他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这项政策要求将上引规定的各项经济事业归于国有,并由国家经营,也即人们常说的国有化政策。换言之,孙中山用的是由国家资本经营一切重要的经济事业、对私人资本家的投资规模和经营范围实行严格限制的办法。关于只准国家资本经营而不准私人资本经营的范围,上引规定原已非常广泛,后来仍又不断有所扩充和具体化,如包括公路、运河、海港、渔港、船埠、银行、沼泽、果场、水利、垦殖、能源、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以及一切可专利的公共事业。这就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是企图在作过建立强大的国家经济,尽量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以阻止垄断性的私人大企业出现,"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与此同时,他也肯定私人资本对振兴经济的积极作用,主张私营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的发展应予保护和奖励,并提出了一些改善条件的措施。后来,孙中山把节制资本的概念修订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或称"制造国家资本"),这就恰切得多了。
孙中山在提出"集产社会主义"的同时,曾表示赞赏并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公有"和亨利•乔治关于"土地公有"的主张,认为此二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实施后可使"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的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在前述的政策规定中仅限于大资本公有,而土地方面也只包括城市、交通要律、水域及能生利的土地,可见这项国有化构想尽管规模庞大却尚未能涵盖所有经济领域,这主要是由于容许私人资本存在的缘故。
事实上,孙中山的上述政策远远超出了"限制"和"预防"的意义,而是关于改造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根本方针和宏大计划。他在《实业计画》中提出了一个气魄宏伟、意义深远的指导方针:“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换言之,他计划在中国建设过程中同时进行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两个领域的重大变革:一是在所有经济部门中广泛使用机器大生产来取代落后的手工操作,以促进社会生产事业的飞跃发展和实现中国现代化;一是创建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国有制,在此基础上组成全国一体化的国营经济体系,由这样政府组成总公司实行统一管辖。而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即使用机器大生产的国营经济体系一旦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变得异常强大,从而达到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防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双重目的,这正是孙中山所企望的。前一目的如能实现,便可使人民充分就业并为国家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一种很大的新财源。"关于后一目的,又如他所说,"大公司、资本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
然而孙中山认识到,要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切实解决资金不足等严重困难。因此,他在民国初年所提出并得到《实业计画》进一步确认的对外开放政策,便也成为了建立国营经济计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项开放政策除大力引进外资外,还包括引进外国先进的人材、科学技术、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等。如他所说"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必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按照孙中山民初的设想,吸收外资方式大致有如下四种:一是由国家借资自办企业,其中有的可委托外国人经营,但"其财产属之国有";二是国家将企业批给外国人承办,规定期限经营(通常为40年)而后"收归国",具体办法为按合同约定于期满时"无偿收回"或"由国家赎回,仍为国有",或则国家视需要于期满前"备价赎回";三是国家与外国人合资办企业,在投资比例上"华股皆略占优胜地位",或"中国政府必须拥有股份的半数",而且这类企业"不得垄断进出口权利";四是民间的中外合资企业,对其规模大、获利丰者限期"收为国有",或期满前由国家埃"随意择其优者用款收买"。针对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孙中山在《实业计画》中指出:"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两种人类进化之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后来他在山民主义演讲中又说"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这种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富有远见的深湛见解,是与他明智地认识到在当前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将会长期共存和能起互补作用分不开的。
孙中山最初在1912年提出的国有化政策,一开始就不只限于创建新的国家企业,且还包括将现存的私人大企业"收归国有"。除前引多处文字对此有所表述外,同年曾屡次表示:"民国政府拟将国内所有铁路、航业、运河及他重要事业,一律改为国有";"凡铁路、电车、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这些规定,显然也应适用于在华的外国资本。但在民国成立前夕,他又发表过"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的意见,则与该项政策规定有所茅盾。民国成立后,他曾努力争取以中外合办或批与外人承办的方式,在中国修筑铁路、开设银行等;甚至到了1921年,他还试图以南方革命政府的名义,与美国资本家在广东合办大工厂、建造桥梁:这些事例固然表明实施方针政策须要灵活性,却也反映出孙中山因缺乏建设资金而对外国资本有着更多的宽容。再从那十多年间他的有关言论来看,更可知这项国有化政策重要是针对本国私人资本而订的。直至1924年初在他主持下制定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才首次作出了如下的明确规定:"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有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既然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大资本家还没有出现,那么,这项政策的实施便意味着要将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大企业收归国有,随后他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又强调:"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将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跟以前不同的是,他在演讲中还特别谈到:对于修筑铁路、开辟矿产、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大工厂等,须要"借用外资"但应"由国家经营"。在国有化政策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也正是他晚年强化了反帝立场的结果。
关于国营经济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曾经有过"资产国有制"的提法。他又说过:"此类国家经营之事业,……以其财产属之国有,而为全国人民利益计以经理之。"所谓资产国有或财产国有,即为生产资料和产品国家所有制。他并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实施,"国有"、"公有"和"民有"的名词都可通用。他还有"凡国中的规模之实业属于全民"或"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的说法,则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亦无不可。在诸多说法当中,以国家所有制较能反映当时计划建立的国营经济的性质,它属于公有制的形式之一。再者,孙中山又提倡地方自治,主张由地方政府主持的自治团体从事交通运输以及农矿各业的开发经营,这种地方公营经济的收益虽归当地支配并用于当地人民所需,但其所有制的性质仍应属国有制。在他晚年还提倡过工农合作社经济,则属于集体所有制。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由于容许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存在,以及还有封建地主经济、城乡个体经济等,故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乃是一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公私经济或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经济结构。
关于国营经济的工人地位和分配问题,孙中山认为劳动者在国营企业中的地位和工作性则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生产所得归国家支配而为全民所有,用于举办保障人民利益的社会福利事业。他指出:在由国家设立的生产机关中,"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人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工人劳动所得,足以保障其家庭的生活需要。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对工人的新景况作了描述:"对于待开发之产业,人人皆得按其应得之比例以分沾其利益,享受其劳力结果之全部,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至于国营企业的分配原则,除了发放劳动工资外,如上文所引,孙中山一再表示要"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用,……归之国民所享";公用"土地、资本所得一份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他强调:"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而所谓"归之国民所享",主要是指由国家举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如《中国实业当如何发展》一文中所列的"教育、养老、救灾、治疗,及夫改良社会、励进文明"等设施。
当时不论在中国还是国外,都有不少人非难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丝毫未能动摇他的决心。如1922年有一位日本英文报纸的记者向他提出质疑,还特别提到国有事业"往往耗费而乏效能"以及集经济权与政治权于一身容易"增多专制之机会"的问题。孙中山表示要重视外国在实施国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并指出不能忽略市场竞争的重要性: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管理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克显其效能者。"但他认为,通过政府主管国有事业的经验积累,困难自可逐步克服。他尤其强调这项政策的优越性和革命意义:"就全体论之,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矣。"余意更加管理实业,是使富源之分配较为公平。在现时制度之下,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一方面则多数人贫无立锥,成为一大问题。……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公有制优于私有制,正是他要实行这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孙中山说他最初提出"国家社会主义"时,乃是"取法于德"也即借鉴德国的国有化政策。由于那时世界上并无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可资仿效,加以国有化在形式上明显异于私人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差异),不同性质的国有化措施在形式上又都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故他这样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孙中山却比德国和其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时期的国有化政策,乃至向工人作出某些让步的社会改良措施统统称之"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予以赞扬(对因国有化而取得较明显成效的俾斯麦尤其如此),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不过,孙中山仅是在国有化本身的意义上把俾士麦政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的,而在政治上,则仍指出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和维护"独裁政治"的一贯立场,揭露他把"本来都是社会党的主张"的国有化和社会改良措施接了过来,使之成为人民争取"民权的障碍",以达到压制民主、防范社会主义和对付社会党的目的。同样地,如上文所提及,他虽然称赞英国在大战期间的国有化措施,却认为它并未摆脱"资本家之握制"而成为"集产之国家"。其实孙中山早就懂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实施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化必须以政治变革为前提条件,任何剥削阶级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他指出:"缘社会主义本与专制政治体积不相能,故不能存于政治政体之下。"又说:"满清政府者,君主政治之政府,非国民公意之政府也。故满清政府之所谓国有,其害实较少数资本家为尤甚。故本会(按指同盟会--笔者)政纲之次序,必民权主义实施而后民生主义可以进行者,此也。"上述情况一方面说明他决不至于糊涂到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分辨的地步。我们不能因为孙中山把国家社会主义,就把他宣布要实施的国家社会主义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能因为孙中山赞扬过俾士麦在德国的国有化措施,就混淆了他准备在中国施行的社会主义国有化与容克式资本主义国有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必须指出,德国或其他欧美国家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国有化,却既未改变这些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国有化并不妨碍垄断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也没有改变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在政治上实行阶级的事实,故这类国有化依然保持着体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代表整个资产阶级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社会本性,它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是毋庸置疑的。而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有化由于没有付诸实施,我们便只能从其出发点和实施计划、从他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贯态度来判断它的性质。这项计划的出发点及其政策规定,是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借助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独占性的、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它的生产资料是公共财产,产品属于劳动者和全民所有,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严加限制,以使中国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者,由于对它的种种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不愿再走欧美的老路,反对在中国建立由资本家垄断经济从而现成资本家专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孙中山憎恶西方资本家,与中国资产阶级也从不曾建立过密切的关系,他历来关于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计划,更因严重触犯后者的阶级利益而遭到强烈反对;他同时又是国计无产者反的真挚同情者,他的上述主张旨在避免中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痛苦,这在当时是反映了早期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愿望的。至于说到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决定国有化性质问题,则须指出下列事实:中国资产阶级除了曾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呼过清朝专制统治的覆灭外,在孙中山领导的各次革命斗争中都未积极参与或给以有力的支持(在商团事件中尤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更不曾掌握过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只不过是一个世间短暂的过渡性政权,而孙中山也决不会让其后执政的军阀统治者来领导实施他的国有化计划。到他晚年,则明白宣示要建立一个"最新近的共和国",一个以"人民主体的国家",他主张"全体平民自己组织政府"而反对由资本家执政的"商人政府",主张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资产阶级所专有";但这个新国家政权在他逝世前都一直没有建立,也就难以断定领导权最终会掌握在哪个阶级或哪些阶级手里。考虑到这种特殊的临时情况,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便不适于由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决定,而应由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重要因素、包括它主要代表或反映哪个阶级的利益要求来作出判断。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无论从主观动机或是可能造成奋斗客观效果来看,孙中山国有化计划的性质应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孙中山关于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中国要像欧美一样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反对任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再通过流血的社会革命把它,而是主张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国家社会主义"计划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步骤。他认为赞扬既能大大加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步伐,又可避免中国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和因再次发生社会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早在1905年5月,孙中山便已向第二国际领导人申述过这一主张,说在中国"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同年10月,他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及不使中国发生"第二次之革命"的观点。在未及半年的时间里发表这些主张和观点,是不可分割的。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即指在君主专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还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以使中国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众所周知,孙中山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分别称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一贯要求同时进行这三种革命,这是一个属于在不同领域贯彻革命总任务的问题。而他特别强调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如他所说:"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求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济上的平等。……在经济上,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从孙中山发表的许多言论看来,之所以要强调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两者不可偏废,还因为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造离不开政治变革,否则前者将会落空;又如果只实现政治变革而不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则会出现资本家专制之类的后患。后来他还曾赞扬俄国革命"乃以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并举,……不独君主专制,且实行打破资本家专制,是即所谓社会革命,亦即所谓民生问题"。革命必须同时顾及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的任务,这层意思是再清楚不过的。
在孙中山的言论里,"社会革命"通常是指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但使用起来在含意上又不尽一致,主要表现为革命手段与实施步骤的差异,特别是暴力与非暴力的不同。当他谈及中国必须实行社会革命,或社会革命应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时,指的是以和平方式逐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阻止资本家专制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他说到必须避免在中国发生第二次社会革命时,指的是加以暴力方式一举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同可能发生于欧美国家及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他曾对此明确解释说:"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
据上所述,有些论者仅是片面地抓住孙中山说过类似"避免社会革命"的话,或把孙中山的社会革命主张凭空解释为"用资本主义社会来代替封建主义社会的革命",便断言他所持乃是"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主观社会主义观点,这种批评当然无法令人信服。另一种批评则望文生义地把"毕其功于一役"曲解为"混淆革命的步骤"或"同时实现民生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的空想,则又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
总而言之,孙中山是企图通过在现阶段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他想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功于经济来抑制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而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计划建立的是一个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痼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什么"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里还须指出,孙中山从1912年起直至他逝世前的十余年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他所坚持他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主张。在此期间,他的政策主张虽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变化,但其基本思想原则、理论框架以及总体政策范畴大都是早年确定的,后来也未见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有的研究者将孙中山的政策思想演变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并认为在1924年发生了"质的飞跃",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下面顺便提一下计划经济的问题。
孙中山为了初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理想,要在中国大地上从无到有地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国营经济体系和大规模发展社会化生产,就必须借助于计划经济的手段,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他本人强调?quot;发展中国实业当由政府总其成",提出"有生气之经济政策";"尤有重要问题者,即在我有统筹全局之计划"。所谓计划经济,通常表现为国家充分行使经济职能,或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行为。由于不同社会主义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上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更要重视计划经济。
尽管孙中山还没有掌执政权,但凭藉他的自信和使命感,由他制订的《实业计划》一书,洋洋十万言,便是计划经济的突出产物。该书专就如何制造、发达国家资本进行全面规划,目标宏伟,范围遍及全国各大省区、各经济部门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移民等环节。布局中,确定若干经济发展区域及其中心,因地制宜,开发建设讲求配套,发展讲求均衡,分配轻重缓急。这个计划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从事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具有重要的类似意义和现实价值。
由于《实业计画》是一本专论"制造国家资本之大要"的著作,仅限于国营经济而未包括私人经济(只在个别地方顺带提及),故没有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及其与计划经济的关系作出论述。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而我们知道,近百年来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埃的社会实践表明,国有制经济(特别是具有全国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的建立及其运作是一个相当繁难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国有化和计划及历经严峻的考验,有的甚至以彻底失败告终。对于孙中山所提出的有关主张,其可资利用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误区究竟在哪里,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表现之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造成共产世界的理想
孙中山虽然有时把“国家社会主义”(或“集产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中国只要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有化政策便可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知道,不仅在这两者之间,而且在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有时又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之间,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他曾经这样说过:“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照此看来,“国家社会主义”只可说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
据上可知,孙中山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便进入了消灭阶级的自然演变过程,真正的社会平等也随之逐步实现。必须指出,这种认为消灭阶级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前提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大致相同的。在孙中山眼里,俄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他赞许这个国家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现在"什么阶级都没有","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而无不均之患"。对孙中山来说,平等并非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他说:"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有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于竞争悲苦之境。"中国到了"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之时,便可使"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中国革命党人的奋斗目标,也是要使"人人平等自由,世界幸福人人共享,将野蛮变为文明,不平变为平等"。
孙中山认为,平等与自由、博爱是相辅相成的,而"社会主义之真髓,也不外此三者"。他在谈到建立"一社会主义之国家"的"理想"时说:"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他对此三者作出了新的解释,譬如对于博爱,作出往昔尧舜、孔墨所主张者"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普及于人人",而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才是"广义之博爱",体现"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这一"博爱之精神"。他还进一步说明:"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如同孙中山的自由平等观一样,这种博爱观是与集体主义的观念紧密相连的,也就难怪他曾经把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理解为"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或"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
按照孙中山对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必须"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保障人民有"各执一业"的劳动权;国家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收入;所得收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国有制问题,如前所述,孙中山把"资本公有"和"土地公有"两者也提到了"社会主义之真髓"的高度,足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可以想见,,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阶级的消灭,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将占绝对统治地位。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分配问题,孙中山首先肯定人民有按各人能力从事劳动的平等权利,说:"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他认识到分配问题对所有制问题的从属性,指出"分配平均之法,又须先解决资本问题",即必先改变资本家对资本(他认为资本也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他赞同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即"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认为"分配最平允之方法",是:"其分配人工酬报之多寡,应视其劳心劳力之多寡:其劳动大,则酬报多;其劳动小,则酬报亦少。余利公之于社会,以兴社会各种之事业。凡为社会之分子,莫不享其余利一分子之利益?quot;同时,孙中山又很重视"养民"即增进人民福利问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此采取"种种措施"。他指出:"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他曾多次详细列出社会福利事业所应举办的项目,这里仅举教育问题为例,1912年他便已提出了"教育平等: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人公共学校,不特不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1920年更进一步主张,自幼稚园、小学、中学以至大学皆实施义务教育。孙中山说:"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
孙中山把共产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也即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更加完美的形态。他还认为,共产主义是以"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故"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他又谈到:"三民主义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这就是说,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便是实现共产主义。
孙中山认为,共产制度和共产主义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产时代,后来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消失。到了近代,人们为着解除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遭受的痛苦,才又提出要"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他希望,将来在中国能够造成一个"共产世界"。他对于这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长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父子昆弟同处一家,各尽其生利之能,各取其衣食所需,不相妨害,不相竞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这段表述,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以及在这个制度下国家政权机关将逐渐消灭的思想。此外,孙中山还曾谈及在共产主义时代或大同之世泯除国界、消灭战争的问题。
孙中山从民生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角度指出,实行共产主义能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又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考英语"共产主义"一词,乃导源于拉丁语Communis,原意为公有;孙中山在这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众人共同拥有一切,又与"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直接联系,这倒是符合共产主义的本义的。
孙中山虽然把共产主义视为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但认为现阶段根本不适用于国。他在与越飞联合签署的宣言中明确表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他又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是"数千年后"的事,因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实行必待人类"道德智识完美之后"才能做到。他的看法是:到那时人民的道德知识水准已大为提高,自有实行共产主义的能力,完全用不着完美“穷思竭虑”代为“筹划”;我们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本分",是要根据当前的社会条件去推行"集产社会主义"的主张。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确是绝少对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进行预测和具体描述。从以上孙中山的种种论述进一步表明,他确是一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诚信奉者,而且其中有一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接近的。但我们又可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者有时混淆不清,在概念运用上缺乏一以贯之的明确规定性;而在认识上也带有一定的直观性,论析某些问题时尚未能透切表象触及其本质。在本文所引或未引及的孙中山言论中,对诸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学说等问题的看法,都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
结束语
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经充分考虑到研究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课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特殊性在于提出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意见比较困难,因为有人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设置某种警戒线的""。故笔者在坚持科学本无、历史研究也应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与时俱进这一认识的同时,便不得不用大量篇幅援引孙中山的言论文字,藉以提醒人们注意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存在,重视他的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其复杂性质在于这个课题本身的牵涉面很广,笔者对一些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发表个人的看法,对另一些问题则因限于篇幅而未涉及或语焉不详。像这种篇幅过长而又论述不足的情况,尚祈读者鉴谅。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上世纪初期中国人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愧为中国伟大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孙中山属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就与不足都带有近代中国的历史烙印。中国在当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而幼弱的资本主义经济仍保有一定的进步历史作用。面对这种情势,他第一个提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单独在一个国家建立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计划以和平方式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和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对后来中国和东方落后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必须指出,孙中山伟大的"直接过渡"思想,是以实行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为中介的,在这个意义上是渐进式的过渡,这根本不同于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至1920年间实行的派赤卫队攻击资本家、连仅有数名雇工的小企业也收归国有的那种冒进的"直接过渡"。孙中山逝世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既主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可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又不能说没有受到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1949年以前中共先后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后者包括没收官僚资本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都与孙中山当年的主张非常相似。抗日战争期间,曾多次引述"一大"宣言中关于"节制资本之要旨"的那段话,并表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还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计民生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让私人资本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指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言论有力地表明了孙中山的思想主张与中共制定的方针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继承关系,但后来就很少有人谈及这些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奋斗,在中国大陆建立了基础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孙中山梦寐以求方法社会主义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今日中国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支配地位的确立,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逢勃发展的新局面,都大大超出了孙中山当年的设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不能不归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同时也得益于思想先驱者们特别是孙中山所作的理论探索。应当指出,在诸如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容许多种所有制(包括所有制)经济共存、地外开发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以及共产主义思想是一个无法在当前实现的遥远目标等问题上,不论是从新中国前期失误的教训或是从近二十余年正确实践的经验来看,都可以印证孙中山当年提出的思想主张的价值。而且,孙中山的有关思想主张在今后仍将继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里还须提到。二次大战后相继兴起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有不少便采取了近似于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曾经受过孙中山学说的启迪。
据上可知,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主张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以"国家社会义"而言,它是一项准备付诸实施的政策,一个组织社会生产和变革社会生产关系的计划,一条走向社会主义阶段的通道。它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愿望,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对客观现实作出判断的实际策。诚然,孙中山的这项政策和计划在当时并不具备实行的条件,但他始终没有为它的实行订出一个时间表,事实上他是想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指明方向。因此之故,笔者认为把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评价"主观社会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笔者也并不同意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冠以"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类的头衔,其理由,上面已经谈了很多。但必须承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包含不少非社会主义成分,即既有无产阶级的倾向(本文论及的多属这种倾向),也有资产阶级的倾向。后一倾向表现为带有一定的阶级调和色彩、冲淡中国城乡对抗阶级之间的茅盾、反对工人举行针对本国资本家的罢工等。如前所说,孙中山的祖国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极不发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也级不成熟,可是他长期侨居的欧美与日本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却又全然不同;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以至中国的传统思想也都对他产生了影响。孙中山的思想状况是相当复杂的,阶级色彩又是不很鲜明的。像这样一位人物,对他应该采取更加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必急于根据某位经典作家提出的理论原则来给他贴上阶级标签。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作过许多精辟而具体的分析,却始终没有给他们加"××阶级社会主义"的头衔,这又有什么不妥呢?
记得当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之后,一些眼光短浅的西方评论家作出了"社会主义即将在全世界死亡"的预测。但曾几何时,生命力越发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依然屹立于东方,在不少国家里一度受挫的社会主义力量也有东山再起之势。其实,只要国家上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不可调和的深刻茅盾仍然存在,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就永无止息。能否始终保持探求真理的无畏勇气,如何令自己的思维适应于瞬息万变的时代,便成为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这就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数十年如一日、敢于摒弃那个时代的教条而创立新说的孙中山先生。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儒家思想;传统;发展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12-02
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既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又有着该民族和国家深厚的文化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厦的基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同时它也使核心价值体系中其他三个部分的内容具体化,使人们的践行有了遵循。2006年同志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概括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绝,儒学文化中的价值观作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扣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它汲取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一、传统儒家思想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1]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受到一定社会的风尚、习俗和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代就有着注重荣辱的传统。在中国道德史上,《书经?皋陶谟》中最早把人的美德概括为九项: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在此基础上提出孝、礼、悌、忠、恕、恭、宽、惠、温、良、俭、让、诚、信、慈、刚、毅、直、克己、中庸等二十多个道德条目,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鉴于荣辱的重要性,他主张有针对性地进行道德教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存信。以管仲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出了所谓的“四维七体”。“四维”是指礼、义、廉、耻。“七体”包括:教悌慈惠、恭敬患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吝省用、敦蠓纯固、和协辑睦。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之后,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就成为了不可撼动的金科玉律。这些德目经过时代的发展、过滤和检验,其中的合理性内涵被现代人继承了下来,并经过丰富和发展,拓展成为中华民族所广泛认同的十大规范: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了处理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要求和道德规范,鲜明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坚持什么、反对社么、提倡什么、抵制什么,为全体社会成员辨别是非善恶、判断行为对错、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准则和规范,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只有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只有分清是非荣辱,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
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可以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1.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列宁曾经给爱国主义下过一个简短的定义:“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3]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儒家道德体系中三纲之一的“君为臣纲”,即规范了国家和民众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之一。儒家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忧患意识,即一种社会责任感、国家认同感。自古以来,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天下为己任,将报效祖国的忧患之情付之于实际行动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岳飞的“精忠报国”,再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还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
2.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民”。孔子从“仁者爱人”的立场出发,认为对百姓不仅要“庶之”、“富之”而且还要“教之”,即不仅要平等对待、尊重包括奴隶平民在内的所有人,还要爱惜民力民生,不加重百姓的负担,最重要的是他还首创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先进思想,使平民百姓不仅可以接受教育,而且可以做官。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的人。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政治、经济方面把民众放在了社会安危治乱的重要位置上,强调了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儒家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到这里就基本发展成熟了。
3.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文化爱学习的民族,儒家传统思想中关于学习的阐述非常丰富。孔子第一次将“学”与“习”两个字连在一起使用,《论语》更是将对学习问题的讨论放在首篇首章,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习的。荀子一样十分关注学习活动,将自己的总结反思著成了《劝学》,较为系统地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的学习思想。学习可以使一个人的素质得以改造和提高,随之其社会地位与政治素质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儒家圣贤们认为学习不是孤立的,而是与认识论、人性论、政治论、人生观密切相关的思想。
4.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博大精深。其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明确提倡辛勤劳动,反对好逸恶劳。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就是一个勤俭的典范,他在给自己的弟弟和子女的家书中告诫他们“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在曾国藩看来,勤劳节俭才是兴旺的根本,而好逸恶劳就是失败的温床。
5.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论语》中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的说法,既是治国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是强调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能唯利是图,做些没有原则、损人利己的事情。
6.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儒家思想重视诚信,《论语》中直接提及“信”字就有35次之多。首先儒家认为诚信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人最基本的道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次儒家认为诚信是为人处世、与人交际的基本原则。“与朋友交”必须“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是个人赢得他人信赖的主要原因。最后儒家还认为诚信是一个人在修身、行事、治学等很多领域的基本道德规范。
7.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礼”和“礼治”是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以礼入法是封建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则。任何社会都有行为规范,孔子很早就强调,人要遵循规范,这样才能实现“礼乐文明”的社会理想。
8.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虽然十分重视礼仪,但也反对形式主义的排场,而强调内心和感情都符合礼仪要求。孔子说“奢侈显得骄傲,节俭显得寒伧。与其骄傲,宁可寒伧。”奢侈浮华不仅会带来个人道德品质的沦丧还会给国家带来灭顶灾难。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荣辱观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具有民族性、历史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突破了历史局限性,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因为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延续性的特点,所以任何思想、文化的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荣辱观也不例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古代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凝结,很多内容已经成为民族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构建不能割断历史,必须把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其出发点和立足点。中国儒家文化本身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确实有着相当多的思想精华。
但儒家思想毕竟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社会形态的产物,不可避免带有封建性、狭隘性的缺陷。因此,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继承传统儒家思想的同时,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注入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表现形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仅作为道德范畴的局限,从社会主义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以荣辱观来确定社会道德的界限充满了中华道德文化传统智慧。”[4]
“八荣八耻”内涵丰富、标准明确,为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道德标杆,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谁赢得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其实就是在塑造中华民族未来的灵魂。正如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杨伯峻,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N].光明日报,1985-10-13.
[关键词]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始终不渝继承孙中山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多少仁人志士为之牺牲、不懈奋斗的祈盼和梦想。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无疑是照耀中华民族冲破漫长专制和黑暗的第一缕阳光。就明确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作为二十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孙中山的伟大思想显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汲取。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就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启迪。
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就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深刻把握世界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一再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表示要实行社会主义。1912年,他发表题为《社会革命说》的演说,宣称“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重社会问题。”[1]同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总部发表《社会主义之发生与派别》的演讲,更是盛赞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在孙中山这样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领袖的极力倡导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中国广为传播,为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认识条件。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2]为之,他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已经完成,今后应大力开展以民生主义为重点的社会革命。这也是孙中山多次论及和大力称颂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归宿。1919年孙中山在《论三民主义》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民生主义的内涵。孙中山痛感“为资本家者,只知机器之为利,而不恤社会之被害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4]故“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5]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针对党内外一些人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倾向,他指出:“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6],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7]1924年8月,孙中山在演讲中说:“我现在就是用民生二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8]孙中山说,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9]孙中山认为,满清政府,民族主义已达,改良专制政治,民权主义已伸,“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我们“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1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实为人类之福音。孙中山十分关注人类的疾苦,提出为“人生谋幸福”,应着手解决“生计”问题。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11]他指出,这种主张,在我国早已有之,“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问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2]孙中山还指出:“社会主义既欲谋人类之幸福,当先谋人类生存;既欲谋人类之生存,当研究社会之经济。故社会主义者,一人类经济主义也……。社会主义系从社会经济方面着想,欲从经济学之根本解决,以补救社会上之疾苦耳。”[13]孙中山认为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但这正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4]我国古代的博施济众、尚仁、兼爱,都是狭义的博爱,不能普及于人人,只有“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15]所以,“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实行社会主义,“实为人类之福者”。[16]转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是社会主义之上乘。针对内一些人对共产党的反对,孙中山特别指出,这些人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17]如果说要区分一下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区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18]孙中山指出,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由于金钱的发生,才“打破了共产”,所以人类社会的斗争,就是要“再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而“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9]孙中山还对世界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分析归类,认为“自予观之,则所谓社会主义者仅可区为二派:一即集产社会主义,一即共产社会主义。……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0]
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应大力赞成社会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孙中山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和把握。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可分为乌托邦和科学社会主义两派,“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种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21]所以社会主义可分作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针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孙中山指出:“我国提倡社会主义,人皆斥为无病之,此未知社会主义之作用也。处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此非无病之,正未病之防卫也。孙中山认为,我国要吸取欧美之教训,避免走他们的弯路,虽然当时“我国资本家,有资财数千万者,国内实鲜人,即稍有资本,又大半窖金守之而已”,[22]但随之社会的进化,“则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23]孙中山大力提倡和赞成社会主义,这方面的论述相当丰富。1905年5月孙中山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时就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24]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表示“必竭力赞成之”,[25]孙中山在上海社会党总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26]孙中山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7]
孙中山真诚称颂和主张社会主义,渴望社会主义能在中国实行。在孙中山逝世三十年后,中国真的迈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在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完全实现孙中山的遗愿。
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主要集中表现在“三民主义”上,但面对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思潮,孙中山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并极力主张和倡导,这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宽广的世界眼光、博大的兼容胸怀、惊人的远见卓识和罕见的与时俱进精神。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