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范文

社会主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象；本质

现象与本质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范畴，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有本质，必有现象。遵循这一思路，我在学习、研究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时候，常常想到社会主义现象这个问题。但社会主义现象该如何概括，它与社会主义本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类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一、社会主义现象

现象是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依据这一唯物辩证法原理，我们可以认定：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

如何概括社会主义现象？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我们大致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来把握社会主义现象。

从社会生活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描述了这样美妙的情景：人人都受到良好的德、智、体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方面的教育，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能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在政治、经济、思想和个性方面都得到彻底解放，成为社会、自然和自己的真正主人；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整个社会变成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从社会制度方面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实行产品经济；国家失去政治职能，不再具有政治压迫性质，只有社会管理职能；等等。

上述社会主义现象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的时间里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样式去建设社会主义的。它寄托着人们追求美好社会的理想，是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的目标。

或许有人会问，这些社会主义的现象中国有吗？中国正在搞社会主义，与之相比，够格吗？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所当然地要高于资本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看待社会主义，应当从共产主义的高度着眼，不能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过重大波折以及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而降低社会主义的水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一些社会主义现象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依托，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相对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言）应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

当然，应该承认，中国目前搞的社会主义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斯斯所设想的程度，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的谈话中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也就是不够格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必须实事求是，充分看到这一点。

然而，尽管不发达、不够格，中国毕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又有哪些现象呢？我们仍然可以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方面来概括。

从社会生活方面说，物质文明上表现为奔小康、求富裕的极大努力，精神文明上表现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极大努力，社会风气上表现为弘扬正气、扬善抑恶的极大努力。

从社会制度方面说，经济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政治上坚持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此外，与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针以及国家的政令、法律、法规等等也都是社会主义现象。

以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象的不完全概括。之所以与合格的社会主义的现象相差甚远，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而不是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经济制度等方面建构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现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但是，发展生产力的峡谷是不能跨越的。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现象比合格的社会主义现象相差甚远，与缺乏来自生产力方面的强有力的支持密切相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从中国社会主义现象中看出合格社会主义的雏型，不难听到向合格社会主义前进的坚实的脚步声。

二、社会主义本质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以往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是说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问题一无所知，而是指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现象的个性特征。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现象的描述是最有水平和最具普遍性的，后人无出其右者。邓小平同志坚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对于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现象的个性特征以深刻的启迪。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最权威、最科学的概括，则是邓小平同志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最为了不起的贡献。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如此清晰、准确的概括，这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概括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一，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具有普遍性。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邓小平同志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他最清楚。他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符合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要求。然而，邓小平同志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在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又是放眼整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他没有使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直接用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用意是很清楚的。因而，我们学习、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时，要以忠于原意为出发点。再者，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内部最深刻、最稳定、最高层次的东西，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本质一经科学地概括出来，也就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全过程的东西了。因此，无论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或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或外国的社会主义，本质都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五句话，区别只是在于对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将来时（即五句话并未实现，还有待于去努力），对合格的社会主义是现在进行时或过去时（即五句话正在实现或已经实现）。

第二，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突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是论证出来的，不是自我标榜出来的，也不是对资本主义或其它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进行批驳、谩骂中体现出来的，而是要在实践中实干出来的。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前两句突出了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体现出强烈的实干精神，从而克服了长期以来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以及其它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在理论上早已得到了证明。邓小平同志也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说到底就无任何社会主义优越性可言。邓小平同志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特性，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后三句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突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成果归谁享有的问题。“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理想，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做到这点。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⑤“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⑥前两句与后三句互相联系，兼顾了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具备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⑦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一方面指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又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上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质的规定性，不能动摇，但对于如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则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勇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是质的规定性，不能动摇，但对何时或用何种方式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则可以因时因地有别。中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保留了私有制、剥削和差别，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消灭私有制、剥削和差别。总之，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事都可以大胆地去做，一切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事都可以放开地去做。将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建设方式、方法上的灵活性充分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四，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有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如果加进去对人的关怀就更好了，言外之意是邓小平同志忽视了对人的关怀。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直观的看法。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毕生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恰恰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关怀。首先是对全体人民的普遍关怀，表现为对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追求。资产阶级也曾标榜“平等”、“公平”，但事实上做不到。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后三句话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否定。其次是尊重人的个性，表现为为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允许和鼓励先富又不是为了搞两极分化，目的在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关怀既博大又具体，充分体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同志的宽阔胸怀。

第五，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表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展现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不要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经创立和传播，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也不要认为一些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经建立，社会主义的本质就会自然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历史偏差，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他使用的是动态的描述方式，表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永无止境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既不能为此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不能为此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三、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

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对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可作如下的分析。

第一，两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在特征，是可以被人们所感知的，有些（如社会生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主义本质存在于社会主义内部，不能被感官所直接感知，只能用抽象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社会主义现象是丰富的、生动的、易变的（比如，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制度体制是可以创新的、政策法规是可以修订的，等等）；社会主义本质则是深沉的、单纯的、贯彻始终的（但有个逐步展现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现象，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现象因国、因时而异，是个别的、具体的，从而也是片面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会产生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社会主义本质则是一般的、共同的东西。

第二，两者是统一的。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不可分割。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主义现象，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发育的程度，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现象的样式。社会主义现象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露和表现，其样式的不同又反映着社会主义本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发育的状况。

第三，弄清两者辩证关系的重要指导意义。由于社会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立的，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现象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比如，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们在实现形式上的变化或暂时中止（这里单指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暂时中止）都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本质。弄清这点，有利于人们更加进一步地解放思想，澄清各种疑惑，脚踏实地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于两者具有统一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就不能不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就不能不坚持人民民主（实质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就不能不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乃至重大的方针政策。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无从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会动摇。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既要透过社会主义的现象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时还要大力营造、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现象，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让人民群众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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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一卷，第294页。

②③④⑤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第373页，第63页，第123页，第364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社会主义范文第2篇

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即将于北京揭幕。此届社会主义论坛是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的延续。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社会主义论坛，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观点。这些新观点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指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实现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只有两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他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可以创新。现在仍然是全世界都在走向社会主义。必须深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涌现了哪些社会主义内容，才有可能建立当代社会主义理论。

原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肖枫强调，我们现在应当特别重视列宁的两句至理名言，这就是：“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重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概念

《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袁绪程指出，从方法论看，马克思有两种视角的社会主义，一是“生产方式”视角的社会主义，二是“人的解放”视角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中所包含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价值都是普世价值。马克思嘲笑和批判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完全性和表面性，而并不是这些价值观念之本身。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进一步指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在他们的两种层次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其次才是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在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方面，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恩格斯还认为，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并不在于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而在于在此基础上又使社会主义理论拥有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从而又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了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但苏联理论界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并基本上排斥和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使我们长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特别要求我们重新认识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首先从价值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认识什么是现代社会主义，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王占阳提出，由于我国现在并不是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具有最高概括性和最大普适性的社会主义内涵定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内涵定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终极价值的层次上才能获得。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实际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进一步看，普遍幸福主义在现实世界中就表现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普遍幸福，而并不是某种特定的结构性质的东西。黑猫、白猫，抓住普遍幸福就是好猫，就是社会主义的猫。在历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大回归和重大发展，也正是在于它重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功能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副所长徐景安指出，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这是对社会主义直白、明了的解释。凡是有利于老百姓幸福、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价值观和结构，都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反过来，不利于老百姓幸福、不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近年来的改革方向之争，实质上是主张深化改革的功能社会主义与主张退回传统结构的结构社会主义之争，而并不是结构社会主义者所谓的姓“资”姓“社”之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人民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提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而并不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那种把国有化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人民社会主义有五个特征，即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华文化。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社会主义。从政策取向上看，人民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从根本目标看，人民社会主义又是给人民带来福祉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为老百姓所喜欢的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区别于国家社会主义，人民社会主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国家社会主义则是政府控制和配置全部资源，政府包办所有企业，政府作为创造财富主体。人民社会主义就是老百姓作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作创造环境的主体。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正本清源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根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作出更明确的界定，即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从而对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并使人们认识到，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就是充分的社会保障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提出，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最大的剩余价值落到谁手中就是谁的所有制。公有、私有，关键看剩余价值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名义是公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少数人占有，这就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反之，生产资料名义是私有，而剩余价值实际为社会占有，这就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社会主义是社会范畴，不是企业和市场范畴，社会主义不要到企业里去找。社会主义就是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收归社会，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使剩余价值为社会所占有。所以说，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社会保障到多少度，社会主义就到多少度，和谐社会就到多少度。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充分的社会保障。

王占阳提出，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不仅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且同时还是包括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劳动关系、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内容。因此，现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核心已经不是在于国有企业，而是在于公共财政。真正的公共财政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的财政。财政部门已经成为了实施社会主义的核心部门。财政工作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的原则和方向，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成败。

间接公有制应当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华侨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刘新宜认为，人们确立并使用所有制显然不是为了所有制而所有制，而是为了从法律上确定凭什么从事经济活动并获取其最终利益。但现在传统所有制的作用和意义正在不断削弱和瓦解。新型所有制无须以占有权为其存在条件，只要以法律确保公平分配，就能行使其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并获取相应利益。间接公有制是一种比传统公有制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公有制。间接公有制还能使公、私两种所有制形成一种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所以，间接公有制理应成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形式。

吴敬琏指出，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仅以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为例，二战以前捷克经济发展水平仅低于英、德，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0美元，相当于奥地利的五分之一，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可比较的西方国家。这就说明，追求国有比重的不断提高，既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更不能保证政权的巩固。国家正是由于长期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理论，才造成思想僵化，发展缓慢，社会停滞，最终使共产党丧失了政权。

王占阳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生产资料所有制实际总是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实现的。因此，所有权只有通过收益权才能实现；收益权就是最终的所有权。有产权而又没有收益权，那就等于没有产权。反过来，有收益权而又在形式上没有产权，却又等于已经拥有了事实上的产权。所以说，如果人民占有了利润，实际就是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利润赖以形成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因而也就等于使这部分生产资料事实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这种公有制又并不是直接产权意义上的直接公有制，而是通过新式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而间接实现的间接公有制。在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第一位的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第二位才是社会主义的间接公有制和直接公有制。前者是原生的，后者则是派生的。

他还认为，在实行间接公有制的条件下，私营经济实际既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又是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的这种两重性同时也规定了私营企业家既是资本家又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两重性。所以说，在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的条件下，无论私营经济怎样发展，都不可能形成“一个资产阶级”，而至多只能是形成“半个资产阶级”，而在整体上则是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

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指出，我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应当重视对于实践的分析和论证。而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模式，这就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和瑞典都曾在推行国有化后遭到严重挫折。苏联的对策主要是将原来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就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形式，导致了整个经济体制严重僵化，企业效率效益低下；消费品供不应求，人民群众很不满意，最终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坚持不下去。

瑞典的调整则主要是通过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在对马克思理论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主要并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公有化，而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并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到现在，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接近60％，这还不包括其他社会化分配的部分。从而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瑞典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而且把瑞典建设成了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安定。这就证明，瑞典模式的调整，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与比较科学、比较成功的；而苏联模式的调整，是不够科学和不那么成功的。

社会主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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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与再识小农李昱姣 (103)

农村义务教育均等化进程中的体制障碍分析王敬尧 陶振 (85)

农村女性参政的困境与出路——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时树菁 (90)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立法保障董立山 (93)

城中村改造的模式创新与制度构建操小娟 (97)

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经验探论罗建平 王静 (100)

社会建设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再思考贺清龙 (108)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中的地方利己行为分析张楠 (113)

试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尹保华 (116)

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王瑾 (119)

珠三角城乡养老状况比较研究——以中山市为调研个案申群喜 钟绍文 章娜 (123)

国际问题研究

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李路曲 (127)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观徐成芳 王东哲 (132)

浅析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国际化王勇辉 (136)

书评与会议综述

体现“合作共赢”思想的系列丛书——评“国际合作研究丛书”杨闯 (140)

农民成为公民还有多远？——第三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会议综述汤红梅 李俊 (144)

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肖贵清 (1)

多元与“特色”的交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解释功能余乃忠 (6)

剧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启示李华 (11)

马克思主义研究

起点·成果·逻辑·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若干思考涂小雨 (14)

把握“以人为本”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辛世俊 (18)

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文的阶级划分理论——兼论“中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张兴茂 (23)

论中产阶级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王存福 (30)

列宁关于加强执政党理论建设的思想俞敏 (35)

国内外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王亚柯 (39)

浅析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廖成梅 (43)

瑞典现代社会救助制度反贫困效应研究曹清华 (51)

印度农村医疗卫生体制张奎力 (56)

农村社会建设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项继权 (61)

社区分类管理：城乡比较与城乡统筹陈伟东 孔娜娜 (66)

农村社区文化重建与村民自治的发展黄辉祥 (72)

当前农村社区的实验模式及组织定位——对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调查与思考许远旺 (77)

小城镇分化现象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启发柳中杰 (82)

政治学研究

转型期我国公民政治认同变化的趋势与特征孔德永 (85)

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建设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之路谭德宇 (90)

权力·权威·能力——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叶麒麟 (97)

新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批判张胜利 (105)

诚信缺失与诚信规制胡俊超 (108)

简论决策失误的因素与减少决策失误的对策胡原 姚霞 (112)

生态文明研究

关于绿色GDP的否定之否定思考——与梅宁华同志商榷杨兴林 (116)

超越与拓展——生态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周苏玉 张丰清 (121)

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论的思想基础孙金华 (125)

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内协商民主研究综述朱益飞 (1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进展王建国 赵大朋 (135)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研究与建设进展张大维 (141)

社会主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季诺维也夫；列宁；社会主义胜利；最终胜利；“一国胜利”

1924至1925年间，即列宁逝世不久，作为俄共（布）主要领导人和曾经长期在列宁身边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季诺维也夫，写作和出版《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对列宁主义的各个理论观点进行了阐释。本文研究和评析季诺维也夫论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

一

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是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内发生严重分歧和争论的问题。季诺维也夫援引大量列宁的论断，阐述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

第一，季诺维也夫正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思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所谓社会主义胜利，是指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即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而且根据列宁的观点（当然列宁观点同马克思、恩格斯观点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三大差别，没有商品货币，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正在消亡过程中。实现了这种社会状态，才是社会主义胜利。实际上，社会主义胜利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等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提出社会主义胜利，才有科学意义和理论价值。对此，季诺维也夫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指出：工人阶级争得了八小时工作制，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斗争的胜利，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在某个国家夺取了政权，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胜利，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但如此。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实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法令，自然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这种场合我们想说的只是完成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坚决的步骤。宣布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这一事实本身还不是最终胜利的社会主义制度。”[1]（p230）意思是说，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季诺维也夫援引大量列宁的论断，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胜利。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2]（p12）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援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语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只在于社会主义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个阶段，共产主义指社会主义的下一个阶段或高级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按劳分配”通行的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的原则，体现了“资产阶级权利”。在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泉源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季诺维也夫在援引了上述列宁的论述后说：“这就是列宁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科学的定义。”[1]（p232）他的意图在于说明，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列宁在《无产阶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2]（p272）他接着说，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必须消灭地主和资本家，这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但是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且不是最困难的任务。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必须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是一个需要长时期工作的任务。列宁还说，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即使我们的下一代也未必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希望我们的儿子辈或者孙子辈能够把这种制度建成就好了。季诺维也夫在援引了上述列宁的论断后说：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应理解为：消灭阶级；废除一个阶级的，即废除无产阶级。严格地说，“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是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或低级阶段过渡到第二个阶段即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消除分配上的缺陷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并且这种消除是可靠的、稳固的、不可动摇的，是建立在基于最新科学的高度技术上的。”[1]（p234—235）意思是说，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实现了按需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他的这种解释符合列宁的思想。归纳列宁的思想以及季诺维也夫对列宁思想的阐释，所谓社会主义胜利，也即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即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至少”要达到的条件是：消灭了阶级，废除了无产阶级。真正合格的条件是社会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实行“按需分配”的阶段。

第二，季诺维也夫正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俄国不能单独一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思想。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最终胜利。第一个条件是及时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条件，就是实现自己的或者说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3]（p50—51）意思是说，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有限，要把革命发展下去并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一是要求西方许多国家很快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得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二是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在国内同农民“妥协”，即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同农民结成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得以巩固，使无产阶级的事业能够坚持到世界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说明，在列宁的思想上，俄国一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季诺维也夫就此说：“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是这样说的。就实质而言，在这些话里我们已经有了论断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问题上列宁主义的真正观点的全部主要之点。”[1]（p237）他的这一论断，肯定了列宁关于俄国不能单独一国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思想。

社会主义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历经了的严重挫折之后艰难启动的，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改革三十年，中国最大的成就是摆脱了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深入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深入、持续地发展。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这段伟大历程，党的十七大报告给予了高度概括，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顺利、深入地发展。

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提：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斯大林模式占据主导地位。曾对斯大林模式所体现的传统社会主义原则进行过总结，包括：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奋斗等等。这些原则本身无可厚非，也确实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但问题出在教条式地照上述原则去做，没有真正从中国国情出发。1957年之后，‘左’倾逐步发展，以致发生“”，“化”，“”，其结果是，虽然公有制经济部门占到90%以上，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收入差距不大，但却是普遍地贫困；政治体系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使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而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第一书记，公民权利得不到有力地保障。严重的挫折，沉痛的代价，从反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以史为鉴，邓小平认为：“如果说我们建国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1〕(P53)，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P103)他讲：“什么是共产主义?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资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3〕(P116)他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他总结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与时期的改革，思路是不同的。坚持用生产关系的标准，通过改革使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达到一大二公三纯，认为只要公有化程度高，生产关系就能自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后来的实践中，注重单纯的生产关系变革，以致于又回到阶级斗争的立场，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确保所谓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邓小平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的标准，即以生产力为标准，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就使改革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更具原则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也是历史的选择。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创新、求实的改革，冲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实现社会主义由斯大林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

二、改革的重要经验——不照搬别国模式，走自己的路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其特点是，经济方面是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的优势，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经济管理方法；政治方面是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弱化的监督机制。二战后，斯大林把这种模式理想化、固定化，而且当作样本强行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模式整体移植到中国，并不断地强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探索中的一个历史包袱。它留给中国现实社会主义者最大的难题是，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严重对立，使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民主人为割裂。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寻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开放30年我们正是这样走过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一个改革渐进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时，才真正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把市场因素引入计划经济，实际上已经冲破了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传统观念。中共十三大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都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形式和手段，并且市场和计划的作用一样，是覆盖全社会的。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和社会主义联姻，因为市场的作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作用，市场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此为基础，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过程正是由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推进和发展的。在市场经济的带动下，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通过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因其复杂性和敏感性，我们采取了更为谨慎又不失时机的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4〕(P133)“政治改革总的目标无非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5〕(P144)“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还有一个内容是提高效率。”〔6〕(P140)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扩大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方略，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并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民利。与此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七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支持职工参与管理。

在改革开放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苏联模式所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有别于马克思的原创社会主义构想，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它是一种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又富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发展模式。

三、改革开放的着力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特色的结合

改革开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邓小平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不但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坦率地说，中国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这种信仰是一种动力”。〔7〕(P52)改革开放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障，邓小平多次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不变的；改革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同富裕这一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原则。正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不断探索正义，追求社会和谐，并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原则贯彻的社会主义结构和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善民生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重点，公平被确定为社会建设的目标，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最好体现。

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注意挖掘中国历史资源，赋予其现代意义以期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改革开放作为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举措，必须十分注意本民族的文化，通过启动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彰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民族特色。十七大报告要求：“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改革不是否定历史，而是以史为鉴，积极地、批判的继承历史，发展历史，进而创新历史。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早就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但是，要以中国的东西为主〔8〕(P82)。邓小平也主张：“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9〕(P151)这正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当坚持的学习原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是不容否定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取向，全党、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求实创新，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取得更大、更骄人的成就。

[参考文献]

〔1〕〔2〕〔3〕〔4〕〔5〕〔6〕〔7〕〔9〕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社会主义范文第7篇

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评价问题

赵家祥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即“社会主义本质的展开是一个过程”中，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首先做了如下评价：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不仅仅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验事实，而是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预测和设想”，而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的理论概括”。接着他给出了这个评价的根据：因为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还没有完全消灭剥削，……还没有完全消灭贫富差别和两极分化，……远未达到共同富裕的程度。”据此，他给所谓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下了一个“最为概括、最为抽象的定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并且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并自认为“这个定义虽然非常简单，但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赵文在第四部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贡献”中，再次强调“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他的所谓“从最概括、最抽象的意义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定义。而邓小平只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功能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故只能排在“从划分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志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后面，位居第三。另外，赵家祥先生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这四个方面中，第二个定义是第三个定义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它所能发挥的功能”。笔者以为，这样来评价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意义和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值得商榷的。

要搞清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意义，恐怕还首先得回到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基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2]正是从这个最深层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原理的高度出发，他们才得以进一步界定了未来高级形态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区别的基本特征。在此，各个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显然是马恩所考察的区别其不同性质的最根本的规定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构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商品生产与雇佣劳动制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而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产品经济与“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构成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3]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像革命导师那样运用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指导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运动方向，而不是抱着革命导师的个别结论不敢或不愿与实践相结合，更不是用些革命导师都未曾用过的、简单的、笼统的、抽象的、根本不符合辩证法“扬弃”思想的所谓“之后、相对立、优于、高于”等词来沾沾自喜。正是从此意义上，我们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做出的最高，也是最深层次的新概括。”[4]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它坚持了革命导师运用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原理来区别不同社会性质的根本规定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此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它是把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原理与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并为在实践中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也正是从此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志与社会本质属性相比也只能是较低层次的概念，因为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

二、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哪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本质的问题

赵家祥先生提出“最抽象、最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精神是难人可贵的。但是，如果细读赵文，我们会发现他提出的不是“社会主义”本质，而是“发达社会主义的本质”。为了支持“发达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他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出了他自己的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即“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发展将经历四个大的阶段：(1)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3)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划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这里，赵家祥先生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而且将这两个阶段与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并列，是令人存疑的。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基本规定性上(如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所提供的前景与空间、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等)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有无质的不同?就像过渡时期在基本规定性上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有质的不同一样?倘若不是，我们就不能随意将同质的社会拦腰砍断。而且他的划分也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众所周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一些论著中曾使用过“完全的社会主义”、“巩固了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等概念。但由于实践的局限，列宁未来得及赋予这些词以确切的现实界定。到1960年，他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正在胜利地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其中某些国家已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至此，发达社会主义概念才被当作表述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后来，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论断，1982年安德罗波夫提出苏联社会仅仅是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的起点论。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应注意，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划分，已与其大过渡的观点相联系，他所提出的不发达社会主义其实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是指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所以此处的不发达社会主义显然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根本区别。[5]而赵文却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即使按照的两阶段划分和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划分，也只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作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而恐怕不能将此起点与其所属的历史阶段割裂划分。显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所要揭示的是处于“过渡时期”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绝不仅仅是只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而赵先生实际上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只当作初级阶段的本质，至于初级阶段以后的本质则要以他的“最抽象、最概括的意义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为主了。其理论依据显然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缺乏精确限定的概念!

三、关于社会主义现阶段是否具备概括社会主义一般本质的可能性的问题

赵家祥先生在文章的第一部分还提出一个观点，即“任何社会制度的本质都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到了它的本质充分展开的成熟阶段，才能根据经验现实在理论上概括出它的本质。”他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指出“在简单协作和工厂手工业阶段，由于其本质尚未充分展开，因而人们当时无法根据经验现实在理论上确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这就是以揭露资本主义本质为基础的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而不能在这以前的根本原因。”随后，赵先生断然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没有达到其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熟阶段；即使是原苏联，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而人们也就无法从历史和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中概括出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而只能概括出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某些特征。”所以，他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实际上它是一种科学的预测和设想。”然而，对于赵先生的这种逻辑推理笔者也不能苟同。

首先，赵先生认为，“无论哪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到了它的本质充分展开的成熟阶段，才能根据经验现实在理论上概括出它的本质。”的观点及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的说明。既然如此，我们就无法在“发达的社会主义”远未到达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据他们当时所见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做的预测和设想”，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验事实，……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社会更高发展阶段的预测和设想”。那么，赵先生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下的“最为概括、最为抽象的定义”自然也没有什么“经验现实”依据，而只能是一种“预测和设想”。

其次，对于赵文提出的目前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没有达到其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熟阶段”，因而不具备概括社会主义一般本质的可能性的原因，笔者亦不敢苟同。因为此看法是与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此，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用赵“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观”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义”无法解释现实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更在于对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熟阶段”的衡量标准的判断和认识问题。赵文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与社会主义社会类比，说明其观点的正确性，但这却恰巧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因为就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机器大工业阶段相比显然是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在异质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肯定是无法概括出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这是笔者所赞同的。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机器大工业自然也是其同质形态内的一个发展阶段。根据罗荣渠先生“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来分析，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合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后，它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构成社会主义社会形态。[6]所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达到“本质充分展开和显露出来的成熟阶段”，其衡量标准恐怕不能用“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并且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这样笼统而简单的概念来判断，而应该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基础与社会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展开、调适、磨合的广度与深度，以及以此为动力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及程度等方面来着手分析和判断。

再次，对于赵文提出的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评价及其根据，笔者不敢支持。赵文前面才说过“人们无法从历史和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中概括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后面却又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验事实”；前文刚说过人们“只能概括出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某些特征”，后文却又说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包含着对社会主义社会更高发展阶段的预测和设想”，显然“现阶段的某些特征”与“更高发展阶段的预测和设想”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两个概念竟然都不可能概括社会主义的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难道非要等到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般过去时”(英语中的时态名称)，才能概括其一般本质和基本规定性?那时概括出来的本质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还有多少理论价值?至于赵先生在文中用以评价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根据，笔者认为在方法和内容上均有存疑之处。在分析方法上，赵先生或许有点以偏概全。我们知道，英国、日本至今还保留有女王、天皇，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怀疑它们具有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未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就否认当今中国社会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分析内容上，赵先生或许忽视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我们现实的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人民民主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标志的政治制度等正是“已经存在”的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物质条件”，而这些物质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现方式及其科学的经验总结正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得以产生的科学根据。

总之，要想正确理解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既不应该从本本出发，但也不能丢掉“老祖宗”。而应该像我们党所倡导的那样，“马列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2-10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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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贲思.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50-54.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52-64.

社会主义范文第8篇

一、社会党的来龙去脉

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必定要涉及到社会党，因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社会党的由来

德国社会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它成立于1869年。1875年该党与机会主义宗派组织――拉萨尔派合并，从此埋下了机会主义的隐患。在德国之后，欧洲美洲的一些国家纷纷建立了类似的政党。1889年，德国社会等政党正式成立第二国际。20世纪初期，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社会党。

1895年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内部本来就存在的机会主义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德国社会领导人之一的伯恩斯坦，从1896年起就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1899年他抛出了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社会人的任务》，要求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各国社会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纷纷为伯恩斯坦鼓掌叫好，并结合一起攻击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分裂成左、中、右三派，而领导权则掌握在和中派手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一些中派领导人背叛了第二国际原来的宗旨，公开站在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摇旗呐喊。第二国际就从修正主义泛滥走向最后破产。

第二国际破产后，导致大分化大改组。1919年3月2日～6日，在列宁的领导下，第二国际的30个左派组织联合起来，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也就是第三国际。1919年2月3日～10日，第二国际的26个组织和一些中派代表为赶在第三国际成立之前，便在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召开了社会党代表会议，复活第二国际，由于会议在伯尔尼召开，所以又叫“伯尔尼国际”。1921年2月22日～27日，第二国际的13个中派组织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召开了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又称作“维也纳国际”。

第三国际成立后，制定了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方针。1922年4月2日～5日，三个国际的代表在德国的首都柏林召开了会议，讨论了联合问题。由于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的代表制造障碍，会议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会后不久完全分裂。1923年5月21日，“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及其所属的40多个组织在德国汉堡召开了会议，合并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第三国际大唱对台戏。“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继承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在理论上，他们宣扬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实践上，他们反对苏联，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占领布鲁塞尔，“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总部迁往伦敦，从此停止了活动。1944年9月，英国工党倡议重建社会党的国际组织，得到了一些社会党的响应。经过将近7年的准备，1951年6月30日～7月3日，他们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代表大会，参加大会有34个社会党的106名代表。这次大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伦敦，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第一次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党的目标，同共产主义相对抗。

2、社会党国际的概况

当前，社会党国际的英文名称是“theSocialistInternational”,简称“SI”。其成员党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多数成员党名称是“社会”。社会党国际的最高权力属于代表大会。每3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理事会和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理事会设主席1人，副主席至少25人，他们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社会党国际的主席和副主席4人，以及名誉主席18人。社会党国际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截至2006年，它有成员党110个，咨询成员党30个，观察员党14个。它还有兄弟组织3个。社会党国际传统的活动中心在欧洲，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党国际的非洲国家成员已超过了欧洲国家。从1951年以来历届社会党国际的主席都是西欧社会党的代表，现任社会党国际主席是希腊社会党人乔治・帕潘德里欧。

3、社会党的国际影响

在当代，特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党是一支较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从党员人数看，以西欧为例，社会党党员人数比共产党党员人数要多。1986年，西欧社会党的党员人数为1100万人，共产党的党员总数是286万人，双方比例为3.8比1。从他们在各国的社会地位看，近年来，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党已先后执政或参政，有的执政有几十年之久。到1989年为止，在五大洲执政和参政的社会党有23个。

除了西欧之外，东欧国家演变前的共产党，不是从社会党转化而来，就是与社会党合并而来。因此可以说，东欧和整个欧洲，是有社会党的传统的。

亚洲的社会党成立得比较晚一些，影响也小得多。日本社会党成立于1901年，创始人是片山潜和幸德秋水，该党参加了第二国际。1911年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社会党。

现在社会党国际已不同程度地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在亚洲，1953年1月6日，成立了“亚洲社会党会议”，总部设在缅甸首都仰光。1958年以后，“亚洲社会党会议”停止了活动。社会党国际为了加强它在亚洲的影响，1977年成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书记处”，1981年成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党会议”。在非洲，1981年2月成立了“非洲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突尼斯共和国首都突尼斯。1978年9月，“社会党国际”在拉丁美洲成立了“社会党国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委员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11个成员党，14个有联系的党（1983年统计）。

从总的情况来看，在亚非拉社会党的力量中，拉丁美洲社会党的力量比较强大，亚洲社会党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

4、社会党发展的原因

（1）战后阶级结构的变化。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白领工人日益扩大，知识分子迅速增加，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据统计，他们约占各国就业人口的50～70%。这个阶层一方面对现存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又害怕社会动荡，尤其害怕发生战争，因此，他们容易接受社会党的和平改良政策。

（2）统治阶级缓和阶级矛盾的让步政策。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比如让中左势力上台执政或参政，推行所谓民主政治和福利主义等等，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这种情况就使一部分工人群众安于现状，反对根本变革社会，出现了政治冷谈主义，而更多地支持社会党推行的福利主义。

（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暴露了苏联在民主和法制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1966年开始的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形象也是严重损害；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困难，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所有这些情况，都在客观上为社会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1、“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一般认为，法国的路易・勃朗早在1839年写的《劳动组织》一书中，就对民主社会主义下了定义。其含义是：为了建立用来取代资本主义剥削的国家工场，确保工场运转的国家必须预先通过普选得到改革，并做到代表全民。

1888年，德国社会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论社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中明确使用过这个概念。1899年社会右翼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一书中，也提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

第二国际初期，社会民主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马、恩曾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人。但他们一直认为这个字含义不太准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的叛变，“社会民主主义”也随之成为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从1951年社会党国际建立起，正式改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

2、基本理论和政策

（1）多元化的思想来源。社会主张“政党没有世界观”。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通过的《法兰克福宣言》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多元化，社会主义运动不要求有统一的世界观。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是相当庞杂的，它包括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黑格尔哲学、天主教的社会学说、新康德主义、新实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等。社会党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右翼反对马克思主义，其左翼则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思想来源之一，与各种混杂思想并列。

（2）议会民主道路的理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走民主的、和平的和议会的道路，反对暴力革命。社会党国际成立时，把和平过渡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主张写入自己的纲领，声明“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自由的新社会”。社会党把“民主方法”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依靠普选取得议会选举多数，从而上台执政。

（3）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社会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民主，反对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反对无产阶级，建立民有民治民掌的政府；经济民主，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强调工人和基层群众参与管理；社会民主，从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和其它改革措施着手，削弱资本主义对经济的统治，建立“全民福利国家”；文化民主，允许各种意识形态的独立和自由地发展。

（4）党建学说。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现代的社会主义事业，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因此，表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政党组织上，就不应该只是一个阶级的党，而应该是人民的党，或者是全民党。现在，大多数社会党、社会都以人民党自称。在党的性质问题上，社会党从争取各阶层的支持、扩大自己在竞选中的影响出发，采取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改变党的性质的作法，使党变成一个群众性的各阶级的结合体，这是具有改良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组织上的必然表现。

（5）国际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奉行国际民主的政策。社会党国际及各党成员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国际性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地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实行“国际民主”，奉行“国际缓和”、“裁军”、对话、合作的外交路线和欧洲独立、一体化的政策。

3、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方针政策中，通行着一些基本的原则：（1）民主的原则；（2）多元化的原则；（3）自由、公正与团结的原则；（4）人权、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5）社会改良原则。这些原则，既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构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特点。

4、近年来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动向

近年来，社会党国际和一些国家的社会党根据整个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纷纷修订和通过新的纲领性文件。在一些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上发生了新的变化。

（1）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十通过了起草工作历时十一年的新的《社会党国际原则宣言》、《社会党国际人权纲领》等重要文件。宣扬多元化、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承认各国和不同时代的“民主自决”；否定该国际过去所主张的国有制思想，强调在宏观调节下必须由市场向社会提供创新的活力，提出要将争取自由、公正、团结的传统斗争融合于致力和平、发展、环境的斗争，通过加强联合国，缔造“民主的世界社会”。

（2）联邦德国社会1984年决定起草新的纲领，于1989年12月交由不来梅党代会讨论通过。新纲领一方面继承了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的某些核心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有：把民主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持久的任务；遵循自由、公正、互助的基本价值并对其作多样性的解释；建立民主法治国家；坚持混合经济等等。另一方面，新纲领在内外政策方面对男女平等、人与自然、经济民主化、推行共同安全的和平政策、赞成欧洲联合等问题作了创新和发展。

（3）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连续三次失利，以金诺克为首的工党领袖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迄今的理论和政策。1988年，金诺克和工党副领袖罗伊・哈特斯利联名签署了《关于民主社会的目标和价值的声明》，于同年10月的工党年会通过，它是工党制定新纲领的指导性文件。同工党1982年的纲领相比，声明关于社会主义和工党的目标的提法有一些不同之外，开始明确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在国家职能、国有化、市场机制等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

（4）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大左翼阵营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局面更像是“十月革命”前后局面的颠倒：当时是社会主义政党争相左倾，每一个落在后面的政党都设法去拉住前面政党的后襟；现在却是竞相后退，每一个党都用自己的后背贴向比它更靠后的党，而那个党便急忙向后闪开，惟恐成为前面那个党的避风墙。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剧变对整个西方大左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最近的将来，这种局面不可能有彻底的改观。

首当其冲的是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尽管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大都早已改宗“欧洲共产主义”，宣布与苏联模式决裂，但现在却再一次受到苏联模式崩溃的牵连，陷入困境。他们有的分崩离析、被迫解散，有的改名易帜（如意大利共产党），有的尽管保留了原来共产党名称（如法国共产党），但在纲领和政策上却进一步社会化。

社会的选举虽有所上升，但思想却日益右转。尽管在左翼阵营内部，欧洲共产党和社会长期以来互相攻击，但是，随着西欧共产党的右倾，社会却不得不采取更右的立场。例如，德国社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解释道：“在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共产主义政党都宣布改信民主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还能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来说明自由的社会主义者的想法而不致遭到歪曲、招致毁谤和引起系统的误解吗？”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和英国工党等中左力量，在选举中的成绩明显上升，但其思想理论影响却不见丝毫发展，反而却日渐右转，甚至正是思想理论的右转促成了得票率的上升。但是，政治身份丧失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在日益积累着，很多党员因丧失了对党的政治认同而纷纷退党，德国社会甚至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左派与东德前共产党联合起来另立新党。

在这强劲的向右吹的风暴中，绿党似乎成了各种左派人士的避风港，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发展。很多左翼政党，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纷纷与绿党结成“红绿联盟”，这无疑抬高了绿党中生态社会主义派的地位；从前组织被解散或者退党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左派分子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绿党，这无疑壮大了绿党中生态社会主义派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洲各国执政的绿党都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绿党的发展，已经有芬兰、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5个欧洲国家的绿党进入全国性政府，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当然，从绿党方面来说，作为一个非主流政党，如果它要进入议会和政府，也必须改变“绿色用不着婚嫁”的观点，与主流政党建立联盟。从绿党的政治实践来看，他们大多是与左翼的社会、人民党或者社会党组成“红绿联盟”。因此，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成为绿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无论是其政治立场，还是其思想理论，都明显左转。

三、苏联、东欧各国政局演变进程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及其严重后果

从1989年至1991年期间，苏联、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家的执政党和主要的政治派别，先后明确提出要搞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并在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等方面也相应地作出较大的变动。马克思主义旗帜抛弃了，党和人民的主心骨丢掉了，是加速这些国家的一个关键原因。

1、更改党名国名

1989年10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更名为“匈牙利共和国”。捷克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去年年底，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今年年初又进一步改为“民主主义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于1990年1月的十一大，更名为波兰社会，“波兰人民共和国”改为“波兰共和国”。罗马尼亚救国委员会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名称的改变，是这些国家转而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初迹象，或者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4月3日改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随着党名、国名的更改，苏联、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迅速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这些党提出的主要理论观点有：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建立混合型经济体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人道主义作为主要思想来源；提出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都可以实现；以人民党、同胞党、全民党理论改变工人阶级政党性质；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把“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党的奋斗目标。

2、修改宪法

在执政党执政理念和行动纲领倾向于民主社会主义以后，匈牙利、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都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工人党领导地位的规定和条款，都明确提出实行多党制。匈牙利修改宪法的另一个重要变动是，取消宪法序言，在国家性质的规定上去掉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匈牙利公布了一个共11章51条的新，在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奋斗目标上，都与前社会主义工人党有原则的差别。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变了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条款。现在，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也修改宪法中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逐步取消一党制，实行多党制。

3、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共迅速转向民主社会主义

苏联过去一向对民主社会主义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尽管苏共改变对社会态度的进程早在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了，并在60年代建立了经常性政治联系，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苏共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社会主义观点越来越接近了。苏联关于“瑞典模式”的讨论已成为一个热点。从苏共领导人到苏联理论界，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与社会的主张明显缩短了距离。

戈尔巴乔夫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特征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苏联的目标是要建设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保留和完善资本主义的议会制、三权分立、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苏共中央明确提出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建立总统制等。

4、苏联、东欧国家搞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历史的渊源。东欧的一些共产党与社会有着血缘关系，东欧的共产党大多是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夺取政权的，为巩固地位，在当时是强大的社会党和弱小的共产党的一种合并。

第二，经济模式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照搬上世纪30年代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们很快发现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本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多不相符合的地方，阻碍本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发现旧模式的弊病同时，又没有成熟的新模式可以照搬，于是东欧的一些国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盯住自己的近邻。包括苏联本身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瑞典模式，产生浓厚的兴趣。

第三，地缘政治的影响。本世纪初的英国地理历史学家麦金特曾断言：未来社会政治研究中，地理因素将是一个最为可靠的恒定不变的因素。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欧各国受西欧民主社会主义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民主社会主义对东欧影响的大背景下，还有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四，外交政策的默契。从勃兰特提出的第一代新东方政策到密特朗提出的第二代新东方政策，其主要内容就是要维护欧洲利益，建造全欧大厦。社会党领袖们的新东方政策，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默认，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就有勃兰特、密特朗等人的思想。

通过以上现象和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家走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的蜕变，实质上否定马列主义指导、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否定共产主义目标。苏联、东欧各国照搬、移植民主社会主义已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其主要表现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局部倒退和失败，经济上衰退、混乱、不景气；政治上动乱、分裂、不稳固；思想上模糊、动摇、失落，人民基本权利受到削弱，甚至重新丧失。当然在这些国家内各种政治力量还在较量，人们也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个别国家在调整中重新出现左派执政的情况，有些小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开始出现一些转机。我们应本着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这种态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四、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评介和批判

1、民主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股右倾改良主义思潮

由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它本质上是一股右倾改良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主要理论和政策，基本上都来源于第二国际首领们的理论。数十年来，民主社会主义一方面继承了第二国际的旧传统（如伯恩斯坦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考茨基关于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抉择，以及主张等等）；另一方面，又根据新情况作了补充和发展，特别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新的发展。

2、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思潮，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时至今日，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仍是十分深刻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无产阶级问题、党的性质、党的领导和党的最终目标等等。共产党与社会党在党际关系上必须友好发展，但是在根本原则方面，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没有妥协和折衷的余地的。

3、马列主义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态度仍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年曾经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观点作出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并在批判中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批判精神和科学方法，至今仍然有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

4、我国不能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1）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人传播过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成立过早期的中国社会党，但在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外无独立，内无民主制度，由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欧洲式民主社会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和土壤，所以它后来因为不合国情而逐渐销声匿迹了。

（2）同志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没有改良主义的传统和基础，作为我们党的一个特色和优点来总结。中国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并且已为实践所反复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的国情不适宜照搬西方国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范文第9篇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一条死路”。他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这只是回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前提的论断，实质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以后的实践走得更远。官方定义当下中国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或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怎样定义，它已与传统社会主义相距甚远，也超越了马克思定义的经典社会主义范畴。历史证明，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

然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最重要的一种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这是两方面历史因素的契合，一是时期的集权遗产，一是市场化转轨释放出的寻租空间。时代形成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形成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败就在情理之中。当时就有腐败，当然程度与当下中国不可同日而语。频繁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幸存者的自律意识以及物质极度匮乏的现实，抑制了当年的腐败速度。一旦不搞运动，失去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和群众运动的压力，同时失去道德和理想的自律，加上财富大量涌流的诱惑，原本就没有制衡的权力大面积腐败就不可避免。

中国改革和发展是政府主导的，一个掌握着巨大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否认，近30年中国的发展奇迹，政府是一个推手。然而，政府（实质是官员）之手伸得太长，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其结果必然是权力寻租现象的广泛产生。

权力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消除的现象，但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庞大的国有存量资产为少数与权力靠近的人化公为私提供了机会；数不清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是官员设租寻租的理想平台；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提供了获取灰色收入的巨大空间；公有制土地成为最后也是最大一块可瓜分的肥肉。

如果说世界上有两种坏东西，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个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国企改制中的资产流失、资产重组中的利益输送、证券市场的疯狂圈钱、房地产泡沫中的利益链条、工程招标中的黑洞、城市建设中的强制拆迁等，大都能看到联手分赃的身影。近30年是中国财富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发展最快的时期。社会分配的恶化主要不是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财富分配过程中公正原则的丢失。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社会弱势群体越来越与经济高增长无缘，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必将导致社会分裂。

中国改革又到了一个历史关口。未来的发展应当超越左右，拓宽视野，至少应从三方面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一是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三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遇到的困境。

按照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的观点，20世纪各国通向现代社会有三条政治道路：英美法的民主道路，德日法西斯道路和苏联及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三条道路都其来有自，当然成效和结局不同。站在当今的立场看，通向现代社会的共产主义道路并不成功，如果有谁还想用传统社会主义方案来解当前的困境，那是对历史的遗忘。

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这场大试验，不可能成为历史空白，社会主义何以兴起并成燎原之势，仍然值得深究。人类应从历史中学得聪明一些，不能总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震荡。

我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须坚持搞市场经济，决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然而，中国需要的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不需重走已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范文第10篇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年会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一项重要活动。希腊共产党承办了最初的七次会议，并创办有会议网站和会刊《国际共产主义评论》。近年会议先后在里斯本（葡萄牙）、明斯克（白俄罗斯）、圣保罗（巴西）、新德里（印度）和茨瓦尼（南非）召开。2011年的会议又回到了希腊。会议主题是：社会主义才是未来！围绕着这一主题，与会各国代表就下述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

一、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

2011年是剧变20周年，苏联解体的原因与教训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葡萄牙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曼努埃拉·圣贝纳迪诺指出，葡共认为，剧变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群众的积极参与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根本前提。（2）共产党的先锋作用在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过程中不可或缺。（3）革命不能输出和复制，这与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并不矛盾，它只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必须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应。（4）现实正如列宁所警示的那样，建设新社会的进程将比想象中的要更长久和更复杂，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亚秋里认为，苏联东欧的剧变有苏共后期理论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估计不足。

印共（马）认为，除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外，国家还在实践中犯了错误：一是国家的性质与形式。无产阶级是绝大多数人对作为少数剥削阶级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然而，这种阶级统治形式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不断改进。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内战时期，的形式是必要的。但在二战后巩固社会主义时期，当社会主义发展到需要人民更高程度和更大范围参与时，如果国家不能作相应的变革，就会窒息人民的积极性，导致人民的不满和疏远。另外，同一的国家形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国家具体应采取什么形式，需要由其历史传统和现实的经济社会情况来决定。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采用苏维埃这种国家形式，忽视了各自国家的经济社会情况和历史传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更加深刻和更加丰富。资本主义给予的是形式上的民利，但并没有为广大人民提供实现这些权利的条件。社会主义必须既要为人民提供广泛的民利，更要为人民提供实现民利的条件。然而，在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是无产阶级被先锋队（如政党）的所取代。这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即党的政治局制定的政策，却需要强制手段让公民予以执行。二是在民主集中制执行的过程中，党内民主不断削弱，而集中却不断强化，这就导致的滋生、腐败和裙带关系的盛行、特权的制度化等。所有这些导致了党与群众关系的疏离。亚秋里指出，戈尔巴乔夫本应该纠正社会主义在与民主关系中的种种扭曲，但他却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民主集中制，解散了革命性的政党，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三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曾经获得过快速发展，然而，为了保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还必须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经常性的变革。变革能够使经济跨越到新的发展水平，反之则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但在戈尔巴乔夫领导时期，在被资产阶级神化的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下，苏联完全抛弃了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把社会主义国家推向解体。四是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之外存在和发展，它只能在集体主义意识不断增长的前提下得以保持和发展。但苏共在其存在的最后阶段，却在公开性、民主化、自由化、多样性的旗号下，放弃了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任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进行不断地侵蚀，致使种种主义的言行不能得到有效的抵制。

二、西方的周期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及文明的危机

与此前三次国际会议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第十三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特别关注的问题。会议的《最后声明》在谈到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态势时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深入持久的资本主义危机在继续蔓延。”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天生就带着危机运行的制度。所以，没有一种金融改革可以把资本主义世界从这种危机中拯救出来。尽管许多国家发出了“危机的最坏阶段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勇敢宣示，但是第二天的实际生活就拆穿了这种宣示的浅薄和无知。

关于这次经济危机的性质问题，会议的《最后声明》再次强调：“这次危机是一场制度性的危机。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而正是由于其根本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从而才导致经常性和周期性的危机。这也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缺少系统性的治理政策，或者是由于对贪婪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缺乏有效监管导致的结果。”因此，会议认为，这次危机突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阶段性，也证明了反对垄断资本主义斗争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