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范文
时间：2023-03-11 12:43:50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否定说法”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58-02
一、“否定说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否定说法”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产生必然有一定的原因。通过对“否定说法”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进而反对这种说法，澄清事实。
（一）“否定说法”的产生首先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表面上存在一些矛盾
以农村的土地政策为例。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共中央提出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过渡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由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组织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断增强，“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我国安徽、四川的一些农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探索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做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中央肯定了这一做法。“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在从村，打破了体制，实行“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土地分家到户，农民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从表面上看，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革好像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这是“否定说法”产生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是站不住脚的。当前，由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某些地方开始探索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农民以自己的土地入股而取得收益，那么这是否又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否定呢？
（二）“否定说法”的产生受到的影响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任何民族和国家来说都是这样。但近年来，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却不时出现刺耳的噪音,这就是以否定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历史为重点的思潮的泛起。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经常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当然包括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在内（我们承认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一些过激的做法，但成绩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反对。
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事件
（一）二者都具有各自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民族独立的巩固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的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因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既定目标。究竟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发展工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另一方面是要建设新的工业；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而且他对国家和国营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不可避免地要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帝国主义对华封锁的情况下，民族资本由于向外发展的渠道被阻断，就更加重了他对国家和国营经济的这种依赖性；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后，农业生产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一个时期有过相当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实行在土地私有基础上的个体经营，这种发展又受到很大的限制；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严密封锁和遏制。中国不但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大国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进行普通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二战后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同情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国内外环境迫使中共中央中断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而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历史不能假设，倘使当时没有中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那么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必然要到来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改革同样具有历史必然性。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革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二）二者都具有各自巨大的历史意义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以和平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也是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为我们党和国家后来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
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三、“否定说法”不符合对类似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
通过将“否定说法”与对国内外类似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进行比较，也能发现“否定”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从国内看，“否定说法”不符合对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否定。但我们仍然肯定了计划经济体制在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而没有全盘否定。
（二）从国际看，“否定说法”不符合对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分析和评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探索在俄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的问题。列宁曾设想学习德国经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1918年爆发的国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使得苏俄中断了这种探索，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迫使苏俄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生产的广泛国有化，实行大、中、小企业全部国有化，由国家实行集中管理；2、贸易的国有化，国内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禁止私商活动和自由贸易；3、实行余粮收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消费所需的谷物量、牲畜饲料和种子量，其余全部上交国家；4、实行配给制和取消货币结算，国家对产品和原料实行统一调拨和分配，统一为全体居民进行消费品的分配；5、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制剥削者参加体力劳动。”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弊端的显露，苏俄逐步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由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从表面上看，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否定，但我们依然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较高的评价，而没有否定它的历史功绩。
相类似的历史事件还很多。我们面对历史，不能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而应该采用“古今中外法”研究历史，“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四、“否定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否定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任何事物都有表现于外，并能为我们的感官所能直接感受的方面，这就是事物的现象。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同时，任何事物又都有深藏于内、并构成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根本性质的方面，这就是事物的本质。本质是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制约现象的事物的内部联系。人类的认识都要经历两个阶段，即从初级的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高级的理性认识阶段，也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用认识发展的规律来分析“否定说法”，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认识完全是这两个事物的表面联系，或者说是感性认识，透过这种现象，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改革并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而是对社会改造的肯定。
（二）“否定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运动的三大规律之一。“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出事物自我发展的完整过程，它表明，由于内在否定性的力量，促使现存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达到对自身的否定，进而再由否定达到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否定实现的。事物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内容上看，是事物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因而是一种前进上升运动；从表现形式上看，表现为近似螺旋的曲线，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分析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改革从表面上看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但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向更高一个层次的上升的前进的运动。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历史发展不同时期的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历史事件，社会主义改革绝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二者都有各自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巨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改造对当前深化改革的启示，使社会主义改革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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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2篇
下面专就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来谈一谈。
（一）为什么要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情况，仍是小农经济占优势。个体小农经济，增产是有限的。随着工业向前发展，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粮食供应的需要日益增加，工业原料作物的需要也日益增加。因此，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农业也必须有相应的大量的发展。个体小农经济，是不能满足这种发展要求的。如果单纯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希望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农业技术改进、小型水利、改良农具、贷款扶助以及减免税收等等措施，来达到大规摸地发展农业生产，大量增产粮食，适应国家工业化的需要，这种希望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
个体小农经济又是极其分散的，它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性是不相适应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
同时，个体小农经济又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时时刻刻生长着资本主义因素，如果党不去领导农民，放任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一部分有了余钱余粮的富裕农民，就会雇工、买地、放高利贷、经营商业、囤积粮食，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富农的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少数富农靠剥削别人而发财，必然产生另一方面的结果，就是多数农民被剥削而贫困破产。所以说，资本主义道路，对广大农民说来，是极其痛苦的道路。所以说，对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放任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结果势必破坏工农联盟。一方面，工业的社会主义的比重日益增长；而另一方面，农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不可想像的。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就是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农业生产达到与工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发展，才能大量增产粮食、棉花及其他工业原料，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保证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也只有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再加上国家工业化反转来帮助农业机械化，从而根本上改变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保证广大农民大家富裕，永远摆脱贫困，从而也就根本上保证工农联盟更进一步的巩固。
（二）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进，其实质就是逐步改变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也就是逐步改变土地及其他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在伟大的运动中，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代之以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经过，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由地主阶级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这就大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所有制，是劳动农民的个人所有制。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把这种劳动农民的个人所有制逐步改变为劳动农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耕畜和大农具归劳动农民集体所有，收获的农产物按劳分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果不实行这种集体所有制，农民各人有三亩地，各户有十几亩地，各经营其自己的十几亩地，有什么力量可以使用机器耕种、机器灌溉呢？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改造土壤，变沙土为良田呢？又怎能达到大量增产呢？不能大量增产，又怎能大大改善生活，根本改变农民的生活面貌呢？苏联集体农民的富裕生活，乡村中有电灯，有电影，有学校，乡村生活都市化，这是中国农民所向往的。但在中国农村中怎样才能实现这无限美好的未来呢？生活的提高必须建立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之上。美好的生活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办法就是合作化、集体化，把劳动农民的个人所有制逐步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必须了解，对于劳动人民的个人所有制，不能希望用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加以改变，也绝不能像过去中剥夺地主阶级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一
样，去对待农村的中小生活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就会摧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就会把农民长久地抛掷到无产阶级敌人的阵营中。”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3篇
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兴公司主要由枣庄煤矿和陶庄煤矿组成。枣庄一带解放后，中共山东分局派遣部队保护了枣庄煤矿，鉴于枣庄总矿破坏严重，先恢复是一个制度较健全的股份公司，设在上海的中兴总公司于是召集驻上海、平津一带的中兴公司的董事和股东，共同商讨向人民政府申请发还矿场事宜。接着，中兴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召开了董事会，通过了《向华东矿务主管部门申请发还矿区继续由本公司自行开采》的决议。从1949年7月开始，以黎绍基（黎元洪之子）为首，整理收集了采矿执照、股东名册等16种文件，先后分别呈送华东财办工矿部、上海市财产接收管理委员会重工业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又具文呈送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燃料工业部和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关，要求发还枣、陶二矿自营。根据政务院的《企业中公股确认及处理原则》，当时华东区财委依据中财委指示明确指出：枣、陶两处煤矿，并非都是资方财产，其中有日本侵略者增添部分和解放后政府添置部分；政府对原属中兴私方财产发还中兴，解放后政府投资兴办部分，仍归政府；属于日本侵略者财产者，由政府没收，作为国有财产。这些指示打消了资本家们以自营模式借机侵占国有资产的企图，但只靠他们自己又无力恢复生产。
二、改造中期
公私之间的博弈根据中兴私方的提议，1952年7月，在中央燃料工业部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公私合营问题的座谈会。在会上，公私双方在相互谅解气氛中达成了《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协议规定：合营范围，以“中兴煤矿公司原曾经营枣庄煤矿及政府接管陶庄煤矿为限”；合营资本，“暂以矿区已清估并经双方同意确定之财产作为双方已缴资本，其尚未确定之财产以及拟议中之现金或实物投资，待确定后再加作追加资本”；枣陶两矿的关系，“今后应视为两个生产单位，分别经营各计盈亏”；合营日期自1952年7月1日开始算起；在合营公司董监事会未正式组成以前，暂设合营委员会负责办理合营和恢复生产事宜；合营委员会对一切问题应“采取公私双方协议方式解决”。根据《关于恢复发展枣、陶两矿并组织合营机构的协议》，1952年9月13日，合营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央燃料工业部和私营企业管理局、煤炭管理局提出公私双方投资的原则是：“私方第一，公方第二，即首先根据私方可能，公方照顾需要”。经过双方充分协商，通过了关于公私产权、合营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员、煤矿恢复程序和合营机构的临时费用等四项决议。决议确定：合营委员会定名为“枣陶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隶属山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业务受山东省矿务局领导。会上确定了合营委员会的人选，并根据决议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经理处”。委员10人，议定公方委员为宋竹庭、李华民、马平，私方委员为李祖芬、周叔廉、吴克颐。宋竹庭为主任委员，李祖芬为副主任，经理由政府代表张擎担任，副经理由资方代表李祖芬担任。经理处下设工程计划、材料、总务三组，各组均有公私双方代表参加。对原中兴公司职员20余人，量才录用，做了妥善安排。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立后，为了对资本家进行总路线教育，提高他们的经营信心，并使他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央统战部于1953年6月至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李在会上作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阐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重要性，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黄炎培告诫资本家们：只要接受改造，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1953年10月至11月全国工商联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李阐明了《公私合营会议记录》公私合营档案第33卷（1952年），枣庄矿业集团档案处馆藏中兴公司档案。参见关世雄等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并且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资本家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害怕而转变为开朗。
山东省统战部和工商联在全省开展对资产阶级全面调查活动，定期组织他们学路线，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以后，又组织他们学习新宪法。为了妥善慎重的处理涉及公私、劳资、各地各行业各方面复杂关系，同时也维护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1954年7月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了公私合营的原则，公私双方的地位、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盈余分配等。这个条例的公布和实施，使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公私合营的积极性，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通过学习宪法与《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中兴公司的资本家感觉到社会主义改造是大势所趋，应该顺应时势。为了解决中兴公司的投资等具体问题，公私合营委员会于1954年5月29日在济南召开会议。会议一开始，中兴公司私方并不十分配合，他们实行软对抗的策略，把资金缺乏，无法完成投资与还债的任务这个大难题抛到了桌面上。他们宣称发展工业是重要，但中兴公司因为贫弱，实在是力所难及了。如果坚持搞公私合营，那国家就要加大投入。公方代表一方面针对资方的态度表现，进行了说理疏导，同时采用个别接触等办法，深入了解资本家的想法，宣传党的总路线的意义，宣传资本家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积极致力于发展经济事业的光明前途，反复进行说服教育，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经过公方代表的一番努力，资方的表现才有所好转，在投资问题上终于表示：铁道部拨来的五万多元，保证投资；电厂作为煤矿的一部分，不再坚持转让。同时公方在投资问题上也对他们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准许用南大井的旧设备折价21万元投资。中兴公司的资本家在这次会议上既受到了严肃的斗争和教育，也感觉到了国家的实际帮助，他们对国家顾全大局所作出的一些让步非常感激。正如山东省内1954年以前公私合营的其他企业一样，由于合营较早，对合营方针政策不甚明确，各企业在生产管理制度上普遍采取了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对私股的合法权益尊重不够。原私营企业生产无计划，管理无人负责，财产也比较混乱。鉴于以上情况，1955年，在扩展公私合营的同时，对已有的公私合营企业进行了整顿巩固工作。根据中央“巩固阵地、重点扩展、作出榜样、加强准备”的方针和华东局“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指示精神，中兴公司公私合营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法：明确公私合营企业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按照国家计划，结合销情况，贯彻“改革经营管理，节约原材料，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的方针；从制定生产计划入手，建立初步的生产定额，以及为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责任制度；初步建立财务管理制度，每一笔收支都由公私双方代表共同监督盖章有效；按照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立了有职工代表参加的煤矿管理委员会；对资方人员安排不当或分工不明的进行调整；建立健全煤矿各级党、工会、青年团组织，以党组织为核心，加强对资方人员的改造，以内部各项制度的完善，完成其向公有经济的转变。
三、改造后期
注重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6年7月24日，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又召开会议，协商对中兴公司的改造问题。当时，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工商业均已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确定将合营企业中的分红办法改为给资方支付定息的办法。最后公私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关于定息问题
确定私股股息为年息五厘五毫，自1956年1月1日起计息，超过了全国平均五厘的定息。1953年至1955年私方新投资及清估设备已被利用者，均按当年银行利息分别计息，作为增加私方投资。
（二）关于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归口问题和人员安排问题
对私方中兴煤矿总公司的在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分别量才录用，合理安排。
（三）撤销公私合营委员会
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组成人员不超过30名，私方15名，公方名额报请山东人民委员会审批。
（四）关于私方债权债务清理问题
由私方提出债权债务项目，公私双方代表于会后具体协商处理。会后，中兴公司根据会议决议成立了董事会。1956年9月28日，经济南煤管局同意，撤销枣庄煤矿公私合营委员会，成立了公私合营枣庄煤矿董事会，董事长为朱启铃（私方代表），副董事长由申法端（公方）、黎绍基（私方）、刘建太（公方）担任。公方董事有：张延明、魏兴、徐进等。私方董事有：黄师让、李祖芬、周叔廉、张淑诚等13人。从名单上看，国家按照“包下来”的政策，不仅安排了私方原来的实职人员，还安排了不任实职的股东做董事，了却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这年8月还发放了上半年股息，11月又发放了第三季度股息，以后按季付息。比如，张学良自从入股中兴公司后，一直享有股息分配权利。1957年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曾领取到1957年第一季度股息（扣除应缴费用）311.58元。后来根据国家形势和省政府文件，中兴公司名义撤销；上海办事处机构保留，每月由煤矿供给办事处13人的工资及董监人员公费房租水电费。至此，国家对于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基本完成。
四、余论
1949—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转型期，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苏联经验探索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经济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制定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各项规章制度，亦成为亟需之务。而在转折时期，各种探索和制度的确立，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每个方面的制度都和其他方面有着必要的关联，前一个阶段的制度又要为后一个阶段的制度作铺垫。对中兴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通过对中兴公司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党和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中，高度重视战略设计，十分注意制度建设。如何将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或国家所有制，是当时党中央面临的一大难题。革命有暴力与和平两种方式，按所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这种“和平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政府担负了极其重要的领导职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会转型的领导力量。从经济布局上看，这一时期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利用到限制、再到改造，制度建设是连续进行的，改造前对私营企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逐渐使其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加大了私营企业对公有经济的依存度。改造过程中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和制度，涉及企业运营、劳资关系、利润分配、内部民主管理等方面，比较充分地保障了民族资本家的经济利益。
第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党充分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过程却是艰难曲折的。如何让资本家主动配合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的一大难题。对此我们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对资方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参加学习实践，使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积极接受改造的民族资本家，各级政府吸纳他们进入管理议事机构，使其充分享受主人翁地位。
第三，善于从失误中总结经验，是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原因。从制度建设上来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制度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具有探索性质，难免出现一些曲折或失误。比如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私营工商业限制过死，打击过于严重，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更为明显，致使私营工商业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许多企业消极怠工，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紧张，不少资本家因为改造步伐过大，难以适应等。关键是如何认识对待这些失误和不足。从中兴公司的改造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对于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补救、完善，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结合后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从宏观上来讲，包括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从私有制社会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而也为各种经济要素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必然性 得失
1949到1956年，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深刻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一、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新民主革命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也得以完成。在此良好基础上，1952年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1956年底，我国广大农村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这期间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
首先，建国初期，我国农村中大量存在着的小农经济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农业在中国所创立的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已经使生产力的发挥达到了极限。我国后的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资料微薄、生产分散、生产规模狭小、农业科技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一年的劳动收成，除了扣除生产资料的消耗和交纳国家的农业税外，绝大部分仅限于用作基本生活的消费。因此在这种微弱的小农经济制度下，不仅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有时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
其次，小农经济自由发展势必会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虽然铲除了土地占有的不公平，但是却保留了土地私有和买卖转让的制度，这就必然会导致农民之间因各种差异和意外因素发生经济上的分化。因此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进行改造，将小农经济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再次，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现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以后，个体农户存在着耕地少、生产工具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如果不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路，不仅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影响到轻工业的发展状况并导致重工业发展缓慢，成为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农村生产力，加快农业发展，使农业与轻、重工业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
二、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得失兼有的改造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立足本国实际，因势利导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相互衔接的“三步走”改造道路形式。通过这次改造，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农村私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1953到1956年改造期间，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8％，为历史之最。这样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我国实际和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和农村的全面进步功不可没。
但是，在看到改造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多地广的国家里，要进行如此广泛、深刻、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大变革，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缺点和偏差。
第一，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和经营管理方式上存在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和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是肤浅和片面的，认为其只能是也必须是完全、纯粹的公有制。在集体所有制方面，又强调必须实现统一管理，集中经营，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高级越好。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不可能囊括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其次，统一经营的管理体制，既不符合中国农村的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与我国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相矛盾。这是造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严重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思想的继续膨胀，发展成为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阻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进程。
第二，在农业互助合作的形式上存在问题。
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幅员辽阔的国家，既有少数现代化的城市，还有大片穷乡僻野；在农村，既有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也存在原始的刀耕火种，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然而过去一讲合作化，就认为只有一种形式、一种途径，这就是互助组、初级社，最后过渡到高级社。应该肯定它的适应性和优越性，但是，把这“三步走”的形式过于绝对化，在全国农村都按照这个模式办，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就很难适应我国农村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不能不是对农业合作化的一种误解和失策。
第三，改造所谋求的目标上存在问题。
改造的终极目标是把我国农业变成生产资料共有的、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大农业。这个目标就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第一，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变革生产关系，建立公有制；第三，将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改造成为生产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少这三部分缺一不可，但当时我们片面地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用合作化的办法，把农民的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改变所有制，变革生产关系，把农民原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这种理解上的片面性，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涵盖的内容大大缩小了。因此，从完整、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真正完成。
三、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对历史的扬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改革过程中，我们摒弃了许多不符合国情、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东西，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与过去不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的思想观点发生了混乱。有的人认为，当前的农村经济改革是对历史上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否定，因而有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的说法。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们在农村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把分散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在农村确立了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办法、按劳分配原则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这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我国从1981年前后，在全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即生产队通过合同形式，把集体耕地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承包到户，由农户自主经营，生产成果由承包户完成相应的国家征购任务和集体提留后，剩下的全归自己。农民有了自，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剩余劳动力和资金，并运用它们发展家庭经济和多种多样的联合经济形式，从事多种经营。
从经营管理方面来看，今天实行的是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经营体制并没有根本否定简单的统一经营，而是根据时代特色和社会变化发展的特点，对需要和可能统一经营的实行统一经营，对需要和可能分散经营的则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将“统”与“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从分配方面来看，今天的改革并没有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只是用联产承包的办法代替过去的劳动分工制。用群众的话说，过去的分配办法是“先生产，后分配”，现在的办法是“先分配，后生产”。谁劳动好，产量高，谁的收入就越多，完全体现出多劳多得的原则。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比劳动分工制更能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应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非是否定了“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而是当前在农村中最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并且简单易行的办法。再从所有制方面来看，这种改革并没有否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现在，广大农村继续保持着农业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集体所有，不少地区，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生产资料的绝大部分仍为集体所有，归个人所有的只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因此，在所有制问题上，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依然存在。改革后允许农民个人拥有部分生产资料，是为了更符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更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总之，当前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更加完善，也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它是现实对历史的扬弃，而不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
只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过去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为了纠正前进中的错误和缺点，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富有活力。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改造和当前的改革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不同形式而已，任务不同，形式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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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5篇
为什么必须实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农业在近几年来有了显明的发展。伟大的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互助合作运动有了许多发展，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量已恢复到或超过战前水平，这都是极大的进步。可是，在我国的农业中，小农经济还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小农经济不仅技术十分落后，而且是极端分散的。小农经济既不可能采用农业机器、化学肥料和科学的农作法，也不可能进行有计划的经营，所以，农产品的增加很慢，不能满足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如棉、麻、甘蔗、丝、烟叶等）的需要。
在过渡时期中，小农经济是不稳定的，小农获得了土地，家底厚了一些之后，就要求在经济上发展，他们当中少数人依靠囤粮、倒粮、作投机买卖、放债、雇工等办法，慢慢变成剥削旁人的富农，而另外许多人，常常不免由于天灾人祸或不善经营而负了债，卖了地，甚至从此就贫困破产了。斯大林说，农民小商品经济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注一）。农业如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会出现向贫富两极的分化。
总之，不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就是不可能的，斯大林说：如果以小农经济作为农业的基础，而要加速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长期建筑在两个不同的基础——即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和最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注二）而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才能使农业生产迅速前进，并使全体农民一天一天地富裕起来。
如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逐步地把农民个体所有制改造为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制。
列宁认为“一般合作制，特别是农业合作制，是千百万农民易于接受和了解的从狭小个体农庄过渡到大规模共耕制生来联合，即过渡到集体农庄的道路。”（注三）斯大林指出改变农业落后状态的出路就在于“用公共耕种制做基础来把零散的小农庄联合为大农庄，用新的更高的技术做基础来实行集体耕种制”（注四）。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采用逐步前进和说服农民自愿参加的方法来进行。
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的正确，已经由苏联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了。苏联农民早已取得集体化运动的胜利，过着幸福的生活了。
当前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是发展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互助组，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便逐步走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庄）。
我国在老解放区已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农户、新解放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合作运动，其中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一万多。必须继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以便包括更多的农户，并大力发展生产合作社。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基本道路。对于互助合作运动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消极保守和盲目冒进，都是不对的。
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应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农民出资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也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必须逐渐消除农产品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加强国家的领导和调节作用，和国计民生有密切关系的粮食商业更必须服从国家计划。列宁说过，商品经济环境“必然使农民变为（并非经常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形下是如此）投机小贩和奸商”（注五）。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服从国家的需要，就不仅能保证国家工业化的事业对农产品的需要，而且可以克服农民的自发倾向，有利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克服农民的自发倾向，巩固工农联盟
当前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国农民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和今后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斗争中，都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是我国农民的主要的、基本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农民小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它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类的经济，所以农民具有自发的盲目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是农民落后
的一面。
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的某些发展，某些农村里出现了一些分化的现象。少数的新富农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剥削其它农民。他们做投机生意，放高利贷。在这些村子里，农民下降为贫雇农的也增多了。如果听任这种富农经济发展下去，农村就会继绩向贫富两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就会受到阻碍。必须了解：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
为什么现在必须着重提出克服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问题呢？这是因为领导农民反对封建主义实行，是进行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所要进行的对农民的改造，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要把农民的个体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所以如不明确提出克服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就会妨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前进。列宁说，“农民既然是劳动者，他就趋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而不愿资产阶级。农民既然是粮食出卖者，他就趋向于资产阶级，趋向于自由贸易，即退转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注六）列宁说农民经济“有非常广阔，而且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当然是不免要同共产主义进行极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底形式，就是经过投机小贩和奸商活动来反对国家采办粮食（以及其它农产品），一般就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注七）。所以，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和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耍求是不相符合的。
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克服农民的自发的盲目的资本主张倾向，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列宁说，“领导农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第一，力求消灭阶级，而不是设法适应小生产者。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根本的基本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注八）。
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克服，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路，是可能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道路带给农民的是少数“幸运儿”变为剥削者而大多数人穷困破产的痛苦的道路，而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是全体农民富裕和生产迅速发展的光明大道。用以，农民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就会趋向社会主义而拒绝资本主义。
同志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注九）。所以，必须进行艰苦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才能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工农联盟日益巩固。
（注一）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二一九页。
（注二）见《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问题》，《列宁主义问题》，第三八页。
（注三）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二二页。
（注四）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三三页。
（注五）列宁：“无产阶级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第一册，第四九页。
（注六）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二集，第五七七页。
（注七）同注六，第四五页。
（注八）《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级组第二册，第二五二页。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6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评价述评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003-03
社会主义改造是20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通常被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标志。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单一公有制经济被突破，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试对这一问题进行述评，以期深入认识社会主义改造。
一、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评价的主要观点
1.基本肯定社会主义改造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但总体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应当肯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一结论代表了官方观点，被长期坚持和引用。
80年代前中期，学者们大多遵循《历史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所作的历史结论，着眼于研究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原理，认为既然中国经济落后，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主张民主革命胜利后应该让资本主义经历一个充分发展的时期。沙健孙认为，首先，文明的进步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应加以绝对化，如果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许可，即使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也完全可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次，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是生产力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再次，从以后的实践经验来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不是阻碍了，而且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燕凌认为，我国开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适时的，在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正在进行的条件下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农业基本上能够保证全国人民吃穿的需要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农业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基本上是相适应的[2]。
李占才则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分析，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压力，是促使新中国迅速走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外部原因；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状况和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工业迫切愿望，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动力；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时代的抉择，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是中国迅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观因素[3]。2005年沙健孙发表长文，提出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性：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也就否定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关系到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沙健孙进一步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适应实现国家工业化任务的需要；由于具备一定的条件，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4]。这篇文章似乎启发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存在一个学术评价和政治评论的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
2.基本否定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氛围更加宽松，特别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次会议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对私营经济做出阐述：对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私营经济继新民主主义社会后再次取得合法性。一些学者出于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需要，开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历史反思，社会主义改造研究再次成为热点。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过早，脱离了中国国情；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实践，中国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按照《共同纲领》搞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
林蕴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向社会主义过渡对立起来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说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必须使新民主主义有一个充分发展，然后再实行向社会主义转变。总路线的一个理论失误是离开了我国国情，急于要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经济。总路线强调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5]。刘宗时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义社会制度的要点是在当时条件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能采取的最优模式。长期流行的只有当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成为唯一经济成份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应该理解为：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属于过渡时期。这实际上从根本上否定了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6]。
1998年，胡绳发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和《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在前文，胡绳提出，社会主义的大厦只能在人类过去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后文中，胡绳认为，1949年以后染上了民粹主义思想，即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社会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民粹主义者非常反对资本主义，热心于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
吴长春认为，肯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结论，诸如“社会主义革命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通过消灭剥削和消灭剥削制度，通过解放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了“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这些结论与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相矛盾。首先，改造后的生产关系并不适合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是指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要依据各国情况而定。其次，应区别一定条件下的“必然性”及作用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长远作用之关系。这个运动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及要求，是值得研究的；最后，要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对待以往特定条件下的领导人的某些结论与党的文献。邓小平的讲话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一些理论问题尚未突破，如当时还将公有制、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对消灭非公有制的做法还不可能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不应该在今天的条件下运用《决议》的结论刻板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不应该简单套用原有的结论，多年不变[7]。
二、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评价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改造与其说是客观必然性所致，不如说是人的主观选择的结果。深入了解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选择，有助于更加客观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
1.评价社会主义改造应该以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标准
厘清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问题，给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相对准确的历史定位，关键在于评价的标准。如果仅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来考虑，进行得顺利，没有出现农民、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公开对抗，没有出现社会震荡，基本上在和平中完成，那么，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如果从社会主义改造具备的条件来看：个体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限性；农民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尝试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这些似乎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重大举措是唯一正确的，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下，许多矛盾或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的政策方针得以解决。
作为一次对中国现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单单就事论事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看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还是阻碍、破坏作用。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都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主观上讲，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明确的，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8]。
社会主义改造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多大的作用，要看实际效果。有人用改造期间我国经济的增长来证明社会主义改造对生产力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实际上，“一五”成就是国家集中投资、苏联援助项目等多种因素的结果，很难说与社会主义改造有直接关系。1958年，在农村高级社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没有事实证明制度适应中国农村实际，是有益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相反，60年代初农民要求单干的欲望非常强烈；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恰恰从农村生产关系（经营方式）的改变打开突破口的，带来生产力爆发式的发展，短短的几年时间农民的温饱问题就得到解决。安徽小岗村富于传奇色彩的土地承包经历似乎在给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下历史结论。
2.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误区
追问社会主义改造本身的价值，就不能不回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1985年8月，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苏联。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起就已经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这一目标的实施。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特征上来阐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即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尽快增加生产力总量，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当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主要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理解社会主义时，人们忽略了恩格斯曾明确说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9]。人们也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并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僵化的理解社会主义，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模式，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最大失误。
社会主义改造忽视了中国国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历史的发展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样，处于幼年的社会主义要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展开竞争，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来赢得比较优势就变得极为迫切。虽然落后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度的市场化、工业化、社会化过程是无法跨越的，否则，只能建立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就相差甚远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过来的新中国是“一穷二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利用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马上消灭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0]。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充满生机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绝没有达到被敲响丧钟的时候。改革开放后，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的观念，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价值，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这是吸取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结果。
3.忽略了列宁晚年对过渡时期理论的修改
1921年以前，列宁对过渡时期的理论是这样设想的，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只要过渡时期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因此，列宁把过渡时期本质确定为无情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消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同时，因为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而且同共产主义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所以，过渡时期另一项根本任务是同农民小商品生产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为了完成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无产阶级，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然而，1917-1921年的实践证明，按照这一理论制定的各种政策，使新生的苏俄发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工业生产大幅下降，农民暴动不断发生。实践证明，试图在小生产广泛存在的基础上，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作用和无情的斗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必然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的后果。于是，列宁对过渡时期的理论有了新认识：全部生产资料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重心应该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即进行纯粹文化建设和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求俄国的农民要具有做商人的本领；强调改造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不能过早地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的目标。理论上的探索使俄国开始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发展生产力，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保证农民的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而斯大林则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克服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的权宜之计，20世纪30年代初全面终止新经济政策，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和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不断地引用列宁的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观点，实际上是列宁晚年已经抛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是列宁主义的、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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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社会主义改造 原因 探析
中图分类号：F121.1 文献标识码：A
1953至1956年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依据客观国情制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的指引下，对手工业、农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三方面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作用和影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明确阐述，“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这次改造中仍旧存在着诸多偏颇和不足，但从整体意义来讲，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在一个几亿人口大国较为顺利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意义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农业的发展，这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建国初期特殊的条件下，是社会前进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
1 理论信仰上的必然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资本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之间，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的过渡时期，而列宁则从革命实践出发，论述了过渡时期的相关特点。新中国成立以后，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思考怎样去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怎样顺利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等党的领导人以中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审时度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 的跨时代意义的伟大构想，具体地讲就是民主主义革命为历史进程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革命为历史进程的第二步，这其中所提到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指社会主义改造。毫无疑问，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经历一个变革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来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并逐渐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集体化、国有化改造，进而确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无论这一改造过程何时起步、用时多长，新中国是必然会进入社会主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我党的理论支撑和人民的精神信仰，是我国既定的大政方针政策，所以，从理论信仰这个角度上讲，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2 客观形势上的必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得以实现。经过了三年的经济恢复期，到1953年初，我国才逐渐确立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多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党面临着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和解决社会矛盾两大十分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这就使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在城市中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唯利是图的现象，经常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做出了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恶劣事情，这就导致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强，最终演变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斗争日趋激烈；在农村，经过而分得土地的广大贫农雇农，其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大大提高，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然而两极分化的趋势逐渐显现，这一趋势的出现，导致思考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他认为，要兴办合作社，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和个体经济才能达到农村人民共同富裕的目的，才能进一步扎牢和巩固工农联盟，巩固人民民主。
另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实现工业化，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更是党和政府面临并需要尽快解决的紧迫任务。
3 国际形势上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旧的殖民体系的迅速瓦解崩溃，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行了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军事威胁和文化围剿等多种反动政策，还利用朝鲜问题、公然叫嚣挑衅，同时，国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与国际反动势力沆瀣一气，使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根基不稳，那么，我国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如何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拥有与反动势力可以相抗衡并最终战胜的财富支撑，不单是经济上的考验，更是政治上的挑战。因此，最根本、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即是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这就使我们能够拥有巩固新生政权的经济基础以及财产保障。从外交上讲，在二战后的冷战格局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中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或公有或私有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中，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很正常的。
同时，斯大林及苏共其他领导人都倾向于支持中国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苏共的态度对我党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苏联在1924年至1936年，历经1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程中，所取得的空前成功和灿烂成就，也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鼓舞和示范作用。
4 文化传统上的必然
从古到今，中国许多阶级阶层，为了能够建立一个平均美好、公平正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付出了许多血与泪的代价。这种平均主义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渊源已久。同时，中国古代的许多统治阶级，为了防止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为了获得社会秩序的长治久安，也都会通过制度、政策上的变化和建设来遏制财富的过度集中。
正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使中国人民在吸收和借鉴域外的社会主义文化与思想时，本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不断发生相互渗透和摩擦碰撞，在产生共鸣的同时，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文化与思想认同感、契合感油然而生，同样，在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包含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成分是很正常的。因此，从主观层面来探讨，我党和我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着坚不可摧的信仰，对平均主义又有着内在的文化认同，那么，无论是从心理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来讲，社会主义改造都是理所当然的。
从以上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等多种因素组合作用下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对我国在新时期下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
[3] 选集（第3卷、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8篇
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末样的？其标志之一就是逐步消灭农村和城市的重大差别，要农村向城市看齐。这里面就包括了要把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城市的水平。
到那时候——共产主义，农村的生产和城市的近代化机器生产一样，是完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
到那时候——农村和城市一样，同样有着丰富的文化生活，农村有大学、中学、小学、剧院、电影院、医院、博物馆、文化宫、俱乐部、运动场……
那时候——大家都是有教养的人，有工程师、技师一样的生产技术能力。有丰富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知识。
这似乎是遥远的将来，是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其实不然。“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①
这样一个社会，要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手里把它实现。让我们重温一下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给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指示吧：
“中国青年不但一定能够亲眼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且还要把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推向到共产主义社会。多少年以来中国人民所争取的伟大理想，将要在你们年轻一代的手里成为光辉的现实。”
我们一定要实现这样的社会，我们也是能够把它实现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党的英明的领导，有广大群众作为我们的依靠。还有我们广大的青年把共产主义的文化种子满山遍野地散播，也就一定能够产生出共产主义文化的灿烂之花来！
这也已不仅是一个理想，而且逐步的开始实现了。如开荒模范李长福等把沙丘变为良田，成立研究拌种、除虫、实行人工授粉等的农业技术学校，这决不是一件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情。它是共产主义文化之花遍地开放的一个信号！
说共产主义毕竟稍稍远了一些，让我们看一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吧。应该说，要使农业社公主义改造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走向新的高涨，同样一刻离开不了文化。举例来说：
一家一户的生产，劳动的懒散或勤奋，收获的减少或增加，可以是精打细算，也可以是一笔糊涂帐，反正是一家一户的事，与别人无关，至少关系不大。三户五户、十户八户、上百户在一起生产，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要评工计分、要按劳取酬、要记帐结帐……凡此等等，靠人们的脑子去死记，那是记不了的，必须借助于文化，起码要认识字，能算简单的帐。精打细算也和十人的、一家一户的大不相同。那是几户、几十户、上百户的精打细算，比起一家一户来不知复杂到多少倍，离开文化几乎是寸步难行。
一家一户的生产，有个计划固然好，我们也欢迎个体农民也是按计划生产，然而没有计划，谁也不能强迫。几户、几十户、上百户的生产，那就另外一回事了。那是非有个生产计划不可，非有为实现计划的步骤和方法不可。计划是人们预期要实现的东西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要订得好，大纲细节订得清清楚楚，各方面的安排有条不紊。离开文化同样是寸步难行。
一家一户的生产，分工究竟简单，或者简直没有什么分工。几户、几十户在一起集体劳动，那就需要比较复杂的组织工作，那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教养，帮助我们思考。
一家一户的生产，农业技术的改进是极其有限的。几户、几十户、上百户的生产，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它就有力量、有可能运用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就需要具有相当文化教养的人。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等等，离开了文化又是寸步难行。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单靠嘴讲，那是万万不够的。那就要大家能够看报、看书，欣赏文艺美术作品，只有这样，才可能随时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列宁说：
“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是包含有农民（正是广大农民群众）底高度文化水准在内，即如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那么，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实现的”。②
目前的情况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比、解放初期和现在比，农村的面貌有着很大不同。农村的文化水平是显著的提高了。
笔者在河南鲁山县曾经做过一次调查，那里有一个村庄，解放前一共只有三个识字的：一个是地主的儿子，一个是富农的儿子，一个是富裕中农的儿子。现在差不多每一家的小孩都上学，成年人的学习文化也成了一种风气。我们翻开报纸来看，某些文化较为发达的省分，例如江苏、四川，有的一个乡里就有十几二十个初中毕业生，这也是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农村文化普遍在提高，而农村里也需要文化、需要有文化的人。农业劳动模范胡兆坤（山东）、年轻的农业技术革新者邓神荣（广西）。由于他们把自己的文化知识运用到生产中去，使他们那里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整个说来，农村的文化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生产上一般地还是用的落后的、古老的耕作方法，文盲还有很大一个数量，农民不大讲卫生，相信鬼神、迷信还很普遍。
由于前一种情况，增加了我们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原来没有文化的状态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从文化水平低到文化水平高，从农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城市的文化水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一定会成功，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由于后一种情况又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我们既然是国家的主人翁，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对现时说来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就不能熟视无睹，听其自流，我们有责任来消灭这种落后状态。
文化和农业生产、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但不矛盾，把农业生产从落后的、古老的方法推进到机械化、电气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推进和完成，农村文化水平的普遍高涨是一个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广大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深入到农村中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为了迎接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让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化种子在全国一亿多农户中深深地种下去，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化之花到处开放吧！把我们的文化知识贡献给广大农村，这决不是什么委屈，而是天大的幸运，让我们为这种幸运而欢呼吧！
①《选集》第一卷，一一二页。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9篇
中国近代私营银行业的发展及前途
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第一家，是推行洋务的盛宣怀(1844～1916)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创建的中国通商银行，属官助商办，后改为官商合办。进入20世纪以来，私人创办的商业银行陆续增多。至全国解放前夕，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已有私营银行115家，官商合办银行4家(业务经营与私营银行基本无异)；北方最大的都市天津，有私营银行32家，官商合办银行3家，而它们的总行也大都设在上海。其他重要省会城市亦有数量不等的银行。
中国私营银行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私营工商业中是个特殊的行业。自20世纪初以来，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战争连绵不断，带来的便是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当局开动印钞机，滥发纸币，因此，造成了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银行业特别是大银行，多与官方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人本身就是大官僚，如曾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北)四行准备库主任的吴鼎昌，1948年官至总统府秘书长、资政。在长期通货膨胀的局面下，银行依仗其资金优势，曾“以承买公债的方式，支持反动政府，助长内战，获取高额利润”。在日常业务经营中，它既有一定的帮助工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又在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浪潮里，推波助澜，牟取暴利，起着消极的恶劣作用；私营银行在百业凋敝中，“一枝独秀”，呈现畸形的虚假繁荣。旧社会银行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有产者，包括官僚、买办、资本家等，基本与工农大众无缘，有的也仅仅是城市职工微薄的储蓄而已，但对银行来说，却是“集腋成裘”，在货币不断贬值中，获益颇丰。大的银行家出洋留学，获有高学位，属知识型的资本家；高级职员里不少是著名大学毕业，因银行薪酬优厚，有些学理工科的也舍弃专业投奔银行；一般员工的生活待遇比其他行业的大多数劳动者也堪称优越。因此，私营银行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其地位和前途是可以想见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即起草了《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其后，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再次提出“把整个银行事业集中在苏维埃国家手中”，“把官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总会计处”。而私营银行则因不服从管制均被取缔。
在中国，当解放战争进行到“三大战役”前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斗争即将胜利之时，中共中央于1948年10月发出《关于对私营银钱业政策给东北局的指示》(简称《指示》)。私营银钱业虽然在整个工商业中占的比重不大，当年却为它发出专门文件，足见其关系国计民生之重要。《指示》称：“目前对私营银钱业暂准存在，但应严格管理，使其逐渐走向消灭。”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个，也是反映党对私营银钱业最根本指导思想的重要文件。《指示》还具体地划定了它的业务范围，即“私营银钱业无发行货币权，不准买卖金银外汇，不准经营投机贸易，只准经营存款、放款、贴现、内地汇兑等正当业务。规定银行及银号之最低资金即准备金，并以一部贮存国家银行。对私营银钱业一般不贷款。规定机关部队以其资金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钱号。规定国家对私营银钱业的检查会计账目并严格收税”，等等。这些方针、政策规定，对全国解放后的私营银钱业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指示》中“严格管理”是主基调，“暂准存在”虽未规定具体时限，但确切地表明不会允许它长期存在。不过，对于如何“使其逐渐走向消灭”，当年还只是一个目标设想，并没有具体实施的“路线图”。
1949年1月15日，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是银钱业集中度仅次于上海的天津，经过战争的洗礼，获得了解放。对于私营银钱业，从一开始就是本着上述《指示》精神，实施“暂准存在”、“严格管理”的。对天津私营银行里的几家“官商合办”银行(新华、实业、通商)，实行了由军管会金融处接管旧“官股”，认定为“监理行”，派任军代表为“监理”的做法。这一创举，客观地为而后这几家银行转变为第一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银行，迈出了第一步；同时，也为整个银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开辟了道路，是对如何“使其逐渐走向消灭”作的最初探索。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一次涉水。
这一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根据中国的国情，确认“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同时，又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全会还明确了新中国将存在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这就使对私营银行业未来的改造，有了原则性的依据。
新解放城市对私营银行业的限制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1949年4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简称《办法》，其后新解放的各大区均仿效此法)，它是对中央1948年《指示》的细化，规定更为详尽。如资本的最低额规定：银行2000万至5000万元(旧币，下同)，银号、钱庄为300万至600万元；并规定了其业务经营范围，以及种种“不得有”的行为；等等。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正确执行《办法》的《批示》，强调要“有重点有策略地逐渐强化对私营银钱业的管制工作”，需“大力开展国家银行业务，以达到逐渐削弱或代替其业务的目的”。《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题为《我们的私营银钱业政策》的社论，分析了私营银钱业的“积极”和“有害”两方面的作用，强调“必须严格管理”的基本政策。
同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军管会金融处对私营银钱业即实行监管，对四家官商合办的银行(新华、实业、通商、四明)，则实行派驻“特派员”，进行审查监督的做法。
人民银行在总结华北区工作时指出，按照《办法》，对资力少、信用差、投机性大的行庄，应本着“从严早日取缔的原则，加以整顿”。正是通过整顿、增资和严格管理，淘汰了
一批无力继续经营的单位，至1949年底，全国行庄已由1032处减至833处，淘汰率近20％。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直接涉及金融业的第39条写道：“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依法营业的私营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坏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这样，私营银行业的地位与业务活动进一步有了法律的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共同纲领》对其他工、农、交通等经济领域都是“保护”、“恢复”、“发展”……唯独对金融业强调的是“严格管理”，这反映了与中央1948年发出的《指示》的一致性。
这一阶段，根据“严格管理”、“暂准存在”的精神，各地军管会金融处对私营银行业均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令其自报敌伪公产、官僚资本，具结后听候审查处理；明令取缔后账，限期清理，并人前账；立即变卖全部囤积物资，充做运营资金；只准依法经营存、放、汇正当业务，不准倒卖金银、囤积物资；恢复票据交换所，规定票据当日不准抵现，按时补足差额；引导其进行有利于生产的正当经营……等等，这都是“暂准存在”的必要条件。
新解放的大城市，由于旧势力遗存的投机倒把活动依然存在，不时还要兴风作浪。以天津为例，在1949年4、5月间，7、8月间，10、11月间，就曾发生三次物价的大波动，最多的第三次物价上升高达310.5％。而每次物价上涨，私营金融业的放款都成倍地增加，一再地为其“逐利性”、“投机性”所驱使，扰乱市场。因此，当1950年初物价再次出现波动时，军管会金融处立即出台新规，停止银钱业相互拆借，限制行庄盲目扩大信用；并规定对商业放款额不得超过存款总额的33％，加之国营企业大量抛售物资，才有效地稳定了市场物价。
私营银行业通过公私合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随即发出全党保证实现《决定》的《通知》。涉及金融方面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规定国家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得存入私人行庄(实际上是重申1948年的《指示》)，这就意味着私营银行被切断了一条有着巨大金额的对公的业务渠道。由于全国认真贯彻执行《决定》，4月起，物价虽仍有小的波动，但已制止了大幅上涨，稳定了整个经济局势。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于1949年6月，在《平津金融接管经验初步总结》中指出，“公私合营之金融企业(如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四明银行等)则可由我派员监理继续营业，监理的任务是掌握其财产、监督其业务，使其业务经营符合我之需要，成为我之儿女银行”。这是对银行业“公私合营”概念最早的提出和所作的形象比喻。
此前，已实行“监理”或派驻“特派员”的上述原官商合办银行，至1949年9月后，进一步实行派公股代表重组银行新的董事会(如新华)或临时董事会(如实业及四明)，或行务委员会(如通商)，正式明确改组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银行。这第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也由此获得了国家银行较多的指导和支持，显示了公私合营的优势，从而使它们成为联系、团结私营金融业的桥梁，吸引整个银行业实现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示范样板。
在天津，获解放的当年9月、11月，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组织了包括12家私营银行的第一、二两个“联合银团”实行业务联合经营(后又组织了私营钱庄联合银团)，以便集中资金力量，更好地支持生产事业的发展。在上海，则是于9月从创建“联合放款处”人手，开展联合经营，几乎所有银行、钱庄悉数参加。其他城市也陆续建立了“联合放款处”，开展业务，尔后也转变为“联合银团”。
1950年3月，第一届全国金融会议召开。会议指出私人行庄本身资金虽不很大，但与私人工商业有“密切广泛联系”；行庄投机性虽大，但过早过多地取消，将会使游资转入地下，“更加隐蔽分散，不便管理”。“除积极地发展我国家银行业务与其竞争外，必须加强金管工作，继续进行严格管理，以制止投机”。并具体提出增加其存款准备金，吸收其“再存款”；肯定了组织银团联合贷放，由国家银行“渗入少量资金，从内部进行监督与管理”；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逐步淘汰等措施。
1950年5月，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研究调整工商业的公私关系问题。提出私人银行、钱庄仍可保留，但营业范围要有所限制；国家银行可与之联合放款。
同年8月，在中央统一财经工作、有效制止通货膨胀、物价趋于稳定的状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私营银行业的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会议依据中央调整工商业的总方针，研究调整“三大关系”，即金融业与工商业关系，金融业的公私关系，以及金融业的劳资关系，目的是使金融业更好地扶持工商业的发展。《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银钱业的新方向》的社论，指出这一行业大部分是依靠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资本，追求投机利润，在长期的通货膨胀、人民困苦的情况下，畸形发展起来的。当全国财经统一、通货稳定后，暴露了它们虚假繁荣的危机。京、津、沪等七市的银钱业446户，倒闭了233户，占52％。国家银行应领导、团结公私力量，共同发展，私营银钱业应努力改造自己，彻底抛弃谋求暴利的经营方式和优厚待遇，在扶持工商业中自求发展。
中财委在此次会议后向中央的《综合报告》中称，私营行庄困难很大，“大银行要求最多，除要求调整公私关系外，还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呆账和赤字，要求公私合营，要求公布银行的编制和待遇标准，以便裁员减薪”。《综合报告》指出，现国家银行已控制存款90％，放款97.7％，“取得了巩固的领导地位”。此时，“私营行庄自觉地要求我们领导，所以改造和运用它们的条件，可以说已经成熟”。会议认为，“联营、合并是金融业进一步集中力量的良好方式……可以增加实力，提高信誉，克服困难，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国家银行应予以鼓励和支持”。因此，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鼓励它们积极扶植工商业，其任务是扶植生产，沟通城乡，内外交流，吸收侨汇，促进资金回流”。这样，它们“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劳资关系方面问题相当突出，“银行职工多为小资产阶级，缺乏工人阶级为长远利益牺牲暂时利益的决心”，资本家“畏首畏尾，表现软弱”，因而使裁员减薪问题未能获得解决。有资料显示，北京某银行职员月薪184万，相当于国家银行总行行长的收入；银行工友月薪也有140万至150万之多，高于国家银行处长的工薪，年终还有双薪、奖金，这种高薪酬已成为“极严重的问题”。然而，联席会议结束后的半年来，银行业务虽有所开展，但“自我整顿改造方面成绩很少”，开支规模、工
薪标准，并未改变；甚至以变卖外汇，出售房地产来弥补亏损。有关人士指出，私营银行业已到了“下最大决心，彻底改造”的时候了。
在对私营金融业继续贯彻“团结、领导、运用、改造”方针的指导下，银行业加快了联营、联管、公私合营的步伐。在新华等四家银行第一批实行了公私合营之后，1950年5月，又有建业银行获准合营(因查明创办时有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以革命公款参股)，遂称为公私合营银行的“新五行”；1951年1月，成立联合总管理处，实行联营联管。到5月，“新五行”在全国26个城市设有105个分支机构，员工3600余人，决定进一步团结合作。经人民银行核准，在保持各行原有法定地位、兼顾公私股东权益下，派代表组成联合董事会，董事长由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胡景浍兼任；并建立联合总管理处，主任由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兼任。它标志着公私合营银行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银行业从组建“银团”人手，实行“联营”，这一步骤为而后走向公私合营，奠定了基础。前述1949年9月、11月，天津的两个银团，至1950年5月，人民银行同它们签订“业务联系合同”，任务是“协助银行业银团大量吸收存款及有计划的将资金用于有益国计民生之生产事业”。如1950年5、6月间，就曾贷款给永利化学、耀华玻璃、中天电机三家大厂60亿元；1951年6月，贷给天津、宁河二县农业60亿元。上海则是从成立“联合放款处”入手，实行业务合作。1950年7月后，陆续创建了四个联营集团，它不但可发挥集体力量，减少不必要的盲目竞争，并且能获得人民银行的指导和帮助。北京、武汉、杭州、无锡等地各银行也先后采取同样做法。而实行“联营”、“联管”则为逐步走向“合并”创造了条件。
实行银行业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在第一批新华等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的带动与实行了联营的基础上，先是1950年9月上海、久安申请公私合营获准；尔后，浙江兴业、国华、和成、聚兴诚等6行先后加人公私合营的“新五行”。号称“北五行”的金城、盐业、大陆、中南、联合(原四行储蓄会)，在天津宣布联营不久，也申请并获准公私合营。
1951年5月，人民银行发出规定各分支行与合营银行《联系事项及办法的指示》，主要是解决合营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应受其总管理处和当地人民银行双重领导问题。此时，国家银行已“控制私人存款经常在80％以上，居压倒的优势”，当时曾有过把合营银行“逐渐改造成工商银行(当年只有人民银行，还没有今天所说的工商银行)性质的专业银行，成为国家银行开展私人业务助手”的考虑，但未能落实。10月，人民银行又发出《关于对合营银行领导问题的指示》，关键词是加强业务领导，一方面加强运用其资金，按国家财政经济的需要，服务于工商业；另一方面给予必要的“让利”，保证其合法利润。
私营银行业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
1951年10月，在全国金融业联席会议确定的“团结、领导、运用、改造”的方针指导下，已合营的银行仰仗国家银行的扶助，业务发展，且有盈利，从而引导了更多的私营银行加入到公私合营银行队伍，“金融业的国家资本主义化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据此，人民银行总行提出了“新方针”，即由“行政管理与业务竞争结合”，转变为“主要加强业务领导的方针”。拟在1952年逐渐实现资产负债合并，组织单一的董事会，进一步合并。同时，确定了要加强业务领导，统筹兼顾，划给部分行业、户头，不再与其“争利”；加强统一管理，对地方分支机构实行合营银行总处与当地人民银行双重领导；选派干部到合营银行工作等具体措施。
1952年，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重重打击了不法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五反”中不但暴露了银行业资本家的种种不法行为，也使银行业务严重萎缩。4月26日，中财委《对私营金融业方针的指示》，要求人民银行抓住有利时机，从下半年开始，对全国金融业实施全面的改造。除保留3家侨资银行外，淘汰了尚存的钱庄，对私营银行或合并或淘汰，已合营的5个系统(即公私合营十二行联合总管理处、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公私合营上海银行与上海中小行庄第一、第二联营总管理处)进行人员整编和机构合并，建立统一的全国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总管理处设在上海。其在津、京等大城市分行，相应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分行。原各行的海外机构均各自保留。
5月，人民银行全国区行行长会议召开，会议作出的“整顿私营金融业问题”的《决议》重申，应抓紧时机，使私营行庄或则进一步实施公私合营，或则自行淘汰。对原已合营或联营的大银行，加以彻底整顿，实际合并成为一个合营银行。总管理处仍设在上海，于各省市留一分行，除损益报总处外，业务、人事等均由当地人民银行分行就地管理，逐步实现国家对金融事业的完全控制。
7月，“五反”已近尾声，中财委又发出关于整顿私营行庄的《指示》，提出了相关政策：对“五毒”严重，资本小，信用差，作用不大的行庄准其清理歇业；对资力大，在社会上有一定作用还能维持的行庄，可视具体情况帮助组织联营。对有代表性的人物应适当照顾；对行庄职员，除某些“五毒”俱全的高级职员外，其余在按照人民银行待遇服从分配的原则下予以训练录用。行庄工人可帮助其转业。这样，对私营行庄全部合营后的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都一一作了规定。人民银行则抓紧时机，整顿行庄，使它们“实质上并入国家银行”。“从此，国家银行统一了全国金融力量，掌握了金融市场的领导权，建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的金融体系，彻底地改革了旧的信用制度”。同时，也为合营银行而后的业务经营，作了规划。
1952年12月1日，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改组后的公私合营银行，已成为国家银行的一部分，它“将完全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下，执行所分配的一定任务”。而“留用人员尚须进一步领导改造”，才能适应新的任务。为此，人民银行作了周密的安排。除调整到当地人民银行和留在公私合营银行工作的之外，上海动员了2000余名员工奔赴大西北，支援祖国建设；天津等地则输送数百名员工去国家机械工业部再转赴西南、东北等地区新建大厂工作；上海组织1700余名职工参加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举办的学习班学习，天津则将600余名职工送往天津政治学校(前身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人民银行总行集中各地合营银行400余名高级职员，举办了高级干部学习班。上述人员学习后的再分配，大多仍回银行工作。为数不少的工勤人员经培训转业，一批年老体弱的则安排退休。而银行业久拖未决的高工资问题，也在此时迎刃而解，以天津为例，办法是依靠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组织员工学习，提高认识，在员工能承受的减薪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情况下，经受了实际考验，
闯过了关系个人切身利益问题的一“关”，而进入国家干部队伍。
全国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成立的同时，组成新的董事会。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胡景法任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项叔翔(浙兴)、王志莘(新华)任副董事长，即一公三私；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任总管理处主任，王伟才(人行)、陈朵如(浙江第一)、资耀华(上海)、黄钦书(中南)、沈日新(存诚)任副主任，为二公四私。董事会下设财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和研究室。原各行在各省市所设机构，除裁撤者外，一律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分行；其余机构由当地决定撤留；各行在海外的机构，仍以原行名各自保留。这样，公私合营银行在全国共设有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广州、厦门、汉口、重庆、昆明、苏州、长沙、无锡、南通、青岛14个分行。
1953年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向和党中央报送的《关于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报告》称，根据《共同纲领》对金融业“严格管理”的总精神，对金融资本家与其他工商业资本家采取了区别对待，“充分估计到行庄在社会经济改组过程中，可能而且需要首先结束，因此，主动采取限制、削弱并准备收编的方针”。“国家银行接防金融阵地，以加强国家对私人工商业的领导，统一管理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金融事业”。以“行政管理与业务竞争两个武器”，经过近4年工作，金融资本家从对我“轻视”、“抗拒”，到“向我低头请求支持和领导”。特别是“五反”运动，金融资本家威信扫地，要求实行大联营，完全由国家领导。根据中财委的指示，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组建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统一管理所有原私营行庄，并将总管理处迁至北京。“在接管整顿过程中，资本家交出经营、财务、用人等三权，完全由国家统一管理”。而对金融资本家则定期发给股息，并给予地位照顾和较优待遇，吸收100余名代表人物安排在董事会和总管理处工作；全部职工2万名，一律由国家包下来，分别情况予以安排，使之各得其所。至此，表明“私营行庄今后实质已不复存在”，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我们对工商业办理存、放款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专业银行。这一切，都是执行中央“又团结又斗争政策的结果”。这种“资本家各有安置，职工避免失业”的局面，使其他工商业资本家也认为，“这样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不可怕的”。
根据董事会决议，1953年4月，公私合营银行成立“清估核资委员会”，进行股权核定。1953年5月，新的公私合营银行董事会和总管理处完成了迁京的任务，从而更便于接受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以全新的面目开展工作。根据《公私合营银行章程》规定，股本总额为5000万元，股息为年息5％。
私营银行业“走向消灭”
正是在银行业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时，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准确表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是在这一年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全国形势的大背景。
银行业虽然已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比其他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前近四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但只是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革命改造并未终止，同完全实现国有化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这已是在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内，完全由国家银行掌控下来谋划、操作的事情了。
根据人民银行总行部署，1954年12月，依据其发出的关于城市储蓄工作的通报，将设立“储蓄专业机构”，而实施的步骤是：运用全国14个城市公私合营银行的机构、人力“首先专业起来”。1955年2月，合营银行进行专业化改组，包括内地14个分行，全面人民银行的储蓄业务，与人民银行储蓄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后来，陈云同志还曾专门指出：合营银行“实际上成了人民银行的储蓄处，给国家担负吸收存款的业务”。原经营的外汇业务全部归并于中国银行；仍在经营的仓库、房地产业务，则划归当地国有相关部门，如商业的仓储运输公司、房产公司统一接管。
同年8月，人民银行发出《关于同意合营银行总管理处所请将各地合行对私业务、账务以及对私业务干部全部划入人民银行的通函》，要求各地人行与合行具体研究执行。1956年7月，人民银行总行决定，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并入人民银行总行私人业务管理局。至此，公私合营银行从组织形式上也不复存在，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亦即完全实现了1948年10月中央所宣示的，使私营银钱业“逐渐走向消灭”的目标。
近四年私营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是不平静的，如曾经出现的关于“划分阵地，要求我们退出工商业和职工的存款阵地，不再下降利率……”，实行“分疆而治”。又如在私营银行自我整顿改造过程中，行动迟缓，对机构臃肿、开支浩大、旧作风与经营方式不见重大改进，甚至陷入“坐食山空”的危险境地，等等。这些问题，都在执行党的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下逐一得到妥善解决。
社会主义改造范文第10篇
众所周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际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但同样性质的改造以及几乎采取同样的方式方法，而我们的改造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踊跃支持，农业经济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可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却以革命暴力运动的形式得以完成，并且在改造过程中其农业经济也遭受了极大破坏。其根源就在于两国政府在对待农民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一、从阶级的产生来看，中国的农民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
中国的无产阶级产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鸦片战争过后，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办了一批船坞和工厂。他们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剥削中国广大劳动人民。而这些劳动人民就组成了我们早期的无产阶级，他们大多都直接来源于无地破产的农民。而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使中国的农民不仅仅受到本国封建地主势力的残酷压榨，同时也受到了来至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这种同时受到非人的双重压迫的情况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所以他们也是最具有革命性的。
苏联的无产阶级从其产生的时间来看大致比我国要晚一些，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主要产生于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以后。其构成也比较复杂，除了破产中的农民以外还包括破产的封建农奴主以及破产的农业资本家。同时，虽然俄国的农民同样受到了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很显然其所受压迫的程度那是无法和我国当时的农民所受的双重压迫相比的。所以，苏联无产阶级特别是早期的无产阶级无论是从革命的彻底性还是从组成成份的纯洁性来讲都有差别于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
因此，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直接来源于农民，所以他们深知农民的苦难，在先天情感上很容易偏向于农民。同时，他们自己从一开始也深受本国封建势力以及外国资本势力的压迫，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敌人，这为他们结成统一战线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中国的农民与无产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在后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才会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相宜的改造政策，农民也才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造。
二、从政权取得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中国无产阶级最终取得领导的地位并逐步地壮大和巩固是在革命斗争形式的过程中实现的，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通过领导广大的穷苦农民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民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坚实的同盟军。
从革命的实质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因为在中国总人口中，有80%以上的人口都是农民，其革命的内容也主要是围绕着土地问题进行的。在苏联，虽然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也有农民参加，当农民不是革命的主力军，并且苏联无产阶级是以直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因此，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中国农民真正体味到了革命是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是真正值得信赖的依靠力量。
从革命实现的道路来看，中国无产阶级采取了一条完全和苏联无产阶级不同的革命道路“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领城市后取乡村，而是相反的道路”我国革命根据地主要建立在离中心城市比较偏远的农村，党的革命事业长期扎根于农村，这使得无产阶级产期和农民保持着紧密联系。而在苏联，其革命形式是通过城市中心暴动的方式一举取得成功的。
从革命的复杂性来看，由于中国新民民主义革命所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而自己本身力量比较弱小，这一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以及艰巨性。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从革命开始就一直注重统一战线的建设，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农民阶级一直都是统一战线中的主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苏联，无产阶级主要面对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双方力量对比不悬殊，所以苏联共产党采用一夜暴动的方式取得了革命政权。
三、从国家社会历史来看，中国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国家
以前的中国和俄国在形式上虽然都可以说是以农业性质为主的国家，但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俄国农奴制改造过后。直到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社会就是典型的传统式小农经济，而俄国在18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农业形式越来越商品化同时随着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其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步遭到瓦解从而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
另外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所以中国一直以来都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而这种情况在苏联就不一样，苏联虽然早期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但其主要注重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粮食生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深知中国无产阶级一直和农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为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进行提供了阶级基础；同样，在长期的革命合作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清楚的意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革命以及中国事业建设中的重要性。这种对待农民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苏联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只能以暴力革命的形式以及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结果而得以完成，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却能不仅以和平以及人民踊跃参加的形式而且在改造过程中农业经济获得了快速地发展。也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揭示了中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差别之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