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不能都“贡献”给了世界等6则

2011年12月7日，中国新闻办了中国首个《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商务部官员崇泉在会称，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2003年是4.6%；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

点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累计贡献率超过20%,高于美国。这是无可否认的经济贡献，至于是不是高于美国，其实也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中国经济不能都“贡献”给了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廉价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支撑的。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美国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的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直接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正因为囊中羞涩腰包不鼓，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一直不高，反映到市场上，就直接体现为诸多商品价格因为购买力不足而显得定位偏高，很多普通消费品也象征性地成了“奢侈品”。在国内吃一次肯德基30元，与美国吃一次4美元相比，价格虽略有差距，但肯德基就是美国老百姓平常的快餐，可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30元的肯德基却吃不起，洋快餐在中国异化成“高档消费”，这是消费能力太低的现实表征。

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太低的另外两个代名词是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太低，可以视为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种改革的代价和阵痛。那么，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的现实下，我们已经有能力对这种改革阵痛进行救赎。无论是政府在涉及二次分配的社会福利等方面加大投入，逐步弥补因为初次分配带来的巨大差距，还是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实质性的制度举措规范市场分配体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幼师的“喜帖”是家长的“忧报”

2011年12月3日，厦门某媒体称，某幼儿园老师结婚给全班孩子发喜帖，喜帖上写的是小孩的名字，并交代孩子要转告父母。针对此事，媒体随机采访了几位幼儿园家长，得到的答案很一致：幼儿园老师得罪不起。

点评：新闻给我们揭示了一种左右为难的社会心态：“夸张的喜帖”固然伤不起，幼儿园老师却也未必“得罪”得起。

幼儿园老师结婚给全班孩子发喜糖，当然是一种毫不为奇的“皆大欢喜”。但是，发糖之后，再附上一份写着孩子名字的喜帖来“通知”其父母，哪怕反应再愚钝的家长，当也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换言之，到手的喜帖虽然有点夸张，背后的深意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即便是幼儿园里“夸张的喜帖”，自然也会被社会公众视作教育部门的事儿。可实话实说，教书育人的场所，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或存于真空。喜帖早被人们以一句“红色催款单”来概而言之。“夸张的喜帖”归根到底，或许也只是变异走形的“礼尚往来”世情之下，又一“靠山吃山”思维下的变种。

不管“夸张的喜帖”有多么令人讶异和不快，想到孕育和催化了这种“夸张”的外部气候，或许每个人都该扪心自问一下：我对“喜帖不喜”的可忧风气，究竟曾作出过几多回击与抵抗？应该说，很多陋习的改正与改观，既需要齐抓共管，更离不开从你我做起。

“福布斯慈善基金透明榜”不失启示价值

《福布斯》中文版于2011年12月1日，其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基金会榜单也将透明度作为聚焦点，首度推出“中国最透明的25家基金会”榜单。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位列前三。

点评：虽然这样一份榜单有助于推动国内慈善基金会走向透明开放，不过业内专家认为，对于引导公众捐款来说，仅仅衡量慈善基金会的透明度还是不够的。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的慈善机构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国内慈善公益组织的透明度遭受了来自民间的广泛质疑。显而易见，由负面事件及其应对不济所带来的血荒、捐款量降低，恰恰折射了公众对慈善组织不信任，对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查处滞后的反感。重塑慈善公信力显得越发迫切和重要，但仅凭一个“福布斯透明榜”来挽回慈善公信力还远远不够。

首先，公众未能从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组织对个案事件的回应中看到足够的诚意。诚意缺失，何谈透明？缺陷是自己包容来的，不是媒体放大的。调查不仅看不到超脱的程序正义，而且很难将“真相”背后的真相露出原形，更不能将可能隐藏其中的权力分肥、权钱交易与商业贿赂等腐败行为打捞出水。

其次，在理性层面上，基金会主要工作人员简历、任期和薪酬介绍，上一年度工作报告的年检情况，捐款查询系统，与公益项目合作方的合作方式和内容，公益项目评估以及总结等方面的信息披露还是短板。作为公募组织，对这些公众极为关注的内容本应主动公开，却始终未能完全做到。

基金会透明度排行榜的最大意义在于引导基金会更加真实、及时、有效地披露信息，并帮助公众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推动基金会透明度建设的全过程。固然，福布斯不可能完全做到全面真实和及时准确，对个案调查的信息披露更是勉为其难。但“透明榜”不失其形式上的启示价值。同时更应该有一张政府主导、公众参与投票的慈善榜。慈善会和红十字会系统更加需要透明度，以回应社会的密集关注，不仅让大家知道善款是怎么用的，还要让大家知道钱用的效果怎么样。如果真能达到公众期待的那样透明，中红会位列第一也没什么好惊诧的。

从“跻身中上等”里读懂中国阵痛

2011年12月12日，中国社科院《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且中国产业竞争力居全球首位。

点评：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对于国家分类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这一点，并非社科院虚构夸大所得。只是需要理清的是：人均GDP收入与人均收入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包括企业所得和国家所得，而后者则单纯是国民个人所得。换言之，“跻身中上等”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几乎如出一辙，概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不真正意味着国民收入已经居于“中上等”。这便是“中国跻身中上等”没有引发国民荣耀感，却偏偏诱发“被中上等”质疑潮的关键所在。

尽管“国富民穷”这个字眼不讨人喜欢，但在4400美元的人均GDP里真正属于老百姓钱袋子里的并不多，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GDP总量从1980年占全球GDP比重的4%，一跃上升到2009年8%，并在2010年第三季度一举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综合实力第二大强国。但与此同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却从1983年的56.5%，一路下滑到2005年的36.7%，20年下降近20个百分点。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成为一种令人酸涩无奈的时代寓言。正因为囊中羞涩腰包不鼓，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一直不高，而随着物价上涨，民生压力却水涨船高。

“土地账单”大缩水 地方政府当痛定思痛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报告披露，截至2011年11月28日，全国25个大中城市的土地出让金同比减少1172亿元人民币，降幅达到11%。

点评：土地成交低迷无疑是导致土地财政缩水的重要原因。过去一年来，在大中城市实行严厉“限购令”，“限贷令”作用之下，房价正出现人们预期的拐点。传导到土地市场，随即经营交易惨淡。“地王”已是凤毛麟角，土地以底价成交的现象不断出现，流拍、流标更是频繁发生。

从2011年土地市场供应节奏来看，土地供给“前松后紧”已成定局。而依照地方政府习惯于年末“突击挣钱”的大背景之下，土地市场不仅没有再现“爆棚”场面，反而被流标、流拍等利空消息所笼罩。住宅类地块的楼面价已从去年前11月的1810元/平方米下调至今年同期的1495元/平方米，降幅达到17.4%。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去年全国财政收入约为8.3万亿元人民币，而土地出让收入就达2.9万亿人民币，占比将近35%。据中原地产的统计数据显示，前11个月，全国130个主要城市土地市场土地出让金为1.18万亿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5200亿人民币。如果计算全国所有城市，则今年土地财政将可能减少上万亿人民币。

土地财政的缩水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将是全面的，除未来的保障房建设资金、土地供应以外，甚至会对当地经济增速、就业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债务压身的地方政府或将面临更为沉重的负担。按照审计署的报告，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就达2.5万亿元，接近去年全年土地出让收入总额。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所承载的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这极有可能造成地方政府在应对土地收益缩水、房地产相关税收减少带来的财政亏空时，会从地方利益着眼采取灵活的策略来挺过难关。中国房地产市场长期非理性的繁荣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纠葛，其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在调控与反调控的博弈之中很难把屁股坐到消费者一边，因为房地产行业之中的土地收益、房地产相关税收，两者相加支撑起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现在，土地收益随着土地市场交易的低迷，大幅减少的土地收益让地方政府的亏空明显地暴露出来。

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财政减少或许是近在眼前的一个短痛，若将其确定为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投资拉动”模式契机的话，则是无法确保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长痛。而要从根本上摆脱宏观经济和地方财政对于房地产行业和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状态，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寻找新的经济支柱入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能够替代土地财政模式的新发展模式依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但绝不能成为地方政府不积极探索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可持续发展切入点的理由。

中国应在贸易规则制定上争夺话语权

2011年11月28日，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员大会上预计，受到美国及欧洲经济疲弱的影响，明年中国的出口增幅将继续回落；他敦促美国增加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并允许中国增加对美投资，因为这对美国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发展均有利。

点评：显然，从陈德铭部长的话语解读出这样一种迹象：随着全球经济下探风险不断加大，全球贸易保护之风或将再度兴起，这对于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最大出口国的中国而言，外贸形势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压力。

不可否认，中国自加入世贸之后，获得了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经济发展收益。但是，由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长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把持，中国一直都只是被动地适应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在战略参与和规则制定上缺乏话语权。所以，商务部门除应继续推动外贸发展之外，一方面要继续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应服务，甚至还要替企业在维护权益方面直接出面；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从战略角度参与相关贸易规则的制定以及未来全球贸易的规划，这样才能发挥出中国在促进全球贸易平衡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过去10年中，区域自由贸易组织以及新的多边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兴盛崛起，都意欲主导一些地区与领域的政策。这种倾向似乎让我们重回入世前没有统一规则的竞合游戏中，这些游戏让多个戏局的主导者有了按照自身利益选择的更大自由空间，而参与者往往受到很大局限。

要打破这种被动，中国一方面要加速推进自身的市场化建设力度，推动知识产权等各方面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国内需求市场；另一方面就是积极推动中国周边市场的一体化谈判建设，尤其是推动中日韩自贸区一体化谈判与建设；此外，还要利用好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尽早从欧美国家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在国内方面，商务部先后出台了内贸和外贸的“十二五”规划，这些规划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内需市场建设方面，首次将内需消费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这些问题实施的关键是需要国内统一市场的建设以及法治的完善，尤其是公平竞争的制度性安排，都需要通过体制性的改革来推动。

综合以上分析，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同样面临着新的贸易规则以及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等方面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