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联合征信所忆旧

资耀华（1900-1996）本名资朝琮，字璧如，我国金融界耆宿。17岁留学日本，26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1928年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历任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是上海联合征信所创办者之一。文中资先生回顾了解放前上海联合征信所创办时的缘由及其经营情况。

在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调查部已办得有相当成绩，对银行业务帮助很大。其他几个大银行也纷纷办起类似调查部的组织，从事工商业的信用调查和市场经济调查。但是上海是这样大，要调查的项目是这样多，一家银行是很难把任务全部负担起来的。当时张禹九在中国银行，章乃器在浙江实业银行（后来改为浙江第一银行），同我在上海银行一样，担任调查工作。我们三个人碰在一起，交换经验。认为联合起来，分工合作，力量就大得多了。章乃器当时勇气很大，说我们银行也要革命，不能老是墨守陈规，于是大家想出一个联合的办法，就建议由我们三家发起，成立上海联合征信所。

当时上海最大的信用调查征询组织是日本人办的日本帝国询讯所，而所有职员几乎都是中国人，很多银行投资和抵押放款等业务，都向它请教，要付出很高的费用。日本人尚能办好，我们是在本乡本土，情况终比日本人熟悉，而且各行对这项业务都已有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所以，我们对于办好联合征信所是有信心的。开办时需要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上海银行陈光甫、浙江实业银行李馥荪和中国银行张公权对我们的计划非常赞成，同意拨付资金。中国和浙实两行负担资金较多。就这样，上海联合征信所办起来了。

征信所办公地点设在仁记路通商银行出租的大楼上。筹备和开办初期，我和章乃器、张禹九每天都到征信所，三人轮流值班，一人一天。张禹九多数是由祝仰辰作代表，我同章则每天必到，即使不是轮到自己值班，也一定在那里吃午饭，利用吃饭时间商谈决定有关的事情。当时我们的情绪很高，业务开展也很快，其他银行先后参加进来作会员，新华银行的孙瑞璜也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不久，何萼梅、寿进文、吴承禧、杨荫溥等也都参加征信所工作，我们的阵容逐渐扩大。

各银行参加征信所作会员，根据付会费多少而分等级，有基本会员和一般会员。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编成报告，分机密的、重要的和一般的几种。机密材料只有少数人可看，对一般会员则分送一般的材料。但在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市场动向，行情涨落，进出口贸易趋势，以及其他有关的经济事项，对于会员银行的业务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会员银行可以提出单独的项目，托我们调查，我们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的工作受到金融业以至工商企业的重视，委托我们调查的客户不断增加，不少外国商行也来委托。由于我们联合征信所的兴起，日本人办的同样机构不久就收歇了。

由于征信所业务日益扩大，需要专人负责，我们请来潘仰尧担任经理，减轻了我们三人的工作。随着各项制度的建立，人事配备的完成，日常工作有条有理，很快就成了各银行的有力助手，有如现在我们所说的咨询机关。

1933年上海银行派我到美国接洽业务，回国后改任天津分行经理，不再担任联合征信所的工作。但我在天津任内，每年总要回到上海五六次，停留一段时间，到征信所去同大家商谈重要的业务。

我回国后，1935年春我国就实现了货币改革，纸币贬值，市场震动。这时联合征信所由孙瑞璜主持。我仍回到天津担任上海银行分行经理。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联合征信所被迫停止。抗日战争胜利后，联合征信所曾经恢复，上海解放初期改名为上海工商调查所，不久又恢复联合征信所名称，后来金融全行业公私合营，联合征信所就结束了。

中国征信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上海已经有多家外国投资者开办的企业信用调查机构，包括日商办的上海兴信所、帝国询讯所和东京兴信所，有美商办的商务征信所和中国商务信托总局。

1931年，由著名民主人士和银行家章乃器先生牵头、多家中资金融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上海联合征信所，专职从事工商业信用调查和市场经济调查。从成立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是上海联合征信所最为兴旺的时期，可惜的是随后的战争使其越来越陷于困境，勉强维持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然而，不论如何，上海联合征信所曾经为当时的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信息。尽管上海联合征信所由于战争和解放后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而改变了发展轨道，但其努力仍然值得我们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