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对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作者：何淑兰 单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竞争力总体增强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10期世界经济与贸易但亚洲经济表现出强大的恢复能力。在2011年的洛桑世界竞争力排名结果中，中国位列18，较2009年上升两位，位居新兴经济体首位。其他国家如韩国、印尼、巴西、南非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储备资产的快速累积2011年末，全球所有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合计10.62万亿美元，中国持有近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近三成。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外汇储备占比分别接近7%、4%和2%，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已经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资产余额超过对外债务余额，大都成为对外净债权国。反观发达经济体，除个别国家外，大都发展成为对外净债务国。在全球债务分布中，排名前10位的发达国经济体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3.8%，G7国家今年到期的债务总额约7.3万亿美元。据彭博社数据显示，日本将有3万亿美元债务到期，位列第一，美国则将有2.8万亿美元债务到期，居于其次，其债务依存度更是创下30年来的新高。欧债危机，美债危机持续发酵，成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的根源。

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的提升当前全球治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在既有国际金融秩序下应享有的权利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匹配。发展中国家虽然表面上被包括了进来，但并没有赋予相应的权利，更多层面只是参与而已。G20从幕后走向前台，标志着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力量与传统发达国家的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在G20的成员中，新兴经济体有11个，“金砖四国”是G20里面新增加的主体。发展和完善G20对话机制，是新兴经济体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1976年1月8日，IMF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协定，称为《牙买加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特征有：第一，储备货币多元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美元依然居主导地位，因此牙买加体系又称为美元本位制。第二，汇率制度多元化。根据IMF的分类，现行体系下的汇率制度多达8种，浮动汇率制度获得了合法的地位。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多样化。具有汇率、利率、IMF贷款、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等多种调节方式。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欧债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虽然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即将达到全球总量的50%，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财富的分配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实际上新兴经济体金融资产仅占全球总量的19%。新兴经济体金融财富在全球占比明显低于GDP的占比，意味着各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经济体承担。由于新兴经济体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越被美国债务风险所累，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一）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掠夺性虽然在牙买加体系里，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是储备货币，但由于美国政治经济实力余威犹在,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计价单位、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价值的贮藏手段（见图2）。美元的霸权地位与特权地位,为美国政府长期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为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长期实行不受约束的“双赤字”政策。一方面通过经常收支逆差的方式大规模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获取巨额国际铸币税利益。根据PortesandRey(1998)估计，美国每年正常国际铸币税收益相当GDP的0.2%；另一方面又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例如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源源不断向国内注入美元，直接导致了美元的贬值,自动削减和消灭了美国债务。“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一语道破天机。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集中在一种国家货币上，容易使国际货币体系遭受到源自异质性冲击或该国政策决定（该政策决定可能不适合于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周小川，2009）。在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世界人民为美国的债务买单。自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危机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积累了巨大数量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未来危机的自我保护。美元贬值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缩水和持有的国债收益率下降，新兴经济体作为债权人权益被严重“稀释”而陷入财富管理的困境。

（二）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导致新兴经济体承担过多风险，易诱发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国际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借助债务货币化转嫁危机，相继进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汇率战的迹象明显。大幅波动的汇率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非常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许多职能都集中在一种或两种货币上导致了汇率风险在国际货币发行方（发达经济体）与面临大部分风险的其他国家（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担极不均匀。新兴经济体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赖储备货币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的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盯住汇率制，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在汇率调节过程中，发达国家仅考虑自己国家的情况调节汇率，使得实行钉住制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水平很难反映其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汇率由经济状况决定并调节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大国之间汇率的频繁变动不仅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正常进行,而且带动了其他国家汇率的剧烈波动，从而诱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蒙代尔（1999）认为,现行国际汇率制度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诱发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过度波动,汇率的过度波动又助长了外汇投机活动对这些国家的冲击。由于受汇率冲击的影响,拉美和亚洲新兴国家先后发生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和货币危机（1997-1998）,造成了经济的发展困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p#分页标题#e#

（三）国际热钱流动加速，冲击新兴经济体

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资本频繁流动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加上本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成为热钱主要冲击对象。根据追踪全球资本流向的调查机构ERFR近期的报告，2010年流向新兴经济体的热钱总额达到3780亿美元的高峰。从流向地区进一步分析，超过60%的热钱流入了亚洲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拉美(20%)、非洲及中东(17%)、东欧(3%)等地。2011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热钱规模高达3600亿美元左右，大大超出2004年至2007年期间的热钱流入规模，新兴经济体普遍都面临“热钱压境”的风险。然而在2012年，由于欧债危机恶化、全球去杠杆化程度持续加深以及新兴经济体自身经济减速，新兴经济体再次出现了一波资本外流潮，MSCI新兴市场指数在今年二季度下跌了8.79%，值得关注的是，本轮资本外流潮引发了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特别是金砖国家一改本币坚挺的繁荣景向，掉头成为新兴市场的领跌货币。大量短期资本跨境流动会带来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风险，增加了脆弱性并在各国之间传递冲击。由于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不但容易遭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并且这种外部冲击带来的后果往往也较为严重。这表现在：第一，热钱的进出会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家汇率的波动，增加了汇率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普遍不发达，缺乏对汇率风险对冲的工具。热钱的流入将会使本币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直接打击出口，对国民经济造成很大冲击，而热钱流出又会使货币急剧贬值，甚至诱发货币危机。第二，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容易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新兴经济体面临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2011年，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持续走高，10月份甚至高达6.2%；巴西、印度、俄罗斯、越南等“新钻国家”通胀率也都在7%以上。第三，热钱进入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造成投资和消费结构扭曲，一旦国际热钱套利退出，资产价格暴跌甚至资产泡沫破灭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最后，跨境资金的进出会严重干扰新兴经济体宏观政策的实施，制约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例如一方面为抑制通胀而加息，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利息差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刺激国际热钱流入，造成更大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从而导致加息的效果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对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规模和结构有重大影响。但是，调整巨额资本流入和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本流动逆转的责任和风险通常依赖于资金接收国即新兴经济体。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全球通用框架。现有解决跨境资本流动的框架主要是区域性的和双边的，并且无法从全球稳定的角度来解决。由于各国国内监管规则之间的差异而催生的监管套利，顺周期性，从众行为（羊群行为），风险蔓延，所有这些结果都使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稳定影响。

新兴经济体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

（一）在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的诉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心舞台，但一直由少数国家主导，新兴经济体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的特别提款权（SDR）具有非均衡性。自1969年创设至今，SDR分配次数寥寥，现有的SDR不到全球储备的4%，作用相当有限。30个发达经济体占据了SDR分配总额的69%，其中美国一国就占了近四分之一，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31%。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但SDR僵硬的不规则的分配机制并没有反映出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和相应的SDR严重被低估(如图3所示)。另外，SDR的定值仅仅依靠四种货币（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美元在SDR中的权重依然很大（占44%），这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信用货币仍然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现状。同时，定值货币的权重没有将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纳入其中，从而缺乏代表性。其次，从投票权上看，美国拥有IMF16.7%的投票权，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拥有30%以上的投票权，而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只有39%的投票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下，任何一项重要决议都要获得85%的投票权的同意才能通过，因此美国与欧盟实际上掌握着一票否决权。这意味着IMF对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监督，若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早就应该受到警告和约束,但显然IMF根本约束不了美国,只能约束发展中国家。Stiglitz（2006）认为负责制定决策的国际金融机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是不民主和不透明的。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难以反映大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存在严重的代表性不足。由于代表性不足，直接导致这些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的有效性欠缺。增强IMF的代表性以改善IMF治理的有效性是IMF改革的关键。2010年10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韩国庆州会议达成份额改革历史性协议。首先，发达国家向代表性过低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使后者总体份额升至42.29%；其次，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执董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再次，“金砖四国”的份额都将有所提升，全部进入前十名；最后，中国持有份额将从现在的3.72%升至6.39%，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这一协议要到2012年IMF年度会议上确认才能生效。在世界银行集团治理改革上，2010年4月，世界银行集团决定将投票权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公平权。改革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加了4.59个百分点（自2008年以来），增至47.19%；金融公司增加了6.07个百分点，增至39.48%；开发协会增加了约6个百分点，增至45.59%。新兴经济体应联合发展中国家利用这次机会，技巧性地在关键问题上与发达国家博弈，不断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力。

（二）多元化货币体系的诉求

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有限作用与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权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2009年我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并表示要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讨论。许多国家对中国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都表示支持,如俄罗斯、巴西和联合国等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国际组织赞同中国的建议。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建立超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还将是漫长的一个过程。目前最现实的选择是增加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加入到储备货币中。Frankel(2008)、Eichengreen(2009)，Frankel(2009)、Dailami和Masson(2009)、Chinn和Frankel(2008)及黄益平（2009）等等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将从美元本位体系走向多元货币体系，多元货币体系的构想中几乎都包括了美元、欧元、SDR和部分新兴国家货币代表如人民币。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和实施难度看，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之间的多边制衡体系，有利于控制美元滥发、约束美元霸权，全球经济结构才能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的诉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全球化”与“监管体制非全球化”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当前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在多个维度产生扭曲：各类场外金融产品以及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特殊目的实体（SPV）等类银行金融机构(near-banken-tities)发展迅速，金融系统变得高度复杂和不透明，过度杠杆化，流动性风险被低估，大型金融机构“大而不倒”，出现了道德风险等等。另一方面，现行金融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实践。在现行监管模式下，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产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管，而类银行金融机构和场外金融产品受到的监管较为松散甚至缺失。此外，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在监管理念上，部分发达国家过分相信市场，认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忽视了在资本逐利动机下隐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的平台与机制，监管者对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缺乏了解。相关国际组织一直以来只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监测，尤其是关注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问题，但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作用不足。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力的外部约束力量。建立全球统一的监管体系，构建全球金融稳定框架成为各国的共同诉求，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目前看来，尽管在国际上建立全球或者区域性的统一监管组织还不现实，但各国监管机构应努力通过国际多边组织等共同推进监管原则，加强监管合作和监管信息的共享，特别是危机预警系统、对冲基金监管、国际金融机构的跨境活动，都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监管合作的重点。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发出声音，对全球监管标准的确立表达诉求。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中的具体策略

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应当与货币大国的经济实力结构基本统一，才能维持持续的平衡。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根本取决于大国经济实力对比的逆转，但由于转化成本巨大，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变迁通常滞后于大国经济实力的变迁，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调整过程。在此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应当联合起来，发出共同的声音，强化内部磋商机制，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配合和协调，进一步加强经济金融合作。

（一）强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之间尤其是“金砖五国”经济金融的务实合作

首先，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新兴经济体国家要减少美元资产和美国债券投资，就需转向相互之间的股权投资和产业投资，加大相互之间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加强储备资产的相互投资，从而改变储备资产流向发达经济体债券的局面；其次，加强新兴经济体国家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建立新兴经济体集团内的货币结算制度，加快推动各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允许金砖五国国家间货币作为结算和投资货币，允许对方货币在境内结汇为本币，允许对方的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允许各自的企业到对方国家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共同建立起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再次，要大力推动新兴经济体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积极推动各国货币的市场交易，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交易份额，扩大金融开放，逐步放弃盯住美元，促进更有弹性的浮动汇率机制形成，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最后，新兴经济体应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合作，促进资本在区域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

（二）倡导储备货币多元化，推动主要大国本币进入储备货币体系

建立货币进入和淘汰制度。设立新进入门槛，单个国家符合要求的，其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例如，凡区域经济或国家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连续三年达到10%，这一区域可以推举一种货币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单个国家GDP的比重达到2%以上的，其货币可以自动进入储备货币；对不符合要求的储备货币，在下个调整周期内仍不能改善条件的，要求其按照规则退出储备货币。这一主张的目的是促进货币争当储备货币，促进储备货币国家对国际金融稳定承担责任，保持本币汇率和金融稳定，同时为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进入储备货币做准备。

（三）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第一，要求根据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化或应主要大国的要求，对原有的规则进行修改和调整。主张达到66%或2/3以上的投票支持就可以修改规则。第二，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建立份额自动调整机制以及时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第三，要求改革特别提款权(SDR)，脱离份额，重新确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SDR分配比例，且前者的分配比例要有相对提高。另外，SDR的定值货币参照体系，把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2%以上国家的货币都作为定值参照货币，并定期调整不同货币的参照权重。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及人民币应当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首先，中国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对话、磋商和合作，在亚洲金融货币框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IMF改革中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积极参与和推动改革。其次，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制度性缺陷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摆脱对美国经济和对美元依赖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包括允许贸易交易以人民币结算，放松对用于结算的人民币跨境汇兑的管制，允许在香港及外国机构在大陆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允许部分银行提供离岸人民币存款账户，与其他国家央行建立本币双边互换额度等。要使人民币达到这些储备货币的标准，第一，要继续深化和发展本国金融市场，使之具有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地位相适应的厚度和深度，包括增强银行体系，发展政府和企业债券市场以及外汇现货市场和衍生品交易市场。第二，要明确资本项目开放与其他政策如汇率灵活性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先后顺序，以改善人民币国际化成本和收益权衡；第三，要大力进行国内的结构性改革，缓解了中国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毕竟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是以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基础的。#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