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增长重塑

新兴经济体高歌猛进的时刻已经结束，2014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发达经济体处于稳定复苏之中，而支撑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改革与震荡必然要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由此，唱衰新兴经济体的声音日渐增多，一些研究机构建议投资者减少在新兴市场的投资。棒杀与捧杀一样既无益于新兴经济体的稳定与增长，也背离了世界经济的大势，新兴经济体进入新一轮的调整阶段，为下一轮增长奠定基础。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无不是快慢交替，经过多轮改革与增长之后迂回进入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带。

外部发动机熄火？

支撑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两大外部发动机正在慢慢熄火，一是美国提供的廉价资金，二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打造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所下降；美国在2013年底开始减少量化宽松的规模，预计退出量化的行动将是2014年美联储的主要任务。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新兴经济体一枝独秀的风光日子便不复存在，2013年5月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释放退出量化宽松的消息，而6月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一场资本外逃的袭击，资本净流出220多亿美元，很多国家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钱荒危机。经过半年的“消化”，当美联储真的开始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保持了相对稳定，但这也预示着廉价资金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好，如果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未来通胀的压力。从理论上说，美国经济复苏会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但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角色正在退化，美国贸易逆差绝对规模和在GDP的比重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对美国市场依赖性比较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很难从美国复苏中分到更多的好处。美联储在削减购债规模的同时，不断承诺将低利率政策保持到2015年，资金回流美国市场会不会使美元走强，新兴经济体可以从货币贬值中获得更多出口收益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2013年下半年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度贬值，贬值当然可以刺激出口，同时也增加了进口的成本，像印度等外汇储备并不足的国家，货币贬值并非好事。

从当下的情形来看，美国可以享受到低通胀、较高增速的舒适时光，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并不愿意看到美元大幅度波动，美元短期内不会走强，从而也助推美国出口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过几年痛苦的去杠杆化改革，经济增长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根基，取得这样的成绩，美联储功不可没。当然，美联储的政策调整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冲击，为避免大萧条，美联储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几万亿美元廉价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从而推高了这些国家的汇率，这被巴西财长曼特加称为“汇率战争”。而当美国经济复苏之后，美联储又在控制货币的水龙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金外流，资金大进大出容易引发货币金融危机，但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办法控制，只能夯实国内经济基础，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廉价美元掩盖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以借债推迟改革或者调整。企业借债扩张，政府举债代替财政改革，其结果是一样的，风险意识淡漠，风险积聚，一旦资金流向大转，危机旋踵而至。在廉价资金的泡沫之下是世界经济的真实结构，即新兴经济体依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但是结构优势依然在发达经济体手中。目前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3/4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市值仅占全球的35%，新兴经济体要获得结构性的优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外部增长动力减弱之后，新兴经济体的改革时代随之而来，因为任何改革都不是在顺境中推行的，相反几乎都是危机倒逼的产物，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的改革就是在外汇即将告罄的时刻启动。

改革与震荡

新兴市场的改革已经悄然启动，巴西央行已经连续6次提高基准利率到10%，而印度央行行长拉詹上任之后将遏制通胀作为核心的政策目标。印度卢布、巴西雷亚尔的币值已经趋于稳定，而两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未来的改革需要从货币领域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以市场化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消化债务，控制通胀，保持经济增长的种种难题，随着这些难题的破解，新兴经济体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结构位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兴经济体很快恢复，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是新兴经济体被看好的主要原因。但事后来看，这样的增长基础是不牢固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要么金融市场比较封闭，要么金融市场比较狭窄，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免疫力较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危机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新兴经济体也随之跟进，货币与财政双重刺激经济增长。几年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都大幅度增加，而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之后，长期利率水平必然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压力剧增，巴西的信用评级距离垃圾级别只有两档。在发达经济体完成债务去杠杆化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则需要直面自己的债务问题。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拥有全球主要的外汇储备资源，但是相比于美联储握有的货币霸权，外汇储备主要用于防御。

新兴市场国家多半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也是一个危机多发的时期，经济增长需要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来支撑，分配正义成为必须破解的难题。巴西、泰国等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与社会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

在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之间，政府处于一种两难选择，更进一步来看，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前提，但是既有的利益格局日渐僵化，政府需要坚定的改革决心才能平衡各方关系。政府习惯性的思维是增加补贴，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印度国大党政府不断提高粮食和能源补贴，但治标不治本，补贴增加而投资没有跟进，最终增加了通胀压力。破解通胀的根本之道还是增加投资与供给，巴西因公交车车票价格上涨而引发全国性抗议，根源还在于公共交通服务匮乏。

2014年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泰国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选，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政客很少有勇气削减福利开支，因此，权力更迭也会进一步延缓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主张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印度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若在大选中获胜，印度有望在下半年重启市场化改革。2014年也是新兴经济体重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年，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除了改革之外，别无他途。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源于全球市场的扩张，很多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国内市场的整合水平，这既是新兴经济体的瓶颈也是机遇所在，更是改革的突破口。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的阻隔，让资金、劳动力、资源能够更自由的流动与配置，新兴经济体会收获新一轮改革的红利。

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25年新兴经济体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占的比重将上升到45%，全球公司力量的格局将为之一变。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企业实力、金融市场、国际货币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真正实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平衡，扭转国际经济结构失衡的状态，而现在刚刚迈出第一步。

（作者为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供职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