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范文
时间：2023-02-21 21:50:03
新兴经济范文第1篇
外部发动机熄火？
支撑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两大外部发动机正在慢慢熄火，一是美国提供的廉价资金，二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中国新一届政府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打造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所下降；美国在2013年底开始减少量化宽松的规模，预计退出量化的行动将是2014年美联储的主要任务。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新兴经济体一枝独秀的风光日子便不复存在，2013年5月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释放退出量化宽松的消息，而6月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一场资本外逃的袭击，资本净流出220多亿美元，很多国家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钱荒危机。经过半年的“消化”，当美联储真的开始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新兴市场保持了相对稳定，但这也预示着廉价资金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
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较好，如果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增加未来通胀的压力。从理论上说，美国经济复苏会带动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但数据显示，美国作为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角色正在退化，美国贸易逆差绝对规模和在GDP的比重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对美国市场依赖性比较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很难从美国复苏中分到更多的好处。美联储在削减购债规模的同时，不断承诺将低利率政策保持到2015年，资金回流美国市场会不会使美元走强，新兴经济体可以从货币贬值中获得更多出口收益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2013年下半年新兴经济体货币大幅度贬值，贬值当然可以刺激出口，同时也增加了进口的成本，像印度等外汇储备并不足的国家，货币贬值并非好事。
从当下的情形来看，美国可以享受到低通胀、较高增速的舒适时光，持有巨额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并不愿意看到美元大幅度波动，美元短期内不会走强，从而也助推美国出口增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经过几年痛苦的去杠杆化改革，经济增长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根基，取得这样的成绩，美联储功不可没。当然，美联储的政策调整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了冲击，为避免大萧条，美联储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几万亿美元廉价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从而推高了这些国家的汇率，这被巴西财长曼特加称为“汇率战争”。而当美国经济复苏之后，美联储又在控制货币的水龙头，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资金外流，资金大进大出容易引发货币金融危机，但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办法控制，只能夯实国内经济基础，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廉价美元掩盖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以借债推迟改革或者调整。企业借债扩张，政府举债代替财政改革，其结果是一样的，风险意识淡漠，风险积聚，一旦资金流向大转，危机旋踵而至。在廉价资金的泡沫之下是世界经济的真实结构，即新兴经济体依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带，虽然在过去几年中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但是结构优势依然在发达经济体手中。目前年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3/4来自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股市市值仅占全球的35%，新兴经济体要获得结构性的优势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外部增长动力减弱之后，新兴经济体的改革时代随之而来，因为任何改革都不是在顺境中推行的，相反几乎都是危机倒逼的产物，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的改革就是在外汇即将告罄的时刻启动。
改革与震荡
新兴市场的改革已经悄然启动，巴西央行已经连续6次提高基准利率到10%，而印度央行行长拉詹上任之后将遏制通胀作为核心的政策目标。印度卢布、巴西雷亚尔的币值已经趋于稳定，而两国的通胀压力依然不小，未来的改革需要从货币领域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以市场化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动力。新兴经济体面临着消化债务，控制通胀，保持经济增长的种种难题，随着这些难题的破解，新兴经济体有望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结构位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新兴经济体很快恢复，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是新兴经济体被看好的主要原因。但事后来看，这样的增长基础是不牢固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要么金融市场比较封闭，要么金融市场比较狭窄，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免疫力较强。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危机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新兴经济体也随之跟进，货币与财政双重刺激经济增长。几年之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率都大幅度增加，而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之后，长期利率水平必然上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压力剧增，巴西的信用评级距离垃圾级别只有两档。在发达经济体完成债务去杠杆化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则需要直面自己的债务问题。新兴市场国家虽然拥有全球主要的外汇储备资源，但是相比于美联储握有的货币霸权，外汇储备主要用于防御。
新兴市场国家多半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这也是一个危机多发的时期，经济增长需要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来支撑，分配正义成为必须破解的难题。巴西、泰国等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与社会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好。
在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之间，政府处于一种两难选择，更进一步来看，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前提，但是既有的利益格局日渐僵化，政府需要坚定的改革决心才能平衡各方关系。政府习惯性的思维是增加补贴，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印度国大党政府不断提高粮食和能源补贴，但治标不治本，补贴增加而投资没有跟进，最终增加了通胀压力。破解通胀的根本之道还是增加投资与供给，巴西因公交车车票价格上涨而引发全国性抗议，根源还在于公共交通服务匮乏。
2014年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泰国等多个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大选，为了获得更多选票，政客很少有勇气削减福利开支，因此，权力更迭也会进一步延缓结构性改革的实施。主张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印度人民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若在大选中获胜，印度有望在下半年重启市场化改革。2014年也是新兴经济体重新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年，既有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除了改革之外，别无他途。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源于全球市场的扩张，很多国家对外开放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国内市场的整合水平，这既是新兴经济体的瓶颈也是机遇所在，更是改革的突破口。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利益集团的阻隔，让资金、劳动力、资源能够更自由的流动与配置，新兴经济体会收获新一轮改革的红利。
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25年新兴经济体在“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占的比重将上升到45%，全球公司力量的格局将为之一变。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企业实力、金融市场、国际货币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真正实现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平衡，扭转国际经济结构失衡的状态，而现在刚刚迈出第一步。
新兴经济范文第2篇
我们应该祝贺全球领导人，他们成功地在匹兹堡G20峰会上会聚一堂，共商应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大计。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齐集伦敦G20峰会之后的6个月，在亚洲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全球经济正在走出低谷。回升步伐虽然缓慢。但却不容置疑。
从许多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中国正在走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第二季度经济较去年增长7.9％，高于第一季度的6.1％增幅；印度宣布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1％；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洲主要经济体均已重新开始经济增长；即使是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也已踏上复苏之路。
然而，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仍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引擎)美国仍处于衰退的阴霾之中。这也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经历的最漫长、最严重的衰退。企业不断裁员(主要是美国及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口再度陷入贫困，同时，全球金融机构在撤销超过1.6万亿美元的信贷亏损之后，对借贷及投资依然十分谨慎。
由此不难看出，全球决策者有足够的理由延续其精心设计、但实施不到一年的财政及货币刺激方案。毫无疑问，各国政府及央行确实需要制定同样协调一致的退出途径，以在全球经济真正摆脱危机时回收规模空前的流动性。但这个时刻尚未来临。
事实上，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恰逢其时。全球领导人必须认识到，如果美国、欧洲及日本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得不到控制，这些国家的消费者未能减少债务、增加储蓄以及扩大消费，那么目前的全球经济复苏局面将不堪一击。
除了延续宽松的货币及财政政策外，齐聚美国制造业中心的决策者，还须反思目前已在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全球失衡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由亚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累积的过剩流动性流入西方，并经投资于西方的政府债券令全球利率维持于低水平，同时导致美国及西欧消费者的过度开销现象加剧，使得全球经济出现失衡。
尽管因经济及金融危机导致西方消费者削减开支，亚洲出口型国家年内的贸易盈余已大幅减少，但无需多时亚洲的消费需求将大幅回升，这足以弥补西方的消费需求下滑。而实现由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对亚洲各国至关重要，但这需要数年的时间。亚洲各国政府正在解决的是：为人民提供社会安全网络以及医疗卫生保障，这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消费者为不时之需而过度储蓄的问题亚洲各国政府还需继续通过实施经济改革、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整体生产效率及生产水平，此外，深化及扩大亚洲的资本市场，以为吸收当地居民的巨额储蓄资金做准备。一直以来，亚洲企业过分依赖股市融资，经常导致市场波幅过大，甚至催生资产泡沫缺乏深入而流动性强的企业债务市场也限制了企业获得长期资本的途径。
显而易见，对西方国家而言，修复金融及经济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并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漫长的时间。为此，推动相对更快经济复苏之路的重任，主要落到了中国、印度、韩国、印尼及其他新兴市场大国的肩上。
事实上，这些新兴经济体已越发意识到它们的责任，并开始充满自信地履行自己的新职责中国出台规模空前的4万亿元财政刺激方案，为年内的全球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而近几个月来，印度与韩国及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提高亚洲的贸易及投资奠定了基础。
对于亚洲领先的新兴经济体(G20集团的成员)――中国、印度、韩国及印尼的增长主要受内需推动，相对较低的个人债务水平、高储蓄以及庞大的人口，意味着这些经济体能在转向以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后，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
新兴经济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比较
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周海欧.经济增长、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形式化分析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贡献[J].当代财经，2013，15（05）：5-14.
[2]蒋志勇.城市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演进与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和城市化理论的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5，12（01）：1-3.
新兴经济范文第4篇
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是在继续还是在企稳？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否会产生新的危机？这是周期性的调整还是新兴经济整体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否会影响新兴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否会重新改变全球经济增长的格局？新兴经济可以采取哪些政策以保持新兴经济的继续稳健增长？
本文将讨论和上述问题相关的新兴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新调整；第二，从历史上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看目前的调整；第三，政策选择和未来展望。 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新调整
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慢。图1记录了1993年到2013年历次新兴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纵坐标是经济增长放慢的新兴经济占新兴经济的百分比， 如果超过75%的新兴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就认为新兴经济增长整体在放缓。
过去20年， 在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IT股市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都出现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我们的观察表明，从2011年开始一些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到2013年下半年，已经有80%的新兴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由此可以判断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缓。
目前新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如图2所示，我们的模型表明，过去两年，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其中外部需求疲软形成约1.1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内部结构性问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宏观结构失衡，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形成约0.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同时，应对外部需求疲软， 一些新兴经济动用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支持了经济增长约0.4个百分点。整体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35个百分点，其中同时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需求疲软是全球经济周期变化的自然结果。进入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结束，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中低速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G20推动下，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反弹强劲，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5.2%。
受2011年欧元危机爆发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3% 下降到1.6%，整体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4%。2012年欧元区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受财政消减影响中度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1.2%，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3.2%。
2013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开始下滑，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降低到3%左右。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反弹后已经连续四年下滑，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结束。
新兴经济大部分是外向型或出口单一型经济，经济增长历来受外部需求和外部资金流动影响较大，对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高度敏感。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强有力的外部经济环境，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大幅度改善的大宗商品贸易条件，额外提振了新兴经济GDP的增长（见图3）。
全球贸易开放，全球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全球经济增长，有利于新兴经济出口，增加总需求。其中向中国和美国出口的新兴经济通过贸易增长大幅提振了经济增长，而欧元区因为经济衰退对新兴经济出口带动作用弱小（见图4）。
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出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了资本向新兴经济的流动，新兴经济比较容易得到外部资金支持，融资成本也由此大幅下降。我们估算新兴经济平均融资成本下降了460个基点，其中外部流动性条件的改善帮助融资成本降低大约340个基点，新兴经济内部宏观条件改善帮助融资成本降低大约120个基点。在外资流入新兴经济时， 也推动了新兴经济货币和信贷周期性扩张，这也拉动了总需求向上。
现在这些利好因素都在改变。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石油价格、大宗商品、金属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经历从快速上升阶段向下降阶段的转变，因此，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过去几年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提振的经济增长部分消失了。外部需求疲软同样导致了新兴经济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
由于美联储退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十年期国债利息水平）已经从最低点上升了近100个基点， 我们估计在2014年还会继续上扬，由此也将影响全球利率水平逐渐上升，而新兴经济利率上扬速度会更快。美联储经过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充裕，大量资本流向新兴经济，我们估测，因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给新兴经济体的外资金额高达4700亿美元。
美联储退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新兴经济也会面临资本撤出的挑战， 一如我们在2013年5月到8月期间已经观察到的。由此，新兴经济在过去几年里享受的资金宽裕和便宜的融资环境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在影响总需求。
新兴经济内部宏观失衡，也是形成近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连续多年强劲经济增长下，一些新兴经济也逐渐积累了内部的宏观失衡，表现为财政赤字上升、货币增长过快和信贷过热、经常账户赤字上升，通货膨胀也逐渐抬头。当外部需求强劲时，一些必须的结构改革也被拖延。
这些问题往往被较高的增长速度所掩盖，而一旦外部需求疲软， 内部宏观失衡的问题立即暴露，推动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我们的模型预测，这些内部宏观失衡和结构问题整体形成了新兴经济0.6个百分点的GDP增速下降。由此，新兴经济在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内部宏观基础恶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需要进行调整在所难免。 从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看目前调整
新兴经济增长和赶超的道路从来都不平缓。正如我们在图1看到的，过去20年，新兴经济经历了多次的增长速度放慢，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增长速度放慢， 而在是否有正确的调整政策，稳住经济增长，并继续向前发展。
又一次，历史提供了有趣的案例。我们对1962年-2011年过去50年新兴经济的增长、发展和赶超的轨迹做了一个分析，我们不但关注绝对的新兴经济本身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而且引入了一个衡量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代表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指标的变化。因为在现实经济中，当新兴经济在增长时发达国家也在增长（在此以美国为代表），只有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在缩小时，新兴经济才实际在赶超、在发展。在图5中，纵坐标是新兴经济的平均GDP增长速度，横坐标是以该年度美国人均GDP为基数，新兴经济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我称之为赶超指标。
回顾过去50年，在上世纪6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强劲，平均增长速度从年均2.8%加速到4%，增长速度在70年代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持续保持不断缩小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从1960年初只占美国人均GDP的15%达到1970年末占美国人均GDP的22.5%。
此后，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危机不断，新兴经济也经历了两次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并受到IT股市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8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又一次扩大，退回到占美国人均GDP的17.5%的水平。
上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但人均GDP和美国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直到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强劲，新兴经济增长又一次提速，整个新兴经济体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发达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新兴经济的赶超在加速，今天新兴经济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7.5%左右。
这个过程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在过去50年里，我们看到新兴经济有过强劲的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从赶超的角度看，赶超的路途并不平缓，赶超的过程并不理想。
拉美经济增长轨迹是个典型的案例。如图6所示，拉美经济在1962年到1966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7%左右，已经相当于今天全球新兴经济体占美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但是此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速度从1972年开始急剧下降，之后虽然也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和赶超的反复，如拉美经济增长速度和上世纪60年代初相仿， 但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水平要低于50年前的水平。
纵观全球，亚洲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比较成功。如图7所示，在过去的50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只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但迅速调整后反弹，总体仍保持增长，因此能够在50年间将占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从12%提高到40%左右。
其中韩国的案例引人注目。如图8所示， 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强劲的增长，此后虽然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在赶超美国的人均GDP水平。2000年经济实现了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企稳，将经济增长维持在3%的可持续水平，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水平，直到今天达到美国的6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增长和赶超轨迹同样引人注目。中国的特点是人均GDP起点低，但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因为起点太低，所以一开始的赶超速度不快。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才开始放缓但企稳，不断缩小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如今达到美国的20%左右。
从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和赶超的轨迹看：第一，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所以经济增长的政策要关注长期的可持续性。
第二，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外部环境（外部需求）起很大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对新兴经济的外部需求强劲时，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强劲；而全球经济疲软或衰退时，新兴经济也面临相对发达经济而言更大的下行压力。上述案例中，新兴经济的经济强劲增长和实际赶超也都是外部经济环境比较有利，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阶段。
第三，由此，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可控，以及全球经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也是一个波动、反复和曲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调整政策的过程。
第四，上述案例展示了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太成功的经历。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区别就在于新兴经济能否坚持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政策，在上升周期避免过热，在面临下行压力时及时经济调整，政策到位。调整政策决定了新兴经济能否持续地保持经济增长和赶超。 新兴经济的政策选择
和未来展望
综合当前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和历史经验教训，在目前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新兴经济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政策呢？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是由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部分由内部宏观失衡引起的。这是新兴经济在经济增长和赶超之路上无数已经发生的并且会继续不断发生的波动和曲折之一，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周期过程。新兴经济调整经济金融政策，适应变化的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此情况下，试图通过内部宏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阻止经济增长下滑，维持经济的较高增长很难收到效果，反而会因为过度刺激政策引起宏观环境恶化，埋下经济金融危机的种子。
第二，在全球经济周期性下降的过程中，也是新兴经济调整经济结构的窗口时机。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看，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之路也是一个不断把经济增长模式从外需为主调整到内需为主的过程，而外部需求下降是结构调整、加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时机。因此，政策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防止经济大幅下滑和波动时，要从结构调整的角度，而不是从拉动总需求的角度制定政策。
第三，由于新兴经济增长的放缓也伴随有内部的宏观经济金融失调，因此重建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维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也是当前新兴经济调整政策的重要部分。2013年5月到7月，因为美联储提出减缓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经常账户赤字高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新兴经济受到资本外流、汇率、股市和债市波动的冲击较大， 再次表明维持宏观稳定的重要性。
第四，新兴经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不断缩小人均GDP水平和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实现居民的财富水平不断提高，最为核心的是要持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把经济增长政策的关注点从增加规模转到提高效率，并具体制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措施。
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表明，推动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规模转到追求效率，并制定相应的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措施。
图9中我们分解了1990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整体看，相比较其他区域，亚洲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最高， 而且劳动生产率对GDP增长贡献的比重也最大。但是即便在亚洲，主要贡献经济增长的仍然是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普遍偏低。
图10具体比较了美国和不同收入水平的新兴经济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新兴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20%的水平。这具体解释了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之间的差距，也表明新兴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
第五，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同样表明，推动持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另外一条就是有较公平的收入分配，让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就需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打破垄断，让居民有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和按劳挣得收入的机会。在第二次分配政策偏向穷人之前，需要有较好的初次分配政策和有较好的就业、公平竞争政策。
第六，保证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的果实被全民共享的根本基础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同样表明，推动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还有一条就是在不断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把经济政策的关注点从增加规模转到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由此不断推进建立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体制。我们的分析表明，持续完善制度建设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为根本的基础措施。
经过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全球新兴经济又一次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是坚持速度还是适时调整，是继续依靠扩大规模还是大力调整结构，是修复和维持宏观政策空间与宏观稳定还是继续动用资源刺激经济增长，是强调劳动生产率还是关注投入，是坚定收入分配政策，让百姓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还是只关注增长。这一切又一次成为了全球新兴经济的政策选择。在图11中，我们的观察表明，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企稳， 2013年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从2000年到2012年平均速度4.7%降到3%，但是2014年有望提升到3.7%。
这是一好现象，表明新兴经济增长速度在企稳，但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整体面临潜在下降的变化和进行调整的必要。在这次调整过程中需要进行的关于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和结构调整、关于宏观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调整、关于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调整，和关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又一次，新兴经济增长放缓把新兴经济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谁能提出好的政策、改变增长模式、推进结构改革，谁就能企稳经济增长，并不断推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赶超。它们最终的增长速度取决于新兴经济调整政策的选择。这是新兴经济面临的又一次挑战，也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又一次挑战。
新兴经济范文第5篇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以失败告终，替代性思想迅速涌现，在这些替代性学说中，以欠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新李斯特经济学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同李斯特经济学一样，新李斯特经济学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主要有张夏准和赖纳特。该学派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主张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实行贸易保护，同时将贸易保护的范围由制造业扩展到农业、服务业、技术和金融等领域。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方面，新李斯特经济学对开放创新提出质疑，主张只有加强国内主体研发实力、推进共谋型技术创新才是根本出路。同时，新李斯特经济学还强烈批判全球工资套利及美元霸权，主张货币国定论，认为只有提高国民实际工资及拥有完整的货币国家才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而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的是，新李斯特经济学弥补了李斯特经济学缺乏一般理论解释的遗憾，对经济活动提供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使得新李斯特经济学不仅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时，新李斯特经济学也极大地丰富了李斯特生产力理论，摆脱了李斯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源泉限定于制造业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创新性指出欠发达国家应直接从低端价值链向高端价值链跃升，而非赶超。
二、新常态下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之受增速放缓影响而愈发凸显的国内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增长乏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新常态，为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减少经济活动的外包与离岸生产。受国际需求减少影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将遭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贸易减少、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冲击。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陷入“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境地。同时，美欧日等国发起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难度加大。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内资本外逃、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等都将加大新兴经济体政策落实的难度。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促增长”、“防风险”、“保稳定”的多重困境。
（二）内部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受危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增速放缓，以前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机遇，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从整体来看，新兴经济体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仍相对滞后。新兴国家工业化模式多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受到国内、国际两方持续挤压，内需难以扩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的长期发展、内外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产能过剩难题愈发突出，亟需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存在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教育普及率较低等问题，转型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要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四个更加注重”。
（一）必须更加注重生产活动的本土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不仅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还会使得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均严重受损。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再配以严格的关税保护，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提高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准入标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须更加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以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破解转型难题，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考虑到全球分工对新兴经济体幼稚产业的毁灭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不妨碍新式设备和现代化生产资料进口的基础上，加大关税保护力度，以经济活动质的提升对冲量的下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三）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全民教育，为国内结构调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离不开技术创新、教育事业的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势必会对技术人才存量、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新兴经济体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加大对国内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工人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同时以坚实的人才储备，迎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挑战。
（四）必须更加注重捍卫国家货币金融，增强抵御金融冲击的能力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拥有完整的货币金融，以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新兴经济体发展金融市场起步较晚，抵御国际金融冲击能力较弱。新兴经济体要想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管控，保持汇率稳定，缓解量化宽松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波动，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同时还要进一步平衡贸易结构，保持进出口动态平衡，增加外汇储备币种，减小美元货币政策变动所带来的本币贬值风险。
新兴经济范文第6篇
一、新兴经济体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新特征
首先，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1世纪头10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其中，中国超过10%、印度超过7%、俄罗斯超过6%，金砖国家整体平均增长率超过8%，远高于发达国家2.6%的平均增长率及4.1%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率。2010年全球经济呈现“南高北低”的走势，即发达经济体仍表现不佳，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增长点。IMF2011年1月25日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发达经济体2011和2012年增速都将维持2.5%的增长,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均将达到6.5%的高增长。
第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明显增大。按IMF2011年2月公布的世界各国GDP最新排名统计，截至2010年，按国际汇率计算，中国为5.75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二；巴西2.02万亿美元，位居第八；俄罗斯1.48万亿美元，位居第十；印度1.43万亿美元，位居第十一。目前，“金砖五国”国土面积占世界土地面积近30%，人口占世界的42%。2010年五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18%，贸易额占世界的15%。据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师奥尼尔预测，到2018年，“金砖国家”的GDP有望超过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新兴经济体在本次经济危机中虽然也受到严重冲击，但仍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更是备受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次首脑峰会在华盛顿召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共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之策。在2011年1月下旬瑞士达沃斯年会上，有关中国、印度、巴西等经济崛起的话题成为论坛热议的主题。而长期居于世界经济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相对黯然失色，世界经济重心偏转的趋势增强。金砖国家影响力的扩大，使其对其他新兴国家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也在增强。2011年4月金砖国家首脑集聚中国海南，正式吸纳南非加入金砖阵营，金砖国家实现首次扩容，金成员国由原来分布在三大洲扩展到四大洲，代表性更广泛，更加充满活力。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格局造成严重冲击
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自工业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转型：经济增长重心正在从发达国家向亚洲、东欧、中东与拉美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战后多年形成的美国经济一“伤风”、世界就“感冒”的单极时代正在发生变化，世界经济出现增长中心的多元化和实力分布的多元化格局正在显现。尤其是随着亚洲地区消费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域内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得原有欧美强、亚洲弱的不均衡格局正在向均衡化、多元化方向演变。
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其突出表现：一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进口需求和海外投资方面正在改变过去的被动地位，开始为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市场，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在近来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难以取得突破、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陷于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如火如荼地发展，国际贸易形式更加多样。三是经济全球化密切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加剧了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竞争，给各国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机遇和挑战。
新兴经济体崛起推动了现有国际体制机制的变革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酝酿调整成员国金融权力结构。涉及全球经济问题仅仅依靠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提供周全的解决方案，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合作和参与已经日趋重要。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历经波折，终在2010年取得突破，前者同意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转移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重，使整个发展中国家投票权重升至47.19%，后者确定在2012年前向包括新兴国家等在内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三、西方主导的传统格局难以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首先，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距离，且共同面临发展模式转换的课题。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呈制造业上升态势，但它们在高端产业、金融业、研发能力、管理经验、资金、人才与教育、劳动生产率、规模经济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尚无绝对优势。即使块头最大的中国，目前总产值仅占全球GDP的6%，而全球GDP的22%仍然依赖美国市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保持一定的扩张势头，但仍无力抵销美欧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制度欠缺、城乡差距过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赖严重，特别是在它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需依赖西方。在最终消费市场缺乏有效话语权，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同样缺乏议价能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本身就缺乏安全性。尽管目前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有所增加，但这些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最终要以美欧市场资本价格做支撑。
其次，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难以取代。应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胜国对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是按美国原则制定的、实现美国经济“霸权”体制。虽然该体系确立的货币制度在1971年崩溃，但美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发生改变。目前，美不仅在各项经济指数方面领先，而且它更容易依赖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强势地位牟取实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根本特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美元作为世界关键货币的中心地位并未因经济危机而发生变化，这就决定了美在规则制定方面的绝对权威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2008年第1季度末到2008年底，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在64%的水平上徘徊，到了2009年第1季度，这一比值为64.97%，与危机前的水平基本持平。美元作为国际储藏货币，至少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一是其他主要货币在当前全球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过低，在美元比重最低的2008年第2季度，排在第2位的欧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值也仅有26.8%，尚不足美元的一半。二是美元在SDR一揽子货币中占40%的比重，无论欧元、日元还是人民币，在短期内都不能够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近年来，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争取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取得某些进展，但这种努力仍然处于量变阶段，实现质变的条件尚不具备。虽说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一改变不是光靠某一单个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就能简单决定的，而需要整体综合实力的质变去改变。只有当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发展到足以完全改变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时，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方能实现。为此，我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既要抓住机遇、主动进取，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也要积极寻求与欧洲和日本的利益交会点联手推进。同时还要提防美利用经济霸权地位联合西方国家对我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共同离间和干涉。
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提升，现已是GDP总额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此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一般分类看，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据人均寿命、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统计出各国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2009年的发展指数为0.772，世界第92位，属于“中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为389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2940美元，居世界第130位，被世界银行列入“下中等收入群体”，离上中等群体平均线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从201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人均GDP排名看，中国内地以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位于所统计的182个国家中的第93位，仍然落后。
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较低。中国的研发投入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5%；而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研发投入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其中美国长期处于2.27%水平，日本则超过3%。中国的教育投入不足。据中国《教育蓝皮书》2010年发表的数字显示，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42美元，美国为2684美元，是中国的63.9倍。如果按人口计算，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GDP收入的0.82%。美国为6.10%，是中国的7.44倍；日本为4.28%；韩国为3.01%；俄罗斯为1.87%，是中国的2.28倍；巴西为2.29%，是中国的2.79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医疗卫生设施严重滞后。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2009年4月的报告，中国用于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经合组织国家此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约为13%。现代化水平弱势仍然明显。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国2006年的现代化水平指数为38，而世界现代化水平指数平均值是53，中国排在第59位。
从中国经济发展布局看，结构性问题还很突出。产业结构不平衡，中国在第一、二产业集中了过多的劳动力资源，中国至2008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1%。而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高达49%，且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发达国家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且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中国目前服务业只占40%，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为65%。另外，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按联合国《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5，高于法国的0.327、瑞士的0.337、美国的0.408等发达国家，也高于罗马尼亚的0.315、马来西亚的0.379、印度的0.368等发展中国家。说明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贫富差距过大。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突破0.49，贫富差距跃居亚洲第一，全球前25位。从贸易结构看，中国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出口中消耗资源和人力的货物贸易比重大，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贸易比重小。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部主任、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新兴经济范文第7篇
从“新能源”到“新兴能源”的转变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把新能源的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美国不惜投入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计划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至25%;日本经济产业制定最新计划,到2030年,风力、太阳能、水力、生物质能和地热等的发电量将占日本总用电量的20%。同时,德国也表示将来新能源领域就业人数要超过汽车领域就业人数;澳大利亚公布的新能源立法草案显示,到2020年该国新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将升至20%。韩国将在2030年之前投资1030亿美元用于开发新能源,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目前的2.4%提高到11%。印度政府也通过了新的能源安全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倡导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
鉴于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重重困难,尽快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的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得迫在眉睫。特别是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将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启动经济、振兴产业的重要举措。
决策层高度重视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主席在2009年3月中旬参观“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时强调,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开发新能源,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节能减排和开发新能源工作尤其不能放松。紧接着,国务院副总理在5月21日举行的财政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变革。综合考虑国内外情况,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现实切入点。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应当重点给予扶持。8月9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首次证实,“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将更名为“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他还表示,作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始终依靠自身保证能源供应,并高度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预计将在年内制定完成新兴能源发展规划。
从“新能源”到“新兴能源”的转变,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至少反映出如下认识上的深化和扩展:其一是对能源认识范围的扩大。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牵头制订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中,把新兴能源主要界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二是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对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车用新型燃料、智能电网等。其二是对发展新兴能源产业面临的技术瓶颈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发展新兴能源,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行技术创新。虽然技术合作是一条出路,但不能光希望于国外技术引进和援助,更应该警惕我国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变成了国外的产业链末端。其三是强调新兴能源产业的长期而非短期发展。根据能源局的设想,正在制定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已经删除了“振兴”两个字,而且从原定的到2010年或者2012年延长到2020年。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考虑到短期内,新兴能源不会有大的技术性提升,而科技含量的提升需要一系列政策的扶持,所以最后着眼于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发展布局,而不是短期振兴。基于上述理由,所以去掉了“振兴”这个词,改为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布局有深意
近年来,我国新兴能源产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及大企业掀起了一股建设新兴能源产业基地的热潮。比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推进非粮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的发展,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集团大力进军新能源领域,为生物质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发展目标方面,此次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的目标要比以往任何一次规划的目标都要庞大。以风电为例,根据2007年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重点在东部沿海和“三北”地区,建设30个左右10万千瓦等级的大型风电项目,形成江苏、河北、内蒙古3个100 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建成1～2个1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试点项目。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 万千瓦。在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地区,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建成若干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以上的风电大省。建成新疆达坂城、甘肃玉门、苏沪沿海、内蒙古辉腾锡勒、河北张北和吉林白城等6个百万千瓦级大型风电基地,并建成100万千瓦海上风电。而据能源局透露,目前形成的《规划》对新能源发展目标的制定已经较此前外界流传甚广的版本规模更为宏大。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我国风电的装机容量连续三年成倍增长,已达到1200多万千瓦,排世界第四位。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相当于年平均风速6米/秒以上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仅仅限于较少数几个地带。就内陆而言,大约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100,主要分布在长江到南澳岛之间的东南沿海及其岛屿,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大的风能资源区以及风能资源丰富区,包括山东、辽东半岛、黄海之滨、南澳岛以西的南海沿海、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内蒙古从阴山山脉以北到大兴安岭以北、新疆达板城、阿拉山口、河西走廊、松花江下游、张家口北部等地区以及分布各地的高山山口和山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主要包括了新疆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蒙西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蒙东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河北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江苏沿海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甘肃风能资源丰富。根据甘肃省气象局最新一次风能评估结果表明,甘肃风能资源总储量为2.37亿千瓦,占全国总储量的7.3%;技术可开发量2700万千瓦,占全国的10.6%;可利用区面积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0. 6%。更为重要的是,甘肃的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在这一绵延1000多公里的狭长走廊内,不但有“世界风库”瓜州、“风口”玉门,其他地区也分布有丰富的风能资源,许多地方都有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并且,这里也没有台风,全年最低温度不低于零下29摄氏度,适于风电机组的建设和全年运行。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可利用,广布风电场,可以减少同一地区季风变化带来的限制,形成“此起彼伏”的优势,降低运行成本。
目前,甘肃风电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截至2007年底,甘肃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50万千瓦。在酒泉市,年风力发电量已达8亿千瓦时,风电装机容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五大风力发电场之一。此次总投资1200多亿元的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是中国乃至世界首个千万千瓦级联片开发、并网运行的风电基地。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批准规划,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在“十一五”末将建成装机516万千瓦;“十二五”末再新增装机755万千瓦,累计建成装机1271万千瓦。该项目将成为国家继西气东输、西油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之后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标志性工程,也是甘肃省建设能源大省的骨干工程之一。
重振经济的新引擎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新能源技术作为新的战略增长点。从美欧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公布的刺激经济计划看,都将新能源发展和能源效率提高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措施之一,通过政府投资或鼓励私营部门加大这一领域的投资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从短期来看,这些投资、计划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中估计,未来30～40年,全球每年投资低碳经济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2007～2030年期间需要超过26万亿美元。
目前,我国正处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候。在遭受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经营困难的迹象十分明显。在2003～2007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10%,并于2007年达到11.9%的新高。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只有7.1%。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新技术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契机。而每一次全球经济的再度复苏,都离不开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创新。这也就是世界各国在经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纷纷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中国而言,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至少会有以下几点积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育新的增长点,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去年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中,有5800亿元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其比例占到了整个计划的15%左右。而根据汇丰银行一项统计表示,用这么大的资金投入比例用于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的的增长模式,通过大规模投资于一种新型产业,在最短的时间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将有利于阻止经济的持续下滑,扭转其他传统产业不景气的局面。
第二,有助于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对于实现“十一五”期间万元GDP能耗下降2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节能减排任务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保持未来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有助于增强中国的能源安全,减少重要资源对国外的依赖。在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了70%,石油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方式预测,到2020年,中国需要消耗煤炭28亿吨、石油6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70%。因此,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对于摆脱石油等重要能源对外高度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就显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新兴能源产业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在一些新兴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方面,即使是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已超2亿吨标准煤,氢气年产量已近900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氢气生产国。2004～2007年底,全球太阳能电池产量增加437%,而中国更是猛增了77倍,成为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风力发电在我国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安排的风电设备研发项目,为提高风电机组的国产化率提供了技术支持。
不过,在看到我国新兴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和矛盾。比如目前新能源电网接入问题,以及光伏发电标杆电价问题等尚待明确。如因风电等新能源电量不稳定,电网接入需要大量投资,此外电网企业还要提拱附加服务,但目前我国新能源政策中对于电网企业投资建设新能源电网接入并无明确规范。
新兴能源企业竞争无序也是当前发展新兴能源产业的一大弊端。由于目前国家在新能源产业政策及法规建设方面还有不少空白,对新能源产业的规模、布局、管理都缺少经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将很难规避重复建设及产能过剩等问题。以风力发电为例,目前国内五大发电集团中的四家已明确表态将风力发电作为下一步发展重点。目前,中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超过1200兆瓦,如果算上太阳能、生物等新能源的发电量,再加上目前的水电、火电、核电,届时布局及产能过剩的问题怕要大大超出目前所能估计的程度。此外,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也是制约新兴能源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比如在风电产品市场上外资企业产品大约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目前我国还没有经过20年以上的野外运行考验的国产化成熟机型,在2.5兆瓦及以上的超大型机组的研制上还处于样机阶段。
因此,只有抓住机遇,在发展中去解决这些挑战和矛盾,才能使得我国的新兴能源产业真正成为带动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困局、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新动力。
新兴经济范文第8篇
“自主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有天壤之别。
在新兴经济体中，社会的重要性相对要低，游戏规则主要还是投机、金钱和利润。
而对于“自主经济体”来说，社会变得非常关键。在“自主经济体”中，社会具备分配资源的功能。很明显，“自主经济体”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于市场经济条件和金融环境中的社会体系，它既承认市场的投机行为和对利益的追逐不可避免，但也没有将市场视为整个系统唯一的发号施令者。
“自主经济体”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自主经济体”当然意味着持久的经济快速增长。如果没有产出的快速增长，发展和进步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快速增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快”指的是发展增长速度应该比人均GDP 3万美元以上的发达经济体快两到三倍，也就是两倍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就发展质量而言，“自主经济体”应该能保持中等发展速度，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实现目前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而在同期，欠发达国家也得以实现今天中等国家的发展水平。
波兰错失了成为“自主经济体”的机遇
在波兰，我曾以财政部长和副总理的身份四次掌管经济政策，主持了1994—1997年的中期改革发展计划，也称“波兰战略”。其间，波兰GDP增长率由起初的6.4%上升至7.5%。
按照这个趋势，波兰收入水平本可以在2007年实现翻番，并于2017年再次翻番。波兰本可以成为“自主经济体”，而非今天的新兴经济体。
不幸的是，后来波兰基于错误的经济理论导致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加上糟糕的目标制定，使得波兰错失了成为“自主经济体”的机遇。
即便外部客观条件确实有负面影响，但毫无疑问，很多机遇都因主观错误而错失，部分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一种政治—经济哲学，反对国家对于国内经济的干预）的偏见，部分因为公众的影响，而更糟的是，部分是因为两者的相结合。
最典型的是波兰1998-2001年“团结选举行动—自由联盟”联合执政期间，其结果是2001年第四季度，波兰经济增长率降到了停滞水平的0.2%。
这说明，当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犯错，他们可以在四年时间内将一个以7.5%的速度快速增长的国家拖入0.2%的停滞，从而无法追赶上发达经济体，更无法成为“自主经济体”。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但是，还有其他国家有能力追赶上那些发达经济体。2003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人均GDP的8%。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已经逼近20%。很了不起，不是吗？但是，这样的发展轨迹可以持续吗？
我不认为中国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但未来的发展速度肯定会慢下来。对于“硬着陆”的具体含义有不同解读，我赞同我的朋友、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如果年增长率低于5%将会是一种“硬着陆”。
今年6月我来中国参加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时，有机会和中国国务院总理先生交谈。我同意他的观点，中国在下一个10年还有机会继续维持7.5%的年增长率。
如果这得以实现，到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水平计算将达到2万美元。那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的比重将比现在还要大得多，因为世界经济在未来10年最多以2.5%～3%的速度增加。
这样的追赶，对于中国来说将是困难的，但也是可行的，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当前的经济再平衡是否能够取得成功。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7月27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名为《大减速》的文章对未来却显得有些悲观。
该文称：“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如果真能达到官方设定的7.5%的目标，就太幸运了，这和本世纪第一个10年这个国家两位数增长率的目标相差甚远。印度（5%）、巴西和俄罗斯（2.5%）的增长率还不如其大增长时期的一半。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发展还能勉强达到去年的5%的水平。和止步不前的富有国家相比，这听起来已经很快了，但这其实已经是近10年来新兴经济体最慢的经济增速了。这标志着新兴经济体时代富有戏剧性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文章说：“过去的10年见证了这些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由38%上升至50%（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未来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仍将继续，但会以更加渐进的方式。这次经济减速的直接后果应该是可控的，但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冲击将是深远的。”
（翻译：张璐晶）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
波兰前副总理，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及欧盟高级顾问，现任波兰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波兰智库主任。2012年1月起，为《中国经济周刊》撰写专栏“科勒德克观察”。
新兴经济范文第9篇
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高潮，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从量转向质，在全球市场网络和价值网络中获得最佳的防御点，在技术创新中能够获得更多的垄断租金。十八届三中全会列出了60项改革议程，并明确了时间表，一个超脱于利益集团的亲市场的政府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没有神话与奇迹，唯有持续不断的市场与政府的良性对话与互动才能让经济增长克服各处险滩。
新兴经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 危机 原因
一、新兴经济体危机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先后爆发了近10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94年到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墨西哥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从墨西哥开始蔓延，波及众多拉美国家，甚至影响到了亚洲和全球的金融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经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在1994年，由于墨西哥恰帕斯州帕底斯革命军发表声明称将组织武装暴动，投资者担心1982年的债务危机再次重演，因此迅速撤回在墨西哥的债券，比索贬值压力骤然增加。至此，金融投机活动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日趋严重，造成股票市场大幅震动。从1995年2月开始，墨西哥经济进入全面衰退，全年GDP下降6.9%，工业总产值下降15%，农业产值下降6.2%。货币贬值造成物价上涨，外债危机再次发生，比索贬值使得外债由原来占GNP的39.3%上升至69.6%，债务利息增加了59%。
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开始，影响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损失巨大。此次危机主要是由于以索罗斯为代表的投机家在2—3月份从泰国银行买入高达150亿美元的远期泰铢合约，并于2—5月份多次大量抛售泰铢，引起泰国金融市场的动摇。此后，由于国际投机者的炒作，使得泰铢多次受到冲击，一直处于波动之中；泰国股市也因此急剧下跌。此后，投机商又转移到邻近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使得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幅度波动。由于危机的蔓延性，这次危机很快就波及了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从而衍生为在亚洲金融危机。
二、新兴经济体危机爆发的内部原因
内部经济发展存在问题，抵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弱。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经济发展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一旦受到某种冲击，由于内部发展积累较少，对于这些冲击的抵抗力很弱。
内部资金匮乏，对于外资有很强的依赖性。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资金是其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因此，新兴经济体在资金方面有很强的的外部依赖性。新兴经济体拥有较丰富没有开垦的自然资源，且劳动力充裕、成本低；但是由于其教育水平落后，劳动力素质低，技术水平不先进，更重要的是其资金匮乏；一旦获得资金投入，那么其社会各部门都可以得到运转，从而在短时间内获得资本边际产品递增的效果。因此，资金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以及提高各部门机器运转效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内部需求不足，对于出口依赖很强。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上都是属于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国际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的变化对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很大。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其国内对于产品的需求并不旺盛。企业要生存，经济要发展，就只能依靠外部的需求；因此，出口成为带动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动力。
三、新兴经济体危机爆发的外部原因
国际资本大多流向了新兴经济体，而流向发达国家的资本较少。在过去10年中，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的地位显著提升，在经济总量、货物贸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都有显著增长。而金融危机后，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的同时，新兴经济体却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新兴经济体由于其市场容量大、发展潜力大，全球经济重心向新兴经济体倾斜，资本大量流向新兴经济体。
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加大并且流动速度快，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活跃。在金融危机后，由于各国纷纷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较多的流动性；因此，国际资本并不是因为危机而减少，而是由于各国救市的货币政策而增加。同时，由于国际上的资本大多是私人资本，在经历了危机后，他们的风险意识更强，投资更谨慎。因此，大多数的国际资本选择以投机的方式流入被投资国家，短线投资更多。
除了以上原因外，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各个国家的联系更加紧密，彼此间的联动性增强；投资者的心理以及资产价格间的过度的相关性，如股市与汇市的明显的联动效应，也会成为危机出现的可能。
四、对于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建议
针对以上所述原因，为了使自身经济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减少外部冲击对于自身经济的影响，新兴经济体需要尽量减少对于外部不管是在资金上还是贸易方面的依赖性，不要过多的依赖发达国家的需求增加来带动自己的经济；要尽量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改善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等，增加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占比，从而扩大本国内部的需求，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这在短期内是不容易实现的，因此，在长时间内，其经济的发展应该还是主要依赖于外部资金的投入。针对这种情况，新兴经济体应该加强对于国际资本的检测与监控，密切关注那些流动规模较大，并且可能有异常的资金。将预防投机性资金流出对于经济的影响作为首要检测任务。其次，新兴经济体要调整自己的外债结构，尽量减少短期外债，增加中场期外债，从而减少那些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在预防了投机性资金的有前提下，新兴经济体政府应该制定本国经济发展的完整的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在有利利用外资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发展本国经济，实现本国经济剩余的积累，不断创造财富。最后，新兴经济体的一国政府要采取措施调整一国的经济结构，防止某一行业过热；因为过热的行业无疑是热钱蜂拥而至的方向，对于一国经济影响较为深刻。
总之，新兴经济体要合理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的经济，不断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严防热钱对于本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岑品杰.20世纪9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研究[D]，2009.
[2]闫文彬.美国与亚洲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策略比较分析[D]，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