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要让公共政策缺位

目前，城镇化存在着误读，有人说城镇化就是土地城镇化，城镇化就意味着投资建设。但笔者认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城镇化也并不意味着投资建设。

首先，“土地城镇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大家都明白城镇化是人的事儿，和土地有关系，但肯定没有拿土地面积计算城镇化的逻辑。如果有时间读读《法国城市规划40年》，你一定会理解城市综合开发是全球城市建设的唯一选择。城市通过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低价土地资源才会大大增值，再通过设施平台上的各类活动的收益回补基础设施的投入。最近我去地方调研，跟一些中等城市领导算了一笔账，大约一平方公里需要投入10亿元人民币才能变成建成区。如果算上地铁的投入，这个数字要冲向20亿元，因此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土地熟化成本应在20亿元以上。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算账，是否应该对中国特殊的土地征用制度另眼相看了呢？

我们总说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就业，总共有2.5亿农民从事非农产业。而这些都是由具备完善基础设施平台的城市来支撑的。但是各个地方政府不欢迎2.5亿农民定居落户。其深层次矛盾不是城镇化本身所致，而是公共政策缺位使然。户籍是所有公共政策的基础，换句话说，每个中国人的身份信息是否唯一可识别是推出各项公共政策的基础，社保需要它，买房需要它，驾照需要它，就业需要它，创业需要它，走出去也需要它，这难道不足以构成城镇化的基础？与此相应的地籍呢？土地流转、宅基地置换、土地交易、开发权奖励、房屋交易都需要它。没有这些基础，各个地方政府想欢迎2.5亿农民定居落户都无从下手。

其次，城镇化不等于投资建设。在现行政绩观的指引下，几乎所有地方政府都把城镇化看作加快城市建设的大好时机，所以才出现了“新大洋奇”，就是见了旧的就拆、千方百计求大、凡是中国的都换、不怪不要，这就出现了不仅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还拆了民国的、晚清的，不仅有了亚洲第一长大桥，还有了亚洲第一高佛像，不仅搬进了西方教堂，还拆了旧政府盖五角大楼，不仅有了大裤衩，还有了裤裆楼、水煮蛋。实际上这样的快速建设与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城镇化既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逐步转移的过程，也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善的过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城镇化就是加快城市建设的过程是正确的。但仅仅基于政绩的城市建设必然偏离正确的轨道。所以城镇化是否等于投资建设要看投资方向，在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了、完善了，城镇化进程就会加快。而一些城市盲目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模式，出现了大广场、大马路、摩天大楼、会展中心、大中心公园绿地和景观工程，造成产业基础薄弱、财政入不敷出，甚至不惜举债铺摊子，这就值得高层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