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区域扩张动机与进入方式选择

[摘要]跨区域扩张是企业顺应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战略行为，而针对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认识。从合法性视角下讨论企业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选择，扩张动机不同，企业进入方式也有差异。具有资产利用动机的企业拥有内部合法性倾向，更多地采用新建的方式实现跨区域扩张；而具有资产寻求动机的企业则拥有外部合法性倾向，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实现跨区域扩张。

[关键词]跨区域扩张　扩张动机　合法性倾向　进入方式

[中图分类号]F9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0－0055－08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的跨区域投资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区域多元化战略是企业实现跨区域扩张发展战略的根本手段。在实现跨区域扩张的过程中，进入方式的选择是企业在制定区域多元化战略是需要明确的关键问题，具体地，企业需要决定是通过新建还是通过并购来实现跨区域扩张。

学者对于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研究，主要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学习的视角以及制度的视角等三个不同视角切人。Anderson与Gatignon(1986)从交易成本视角出发，认为企业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在进入与原经营区域存在着差异的其他地区时，为了尽快实现跨区域经营的本土化，弥补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附加经营成本，会更多地选择并购而非新建：而Barkema(1998)的研究则从学习的视角出发，认为企业基于对企业技术能力与组织惯性的考虑，投资目的地与企业原来所在区域存在的区域差异阻碍了子公司的组织学习，具有雄厚技术力量的企业在进入其他区域时会选择新建而不是并购；而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的学者认为，企业的行为受到来自于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Kostova(1999)的研究表明：企业进入一个制度距离较大的地区时，制度距离构成了组织惯例从母公司向子公司转移的障碍，因此更多的会采取新建的方式进入。对于同一问题的观察，不同视角的研究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相互矛盾的结论?在考察企业选择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研究过程中，是否存在着其他研究的视角可以更有效地解释跨区域扩张的进人方式选择?

本文试图基于制度理论中合法性的视角，主要考察企业扩张进入制度差异较大的其他区域时，企业对于进入方式――新建还是并购的选择。与前人的研究不同，本文将引入企业跨区域扩张的动机，希望通过研究具有不同跨区域扩张动机的企业，在面对来源于组织内部和投资目的地制度环境构成的双重制度压力下的合法性倾向，并讨论合法性倾向的作用，及不同扩张动机的企业在进入方式选择的差异。

二、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涉及到跨区域扩张的动机、行为、绩效等相关研究领域，鉴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考察通过新建进入还是并购进入实现跨区域扩张，本节主要对跨区域扩展动机以及影响进入方式的因素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一)跨区域扩张的两种动机：资产利用和资产寻求

对于跨区域扩张动机的研究主要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相关研究领域，随着不同时点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实践的变化，对于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的动机也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早期的对外投资实践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的优势企业对其他区域的直接投资，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主要是针对那些具有所有权优势的企业进行研究，这些企业具有更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控制、更有效的分销渠道，或者具有技术与市场营销专长，基于优势资源或者能力的寻租成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机；Buckley从内在化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企业更愿意通过公司内部而不是公司之间的交换来转移中间产品、关键技术等，也就是说，对于具有优势资产的企业而言，出于避免市场失灵导致的交易成本上升的目的，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Lecraw(1977)针对新兴经济体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处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向其他不发达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尤其是向那些更为欠发达区域进行投资。无论是出于寻租或者是克服市场失灵的目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具有某种优势资产，扩张动机是针对这些优势资产进行资产利用(Asset-Exploitation)。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位于欠发达地区或者新兴经济体地区的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投资频率逐步上升，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企业特定优势不仅仅是来源于拥有的所有权资产，同时也来源于获取互补性资产的能力，或者与其他拥有互补性资产的异地企业进行有效合作的能力。由于构成优势的关键资源与能力受到空间分布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出于资产利用的动机，还可能作为获得那些当地缺乏而其他地区所拥有的战略性资产的行为。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通过进取性地并购投资目的地的企业，或者利用那些与企业本身具有类似文化和种族背景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由当地的供应商和客户组成，建立品牌、获得创新性的生产技术、形成广泛的分销网络，可以有效地提高投资企业本身的能力。Makino等人(2002)对来源于台湾地区的企业所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作为取得投资所在地区的优势资源的一种手段，处于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为了寻求战略性的资产与市场资源。可见，资产寻求(Asset-Seeking)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动机。

(二)进入方式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新建还是并购来实现跨区域扩张，是跨区域扩张企业面临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式的选择问题，从相关文献来看，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区域多元化企业本身的资源能力与外部环境两个层面的多种因素。

首先，企业本身的资源、能力与优势对选择新建或者并购具有重要的影响。拥有集中化生产技术并形成规模化优势的企业更加主张自建方式，而不是并购，以求通过集中并利用有价值的资源使企业价值最大化；Rugman＆verlleke(1992)在将企业所有权优势视为国际化战略基础的同时，强调如果公司的优势是可转移的，投资者会倾向于通过新建方式来进人，如果公司的优势是不可转移的，则投资往往通过收购目标市场中已有的公司来实施跨区域扩张：Hennart与Park(1993)的研究发现：由于复杂技术的转移一般比较困难，对并购企业的员工进行培训的难度和风险都较大，而通过企业自己的员工进入国外分支机构更有利于知识与技术的传递，因此，拥有较强技术优势的企业一般采用新建方式进入他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以往的跨区域投资的经验对于后期的进入方式的选择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经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进行采用自建(并购)的历史越长，相应的进入方式越丰富，就越倾向于采取自建(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以往的扩张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某种特定方式进行扩张的知识和能力，或者在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共同的认知与惯性。无论如何，在相关的研究中，企业内部的资源能力被视为影 响进入方式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投资目的地的环境对以新建还是并购的选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目的地对于其他地区资金进入的相关政策，以及对于新建与并购的相关法规构成了进入方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也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当地市场是有效的，异地的进入者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来取得必要的资源，企业将选择新建的方式来进入，相比之下，并购更需要成熟的金融市场来保证交易信息的齐备，如果金融市场建设滞后，股票市场的规模小而流动性不足、波动大，加上金融数据的不透明、中介机构的缺位，将加大企业采用并购进入的前期构筑合同成本，以及并购后对某些不需要业务进行剥离的成本，显然，在这种情形下，并购并不是一种合适的方式；而投资项目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新建可能会导致激烈的竞争，而并购则不会导致供应的增加，更可能被跨区域扩张企业所采纳。

(三)区域制度距离对进入方式的影响

随着制度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的融合，制度环境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些研究不再局限于将制度环境视为战略决策的背景，而将其视为对企业战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并开始讨论区域制度与企业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部分对跨区域扩张企业进行研究的学者，针对投资企业原来所在地与投资目的地的制度差异对进入方式的影响进行研究，但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甚至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

部分学者认为通过新建进入是克服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Jemison与Sitkin(1986)认为当一个公司收购另一个公司时，如果两个公司之间的文化差异大，进行整合将十分困难，通过新建方式进入有利于与母公司保证一致性；Barkema(1998)对具有雄厚技术力量企业的扩张行为的研究表明，新建是这些企业的重要进入方式；Kogut与Singh(1988)的研究也表明：区域间差异越大，企业之间越不倾向于并购。与这些研究结论不同，Anderson与Gatignon(1986)认为：为了尽快实现跨区域经营的本土化，弥补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附加经营成本，企业会更多地选择并购而非新建；Brouthers与Brouthers(2000)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研究也认为，较小的文化差距使得无需得到本土企业的帮助，就可以建立自己生产经营体系，因此跨区域扩张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自建。

(四)对现有研究的简单评价

对于跨区域扩张企业的进入方式的研究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和国际商务理论的研究热点，但对于企业应该采用新建或者并购进入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的研究或者只是关注到外部环境对于交易成本的影响，或者只关注到能力转移的影响，而结合跨区域投资的动机的研究则较为鲜见；从研究视角来看，现有的文献较多地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切人，部分研究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切人，而对跨区域扩张涉及到的区域制度差异关注不够，也未能充分解读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这一战略决策的合法性，从合法性的视角的研究仍未见到。而在企业跨区域扩张的实践中，一方面，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扩张动机，这种动机对战略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Wilson(1980)所提倡的：在对投资方式选择做出决策之前，仔细考虑投资决定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战略行为的可接受性源于合法性，进入方式的选择应该关注到合法性的制约。因此，将跨区域扩张动机引入到分析框架，从合法性视角来分析跨区域扩张的进入方式，或许是解释当前各种研究结论的相互冲突的一个有效途径。

三、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选择面临的双重合法性冲突

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选择是战略发展方式的问题，作为一种企业战略行为，企业在进入方式选择时面临着来自投资目的地和企业本身的两种合法性约束，不仅如此，在存在着区域制度差异的情形下，企业将遭遇内外合法性约束之间的冲突。

合法性是在共同社会环境下，对某种组织或者组织行为是否合乎社会共同的期望，代表了社会对组织存在的接受性、适当性以及合意性的整体判断，体现了已有规范、信念、价值观等社会构建体系对某一组织或活动的存在所提供的解释程度。组织一经取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构成了“能够帮助组织获得其他资源的重要资源”。反过来，那些未得到相关利益集团认可而不具备合法性的企业，将因为不能得到有效的生产要素输入，难以得到生存的基础，更无法形成本身的竞争优势。

一个组织或者组织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取决于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形态、行为是否符合所在场域的制度压力要求，由于制度包括一系列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对行为主体构成了约束，一个区域的制度安排往往决定了该区域的商业活动交易和协调成本、区域创新活动的程度，在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对所在区域企业的战略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对于企业而言，其所在区域的组织场域中各种利益集团的期望构成了制度压力，这些制度压力构成了企业面临的外部合法性约束，企业在战略行为的选择中必须考虑到这些外部利益集团的期望与要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顺从的响应，才能得到外部合法性。同时，作为一种战略决策，企业跨区域扩张的进入方式选择上需要考虑企业内部的制度压力，由企业文化、管理惯例、制度流程等形成的内部制度安排、甚至以往的扩张经历和经验教训、管理者对某种进入方式的偏好等，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内部合法性约束，对进入方式的选择产生着影响作用，同样需要在选择进入方式时进行必要的响应，才能取得内部合法性。

来源于外部制度压力的约束与来源于内部制度压力的约束可能存在着不一致，甚至是互相对立的。此时，企业就面临着相互冲突的合法性约束，对于跨区域扩张的企业而言，这种双重合法性约束的冲突尤为明显，这是因为：跨区域扩张活动涉及到不同的区域，投资目的地与母公司所在地在制度层面上存在的差异产生制度距离，区域间制度距离的存在导致了冲突的产生。一方面，企业需要合理响应投资所在区域的外部合法性约束，否则，将陷入“外来者水土不服”困境；另一方面，跨区域扩张行为又需要针对母公司的组织惯例、母公司的总体战略等内部制度安排进行响应。因此，区域间制度距离导致了合法性冲突的产生。Kostova的研究表明：制度距离越大，跨区域发展的企业越难在投资目的地建立合法性，或者越难把战略规则转移到异地子公司。

总之，跨区域扩张企业面临内外合法性约束，尤其在存在区域间制度距离时，更会遭遇到内外合法性冲突的矛盾，因此，在进入方式的决定中，企业需要在相互矛盾的多重制度压力下进行选择：选择更高程度地顺应外部制度压力或者内部制度压力，这种选择所表明的倾向性构成了企业的合法性倾向。

四、不同扩张动机下的合法性倾向

合法性倾向是企业针对来自内外合法性约束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内外合法性约束又是企业本身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企业的资源能力和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也是决定企业跨区域扩张的动机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因此，企业跨区域扩张的动机与合法性倾向之间受到共同的驱动因素的作用，不同的跨区域扩张动机反应了不同的环境 与资源的组合，也将体现出不同的合法性倾向。

(一)资产利用动机下企业拥有内部合法性倾向

对于具有资产利用动机的企业而言，跨区域扩张是为了利用企业自身的优势资产，希望通过本身的优势资源与投资目的地的生产要素的结合，发挥本身优势资源的作用，而这种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是否可以将企业特定优势有效地转移到投资目的地。

复制是将母公司竞争优势转移到投资目的地市场的最有效的途径，通过将企业在某些区域形成的技术诀窍、管理方式在新的投资区域进行拷贝，实现优势资产效应的放大，尤其是企业的优势资产主要是表现为一些默会的、无形的知识时，通过复制可以有效地保证核心能力的转移，避免转移过程中走样和溢出。为了实现有效地复制，企业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内部合法性的要求，企业内部的技术规范、管理流程、公司文化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内部合法性约束，成为跨区域投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信条，否则，扩张活动可能因为不符合内部合法性的要求难以得到必要的认可和相应的资源投入，或者因为缺乏认可而根本不能得到立项，或者因为投入和内部支持不足，核心能力的复制与传递出现偏差，导致优势资产不能得到有效利用。

在资产利用动机下，尽管跨区域扩张企业需要满足投资目的地外部合法性的要求，但为了保证优势资产得到有效的利用，需要更高程度地满足内部合法性要求，因此，企业将具有内部合法性倾向。

(二)资产寻求动机下企业拥有外部合法性倾向

对于具有资产寻求动机下的企业而言，跨区域扩张是为了获得本身缺乏、并且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而取得的战略性资产，这种战略性资产包括可被接收的高新技术、管理能力、市场经验以及投资目的地拥有的其他稀缺资源等，这种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目的地的相关利益集团对于跨区域扩张企业行为的认同程度。

投资目的地的关键资源拥有者和相关利益团体，包括投资目的地政府、行业协会以及跨区域扩张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甚至竞争对手一起构成的组织场域，对跨区域扩张企业的资产寻求的目标是否得以实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或者说，能否得到战略性资产高度依赖于这些利益团体。与出于资产利用动机的扩张行为不同，即使企业本身具备一定的核心能力，为了寻求当地拥有而母公司本身缺乏的战略性资源，出于资产寻求动机的企业对于母公司的依赖程度并不像对当地制度压力来源的依赖程度那么高。Oliver(1991)曾经提出，组织对所面临制度压力来源的依赖性越低。组织抵制这一制度压力来源期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具有资产寻求动机的企业而言，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满足来源于内部合法性的要求，但为了有效获得投资目的地的战略性资产，将更多地顺应外部利益集团的要求，因此，企业将具有外部合法性倾向。

五、不同合法性倾向下进入方式的选择

如前所述，合法性倾向既反映了投资区域制度压力的要求，也体现了企业内部资源能力所构成的内部一致性压力，不同的合法性倾向是企业权衡内外制度压力之后选择的结果，不同的扩张动机导致了不同的合法性倾向，而合法性倾向将进一步影响到跨区域扩张的进入方式选择。

(一)拥有内部合法性倾向的企业选择新建进入

拥有内部合法性倾向，意味着在决定进入方式时，企业将更关注来源于企业内部合法性的要求，需要通过合适的进入方式以保证在企业战略目的、企业文化与行为认知以及组织惯例等方面的内部一致性，而通过新建的方式进入更容易体现内部合法性倾向。

研究表明：以等级层级的方式进入更有利于保证内部的同型化，并具有更高的内部一致性，采用新建的方式进入投资目的地，通过由母公司派遣驻外人员，从当地选拔聘用员工，进而逐步成立一个新的企业，在公司成立之初，资源与优势的获得直接来源于母公司内部，在母公司眼中，这样的子公司更容易“视为己出”，也容易被母公司接受与认可，从而容易获得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合法性；相比之下，采用并购方式的进入，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与组织惯性的存在，尤其是一些具有知识默会性和组织嵌入性等特点的关键性资产，难以进行整合，可能产生内部一致性的危机，因此，通过并购进入常常会遭遇到与母公司传统和惯例的冲突，难以取得内部合法性。

因此，具有内部合法性倾向的跨区域扩张企业，是采用新建而不是并购的方式进入投资目的地。

(二)拥有外部合法性倾向的企业选择并购进入

拥有外部合法性倾向的企业，将更关注来源于投资目的地的外部合法性的要求，通过相应的进入方式来体现对于外部环境中的规则、规范与认知三个维度等方面要求的响应，以取得当地外部环境各种利益集团的认同，并取得外部合法性，而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更容易体现外部合法性倾向。

并购主要是通过全资或者部分收购当地的一个企业的股权，从而实际控制被收购企业，使其成为跨区域扩张企业在投资目的地的一个分支机构。由于被收购对象已经存在于投资目的地，其前期运作过程中与所在环境的各种外部利益集团互动形成的管理惯例、外部形象、取得资源和向外提出的方式，常常带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与所在区域环境的合法性要求具有较高程度的兼容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并购可以使得跨区域扩张企业得到目标企业原有的“合法性溢出”：不仅如此，通过并购后保留原来处在关键岗位的员工，沿袭原来的企业外部关系网络，有利于进入之后保持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更好地把握和顺应当地合法性要求，可以更好地体现对外部合法性要求的响应。相比之下，如果采用新建的方式进入，由于缺乏先前的网络，企业难以在短期内获得外部资源提供者的信任，甚至仅仅是因为被视为“外来户”而被排斥。

因此，具有外部合法性倾向的跨区域扩张企业，是采用并购而不是新建的方式进入投资目的地。

六、对比性案例分析：来自广东温氏食品集团与丽珠医药集团的证据

为了进一步说明合法性视角下企业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选择，本文以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简称温氏集团)与丽珠医药集团(简称丽珠集团)为例进行对比性案例分析。通过差别复制的方法，可以有效呈现扩张动机、合法性倾向、进入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证据链，为前文的理论构建提供一定的证据支持。

(一)温氏食品集团的资产利用动机与内部合法性倾向

温氏集团位于广东新兴县，自1983年成立以来，一直以养鸡业为主要业务。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跨区域扩张，到2009年底，温氏已经成功进入中国境内的21个省份，其主业养鸡业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温氏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农业企业的重点龙头企业。

创办初期，公司创新性地采用“公司+农户”合作模式。农户负责分散化的生产环节，而公司负责统一选种、统一孵化、统一防疫药品发放、统一鲜活肉鸡销售等“四个统一”环节，这些合作模式既有效调动了合作农户的积极性，又可以凸显规模经济效应，奠定了成本优势的基础。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与完善，温氏与合作农户建立的关系网络、本身专注于养鸡技术开发所形成的专业技术以及在“公司+农户”合作模式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模式，构成了温氏集团重 要的核心专长，在为温氏取得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为温氏通过跨区域扩张来实现增长提供了最根本的能力基础。

因为区域市场需求有限，而鲜活禽类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张存在着有效经济半径制约，同时中国各地都对鲜活禽肉制品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通过利用本身在养殖业的核心专长，通过复制本身的成功运营模式和技术来满足其他区域的市场需求，成为温氏集团在1990年代中期的一个重要战略动机。

温氏集团在跨区域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着双重合法性的冲突。一方面，进入其他省份的跨区域扩张当然需要得到投资所在地的相关利益集团的认可，而最重要的利益集团包括当地政府和潜在的合作伙伴――农户。首先，复制一个“四个统一”的运营模式需要一定面积的养殖基地，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同才能取得用地指标；其次，“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的基础之一是当地农民愿意加入合作网络，一定要考虑当地农户的利益，这些来源于当地的要求构成了温氏集团跨区域扩张的外部合法性约束。另一方面，温氏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相对集权的管理模式，集团需要全面控制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经营环节，同时，还需要对合作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和进行过程控制，以此来保证其核心专长可以得到有效的复制，这种内部的制度流程构成了内部合法性要求。尽管温氏的“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给合作农户增收的示范效应与政府的要求并不冲突，但其管理模式的要求常常与各地农民传统养殖习惯出现冲突，这就导致了温氏集团在跨区域扩张过程中遇到的内外合法性约束冲突。

(二)丽珠医药集团的资产寻求动机与外部合法性倾向

1985年1月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丽珠医药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广东省珠海市，1992年10月公司改制成股份制企业，定名为“珠海经济特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丽珠医药集团A、B股先后成功上市，丽珠医药集团成为国内医药行业首个A、B股均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

公开发行上市后，丽珠集团充分利用科学的治理结构和上市公司融资能力方面的优势，并通过大力引进技术人才和加强技术研发等工作，不断强化了本身的技术力量和企业品牌，企业业务范围与市场影响力逐步提升。但随着集团的发展壮大，由于地处经济特区珠海，企业在当地成长受到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生产成本上升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在中国医药市场制度尚未健全的大环境下，以产品形式进入其他地区的扩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面临着不对等的竞争，因此，丽珠集团需要寻求当地和企业本身缺失战略性的资源，以实现扩充产品线取得范围经济效应、有效进入其他区域市场的目的，换句话说，丽珠集团具有寻求战略性资产的动机。而在中国医药市场依然存在着区域分割、医药行业的新增生产线需要一系列评估、认证的行业规范约束下，能够使得丽珠集团快速形成新增生产能力、有效接人当地市场的资源就成为一种战略性资产。

制药企业通常具有投资规模大的特点，同时，因为药业企业产品的品质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疾病防治效果，因此，管理部门要求企业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必须符合相关行业管理的规定，这些构成了制药行业严格的准入门槛；也正因为这种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中国早期的制药企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的性质。作为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常常得到企业所在地的相关利益集团的高度关注，这些利益集团中，当地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压力来源，一方面，政府作为当地制药企业投资者，对于企业效益的关注；另一方面，政府又充当着当地制度要素供应者的角色，承担着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责任。此外，制药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或者关键生产要素的供应者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对于制药企业的期望常常构成具有区域特点的行业规范。

对于丽珠集团而言，其跨区域扩张的进入行为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可以取得扩张目的地最重要利益集团授予的合法性，尤其是当地政府的意图与评价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尽管企业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形成了有力的内部合法性约束，甚至丽珠集团本身还具有良好的企业品牌、雄厚的技术力量，以及基于营销网络形成的优势，但在跨区域扩张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满足投资目的地政府的期望，就难以得到当地的支持，就会因为缺乏外部合法性而使企业难以得到关键性生产要素的输入，企业寻求互补性的战略性资产动机也就不能实现。因此，丽珠集团在跨区域扩张的战略性资产寻求过程中，必须更高程度关注投资目的地的外部合法性约束，将具有外部合法性倾向。

(三)进入方式的差异：温氏集团的新建进入和丽珠集团的并购进入

温氏集团具有更强的内部合法性倾向，而丽珠集团则需要更高程度地满足投资目的地的外部合法性要求，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大集团在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选择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从1994年9月温氏集团在河南省禹州建立温氏公司开始，集团开始进入跨区域扩张的战略进程。在1994年到2004年之间，每年新办公司3－4家，到2004年底，温氏集团形成了以广东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区、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区、以南宁为中心的广西区等四大区域市场的格局。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t。温氏集团2005－2009年发展目标和经营规划”中，进一步强调“完善区域布局”，在继续完善华东、华中、西南等区域的网络局部的同时，新增江西、云南、安徽、贵州、河北、天津等6个省(市、区)发展养殖业，到2009年底，温氏拥有的二级公司22家，下属的110多家一体化养殖企业分布于中国境内的21个省份，形成了覆盖国内华南、华东、华中、西南、华北、东北等多个区域的生产与销售的布局，2009年集团来源于养殖业的销售收入高达155.34亿元，其中主营业务养鸡业务销售收入为110.45亿元，其跨区域扩张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这100多家下属企业的跨区域扩张的进入方式上，温氏表现出高度地一致性――通过新建进入。这种进入方式更大程度上满足了温氏集团本身的期望，首先，有利于在新建的企业完全复制原有的运营模式，通过人员派遣，“公司+农户”合作模式的制度复制，保证不同区域的产品在育种、孵化、防疫、销售等环节统一管理，实现降低运营成本；其次，新建企业属于本身全资拥有的企业，有利于各个区域之间的战略协同，尤其在产品销售区域方面的协同，避免内部产品的价格竞争。因此，通过新建进入是满足内部合法性的有效方式，是内部合法性倾向下进入模式选择的结果。

丽珠集团的跨区域扩张从1993年1月参股广东省清远市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同年，集团还通过与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合资设立上海丽珠东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种选择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也是一种服从外部合法性要求的反应：1997年集团全资收购广东省利民制药厂；1998年通过股权受让取得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52.19％的股权；1999年集团通过股权转让取得常州康益化学制药厂30％股权；2002年太太药业人主丽珠集团之后，进一步加大了通过收购取得了异地投资企业的控股权的力度：2003年，丽珠集团通过股权转让，最终取得广东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的86.80％股份：通过收购取得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2004年，丽珠集团全资收购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至此，丽珠集团形成了以广东珠海为总部，在广东清远、广东韶关、上海、四川、福建拥有控股企业的跨区域生产销售布局，有效地实现了跨区域扩张。

在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选择上，丽珠集团也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通过并购进入。这种进入方式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当地政府的意图，首先，作为原油有业企业的投资者，通过股权的转让可以有效得到部分收益，体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其次，并购并不一定增加新的产能，维持了当地的产业组织形态，避免竞争程度上升，同时，并购还常常可以保留原有企业的员工工作岗位，对于当地政府发展经济和维持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通过并购进入是满足投资目的地政府期望的有效方式，是一种外部合法性倾向下进入模式选择的结果。

七、结论

经过文献整理和案例对比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企业的不同跨区域扩张动机与不同的合法性倾向对应，而合法性倾向决定了企业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选择；以资产利用为扩张动机的企业，拥有内部合法性倾向，更多地通过新建方式进入投资目的地；而以资产寻求为扩张动机的企业，拥有外部合法性倾向，更多地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投资目的地。

针对先前研究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视角的转换和扩张动机的引入，可以有效地解释前人相互矛盾的结论：Barkema(1998)等人所研究的企业更多地是为了有效利用优质资产而进行扩张，体现的是资产利用动机，选择新建是满足内部合法性的要求，而Anderson与Gatignon(1986)的研究强调的是外部区域背景差异，更加注重的是投资所在地的外部合法性约束，而并购正是取得外部合法性的有效手段。总之，企业跨区域扩张的进入方式选择受到企业合法性倾向的作用，这一认识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相关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这也正是本文的理论贡献所在。

同时，本研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意义。在企业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的选择过程中，企业应该先审视本身的扩张动机，将扩张动机视为战略分析的重要构成部分，以此作为跨区域扩张进入方式选择的重要依据，甚至将其作为进入后的运营过程中，针对来源于母公司与投资地环境的不同要求而做出适当战略响应的决策依据，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随着本身竞争实力的上升而进行跨区域扩张，考虑到区域间制度距离的存在，具有适当的合法性倾向是保证有效进入、实现有效跨区域扩张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