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垂直国际分工的锁定化风险与中国对外经济失衡形成的内在机制

[摘要]超大经济规模的中国能够出现长达10多年的持续双顺差表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失衡，产生这种失衡的根源在于现行的分灶吃饭与城乡分割相互融合的体制之下，凭借过度压低的劳动力价格与地方政府对GDP最大化的狂热追求使得企业、政府都能够从按照现有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与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短期的最大化利益。从而也使得企业主要是通过引进成套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对技术消化、创新能力缺乏足够的培育与相应的投入，结果企业更多的是依靠价格竞争来提高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与市场竞争优势，致使对外经济失衡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目前对外经济的失衡仅仅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要真正解决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消除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

[关键词]二元劳动力市场　分灶吃饭体制　产品内分工　国内经济失衡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064－08

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应该保持大致平衡，主要表现为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结构和总量基本一致，才能真正保持其经济的健康运行。但中国经济发展则出现了逐年攀升的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与吸引外资规模远超过对外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双顺差。而这种顺差结构与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结构应该是经常帐户逆差与资本帐户顺差组合模式相违背的，战后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标准模型通常假定发展中国家面临双重缺口约束：一是实现预期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数量，国内储蓄难以满足，构成储蓄缺口；二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物质、技术与其他资源数量巨大，而国内的出口能力极为有限，难以通过出口贸易获得足够数量的进口物质，从而形成贸易缺口。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外资流入弥合双重缺口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必然是经常帐户逆差与资本帐户顺差的“逆顺差组合”，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之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实际。但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却不是如此。10多年来，出口规模增加远快于进口，1990－2007年间(1993年除外)中国货物贸易都呈现了顺差日益扩大的格局，顺差累计高达8328亿元，从最初的年顺差几十亿美元膨胀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982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至2006年底，中国非金融领域对外投资存量仅为75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逆差增长则更为明显，例如，从1992年开始，服务贸易逆差便逐步扩张，从最初的每年1亿美元发展到超过90多亿美元。两相比较，致使外汇储备快速膨胀，到2008年6月就达到18088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这种状况自然会进一步加剧对外经济的失衡：一方面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产品销售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其结果必然会增加中国产品与企业遭遇反倾销制裁的概率，恶化对外贸易环境；另一方面则是严重影响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利用，使得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会极大地破坏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那么，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根源何在，是否为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

一、中国对外经济失衡的症结在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

1、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的内在根源。中国的双顺差持续时间之长，世所罕见，也使之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余永定、覃东海(2006)认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而加工贸易型FDI和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支配性地位说明，双顺差已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并认为削减中国双顺差的基本措施就是增加支出与取消一系列有关出口导向性的经济政策。卢锋(2006)则认为双顺差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深入观察则是在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参与国际分工交易成本后，企业与劳动者通过学习和创新发挥出中国资源比较优势和大国规模优势的结果。因此，从产品内分工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角度看，双顺差是中国经济开放成长在一个特定时期国际分工定位形态的产物。

上述论述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国际产品分工的特殊性与现行的特殊经济政策的结合促成了中国当今对外经济的失衡。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揭示了当今经济发展的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任何一种政策的功效如何取决于其与各市场主体既有的利益实现方式的契合程度，但即使是最优的政策也仅仅只能略微调节或影响企业、政府的经济行为选择、利益实现方式，基本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市场主体既有的发展模式。真正能够改变或形成企业与政府追求利益的方式，只能是企业与政府所受到的制度化约束，这就要求我们从内在制度根源上探讨导致企业与基层政府所受到的制度化利益激励而导致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深层原因，而不是仅仅研究经济现象本身。为此，就必要从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寻找制度化内在根源：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之中，出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与解决经济困难的需要，中央对各地方推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其核心就是将各地方发展经济的成就与其可支配的财富内在地挂起钩来，即创造的GDP数量越多，其能支配的财政收入就越多；否则，支配的收入就少，官员个人与当地居民所能获得的报酬也少。这种制度就从利益激励设计上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同当地官员、居民的福利内在地联系起来。自然，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既能给当地带来更加丰厚的经济回报，也能给上一级政府贡献更多的财富，使得这些地区的官员更有可能在官阶晋升方面取得优势。这种以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为单位的分灶吃饭体制，事实上将每一个行政区都变成了市场化的利益主体，致使其一切政策与措施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规模的GDP以获得最大可支配的财政收入，而官员晋升的概率与幅度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出轰动的政绩，就存在一种内在的追求GDP高增长的激励，从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因此，地方官员为了能在地区竞争之中拔得头筹，不同地区或部门之间不可避免地会采取各种各样的“以邻为壑的手段”，给他人制造更多成本的同时，却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效益。这种作为直接导致了在当今中国最为典型的形形的地方保护主义，结果便是地区分割与诸侯经济，每一个行政区域都相当于一个独立的工业园区化企业，地方政府则是这个企业的直接经营者。这一企业以土地、优惠政策为资源，以资本为客户，以GDP为营业额，以地方财政收入为利润。自然，各地都会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而对许多地区而言，最大的比较优势便是廉价而丰富优质的劳动力。这就使得技术与资本进入门槛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最优选择，土法上马，并能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而地方官员任期的时间限制，促使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能使GDP与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产业与扶植相应的企业。自然，几乎每一个地区都以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这一最大的比较优势作为基础，采取大致相同的发展经济的措施与产业选择，致 使各地区产业结构高度趋同成为一种必然。如今，中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90％，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直接后果。

宋海林(2005)经过计算得出全国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情况，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97.7％；而以1992年全国工业净产值的部门结构作为基期标准所计算的全国各省市区的工业结构的相关系数(即相似系数)，结果是在所统计的28个省市区中，除地区特有的资源型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的山西、黑龙江和云南三省外，其他省市区和全国标准结构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其中相似系数在0.9以上的省份有17个，占省区总数的60.7％。如果剔除地区性特有的资源产业部门后进行部门比较，则相似系数不足0.8的只有云南省1个，超过0.9的达25个，占省区总数的89.3％。全国几乎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高度趋同，且这种趋同又与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结合，必然导致日益膨胀的地区性生产能力与产品供给难以依靠本地区的购买力完成产、供、销的顺利循环，需要寻找越来越多的产品销售市场，这一销售产品的市场各地区几乎都只能锁定国外市场，尤其是已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市场。这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使得各地区成为相互分割与封锁的区域性市场，导致一个地区生产的产品到其他地区销售存在着很多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化进入壁垒，诸如不少地区设置了隐形的本地产品办公室，其主要功能就是促进本地产品的销售。甚至直接颁布政府的红头文件强制性地要求本行政辖区的企事业单位、个人购买一定数量的指定产品；若完不成任务，就需要从工资之中直接扣除。同时，还直接运用行政手段，打击外来产品的销售，具体手段有禁止销售、频繁的检查与罚款、拒绝发放许可证等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自然，消化这些行政壁垒的成本对许多企业来说，是难以承担的，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分割的独立行政区域化市场。难以支撑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日益膨胀的地区性生产能力扩张，促使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寻找可资利用的产品国际化销售市场。

2、非市场手段严格控制生产要素的价格以促进出口增长。这是因为相互封锁的现实存在，导致各地区的产业发展与企业利润的获得必然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即商品贸易顺差是现行经济结构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地方官员达到促进GDP快速增长的最优路径。而对地方官员来说。最为简单与最快捷的提高GDP办法便是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并从事最能快速见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符合技术、资本短缺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客观实际。当然，吸引外来投资的先决条件便是能让这些资本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但在现行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为资本提高利润率的基本手段主要是降低资本经营所需要的各种要素的价格，其中地方政府能控制的主要是土地与不受户籍保护的外来农民工以及可以间接影响的银行发放贷款的规模、条件与贷款对象选择。在现实生活之中，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基本上都对资本提供远低于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与措施，诸如土地超低价格，甚至是零地价，以及对资本压低、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的默许，甚至公然支持，直接动用警察等强制力对农民工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活动进行弹压也不鲜见。这也使得目前各地的农民工工资标准基本上都是以当地城市户籍居民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最高追求目标，即使是如此低下的工资水平还经常被拖欠与克扣。48.1％的人有过出门打工但拿不到工资的经历，其中30.6％的人有100－1000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5.7％的人有1000－5000元的工资没有拿到，1.6％的人有5000元以上的工资没有拿到，全国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逾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成本。司法解释规定无故拖欠者仅需交2.5％的罚金，显然无法弥补农民工讨薪的成本，即使是国家总理参与到这一支讨薪队伍，也丝毫没有改变既有的拖欠格局(黄兴年，2006)。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降低资本的经营成本，使其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便其可以快速扩大生产规模，促进GDP的增长。

二、国际化的产品内分工导致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定时期具有必然性

产品内分工的国际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整则为中国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刺激出来的巨大生产能力以及其产品销售奠定了市场基础。因为两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将其所谓的夕阳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周家，中国沿海地区则为主要聚集区，这也是如今沿海地区能成为世界加工厂的关键原因所在。而产业转移方式既有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资本、技术与生产设备的整体性转移，也有以委托加工方式给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具体生产商发放订单的形式进行产品内分工，其目的在于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以提高市场竞争力。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与诸如中国之类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模式，当今主要的分工形式就是中国企业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的企业提供定单、设计或技术，这也使得加工贸易在中国外贸顺差之中贡献了最大份额，也是现行产业结构能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这也使得诸如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一种全面降低成本的产品内分工需要，而中国劳动力的廉价与工业体系的完整成就了中国的巨大双顺差。具体情况见表1。

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外贸顺差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而这种长期顺差的经济基础则在于中国拥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廉价优质劳动力的结合，使其较其他国家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例如，从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纺织业结构要素分析便可了然。从现象上看，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尽管这些优势一年不如一年，从1992年的10.05几乎是直线下降到2001年的4.82，每年平均下降0.523。

纺织业的竞争优势源自何方?关键是非市场化手段严格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国纺织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其拥有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极高劳动效率和众多的知名品牌，而主要在于其利用极为丰富廉价而又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严格控制人力成本，使之在产品生产成本中仅占极低的比重，不到1／10，从而使其能比其他国家的企业更为便利自由地利用价格竞争手段，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获得市场优势。这也是发达国家的专业产业与市场定单更青睐中国企业、产品的内在根源。这种竞争优势的制度基础在于现行体制对城乡、地区分割的居民户籍控制，地区市场的相互分割所带来的企业信用水平低下与对外出务工人员权利的极度歧视，致使从业人员根本没有任何正常的渠道与制度化机制来根据劳动效率提高的情况要求正常地增加工资。一旦工人不能忍受过低的工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环境，被迫利用罢工、集会等地方政府反对的方式要求增加工资与改善待遇时，必然的结果就是此举被认为是破坏社会和谐与扰乱社会稳定的不法行为，只能是工人屈从于政府的强制性措施，不得不继续接受极不合理的工资待遇与恶劣的工作环境，工厂主依然可以我行我素，甚至会变本加厉。这样的制度环境使得 企业能比较便利地采用多种手段，自然包括一些非法手段，诸如扣压工人身份证与武力控制等人生限制措施，使工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用脚投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而使资方能随心所欲地采用一切手段严格控制工资的合理上涨，从而导致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法律规定的水平之下，甚至比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还低，致使工人根本享受不到工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在“珠三角”地区，近20年来农民工的工资仅上涨了168元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工资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而且在改革开放近30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年增长速度基本上都维持在10％上下的高水平上(时寒冰，2007)。但如此高的GDP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并未推动工资水平的应有增长；相反，劳动力报酬在GDP之中的比重却是持续下降的，从1989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16％，迅速下降为2003年的12.57％，这一下降幅度基本上是与城市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下降速度相一致的。但同期美国职工工资总额却占47.9％，即使是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大多在20％上下浮动，极少有国家如中国一样：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仅略高于10％，而资本所占份额却接近于90％(常凯，2007)。

哈佛大学部分经济学家以墨西哥、加勒比海国家和中国沿海地区生产出口的两种大众化产品(牛仔裤和T恤衫)为例，通过详细分析比较其价格构成的数量结构，说明劳动力成本在中国纺织品市场竞争优势取得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见表3)。墨西哥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牛仔裤，从FOB出口价来看，中国比墨西哥每件服装低1.21美元，但在进口时，中国每条牛仔裤要缴纳1.8美元的关税。因此，从到岸价来看，中国产品成本反而比墨西哥产品高0.59美元／件；此外，由于墨西哥产品的平均交货期仅为4周，而中国高达11周，中国产品的库存成本约为墨西哥的3倍，仅库存成本和风险一项，每条中国牛仔裤就比墨西哥产品高0.29美元。因此，从总成本看，每条中国牛仔裤比墨西哥牛仔裤高0.88美元：可是，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中，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基本上已经超过墨西哥产品，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企业能比墨西哥企业有更为自由地控制劳动力成本的方法与手段，从而有更大的成本压缩空间，更有能力进行价格竞争。当然，其他产业也如纺织业一样，从而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更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这也奠定了中国外贸顺差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对外经济的失衡仅仅只是国内经济失衡的一种表现形式

地区性的市场分割使得生产能力集中的沿海地区提供数量庞大的产品在国内缺乏足够的市场支撑，促使其更进一步依赖国外市场，而优惠的外资政策、汇率低估则进一步提高了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不断加大出口力度奠定制度基础。早在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0.458，目前更高达0.46；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有继续扩大之势。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增幅比2004年提高1.9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增幅回落0.6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为3.223:1，高于2004年的3.209:1。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进城打工的众多农民工，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一个家庭之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但其工资收入在10多年基本上没有增长；更加上企业主对打工农民的工资克扣与拖欠现象极为严重，年拖欠工资数量逾1000亿元，超负荷与超长时间的劳动使得广大打工农民受工伤、职业病困扰，致使农民打工的沉没成本极高，不少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从而使得广大农民的收入增长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例如，南宁市马山县农民工到海南省东方市一金矿打工。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在对其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在拍片检查的348人中，确诊矽肺病152例，检出率竟高达42.22％。专家按照这一比例测算，马山县曾去海南金矿打工的2000多名农民中，矽肺病患者至少有400人以上，这些村屯堪称“矽肺屯”。而大多数农民工患病后，往往只能回家乡等待、听天由命，虽然有的也自筹经费进行医治，但是由于这种病往往病情复杂，见效慢，很多患者最终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过早病死。广西横县广龙村农民工群体性罹患尘肺病被发现证实之前，该村每年有3至5名尘肺患者过早病死。但资方与当地政府、劳保部门均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补偿。

目前，农民工中职业病潜在患者超过2亿，媒体报道的工人过劳死、工伤事故死亡每年超过10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黄兴年，2006)。诸如此类极为普遍的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在现行体制之下基本上只能南农民自己及其家庭承担。这就是当今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必然要面对与考虑的沉没成本，不仅对农民工自己产生无穷的后患，还会祸及父母与子孙。劳动收入过低与打工沉没成本高企，更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同时，这种情况也进一步导致了整个社会需求的萎缩，主要表现为中国农民打工者主要集中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唐环渤海经济区等消费水平高的地区，只有节衣缩食才会略有节余以养家糊口；而广大农村地区的留守人员主要是老弱病残幼等缺乏必要的生产能力，主要由外出的打工者供养，购买力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压缩，结果便是整个农村地区对现代工业品的购买力极为有限，远落后于中国日益膨胀的现代工业品的生产能力。这两种情况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广大农民排除出现代工业品消费市场，自然，仅仅依靠数量有限的城市居民是根本无法支撑中国目前巨大的产品制造能力的，迫使更多的企业不得不采取一切办法出口产品，而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不得不采用价格竞争作为最基本的竞争手段：极为廉价的劳动价格以及优惠的外资政策自然会吸引数量可观的外资到中国进行投资以降低其生产成本，这也使得到中国来的外资主要是进行绿色投资或者将定单承包给中国企业以进行加工贸易；汇率低估则更进一步降低了出口产品的成本，使得从事出口的企业有利可图。这也使得中国能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双顺差，对外贸易依存度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高。例如，中国外贸总额在短短16年里，从1千亿美元增长到1万亿美元，而外贸依存度的“进出口总额与同期GDP之比”也一路飙升。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至20％之间。而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15％左右的外贸依存度一路攀升，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2004年外贸依存度达到了近80％。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张桂林，2005)。

因此，只要二元户籍制度与分灶吃饭体制继续二位一体地运行，中国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化垂直分 工的成本就会远低于其他大多数国家。就能够获得比较可观的利润，国际收支结构的双顺差就会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必然，甚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即使优惠的外资政策与汇率低估被完全取消，也会依然如此。这种模式会导致企业与地方政府缺乏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更习惯于引进成套设备以扩大生产。因为具有任期限制的政府官员的短期利益最大化追求方式必然会从政策与资金支持上根本无意于从事投入大、见效慢的技术学习与开发利用活动，更多的是直接引进市场运用早已成熟的成套设备与专有技术，根本不需要承担技术开发与试验的巨大风险，却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取得丰厚的回报。这也使得企业有足够的动力去引进技术成熟的成套设备、生产线，进行见效快的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方面的开发，而不是开发创新型的专利技术。这在我国的2004－2005年的技术引进方式之中表露无遗，在对外开放的30多年基本如此。始终如一的特点就是企业对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引进的规模不断加大，重复引进与反复引进的现象极为普遍：而对有助于提高企业自主开发与技术学习能力的专利技术引进则积极性有限。

同时，企业也缺乏对技术开发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导致不少企业根本没有技术开发的人才与相应的能力，生产产品主要依靠模仿，所需要的技术与设备则依靠引进；而从事技术开发的企业则更多的是将资源用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的开发。例如，2006年国内专利的申请和授权总量分别为47.0万件和22.4万件。而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量为2.5万件，较上年增长21.1％：从专利类型的分布看，国内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所占比重仍然最低，分别为26％和11.2％。特别是国内发明专利的授权，在三类专利中比重偏低的状况多年来没有根本性改变。2006年，国外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占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4.1％。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企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仍然高度依赖国外技术，甚至有可能导致众多企业与相应产业被垂直化的产品内分工锁定在低附加值的产业与产品的生产上，成为跨国公司的长期廉价打工者。

因此，中国对外经济失衡只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目前推行的地区分割性财政分灶吃饭体制，消除以及由此导致的地区性经济发展失衡、城乡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对外经济的失衡问题。具体措施应该是从税收减免、政策扶植、财政支持与资源自由流动等多方面转变企业与基层政府追求利益的方式，即让其能够从技术进步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方面获得的收益超过依靠控制劳动力价格与增加要素投入作为主要牟利方式所得到的收益。为此，就需要真正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落到实处，即明晰科研资源与企业产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便让企业、事业单位及其研究者个人能从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获得个人日益丰厚的垄断收益，而不是让技术创新活动仅仅成为一些官员、机构追求个人短期利益的手段与装饰；同时，给予企业、个人的技术创新以更多的物质与政策支持，并对较为先进技术的产业化提供更多帮助与市场化经营环境以及良好的制度保障。使得真正从事原创技术开发与产业化经营的企业、个人有利可图，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技术的开发与产业化之中，促使技术开发与企业、个人收益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产业结构升级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层次提升就会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中加速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