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2012》的救赎观

［摘 要］ 灾难片《2012》里蕴含着两种人类能够救赎的观念，一是希腊式的自我救赎，超自然的不可控力虽能支配人的命运，但人不应悲观绝望，而要有幸福的期望，强调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为。一是源于希伯来宗教文化的道德救赎，其对救赎的认识更多地倾向于宗教伦理，即人要真诚信仰上帝，依靠上帝的力量渡过难关，影片中表现为对亲情、友情等伦理性情感的维护。这既是灾难片关注人类发展的体现，又是西方电影文学受希腊、希伯来文学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灾难；救赎；爱

电影《2012》发行以来，票房口碑俱佳，并持续拉动图书市场关于末日和玛雅文化方面图书的畅销。在民众惊恐地对末日进行试探性地了解的同时，我们更应理性思考人类在地球中的位置和作用。为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电影《2012》在给我们叙述一个惊天动地的大灾难的同时，其中蕴含的人类自我救赎的隐喻：依靠科学技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反抗灾难是人自我救赎的重要途径，而爱才是救赎的关键。

一、救赎的前提

影片《2012》中表现了无数苦难的场面：地震、火山、陨石雨、飓风、冰雹、海啸，但无论是洪水滔天还是大地陷落，无论是陨石纷降还是建筑破裂，人都是灾难的承受者，都在尖叫与无助中呈现出了自身的软弱。

文艺复兴以降，人类以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居，造就了辉煌的现代科技文明。然而近年来，人类频受灾难袭击，地震、海啸、暴雨等极端天气轮番上演人间悲歌。再加上不断发生的诸如SARS、H1N1等流行疫情的出现，人类的软弱再次显现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背景之下。正如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①自大的人类往往骄傲地宣读哈姆雷特王子对人的赞美而忽视对人生命脆弱的警示，直到灾难降临才惶惑不安，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的渺小和脆弱得以充分展现。

人类居于地球，灾难是人间司空见惯的一种处境，文化上表现出个体或群体被至高者(上帝、神)抛弃、疏离的一种“边缘状态”。灾难可能是战争的破坏，国家和信仰体系的毁灭，或是疾病的创伤，过早地死亡，巨大的肉体痛苦乃至精神上的折磨等不一而足。“苦难意识与受难主体的文化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②由于受难者的文化观念不同，对至高者的形象的理解迥异，由此表现出各式各样的苦难意识。宗教、哲学、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对人生的苦难极为关注，并从各方面加以解释、阐发，电影对苦难的揭示尤多。

人的痛苦也是和哲学思想的难题。对于痛苦的经验，古代的人有不同的反映：或否认、避而不谈；或认作宿命而匍匐在命运脚下；或在“及时行乐”思想的指导下追求物质欲望而忘却人的精神实质。“基于，《圣经》找出了一个新的路线，它一方面充分地描述人们的痛苦――甚至极端的痛苦――，但它不让人彻底感到绝望。”③

吕西安•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说：“关于人类的行为总是具有意义结构性质的”，“对此只有通过遗传研究才能理解并作出解释。”④诚如学者周保欣所说：“苦难观念的形成，既是经验世界给定人们的一种文化接受，同时也是与人们所处的固有文化意义结构密切相关的，或者说苦难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文化对苦难叙事形态的决定力，就在于它是作为具有‘遗传性’的共同精神，影响着人们对苦难起源的理解、苦难过程的体认以及处理苦难的情感和实践方式。”⑤

影片《2012》中，以玛雅人预言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人类将遭遇灭顶之灾为背景，以主角杰克逊和前妻自我的救赎为主线，在其渡过重重艰险实现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展示了在苦难面前人的软弱与惶惑，从而说明灾难题材的电影也是关注现实、人生的艺术形式，其目的也是构建美好的人类社会蓝图。

二、两种救赎的内涵

片中灾难镜头上千，这既是商业电影吸引观众眼球的噱头，也是其救赎主题的铺垫。电影剧情是据玛雅人预言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人类将遭遇灭顶之灾。届时各行星排列成一条线导致地球内部的能量失衡，影片从浩渺的宇宙太空开始，通过几个行星的遮蔽和爆炸给人以未知的恐惧和期待，进而将叙述的重心放到了现实人生。既然灾难已然预定，且会带来空前的破坏力，按照玛雅人的说法现世文明会付之一炬，继之而来的是新天新地。脆弱的人能否得到救赎是观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须把影片置于西方文化背景中来理解救赎的含义。

众所周知，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是西方文学的源头，希腊文学给西方文学以浓重的人本色彩，而希伯来文学留给了西方文学深厚的神本意识。然此二源文化对救赎的理解却泾渭分明，前者主张积极进取去反抗命运，而后者强调全心全意领受神的意志。

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腊神话中的人神性情相通，二者的区别在于神可长生不老，而人的生命有限。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生命价值的体现是每个人都积极思考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各式各样的灾难，人该何去何从呢？希腊神话提倡人与灾难抗争，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来建立丰功伟业，从而将人向神的位置提升。赫拉克勒斯、伊阿宋、俄狄浦斯等都不是选择听天由命，而是选择一往无前。

古希腊人所认为的不可知也不可抗拒的命运，事实上是人与外界环境冲突的升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均在各自的悲剧作品中阐释了对抗争命运的理解，他们都承认命运这种超自然的不可控力的存在，并支配人的命运，但他们却都不悲观绝望，而是给人的幸福给予深厚的期望，特别是欧里庇得斯十分强调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为，简单地说，希腊文学里宣扬的救赎之道就是自我奋斗。

希伯来对救赎的认识更多地倾向于宗教伦理，即人要真诚信仰上帝，依靠上帝的力量渡过难关。宗教改革时的路德首倡“因信称义”的救赎途径，“得救就是与上帝建立新关系，它的基础不是人所行的任何善工，而是绝对信赖上帝的应许。”⑥为此西方近现代作品中，经常出现人在软弱中与上帝的相遇的主题，人因信仰而能得到上帝的救助或宽恕。西方文艺作品中，经常铺陈挣扎困境，为作品制造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让他们在苦难，在自我形象的崩溃中，得以聆听上帝的声音或得到救赎。

三、救赎的实施

在二希文学的影响下，电影《2012》的救赎观呈现两种状态，一是希腊式的自我救赎，一是靠信仰真善美、靠爱的救赎。前者表现在主人公积极自救，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努力求生存的行为上，此为电影的叙事主线。主角杰克逊得知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后毅然选择自我的救赎之旅，为了救家人他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在不断倒塌的高楼大厦中穿行，在不断断裂的地面上求生路，找到亲人后他们坐上直升机，在地震、火山爆发等灾难中登上各国政府联合秘密制造的方舟，并冒死把卡在链条上的工具拿开，使得大门能关闭从而拯救了大家。

《2012》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表现人之脆弱，然而人类的坚强也正是通过对苦难的斗争来表现的。影片的价值在于张扬生命极限状态下人的理性、道义和人格。证明在严酷的环境中，人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尽其所能为自己赢得人的尊严和荣誉，体现了希腊式的悲壮的英雄主义世界观。当观众看着杰克逊带领自己的家人伴随着火山爆发、强烈地震以及海啸，驾驶一架临时租来的飞机冲出被死神阴霾瞬间笼罩的城市上空寻找生命方舟时，一种崇高感油然而生。

《2012》中依靠信仰而得救则表现在人们自救过程中对道德的坚守上，主要体现在亲情之爱、友情之爱和恋人之爱，此为影片的主题思想，也是影片救赎观的体现。正如《圣经•加拉太书》里所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诚实……”⑦

电影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影片中亲人间的交谈，黑人总统为了尽职责而不愿登上方舟，他给他在方舟上的女儿打电话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不上飞机，你肯定也不会去的，人们有知情权，至少在最后的时候，家人可以互相告别，至少母亲可以安抚自己的孩子，至少父亲可以祈求女儿的原谅。”而一位母亲在登舟无望时对人说：“不用全带上我们，求你带上我的孩子。我是个母亲，求求你了，请带上他们。”即使是反面角色尤里，那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在暂时安全时也默默抚摸着有妻子的全家福照片，并在方舟舱门关闭的最后一刻奋力把儿子托上甲板而自己葬身深渊。

影片道德性救赎观还体现在对友情、仁爱的刻画上。在影片中，主人公和天钦一家、俄罗斯商人一家还有医生等组成了登舟团队，这也是导演刻意安排的一个团队，他们是由不同国家和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意在团结一致、相互关爱面对灾难，正如天钦奶奶所说“我们都是地球的子女”。 艾德里安博士劝各国元首打开舱门时的演说使得这一救赎观升华：“我知道为了保全人类文明，我们必须做出困难的抉择，但作为人类就意味着要相互关心，所谓文明，就是要共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既不人道也算不上是文明。扪心自问，我们真的能看着这些人去死吗?两天前我看到一句话……如果不为他人的利益斗争，这就是没有人性的表现。我们必须让这些人上来。……如果我们不顾别人的死活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孩子交代?他们怎么跟他们的孩子交代?”事实上，审美欣赏与人的本质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和深刻的统一关系，审美实践与人生的目的显然就是一回事！朗吉弩斯曾讲：“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地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在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高耸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人是为什么生在世间的。”⑧两种救赎观在此时融汇在一起，人们在这两种救赎观呈现出的崇高感中感受到了这一抹人性的光辉，因此观众在影片中接踵而至的灾难前升腾起崇高的自豪感，残酷的灾难变成了人类文明薪火相传、代代繁衍的光荣符。

总之，电影《2012》在表现人类在灾难中困厄挣扎的同时弘扬了积极向上的精神，赞美了相亲相爱、团结友爱的道德。这是西方现代电影文学受惠于西方文学传统影响的体现，电影里的救赎观既有古希腊式的自我救赎，又有希伯来文学里浓重的道德救赎的意味，并极力渲染友爱和善这些具有普世化的道德观。这是人们在欣赏过大场面的特技镜头后能够深入思索的问题，也是灾难题材电影现实意义的体现。

注释：

① ［英］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②⑤ 周保欣：《文化视阈下的文学苦难叙述》，《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③ 雷立柏： 《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

④ ［法］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蔡鸿滨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⑥ 张庆熊：《基督教神学范畴：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⑦ 《圣经•加拉太书》，中国基督教协会，第5章22节。

⑧ ［法］朗吉弩斯：《论崇高》，第35章，转引自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作者简介］ 张松林(1979― )，男，河南开封人，硕士研究生，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欧美文学。